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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分布来看，2013年下半年舆情明显高于上半年，全年的网络热点事件数量呈现出先抑后扬的递增趋势。全年出现三次明显舆情高峰，10月达到最高点，究其原因是十一黄金周这段时间以及全国两会时期属于比较特殊的时期，舆情相对处于黄色预警状态。
图0-1 2013年重大舆情事件时间分布
2013年1月第一个公共事件，即是广州《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涉及宣传主管部门与媒体的关系，并发生一些致命的文字硬伤。媒体管理的底线不容挑战，但管理的方式仍需与时俱进。正如《环球时报》评论所言：“《南方周末》的这件事，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的突出例子。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该事件对媒体管理而言，非常具有可参考性。
2月，春节前后网民和媒体关注网络舆情数量下降明显。潘任美事件、陕西神木“房姐”事件、河南义昌大桥坍塌事故虽吸引了媒体关注，但由于后期应对得当，事态未迅速蔓延，其影响力相对有限。此外，月底一则《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桌》的报道引发网民热议，但未对2月舆情指数造成较大影响。相对而言，境外网络舆情事件被媒体频频曝光，香港“限奶令”事件、宝洁遭遇研发管理人才频繁离职等均被国内外媒体报道并引发舆论关注。
3月，受2013年两会议题和央视315晚会质量曝光的影响，舆情数量出现小幅攀升，主要覆盖的行业有房地产、烟草、食品及教育领域。两会期间，食品添加剂、饮水安全、转基因食品、食品保质期标识几个重量级的食品安全问题再度成为人大代表们关心的话题，其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姚克、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和陈君石、四川省副省长陈文华、江南大学副校长金征宇、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等人大代表推动“两会”对食品安全热点话题采取相应的举措，同时对315消费者维权舆情以一定的缓解。“食品工业是个良心工程”这一口号式的说教在3月份再次出现，也反映出食品安全舆情仍处在比较慌乱的状态。
4月，社会重大舆情数量有所下降，三亚海天盛宴事件、凤凰古城收取门票事件、上海复旦大学投毒事件等成为全国网民的关切的话题。另外，29岁小伙用阿里斯顿热水器被电成植物人和三星冰箱再陷质量门等消息影响，引发媒体对家电舆情关注。
同时，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等中央八大重点新闻网站及新浪、腾讯等商业门户网站均在网站显要位置同步推出“欢迎监督，如实举报”的网络监督专区。
5月，京温商城安徽女孩坠亡事件及中联重科财务造假门两个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主要原因是网民和警方的介入使事件发展不断升温。此外，张艺谋超生事件、中储粮直属库火灾事件、昆明PX项目遭遇抵制事件引发舆论聚焦，致使本月舆情数量达到2013年上半年的最高值。
6月，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宗教局委等七部委联合加强对全国救济弃婴和私留弃婴的规范管理相关信息成为社会热点。此外，北京和上海等多个地方的工行、中行于“钱荒”期间系统大面积故障被媒体曝光后，也引发了舆情的小幅波动。
7月，社会热点舆情事件量与上月基本持平。上海电视台《七分之一》栏目集中报道了关于“水龙头的‘铅’阴影”事件引发行业及网民关注。其中，九牧厨卫、高仪龙头铅超标量达到了18倍，乐家品牌铅析出量为173微克/升，超过国家标准5微克/升34倍之多，媒体纷纷针对此事发表评论文章，矛头指向苏泊尔，红麦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监测的数据表明，有66.99%的网友认为有幕后炒作的嫌疑，还有33.01%的网民认为是产业需要转型升级；再加上帅康、樱奇牌食具检出严重超标问题，厨卫行业舆情不断加剧。除上述热点以外，最热的舆情事件还有北京“黑导游”刀逼购物事件、安利消费者减肥猝死事件、四川江油市盘江大桥垮塌、北京大兴摔童案等。
8月，我国政府加大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击力度空前、手段凌厉、影响甚广是当时互联网治理的主要特点。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在内的多名高管涉严重违纪相继被查、广东省原科技厅厅长李兴华落马、广东移动总经理徐龙等一大批高管被查。
9月，继举世瞩目的薄熙来案一审宣判之后，陕西“房姐”龚爱爱案（24日）、“高铁一姐”丁书苗案（24日）陆续开庭，北京大兴摔童案（21日）、河北王书金强奸案（27日）等相继宣判，沈阳刺死城管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25日），更使得司法公正成为空前集中的舆论议题。
10月，伤医案频发凸显医患冲突加剧。患者花再多的钱也达不到治疗效果的抱怨，再加上“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依然存在，加剧了患者的不满情绪。据中国医师协会盘点资料显示，伤医事件按时间顺序依次有：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发生粗暴打砸事件（17日）；辽宁奉天医院患者六刀扎医事件（20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生被打受重伤（21日）；湖北黄冈市中心医院发生伤医事件（22日）；浙江温岭患者行刺医生致1死2伤案（25日）；江西南昌第一医院发生护士被歹徒劫持事件（27日）等数起伤医事件。因此，有必要加强医患沟通，增进彼此之间互信互谅。
11月，媒体热议设立“婴儿安全岛”问题，引发公众讨论，有人认为，设立“弃婴岛”是对救助的承袭，是人性底线兜底，是对生命的尊重，是文明细节的进步；还有人认为，“弃婴岛”绝不是鼓励弃婴，设“弃婴岛”后弃婴骤增是正常现象。
12月，虽临近岁末，中央反腐行动丝毫没有因年终而歇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刚、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等被查，一批严重违纪的“老虎”和“苍蝇”被查出，反映出2013年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无论从涉及人数、层次、成效上都前所未有。有专家认为：“果断打虎，大快人心。但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惩治对权力行使者形成的强有力震慑，对强化权力制约监督、确保领导干部秉公用权的推动作用，这才是有贪必肃的核心价值所在。”
红麦舆情通过对2013年全国各地的网络舆情热点统计发现，舆情主要集中在华北、华南、中部、西南一带。除全国性以及跨省的舆情事件外，2013年我国各省市中北京和广东与往年一样继续保持舆情事件高发省份地位；其次是相对集中在山东、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且人口稠密的沿海城市；再次，省份舆情排名居后的主要分布范围在我国吉林、新疆、青海等偏远人口稀少的城市。
图0-2 2013年重大舆情事件地域分布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反腐决策中心，其舆情热度不断看涨。在全国人民的心里，这里是社情民意公平对待和伸张正义的地方，这里汇聚着众多的国家领导人、网络意见领袖、中央级媒体和舆情监测机构。一旦形成突发舆情事件，就会出现大量媒体抬升舆情热度。例如，北京金水桥爆炸事件、首都机场爆炸案等事件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扩散，并很快引起全国人民关注。
当前，北京已步入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关键期。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全北京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毒品犯罪一审案件1190件，同比下降5.7%；审结1170件，结案率达98.31%。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1587人，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至死刑的61人，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203人，重刑率为16.6%，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6.2个百分点。2013年，北京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履行执纪、问责、把关职责，严肃处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547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23人。这些反腐数据，起到了舆情警示作用
。与此同时，首都舆情工作还面临诸多挑战，诸如劳动争议、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仍是公众关注的议题。
自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由于人力成本不断增加，“用工荒”、“招工难”的现象从珠三角向内地省份蔓延，2013年广东市劳动市场吸引力不足，全年普通劳动力市场的招人倍率平均为1.4，企业经营管理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劳动者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与企业之间的劳务纠纷开始逐渐增多，由此引发的群体事件也相应增多。据广东省消协数据显示，在24类商品和服务大类投诉中，家用电子电器类、电信服务、互联网服务、生活社会服务类投诉量居前，各项领域占比分别为52.24%、18.09% 、15.67%、14.00%。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产品投诉最多。
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拥有《南方周末》、《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100多种媒体，开放程度较高，对当地的各种事件报道力度较大且效果显著，充分发挥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优势，在网络问政和舆情搜集方面取得新成效。例如，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医疗卫生问题方面，与网民互动坦诚相见，没有官腔和倨傲，借助新媒体大大缩短政府和网民之间的距离。在这种环境下，广东普通民众的思想观点相对开放，这无疑给广东地区热点舆情信息总量的提升创造了先决条件。
2013年，广东省纪委计划和省直部门建立涉腐涉纪舆情收集协作机制，以诚恳的态度与网民交流，自觉接受全社会舆论监督。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并组建网络舆情信息员队伍，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应对涉腐涉纪突发舆情，既防止网上失语造成网络舆情扩散和失控，又防止时机不当反使信息发布成为炒作话题。
广东作为一个改革开放最早的特大型人口流动省份，当地居民消费指数都相对排前。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人幸福感的差距较为明显，当地存在社会不公正导致失衡心态和阶级分化问题往往容易诱发群体事件。广东增城新塘事件的“泄愤”体现了参与者长期以来饱受外来歧视而积累的怨恨情绪。因此，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对建设幸福广东具有重要意义。
提到广东，很多人会想到超前发达的经济特区——深圳。2013年，深圳康泰乙肝疫苗疑似致死事件、迅雷病毒事件、深圳景轩酒店高价拍地事件等占广东总舆情事件的三分之一。
2013年，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山东省政府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积极探索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社会建设。胶东在线、大众网、鲁网等当地媒体还有效发挥了网络舆情监控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舆情应对策略。
2013年，山东为追逐“蓝天梦”，还人民群众一片蓝天，山东省政府专门实施《山东省2013年—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山东省环保厅积极探索建立快速反应、及时处置、公正处理的环境信访舆情执法联动工作机制，高效率、高质量地解决群众关心、媒体关注的突出环境问题。
在环保舆情监控体系的建设方面，山东济南、青岛、威海、潍坊等各个环保系统打造了一个新的环保预警监测站，把环保舆情工作放在首位，构建一系列联防联控机制，为了解舆情、互动交流，就当前网络舆情应对工作面临的形势，专门开通政务微博进行信息发布。
此外，通过红麦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数据发现，山东各地方依法行政和舆情处置仍存诸多质疑。其受行政体制权限的控制，处置速度较慢，监督力度不够，也凸显出山东省舆情管理体系还存在薄弱环节，行政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强。例如，山东菏泽城乡建设局城司机上班打牌事件、陈宝成抗拆事件、山东济南住房公积金“挤提潮”等事件，以及存在基层干部贪污受贿、民间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等新型犯罪。因此，加强山东基层法治宣传，建立司法权威，是当务之急。
在全国高度重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在改革上大胆突破、主动探索、形成改革的先发效应。上海作为首轮创新型城镇化驱动城市，据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对外发布的“2013上半年上海金融景气指数”报告显示：上半年其发展度指数达3076点，较2012年末增长8.4%。同时，景气度的增速指数达到1084点，显示出上海金融景气度较高。
随着上海城镇化建设速度的加快，交通改革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上海出租车预约费、上海地铁的逃票问题、地铁车厢内吃饼或将被罚等一系列事件出现，并引发舆论热议，成为2013年网民关注的焦点。
交通拥堵已成为典型的社会病之一。据红麦舆情调查显示，有21.50%的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公交舒适度，引导更多的人使用公共交通”，其中20岁以下、男性受访者所占的比例比较高；21.25%的受访者认为“平衡城市发展，改变单中心结构”，其中40-44岁、女性受访者所占的比例比较高；21.01%的受访者认为“完善路网结构，加强微循环道路建设”，其中20岁以下、女性受访者所占的比例比较高；19.95%的受访者认为“说不清”，其中20岁以下、男性受访者所占的比例比较高。
从18个行业分布来看，服务业、制造业、教育业、能源行业、房地产行业、化妆品行业舆情在2013年表现渐露峥嵘，不同的行业舆情事件分布明显存在差异性，且以负面舆情为主。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质量安全、人力成本、非法经营、违规操作等方面，其中我国服务业成2013年度网络舆情焦点，占比29.81%；其次是制造业，占比25.96%；再次是教育行业和能源行业舆情占比分别为9.42%和8.85%。房地产行业和化妆品行业舆情占比相对持平。另外，建材装饰行业舆情垫底，仅为0.38%。
图0-3 2013年行业舆情热点排行榜
服务业自身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混合产业”，既包括酒店、旅游、餐饮、交通等劳动密集行业，也包括医疗、电商等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据红麦舆情统计，2013年有关服务业的舆情155条，占行业舆情总量的29.81%。其中，医疗、酒店以及旅游三类发展较快的服务行业舆情量，占服务业舆情的九成以上。2013年服务业里面伤医舆情事件明显增多，达到68件。其中，对医院护士、医院医生的舆情量是2012年（8件）的8倍之多。伤医舆情事件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上海、陕西、湖北、北京等地。例如，浙江温岭“10·25”伤医事件、湖北黄冈中心医院发生伤医事件、北京安贞医院四护士被打伤入院等医院暴力事件。有学者认为，在医疗技术上的信任危机，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把就医看成“消费”是伤医事件频发的关键。业界对医疗行业问题的高度关注，有力地体现了公众对“医疗暴力零容忍”情绪。
针对“医闹”和暴力伤医事件频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于2013年10月22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采取措施预防和减少发生在医院的事件，并派遣警务室进驻医院，维护正常诊疗秩序，使医院的安保工作不断升级。
近年来，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服务行业的发展，据2013年度重点服务行业质量监测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6.1%，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动力，但中国服务业质量发展仍存在三大问题。从实践现状和格局来看，中国服务业顾客满意度情况不尽人意，平均顾客满意度低于第二产业，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众多社会因素使制造业舆情遥遥领先其他行业，其中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包括网友曝光肯德基后厨黑幕、吉野家被曝餐具基本不消毒废弃米饭重上桌等事件，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其中上海松江死猪事件、央视曝云南抚仙湖瘦身、河北沧县“红色地下水事件”、广西贺江水体污染事件等问题。另外奶粉行业问题比较多，其中舆情事件主要有新西兰牛奶含有毒物、香港“限奶令”事件、河南泌阳一小学定制学生饮用奶状若豆腐渣、花生奶已过期、经营者自改生产日期等事件。
因此，食品安全形势的根本好转还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仅靠加强检测，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有大家一起加强食品的监管，从商家着手，制作放心食品，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对食品制作过程进行严格的把关，建立一套完整的食品安全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食品安全现状。
在关于国内食品安全事件高发的主要原因中，搜狐网在线调查显示：30.56%的被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食品安全监管不力，执法力度不足”，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中的“被动执法”现象普遍，“懒政”和不作为的现象严重存在，还存在多头监管，容易造成许多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推卸责任，同时还有个别地方监管与创收挂钩，造成执法腐败；27.73%的被受访者认为政府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遇到法律适用难题，难以定罪量刑，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21.42%认为原因是“缺乏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安全标准的制定”；其他原因仅为20.29%。
对此，要遏制国内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多发态势，必须要完善食品安全监管问责机制，改变目前食品安全多头监管的模式，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发挥群众举报作用。
另外，在新媒体形式不断出新与冲击的环境下，我国的传统印刷收费报纸也将会受到免费报纸及网上阅报的冲击。目前，印刷业从高速走向中速，还处于中速增长的时期。印刷产业的转型调整，其实都是“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很多印刷企业正面临成本压力问题，利润越来越微薄，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行业正在经历印刷设计、形态、质量、增值服务等一系列剧变。传统的印刷行业的发展速度连年处于低迷状态。
2013年，能源企业负面舆情事件可分为政策导向、安全事故、企业违规、网络传言、薪酬福利等类别。“成品油新定价机制推出”、“发改委否认天然气涨价”、“中石油四高管被查”等能源政策和央企反腐话题事关公众的切身利益，舆论热议安全事故和违纪违规占比较多。
从数据统计来看，中石化、中石油仍是能源企业中“中枪”最多的，其负面舆情事件多达近百条，部分负面舆情的生成是由“话题转向”导致而成。例如，中石化“解约门”、中石化“油品标准门”、中海油“高管艳照门“等事件均在社会各界引发石油化工行业“地震不断”，企业的初衷是好的，但公众的讨论习惯上增加了”弱势群”、“高油价”、“垄断体制”等敏感词汇，致使舆情向着对企业品牌不利的方向发展，给企业美誉度和关注度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此外，在国家大力监管下，我国的大型国有煤炭企业业务普遍呈现多元化发展，经过多年不断的努力，全国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状况不断好转，但依然不容乐观。各地方煤矿矿难仍时有发生，并且出现不同程度的瞒报现象。从事件性质而言，煤矿安全事件出现人命的数量较容易招致群众的指责。2013年，山西、山东、辽宁等地连续发生煤矿透水事故：安徽桃园煤矿“2·3”透水事故、湖南新化“7·24矿难”谎报事件、山东严肃处理章丘埠东粘土矿“5·23”重大透水事故、山西平定“7·31”透水事故、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正升煤矿“9·28”透水事故等事件均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舆情热度居高不下，这使煤矿安全舆情监测任务依然严峻。
学校一直与社会相对独立，氛围纯净。根据红麦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数据显示，在2013年影响较大的49起教育舆情事件中，不当行为类事件占20.41%，恶意事故占比18.37%，坠楼事故以12.24%的比例占第三位。影响较大的学校教师行为不当引起的舆情事件主要有：人大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被查事件、湖北教育厅购买盗版新华字典事件、海南万宁校长开房事件。
频繁爆出的教育舆情事件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态度，使得教育行业再度成为公众热议和焦虑的社会问题。对此，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建立健全学术不端行为预防查处机制和青年教师师德考核档案，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引导高校青年教师自觉抵制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倾向，静下心来倾心育人、专心治学的言论，得到媒体和网民一致好评。云南网友认为，学校安全工作三大重点：第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管理责任；第二，加强督查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第三，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汉语引发的“母语危机”的事件有中国人民大学将大学汉语课“由必修改为选修”的事件，并在互联网上引发被热议和质疑，新秦调查网数据显示，有49.14%的网民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母语教育课程，另外24.94%的网民认为“没必要”，而认为“无所谓”的占比25.92%。女性受访者所占的比例比较高。
同时，与“母语危机”遥相呼应的是关于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的讨论。公众讨论的是，英语四级考试要不要与学位挂钩？腾讯网调查数据显示，有29.85%的受访者认为“个别学校擅自主张四六级与学位证挂钩”，其中20-24岁、女性受访者所占的比例比较高；26.97%的受访者认为“我不关心此事”，其中50岁以上、男性受访者所占的比例比较高；21.89%的受访者认为“四六级考试比较重要”，其中20岁以下、女性受访者所占的比例比较高；21.37%的受访者认为“四六级与学位证是否挂钩都无所谓”，其中20岁以下、女性受访者所占的比例比较高。
每个舆情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是有信息源的传播就能快速地传递给社会大众，还需要经过个别关键节点“二传手”，因此本书对2013年舆情事件传递过程中关键节点做了一些梳理，结果呈现如下。
图0-4 2013年重大舆情热点载体分布
从图0-4可以看出，在舆情传播节点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新闻网站、各类报刊、微博、电视（视频）媒体、论坛。其中新闻网站占到了总体的38.37%，主要是这类网站本身具有官方报纸为依托，吸聚的眼球相对较多，再加上本身的社会公信力较高，因此很多事件的信息“元文本”经过这些网站的转载可以很快进入其他社会主流媒体。其次是都市综合类报纸，占比为23.94%，由于属于传统大众传媒，我国的都市报基本为区域性报纸，其影响力在不同城市地域也有所不同，报社记者所采写的新闻报道具有深度、原创、专业、追踪等优势，大大拓展了都市类报纸的生存空间。如果再通过自己的官方网站进行传播，很容易引起其他网络媒体的“二次传播”，很多大的舆情事件都是经过都市类报纸的介入影响整个社会舆论的。
再次是微博、视频、论坛等自媒体，虽占比相对较少，但由于自媒体自身成本较低、文字简短、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很容易被网民接受，同时通过微博还可以随时了解社会热点新闻，还可以观察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的生活点滴以及心情状态。
与此同时，自媒体还有力地打击了不少官员涉嫌违规行为，为反腐提供了许多重要丰富的线索。据红麦舆情对2013年采集到的反腐倡廉的有关信息统计发现，自媒体作为首次曝光媒介的比例不断看涨，在论坛、微博、政府官网等曝光渠道中，论坛的表现最为突出，占比18.00%；微博也毫不逊色，占比达到16.00%，辽宁东港市副市长董海涛、聊城官员杜泽勇“艳照门”等都是最先从微博发酵之后曝出。
在每个舆情热点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关涉主体，我们统称为“网络舆情主体”或当事人。从图0-5可以看出，政府仍是最易引发舆情关注的主体，在涉及响应的政府职能部门中，市、县政府最多，占比为48.72%；其次是城管部门，占比15.38%；再次是各级政法机关，占比11.54%。
图0-5 2013年重大舆情的部门分布
就政府部门来说，在2013年滋生了多起违纪违法、公款消费、火箭提拔等事件，这些舆情事件常牵涉省领导、市领导、县领导等，均归属于政府范畴。这三级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范围和工作性质彼此密切，出现舆情时会直接牵涉多个相关部门，而他们之间往往信息沟通不畅，问题处置配合度不足，权责划分不明。因此，无法判断哪个部门在舆情应对上的能力更强或更弱。
2013年曝光的“火箭提拔”事件中，如湖南湘潭市27岁副县长徐韬、湘潭市岳塘区发改局90后副局长王茜、常德市石门县委副书记刘琼等。这些“火箭提拔”的背后被认为是为今后的政治寻租便利条件，是一种体制内权力集体世袭的表现。有网民认为，现在的官员提拔机制已经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由此可见，政府部门之所以舆情事件频发，一方面与上下级彼此利益、工作关系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与部分公务接待、吃喝腐败等现象有关。官员在行使手中的公权力时，一旦没有把控好尺度，便容易成为网络反腐和投诉爆料的对象。
除政府部门外，城管所涉舆情亦是一大热点，其不同于往年的爆发态势是舆情事件数量多、影响大、地域广。英国《泰晤士报》把城管称为“中国地方执法者，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常常会卷入一些公众冲突事件”。英国《卫报》称城管是“一些处理轻微犯罪和无序状态的雇员”。印度媒体甚至称城管“主要的任务就是驱赶街头无照商贩，以及检查各类许可证”。
城管作为新生公权力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类，因舆论对其执法方式的争议及由此导致官民紧张等因素使其被媒体曝光，其中执法暴力事件多有涉嫌违规行为。如邵阳城管回应局长套牌车、湖南临武县城管被曝打死瓜农、延安城管双脚踩商户头部等事件中，城管的介入成为执法舆情热度升温的催化剂。
再次，局、委和政法机关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忽视了社会公众力量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反倒会因为官员的言行不当而引起民众的抗议、因隐瞒信息、不与民众互动而引发争议。正因为局、委和政法机关处理的事件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并涉及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民愤。
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环保部门在处理舆情方面，表现得也不尽人意。例如，河北沧县“红色地下水事件”，就事件本身来说，本来是企业的事情，认真调查即可，却声称：“红的水未必就不达标，红小豆煮出来的饭也是红色”，最后导致自己“落马”。
通过对全国网络舆情热点进行类型划分，学校、医院、旅游景点等成为舆情多发地带；按事件划分为，则恶意事故、安全事故、不当事故、非法经营、质量安全、涉嫌违规等类别受社会舆论关注。从整个舆情领域分布来看，2013年度的恶意事故毫无疑问有领先趋势，恶意事故的频发及各个案例的诸多相似点又重新点燃起人们心中的伤痛。安全事故舆情居高不下，位居第二。
此外，不当事故所占比重大大增强，排名第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损失，亦反映了无论是正面舆情还是负面舆情的发生都具有不可预知性，但舆情的发展往往都有一定的必然性。当然，一些无法避免的自然因素引发的安全事故除外。
图0-6 2013年重大舆情领域分布
政府和企业要重视舆情工作，时时保持好信息的畅通和沟通；发现舆情，立即向所属部门上报，无论是大事小情都要做到“有事必报”；做好搜集研判工作，不搞形式主义，少为利益争夺，减少舆情危机的发生。
红麦舆情通过对2013年舆情案例的分析和梳理发现，在舆情危机应对“招式”方面，各地政府机构和企业得失并存。在日常的舆情搜集与官民互动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试水”电视问政和微博问政，尝试通过微博、电视进行官民互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在一些突发事件的危机应对上，地方政府部门的表现则做得缺少智慧。说到底，仍然保留着“鸵鸟政策”、“土皇帝思维”和“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一些地方官员不但没有看到网络舆情的积极作用，反而仍将网络舆情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这便导致在负面舆情出现时，官员信息不完全公开，问责不到位等情况。其实，从2013年的诸多案例中都不难看出，大多数情况下，充分听取网民的意见，对事件的快速解决有益无害。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应当转变思维，如果行政机关做错了，被人民指出来了，应该认真虚心改正，这样，人民也会谅解。如果不改正，还仗势欺人，将错就错，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从目前来看，无论是面对正面还是负面舆情，多数政府部门难以把控、举措失当，往往采取“躲”的方式来回避媒体，规避责任。事件被曝光后，第一时间发声的往往是新闻媒体和网民，官方则迟迟不见回应，即使有，也是惜字如金、闪烁其词，以时间换取空间，或者干脆对舆论的质疑置之不理；发布会通常找几家熟悉的媒体，念完通稿即告结束，根本不给记者提问的机会。即使接受采访，也只是接受新华社、中新社等机构“国字号”媒体的采访，之后便开始找几家公关公司专门帮忙发稿，尽量减少事件的负面词汇出现，意图用时间来冲淡公众对事件的关注程度。即使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出面表态或对当事官员做出处理，给人的感觉也只是在应付，通常是风头一过，一切便恢复如初。如此应对之策，只是换汤不换药，其处理结果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此外，应对舆情还需有始有终。2013年关注过的多起案例至今仍未得到圆满解决：《新快报》刘虎案至今没有官方结论、广东省原科技厅厅长李兴华落马之后处理情况、山东大连遭举报行政执法局局长蔡先勃问题开展调查情况至今未通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娟“落马”已半年有余，但对于刚刚年过40的女院长胡娟履历的猜测以及教授职称评定仍饱受质疑。不过，2013年已有不少政府机关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探索网上问政的新方式。总之，应对网络舆情离不开网络，而网络问政则是提升舆情应对能力、与时俱进的关键一步，应当充分重视。伴随着我国互联网转型发展不断加快，我国社会舆情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与新趋势。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谣言在信息不透明的背景下不断滋生蔓延，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媒体时代。为了粉碎和抵制网上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为了净化网络环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专门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网络谣言转发超过500次，就构成诽谤罪，这些将促进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和社会和谐稳定。
2013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效果，秦火火造谣事件、陕西神木“财政亏空”谣言事件、中石化“非洲牛郎门”名誉权纠纷案等一大批网络谣言传播者得到应有的惩处，起到了给人以警示的作用。
网络谣言泛滥被人人喊打，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刚露头的“官谣”。其中，2013年3月20日，广东佛山一货车被治超执法车拦停，司机称遭执法者殴打，但佛山交通部门打人者声称“绝对文明执法”。在得知执法者打人场景被货车上装的视频装置录下后，佛山治超办才处理相关责任人并以“因调查不足匆忙回应，以至于事实存在出入”为由道歉。另外，5月22日，一条名为“项城一官员高调现身郑州娱乐场所”的微博被疯狂转载。网上曝出“郑州夜店打字幕欢迎项城田局长”，项城市相关部门回应称，项城市田姓局长、副局长有六七位，但这些局长21日都没有到郑州出差。当地还回应称，可能是一场恶作剧。28日，当地称经过调查，事件主角为项城市工商局副局长田洪志，当事人被免职。这两起先否后肯，遇事撒谎的方式，其根源是急于想撇清自身污点的某些单位或个人，出于保护官员或单位声誉而明目张胆地发布“官谣”，以此逃避上级部门和社会舆论的问责。网民认为，“官谣”的危害性有其历史根源、组织根源、社会根源和官场根源，而且往往得不到任何处理，其恶劣影响远远超过个人谣言。
此外，谣言的背后有时也存在官民之间的话语权博弈。例如，2013年8月，安徽砀山一网民，将当地一起10死5伤的特大交通事故说成“16死”，被当地警方以“造谣”的名义处以行政拘留，引发网友强烈质疑，最终当地公安也承认处罚不妥。9月，更是发生了“张家川初中生发帖案”，甘肃省张家川县一名16岁初中生杨某因为质疑当地KTV的一起死亡事件，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在公众强烈要求下，发帖少年被释放。这些处理不当的方式，使政府在应对网络谣言方面处于被动地位。
谣言的生成、传播有其自身规律和方式，绝非“谣言止于智者”那么简单，不可任其自生自灭。网络舆论针对谣言的“攻坚战”未来还会继续，以“发布平台”、“区域微博群”为主体的传播或将成为规范互联网、统筹新时期网络传播的规范新动作。当然，动用行政权力和司法力量对一些不致威胁社会安全的谣言进行干预还需谨慎。
网络谣言的产生是有背景的，治理网络谣言虽然是必要，但须找到其产生原因。
2013年，政府机构开通官方微博实时发布所属领域的热点信息，成为大众了解该领域发展的新渠道。同时，微博成为2013年负面舆情事件曝光的重要平台。据红麦舆情统计，在2013年的腐败案例中，有14例腐败案件都是被微博曝光传播的，仅次于论坛，微博的力量在不断被放大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微博粉丝量已经成为衡量微博活跃度的象征。微博是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也是对外开放式传递信息的平台，逐渐成为网民接触新信息的重要来源。
微博看似微小，却能量无穷。现在很多政府机构和企业在出现负面舆情时，往往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发声，与网民互动，深得赞许。例如，2013年10月广东高州中风老人取存款猝死一事，引发广东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该社“9·27”事件的高度关注，该社通过微博发布公开道歉信，表示对事件的发生“感到非常痛心，对广大公众表示深深的歉意。”网民认为“希望改变银行的垄断地位”和“希望银行业服务秩序得到整顿”的分别占比12.78%；有10.93%的网民认为“取缔不合理收费项目”；“让其回归商业属性”占比9.81%；认为“加强对银行监管和问责力度”占比11.66%；“金融立法应让消费者参与”占比11.09%；“银行要提高服务意识”占比11.66%；“消费者要提高维权意识”占比8.92%；其他为10.37%。由此可以看出，微博还能帮助分析网民倾向性观点，帮助相关机构做出正确的判断。
微博作为新兴自媒体，在短短5年时间内不断发展，现正步入衰退期。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微博发展出现明显转折，微博用户规模和使用率均出现大幅下降，部分微博舆情热度出现增幅回落状态，但微博的功能仍然在不断放大，政务微博部分仍然处在增长状态。至于微博发展并不乐观的缘由：一是社交网络营销信息泛滥，商业化并不理想，盈利模式有限；二是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冲击导致微博用户量下降。其他新兴自媒体的出现，无论是对微信，还是对传统媒体都是一种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将持续。
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公众接受信息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微信作为信息分流的工具。从目前发展的势头来看，在生活中山无处不在。微信具备QQ聊天的功能，带动了手机软件系统的升级，并逐渐被国内外民众所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评价为“正积极尝试扭转中国本土互联网产品无法推向世界的命运”，这也预示着微信的全球战略全面启动。
从目前的研究形势来看，媒体公众账号扩大传播成为主流；其次是企业借助微生活平台迅速积累庞大用户群体；再次是政府。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2013年，全国各地大致有超过3000家各级党政部门开通微信。
微信公众平台现已成为政府机构和企业新型传递信息平台之一。据红麦舆情发布的《2013年政务微信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0月31日，腾讯微信平台已开通的公众账号超200万个，公众账号日均注册量为8000个，其中经认证的公众账号超过5万个，这些表明微信的潜在影响力不容忽视。现在一些企业还推出自己的微信营销、微信赞助、微信培训等服务，也间接地推进了企业品牌和政府形象推广的业务。
现在舆情发展已经向微信监测领域转变，微信监测已成为互联网舆情监测领域的必然对象，重点监测有利信息以帮助政府和企业愈发重要。目前，搜狗搜索引擎在微信搜索方面的初步尝试已获成功，成为舆情监测主导媒介。同时，红麦软件成功抢滩微信监测平台，成为业内标杆。
此外，微信作为一个新生物，还处于半封闭系统状态，没有关注，就很难将信息传递给受众，网民观点的下沉隐藏了微信平台的媒体属性，不利于政府摸准民意。微信的封闭特性带来了微信平台舆情监控的技术难度，这也反映出对微信平台舆情监控的重要性。
最后，期待舆情监测技术未来在微信监测领域发挥更多的应有作用。
[1] 李克强：对重要舆情和社会热点问题要积极回应、解疑释惑.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9/18/c_125413157.htm.
[2] 祝念峰，郑丽平，王雪凌. 2013年思想理论领域的热点问题. 红旗文稿，2014-1-10
[3] 杨吉，张解放. 在线革命——网络空间的权利表达与正义实现.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05：85.
[4] 姜胜洪. 网络谣言的形成机理、传导机制与舆情引导. 新华文摘. 2012（6）.
[5] 史安斌. 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理论·机制·实务.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2：5.
[6] 2013 年北京市61人因涉毒犯罪被判无期徒刑至死刑. 人民网：http://legal.people.com.cn/n/2014/0618/ c42510-251656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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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曾祥萍. 去年广东家电类投诉同比翻三倍. 信息时报. 2014-03-14
[8] 程景伟，张其明. 广东拟建涉腐涉纪舆情收集机制.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7-05/5008205.shtml.
[9] 周雁凌，董若义. 山东环境信访舆情执法联动. 中国环境报（第5版），2013-07-24.[10] 我国将对青年教师实施师德考核机制.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5/28/c_1159436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