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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呈超常态发展态势，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等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主动和被动因素合力，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总体步入新常态。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适应新常态”的要求，并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阐述。显然，新常态是相对于超常态而言的，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于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总之，新常态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和告别过去不可持续发展的“超常态”。
加入WTO以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长期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产业规模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始终居领先地位。从2013年的数据来看，在硬件产品制造方面，我国手机、计算机和彩电等产品产量分别达到14.6亿部、3.4亿台和1.3亿台，占全球出货量比重均在半数以上；在软件产品开发方面，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4.6%，明显高于全球5.7%的平均增长水平，占全球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
加入WTO以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进出口规模总体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2010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万亿美元；2013年达到13302亿美元；与2001年的1241亿美元相比，增长了9倍，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比重持续保持在30%以上。其中，出口额由2001年的650.2亿美元增长为2013年的7807亿美元，进口额由2001年的590.8亿美元增长为2013年的5495亿美元。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一度出现负增长。但在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球信息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和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带动下，我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逐步恢复增长。
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做大规模的重要途径。自加入WTO以来，外资企业加快来华投资步伐。美国《财富》评选的“世界500强”中90%以上的IT企业均已进入中国，《商业周刊》评选的“全球IT百强”基本均已在华投资。外资企业正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拉动因素。2013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中三资企业收入与利润占比均超过50%。外商投资项目技术引进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内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水平。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目前，以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为代表的骨干企业“走出去”战略成效显著，多家企业出口和海外经营收入占比超过一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突出。
现代产业价值链的研究表明，产业链利润呈现“V”字形，即所谓的“微笑曲线”。曲线两端中，一端是研究、设计，另一端是品牌营销和服务，而加工制造环节处于底端，加工组装部门只能获得廉价劳动力赚取的微薄加工费。一般而言，处在两边的产业利润率为20%～25%，而处在底端的加工生产产业的利润只有5%。我国已成为世界重要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但电子信息产业长久以来面临着“空芯化”的困扰，自有品牌和自主核心技术所占比例还比较低。
在电子信息产业许多关键技术方面，我们仍受制于人，而且改变这一现状的难度巨大。以集成电路为例，我国制造技术始终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2代以上。我们关键的电子元器件大量依靠进口，使产业发展受制于人，而这些产品的生产属于高附加值环节，导致产业大部分利润花落别家。
从企业国际化能力来看，我国能够在国际市场配置资源的电子信息企业还不多，多数企业的业务还停留在引进产品技术在国内生产销售的层面。尤其是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高端产品。另一方面，从大企业的对比看，电子百强排名第一的企业销售收入仅为三星的1/8。
目前，我国关键信息技术和核心产品对外依存度仍较高，对产业的支撑能力比较薄弱。集成电路和基础软件关键技术受制于人；集成电路进口总额超过原油，成为我国最大的进口商品；国外品牌操作系统占据中国超过90%以上的市场份额；国产数据库所占市场份额不到5%；电容、电感、半导体硅片等关键零部件长期依赖进口；由于“缺芯少零”局面的长期存在。
加入WTO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在改变世界市场格局的同时，面对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多，涉及的领域、范围不断扩大：从针对某个产品或企业，进而扩及到整个产业；从单纯反倾销扩大到知识产权等其他领域。如WTO稀土案、太阳能光伏“双反”案，等等。
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实际看，必须坚持“走出去”。但我国电子信息企业“走出去”之路却充满辛酸。辛酸背后暴露出的问题有：一是缺乏整体安排、政策配套和宏观指导，企业“走出去”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二是“走出去”产业层次较低，规模较小，中高端发展能力不足；三是“走出去”地区分布过于集中，不利于分散风险。
牢牢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机会，推进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将成为新的常态。一方面，受制于我国自身要素成本上升，代工、低端制造的价值增值已非常有限，同时，受环境承载压力趋紧的制约，这就决定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需要摆脱超常态，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另一方面，在信息化时代，电子信息产业肩负着网络和信息安全基础承载的重担，要实现我国网络和信息安全“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使命，离不开自主创新，需要自主拥有安全可靠的基础软硬件、关键元器件。上述两个方面，决定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内在新常态。就外部而言，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需要国际化发展，将面临国际环境的新常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本轮全球化，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三大生产网络，分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生产网络，以德国、法国等为代表的欧洲生产网络和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生产网络。但是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了制造业发展战略，美国推出“重振制造业战略”和“先进制造战略”，重点是促进制造业回归和发展先进制造业；德国推出了“工业4.0战略”，力图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制高点，实现智慧生产和智能生产；另外，法国推出了“工业法国战略”、英国推出了“高价值制造战略”、日本推出了“产业振兴计划”、韩国推出了“制造业创新战略”，等等。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智能制造更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制造业作为创新的温床，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或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无疑将作为新常态呈现。
另外，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迅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也是各国把握未来竞争制高点的主攻方向，产业发展方向上相向而行的角逐将成为新常态，必将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尤其是产业的深度国际化带来重大挑战，当然也蕴藏着机会。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无疑是充分利用了自身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环境承载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积极参与产业链国际分工，支撑了中国制造，尤其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制造飞速发展。但是中国的要素成本在不断提升，而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南非、巴西等周边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比较优势逐渐优于中国，包括电子信息产业在内的一些制造业有向这些国家转移的趋势，将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市场和国际化发展形成替代竞争，这种比较优势的替代将呈现为新常态。
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重创，全球经济虽然在逐渐走出泥潭，艰难复苏，但短期内恐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强劲需求水平，即使需求提升，各国都在重视实体经济，扩大出口将是各国优先主题；另外，在就业压力趋紧的压力下，设置贸易壁垒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不断出现。上述两种双重作用力下，留给中国电子信息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将受到挤压。事实也确实如此，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对外出口的电子信息产品遭受了各种反倾销调查、337调查、以安全为由拒绝电子信息产品进入其市场、拒绝中国电子信息企业的跨国并购。
在国际环境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外贸出口增速在逐渐回落，也就不足奇怪。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对外贸易总体形势低迷，进出口总额9471亿美元，同比下降3.3%，增速低于全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增幅6.6个百分点，占全国外贸总额的29.9%，比上年同期回落2.1个百分点。其中，电子信息产品出口5590亿美元，同比下降1.8%，低于全国外贸出口增速6.9个百分点，占全国外贸出口额的32.9%，份额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进口3881亿美元，同比下降5.5%，低于全国外贸进口增幅6.8个百分点，占全国外贸进口额的26.5%，比去年同期下降1.9个百分点。
从我国“走出去”战略历程来看，1999年，我国政府提出了鼓励有实力的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加入WTO后，“十五”规划首次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十一五”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出口与进口并重，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优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显然，新常态将是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地结合。
就走出去而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成功嵌入全球产业链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在修炼“内功”，积聚实力后，已具备了较强的“与狼共舞”能力，已步入到全面走出去的阶段。通过走出去，构建跨境的生产、研发、服务、品牌、渠道，实现生产、贸易、资本、服务全球布局，配置全球资源。
就引进来而言，过去的超常态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引进来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主要是承接低端外包、低端加工制造，以及进口国外产成品，技术引进则相对薄弱。虽然，全球著名的电子信息类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投资设立研发中心、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以美国为例，美国电子信息领域的“八大金刚”（微软、思科、IBM、甲骨文、苹果、高通、英特尔、谷歌）的产品和服务应用于中国的各个行业和领域，从手机终端到服务器，从办公软件到操作系统、数据库，从搜索引擎到网络通信，中国政府、电信、能源、金融、铁路、民航、医疗甚至军警，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这些科技巨头的影子。另外，虽然以思科、IBM、爱立信、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等为代表的跨国巨头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但他们并没有将核心的系统模块或关键部件放在中国研发，相反，中国研发中心更多地从事一些配套性、边缘性的研发工作。
新常态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中，尤其要善于借势借力，整合资源，下好竞争与合作这盘大棋，要善于合作、敢于竞争、掌握主动，最终形成新常态下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一方面，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分工决定了每个企业不可能面面俱到自己做，在某些领域，同行间既是竞争对手，有时又互为客户；另一方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尤其是在走出去过程中，更要重视与当地的企业和当地的人才合作，毕竟地主之宜“熟水性，好划船”，与他们合作有利于中国企业少走弯路，快出业绩，持久获利。
另外，重合作并不意味没有竞争，相反，竞争无时不有，竞争是永恒的常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要有硬实力，以先进技术、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来强化竞争力。通过重合作与强竞争两面下注，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新常态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高价值增值要空间，要红利，才能彻底摆脱超常态下国际分工形成的低端锁定。产业国际化发展，加大研发投入，打造自主品牌，提升自身实力是根本的出路。
过去，我国企业走出去，往往易忽视社会责任，尤其是一些企业在新兴市场投资，与当地的中小企业存在着恶性竞争关系，有时会不顾一切地争抢当地资源，不注重环境保护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损害了东道国的切身利益，从而引起当地民众、同行和社会组织的强烈反感甚至排斥。另外，中国电子信息企业以前走出去，更多的是依靠低成本的优势，为了赢得市场，获得项目，窝里斗现象尤其明显，出现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局面。一方面，走出去盲目无序扩展，造成投资收益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走出去的企业之间恶性竞争、诚信失守、欺诈现象也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的国际形象。在新常态下，中国电子信息企业走出去，应坚持共享、绿色、包容性发展，注入促进绿色转型的“中国力量”，承担起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责任”，塑造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良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