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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寻找黄金和白银是进行殖民征服的主要动力。不过，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从加那利群岛（las islas Canarias）带去了最初的甘蔗根，把它种在今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所在地。甘蔗根种下后，很快就冒出新芽，使哥伦布这位远征军司令大为高兴。
甘蔗在西西里岛、马德拉岛（Madeira）和佛得角（Cabo Verde）都是小规模种植，在东方要出高价才能买到蔗糖，这是欧洲人渴望得到的东西，以至于成为皇后嫁妆的一部分。蔗糖是在药房中出售的，以克为单位来称量。
在发现美洲以后的近三个世纪中，美洲生产的蔗糖成为欧洲市场最重要的农产品。在巴西东北部潮湿炎热的沿海地区出现大片甘蔗田，随后，加勒比诸岛——巴巴多斯（Barbados）、牙买加、海地、多米尼加、瓜德罗普、古巴、波多黎各以及维拉克鲁斯和秘鲁沿海地区，也相继成为大规模经营“白色金子”的最适宜的场所。从非洲来了大批奴隶，以便向蔗糖国王提供他所需要的众多无偿的劳动力，这是可以消耗的活燃料。土地让这种自私的作物毁坏了——侵入新大陆，夷平了森林，浪费了土地的天然肥力，耗尽了土地所积累的腐殖层。在拉丁美洲，长时期生产蔗糖造成如白银和黄金热在波托西、黑金城、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所带来的那种致命的繁荣。但是，同时它也有力地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动了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业发展。
海外需要蔗糖，应运而生的甘蔗种植园是由种植园主获得赢利的欲望为推动力的企业，是为欧洲逐步使其国际化的蔗糖市场服务的。但是从种植园的内部结构来看，它的一些主要特点是封建性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它使用奴隶。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重商主义、封建主义和奴隶制，就这样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实体中结合在一起。但是国际市场是各种权力的中心，从早期开始，种植园体制就成为这个中心的组成部分。
殖民地种植园从属于外国的需要，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由外国资助的，我们今日的大庄园就是直接从种植园演变而来的。大庄园制是扼杀拉美经济发展的瓶颈，是拉美人民被排斥、受贫穷的首要原因之一。今日的大庄园机械化程度已相当高，使剩余劳动力成倍增加，储备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它已不仰仗于进口非洲奴隶或以“托管”的形式攫取印第安人的劳动力。大庄园只要付极少的工资、用实物支付劳动报酬或以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来换取他人的无偿劳动就足够了。大庄园扩大时就繁衍出小庄园，在饥饿的驱使下，劳动大军随着一个接一个的糖季而在国内不断迁徙，大庄园从小庄园和劳动大军吸取营养。
种植园这种联合式的结构在过去是行之有效的，如今的大庄园就像一个过滤器，把自然财富过滤掉了。凡是参与世界市场的地区，都经历过一个生机勃勃的周期，然后，由于代用品的竞争，由于土地的衰竭或出现条件更好的地区，便产生衰落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困的文化、维持生计的经济和停滞不前的状态成了为原先的生产发展付出的代价。巴西东北部曾是最富庶的地区，今天却是最贫困的；在巴巴多斯和海地，成群的人们忍饥受饿；以单一作物和土地的急剧贫困化为代价，蔗糖成为美国控制古巴的万能钥匙。这不仅仅是蔗糖的历史，也是可可的历史——可可使加拉加斯的寡头垄断集团发了财；是突然兴旺又突然衰落的马拉尼翁（Maranhão）棉花的历史；是亚马孙地区的橡胶种植园的历史，这些种植园变成了东北部工人（他们为了一点点钱被招募来干活）的墓地；是阿根廷北部和巴拉圭被夷为平地的栲树森林的历史；是消灭了印第安亚基族人的尤卡丹龙舌兰庄园的历史。这也是咖啡的历史，咖啡前进时，留在它背后的是变成沙漠的农田；也是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不幸的中美洲各国的水果种植园的历史。不管是走运还是倒霉，每种产品对那些国家、地区和人民来说，都是一种命运，很多情况下这是一瞬间的命运。矿产生产区也确实走了同样的道路。 一种产品越是受到世界市场的青睐，它带给为生产这种产品而做出牺牲的拉美人民的灾难也就越大。 拉普拉塔河（Río de la Plata）流域先向国际市场投放皮革，接着又投放肉类和羊毛，它是较少受到这种铁一般规律惩罚的地区，然而也未能摆脱不发达的桎梏。
西班牙殖民地首先提供的是金属。在这些地方很早就发现了宝藏和矿脉。居第二位的甘蔗先是在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种植，后来在维拉克鲁斯，再以后就在秘鲁沿海地区和古巴种植。直到17世纪中叶，巴西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糖国。同时，美洲的葡萄牙殖民地是贩卖奴隶的主要市场，数量不多的印第安劳工很快死于强制性的劳动中，而甘蔗及蔗糖的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清理和平整土地，种植、收割和运输甘蔗，最后还要榨糖和制糖。巴西殖民社会是蔗糖的副产品，它在巴伊亚（Bahía）和伯南布哥（Pernambuco）大放异彩，发现黄金后，殖民社会的中心才移到米纳斯吉拉斯。
葡萄牙王朝把土地有偿让给了最初的几个巴西大地主。征服与组织生产同时进行。仅仅十二个“特别自治区首领”以馈赠的形式接受了全部未开垦的广大殖民地领土
，以便为君主开垦土地。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荷兰资本资助了这一事业，其结果，与其说是葡萄牙的事业，不如说是佛兰德的事业。荷兰企业不仅参与建立糖厂和进口奴隶，而且从里斯本搞到原糖进行加工，获得了相当于产品价值三分之一的利润
，然后把糖卖到欧洲。1630年，荷兰西印度公司侵入并占领巴西东北部的沿海地区，以直接控制糖的生产。要成倍地增加赢利就必须成倍地增加糖源，于是该公司给予巴巴多斯岛上的英国人一切方便条件，让他们在安的列斯群岛开始大规模种植。公司把加勒比的垦殖农带到巴西，好让他们在公司新得的领地内获得必要的技术知识，学会组织生产。
当荷兰人最终于1654年从巴西东北部被赶走的时候，他们已经为巴巴多斯进行激烈而破坏性的竞争打下基础。荷兰人把黑人和甘蔗根带到巴巴多斯，在那儿修建糖厂并提供一切设备。巴西的出口一下子降了一半，到17世纪末，糖价也降了一半。与此同时，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巴巴多斯的黑人增加了十倍。安的列斯群岛离欧洲市场更近，巴巴多斯拥有仍然肥沃的土地，并以较好的技术水平进行生产。巴西的土地都已衰竭，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以及在南方出现的夺走种植园劳动力的黄金矿，加速了东北部的糖业危机。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危机，它令人痛心地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延续下去，直到今天。
蔗糖毁坏了东北部。沿海潮湿地带受到雨露滋润，土地非常肥沃，有着丰富的腐殖土层和矿盐，从巴伊亚到西阿拉（Ceará）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正如若苏埃·德·卡斯特罗所说，这个热带林区变成了一片大草原。
本来生产食品的地区变成了饥饿的地区。在那里原本万物都蓬勃地生长，但具有破坏性和吞噬一切的蔗糖庄园留下的是贫瘠的岩石、被侵蚀的或风化了的土地。起初还创办了一些柑橘和芒果种植园，后来种植园被遗弃，缩小成糖厂主家周围的小果园，专供白人种植者的家庭享用。
在放火烧荒开辟甘蔗田的同时毁坏了树林，也消灭了林中的动物。鹿、野猪、獏、兔子、羊驼、犰狳等等都消失了。植被、植物和动物都在单一作物的祭坛上成为甘蔗的牺牲品。大面积的生产很快耗尽了土地的肥力。
16世纪末，巴西的糖厂不少于一百二十家，其总资本接近二百万英镑，但是拥有最好土地的糖厂主却不种植粮食作物。他们就像从海外进口大量的奢侈品一样，除了进口奴隶和食盐，也进口粮食。按照惯例，富裕和繁荣总是同长期营养不良的大多数人民的贫困并存的。畜牧业被安置在远离沿海潮湿地带的内部沙漠地区，也就是腹地。在那里，每平方公里只有几头牛，牛肉坚硬而无味，产量总是很低（现在也依然如此）。
从殖民时期就传下来一种至今仍然存在的习惯，就是吃土。缺铁造成贫血，东北部孩子们经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菜豆，碰运气还可以吃一些干腌肉。由于这种食品缺少矿盐，孩子们出于本能，就吃泥土来弥补。从前，人们在惩罚孩子们的这种“非洲恶习”时，给他们套上牲口用的口套，或是把他们放在柳条筐里，高高吊起。
巴西东北部目前是西半球最不发达的地区
，这是一座容纳三千万人的巨大的集中营。如今它继承了单一种植甘蔗的遗产。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曾萌生拉丁美洲殖民农业经济“最能赢利的买卖”。
目前，伯南布哥潮湿地带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用来种植甘蔗，其余部分什么也不种。
大糖厂主也就是大甘蔗种植者，他们让广阔的庄园什么也不生产，以此来摆阔。并非像人们所误解的，只在东北部内地贫瘠和半贫瘠的地区人们才吃得不好。腹地是布满石子、灌木稀疏、没有什么植物的荒漠，那里常发生周期性的饥荒。猛烈的阳光射向干裂的大地，把它变得像月球那样荒凉。人们被迫背井离乡，路边布满插着十字架的坟墓。而在潮湿的沿海地带却常常发生饥荒。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这是充满各种矛盾的地方。被大自然选定生产各种食物的地区，却什么也不生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沿海地带至今还叫作丛林地带或者“森林区”，以纪念遥远的过去，纪念从产糖年代幸存下来的少得可怜的森林。蔗糖庄园这种浪费的结构仍然迫使人们以越来越高的价格从其他地区，特别是从国内的中南部地区运进粮食。累西腓（Recife）的生活费用是巴西最高的，超过了里约热内卢的平均指数。在东北部，菜豆比里约热内卢海湾豪华的伊巴内马（Ipanema）海滩上的菜豆还要贵。半公斤木薯粉相当于一个甘蔗种植园成年工人从早干到晚一天下来的工资。如果某个工人抗议，工头就派人去把木匠找来，让他给这位工人量身体，好准备棺材。在广大地区，庄园主或管家还对每个女孩子实行“初夜权”。累西腓三分之一的人口依然生活在流氓居住区的茅草房中。在卡萨阿马雷拉区（Casa Amarela），一半以上的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岁就夭折了。
在东北部各城市中，经常发生幼女卖淫现象，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就被父母卖掉。在一些种植园，日工资比印度最低的日工资还要低。联合国粮农组织1957年的一份报告称，在靠近累西腓的维多利亚，由于儿童缺乏蛋白质，体重下降情况比在非洲普遍看到的还要严重。好多种植园里还设有自己的监狱。勒内·迪蒙说：“但使人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罪魁祸首却并没有被关进这些监狱里，因为监狱的钥匙在他们手中。”
目前，伯南布哥糖产量不足圣保罗州的一半，单位面积的产量也低。但是伯南布哥以糖为生，聚居在潮湿地带的伯南布哥居民也以糖为生，而圣保罗州却是拉丁美洲最强大的工业中心。在东北部，即便是发展，也不是进步的发展，因为连发展也掌握在少数企业主手中。少数人的美餐就是大多数人的饥饿。1870年以来，由于建立了大型的榨糖厂中心，制糖工业大大现代化，于是，“大庄园以惊人的程度，加重该地区缺少食品的状况”
。1950年代，处于高潮中的工业化促进了巴西对糖的消费。东北部的生产有较大的发展，但是每公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未增加。一些低质的土地也用来种甘蔗，甘蔗再次吞并了用于生产食品的土地。农民以前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耕作，现在变成雇工。在这种新形势下，他们的处境未得到改善，因为他们挣到的钱不足以购买他们以往生产的食品。
扩张使饥饿面扩大了，从来如此。
安的列斯群岛是 蔗糖之岛 ，它们作为糖生产国相继加入到世界市场中，直到今天，巴巴多斯、背风群岛（Islas de Sotavento）、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 Tobago）、瓜德罗普、波多黎各、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都还得生产糖。这些岛屿上的人们在大庄园广阔而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甘蔗，忍受着单一种植的束缚，以及失业和贫困。大面积种植甘蔗的恶果也大面积地扩散。古巴仍然主要依赖出卖蔗糖为生，但是从1959年土地改革以来，开始了激烈的经济多样化进程，从而结束了失业。古巴人已经不是只在糖季才干五个月的活，而是干十二个月，在建设新社会的整个不间断的、确实困难的过程中，都要干活。
卡尔·马克思1848年说过：“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国际分工并不是由圣灵的功绩或恩赐而形成起来的，是由人创造的，确切地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而形成的。
实际上，从1641年起，巴巴多斯是加勒比地区第一个种植甘蔗供出口的岛屿，而且出口量较大，尽管此前西班牙人已经在多米尼加和古巴种下了甘蔗。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是荷兰人把甘蔗种植引进到这个英国的小岛上来。到1666年，巴巴多斯已经有八百个甘蔗种植园和八万多名奴隶，它全方位地被新生的大庄园所占领，它的命运并不比巴西东北部好。以前，这个岛是搞多种种植的，在小块小块的土地上种植棉花、烟草、柑橘，还饲养牛和猪。为了所谓的繁荣，甘蔗田吞噬了农田，毁坏了茂密的森林，可是这种繁荣是短命的。不久，这个岛发现其土地的肥力已经耗尽，它已无力养活本国人口，而且从所生产的蔗糖的价格来看，它是无法参与竞争的。
此时，甘蔗的种植已波及其他岛屿，传到背风群岛、牙买加，还传到大陆的几个圭亚那（las Guayanas）。在18世纪初，牙买加的奴隶人数比白人垦殖农多十倍。牙买加的土地很快也疲乏了。18世纪下半叶，世界上最好的甘蔗生长在海地沿海平原地区松软的土地上，那时的海地是法国殖民地，名叫圣多明戈。在北部和西部，海地是奴隶集中的地区，蔗糖生产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1786年有二十七万名奴隶来到这个殖民地，第二年就增加至四十万。1791年秋天爆发革命。仅仅在九月这一个月，就有两百个甘蔗种植园被大火吞没，起义的奴隶不断把法国军队赶向大海，大火和交战也就不断地发生。轮船运走的法国人越来越多，运走的蔗糖越来越少。战争使鲜血染红了河流，种植园被夷为平地。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国家一片灰土瓦砾，处于瘫痪状态。到18世纪末，生产已直线下降。莱普考斯基
说：“曾一度繁荣的殖民地，到1803年11月，已几乎成为满是瓦砾和灰尘的墓地。”海地革命不仅仅在时间上同法国革命恰相吻合，它本身也为国际联盟封锁法国而受苦，因为英国控制着海面。后来，随着海地的独立越来越不可避免，它也受到法国的封锁。在法国的压力之下，美国国会1806年禁止同海地进行贸易。1825年法国承认了它这块老殖民地的独立，但得到一大笔现款作为赔偿。1802年，奴隶军首领图森特—卢维杜尔（Toussaint-Louverture）将军被俘不久，勒克莱尔克（Leclerc）就从海地岛写信给他的姐夫拿破仑说：“我对这个国家的意见是：应该消灭山区的所有黑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只留下十二岁以下的儿童；要消灭平原上的一半黑人，在殖民地不留一个带肩章的混血人。”
热带向勒克莱尔克报复，尽管保琳·波拿巴（Paulina Bonaparte）施了魔术
，他还是死于黄热病，未能完成其计划。但是，现金赔款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获得独立的海地人民的背上。在法国不断派兵血洗海地后，这些海地人是幸存者。海地是在废墟中诞生的，它从来没有恢复元气。今天，海地是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海地的危机导致古巴蔗糖业的发展，古巴很快就成为世界上居于首位的蔗糖供应国。此外，海地生产的衰落还推动了古巴另一种海外需求极大的物品咖啡的生产，但在单一种植的竞赛中，蔗糖获胜了。1862年，古巴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咖啡。古巴“甘蔗集团”的一个得宠的成员甚至撰文论述“从别人的不幸中可以捞到实惠”的问题。
在海地的叛乱后，欧洲市场的蔗糖价格涨至史无前例的天价，而古巴的蔗糖厂和生产力在1806年已经翻了一倍。
1762年，英国人曾一度占领哈瓦那。那时，烟草小种植园和畜牧业是古巴岛农村经济的基础；哈瓦那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手工业有相当的发展，铸造业也很可观，可以制造大炮，还拥有拉美第一家造船厂，可以大规模制造商船和战舰。英国占领者只用了十一个月就运进大量的奴隶，而在通常情况下这需要十五年。从那时起，古巴的经济就随着外国对糖的需求而发展。奴隶们生产世界市场上的走俏商品，从此，丰富的剩余价值就由当地垄断集团和帝国主义所享有。
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Moreno Fraginals）用确凿的材料描写了英国占领之后蔗糖迅速发展的状况。西班牙对贸易的垄断事实上已经土崩瓦解，再也不能限制进口奴隶。糖厂吞噬了一切，吞噬了人和土地。本可以为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造船厂和铸造厂的工人和数不尽的小手工业者都到糖厂劳动去了，甘蔗田野蛮地吞并了土地，迫使种植烟草和水果的小农也投入到甘蔗生产中去。大规模的种植逐步消耗了土地的肥力。在古巴的土地上，糖厂成倍增长，每个糖厂都要求越来越多的土地。大火毁坏了种植烟草的土地和大片森林，牧场也遭破坏。以前古巴还出口干腌肉，但到了1792年却要大量进口，此后也持续进口腌肉。
造船业和铸造业一蹶不振，烟草生产直线下降。蔗糖业的奴隶每日劳动的时间长达二十小时。“蔗糖集团”的权力就在这块冒着浓烟的土地上得到巩固。18世纪末，国际糖价飞涨，投机买卖盛行。在圭内斯（Güines），土地价格上涨了二十倍。在哈瓦那，放贷的实际利息是法定利息的八倍。在整个古巴，做弥撒、行洗礼和葬礼的费用，随着黑奴和黄牛价格的飞涨而上涨。
从前有些记者说过，人们可以以巨大的棕榈树和茂密森林的树荫为伴，走遍整个古巴。森林中盛产桃花心木、雪松、乌檀树和白花亮皮茜树。如今还可以从埃斯克里亚尔（El Escorial）的桌子和窗户，从马德里皇宫的大门欣赏古巴的珍贵木材。为了扩种甘蔗，人们连续放了几场大火，把过去覆盖古巴土地的最好的原始森林都烧掉了。森林被毁坏之后，古巴变成美国木材的主要买主。大规模种植甘蔗这种破坏性的作物，不仅仅毁灭了森林，而且天长日久“破坏了岛屿土地神话般的肥力”
。森林被大火吞没了，未加保护的土地很快被风化了，千百条河溪干涸了。目前，古巴甘蔗种植园每公顷的单位面积产量低于秘鲁的三分之一，低于夏威夷的九分之二。
灌溉和给土地施肥是古巴革命当前的首要任务。古巴修建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水坝，同时在田野开渠造河，在被惩罚的土地上施散肥料。
“蔗糖集团”使古巴的命运放射出虚假的光芒，同时也确定了它的附属地位。古巴成了一个出众的工厂，但它的经济患了糖尿病。在那些用野蛮的手段毁坏最肥沃的土地的人当中，也有欧洲的文人雅士，他们会鉴别并有能力购买真正的老勃鲁盖尔
的作品。他们经常往来于巴黎，带来了古意大利伊特鲁里亚（Etruria）的大缸、希腊的两耳细颈小瓶、法国哥白林的双面挂毯、中国明朝的屏风，以及英国要价最高的艺术大师们所画的风景画和肖像画。我很惊奇地在哈瓦那一幢大房子的厨房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带密码锁的保险柜，它曾经被一位伯爵夫人用来放餐具。一直到1959年，古巴不是在建工厂，而是在建城堡，蔗糖可以产生或打倒独裁者，可以让工人有活干或失业，可以决定几百万运转的速度，也可以决定是否发生可怕的危机。特立尼达市（Trinidad）今日是一具闪闪发光的尸体。在19世纪中叶，该市有四十多家糖厂，生产七十万阿罗瓦
糖。种植烟草的贫农被暴力赶出自己的土地，曾经做过牧场的地区过去出口肉类，现在却要吃从外面运来的肉。殖民式的宫殿拔地而起：带有遮阴的门廊，高高的房子，装饰着玻璃穗的吊灯，波斯地毯，像天鹅绒那样柔媚的宁静，回荡在空中的小步舞曲，从大厅的镜子中映照出的头戴假发、脚蹬带扣袢鞋子的老爷们的形象。在这里，今日依然可以看到大理石和房屋框架，傲然耸立的无声的钟楼以及长满野草的敞篷马车。现在人们管特立尼达叫“
曾经有过
城”，因为此城的白人后代总爱说他们的某一个祖宗
曾经有过
权力、
曾经有过
荣誉。但是发生了1857年的危机，糖价下跌，这个城市同糖价一起衰落下去，再也没有崛起。
一个世纪以后，当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的游击队员夺取政权时，古巴的命运仍然同糖的行情捆绑在一起。民族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曾经预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把自己的生存押在一种产品上，那无异于自杀”。1920年，古巴以每磅二十二美分的糖价打破按人口出口糖的世界纪录，甚至超过英国，成为拉丁美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糖价下跌到每磅四美分，1921年危机像火山一样爆发，美国把许许多多倒闭的糖厂以及所有的古巴银行和西班牙银行，包括国家银行在内，都收购了，只有美国银行的分行幸存。
像古巴这样依附性的、脆弱的经济是无法逃脱美国大萧条的猛烈打击的。1932年，糖价猛跌到每磅远远不到一美分，三年内出口值下降到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而这时古巴的失业指数之高“是任何其他国家都很难比拟的”
。1921年的灾难由美国市场的糖价下跌而引起，古巴很快从美国得到五千万美元的贷款。此后，克劳德（Crowder）将军也来了，以监督贷款使用情况为借口，成为这个国家实质上的管辖者。由于他经营有方，马查多独裁统治在1924年上台。但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加上古巴的总罢工使马查多政府陷于瘫痪，这个靠血和火建立起来的政权倒台了。
物价方面发生的问题也同样发生在出口量方面。从1948年起，古巴恢复了它供给美国市场所需糖的三分之一份额，价格低于美国生产者的价格，但是比国际市场的价格要高而且稳定。在此之前，美国对从古巴进口的糖是免税的，但作为交换，要求古巴对所进口的美国货也给予同样的特权。所有这些
恩赐
条件使得古巴的依附性更加牢固。“买方可以发号施令，卖方只能效劳。应当平衡贸易以保证国家的自由。欲死者只会同一个国家做买卖，欲生者则会同一个以上的国家做生意”，这是马蒂说的话，1961年切·格瓦拉（Che Guevara）又在埃斯特角（Punta del Este）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重复了这句话。根据华盛顿的需要，可随心所欲地限制出口国的生产。1925年古巴的年产糖量五百万吨左右，1950年代的平均产量仍然是这样，在取得有史以来最高的七百多万吨的年产量之后，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于1952年取得政权，他的任务是严厉控制本国的糖生产量。次年，为了服从美国的需要，糖年产量下降到四百万吨。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和德国农村出现了甜菜糖，再加上地理位置十分接近，美国就成为安的列斯群岛蔗糖的主要买主。早在1850年，美国已掌握古巴贸易的三分之一份额，虽然古巴岛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是美国卖给古巴的东西、从古巴进口的东西都比西班牙多，到达古巴的船只有一半以上的桅杆上都飘扬着星条旗。大约在1859年，一个西班牙旅游者在古巴内地偏僻的小镇子里发现了美国造的缝纫机。
哈瓦那的主要街道都是用波士顿的花岗岩铺砌的。
20世纪开始时，《卢西亚那种植园主报》（
Louisiana Planter
）这样写道：“古巴全岛慢慢地落到美国公民的手中，这是美国兼并古巴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美国参议院已经在谈论国旗上增加一颗星的问题了。打败西班牙之后，由伦纳德·伍德（Leonard Wood）将军统治古巴岛。与此同时，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也落入美国人之手。
麦金利（McKinley）总统说过：“是战争把这些地方给了我们，也是靠了上帝的帮助。以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名义，我们有责任不辜负这一巨大的信任。”他说这番话时也把古巴包括在内。1902年，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Tomás Estrada Palma）不得不放弃他在流放时获得的美国公民身份，因为美国占领军使他成为古巴第一任总统。1960年，美国前驻古巴大使厄尔·史密斯（Earl Smith）向参议院某委员会报告时说：“在卡斯特罗上台以前，美国在古巴的影响不可抗拒，美国大使就是古巴的第二号人物，有时甚至比古巴总统还重要。”
巴蒂斯塔倒台的时候，古巴几乎把全部蔗糖都卖给了美国。五年前，一个年轻的革命的律师，在那些由于攻打蒙卡达（Moncada）兵营而对他进行审判的人面前准确地预言，历史将宣判他无罪。他在那激动人心的辩护词中说道：“古巴还是一个生产原料的工厂，出口蔗糖以进口糖果……”
当时，古巴不仅从美国购买汽车、机器、化工产品、纸张和服装，还购买大米和菜豆、蒜和洋葱、油脂、肉类以及棉花。从迈阿密运冰淇淋，从亚特兰大运面包，甚至从巴黎运豪华的晚餐。这个蔗糖之国所消费的近一半的水果和蔬菜要靠进口，尽管只有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有固定的工作，糖厂一半的土地是闲置无用的，什么也不生产。
十三家美国糖厂拥有全部甘蔗种植地的47％以上，每个糖季赢利约一亿八千万美元。镍、铁、铜、锰、铬、钨等地下矿藏都是美国的战略储备物资，美国企业只需根据美国国防和工业的轻重缓急来开采这些矿产。1958年，古巴登记的妓女比矿工还要多。
根据努涅斯·希门尼斯（Núñez Jiménez）引用的瑟雷（Seuret）和皮诺（Pino）的调查材料证明，古巴当时有一百五十万人彻底失业或半失业。
古巴全国的经济是随着蔗糖生产的速度来运转的。1952—1956年间，古巴出口商品所代表的购买力没有超过三十年以前的水平，
尽管对外汇的需求大大增加了。1930年代，当危机加重古巴经济的依附性而不是打破这种依附性时，古巴竟到了拆除新建工厂卖给其他国家的地步。1959年的第一天，革命取得胜利，那时古巴的工业发展慢得可怜，一半以上的工业生产集中在哈瓦那，仅有的少数几家具有现代化技术的工厂则由美国远距离操纵。雷希诺·博蒂（Regino Boti）是一位古巴经济学家，他同别人一起提出马埃斯特腊山游击战士的经济理论，他举了一个在巴亚莫（Bayamo）生产炼乳的雀巢公司分公司的例子：如果出了故障，技术员就打电话给康涅狄格州，说自己的部门什么机器不运转了。他立刻就能得到指示，要他采取什么措施，他就机械地执行这些指令……如果进行得不顺利，四个小时之后就会有一架飞机带来高水平的专家小组，他们会把一切都修理好。在古巴实行国有化之后，再也不能打电话求援了，有个把技术人员也可能会修理次要的故障，但他们已弃国而去。
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自从革命冒险把殖民地变为自己的祖国之后所遇到的困难。
古巴被附属国地位砍去了双腿，自己走路绝非易事。在1958年，有一半的古巴儿童没进学校，但是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多次揭露的，愚昧比文盲更普遍、更严重。1961年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动员了一批青年，志愿去教所有的古巴人读书写字，其结果使全世界震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办公室的材料，古巴现在是拉丁美洲文盲比例最低、中小学生比例最高的国家。但是愚昧这可诅咒的遗产并非一朝一夕、亦非十二年
所能克服的。缺乏能干的技术干部、行政管理部门无能、生产机构组织涣散，官僚们不敢有创造性的想象和没有决定权的自由，这些都在继续妨碍古巴社会主义的发展。然而，尽管四个半世纪的压迫史所造就的制度是如此的无能，古巴正以无限的热情获得新生，以它的力量、欢乐和自由同困难作较量。
“在蔗糖上面进行建设是不是比在沙地上进行建设要好一些呢？”1960年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古巴这样自问。
在出口散装糖的瓜亚巴尔（Guayabal）码头上，鲣鸟在一个大棚子的上面飞旋。我走进码头，惊愕地看到一座蔗糖堆起的金字塔。随着下面的闸门打开，斗车把没有包装的糖运到船上，从房顶的空隙处流出一股股黄金，这是从榨糖厂新运来的蔗糖。太阳光从缝中透进来，使糖粒闪闪发光。这座我用手能摸得着但是不能尽收眼底的温暖的小山价值约四百万美元。我想这里囊括了1970年糖季的全部喜悦和悲伤——尽管做了惊人的努力，还是未能达到预计的一千万吨产量。看着这座糖山，一段漫长的历史呈现在我眼前。我想到弗朗西斯科糖业公司（Francisco Sugar Co.）这个王国，这曾经是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的企业，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星期，倾听人们讲述过去的故事，亲眼看看未来是如何诞生的。我见到了何塞菲娜，她是卡里达·罗德里格斯的女儿，她现在上课的教室过去是兵营的牢房，也正是她的父亲临死前被监禁并受刑的地方；我见到了安东尼奥·巴斯蒂达斯，一个七十岁的黑人，在这年的一个清晨，他两手抓住汽笛的杠杆，因为糖厂超额完成指标，他高呼：“他妈的！他妈的！我们完成了！”没有一个人能把杠杆从他痉挛的双手中抽出来，而那个把所有人叫醒了的汽笛，也正在唤醒整个古巴。我听到了被驱赶、行贿、谋杀和挨饿的故事。还有人因为半年以上的时间被迫失业而从事奇怪的职业，例如在种植园里捕捉蟋蟀。死去的人并没有白死，例如阿曼西奥·罗德里格斯在一次集会上被工贼的子弹打中，他曾愤怒地拒绝收下公司给他的一张空白支票，当他的同伴们埋葬他时发现，他入殓时没有裤衩也没有袜子。再如二十岁就被捕的佩德罗·普拉萨，他把满载士兵的卡车带到他亲自埋下地雷的地方，他同卡车和士兵一起同归于尽。像这样的人在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还有无数个。一个老蔗农曾对我说：“这里的人是很尊敬烈士的，但都是在他们死了以后，在这之前只会发牢骚。”我想，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游击战士有四分之三是从农民、蔗糖工当中招募来的，这并非偶然；奥连特省（Provincia de Oriente）是蔗糖的最大源泉，同时又是古巴历史上多次起义的发源地，这也不是偶然。我理解他们多年积累的仇恨。1961年糖季丰收之后，革命决定向蔗糖报复。蔗糖使人们记忆犹新地回忆起过去受奴役的情景。在过去，蔗糖是不是一种命运，后来是不是变成一种惩罚，现在能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杠杆和动力？
在可以理解的急躁情绪的影响下，革命毁坏了很多甘蔗田，企图在一瞬之间就实行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倒是没有犯过去的错误，即把大庄园分成生产不出东西的小庄园，但是每一个社会化了的庄园一下都种上了各种各样的作物。为了国家的工业化，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为了满足由于革命重新分配财富而大大增加的消费需要，必须大规模地进口。如果不生产大量的糖，从哪里获得进口所需的外汇呢？发展矿业，特别是发展镍的生产，也需要大量投资，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投资。由于增加船只，渔业生产增长了七倍，这也需要大量投资。生产酸性水果的宏伟计划正在实施当中，但是从播种到收获还要耐心等待若干年。于是，革命政权发现把屠刀和凶手弄混了。蔗糖曾经是不发达的因素，现在成了发展的工具。因此不得不用单一作物和依附状态（这是古巴加入世界市场所造成的）之矛，去攻单一作物和依附状态之盾。
从蔗糖生产所获的收入已不用来巩固奴役性结构。
与1958年相比，机械和工业设备的进口增加了40％，蔗糖生产所造成的多余的经济力量用来发展基础工业，也用来使土地不致闲置，工人不致失业。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倒台的时候，古巴有五千台拖拉机和三十万辆汽车。今日已有五万台拖拉机，尽管由于管理不善，产生很大程度的浪费。至于汽车，大部分是豪华型的，除了值得送到废铜烂铁博物馆的以外，所剩也无几了。水泥工业和发电厂有了惊人的发展。由于新建化肥厂，今天使用的化肥比1958年多五倍。各地修建的水库现储水量比1958年水库总储量多七十三倍
，灌溉地区也飞速增加。古巴到处是新修的公路，结束了许多好像永远与世隔绝的地区交通不便的状况。为了提高原来产量不大的牛奶产量，古巴引进荷兰种牛，通过人工授精，繁殖了八十万头杂交牛。
甘蔗的机械砍割和运输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些大部分是在古巴自己发明创造的基础上进行的，尽管还很不够。虽然遇到困难，但正在建立一种新的劳动制度，过去的砍蔗工——蔗糖的囚徒，今日已经绝种。对他们来说，革命也意味着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不太笨重的劳动和让子女能够享受奖学金到城里去上学。解救甘蔗农的结果是引起国家经济的严重紊乱，这是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1970年，古巴用比原来工人多三倍的劳动力收割甘蔗，其中大部分是志愿劳动者、士兵和其他行业的工人，这就影响了城乡的其他活动、其他产品的收获和工厂的劳动进度。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干活既不是因为害怕失业，也不是因为贪得无厌。其他的动力诸如互助精神、集体责任感、丢掉个人主义而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等等，也应当起作用。全体人民的觉悟不是顷刻间就能转变过来的。据菲德尔·卡斯特罗说，革命夺取政权时，大部分古巴人甚至不是反帝国主义的。
随着哈瓦那和华盛顿之间不断发生挑战与应战、打击与反打击，随着革命已逐渐把关于社会正义的许诺变为具体的事实，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革命一起，变得越来越激进。古巴建成了一百七十家新的医院和同等数量的医务所，医疗是免费的。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教育也是免费的。今天，有三十多万儿童和青年享受助学金，住宿生和幼儿园都成倍增加。大部分居民不必付房租，水、电、电话、安葬和体育表演都是免费的。在短短几年中，社会服务费增加了五倍。现在，每个人都能受教育、都有鞋穿，人们的需要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产却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现在是全民消费而不是少数人消费，所以消费的压力也迫使古巴迅速增加出口，蔗糖仍然是最大的资金源泉。
革命确实正在经历艰难的时期，这是过渡和牺牲的时期。古巴人终于懂得要咬紧牙关去建设社会主义，懂得革命绝不是闲逛。归根结底，如果一切都是他人赠送的，那么，这块土地就没有前途了。有些产品确实匮乏，1970年古巴缺少水果、冰箱和服装。排队是常有的事，这不完全由分配的紊乱状况造成。物品匮乏的根本原因是新涌现出了大量的消费者，也就是说，现在的国家是属于大家的，因此物品匮乏同拉美其他国家的物品匮乏是不一样的。
国防费用也是同样的情况。革命政权不得不睁着眼睛睡觉，从经济上来说，这也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个被包围的革命，不停地受到侵略和破坏，它之所以没有倒下，是因为手握武器的人民在捍卫它。多么奇特的专制！被剥夺了财产的剥削者并不甘心。1961年4月，在吉隆滩（Playa Girón）登陆的队伍不单单由巴蒂斯塔的旧军人和旧警察组成，参加这个队伍的还有拥有三十七万公顷土地的地主们、近一万所房产的房产主，以及拥有七十家工厂、十家糖厂、三家银行、五座矿井和十二个夜总会的老板们。
危地马拉的独裁者米格尔·伊迪戈拉斯（Miguel Ydígoras）把训练营地让给远征军以换取美国人的许诺，后来他本人供认，美国人曾许诺给他现钞（但从未兑现），也答应在美国的市场上增加危地马拉糖的份额。
1965年，另一个产糖国多米尼加共和国遭受到约四万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入侵。他们的司令布鲁斯·帕尔默（Bruce Palmer）将军宣称：“鉴于该国局势十分混乱，海军陆战队准备永远驻扎在那里。”糖价急剧下降是促使人民愤怒抗议的原因之一。人民奋起反对军事独裁，美国军队马上前来维持秩序。在奥萨马河（Río Ozama）和加勒比海之间一个被围困的圣多明各市市区内，爱国者与入侵者展开肉搏战，四千人被打死了。
美洲国家组织——它的记忆力是驴子的记忆力，因为从来不会忘记在哪里吃东西——给入侵者打气，派新的力量来推进侵略。必须消灭产生另一个古巴的萌芽。
切·格瓦拉曾经说过，不发达状况好像一个头和肚子都大的侏儒，腿很瘦，胳膊很短，同身体的其他部分很不协调。哈瓦那闪烁着光芒，在它的豪华大街上，豪华的汽车嗡嗡作响，在世界上最大的夜总会里，最美丽的舞女随着埃内斯托·莱库奥纳
的音乐翩翩起舞。而与此同时，在古巴农村，每十个农业工人中只有一人能喝上牛奶，不到4％的人能吃上肉。根据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材料，五分之三的农业劳动者所挣的工资只有生活费用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但蔗糖不止生产侏儒，它也生产巨人，至少它极大地促进了巨人的发展。 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的蔗糖大大推动了英国、法国、荷兰以及美国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积累，同时又破坏了巴西东北部和加勒比诸岛的经济，加重了非洲历史性的衰落。欧、非、美三角贸易是以向甘蔗种植园贩卖奴隶作为主要支柱的。奥古斯托· 科钦（Augusto Cochin）曾说过：“一颗粒糖的历史是有关政治经济学、政治和道德的一堂完整的课。”
西非的部落一向互相残杀，其目的是用战俘来增加自己的奴隶储备。这些部落属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范围，但是在贩卖黑奴的高峰时期，葡萄牙人既没有船只，也拿不出工业品作为交换，他们只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黑奴贩子和非洲部落头子之间纯粹的掮客。英国是买卖人肉的冠军，直到它认为不适宜继续做此买卖为止。但是荷兰人买卖黑奴的传统更悠久，因为在英国获得向其他国家的殖民地运送奴隶的权利之前，查理五世早已把将黑奴运到美洲的垄断权赐予荷兰人。至于法国，路易十四这位太阳之王同西班牙国王对等平分几内亚公司的利润，这家公司是1701年末为向美洲贩卖黑奴而创立的，法国工业化的缔造者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曾振振有词地说，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贩卖黑奴“对于发展国家商船队是有好处的”。
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说过，由于发现美洲，“商业被提到一个通过其他方式永远不会达到的光辉灿烂的水平”。塞尔希奥·巴古（Sergio Bagú）认为，欧洲商业资本积累的最巨大的动力就是美洲的奴隶制，而这资本又构成“赖以建立现代巨大工业资本的基石”。
希腊罗马奴隶制在新大陆的复兴起了神奇的作用：一些国家的船只、工厂、铁路和银行都成倍增加，而这些国家不是这些穿越大西洋的奴隶的原属国或目的国，当然美国除外。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有好几百万非洲人漂洋过海，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比欧洲来的白人移民多得多，而生存下来的要比他们少得多。从波托马克河到拉普拉塔河之间，奴隶们为他们的主人盖房子、砍伐树木、砍割甘蔗、榨糖、种植棉花和可可、收获咖啡和烟草，还到河里找黄金。他们接连死去，人数相当于广岛死难者的数倍！正如牙买加的一个英国种植者所说：“买黑奴比养黑奴容易。”卡约·普拉多估计，到19世纪初，抵达巴西的非洲人在五百万到六百万之间，那时古巴已是一个大的奴隶市场，像过去整个西半球市场那么大。
大约在1562年，约翰·汉金斯（John Hawkins）船长从葡属几内亚走私了三百个黑奴。伊莎贝尔女王勃然大怒地断言：“这种冒险行为将受到上天惩罚。”但是当汉金斯告诉她，在加勒比用奴隶换来蔗糖、皮革、珍珠和生姜时，女王饶恕了这个海盗，还成了他的贸易伙伴。一个世纪以后，约克公爵把他的爵位和名字的前两个字头D和Y用炽热的烙铁烫在他的公司每年向“蔗糖之岛”送去的三千名黑奴的左臂或胸口上。卡洛斯二世是非洲皇家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公司向他支付300%的股息，尽管在1680年到1688年装上船的七万个奴隶中，漂洋过海之后只剩下四万六千人。在旅途中许多非洲人病死或饿死，或绝食而死，或用锁链把自己勒死，或者跳到海里去喂鲨鱼。在贩卖黑奴的买卖中，英国缓慢但坚定地粉碎了荷兰的霸主地位。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是“奴隶专卖许可证”（asiento）的主要受益者，西班牙承认英国对奴隶贸易的皇家垄断，英国政界和财界最显赫的人物都卷入这家公司，无比兴盛的买卖使伦敦的交易所欣喜若狂，神奇的交易发展起来。
运输奴隶把造船基地布里斯托尔（Bristol）提高到英国第二大城的地位，把利物浦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船只出发了，船舱里装着武器、布匹、杜松子酒和甘蔗酒、小摆设、彩色玻璃等等，用这些东西换取非洲的人货，再拿这些人货来换美洲殖民地种植园的蔗糖、棉花、咖啡和可可。英国人在海上称王称霸。到18世纪末，曼彻斯特已有十八万纺织工人为非洲和加勒比生产，谢菲尔德生产刀子，每年从伯明翰运来十五万支火枪。
非洲的酋长把奴隶交给人贩子，换取英国工业品。这样他们就拥有新的武器和大量的烈酒，以便在各村落里开始下一轮猎捕。他们也提供象牙、蜂蜡和棕榈油。很多奴隶是从原始森林中来的，他们从未见过海，常常把海啸当作是某种埋伏起来准备吃掉他们的野兽的吼叫声。据当时一个人贩子说，这些黑人以为“他们要像绵羊一样被送到屠宰场去，因为欧洲人很喜欢吃他们的肉”。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并没有错。九尾皮鞭也难以遏制非洲人不想活下去的绝望情绪。
那些从长途贩运的饥饿、疾病和拥挤中生存下来的“货物”，先被带到殖民地的大街上，在笛子的伴奏下游街，然后在广场上展览，身上只挂些破布片，全是皮包骨。在把那些精疲力竭地到达加勒比的奴隶展现给买主之前，先在奴隶库房里把他们喂肥；而那些生病的奴隶，就让他们死在码头。奴隶可以卖现钞，或在三年之内偿付。轮船起锚回利物浦时，满载各种不同的热带产品。18世纪初，英国纺织工业所需的四分之三的棉花都来自安的列斯群岛，虽然后来它的棉花供应主要来自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到18世纪中期，英国共有一百二十家制糖厂。
那时候，一个英国人每年只用六英镑就能维持生活，而利物浦的奴隶贩子每年能获得一百一十多万英镑的利润，这只是从加勒比得来的钱，还不算他们附带搞买卖所得的利润。有十个大公司垄断了三分之二的买卖。利物浦启用一系列新码头，造的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吃水越深。金银匠打出了“拴黑人和狗的银锁、银链条”，漂亮的贵妇们出门时，身边带着一只身着绣花上衣的猴子和一个头缠包头布、身穿丝织裤的小黑奴。一位经济学家描写当时的黑奴买卖是“一切事物中基本的和主要的原则，是使机器的各个齿轮得以转动的主要部件”。银行遍及利物浦、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伦敦和格拉斯哥（Glasgow）。劳埃德保险公司（Lloyd’s）通过为奴隶、船只和种植园保险而积累利润。《伦敦早报》早就通告，凡是逃跑的奴隶都应被交回到劳埃德公司。用买卖黑奴的资金建立了英国西部的大型铁路，加勒斯（Gales）的石板工厂等工业也靠这种资金兴建起来。 在工业品、奴隶、蔗糖这样的三角贸易中积累的资本使发明蒸汽机成为可能。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是得到靠上述贸易发财的商人资助的。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在他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丰富的著作中就曾这样说过。
19世纪初，英国成为反奴隶制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此时的英国工业需要具有较大购买力的国际市场，所以必须推广工资制。此外，由于加勒比英属殖民地实行工资制，巴西用奴隶劳力生产的蔗糖因成本相对低廉而重获赢利。
英国海军袭击贩运黑奴的船只，但是为了供应古巴和巴西的需要，黑奴买卖越做越大。在英国小艇到达海盗船之前，奴隶就被抛到大海中去了，在船上只能闻到气味，看到发热的锅炉和在甲板上捧腹大笑的船长。限制贩卖黑奴反而提高了黑奴的价格并大大增加了赢利。到19世纪中叶，在非洲，奴隶贩子用一支旧步枪换来一个身强力壮的奴隶，然后以六百多美元的价格在古巴卖掉。
对英国来讲，加勒比的小岛远比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更为重要。英国禁止巴巴多斯、牙买加和蒙特斯特拉（Montserrat）生产一根针、一块马掌铁。而新英格兰的情况则大为不同，这有利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
确实，促进美国工业革命所需资本的大部分来自新英格兰的黑奴买卖。18世纪中叶，贩卖黑奴的船只从波士顿、新港（Newport）和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向非洲运去许多满装甘蔗酒的大桶，用它们换取奴隶，把奴隶卖到加勒比，再从那里运糖蜜到马萨诸塞州，把糖蜜提炼成甘蔗酒，结束全过程。安的列斯群岛最好的甘蔗酒即西印度朗姆酒不是在西印度制作的。
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兄弟用贩卖奴隶所获得的资金修建了一个冶炼炉，向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将军提供独立战争所需的大炮。
由于贩卖黑奴促进了新英格兰的造船工业和冶炼业的发展，这些注定要搞甘蔗单一作物的种植园不仅可以被认为是“十三个殖民地”发展的动力，也是促进向糖厂出口口粮、木材和各种用具的大市场，这样，北大西洋的庄园经济和提早发展的制造业在经济上获得了可行性。北部移民的造船厂建造的船只向加勒比输送大量鲜鱼、熏鱼、燕麦和其他谷物、菜豆、面粉、黄油、奶酪、洋葱、马、牛、蜡烛、肥皂、布匹和做装糖箱子的松木、栎木及雪松木板（古巴有西班牙语美洲的第一个蒸汽锯，但是却没有木材可锯），以及桶板、桶箍、桶圈、铁环和铁钉。
血液就这样通过所有这些渠道流走了。今日的发达国家过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发达的国家也就此变得不发达。
1518年，阿隆索·苏亚索（Alonso Zuazo）律师从多米尼加给查理五世写信说：“用不着害怕黑人造反，在葡属岛屿上有些寡妇平安地同八百名奴隶生活在一起，一切问题在于如何统治他们。我刚来的时候发现一些黑人很狡猾，还有一些逃到山上去了，我用鞭子抽打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把另一些人的耳朵割了下来，这样就再没有怨声了。”四年以后，美洲第一次奴隶起义爆发。美洲发现者的儿子迭戈·哥伦布（Diego Colón）属下的奴隶率先造反，他们最后被吊死在糖厂路旁的绞刑架上。
后来又在圣多明各和加勒比地区所有种植蔗糖的岛屿上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动。迭戈·哥伦布的奴隶暴动两个世纪之后，在同一个岛的另一端，逃亡的奴隶躲到海地最高的地区，他们在山上重建非洲生活：种植非洲的粮食、崇拜非洲的神灵、遵守非洲的习俗。
现在，彩虹还在给海地人民指出返回几内亚之路，要乘坐挂着白帆的船只……在荷属圭亚那（Guayana holandesa）科朗蒂纳河（Río Courantyne）的那边，三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有朱卡人（los djukas）的村社，他们是穿过苏里南（Surinam）森林逃走的奴隶的后裔。这些村庄还遗存着“同几内亚神庙相似的神庙，跳加纳的舞蹈，行加纳的礼仪，敲鼓传话，鼓点很像亚山蒂（Ashanti）的鼓点”
。圭亚那第一次大的奴隶暴动发生在朱卡人逃跑一百年之后。荷兰人收复了种植园，用火慢慢烧死奴隶的领袖。但是在朱卡人迁徙之前，巴西逃居荒野的奴隶就已在巴西东北部建立了帕尔马雷斯黑人王国（Reino Negro de los Palmares），他们在整个17世纪胜利地粉碎了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为摧垮这一王国而发动的数十次军事围剿。几千士兵的攻击对付不了黑人的游击战术，有了这些战术，这个广阔的庇护所直到1693年还是不可战胜的。帕尔马雷斯独立王国是起义的宣言和自由的大旗，它建立起一个“像17世纪在非洲存在的许多国家那样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疆域从伯南布哥的圣阿戈斯蒂纽岬角（Cabo de Santo Agostinho）地区一直扩展到阿拉戈斯州（Alagoas）圣弗朗西斯科河的北部地区，相当于葡萄牙本土的三分之一，被原始森林密密地包围着。这个王国的最高领袖是从最能干、最机智的人当中选出来的，是由“在战争中或在指挥中最有威望、运气最好的人”来统治的。
在万能的甘蔗种植园的全盛时期，帕尔马雷斯是巴西唯一发展多种种植的地方。这些黑人根据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祖先在非洲大平原和热带丛林中积累的经验，种植玉米、甘薯、菜豆、木薯、香蕉和其他食粮。毁掉庄稼是殖民军队的主要目的，它们要重新获得那些戴着脚镣穿洋过海而今又从种植园逃跑的人，此举并非徒然。
帕尔马雷斯独立王国丰富的食物恰同沿海甘蔗种植区在全盛时期的贫困形成对比。已经获得自由的奴隶，机智而勇敢地捍卫着自由，因为他们已经尝到自由的甜头：土地是公有的，在黑人的国家里没有货币。“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次奴隶起义能像帕尔马雷斯的奴隶起义那样坚持如此长的时间。震动了古代最重要的奴隶制的斯巴达克斯起义也只持续了十八个月。”
葡萄牙王朝动员当时最强大的军队准备最后一战，连很久以后对付巴西独立时也没有动员这么多的军队。有不少于一万人来保卫帕尔马雷斯最后一座碉堡，那些幸存者，要么被杀头，要么被扔到悬崖深涧中，要么被卖给里约热内卢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人。两年之后，被奴隶们视为不朽的领袖苏姆比（Zumbi）被叛徒出卖了。他们把他围困在原始森林中，砍下他的头。但是造反不断。没过多久，巴托洛梅·布埃诺·杜普拉多（Bartolomeu Bueno Do Prado）队长带着他又一次镇压奴隶起义的战利品从拉斯莫尔特斯河（Río das Mortes）回来了。他在马褡裢里装了三千九百对耳朵。
古巴也接二连三地发生起义。有些奴隶集体自杀。费尔南多·奥尔蒂斯说，他们“用永久的罢工和无止境地逃到另一个世界”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的主子。他们认为这样做，肉体和精神就能在非洲复活。主子们把尸体大卸八块，让他们只能在缺手短脚、无头，甚至被阉割的状态下复活，从而使许多奴隶放弃自杀的念头。一个年轻时候逃到拉斯维利亚斯山区（Las Villas）的奴隶说，大约在1870年，古巴的黑人已经不自杀了。他们用一根有魔力的带子“逐渐飞起来，在天上飞呀飞，就飞到了自己的家乡”，或是消失在山区，因为“谁都活够了。安于现状的人是性格软弱的人。山区的生活是很有益于健康的”。
非洲的神灵仍然活在美洲奴隶的心中，失落的家乡的传说和神话以及思乡之情，也仍然活在他们的心中。看来很明显，黑人在他们的礼仪、舞蹈和魔法中表示，需要确定一种文化上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是基督教所反对的。但是，教会在物质上同黑奴要忍受的剥削制度是紧密相连的，或许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8世纪初，在英属岛屿，被认为犯了罪的奴隶，要在榨糖机的辗轮中被压死；在法属殖民地则被活活烧死，或者受轮刑；而与此同时，耶稣会会员安东尼尔却假惺惺劝告巴西的糖厂主避免发生类似的过分行为。他说：“绝对不应允许管理人员踢孕妇的肚子，也不许用棍棒抽打奴隶，因为在气头上打人没个准，可能会伤着或打死值很多钱、很会干活的奴隶。”
在古巴，工头们用皮革或麻绳做的鞭子抽打犯了错误的怀孕女奴的脊梁，但是在抽打之前，先让她们脸朝下趴着，把肚子放在一个凹处，以免伤着肚子里的那个新“物品”。教士们可以得到蔗糖生产的5%作为什一税，他们用基督教义饶恕这种行为，说工头像耶稣一样惩罚有罪的人。天主教的传教士胡安·佩尔皮尼亚·伊皮贝尔纳特（Juan Perpiñá y Pibernat）向黑人传教时说：“可怜的人们，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们是奴隶而要受那么多的苦难。奴隶只是你们的身子，你们的灵魂是自由的，有朝一日，你们会飞往幸福者的天堂。”
贫困者的上帝并不总是和使他们贫困的那个制度的上帝相同。尽管根据官方材料，巴西人口中有94%信仰天主教，但实际上黑人仍然鲜活地保留着自己的非洲传统，他们的宗教信仰一直活在心中。当然，这些东西常常罩上基督教圣像的伪装。
不论肤色如何，渊源于非洲的宗教信仰在被压迫者中影响很大。安的列斯群岛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尽管原先的宗教礼仪和神灵在美洲土地上扎根时，多多少少有些改头换面，但是海地伏都教（vudú）、古巴本贝教（bembé）、巴西的乌姆邦达（umbanda）和金邦达教（quimbanda）的神差不多都一样。在加勒比地区，在巴西的巴伊亚，人们用纳戈语（nagô）、约鲁巴语（yoruba）、贡戈语（congo）和其他非洲语言唱礼仪赞美诗。而在巴西南部大城市的市郊，葡萄牙语却占统治地位。但是，象征着善和恶的神灵却产生于非洲西海岸，历经几百年的时间，变成为被排斥者复仇的神灵。这些被排斥的人就是受屈辱的、可怜的人们，他们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呼叫：
巴伊亚的力量，
非洲的力量，
神圣的力量，
来吧！
来帮助我们。
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但没有废除大庄园制。就在这一年，一个目击者在西阿拉写道：“只要有饥饿，就有人肉市场，买者总会络绎不绝。很少有轮船不装载大量的塞尔拉人。”
在橡胶美好幻景的诱惑下，五十万东北部人移居到亚马孙河流域，一直持续至20世纪中期。从那时起，由于时时发生席卷大腹地的干旱、由于森林地区甘蔗庄园的不断扩张，迁徙还在继续。1900年，四万旱灾灾民逃离塞尔拉。他们踏上当时人们常走的路：通向森林的北路。以后路的方向变了。今天，东北部人向巴西中部和南部移民。1970年旱灾把饥饿的人群赶向东北部的城市。他们抢劫火车和商店，高声向圣何塞求雨。灾民拥挤至道路上。1970年4月，一份电报这样说：“上个星期天，在圣弗朗西斯科河畔贝伦市（Belém do São Francisco），伯南布哥的警察逮捕了二百一十个农民，他们将以每人十八美元的价钱被卖给米纳斯吉拉斯的地主。”
这些农民来自两个旱灾最严重的州：帕拉伊巴州（Paraíba）和北里约格朗德州（Río Grande do Norte）。6月，电传机传来联邦警察局局长的声明：警察局尚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制止贩卖奴隶这类事情。尽管近来已开始进行十项调查，可东北部的劳动者仍然被卖给国内其他地区富有的庄园主。
橡胶和咖啡的蓬勃发展需要招募大量东北部劳动者，政府也要使用这批廉价的劳动力，他们是修建大型公共工程的庞大的后备军。从东北部像运牲口一样运来了赤身裸体的人。一夜之间，沙漠的中心建起了巴西利亚城（Brasilia），这个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今日被一个宽阔的贫穷带包围着。干完活之后，建筑工人就被抛到巴西利亚的卫星城去，那里有三十万东北部人随时准备干一切行当，他们靠辉煌首都的残羹剩饭为生。
东北部人的奴隶劳动现在正在开辟把巴西一分为二、穿越亚马孙地区原始森林到玻利维亚交界处的公路。这一计划还包括垦殖土地的设想，目的是扩大“文明边界”，即农民如果能够在炎热的热带森林地带生存下去，他们每个人就可以得到十公顷土地。东北部有六百万无地农民，而一万五千人却占有东北部全部土地的一半。在已被人占领的地区没有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在那里，大庄园主的土地所有权依然神圣不可侵犯，土地改革是在原始森林地带实行的。这意味着东北部的灾民将为庄园制扩展到新的地区开辟道路。在没有资金、没有劳动工具的情况下，那些离消费中心两千至三千公里远的十公顷土地又意味着什么呢？可以看出，政府的真实意图是向美国庄园主或美国公司提供劳动力。前者购买或霸占了内格罗河（Río Negro）以北的一半土地，后者是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它从加拉斯塔苏·梅迪西（Garrastazú Médici）将军手中得到了亚马孙地区巨大的铁矿和锰矿。
为密林中的巨大剧场揭幕
有些作者估计，在橡胶的极盛时期，巴西有不少于五十万东北部人死于传染病、疟疾、肺结核或脚气病。“这一大堆可怕的尸骨是为橡胶工业付出的代价。”
本来就缺乏维生素、来自旱地的农民开始进入潮湿森林的漫长旅程。在那多沼泽的橡胶园，疾病等待着他们。这些人拥挤在船的底舱，条件如此恶劣，以致有不少人在途中死去。这样，他们提前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些人则连船都没有上。1878年，西阿拉州八十万居民中有十二万人朝亚马孙河的方向走去，但只有不到一半人抵达目的地，其余的人因饥饿或生病倒在大腹地的路上或福塔来萨市（Fortaleza）市郊。
在此之前一年，东北部发生大旱灾，这是19世纪七大旱灾之一。
除疾病以外，在森林中等待着他们的还有类似奴隶制的劳动制度。工钱是用肉干、木薯粉、蔗糖蜜、白酒等实物支付的，一直到橡胶工人还清所负的债为止，可是只有出现奇迹才能还清。老板们之间达成协议，不雇佣欠其他雇主债的工人。守在河边的农村警察向逃跑者开枪。债上加债。原先的债是劳动者从东北部到此地欠下的路费，接着还要加上买劳动工具、砍刀、刀子和大碗的钱，再加上伙食费和酒钱（橡胶工人爱喝酒，橡胶园里也不缺酒喝），于是，工人在这儿工作的时间越久，他累计起来欠的债也就越多。东北部人是文盲，他们毫无办法对付管理人员在统计时所耍的花招。
大约在1770年，普里斯特利（Priestley）已经观察到橡胶可以用来擦去铅笔在纸上留下的痕迹。七十年以后，查尔斯·古德伊尔（Charles Goodyear）和英国人汉考克（Hancock）同时发现，对橡胶进行硫化可以使它柔韧，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到1850年，人们已经开始用橡胶裹车轮。19世纪末，美国和欧洲有了汽车工业，此后就开始大量使用有气胎的车轮。世界对橡胶的需求直线上升。1890年，橡胶占巴西出口所得收入的十分之一。二十年以后占十分之四，几乎与咖啡销售所得持平，而1910年是咖啡的鼎盛时期。当时，大部分橡胶来源于阿克里（Acre）地区，巴西曾以闪电般的军事行动从玻利维亚手中夺走这块地区。
在得到阿克里地区后，巴西几乎占有了世界上所有的橡胶产地。橡胶的国际价格看好，好日子似乎无穷无尽。当然，橡胶园工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尽管是他们每天清早离开自己的茅草屋，用带子往背上挂几个罐子，然后爬上巨大的巴西橡胶树去采胶。他们在靠近树冠的树身和较粗的树枝上割出几个口子，白色的汁液便流出来，大约两个小时就可以把罐子灌满。到晚上，把液体加热成扁形盘子，堆放在橡胶园管理处。整个马瑙斯市（Manaus）充满着橡胶那种酸而难闻的气味。该市是买卖橡胶的世界中心。1849年马瑙斯有五千居民，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增长到七万人。橡胶巨商在马瑙斯修建奇特的私邸，里面尽是东方的名贵木材、葡萄牙的彩陶、卡拉拉（Carrara）的大理石柱子和法国生产的家具。森林中新的财主从里约热内卢运来最贵的食品，欧洲最好的裁缝为他们做衣服，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英国学校学习。亚马孙剧院是极俗气的巴洛克式建筑，它是20世纪初使人眼花缭乱的财富的最大象征。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Caruso）在开幕式晚上为马瑙斯居民演唱，报酬是惊人的。他乘船穿过森林到达马瑙斯，舞蹈演员巴甫洛娃（Pavlova）本来也要来，但她只到达贝伦市（Belém），对此她表示了歉意。
1913年，灾难降临到巴西橡胶。三年前，橡胶价为十二先令，如今减少到原价的四分之一。1900年东方只出口四吨橡胶，到1914年锡兰和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向世界市场倾销了七万吨，五年后，他们的出口已接近四十万吨。 实际上曾经垄断橡胶的巴西，到1919年只提供世界所消费橡胶的八分之一。又过了五十年，巴西向国外购买所需橡胶的一半以上。
发生了什么事？大约在1873年，在塔巴霍斯河拥有一片橡胶林的英国人亨利·威克罕姆（Henry Wickham）以爱好植物出名，他把画有橡胶树的图画和橡胶树树叶寄给伦敦邱园
主任。他接到的命令是设法搞到相当数量的橡胶树种子，即巴西橡胶树黄色果实里的种子。偷偷运走种子是不容易的，因为巴西政府严惩偷运种子的人，当局极其认真地检查所有船只。于是，莫曼航运公司的一艘船神秘地在巴西内河里比通常多走了两千公里。返航时，亨利·威克罕姆在船上。他在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子里把橡胶树的果子晒干后选出最好的，用香蕉叶包上。为了不使船上的老鼠啃坏种子，他用绳子把种子挂起来，然后封闭装有种子的船舱。船内其他房间是空的。到了河口处的帕拉州贝伦市时，威克罕姆为地方当局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整个亚马孙地区的人都知道这个英国人有个怪癖，喜欢收集兰花。他解释说，受英国国王之托，给邱园带去一批稀有兰花的鳞茎。他还说，由于这种植物特别娇贵，必须放在有特定温度的密闭房间里，如果打开房门，花就会被损坏。就这样，橡胶树种子完好无损地抵达利物浦港。四十年后，英国人用马来西亚橡胶占领了世界市场。以在基夫植物园发出绿芽的种子为基础，亚洲种植园合理地组织生产，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挤垮了巴西粗放的橡胶生产。
亚马孙地区的繁荣化为乌有。森林再次把自己封锁。寻求财富的人转移到其他地区，豪华的营地瓦解了。留下来的只有那些想方设法生存下去的劳动者。他们从遥远的地方被带到此地，为他人的冒险活动效劳。甚至对巴西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巴西所做的只不过是回答了世界市场需要原料的美人鱼歌声，一点都没有参与真正的橡胶买卖，即资助、商品化、加工和销售。后来，美人鱼哑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亚马孙地区的橡胶才又有了暂时的新发展。当时，日本人占领了马来西亚，而盟军极需橡胶，整个1940年代，秘鲁森林遭到洗劫。
在巴西，所谓的“橡胶之战”又把东北部农民动员起来。根据国会揭发，“橡胶之战”结束时，有五万人死于传染病和饥饿，他们的尸体烂在橡胶林里。
可可发源于美洲，委内瑞拉长期以来以盛产可可著称。兰赫尔曾经说过，“我们委内瑞拉人生来就是为出售可可，并在自己的国土上兜售外国的便宜货”。
那些靠可可起家的寡头同高利贷者和商贾们一起，构成“代表落后的三圣一体”。委内瑞拉除了生产可可，在平原地区还有畜牧业，此外也出产靛蓝、蔗糖和烟草，以及为数不多的矿山，但这些部门的产量均不及可可产量。“大可可”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加拉加斯奴隶主义寡头集团的一个非常贴切的称号。这个寡头集团是靠黑人的血汗、靠向墨西哥的矿业寡头集团和西班牙宗主国出售可可而发迹的。1873年，委内瑞拉开启咖啡的时代。咖啡同可可一样，适于在坡地或炎热的谷地生长。虽然已经有人开始经营咖啡种植，但可可的种植面积仍在不断扩展，一直伸延到土地湿润的卡鲁帕诺（Carúpano）地区。委内瑞拉依然是一个农业国，逃脱不了咖啡、可可价格周期性下跌的厄运，而咖啡和可可种植园的主人、销售这两种产品的商人以及那些放债人，却靠咖啡和可可赚来的钱过着挥霍无度的寄生生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22年。那一年，委内瑞拉一夜间变成一个富油国。从那时起，石油一直起着主导一切的作用。事隔四个世纪之后，这种新财富的骤然出现证明，当年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的希冀并不全是想入非非。他们苦苦寻找那个家藏万两黄金的王子，但时运不佳；最后竟利令智昏到把马拉开波湖的一座小村误认为是威尼斯，委内瑞拉就是因他们这种幻觉而得名。
哥伦布竟以为人间天堂就在帕里亚海湾（Golfo de Paria）。
19世纪末叶，欧洲人和美国人开始喜欢吃巧克力。工业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了巴西可可种植园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老种植园的生产。在巴西，可可同橡胶齐头并进，很快就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像橡胶种植园那样为东北部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位于托多苏斯桑托斯海湾（Bahía de Todos los Santos）的萨尔瓦多城，以前曾是巴西的国都和蔗糖之都，属于美洲最重要的都市之一。此时它又作为可可之都恢复了昔日的活力。直到今日，在巴伊亚南部——从雷孔卡沃（Recôncavo）到圣埃斯皮里图州（Espírito Santo），那些沿海低地和海湾山峦之间的地带——可可庄园仍在继续为世界上大部分巧克力生产提供原料。可可同甘蔗一样，给巴西带来的是单一种植、焚毁树林、受制于世界市场价格和劳动者世代贫穷的后果。那些在里约热内卢海滩上消磨时光的种植园主与其说是在务农，不如说是在经商。他们不允许有一寸土地种植其他作物。他们在种植园的代理人常常用肉干、面粉、菜豆等实物支付酬劳。如果以货币支付，农民劳动一整天的工资也只相当于一公升啤酒的价钱，劳动一天半挣的钱才能买一听奶粉。
巴西曾经长期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但从一开始，非洲就成为其厉害的竞争对手。大约从1820年代起，加纳成为第一可可生产大国，英国人在那里用现代化方法大规模经营可可种植园。当时加纳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人称黄金海岸。这样，巴西就退居为世界第二可可供应国，几年后又降到第三位。但是，谁也没想到厄运将降临至巴伊亚以南的肥沃良田上。在殖民地时期，这些土地一直盛产可可，而且产量成倍增长。种植园的雇工用尖刀劈开可可果，把可可豆集中起来装上车，用毛驴运到木槽里存放。为了种植可可，人们不惜砍掉愈来愈多的树木，开辟出新的空地，并用砍刀和枪支征服新的土地。雇工对可可的价格及市场行情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谁在统治着巴西。直到几年前，还有一些种植园的劳动者笃信唐·佩德罗二世（Don Pedro II）仍然在位。种植园主高兴得不住地搓手，因为他们知道，或者说他们自以为知道，可可的消费量在增加，可可的价格和利润也在随之增长。当时几乎所有可可都从伊尔埃乌斯港（Puerto de Ilhéus）装船，这个港因此被誉为“南方的女王”。今天，虽然它大势已去，但种植园主那些建筑牢固、陈设铺张、趣味鄙俗的小宫殿却依然矗立。豪尔赫·亚马多（Jorge Amado）曾以此为题写了几部小说。他是这样再现可可价格上涨时的情景的：“伊尔埃马斯和可可种植区的阔佬们在黄金里游泳，用香槟酒洗澡，同来自里约热内卢的法国女郎睡觉。在伊尔埃乌斯城最有名气的特里亚农夜总会里，马内卡·旦塔斯（Maneca Dantas）上校总是用五十万雷伊斯的钞票点烟，这是在模仿巴西所有富有的种植园主以前在咖啡、橡胶、棉花和蔗糖行情看涨时惯有的举动。”
价格上涨促使生产增加，生产增加又导致价格下降。这种不稳定状况愈演愈烈，土地的主人也在不断更换。“百万富翁变乞丐”的时代拉开帷幕，开拓种植园的先驱者纷纷把种植园转让给出口商，出口商把这些土地搞到手用的是逼债的办法。
仅举一事为例。在1959年至1961年的短短三年中，巴西可可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就降低了三分之一。此后，可可行情看涨的势头也未能重新唤起人们的希望。拉美经济委员会预言，可可价格上涨的趋势不可能持久。
为了能吃上廉价的巧克力，美国、英国、联邦德国、荷兰和法国这些主要的可可消费国，鼓励非洲同巴西和厄瓜多尔的可可竞争。它们通过左右价格的涨落，曾几次使巴西的可可业萧条。被种植园解雇的劳动者流落到街头，在树下露宿，用青香蕉充饥。对那些从欧洲进口的精美巧克力，他们只能望洋兴叹。巴西这个世界第三大可可生产国竟从法国和瑞士进口巧克力，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巧克力的价格愈抬愈高，而可可的相对价格却愈压愈低。1950年至1960年期间，厄瓜多尔可可的出口量增加了30%强，但收入只增长了15%。其余的15%厄瓜多尔就送给了那些富国，可它们同期内向厄瓜多尔出口的工业品价格却不断提高。厄瓜多尔经济主要依靠香蕉、咖啡和可可的出口，但这三种产品却总是不断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冲击。据官方资料统计，十个厄瓜多尔人中就有七个缺乏起码的营养，厄瓜多尔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巴西是世界第四大棉花生产国，墨西哥是世界第五大棉花生产国。世界纺织业使用的棉花有五分之一来自拉美国家。18世纪末，棉花成为欧洲工业发源地最重要的原料。英国购买这种天然纤维的数量在三十年内就翻了两番。在瓦特获得蒸汽机的发明专利时，阿克莱特（Arkwright）发明纱锭，之后卡特莱特（Cartwright）又发明纺织机。这三种发明对推动纺织品生产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为棉花这种产于美洲的植物提供了广阔的海外市场。马腊尼翁（Maranhão）的圣路易斯港（São Luiz）在此之前睡了一个唯独热带地区才有的长午觉，一年里仅有一两只船来打搅一下。后来棉花热突然把它惊醒，成批的黑奴从这里被运输到巴西北部的各个种植园，每年有一百五十至两百艘装载着一百万磅纺织原料的船只从这里起锚。跨入19世纪之际，矿业发生危机，大量的奴隶涌向棉花种植业。南部的黄金和钻石被采掘一空后，北部的经济似乎又趋向繁荣。圣路易斯港兴旺发达起来，造就了一大批诗人，被人们誉为巴西的雅典。
可是，饥饿也伴随着经济繁荣出现在马腊尼翁地区，因为那里已无人种植粮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只能吃到大米。
这段经济繁荣史结束的方式与它的开端一样，崩溃不期而至。美国南方种植园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那里不仅土质优于巴西，去籽、打包等都由机器操作。世界棉花市场的价格因此被压低到往昔的三分之一，巴西无力与之竞争。美国南北战争中断了其棉花的出口，给巴西带来一个新的繁荣期，然而好景不长。跨入20世纪后，巴西棉花产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34年仅为十二万六千吨，1939年就猛增到三十二万多吨。这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降临到巴西头上。美国把它的剩余棉花抛向世界市场，棉花价格又一落千丈。
众所周知，美国农产品剩余是国家对生产者实行大量价格补贴的结果。美国农产品以倾销的价格，同时也作为对外援助计划的组成部分，打击了世界各地的市场。本来一直把棉花作为其主要出口产品的巴拉圭，就是这样在美国低于成本的价格竞争中败下阵来，从1952年起棉花生产就减少了一半。乌拉圭也是这样丢掉了它在加拿大的大米市场，就连阿根廷这个曾是世界粮仓的国家，其小麦也由于同样原因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是，美国实行的棉花倾销政策并不妨碍一家名叫安德森—克莱顿的美国公司控制拉美棉花的生产，也不妨碍美国通过这家企业购买墨西哥棉花再转手卖给他国。
拉美棉花所以能够勉强在世界市场继续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其生产成本极低。连通常掩饰真相的官方数字也暴露出劳动报酬如何低微。在巴西的种植园里，劳动者像奴隶一般干活，但工资极其微薄。在危地马拉，大土地所有者引以为豪的是，他们所付的月薪是十九格查尔（quetzal，格查尔和美元的官方比价是一比一），但这似乎还嫌太多，又强调说，大部分工资是以他们定价的实物支付的。
在墨西哥，打短工的人四处漂泊，帮人收割甘蔗，干一天才挣一个半美元。他们处于半失业状态，营养不良。尼加拉瓜棉花工人的处境更是悲惨。萨尔瓦多人向日本的纺织工业主供应棉花，但他们摄入的卡路里和蛋白质却比印度的饥民还要少。在秘鲁，棉花是农产品中可以创汇的第二大源泉。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曾经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在不断寻找新的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的过程中，总是要强迫欠债的地主用抵押品偿债，以此霸占秘鲁的出口作物。
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Velasco Alvarado）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府于1968年上台执政时，秘鲁适于集约经营的土地只使用了不到六分之一，全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十五分之一，卡路里的摄入量在世界上排最后几位。然而，秘鲁的棉花生产和蔗糖一样，继续由马里亚特吉揭露过的那些非秘鲁的利益所左右。肥沃的沿海地区的良田全部掌握在美国企业和民族大地主手里。这些地主同利马的资产阶级一样，自称为“民族的”，但这只是就其地理含义而言。包括两家美国企业（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和格雷斯公司）在内的五家外国大企业，掌握着秘鲁全部的棉花和蔗糖出口，并拥有自己的“农工联合企业”进行生产。沿海地区那些甘蔗和棉花种植园据称是与山区的大庄园相对峙的繁荣与进步中心，然而它们支付给雇工的薪水极其微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这一年秘鲁实行了土改，没收了种植园，把土地分给了组成合作社的劳动者。据泛美农业发展委员会统计，秘鲁沿海地区雇工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仅有五美元。
安德森·克莱顿公司至今仍在拉美附设三十家子公司。它们不仅经营棉花出口，而且实行横向垄断，从资助棉花生产到加工棉花及其副产品，建立了一个包揽一切的网络系统；此外，这些子公司还经营大规模的食品生产。以墨西哥为例，安德森·克莱顿公司虽然在那里不占有土地，却仍控制着墨西哥的棉花生产。事实上，八十万墨西哥棉农的命运全都掌握在它的手心里。公司购买墨西哥优质长纤维棉花的价钱很低，因为它事先向棉农贷款的条件就是，棉农必须以它开出的价钱把棉花全部卖给它。公司除向棉农预支现金外，还向他们提供化肥、种子和杀虫剂，同时保留对施肥、播种和收获工作进行视察的权利。轧花的收费标准是公司自己规定的，轧出的棉籽用来做公司植物油工厂、动物油工厂和人造黄油工厂的原料。这几年来，克莱顿公司“对垄断棉花的销售感到不满足起来，它最近又买下颇有名气的卢萨斯公司（Luxus），打进了糖果和巧克力生产的领域”
。
目前，安德森·克莱顿公司是巴西主要的咖啡出口公司。1950年它对咖啡买卖产生兴趣，三年以后就挤垮美国咖啡公司。此外，克莱顿公司还在巴西食品生产领域独占鳌头，是该国三十五家经济实力最雄厚的企业之一。
有人断言，咖啡在国际市场上的重要地位几乎不亚于石油。1950年代初，全世界消费的咖啡有五分之四来自拉美。此后几年中，非洲那种质量较差、价格较低的粗壮型咖啡（café robusta）抢走了拉美咖啡的一些地盘。但是，目前拉美地区六分之一的外汇收入仍然依靠咖啡出口。咖啡价格的波动会对布拉沃河以南十五个国家产生影响。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其出口收入的近一半来自咖啡。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海地的出口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种产品。哥伦比亚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二是靠咖啡赚取的。
咖啡曾经给巴西带来通货膨胀的恶况。1824年至1854年间，劳动力价格翻了一番。这时，巴西北部的棉花和东北部的甘蔗繁荣周期已过，种植园主已买不起那些昂贵的奴隶，巴西的经济中心移向南方。咖啡种植园除使用奴隶劳动外，还雇用欧洲移民。他们实行对分制，把一半收成上交给种植园主。这种制度至今仍是巴西内地的主要地租形式。今日的旅游者穿越蒂茹卡森林，到沙滩地一带游泳。然而他们不知道，在环抱里约热内卢的群山之中，一个多世纪以前曾有过大型咖啡种植园。它们曾沿着山脉的西侧，朝着圣保罗州方向不断扩展它们的地盘，疯狂地攫取那些覆盖着腐殖土的处女地。19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已成为巴西新一代社会权贵的咖啡种植园主磨尖铅笔，算了如下一笔账：用仅够维持生存的工资雇佣工人，比买来奴隶再养活他们来得合算。于是，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改用一种兼有封建农奴制度和雇佣劳动制特点的新型剥削方式。这种方式沿用至今。从那时起，咖啡就一直由成为“自由民”的短工种植。帕拉伊巴河谷地曾一度是巴西最富的地区，但很快就消沉了，因为咖啡树存活期短，而那里又采用掠夺式的耕作方式，砍伐成片的树林，耗尽自然资源，因此全面衰败之势迅速到来。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昔日沃土的土质，一次又一次的掠夺式耕作逐渐耗尽了地力，咖啡的质量年复一年地下降，再也抵御不了病虫害的侵袭。咖啡种植园大批转移到圣保罗西边广阔的红土高原，在那里采用不那么野蛮的耕作方式，把它变成“咖啡的海洋”。后来，种植园又继续向西转移，来到巴拉那河河岸，到马托格罗索平原（Mato Grosso）后就折向南移动；最近几年，又返回西部，并跨过了巴西与巴拉圭的边境线。
目前，圣保罗州是巴西发展最快的州，那里有全国的工业生产中心。然而在这个州的咖啡种植园里，至今仍有很多劳动者犹如封建制度下的“臣民”一般，用自己以及子女的劳动交付地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年代里，贪得无厌的咖啡种植园主实际上取消了原来允许雇工拥有自留地解决口粮的制度。雇工要继续耕种那块土地，就得交付劳役地租。此外，种植园主还和一些垦荒者签订合同，租给他们土地短期耕种，条件是必须为主人开辟新的咖啡种植园。四年以后，当成熟的咖啡果染黄整个咖啡林，土地的价格成倍增长时，垦荒者也就离开那里。
在危地马拉，咖啡种植园支付的工钱比棉花种植园还要少。南部山区的咖啡种植园主声称，他们每月付给印第安人十五美元。每年咖啡收获季节到来时，都有数千名印第安人从高原地区来到南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种植园有自己的私人警察，有人告诉我，在那里，“人比他的棺材还不值钱”。镇压机器的职责，就是维护这种状况。上维拉帕斯地区的情况更糟，那里既没有卡车也没有马车，原因是种植园主不需要，因为让印第安人驮咖啡来得更合算。
在萨尔瓦多这样一个由一小撮家族寡头统治的小国里，咖啡在经济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由于实行单一种植，萨尔瓦多不得不从国外进口菜豆、玉米、蔬菜和其他历史上本来一直生产的食品。菜豆是萨尔瓦多老百姓唯一能够从中摄取蛋白质的食物。萨尔瓦多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维生素缺乏症。至于海地，其人口死亡率在拉美最高，一半以上儿童患有贫血；法定工资只在科幻小说中才有；咖啡种植园里的实际日工资只有七到十五美分。
哥伦比亚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咖啡是其经济的主要支柱。据《时代》周刊1962年发表的报告统计，劳动者所挣工资只相当于咖啡总价格（包括从生产、加工到销售至美国消费者手里的全部费用）的5%。
与巴西不同的是，哥伦比亚大部分咖啡不是由大庄园生产，而是由土地日益趋向于分散的小庄园种植的。1955年至1960年间，哥伦比亚新建了十万个种植园，其中大部分面积很小，连一公顷土地都不到。哥伦比亚出口的咖啡四分之三都由小农和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生产，96％的咖啡种植园都由小庄园主经营。
广告画上的胡安·巴尔德斯（Juan Valdés）在微笑，然而土地的分散却使咖啡种植者的生活水平下降，收入日益减少，全国咖啡种植者联合会因此可以操纵他们。这个联合会代表大种植园主的利益，它实际上垄断了咖啡的销售。不足一公顷的小块土地平均每年只能带来一百三十美元的进项，靠这点收入是难以维持生计的。
这是什么，是疯子的脑电图吗？1889年，咖啡的价钱是两美分一磅；六年以后，升到九美分。再过三年，降到四美分；五年以后，又回跌到两美分。这段时期很能说明问题。
咖啡同所有热带产品一样，其价目图表的曲线总是同癫痫临床表现的曲线相差无几。但如果同机器及其他工业品的价格相比较，咖啡价格的曲线则呈直线下降趋势。哥伦比亚当时的总统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Carlos Lleras Restrepo）1967年曾抱怨说，这一年，他的国家用五十七袋咖啡才能换来一辆吉普车，而1950年时只要十七袋就足够。与此同时，圣巴布罗州（San Pablo）的农业部长赫伯特·莱维（Herbert Levi）算了一笔更加令人震惊的账：1967年巴西用三百五十袋咖啡才能换来一台拖拉机，而十四年前只需要七十袋。1954年，赫图里奥·瓦加斯（Getulio Vargas）总统饮弹自尽，咖啡的行情与这场悲剧不无关联。瓦加斯在其遗嘱中写道：“我国主要产品咖啡的生产出现危机，行情看跌，我们想稳住价格，我国经济却因此而受到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退让。”瓦加斯是想用他的鲜血恢复咖啡的价格。
巴西1964年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咖啡如果同1955年的价格一样，它就能够多得到两亿美元。一磅咖啡的价钱只要减少一美分，生产国的收入就要减少六千五百万美元。1964至1968年间，咖啡价格持续下跌，而消费国美国从生产国巴西攫取到的美元却日益增多。那么，谁是受益者呢？是喝咖啡的美国公民吗？1968年7月，巴西卖给美国的咖啡价格比1964年1月下降了30％。可是，美国消费者不仅没有因此而买到较便宜的咖啡，反而要多付13％。在此期间，13％和30％都被中间商塞进腰包，他们两头赚钱。而同一时期，巴西咖啡生产者每卖出一袋咖啡赚的钱却减少了一半。
是谁在充当中间商呢？巴西咖啡出口的三分之一强由六家美国公司控制，美国咖啡进口的三分之一强掌握在另外六家美国公司手中。这些企业把咖啡销售的一头一尾全都控制起来。
就像美国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现在改称联合商标公司［United Brands］）垄断着中美洲、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香蕉的出口，同时也垄断着美国香蕉的进口和批发一样，咖啡的销售也全部由美国公司一手控制，巴西不过是充当供应者和牺牲品的角色。可是当咖啡生产出现过剩、需要库存起来时，这个苦果就要由巴西来吞下。
然而，不是有一个用来平衡市场价格的国际咖啡协定吗？世界咖啡情报中心1970年在华盛顿发表了一份冗长的报告，力图说服美国有关立法人员，延长同年9月到期的实施该协定的补充法。这份报告以肯定的口吻说，美国从这个协定中得到的利益最多，因为世界市场销售的咖啡一半以上是由美国购买的。世界市场上咖啡豆的价格依然很低，美国市场上咖啡的价格只出现小幅度上涨（如前所述，上涨的部分都进了中间商的腰包），上涨部分同整个生活费用和实际工资提高的幅度相比微不足道。1960年至1969年，美国出口收入增加了六分之一，同一时期进口咖啡的支出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应当看到，拉美国家把从销售咖啡所得的为数不多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提价的产品。
咖啡的受益者与其说是生产国，不如说是消费国。在美国和欧洲，咖啡带来收入和就业机会，动员了大量资本；然而在拉美，咖啡给生产国带来的只是低微的收入，而且加重了其经济的畸形发展。
咖啡给美国提供了六十万个就业机会，同在种植园里播种和收获咖啡果的巴西人、哥伦比亚人、危地马拉人、萨尔瓦多人和海地人相比，美国经营拉美咖啡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得到的收入多得无法比拟。另外，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透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咖啡给欧洲国家国库带来的进项竟多于它给生产国带来的财富。
事实确实如此。1960、1961两年，欧洲共同体国家向拉美咖啡征收的关税总额达到近七亿美元，而拉美咖啡供应国的收入（以咖啡的离岸价格计算）却只有六亿美元。
那些富国一边宣扬自由贸易，一边却对穷国实行最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所有经他们之手的东西，给自己的都点成了金子，给别人的都点成了洋铁皮，连不发达国家自身的产品也概不例外。国际咖啡市场酷似一个漏斗，最近，巴西竟然同意向自己出口的速溶咖啡征收高额出口税，以这种反方向的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美国速溶咖啡生产者的利益。巴西生产的速溶咖啡同美国的相比，物美价廉。美国的咖啡生产是最近才兴旺起来的。然而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美国的速溶咖啡显然比巴西的享有更多的自由。
在这个人为的荒谬王国里，自然灾害倒成了苍天赐予生产国的祝福。大自然的反目为生产国提供了提高咖啡价格、减少库存积压的机会。1969年正值收获季节，巴西咖啡遇到严重霜冻，许多咖啡种植者，尤其是那些势单力薄者纷纷破产。然而国际市场上咖啡行情看涨，巴西借此抛出六千万袋存货，大大缓解了库存压力。这六千万袋咖啡相当于巴西三分之二的外债，是巴西为防止价格下跌而储存起来的。咖啡入库后，质量不断下降，价值也逐渐减少，本来很可能一烧了事。这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1929年危机爆发后，咖啡消费量减少，价格骤跌，那时巴西就烧掉了七千八百万袋咖啡，二十万人辛苦了五个生产周期的汗水就这样被一把火烧掉。
那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的危机，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
在1930年代，咖啡种植园主和出口商所赚利润急剧减少，这不仅促使巴西烧毁咖啡，而且也焚毁本国钞票。在拉丁美洲，这种让“全社会分担”出口商“损失”的做法已司空见惯，外汇收入上的损失总是通过使本国货币贬值来弥补。
其实，价格上涨带来的结果未必更好。咖啡时来运转时，人们大量种植，咖啡的种植面积成倍增长，产量也不断增加。结果自食其果，因为咖啡的高产压低了价格，带来灾难。哥伦比亚1958年收获四年前兴致勃勃种下去的咖啡时，就陷入这种困境。类似的循环周期在这个国家历史上屡见不鲜。哥伦比亚依赖咖啡及其国际行情的变化极深，以致“在安蒂奥基亚省（Antioquia），连婚姻的曲线也完全随着咖啡价格的曲线上下波动，这是依附性结构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安蒂奥基亚山坡上，甚至连表白爱情选择什么时机也要取决于纽约交易所的行情”
。
大约在1940年代，哥伦比亚有名望的经济学家路易斯·爱德华多·涅托·阿特塔（Luis Eduardo Nieto Arteta）曾写下一篇文章赞誉咖啡。咖啡给哥伦比亚带来的好处是以前那些由采矿、烟草、靛蓝、金鸡纳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咖啡使哥伦比亚建立起一种成熟、进步的政治体制。纺织厂和其他轻工厂在安蒂奥基亚、卡尔达斯（Caldas）、考卡山谷（Valle del Cauca）和孔迪纳马卡（Cundinamarca）这些生产咖啡的省份纷纷建立起来，绝非偶然。哥伦比亚的民主制度以种植咖啡的小农为其社会基础，在这种制度下，人们都变得“温和、有自制力”。涅托在文章中写道：“哥伦比亚的政治生活所以能够正常进行，主要是因为经济得到不同寻常的稳定发展。咖啡不仅带来经济的稳定，由此还保证了政局的安定及政策的稳健。”
然而不久就出现暴力活动。实际上，尽管有人赞美咖啡的功绩，哥伦比亚发生暴动和血腥镇压暴动者的漫长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奇迹般地中断。这次农民战争从1948年到1957年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全国的大片土地，从小庄园到大庄园，从沙漠地带到肥沃良田，从低洼谷地到原始森林和安第斯山荒岭，都受到战争的影响。战争期间，整村整村的农民被迫迁徙，革命游击队和犯罪团伙应运而生，整个国家变成一座坟墓。据统计，在战争中，丧生者达十八万人。
把成千上万的人淹没在血泊中的这场战争，恰恰就发生在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经济发展高涨时期。由此可见，一个阶级的财运亨通能够说是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吗
？
暴力活动是由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冲突而引发的；然而，蕴藏在人们心中的阶级仇恨却日益突出了暴力的社会斗争性质。当时，自由党党魁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Jorge Eliécer Gaitán）被该党寡头不无蔑视却又带几分敬畏地称为“狼”或“狡诈鬼”，他在民众中赢得了极高威望，构成对现存秩序的威胁。他遭暗杀后，飓风就来临。无法遏制的人群潮水般涌上首都街头，自发掀起一场“波哥大风暴”。暴力很快又转向农村，保守党纠集的团伙在那里搞恐怖活动已有一段时间。农民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政府派军队和警察去割除男人的睾丸，剖开孕妇的肚子，向上抛掷孩童再用刺刀扎穿，名曰“斩草除根”。然而，在这种时候，自由党的博士们依然蛰居家中，丝毫不改变自己悠然自得的举止。他们的宣言仍充满绅士格调。更有甚者，有些人去国外流亡，送死的却是农民。复仇的欲望随着战争愈演愈烈，使战争变得无以复加地残忍。新的杀人方式不断出现，如“领带式”，让舌头在脖子上垂挂着。强奸、焚烧和掠夺比比皆是；男的被肢解或活活烧死，被剥皮或被慢慢地切割成几块。村庄和庄稼被军队夷为平地，河水被鲜血染红。在暴徒的淫威下，平民百姓只有贡出钱财或咖啡才能饶得一条活命。无数家庭在镇压力量的驱赶和追捕下被迫躲进深山寻找栖身之地，妇女不得不在丛林中分娩。受复仇驱使的初期的游击队首领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为破坏而破坏，用血和火来发泄仇恨。从搞暴力的主要人物的名字，人们想象不出这是一首革命史诗，这些人的雅号为：大猩猩中尉、讨厌鬼、秃鹰、红皮肤人、吸血鬼、黑鸟、平原恶人等。暴力中蕴藏的社会反抗色彩，甚至在草寇的歌词中也可见一斑：
我是地道的农民，从不带头打斗；
倘若有人要找茬，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总之，不分青红皂白乱搞恐怖活动——也包括对正义的要求，这种情况在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的墨西哥革命中出现过。在哥伦比亚，人们也利用各种形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但是，后来的政治性游击队组织发源于当时的暴力时代，并不是偶然的。他们高举社会革命的旗帜，占领和控制了国内大片地区。农民遭到镇压后，被迫迁居山区，就地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和进行自卫。他们的所谓“独立共和国”，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于马德里签署和平协议之后，仍然是受迫害者的避难场所。保守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在一片干杯与和平的气氛中决定为了民族和睦而轮流执政。于是，双方一致同意对扰乱制度的地区进行“清扫”。仅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消灭马克塔利亚（Marquetalia）的反叛者就发射了一百五十万发子弹，投掷了两万颗炸弹，从陆路和空中调动兵力达一万六千人。
在暴力冲突白刃化时，有一名军官常说：“别给我胡吹，给我拿他们的耳朵来。”如此残忍的镇压和疯狂的战争，难道用病态反应就能解释得通吗？难道是因为参与者生性就恶吗？有个人斩断一位神甫的双手，用火烧了他和他的家，随后又将他碎尸，再把尸体扔进一个坑道里。战争结束后，这个人仍然不停地喊：“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让我一个人待着。”他失去了理智，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又是有道理的：暴力所带来的恐怖不过是恐怖制度的写照，因为咖啡并没有像涅托·阿特塔预言的那样带来幸福与和谐。咖啡确实活跃了马格达莱纳河（Río Magdalena）的航运，带来了铁路和公路，并且积累了资本，建起了某些工业。但是，国内寡头体制和在经济上对国外权力中心的依附程度，并没有因为咖啡地位日益上升而受削弱；相反，它更无止境地压得哥伦比亚人难以喘息。在战争岁月快结束的时候，联合国公布了哥伦比亚的营养状况调查结果。情况至今没有丝毫改善。那次调查表明，波哥大88％的中小学生患维生素缺乏症，70％患核黄素缺乏症，一半以上学生体重没有达标。在工人中，患维生素缺乏症者占71％，登萨谷地（Valle de Tenza）有78％的农民也患有此病。
调查还表明，“严重匮乏含有蛋白质、维生素和有机盐的保健性食品，如奶和奶制品、禽蛋、肉、鱼、某些水果和蔬菜”。社会悲剧不仅在硝烟弥漫中才暴露在眼前。统计数字表明，哥伦比亚凶杀事件的案发率比美国高六倍，还表明有四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没有固定工作。每年有二十五万人需要就业，可是工业并没有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农村的大小庄园体制不但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相反，还不断把新涌现出的失业者赶向各城市的郊区。哥伦比亚虽然有一百多万适龄儿童不能上学，但不同类型的公立和私立大学竟达四十一所，而且每所大学都设置了科目齐全的系和专业，供社会权贵们和只占人口少数的中产阶级的子女就读。
中美洲的土地到19世纪中叶还未发生大的问题。这个地区除了生产供消费的口粮外，还生产胭脂和蓝靛。它们只需投入很少的资金和劳力，几乎不用照管。胭脂虫很容易生长在仙人掌带刺的表皮上，它像蓝靛一样，一直受到欧洲纺织工业的青睐。但自从1850年德国化学家发明苯胺和其他更廉价的染布颜料以后，这两种天然着色剂不幸夭折了。实验室战胜了大自然，三十年之后，又轮到咖啡。中美洲发生了变化。大约在1880年，世界咖啡产量的几乎六分之一都来自中美洲新的咖啡种植园。咖啡把中美洲彻底带进国际市场。继英国买主之后，德国和美国买主也接踵而至。外国消费者塑造了一个当地咖啡资产阶级。19世纪70年代初，咖啡资产阶级在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Justo Rufino Barrios）领导的自由党革命中一举上台。外来意志造成的农业单一化引起了对土地和人力的疯狂占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今日的大庄园就这样在中美洲问世。
于是，大片未开垦的土地落到了个人手中，其中有的是无主地，有的属于教会或政府。印第安人村社也遭到大肆掠夺。拒售土地的农民被强制当兵，咖啡种植园变成了印第安人的停尸场。殖民地时期的戒律、强制招募劳工以及反流浪法又死灰复燃。追捕逃跑的劳工时，常常开枪射击逃跑者。虽然自由党政府制定了工资制，使劳动关系现代化，但雇工们仍然成了新兴咖啡业主的财产。从那时起到19世纪末，高物价时期长于高工资时期。工资额始终维持在勉强糊口度日的水平上。咖啡行情再好，工资也从来没有提高。这是中美洲各国国内消费市场得不到发展的原因之一。
如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咖啡种植面积毫无节制地扩大，面向国内市场的粮食生产变得不景气。这些国家的大米、菜豆、玉米、小麦、肉类等也注定严重短缺。大庄园占据了平原地区的肥沃土地，把印第安人赶到布满峡谷沟壑的高原和崎岖的山地，那里只有勉强够维持生计的微不足道的农业。在山区，土著居民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在小块土地上种一些玉米和菜豆勉强糊口以免饿死，到收获季节便去种植园做工。这就是世界市场上的劳动力后备大军。如今情况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大庄园和小庄园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体制。这种体制建立在残酷剥削当地劳动力的基础上。在中美洲各国，特别是在危地马拉，这种占有劳动力的结构同一整套种族歧视制度相一致，即，在国内，印第安人遭受白人和印欧混血人的殖民主义压迫，这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所默许的，与此同时，中美洲各国却在遭受外国殖民主义的压迫。
20世纪初，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也曾出现香蕉的国中之国。早先，为了把咖啡运到港口，民族资本已经兴建了一些铁路。后来，美国公司把这些铁路占为己有，又建了一部分专门运输种植园香蕉的铁路；还垄断电力、邮政、电报、电话和同样重要的公共服务行业，同时也垄断了政治。在洪都拉斯，“一头母骡比一名议员值钱”。在整个中美洲，美国大使说话比所驻国总统要算数。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吞噬香蕉生产和销售的所有竞争者，一跃成为中美洲头号庄园主。它的子公司独霸铁路和海路运输，成了港口的主人，拥有自己的海关和警察。美元实际上成为中美洲各国的货币。
根据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说，中美洲不过是美国的天然附属品。即使是曾想吞并中美洲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也未能免受大国对邻近地区的关系是“天命所定”这种理论的影响。
19世纪中叶，为银行家摩根（Morgan）和加里森（Garrison）办事的海盗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纠集了一伙刽子手，自诩为“不朽的美国长枪党”，侵略了中美洲。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沃克相继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烧、杀、抢，还自封为总统。在遭他占领蹂躏的地区，他又重建奴隶制，继续从事他的国家在前不久从墨西哥抢来的土地上进行的那种慈善事业。
回美国后，他受到民族英雄般的欢迎。从此，美国对中美洲的侵略、干涉、轰炸、强迫贷款、在炮口威逼下签署协议等事件接连发生。1912年，美国总统威廉·H.塔夫脱（William H.Taft）断言：“在北极、巴拿马运河和南极三个等距离地方扬起三面星条旗，标志出我国的疆域范围，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整个西半球将属于我们；事实上，因为我们是优等种族，它在精神上已经是我们的了。”
塔夫脱还声称，美国对外政策走实现正义的正确道路，“决不排除进行主动的干涉，以确保为我国的商品和资本提供便利条件，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在同一时期，前总统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也经常大声提醒人们，是他成功地肢解了哥伦比亚领土。“我拿到了运河。”这位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边说边描述自己如何使巴拿马独立。
此后不久，哥伦比亚得到了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赔偿。一个为了美国能拥有一条连接两大洋的通道而诞生的国家，就是这么个价格。
美国的公司到处占领土地，控制了海关、国库和政府。海军陆战队到处登陆，以“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和利益”。1965年，美国又使用同样的托词，企图靠圣水冲刷对多米尼加所犯的罪行的痕迹，而旗帜下隐藏的是其他东西。1935年，已经退役的、曾指挥过多次远征的斯梅德利·D·巴特勒（Smedley D.Butler）司令这样概述自己的经历：“我从戎三十三年又四个月，是我国机动性最强的部队海军陆战队成员。我在从中尉到少将的各种军阶服过役。在这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为‘大买卖’，为华尔街和银行家充当头等枪手。总之，我曾是资本主义的帮手……譬如，在我的帮助下，墨西哥，特别是坦皮科市（Tampico）变成美国石油利益集团易获的猎物。我帮助把海地和古巴变成美国国民城市银行收租的体面场所……1909至1921年，我为布朗兄弟国际银行清扫了尼加拉瓜。1916年，我代表美国糖业利益集团为多米尼加共和国送去了光明。1903年，我为美国的果品公司利益‘平靖’了洪都拉斯。”
20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作出鲜为人知的断言：“美国已经把《独立宣言》彻底吐了出来……”仅举一例，美国占领海地曾达二十年之久。在这个曾经是奴隶第一次取得暴动胜利的黑人国家，美国实行种族隔离和强迫劳动制。仅仅在一次镇压行动中就打死了一千五百名工人（据1922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在海地政府拒绝使国家银行成为纽约花旗银行的分行之后，美国停发了海地总统和部长们的薪俸，以便让他们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随着 大棒政策 和“金元外交”的交替使用，类似做法在其他加勒比岛国和整个中美洲也重复发生。这一地区是美国帝国内海的地缘政治范围。
香蕉树在《古兰经》里是天堂之树。但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
香蕉化
，却让人们怀疑它是地狱之树。在哥伦比亚，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成为该国最大的庄园主后，1928年大西洋沿岸爆发了一场大罢工。结果，在一个火车站前，香蕉工人被枪杀。官方颁布一项法令，称“保安部队有权使用武力惩戒……”后来，无需发布任何法令就把这场屠杀从官方记载中抹掉了。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曾描写中美洲被征服被掠夺的过程。
绿色魔鬼
名叫米诺尔·基思（Minor Keith）。他是整个地区没有王冠的国王，是联合果品公司之父，是国家的吞噬者。“我们有码头、铁路、土地、大楼、水源。”这位董事长一一列举着。他还说：“流通的是美元，讲的是英语，天空中飘扬的是我国国旗……”“芝加哥不能不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他出走时只带了两把枪，回来时却要在肉类大王、铁路大王、铜大王和口香糖大王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在《北纬42度》（
El paralelo
42）一书中介绍了基思辉煌的一生，这也是果品公司的历史，他写道：“在欧洲和美国，人们开始吃香蕉，于是把中美洲的森林铲平，种上香蕉，铺设了运输香蕉的铁路，开往北方的满载香蕉的‘白色船队’的船只年年在增加。这就是美帝国在加勒比的历史，是巴拿马运河的历史，是尼加拉瓜将修建的运河的历史，也是海军陆战队、装甲舰和刺刀的历史……”
土地像劳动者一样枯竭耗尽：土壤的腐殖层已完全丧失，劳动者精疲力竭。然而，总是有新土地可以开发，有众多的劳工可供摧残。成为丑剧中显赫人物的独裁者手持大刀维护着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后来，香蕉产量持续下降，联合果品公司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也经历了多次危机。但是中美洲仍然是冒险者发财的圣堂，尽管咖啡、棉花和甘蔗占据了香蕉原先得天独厚的位置。1970年，香蕉仍然是洪都拉斯、巴拿马，以及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的主要外汇来源。大约在1930年，中美洲每年香蕉出口量达三千八百万串，而联合果品公司向洪都拉斯支付每串一美分的税。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办法监督是否缴纳了这种微型税（后来略微提高了一点），因为一直到今天，联合果品公司的进出口依然随心所欲，不受国家海关的管辖。洪都拉斯的贸易差额和收支平衡可以由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专家随意杜撰。
咖啡依赖美国市场的消费能力和价格；香蕉是美国和美国人的一笔交易。1929年，危机突然爆发。纽约证券交易厅的崩溃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就像一块巨石落在小水塘一样砸在加勒比身上。咖啡和香蕉的价格直线下跌，销售量也剧减。农民被疯狂的暴力驱逐；失业冲击了农村和城市，罢工浪潮此起彼伏。贷款、投资和公共开支急剧缩减，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政府官员的薪金被砍了一半。
独裁者的人马迅速赶来压制沸腾的情绪。华盛顿睦邻政策的时代开始了，但社会骚动四起，必须对此严厉镇压。危地马拉的豪尔赫·乌维科（Jorge Ubico）、萨尔瓦多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洪都拉斯的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安迪诺（Tiburcio Carías Andino）和尼加拉瓜的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各自都执政达二十余年，其中有的人长些，有的人短些。
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Augusto César Sandino）的伟大业绩震动了世界。这位尼加拉瓜游击队首领长期坚持斗争，后来他转向争取土地权益，鼓起了农民的激昂情绪。桑地诺领导的是衣衫褴褛的小股部队，却同时与一万两千名美国侵略者以及本国的国民警卫队作战，打了整整七年。游击队的手榴弹是用沙丁鱼罐头做的，里面填满了石子；他们的步枪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手里还有砍刀，旗杆用的是没有剥皮的树枝。农民没有皮靴，就穿着名叫凯特
的皮屐，活跃在草木茂密的山上。和着阿德拉
乐曲，游击队员们唱道：
在尼加拉瓜，先生们，是老鼠在捉猫。
无论是海军陆战队的枪炮，还是飞机投掷的炸弹，都打不垮塞哥维亚（Las Segovias）的起义者。美联社和合众社向全世界散布诽谤之词也徒劳无益。这两家新闻社在尼加拉瓜的记者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海关。
1932年桑地诺就预感到：“我活不长了。”一年以后，在美国睦邻政策的影响下，尼加拉瓜迎来了和平。这位游击队首领应总统之邀去马那瓜（Managua）参加一次决定性会议，途中遇埋伏身亡。刽子手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事后暗示，这次行动执行了美国大使阿瑟·布利斯·莱恩（Arthur Bliss Lane）的命令。索摩查当时在军队任领导职务，他很快就登上总统宝座，统治了尼加拉瓜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以后，他的儿子们又相继继承了总统职位。在佩挂总统绶带之前，索摩查先给自己戴上了勇敢十字勋章、荣誉勋章和总统功勋勋章。上台以后，索摩查组织多次大屠杀和盛大的庆典活动，为此，还专门让他的士兵打扮成穿凉鞋、戴头盔的罗马人。索摩查一跃成为尼加拉瓜最大的咖啡业主，拥有四十六个咖啡种植园，此外还有五十一个畜牧庄园。尽管如此，他也从未缺少制造恐怖的时间。在他长期执政期间，说实在的，经济并不拮据，所以他在回忆青年时代时仍有些伤感，因为那时他以伪造金币取乐。
危机也触发了萨尔瓦多的紧张局势。洪都拉斯的香蕉工人几乎有一半是萨尔瓦多人，危机爆发后许多人被迫回国，那儿是找不到任何工作的。1932年，伊萨尔戈（Izalco）地区掀起一场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迅速蔓延到国家整个西部地区。独裁者马丁内斯派出用现代化武装起来的士兵攻打“布尔什维克分子”。印第安人用砍刀同机关枪硬拼，结果死亡一万余人。马丁内斯是食素的巫师，通神论者。他认为“踩死一只蚂蚁比杀一个人犯的罪还大，因为人死后灵魂能再生，而蚂蚁则一死百了”
。他还称自己受到向他报告一切阴谋活动的“看不见的军团”的保护，并同美国总统保持着直接的心灵联系。他有一个摆钟，放在盘子上面就可知盘中的食物是否下了毒；放在一张地图上，就可以指出哪些地方隐藏着政敌和埋藏着海盗的珍宝。马丁内斯经常向他迫害的人的父母发去吊唁笺，还在自己的宫殿里养鹿。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44年。
大屠杀在各地相继发生。1933年，豪尔赫·乌维科枪杀了危地马拉百余名工会、学生和政界的领导人，同时重新颁布了禁止印第安人“流浪”的法律。每个印第安人必须随身携带一个小本，上面注明劳动天数；如果认为劳动天数不够，这个人就得下狱还债或面朝黄土白干半年。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太平洋沿岸，工人们在没过双膝的泥泞里干活，但每天只能挣到三十美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申辩说是在乌维科强迫下压低工资的。1944年，在独裁者乌维科下台前夕，《读者文摘》杂志发表一篇充满赞扬之词的文章，说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先知靠降低工资避免了通货膨胀，因为他把修建一条战备公路的日工资从一美元减到二十五美分，把在首都修建空军基地的日工资从一美元减到五十美分。那段时间，乌维科授予咖啡园主和香蕉公司生杀大权：“庄园主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该法令是第2795号，到1967年门德斯·蒙特内格罗（Méndez Montenegro）的代议制民主政府期间才得以重新修订。
同加勒比其他暴君一样，乌维科也自诩为拿破仑。他到处摆放拿破仑皇帝的半身塑像和画像。他认为自己的侧面像同拿破仑如出一辙。他笃信军事纪律，对邮政职员、学校儿童和交响乐队都实行军事化管理。乐队成员都穿制服演奏乌维科选的曲子，演奏手法和乐器也由他指定，报酬是每月九美元。乌维科认为，医院是为不伦不类的人开设的，因此，如果患者不幸同时又是穷人，那么只好在医院走廊的地上或过道里就诊了。
1944年，中等阶级出身的部分军官和大学生掀起了一场具有自由色彩的革命风暴，把乌维科从宝座上推下去。胡安·何塞·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当选为总统，他实施了一项充满魄力的教育计划，颁布了保护城乡工人的新劳动法。一些工会组织应运而生。拥有大片土地、铁路和港口、免税权和不受任何监督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其产业所在的范围内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951年，阿雷瓦洛在卸职演说中披露，他曾挫败由联合果品公司资助的三十二次反叛阴谋。哈科沃·阿文斯（Jacobo Arbenz）政府继续和深化了改革进程。圣约瑟的公路和新建的港口打破了联合果品公司对水果运输和出口的垄断。各种使用民族资本、没有向任何外国银行伸手的发展项目纷纷上马，以争取民族独立。1952年6月通过了土改法，十多万农户受益，尽管土改分配的土地是不毛之地和以债券赔偿所征用的土地。联合果品公司占有的土地分布在两大洋之间的地带，该公司只耕种其土地的8%。
土改提出“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总的说来，是要发展农业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虽然如此，国际上还是掀起了一场疯狂诋毁危地马拉的宣传运动，“铁幕正在危地马拉徐徐降下”，电台、报纸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的头面人物都在大喊大叫。
于是，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利文沃思要塞（Fort Leavenworth）的卡斯蒂略·阿马斯（Castillo Armas）上校，率领在美国受过专门训练的、装备精良的部队进攻自己国家。美国飞行员驾驶F-47N轰炸机支援了这次入侵。九年以后，艾森豪威尔说道：“我们必须除掉上台的共产党政府。”
1961年7月27日，在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的证词揭露了1954年的
解放
行动，是由他本人与美国驻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大使组成的一个小组执行的。当时中央情报局的头号人物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向他们发出电报，祝贺他们完成任务。以前，这个好人艾伦曾是联合果品公司领导机构的成员。在入侵危地马拉一年之后，中央情报局另一名领导人沃尔特·比德尔·史密特（Walter Bedell Smith）将军代替了艾伦在该公司的职位。艾伦的兄弟福斯特·杜勒斯（Foster Dulles）曾在美洲国家组织同意对危地马拉进行军事讨伐的会议上表现得非常迫不及待。在乌维科独裁时期，危地马拉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签订的合同恰恰是在杜勒斯的律师办公室里起草的。这也许是偶然。
阿文斯的倒台给危地马拉历史打上永恒的烙印。今天在台上的，就是曾在1954年6月18日下午炮轰危地马拉城、巴里奥斯港和圣约瑟港的那支部队。危地马拉在外国干涉以后，先后经历了数次残暴专制的统治，包括胡利奥·塞萨尔·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时期（1966—1970）。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给独裁统治披上民主政府的外衣，许诺要搞土改，但除了授权地主能携带和使用武器外，他没有干别的事。卡斯蒂略·阿马斯把土地还给联合果品公司和被征用过土地的地主，阿文斯的土改彻底失败了。
在从1954年开始的暴力年代中，1967年是暴力最猖獗的一年。托马斯·梅尔维尔（Thomas Melville）牧师是被赶出危地马拉的美国天主教神父，1968年1月他在《全国天主教通讯》（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中说，仅仅一年多点的时间里，右翼恐怖集团就暗杀了两千八百多名“试图同危地马拉社会弊端作斗争”的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工会和农民领袖。这个数字是梅尔维尔牧师根据新闻报道统计出来的，但没有人提供任何有关大部分被害者的线索，因为这些人是印第安人，姓名和来历无人知道，军队在战胜颠覆分子的战报中有时只列举数字。不加区别地实行镇压是对游击队进行军事“围剿”的组成部分。根据当时实行的新法令，保安部队成员杀人不负刑事责任，警察和军人的报告可在审判中被视为充分的证据。庄园主及其管家在法律上如同地方当局，有权携带武器并建立镇压性部队。当时，世界上的新闻机构没有大量报道危地马拉发生的有步骤的屠杀，爱捕捉头号新闻的记者也没有到那里去，更听不到强烈谴责的呼声。世界并不理会危地马拉，而这个国家却在忍受圣巴托罗缪（San Bartolomé）
式的漫长夜晚。卡洪德尔里奥村变成了无人村；蒂图克的村民五脏六腑都被刀挑得乱七八糟；彼德拉帕拉达的乡民被活剥了皮；伊帕拉德阿瓜布兰卡村民先是双腿被子弹打穿，再被活活烧死；一个反叛农民的头颅被钉在圣豪尔赫广场中央的一根示众杆上。在塞罗戈多，用大头针扎满了海梅·贝拉斯克斯的双眼；里卡多·米兰达的尸体被找到时，全身有三十八个窟窿。阿图罗·席尔瓦的头扔在通往圣萨尔瓦多的公路边，找不到身体。在米斯科，埃内斯托·钦奇利亚的舌头被割掉；在奥霍德阿瓜泉水边，奥利瓦·阿尔达纳兄弟俩双手反绑，眼睛蒙着，浑身遍布枪眼；何塞·古斯曼的头骨被敲成小碎片，撒在路上；在圣路卡斯萨卡特佩克斯，水井里漂浮的是尸体而不是水；在米拉弗洛雷斯庄园，早晨经常可以发现手脚被砍下来的人。先威胁再处死，或不事先通知，死神就从背后降临。在城市，被处以死刑的人，家门上都先画上黑十字，在他们外出时用机枪向他们扫射，然后把尸体扔到山涧。
暴力活动一直没有间断。1954年开始的整个时期，在危地马拉，暴力始终像出汗那么自然。在河里或路旁，平均每五小时就出现一具尸体，脸部因被拷打而变得无法辨认，永远不会知道被害者是谁。而更隐蔽的屠杀，即贫困造成的日常死亡，一直持续不断，且程度更为严重。被驱逐出危地马拉的还有布拉塞·邦帕内（Blase Bonpane）牧师。1968年他在《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上揭露了这个病态社会：“在危地马拉每年死亡的七万人中，有三万是儿童。危地马拉儿童死亡率是美国的四十倍。”
19世纪初，在美洲大地上真正同西班牙政权作斗争的，是扛着梭镖、挥舞着砍刀、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但独立没有给这些人任何补偿，相反，它辜负了这些为之洒了鲜血的人的期望。和平到来的同时，一个充满灾难的年代又开始了。地主和大商人敛财致富，而人民大众却益发贫困。
与此同时，在拉美新主人的阴谋策划下，西班牙帝国的四个总督区四分五裂，众多国家从被粉碎了的民族团结中纷纷涌现。拉美贵族阶级炮制的所谓“国家”，酷似一个热闹的港口，在那里居住着拥有大庄园和矿山作后盾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商业和金融客商。这一大批寄生虫在城市沙龙跳着小步舞曲，接到独立战争的捷报，于是举起英国的玻璃酒杯，频频为自由贸易干杯。欧洲共和时期资产阶级最响亮的口号成了时髦货。我们这些国家愿为英国工业家和法国思想家效劳。但是，由地主、掮客、大商人、大投机倒把者、衣冠楚楚的政客和没有根基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阶级，算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呢？拉美很快就诞生了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宪法，但却缺乏像欧洲或美国那样有开拓性的资产阶级，缺乏一个把发展强有力的民族资本主义作为其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拉美大陆的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单纯工具，是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带来创伤的这台世界机器上的得力部件。站柜台的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和商人垄断了政权，没有丝毫兴趣推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当自由贸易为英国商品倾销打开大门时，当地的制造业便在胚胎中夭折了。地主是资产阶级的同伙，他们对解决“土地问题”漠不关心，除非照顾到他们的自身利益。在整个19世纪，大庄园制靠掠夺得到巩固。土地改革在拉美地区是一面过早树起来的旗帜。
经济落空、社会受挫、民族失望，这就是拉美独立后的一部充满背信弃义的历史。由于出现新的国家，拉美四分五裂，注定它摆脱不了单一种植经济和依附性。1824年，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颁布特鲁希略法（Decreto de Trujillo），以保护秘鲁的印第安人，调整秘鲁土地所有制。但是，这些法律措施丝毫没有触犯秘鲁寡头集团的特权。尽管这位“解放者”有良好的愿望，但寡头特权仍完好无损，印第安人仍像从前一样遭受剥削。在墨西哥，伊达尔文和莫雷洛斯早已失败，他们主张解放卑贱者、收复被夺去的土地的慷慨陈词，在一个世纪以后才结出果实。
在南美洲，何塞·阿蒂加斯（José Artigas）领导了一场土地革命。虽然官方历史如此恶毒地污蔑这位革命首领，歪曲其形象，但在1811年至1820年的英雄年代里，是他领导了生活在今天的乌拉圭以及阿根廷的圣菲（Santa Fe）、科连特（Corrientes）、恩特里奥斯（Entre Ríos）、密西昂奈斯（Misiones）和科尔多瓦等省的人民群众。阿蒂加斯在原拉普拉塔河总督区范围内，打下建立一个“大祖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础。在所有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毁灭性集权主义的联邦派首领中，阿蒂加斯是最主要和最有头脑的。他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作战，最后，他的部队被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均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钳形夹击以及寡头集团击溃。寡头集团忠实于自己的一贯做法，一感到被阿蒂加斯争取社会权益的纲领所触范，就马上背叛了他。
爱国者手握梭镖，追随阿蒂加斯。他们中大多数是平民百姓、粗野的高乔人、靠斗争恢复尊严感的印第安人，以及加入独立大军争取自由的奴隶。骑马牧民的革命之火点燃了大草原。但是，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背叛，属于今天乌拉圭的区域在1811年落到西班牙政权和葡萄牙军队的手中，居民大批向北方迁徙。起义的人民成为行军的人民；男女老少抛弃一切追随首领阿蒂加斯，马群和马车组成一支望不见尽头的迁徙大军。阿蒂加斯在乌拉圭河一带安营扎寨；稍后不久，即在北方建立自己的政府。1815年，阿蒂加斯在派桑杜（Paysandú）地区的普里菲卡西翁（Purificación）营地坐镇，控制了大片地区。一名英国游客叙述道：“你们想想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半个新大陆尊贵的保护者先生阁下坐在牛头上，守在他小草屋泥泞土地上点燃的一堆篝火旁，大嚼着铁叉上的烤肉，喝着灌在牛角里的杜松子酒！有十二名衣衫褴褛的军官围着他……”
士兵、副官和探子从四面八方不时骑马奔驰而来。阿蒂加斯双手反剪，一边散步，一边口授他的政府的革命法令。那时候没有复写纸，有两名文书在旁记录。拉美第一次土改就是这样问世的，并且在当时的东方省（Provincia Oriental），即今天的乌拉圭实施了一年之久。后来，葡萄牙的再次入侵粉碎了这次土改。寡头集团为莱克尔（Lecor）将军打开蒙得维的亚的大门，把他当作解放者欢迎，并在大教堂的圣台前为这位侵略者举行热情隆重的赞美仪式。此前，阿蒂加斯还颁布了海关法，对同内地制造业和手工业有竞争的国外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当时在阿蒂加斯统治下，属于今天阿根廷的内地某些地区，制造业和手工业曾有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阿蒂加斯还开放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进口，对美洲商品，如巴拉圭的茶叶和烟草，只征收微不足道的税。
但是，这场革命的掘墓人也埋葬了这项海关法。
1815年的土地法——自由的土地，自由的人——是乌拉圭人后来所有有关法典中的“最进步、最光荣的一部”。
卡洛斯三世改革时期的坎波马内斯（Campomanes）和霍韦利亚诺斯（Jovellanos）的思想，无疑对阿蒂加斯制定的土地法是有影响的。虽然如此，这部法典的诞生，归根到底还是出自国家恢复经济和伸张社会正义的需要而采取的革命措施。该土地法规定，对在革命后移居国外、没有得到革命赦免的“卑劣的欧洲人和更坏的美国人”的土地予以征用和重新分配。还规定凡是敌人的土地都予以没收，不付任何赔偿。当时绝大多数大庄园都是敌人的，这点很重要。这些人的子女不必为父母的罪责付出代价，土改法规定他们将得到同贫穷的爱国者一样多的土地。土地分配的原则是“谁最不幸，谁最受益”。阿蒂加斯认为，印第安人有“最主要的权利”。这次土地改革的本质，就是要把农村的穷苦人同土地拴在一起，使过惯了战争时期的流浪生活以及在和平时期搞走私和其他非法营生的高乔人（gauchos）变成乡民。后来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建立的各届政府都使用武力征服高乔人，强迫他们充当大牧场的雇工。而阿蒂加斯则是要把高乔人变成土地所有者：“参加起义的高乔人开始喜欢体面的劳动，盖起小农舍，筑起畜栏，播下头批种子。”
外国干涉结束了这一切。寡头集团重新抬头并进行报复。从此以后，法律概不承认阿蒂加斯分配土地是合法的。从1820年至19世纪末，受益于土改的穷苦同胞被武力赶走，他们将保留的“仅仅是自己墓地上的那点土地”。阿蒂加斯失败后去了巴拉圭，长期过着清贫、寂寞的流亡生活，最后孤独地死去。他发放的土地证变得一文不值。例如，在政府中监视他人行动的贝尔纳多·布斯塔曼特（Bernardo Bustamante）就说过，粗略一看，“这种证件就让人瞧不上”。与此同时，他的政府在“秩序”恢复后，即着手庆祝颁布从“大祖国”分离出来的独立的乌拉圭的第一部宪法。阿蒂加斯曾为建立“大祖国”而战，最终徒劳无获。
1815年的土地法规定了一些专门措施，以防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但今天，乌拉圭农村却呈现出一派荒芜景象：五百个家族垄断了全国一半土地，这些家族掌握权力，控制了工业和银行资本的四分之三。
各种土改方案堆积在把它们送进坟墓的议会里，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日益减少：接二连三的人口普查令人不安地表明，失业人口一增再增，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人日趋减少。乌拉圭以羊毛和肉类为生，但现在，草原牧场上的绵羊和肉牛却比20世纪初还要少。由于使用落后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是畜牧业的效益低，因为畜牧业全靠牛、羊在春季的自然交配，靠季节性雨水和土地的自然肥力；另一方面，农作物生产率也低。在乌拉圭，每头牲畜的产肉量还不及法国或德国的一半。产奶量同新西兰、丹麦和荷兰相比也是这样；每头绵羊比澳大利亚的羊少产羊毛一公斤。小麦每公顷的产量是法国的三分之一；玉米是美国的六分之一。
大庄园主把利润都转移到国外，并在埃斯特角避暑；即使冬天，按他们的传统习惯也不住在庄园，只是偶尔坐着小飞机去转一圈。当农村协会在一个世纪前成立时，三分之二的协会成员已经在首都有了住宅。粗放生产是靠大自然和那些饥肠辘辘的雇工，所以它不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这样做当然是有利可图的。目前，畜牧资本家的年收入和利润不少于七千五百万美元。
生产效益虽低，但非常赚钱，因为成本极低。没有人的土地，没有土地的人：最大的大庄园平均每千公顷只用两个工人，而且还不是全年有活干。大庄园的周围是成片的茅屋，聚集着贫困的、随时可供差遣的劳动力后备军。民间画片上的高乔人不过是诗画的主题，实际上同目前在广阔的、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干活的雇工之间没有联系。这些雇工脚上穿的不是皮靴，而是条髭麻做的鞋；腰上系的不是用金银点缀的宽腰带，而是普通的带子，有时就单扎一根细麻绳。生产肉的人却没有吃肉的权利，克里奥尔人
极少有幸品尝到当地风味的烤肉——一种在炭火上烤得焦黄的多汁鲜嫩的肉。虽然根据国际统计的数字，乌拉圭人均肉消费量不算低，但这是一种假象；实际情况是，乌拉圭农民的基本膳食是一种“泡汤”，即羊下水烩通心粉，没有蛋白质。
自阿蒂加斯颁布土地法整整一世纪之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在自己领导下的墨西哥南部的革命地区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土地改革。
在此前五年，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庆祝多洛雷斯（Dolores）独立呼声一百周年。身着礼服的绅士只是代表官方的墨西哥，他们态度高傲，无视真实的墨西哥，正是后者的贫困支撑着这些达官贵人的荣耀。在这个下等人的共和国里，自米格尔·伊达尔戈神父发动历史性起义之后，劳动人民的收入从未增加过一分钱。1910年，几乎全国的土地都集中在八百余名大庄园主手里，其中许多是外国人。这些人是城市老爷，住在首都或欧洲，偶然去一下庄园的别墅小住。他们的住宅周围是用黑石头砌成的地基牢固的高墙。
在高墙外面，雇工都在简陋的坯房里挤着。全国一千五百万人口中有一千两百万人靠干农活所得的工资度日。他们的日薪几乎全部由庄园的工钱商店支付，工资被折成高价菜豆、面粉和酒等实物。监狱、兵营和教堂一起同印第安人天生的毛病作斗争。按当时某名门望族一成员的话来说，印第安人天生就是“懒汉、醉鬼和小偷”。无论在尤卡坦州的龙舌兰种植园、国家谷地（Valle Nacional）的烟草种植区、恰帕斯州（Chiapas）和塔巴斯科州（Tabasco）的果木林，还是维拉克鲁斯州、瓦哈卡州（Oaxaca）和莫雷洛斯州（Morelos）的橡胶、咖啡、甘蔗、烟草与水果种植园，这些地方的实际劳动体制是奴隶制，因为工人或为承袭的债务所束缚，或被法律认可的契约捆住了手脚。美国作家约翰·肯尼思·特纳（John Kenneth Turner）在他的访问材料中揭露：“美国实际上把波菲里奥·迪亚斯变成了政治傀儡，因此墨西哥也就变成了奴隶殖民地。”
美国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从与独裁政权的结盟中获得丰厚的利润。特纳还说：“华尔街大吹大擂的墨西哥美国化好像在进行报复。”
到1845年，美国已兼并墨西哥的得克萨斯（Texas）和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在那里打着文明的旗号建立起奴隶制。在战争中，墨西哥还丢了现在属于美国的科罗拉多（Colorado）、亚利桑那（Arizona）、新墨西哥（Nuevo México）、内华达（Nevada）以及犹他（Utah）等地，共占墨西哥面积的一半。被抢占的领土相当于今天阿根廷的面积。从此流传着这样的话：“可怜的墨西哥！你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被肢解剩下的墨西哥领土后来又遭到美国投资的入侵。这些投资主要在石油、橡胶、蔗糖、银行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美国绳索托拉斯同在尤卡坦州龙舌兰种植园消灭玛雅人和亚基人绝非没有牵连。这些种植园实为集中营，在那儿可以像牲畜一样买卖男人和儿童。绳索托拉斯（American Cordage Trust）是当地一半以上的龙舌兰买主，它需要廉价的植物纤维。正如特纳所揭露，有时对劳动力进行奴隶式的直接剥削。一美国工头曾告诉特纳，他按每人五十比索的价格买进大批雇工，“只要还能用，我们就把他们留着……不到三个月时间，我们就埋了一多半人”
。
1910年，报仇的时候到了。墨西哥爆发推翻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武装起义。一位主张维护农民利益的首领领导了南部的暴动，他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墨西哥革命最纯洁的领袖，对穷人的事业最忠诚，拯救社会的意志最执著。
19世纪的后几十年，整个墨西哥的农业村社遭到大肆掠夺。莫雷洛斯州各村镇的土地、水和劳动力都被疯狂抢走，被甘蔗园的扩张所吞噬。甘蔗庄园统治着该州的生活。随着甘蔗园的繁荣兴旺，出现了现代化的糖厂、大型蒸馏厂和运输糖的铁路线。阿内内库伊科（Anenecuilco）村社是萨帕塔的家乡，他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它。这里被剥夺了土地的印第安农民要求恢复自身权益，因为他们七个世纪以来一直坚持在自己的土地耕耘，也就是说，早在科尔特斯来之前，他们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公开表示不满的人都被送到尤卡坦州去强制劳动。莫雷洛斯州的良田都掌握在十七个大地主手里，因此，全州劳动人民的生活远不如大庄园主豪华马厩中精心照料的供玩耍马球用的马的生活。1909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又从土地真正主人的手中夺走新的土地，从而导致已经紧张的社会矛盾白热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这时候当上了游击队员。他是一名寡言少语的骑手，是全州遐迩闻名的最杰出的驯马人，他的正直和胆略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南方人“紧随萨帕塔首领的马后”，迅速组成一支解放大军。
迪亚斯垮台了。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在革命的推动下上了台。借口要有法制，土地改革的诺言很快就化为一团星云。萨帕塔在结婚那天不得不中断婚礼，因为政府已派维多利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将军的部队前来镇压。在城市知识分子看来，这位昔日的英雄又变成了“匪徒”。1911年11月，萨帕塔宣布了他的阿亚拉计划（Plan de Ayala），同时表示，“我准备同任何事和任何人作斗争”。阿亚拉计划称，“墨西哥绝大多数城乡居民仅仅是他们脚下踩着的那块土地的主人”，主张把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全部收归国有，把大庄园主强占的土地归还给土地的真正主人，并征收其余庄园主土地的三分之一。阿亚拉计划像一块不可抗拒的磁石，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吸引到这位维护农民利益的首领的队伍中来。萨帕塔揭露了把一切都归于单纯要求政府换马的“卑鄙用心”，称这不是革命的目的。
这场斗争持续了近十年。先是反对迪亚斯，反对马德罗，然后是反对刽子手韦尔塔，再后来是反对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长期的战争岁月，同时也是美国不断干涉墨西哥的年代：海军陆战队曾两次登陆，并进行多次轰炸；外交官们策划了各种政治阴谋；美国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Henry Lane Wilson）成功地导演了暗杀马德罗总统和副总统的罪行。政权虽然不断易主，但任何时候都没有减弱对萨帕塔及其力量的疯狂进攻，因为他们公开代表了这场民族革命深处的阶级斗争，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政府和报纸大肆攻击这位莫雷洛斯州将军手下的“破坏成性的暴徒”。一支支强大的军队派去攻打萨帕塔。一次又一次地烧、杀和毁灭村庄都无济于事。男人、妇女和儿童以“萨帕塔奸细”之罪被枪杀或绞死。每次大屠杀之后，紧跟着就是清剿取得胜利的捷报。然而，在南部山脉的游牧式革命营地，篝火很快又点燃了。萨帕塔的部队多次成功地反击到首都市郊。韦尔塔政府垮台后，被称为“南部阿提拉”
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被称为“北部的好骑手”的潘乔·比利亚，踏着胜利者的步伐开进墨西哥城，在短期内分享了政权。1914年末出现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萨帕塔利用此机会在莫雷洛斯州进行土改。这次土改比阿亚拉计划的主张更为激进。社会党创始人及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这次土改施加了很大影响，在不伤害运动领袖的传统根基的前提下，使其思想更为激进并具备不可缺少的组织能力。
土地改革主张“彻底根除不合理的土地垄断制，以便使所建立的社会能充分保障人人都享有天赋的权利，即每个人都有权得到个人及其家庭生存所需要的土地”。这次土改规定，凡是在1856年颁布失去产业永久占有权法以后没收的个人或村社的土地，都要归还给他们。根据气候和自然地力的差异，规定了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并且宣布革命敌人的地产为国家财产。后一项政治措施如同阿蒂加斯的土改一样，有着明显的经济意义，因为革命的敌人都是大庄园主。技术学校、工具厂和一家农村贷款银行建立起来；糖厂和蒸馏厂实行国有化，成为公共部门。实现了一整套地方民主措施，使人民掌握政权，控制经济。传播萨帕塔思想的学校纷纷诞生并普及；捍卫和发展革命原则的人民委员会也成立了，一种真正的民主政体逐渐成形并显示出力量。市政府是政权的核心单位，市政当局、法院和警察由人民选举产生。军事长官必须服从有组织的老百姓的意志。官吏和将军不能根据其意志来决定采取何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革命要同传统相联系，并“根据每个城镇人民的风俗习惯来行动，换言之，如果某地村民希望共有制，那么就这样做；另一处村民愿意把土地分掉，承认个人所有权，那么也照此办理”。
1915年春季，莫雷洛斯州所有土地都耕种上了，主要是玉米和其他食粮。与此同时，墨西哥城由于粮食匮乏，面临迫在眉睫的饥饿威胁。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这时已经当上总统，他也颁布了土改法。然而，他手下的大、小头目迅速把土改的好处据为己有。1916年，他们饿狼般扑向莫雷洛斯州府奎尔纳瓦卡（Cuernavaca）以及其他萨帕塔控制下的地区。重新长出来的庄稼、矿产、皮革和一些机械设备都成了军官们丰富的战利品。他们走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同时高喊要进行“一项重建和进步事业”。
1919年，由于阴谋和背叛，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被害。上千人设下埋伏，用步枪向萨帕塔开火。萨帕塔死时同切·格瓦拉死时的年龄相同，他死后只留下这样的传说：一匹枣红马在独自飞奔，奔向南方，奔驰在崇山峻岭之中。但他留下的又不仅仅是传说，整个莫雷洛斯州都决心“完成这位改革者的事业，为烈士报仇雪恨，学习英雄的榜样”。全国上下都响应。时光流逝，到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执政时期（1934—1940），整个墨西哥都进行了土改，萨帕塔传说又因此恢复生命，焕发出活力。尤其在卡德纳斯当政期间，征收的外国和国内企业的土地达六千七百万公顷。农民不但有了地，还得到贷款，受到教育，并有了组织生产的各种手段。国家的经济和人口迅速增长；农业产量成倍提高。同时，全国开始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城市膨胀了，消费市场也获得全面发展。
但是，墨西哥的民族主义没有转向社会主义，因此，同没有实现决定性飞跃的其他国家一样，也不能完全达到经济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革命和战争的漫长年代，有一百万人为战神祭献出自己的鲜血，“这个战神比我们祖先所崇拜的战神惠奇洛波斯利（Huitzilopochtli）更为残忍、冷酷和贪婪，那就是墨西哥在屈服于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的资本主义发展”。
许多学者研究哪些迹象表明早先的大旗已遭到破坏。埃德蒙多·弗洛雷斯（Edmundo Flores）在一份近期刊物中说道：“目前，墨西哥全国人口的60％，其年收入不到一百二十美元，他们忍饥挨饿。”
有八百万墨西哥人实际上只能吃上菜豆、玉米饼和小红辣椒。
仅仅当五百名学生在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的屠杀中被害以后，才暴露出这个制度深刻的矛盾。阿隆索·阿吉拉尔（Alonso Aguilar）搜集官方数字之后，得出以下结论：墨西哥有两百余万农民没有土地，有三百万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有近一千一百万人是文盲，有五百万人没有鞋穿。
墨西哥村社集体所有制不断解体，小庄园如雨后春笋涌现同时又自我分化，因此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庄园制以及一个从事大规模商品农业的农业资产阶级。地主和国内的中间商靠钻法律条款的空子、违背法律宗旨而取得统治地位，但同时他们也受制于人。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认为这些人是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合伙公司”之流。
在这本书里，拉萨罗·卡德纳斯的儿子说道，“伪装起来的大庄园主要建立在土质最好和最肥沃的土地上”。
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从卡兰萨军队中一名上尉的弥留之际提笔写起，再现了上尉的一生。这个名叫阿尔特米奥·克鲁斯的上尉在战争与和平时期靠暴力和奸诈取巧一步步向上爬。他出身卑微，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把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抛置脑后。他掠夺土地，创办了很多企业，当上议员。他做买卖，搞行贿，投机倒把，从事大的冒险活动，血腥镇压印第安人。靠这些手段，他逐步积累起财富、权力和威望以及闪闪发光的经历，迅速爬上社会的顶端。
小说主人公的经历，同党的历史相同。这个党由于墨西哥革命严重的软弱无能，实际上垄断了今天国家的政治生活。主人公和党都向上爬了。
拉美今天的农牧业按人均产量算，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漫长的三十年过去，在此期间，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幅度同我们地区粮食减产的幅度一样大。拉美农村的落后结构也是一种浪费结构，即浪费劳动力，浪费可支配的土地，浪费资本，浪费产品，特别是没有抓住短暂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在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里，大庄园和它的穷亲戚小庄园都是扼制农牧业增长和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生产制度打上了所有制的烙印：拉美1.5％的土地所有者拥有全部可耕地的一半。拉美每年都要花费五亿多美元从国外购买粮食，而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生产这些粮食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拉美耕地勉强占总面积的5％：
在世界上，这个比重是最小的，因此浪费是最大的。
就是这部分有限的耕地，粮食产量也很低。在许多地区，用木犁耕地要远远多于用拖拉机。除个别例外，现代化技术得不到应用。而现代化技术的普及，不仅意味着农业机械化，而且可以通过施肥、除草剂、杀虫剂，进行良种培育和人工灌溉来保持和提高地力。
大庄园有时就像太阳那样形成一种权力格局，借用马萨·萨瓦拉的贴切说法
，就是饥民多了，面包少了。大庄园不仅没有吸收劳动力，相反排挤了它。四十年来，拉美农村劳工减少了20％以上。机械照搬现成处方的技术官僚们断言：都市化的加快和农村人口大批迁移城市是进步的标志。制度在马不停蹄地制造失业者，事实上这些人涌入城市，扩大了城市郊区面积。但是，工厂在搞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排斥失业者，无法容纳这部分没有专业技能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农业技术进步，反而会使问题激化。倘若地主用先进的办法开发土地，利润就会增加，但更多的劳动力就无事可干，这样贫富间的鸿沟会更大。例如，如果使用动力设备，减少的农村就业机会比它能增加的要多。
在拉美，每天从早到晚生产粮食的人一般都营养不良；他们收入微薄，农村创造的收益都花费在城市或流到国外。
先进技术可以改变土地的低效率，却不能触动现行的所有制，因此，即使它有利于总体发展，但实际上并不能造福于农民。农民的工资和从收入所得的比例分成都没有增加。农村给很多人带来贫困，给极少数人带来财富。私人小飞机在贫穷的荒漠上盘旋，大型浴场的奢华铺张不断升级。欧洲挤满腰缠万贯的拉美游客。这些人不照料自己地里的庄稼，但对精神享受却很用心思。
保罗·巴伊罗什把第三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归咎于农业生产率低，其平均水平仅仅达到今天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一半。
事实上，工业要获得和谐发展，必须大大提高粮食生产和农牧业原料的生产。增加粮食产量是因为城市在膨胀，要吃饭；增加农牧业原料是为了满足工厂和出口的需要，从而减少农业进口，扩大出口，提供发展所需的外汇。此外，大、小庄园体制意味着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而消费市场不发展，新兴工业就没有立足之地。农村的饥饿工资和日益庞大的失业后备军造成以下情况：来叩城市大门的农村移民使工人收入总水平下降。
自从争取进步同盟大肆鼓吹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之后，寡头集团和技术官僚就一直在制定有关计划。有数十个土改方案，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躺在拉美各国议会的文件柜里睡大觉。 土改不再是令人讨厌的话题，因为政治家们已经学会，使土改束之高阁的最佳方式就是不断地说要搞土改。 土改所有权接连不断地集中和分化，在多数拉美国家旁若无人地继续，相互并行不悖；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例外情况。
这是因为农村不仅是贫穷的发源地，也是起义的温床，即使尖锐的社会紧张局势常常被群众表面的顺从所掩盖。比如，巴西东北部给人的最初印象是，这是宿命论的一个堡垒，当地居民对待饿死一事的态度就像每天白天之后是黑夜那样心平气和。但是没过多久，这些东北人终于掀起了充满神秘色彩的起义。他们高举十字架，手持武器，同他们古怪的救世主一起与军队开展斗争，好让自己的家乡变成天国。同时，东北部的匪徒掀起了疯狂的暴力浪潮，他们是一些狂热分子和土匪，是乌托邦和复仇的代表。这种暴力反映了走投无路的农民盲目的社会抗议。
后来的农民协会恢复了农民的斗争传统，并进一步使之发扬光大。
1964年巴西军事独裁政权上台后，迫不及待地宣布进行土改。正如保罗·希林所指出的，巴西土改协会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它不是把土地分给农民，而是把农民赶走，以便把他们自发占领的土地或者由前几届政府征用的土地归还给大庄园。在1966年和1967年间，即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之前，各报常常刊登消息，军警部队受命于忙碌的土改协会去掠夺、放火和迫害农民。值得一提的是厄瓜多尔1964年进行的土改。厄瓜多尔政府仅仅分得一些不毛之地，却为优质地集中在大地主手里提供了方便。委内瑞拉1960年开始土改，在所分配的土地中，一半是公有土地。大型的商业性种植园一个也没触及。被征用了土地的大庄园主都得到高额赔偿，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于是，他们又到其他地区购置土地。
1968年，阿根廷独裁者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想对农村土地实行新的税收制，这使他差点提前两年垮台。他计划对不进行生产的“光秃的平川地”征收的税大大高于进行生产的土地。畜牛业寡头集团便叫喊连天，他们通过参谋部里的内应，使翁加尼亚不得不放弃他那背道而驰的打算。阿根廷同乌拉圭一样，也拥有天然的肥沃大草原，加之宜人的气候，因而在拉美相对比较繁荣。但是，水土流失无情地侵蚀着既不耕种也不放牧的被遗弃的莽莽草原。用于粗放型畜牧业的数百万公顷土地，其中大部分也遭到同样命运。阿根廷的情况虽然比乌拉圭好一些，但1960年代曾动摇阿根廷经济的那场危机的背后便是这种粗放型经营。阿根廷的庄园主对引进技术革新成果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宁愿生产率低，因为这样更为有利。利润法则高于任何其他法则。购买新土地、扩大土地面积，比采用集约生产的现代技术更有利可图，风险也更小。
1931年，农村协会主张以马代替拖拉机。该协会的领导人高喊：“畜牧农们！用马干活就是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二十年后，该协会仍在自己的刊物中坚持这一主张。一个知名军人说道：“给马喂草比给笨重的卡车的油箱灌汽油要容易。”
根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材料，按可耕地面积比较，阿根廷的拖拉机数量只有法国的十五分之一，英国的十八分之一。按同样的方法，与联邦德国相比，阿根廷的肥料消费是该国的一百四十分之一。
阿根廷农业的小麦、玉米和棉花的产量也比发达国家低很多。
胡安·多明戈·庇隆由于强制推行雇工法，实行农村最低工资制，触犯了阿根廷地主寡头集团的利益。1944年，农村协会断言：“确定普通雇工的生活标准是确定工资的基础。雇工的物质需求有时如此之低，以至多了一点钱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农村协会谈论雇工仍然像谈论动物一样；而围绕劳动者低消费需求的这种令人深思的提法，使人无意中找到一把理解阿根廷工业发展受限制的好钥匙：国内消费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庇隆本人推行的经济发展政策从未打破农牧业不发达的结构。1952年6月，在科隆剧场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庇隆否认自己曾打算进行土改。农业协会对此正式发表评论：“这是一篇精彩的演说。”
在玻利维亚，由于1952年的土改，高原广大农村地区的饮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甚至连农民身高也发生了变化。但是，玻利维亚整体人口的蛋白质和钙的摄取量只勉强达到最低标准的60％和20％，而农村人口的摄取量还要大大低于这两个平均值。绝不能说土改失败，然而，高原的土地分配以后，玻利维亚目前仍然有五分之一的外汇用来进口粮食。
秘鲁军政府从1969年开始搞土改，这是进行深刻变革的开端。我在写这一章节时，智利新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宣布实行彻底土改。应当公平地承认，爱德华多·弗雷前政府征收智利部分大庄园的土地一事，为新总统宣布的这次改革铺平了道路。
和出身卑贱的重要性
在拉美，总是土地私人占有在先，土地的有益耕种在后。现行所有制最反动的特点并非由各次危机造成，而是产生于最繁荣昌盛的年代。在经济衰退时期，大庄园主贪婪掠夺新土地的行为反而有所收敛。譬如在巴西，由于糖价下跌，金矿和金刚石实际已采掘完，才有可能在1820年至1850年间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土地属于占领和耕种土地的人。1850年，由于咖啡成为新的“王牌产品”，巴西颁布土地法。这是寡头政府按政客和军人的口味炮制的，目的是取消耕地者的土地所有权，因为在此时期，正逐步向南部和西部开辟内地的大面积土地。从此以后，“又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来补充和确认这项土改法。这些法规规定，获得土地的唯一途径是购买，并且制定了土地公证注册制度。这样，农民几乎无法使自己拥有的土地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美国在同一时期颁布的法令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即要推动国内的开发。在拓荒者的木轮车吱吱作响声中，边疆逐步向西部的处女地扩展，印第安人惨遭杀戮。1862年颁布的林肯《宅地法》，即定居移民公地发放法案，保证每家农户能有六十五公顷份额的土地所有权。凡是受益者，耕种土地的期限不能少于五年。
公地的开发速度惊人；人口就像掉在地图上的大块油渍在增长蔓延。唾手可得的土地，既肥沃又近乎于白送，像一块不可抗拒的磁铁，吸引了欧洲农民。他们远涉重洋，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直奔辽阔的大草原。他们是自由农场主，就这样，占有了中部和西部的新地区。美国在版图和人口增长的同时，还开辟了农村就业渠道。此外，也出现了一个有巨大购买力的国内市场，即为数众多的农场主，从而保持住工业的发展势头。
与此相反，正如里维罗所指出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坚持开发巴西内地边疆的农村劳动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寻求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自由农户，而是早就把大片空地占为己有的大庄园主的雇工。只有成为雇工，农民才能接近内地的荒漠。为了他人的利益，工人手持砍刀在森林中开拓疆界。垦殖的结果只是单纯扩大了大庄园的土地面积。1950年至1960年间，巴西六十五个大庄园拥有新开发的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迥然不同的两种国内垦殖体制，是美国和拉美在发展模式上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为什么北方富而南方穷？布拉沃河不仅是一般的地理边界，它还能说明更多问题。今天南北严重的不平衡，似乎应验了黑格尔关于两个美洲之间必然要发生战争的预言。这种不平衡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所造成，还是有其他更悠久的历史原因？实际上，早在殖民地摇篮时期，北方和南方就形成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社会，社会宗旨也不一样。
“五月花”号的移民漂洋过海，既不是为了掠取什么传说中的珍宝，也不是要消灭北方并不存在的印第安文化。他们带着全家在那里安家落户，是为了在新大陆再现欧洲的生活和劳动制度。他们不是想发财的士兵，而是开拓者；不是去征服，而是去开垦，他们建立起“移民开发区”。的确，后来的发展，在特拉华湾南部导致一种类似在拉美出现的奴隶制式的种植园经济。但不同的是，美国的经济重心从一开始就扎根于新英格兰的农场和作坊。19世纪南北战争的胜利大军就是从新英格兰出征的。新英格兰是美国文明的发展中心；这个地区的开发者从未充当过欧洲资本主义积累的殖民地代理人。他们从来就是为自身的成长和自己新土地的发展而活着。由于宗主国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大军逐步被排挤出劳动市场，北方十三个殖民地便为这支欧洲大军提供了出路。大洋此岸这个新社会的基础就是
自由的
劳动者。
西班牙和葡萄牙则相反，它们在拉美拥有大批 奴隶 劳工，先是对印第安人实行奴隶制，继而又从非洲运来大量奴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有一支庞大的农民失业大军可以转到生产地区，也就是说，随着贵金属或糖的出口量的增减，总是同时存在着兴旺地区和衰落地区，而后者向前者提供劳动力。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使得工资水平依然很低，因为失业者对劳动市场造成压力。这种体制还阻碍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此外，同北方的清教徒不同，拉美殖民地社会的统治阶级从未朝发展国内经济的方向努力。他们的利益来自国外，同国外市场的联系多于同本土的联系。地主、矿主和商人天生就是干这样的事的：向欧洲提供黄金、白银和粮食。公路运输都朝着一个方向：港口和海外市场。为什么美国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发展起来而拉美却被肢解呢？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各生产地区之间没有相互沟通，而是呈扇形分散，扇面的焦点在很远的地方。
似乎可以这样说，北方十三个殖民地是不幸中之万幸。它们的历史经验说明，出身卑贱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北美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没有印第安文化以及具备了劳动组织形式的高度集中的人口，当初英国移民开垦的沿海一带也没有热带的肥田沃土。
自然界很吝啬，历史也是如此：没有金属矿，也没有奴隶劳动力去开采埋在地层深处的金属矿。这是件幸运事。此外，从马里兰穿过新英格兰到新苏格兰的北美殖民地，由于气候条件和土壤特点，农产品同英国的完全一样。就是说，如同巴古指出的，这些殖民地没有为宗主国提供
补充性
产品。
安的列斯群岛和大陆的伊比利亚殖民地的情况截然不同。热带地区可以生产甘蔗、烟草、棉花、靛蓝和松节油；从经济角度看，加勒比的一个小岛，对英国来说，比美国早先十三个殖民地更为重要。
上述情况说明美国为什么能作为一个不输出自己财富的经济上自治的体制而得到发展和巩固。殖民地同宗主国的联系非常松散。相反，在巴巴多斯或牙买加，资本的再投资仅仅是为了补充逐渐减少的奴隶。由此可见，一些国家发达，另一些国家不发达，种族因素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英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情况同西属和葡属殖民地的情况就没有任何雷同。事实上，十三个殖民地在经济上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所以它们能较早地实现出口商品的多样化以及迅猛发展制造业。美国的工业化早在独立前就得到官方的鼓励和保护。英国对此采取容忍态度，同时却严厉禁止安的列斯群岛生产哪怕是一枚别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