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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地球上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地区——今日我们称之为拉丁美洲，过早地成熟了，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越洋过海吞噬这一地区的遥远时代起，拉丁美洲就沦为专门遭受损失的地区。几个世纪过去了，拉丁美洲完善了它的作用。它不再是奇妙的王国，在这里，现实曾经打破神话，战利品、金矿和银山曾超出人们的想象。但拉丁美洲仍旧起着附庸的作用，继续为他人之需要而存在，成为富国的石油、铁矿、铜矿、肉类、水果、咖啡、原料、粮食的产地和仓库。富国从消费这些原料中所得到的利润远远超过拉丁美洲在生产这些原料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原料购买者征收的税款大大高于原料销售者的收入。总而言之，正如争取进步联盟的协调员科维·T.奥利弗（Covey T.Oliver）在1968年7月所宣称的：“现在谈论合理的价格是一种中世纪的观念，我们正完全处在自由贸易时期……”贸易越是具有更多的自由，就越是需要为蒙受贸易损失的人修筑更多的牢笼。我们的审讯和执法制度不仅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外市场而运转，还从被人主宰的国内市场所得的外国贷款和投资中提供源源不断的大量利润。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告诫道：“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他深信：“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此话言之有理。在此过程中，我们甚至失去了被称作 美洲人 的权利，尽管在“五月花”号的移民定居普利茅斯沿海地区的一个世纪之前，海地人和古巴人业已作为新的种族而被载入历史。今天对世界来说，美洲就是美国，我们充其量只是居住在一个身份模糊的美洲次大陆，一个二等美洲的居民。
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自从发现美洲大陆至今，这个地区的一切先是被转化为欧洲资本，而后又转化为美国资本，并在遥远的权力中心积累。这一切包括：土地——地上丰富的物产和地下富饶的矿藏；人——人的劳动力和消费能力；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各国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取决于每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程度，每一地区被赋予一种有利于宗主国的职能，依附关系形成的锁链无穷无尽，链环将其环环套牢。在拉丁美洲，小国遭受邻近大国的欺压，在各国的疆域内，则是大都市和大海港剥削国内粮食产地和劳动力（拉美现有的二十个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中，有十七个诞生于四个世纪之前）。
对那些将历史看作一部竞争史的人来讲，拉丁美洲的贫穷和落后就是在竞争中失败的结果。我们失败了，别人胜利了。但实际上，只是因为我们失败了，他们才获胜。正如人们所说，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历史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我们的失败总是意味着他人的胜利；我们的财富哺育着帝国和当地首领的繁荣，却总是给我们带来贫困。殖民地和新殖民时期的炼金术使黄金变成废铜烂铁，粮食变成毒药。 波托西（Potosí）、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黑金城（Ouro Preto）从生产贵金属的光辉顶峰跌入被掏空了的矿井深渊。毁灭是智利硝石矿和亚马孙橡胶林的命运，巴西东北部的甘蔗园、阿根廷的栲树森林和马拉开波湖（Lago de Maracaibo）一些石油村落的命运，都以令人心酸的理由使人相信，自然界赋予的、被帝国主义掠夺走的财富不是终古存在的。 滋润着帝国主义权力中心的雨水淹没了该体系广阔的外围，与此同时，我们的统治阶级（受外部统治的国内统治阶级）的舒适安逸就等于诅咒我们广大民众永远要过着牲口般的生活。
鸿沟在扩大。至19世纪中叶，富国的生活水准已超出穷国50%。发展加剧了不平等。1969年4月，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ción de los Estados Americanos）的演讲中宣称，到20世纪末，美国的人均收入将是拉丁美洲的十六倍。 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是以局部必须不平等为基础，这种不平等达到越来越惊人的程度。 在日益扩大的差异的推动下，按绝对水平计算，压迫别国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如按相对水平计算，它们则变得更加富有。 中心 资本主义可以制造并使人相信有关它富裕的神话，但是神话不能当饭充饥。构成资本主义广大 外围 的穷国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一个美国公民的平均收入是一个拉美人的八倍，并以十倍于拉美人的速度增长。而且，由于布拉沃河（Río Bravo）以南拉美地区的广大穷人和少数富者之间存在着无底深渊，各种平均数使人迷惑。的确，据联合国统计，盘踞社会上层的六百万拉丁美洲人的收入相当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亿四千万人的收入；有六千万农民人均日收入仅为二十五美分，而在社会顶层，那些依靠他人的不幸谋利的人在瑞士或美国的个人账户上共存有五十亿美元，他们把钱财挥霍在炫耀派头及无谓的奢侈攀比——这是犯罪又是挑衅——和非生产性投资上（足足占全部投资的一半）。拉丁美洲本来可以用这些被浪费的资金建立、补充并扩大生产和劳动力来源的。我们的统治阶级始终被引入帝国主义权力的星座之中，他们毫无兴趣来调查一下爱国主义是否比卖国主义更有利可图，或者研究一下国际政策的唯一做法是否就是乞求他人。因为“别无他法”，国家主权被抵押出去了。寡头集团的种种借口是为了别有用心地将一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每一国家所谓的缺乏使命混淆起来。
霍苏埃·德·卡斯特罗（Josué de Castro）声明：“我——一个曾经接受过国际和平奖的人——认为，对于拉丁美洲来讲，不幸的是除暴力之外别无其他解决办法。”一亿两千万儿童在暴风雪的中心挣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人口像拉丁美洲那样增长迅速，在半个世纪里增加了三倍之多。每一分钟都有一名儿童死于疾病或饥饿，但是到2000年，拉丁美洲人口将达到六亿五千万，其中近一半是不到十五岁的青少年，这犹如一颗 定时炸弹。 1970年末，在两亿八千万拉美人中，有近五千万失业或半失业者，近一亿文盲。半数人口拥挤在不卫生的住房中。拉美三个最大市场——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消费能力的总和抵不上法国或联邦德国的消费能力，尽管我们三个 大国 的人口相加之和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按人口计算，今日拉丁美洲生产的粮食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按不变价格计算，自1929年经济萧条以来，人均出口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从外国主子和我们那些充当代理人的资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个制度是非常合理的。他们以浮士德都感到羞耻的廉价方式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但是，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制度却非常不合理，它越是向前发展就越会加剧国家的不平衡和紧张局面以及白热化的矛盾。甚至连与大庄园和不平等结构安逸共存的强依附性、迟到的工业化，也不是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而是播下失业的种子。在这一块拥有不停繁衍、没有工作的大批劳动力的地区，贫困在蔓延，财富在集中。新工厂屹立在享有特权的发展中心，即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等，但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该制度没有预料到这一小小的麻烦：人口过剩。人口激增，人们毫无顾忌地狂热做爱。被抛在路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农村没有活干，因为大庄园主占有广漠的荒地；他们在城市同样无事可干，在这里机器主宰了人。这一制度排斥人。美国传教士们给大批妇女做绝育手术，分发药丸、节育环、避孕工具和有记号的日历，但婴儿仍在出生；拉丁美洲的儿童仍在顽强地诞生，以争得在这块慷慨的土地上有立锥之地的天然权利。这块土地可能向所有人奉献出一切，又几乎向所有人拒绝一切。
1968年11月初，理查德·尼克松大声地证实，争取进步联盟业已走过七个年头，但拉丁美洲的营养不良和食品短缺现象却不断加剧。不久前的4月份，乔治·鲍尔（George W.Ball）在《生活》杂志上写道：“至少在未来几十年中，最贫困国家的不满情绪还不会构成一种摧毁世界的威胁。世世代代以来，世界的三分之二是穷人，三分之一是富人，尽管这是一个令人羞耻的事实。穷国的权利是有限的，虽然这是那么不公平。”鲍尔曾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并且对大会为改变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而通过的十二项总原则中的九项投了反对票。在拉丁美洲，贫困正在悄悄杀人；每一年都有三颗“广岛原子弹”无声无息地在拉美人民的头上爆炸，他们已习惯于咬牙忍受痛苦。虽然这种有系统的暴行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并且还在加剧。这种罪行虽然没有载入红色编年史中，却被编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年鉴中。鲍尔声称，富国至今仍然可以逍遥法外，因为穷国还不可能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但是，帝国关心此事，既然无力增加面包，就要尽可能消灭寄食者。一位黑色幽默大师在拉巴斯城（La Paz）的一面墙上涂写道：“反对贫困，杀死乞丐！”马尔萨斯（Malthus）的继承者除了提出在尚未出世之前消灭每一个未来的乞丐外，还能提出什么良计妙策呢？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曾任福特基金会董事长和美国国防部长）断言，人口爆炸已成为拉美进步的最大障碍。他宣布，世界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将优先发给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麦克纳马拉不无遗憾地证实，穷人的大脑少工作25%。世界银行的技术官僚（业已出世）开动计算机，列出一段十分复杂的有关控制人口优越性的话：“一个年人均收入在一百五十至两百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二十五年内将出生率降低50%的话，三十年后人均收入水平将比不降低出生率可能达到的水平高出40%，而六十年之后将超出一倍。”世界银行的一份文件就是这样断言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有一句名言：“为控制人口增长而投资的五美元，远比为经济增长而投入的一百美元更有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预言，如果地球上的人口仍按目前的增长速度增加，其后果将不仅是增加发生革命的危险性，还将造成“甚至包括 我们在内 的全人类生活水平的递减”。
美国国内并未遭到出生率剧增问题的困扰，但它却比任何人更急于向四面八方推行计划生育。由于数百万儿童似蝗虫般从第三世界的地平线上向前推进，不仅美国政府为此担忧，连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也都对此深感忧虑。在马尔萨斯和麦克纳马拉之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考虑到人口问题。但是在今天，这种全球性攻势具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作用，即试图为各国和各阶级之间十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辩解，使穷人相信，贫穷是没有控制生育的结果，以阻挡行动起来造反的群众的愤怒情绪。在东南亚，在阻止越南人口增长的努力中，节育环、炸弹和霰弹争相施用。 在拉丁美洲，将未来的游击战士扼杀在子宫内，要比将他们消灭在崇山峻岭中或城市街道上更加卫生、更加有效。 虽然亚马孙河流域是地球上人烟最稀少的地区，但各种美国使团仍在该地区为数千名妇女做绝育手术。在多数拉美国家中，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缺乏。比利时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比巴西高三十七倍，英国人口的密度比巴拉圭高四十八倍，日本的人口密度比秘鲁高三十一倍。拉美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海地和萨尔瓦多的人口密度也低于意大利。某些大国提出的借口是对人智慧的侮辱，它们真正的意图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总而言之，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巴拉圭和委内瑞拉一半以上的地域荒无人烟。乌拉圭是一个老龄化国家，其人口增长常低于拉美其他国家，但是近几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拉美国家像它那样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惩罚危机，这惩罚几乎将它拖入地狱的最深处。乌拉圭荒芜了，肥沃的大草原本来可以向远比今日还要多的人口提供食粮，然而乌拉圭人民却在土地上忍受着贫困的煎熬。
一个多世纪之前，一位危地马拉外交部部长曾预言：“从给我们造成不幸的美国产生摆脱不幸的出路，这是令人奇怪的。”争取进步联盟业已死亡，并被埋葬。现在美国更加惊慌而不是宽宏大量地提出，解决拉美问题的办法是预先消灭拉美人。在华盛顿，人们已有理由相信，穷人并 不愿意 成为穷人。但是，如果没有手段，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否认拉美解放的人也否认我们再生的唯一可能，并且顺便也就宽恕了现行的结构。年轻人在增加，他们成熟了，并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这个现行制度的喉舌向他们提供了什么呢？它以超现实主义的语言建议，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提倡节育；认为那些资本过剩但被浪费掉的国家缺乏资本；将扭曲变形的贷款和造成财富外流的外国投资称为 援助 ；号召大地主进行土改，金融寡头实现社会正义。他们判定，除由外部间谍挑起阶级斗争外，阶级斗争并不存在；虽然还有阶级存在，但他们将阶级压迫视为西方生活方式。海军陆战队罪行累累的远征，其目的是要重建社会秩序及和平；听命于华盛顿的独裁统治者将法制国家建立在监狱之中，为了维护劳动自由，禁止罢工，取缔工会。
难道一切都遭禁止，唯有袖手旁观吗？贫困并非是命中注定的，不发达也不是上帝的黑色旨意。现在是革命的年代，解放的年代。统治阶级惊恐万分，他们宣称地狱之门向所有人敞开。从某种意义上讲，右派将自己同安定和秩序视为一体是对的，虽然实际上是大多数人日复一日蒙受耻辱的秩序，但总归是秩序，而安宁则是保持饥饿和不公正的安宁。如果将来出现意想不到的事，那么保守派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惊呼：“人们背弃了我。”软弱无能的思想家——按主子眼色行事的奴才——很快就使人听到他们的呻吟。在古巴革命胜利的这一天，被推倒的“缅因”号（Maine）的铜雕大鹰
，如今双翅折断，被遗弃在哈瓦那旧城区的一座门廊内。自古巴之后，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开创了变革的历程。维护目前现状的秩序便是维持罪恶。
在拉美漫长、痛苦的历史中，所有遭扼杀或被出卖的革命幽灵重新出现在新的革命历程中，过去的矛盾揭示并孕育了今天的时代。 历史是回首往事的先知。它根据赞成和反对的往事预告未来。 所以，本书想提供一部掠夺的历史，同时还要述说目前的掠夺机制如何运转，征服者如何乘着三桅帆船来到，以及不久前技术官僚们如何乘着喷气式飞机来到；还要讲讲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和海军陆战队，西班牙总督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团，奴隶贩子的赢利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利润。同样，本书也将向人们展示失败了的英雄和我们时代的革命，揭露丑闻，再现死而复燃的希望：前仆后继的献身精神。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考察波哥大（Bogotá）高原古老的印第安风俗时，得知印第安人将在宗教仪式中祭祀用的人称作“基皮卡”（quihica），意即大门，也就是说，每一个被选中者的死意味着又一个新的为期一百八十五次月圆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