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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多·赫尔曼·玛利亚·休斯·加莱亚诺（Eduardo Germán María Hughes Galeano），即读者熟悉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于2015年4月13日在他的祖国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辞世，享年七十四岁。
加莱亚诺的成名作是1971年问世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 ，以下简称《血管》）。据不久前的消息，这本书在他的祖国销量仍然名列前茅。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以反体制为浪潮。拉丁美洲曾在“依附理论”的旗帜下讨论大陆的前途，而《血管》为这一解剖美洲病体的理论骨架填补了肌肤和血脉。
《血管》出版后，迅速传播。加莱亚诺在80年代修订本说明中记载了有关它的几则轶事：在一辆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个姑娘正给身旁的女友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给全体乘客朗诵；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生一周内走遍附近街区的所有书店，逐段阅读这本书，因为他没有钱买下它……由于作品记载的历史本身的力量，《血管》游离于作家的创作边界，成为拉丁美洲“60年代”集体记忆的积淀。
历史永远在交替前行。70年代中期前后，作为对时代主题词“变革”和“希望”的反动，右翼军事独裁寒流席卷拉丁美洲，加莱亚诺和他的作品遭受追踪。拉美数国政府禁了这本“腐蚀青年”的书。在智利军人政变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智利妇女把随身带着的这本书裹在婴儿的尿布里逃离圣地亚哥。加莱亚诺本人不得不流亡国外继续文学创作。
《血管》在白色恐怖时代的拉丁美洲遭到厄运，却以几十种语言的译本、几十次的再版走遍世界，经久不衰。它迟迟才来到中国。90年代，当得知该书已被几位西班牙语译者译出，却因无一出版社问津而被束之高阁后，我曾几次背着那摞厚厚的五百页大稿纸到编辑家一一登门游说。当时的敲门砖是一篇写于1997年的书评，题为《人的命运，书的命运》：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拉丁美洲人总爱用“切开的血管”这种表达方式，他们的歌词、诗句、报刊文章里时不时会出现这个词语。直到读完手中的这本书，我对它才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这本书就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此书初版于1971年，修订于1980年，我手中的版本是1984年的第三十八版，它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作者是乌拉圭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本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的书。关于创作目的，作者说得很清楚：
“写这本书是为了和人们交谈，是以一个非专业作家面对一个非专业读者的方式，向人们揭示被官方历史掩盖和篡改的历史——战胜者讲述的历史。”
或者用书中更加简洁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关于掠夺的历史的著作。
其实，这是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经典作品，但是它的经典意义又绝不限于拉丁美洲。仅从它的一些标题就能看出该书内容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涉猎之重大。此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地困”，讲述了旧殖民主义围绕拉丁美洲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进行的掠夺史；第二部分题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叙述了新殖民主义如何通过自由贸易、贷款、铁路、阴谋和暴力将拉丁美洲的民族工业发展扼杀在襁褓之中，解析了投资、技术、经济援助、合资企业、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现代文明手段如何不文明地参与了古老的掠夺战。
如果说这本书和其他水平相当的同类书有什么区别的话，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叙述方式。作者把鲜为人知的丰富资料、说服力强的数字、敏锐的分析、深刻的见解编织成一个个平易近人的故事，将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现象，剥去层层伪装，让它们暴露出骇人听闻的“文明”本质，而支撑这种能力的根基，是作者的立场、觉悟、热情和因此才获得的广博知识。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贫穷的原因不是由于那里的人懒惰，甚至主要也不是领导层的昏庸无能。制造“原罪”的魁首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祖宗——殖民主义制度。《血管》告诉我们，当年大西洋上开往欧洲大陆的船只装载的每一种货物，都为一个后来的拉美国家规定了命运。疯狂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掠夺造成拉美大陆上“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的人类文明悖谬。
玻利维亚高原上有一座海拔五千米的山峰，叫波托西，山脚下就是当年震惊欧洲的同名银城，其名声之大，成就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并见于著名的小说《堂·吉诃德》：“其价值等于一个波托西。”由于发现银矿，至1650年波托西已拥有十六万居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17世纪初，全城已拥有三十六座装饰豪华的教堂、众多的赌场和十四所舞蹈学校。1608年，波托西为庆祝宗教节日上演了六天喜剧，举行了六场化装舞会，进行了八天斗牛。但是，波托西现在的人口是四个世纪以前的三分之一，是这个世界上著名穷国最贫穷的城市之一。人们与衰亡的矿山共命运，在废石堆和旧巷道里寻找一点含锡的碎矿。白银是没有的，连一点闪亮的东西都没有，西班牙人撤走的时候用小笤帚把波托西五千个矿井扫得干干净净。波托西对面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作“瓦卡奇”的山，即“哭泣过的山”，从山上的泉眼里流出的清泉曾供矿工饮用。“瓦卡奇”是波托西被毁的沉默的证人，是它眼看着波托西怎样一天天地萎缩，改变颜色。
然而当年是美洲的白银养活了整个欧洲。
波托西“至今是美洲殖民制度留下的一道流血的伤口，一份控告书。世界必须以请求它的原谅重新开始”。
还有“白色金子”的悲惨故事。自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把甘蔗根从西班牙带到美洲大陆，三个世纪内，这片大陆就成了为欧洲市场提供蔗糖的种植园。巴西东北部含有丰富矿盐和腐殖层的沿海热带林区首先被看中，至17世纪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生产国，与此同时，森林、植被和动物都在单一作物的祭坛上成为甘蔗的牺牲品。当此地的地力耗尽之后，荷兰人把从巴西学来的技术用于巴巴多斯更肥沃的土地上，从非洲贩进大批更健壮的黑人奴隶，取代了巴西东北部的甘蔗生产。从此以后，这块昔日的宝地变成了巴西最贫困的地区，孩子们经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菜豆，由于这类食品缺少矿盐，孩子们出于本能的需要吃起泥土来，大人们不得不给他们套上牲口用的口套，或是把他们放在柳条筐里吊得高高的。
这就是延续了几个世纪并存在至今的、欧洲人所说的“非洲恶习”之一。
16世纪的殖民主义者把印第安人不堪忍受非人待遇而集体自杀的悲惨状况说成是“为了娱乐和逃避劳动”，20世纪70年代，欧洲有人继续把这种污蔑当成学术解释之一，宣称今天的古巴人继承了这一遗传基因。
在危地马拉的历史上，欧洲中间商为了招募大量农业季节工，带着乐队和烈酒来到印第安人居住的高山，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后，让他们在卖身契似的合同上画押；而今天，被冠以“嗜酒如命”之恶名的只是印第安人。
《血管》就这样让我们看见了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的隐秘亲缘。
西班牙人走了，英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欧洲借拉美殖民地得以大规模集中国际财富，却妨碍了被掠夺者跳跃到积累工业资本的阶段。当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试图起步时，英国人又向他们举起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双面魔镜，就像后来的美国人挥动的民主自由变色旗——有利的一面总是朝着自己。英国在自己的纺织工业未立足之际，对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再犯者处以绞刑的酷刑；在教区牧师证明裹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但是当拉丁美洲的门户在19世纪初刚一打开，英国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具有悠久游牧传统的阿根廷大草原出口所有马具，包括英国制造的阿根廷民族服装“彭乔”（一种骑马时穿的斗篷），向木材丰富的巴西出口即可入殓的棺材，向他们的热带沿海地区出口毫无用处的冰鞋，向仍无纸币的国家出口高级钱夹。被收买的独裁政府“像拉皮条介绍淫妇那样将整个国家拱手让出”，关贸协定上“政治”（política）被草率地译成“警察”（policía）。在西方国家的“援建”下，拉美许多国家的铁路网呈扇面通往面向欧洲的港口，港口的背后却是一片毫无内部联系的沙漠。
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之父”玻利瓦尔不无道理地把美国人称作“美洲的英国人”；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也曾做出过鲜为人知的断言：“美国已经把《独立宣言》彻底吐了出来。”五百年的历史给藕断丝连的西方文明打了一个大问号，如果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利己哲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所谓“进步”和“现代化”不过是思维方法和手段的进步与现代化。《血管》虽然初版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血管》的经典意义正存在于此。
在《血管》里，美国掠夺拉丁美洲的例子不胜枚举，残酷手段令人发指。有一段文字使我过目不忘。20世纪60年代，软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资金为名，准许美国空军在蕴藏着丰富战略性矿产的亚马孙平原上空拍照。美国空军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了所有重要情报。此后不久，巴西两千万公顷的土地被出售或强占。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条带状，把亚马孙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根据巴西国会的调查和陆军部的证词，美国政府鼓励这种做法的企图是在巴西境内开辟一条新边境，向这一地区定向殖民，秘密开发钍、铀、黄金、金刚石等重要矿产。二十多个美国新教传教团在稀有矿产蕴藏丰富的地带定点传教，教授英语，并在这片地球上最大的可居住而荒无人烟的地区大量发放避孕药品。
在中国经济改型之际，当一些人急于“与世界文明接轨”时，读一读《血管》中“掠夺的现代结构”一节不无裨益，那里有他人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读到，在诞生于美国、总部设在美国并为美国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拉美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票数不及美国所掌握票数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该组织即美国的“指导”，陷入不断接受贷款、外债高筑的恶性循环。在由拉美国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资金的泛美开发银行里，他们的总票数不足通过重要决议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美国独家拥有否决权，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承认，这一否决权使他们得以向包括大学改革在内的拉美事务施加压力。我们还可以读到，从1964年起，每一任世界银行行长都是美国著名商人；以此类推，还有国际开发署等，无一例外。《血管》还以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分析揭示，所谓的“合资企业”如何控制拉美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命脉，像19世纪的铁路一样有毒的现代科技如何不科学地在拉美国家制造失业大军，扩大技术差距。汽车工业战、速溶咖啡战，一个个惊险小说般的例证解构了精密的现代掠夺方式。
……
但是，《血管》一书又在印刷品满天飞时代的出版社门外徘徊了多年。明智的出版者颇有经验地说：“这样的书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太严肃了点，太生疏了点，太老了点。”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出版一套第三世界丛书寻找稿源，《血管》被纳入“猫头鹰学术译丛”，我写于1997年的那篇书评才成了该书2001年中文版的前言。
2009年，在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美国总统奥巴马亲手递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几分钟后，该书在“亚马逊”图书网站的排名迅速飙升，列畅销书排行榜的次席。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决定为中译本初版仅五千册的该书加印再版。我曾就此在一篇新短评中写过：
这一次是大名鼎鼎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美国新秀奥巴马送书，送书的场合是面临前途抉择的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虽然随着“赠书”的由头，《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在亚马逊排行榜的位置从第六万位提升到前几位，但《血管》的价值没有因此而增一分、减一分，因为给它打分的是一块大陆的人民。查韦斯是《血管》在拉丁美洲千千万万热情的读者之一，他只是做了一个性情之中的漂亮举动，以诚恳的教育者身份把它递给了奥巴马。
如今，爱德华多·加利亚诺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多种译本，如《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拥抱之书》《火的记忆1：创世纪》《时日之子》《鹦鹉复活的故事》《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等。
曾被右翼军人独裁政府逼迫流亡国外十余年之久的加莱亚诺，少年时在课堂里遭受过第一次“驱逐”：当女教师讲解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博亚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后，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洋的第一人时，加莱亚诺举手发问：“老师小姐，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
这位乌拉圭作家似乎生性不守规矩，而从《血管》开始，他的作品就显示了这种不守规矩的表现风格，与他挑战正统史观的立场浑然一体。在他那些一反常规的词藻表达、天马行空的浮想念头里，隐藏着一个“反体制”的精灵。
语言只是血肉，骨子里是思想。
在重新叙述世界史的《镜子》中，加莱亚诺曾说：
我是一个希望为抢救记忆做贡献的作家，抢救整个美洲被劫持的记忆，尤其是拉丁美洲——这块我深爱着而被人歧视的土地——被劫持的记忆。
在关于拉丁美洲历史的三部曲《火的记忆》中，他写道：
我不想写一部客观性的作品。我不想也不能。该书中历史的叙述没有丝毫的中立性。我无法保持距离，于是我决定：我坦陈一切，我不后悔。然而，这个庞大的马赛克式的书中的每一个片段都基于坚实的文献资料。书中讲述的一切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我以我的风格和方式来讲述。
去世之前他留下一部已完成、未出版的书稿，题为——《捕捉历史的猎手》（ El Cazador De Historias ）。
长久注视着加莱亚诺的工作，不时总想起他所回忆的少年课堂体验。正是因为那个小孩敢于表达对“一个外来者是同时看见两大洋的第一人”的话语的反感，一场伟大的对世界史叙述的颠覆革命才成为可能。
1985年，加莱亚诺结束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乌拉圭，我在他的个人网页上不断读到他针对世界的尖锐发言。后来数不清有多少次为加莱亚诺难得的人民立场、犀利的语言、巧妙的西班牙语思维击掌叫绝，以至于每出一个事件，我就去搜索他的博客。初衷不改为加莱亚诺赢得了底层人民的尊敬。他不止一次访问墨西哥恰帕斯山区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副司令马科斯结下友谊，互通信件。萨帕塔游击队有一位名叫索利斯·洛佩斯的发言人，出于对加莱亚诺的热爱，决定以“加莱亚诺”为自己的名字。他牺牲后，按照由某一人继承死者名字以表示逝者永生的游击队内部惯例，副司令马科斯继承了他的名字。因而，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如今与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同名。
2001年“9·11”之后，加莱亚诺同样勇敢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一次访谈中，他说道：
在所有人都处在全面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战争之中的今天，提下述这个问题并不多余：我们怎么对付市场的恐怖主义？它正加害于人类的大多数。那些高级国际机构不是恐怖主义者吗？它们在全球范围内主导金融、贸易和一切。难道它们没有掠夺和犯罪吗？尽管它们不是用炸弹而是用窒息和饥饿来杀人。它们没有把劳动者的权利炸成碎片吗？它们不正在杀害国家主权、民族工业、民族文化吗？
2011年，身患癌症七十岁高龄的加莱亚诺出现在西班牙“愤怒青年”抗击体制的太阳门广场，俨然一位不下疆场的老骥，处处激发活跃的思想与活泼的语言。
在拉丁美洲——也可以说在各种国度、各种文化中，狭义的作家、广义的知识分子如何在人生和著述里体现不可分割的真善美，如何协调作为思想者的政治责任和作为创作者的艺术自由，始终是挑战性的命题。加莱亚诺正如许多拉丁美洲的作家、艺术家、神学家，穷尽一生试图回答，命悬一线仍在拷问。
加莱亚诺曾被问及政治和艺术哪个是改变世界的更合适的办法，他这样回答道：
这两者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自己。政治是种语言，艺术也是种语言，但是讨论是否某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有效的问题，这没有意义……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向我们灌输艺术和政治割裂的思想。这种割裂让我们相信理智和心灵各行其是，让我们相信，政治和艺术不是相互依存的，而实际上，人的正义感和美感像双胞姐妹一样密不可分。这个将政治与美割裂开来的世界，也正是那个封锁了边界的世界。
知识分子的良知并不只是一种优美的个人品质，它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负担。尤其当他把良知付诸行动，并对行动的后果负责时，他的抉择已经不完全属于个人，这种抉择应该是迟疑的，而不是轻易的。加莱亚诺与拉丁美洲大陆上的革命和革命政权有过密切的接触，也有过程度不一的摩擦。对此，他心里一定有过自我争论。
选择的分寸也表现在一些作品中。例如，《镜子》这部书在归还多元文化、多神教应有地位的同时，对三大一神教均有针砭，抨击的主要火力对准拉丁美洲的统治宗教天主教。它对被压迫者阵营的批评和指责总体是善意的，但是对于一些重大命题的判断，追求凝练的短文形式能否使读者得出全面公正的结论，却值得斟酌。
《血管》之后，加莱亚诺的许多作品都以类似《镜子》这样数行短小杂文集锦的方式写成。后期的这种写作方式也可能与他的记者出身不无关联。起码在《镜子》中，我感到，对于作者所不熟悉的、历史深厚、脉络复杂的东方文明，用三言两语去概括不够恰当，指点更是容易偏离准星或造成伤害。或许，这是一种“语言的放纵”，在方式方法的深处，潜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选择”命题。而西班牙语，作为一种由几亿前殖民地人民使用的语言，它的欧洲宗主国背景毕竟为操这种语言的知识分子进入世界级交流，提供了方便的路径。在欧美（国）强势语言的背后，仍然是一片广漠的大地，那里生长着奇异的花朵，它们的芬芳至今不被人熟悉。
21世纪伊始，人们曾询问加莱亚诺如何评价前一个世纪70年代写作的《血管》，他回答说，今天的情况比三十年前的记载“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0年他又曾面对同一提问。据报道，他在巴西利亚的书展上口无遮拦地说：“我今天不敢再重读那本《血管》。对于我来说，那篇用传统左派语言写出的文字太笨拙。”尽管他也补充说：“当年我没有足够的修养；今天我不后悔写出那本书，但是那个阶段已经被超越。”一言既出，媒体漫天转载，在拉丁美洲，尤其左翼阵营引起哗然，右翼也借此大做文章。
我想，这件事的本质，没有离开那个在拉丁美洲热议不已的知识分子“践约”（compromiso，或译为“介入”）老话题，它也是全世界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的政治选择。当《血管》被一代人长久地当作叛逆拉丁美洲的象征，当它被查韦斯总统当作人民的教科书放到奥巴马的手里，加莱亚诺应该想到：这部书的命运已经融入历史。加莱亚诺尽可以在私下对自己年轻时的稚嫩做严厉有加的批评，但面对阴险的媒体世界做随意表达，不能不说对艰难之中的善良人群造成了一种伤害。
一个知识分子，一旦他选择了人民阵营，他就同时选择了责任和有限自由，这就是他与真实历史进程中的人的约定——这就是与“选择”同时产生的重负。何况，《血管》与加莱亚诺后期作品的写作风格孰优孰劣，并不是一件盖棺论定的事情。
我想，到了一种能够商榷批评但又仗义支持的火候，对一个作家的敬重才真的刚刚开始。
与加莱亚诺最后的文字交往，缘于他的几部书的汉译工作。我曾受出版社的委托，向他咨询再次访华的意愿，当然那时他已罹患癌症多年。他在回复的电子信件中写道：
迟早——但愿早先于迟——我将与那个我在遥远的时代认识的、曾热爱过的国家重逢。愿我的拥抱飞越世界七大海洋。
幸亏他写了“我曾热爱过的”，我并不希望读到“美丽的文明古国”之类的空话。
几年前，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骨灰被洒在拉普拉塔河东流的河水里，汇入了茫茫无际的海洋。
2018年春
“……我们保持了近乎愚蠢的沉默……”
——《维护委员会》起义宣言，
1809年7月16日于拉巴斯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