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曼德拉来说，非洲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正如他刚从监狱走出来时所见到的南非那样。他入狱时，正是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赢得独立的时期，或者在一些情况下，正在从殖民当局的控制中挣脱。甚至他的语言或用词的选择，也反映出与过去时代一段冰封时期的联系。例如，当他讲“获得解放”时，他仍然使用过去常用的emancipation，而非liberation，让人想起从前那些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的用语，可能来自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或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也可能会在诸如哈丽叶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或布克·T. 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写的《超越奴役》（ Up From Slavery ）等书中找到。

即使他的语言有点过时或有些奇特，但曼德拉坚定地确保民主南非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建立在牢固的现实基础上。他在地下活动期间到访的非洲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那些非洲地区使他有机会一瞥如何像真正的人一样被对待，而且以自身付出巨大代价的方式培育起解放运动。

在获得自由后的最初6个月里，曼德拉花了一半的时间在南非境外。尽管他访问了非洲、欧洲和北美三块大陆，但非洲仍是他的主要关注和首访之地，只除了一次紧急到访瑞典斯德哥尔摩，当时是去医院看望他生病的朋友和导师奥利弗·坦博。

曼德拉获释后返回的非洲与他曾经知道的已有非常大的变化。很多领导人已经交班了，或是自然换届，或者由于政变、流亡，或者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被杀掉。地缘政治状况同样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今的领导人正忙于应对重要全球变化的影响。因此，在1990年7月，当非洲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参加的非洲统一组织峰会做出决议，加快南非解放的最后阶段时，也不得不把转变中的东西方关系、冷战的结束和新的区域经济集团之成型纳入考虑范围。

外部大国对非洲事务直接介入的减少，对于非洲人民和政府来说，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通过区域合作、深化民主和人民参与，为自己的命运负起全部责任。鉴于“可怕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双重挑战”需要和平与稳定，解决冲突是关键。 这一新思维的合理表述就是1993年形成的非洲统一组织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机制（OAU Mechanism on Conflict Prevention,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的确立，这一机制将与联合国合作。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虽然尚在胚胎阶段，也被寄希望在未来发挥作用。 它取代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那是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们在1980年成立的，目的是协调投资和贸易并减少对种族隔离南非的依赖。1992年，随着当时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南非向民主体制的过渡，协调会议升级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其重心已经转为经济一体化。

曼德拉和非国大参加非洲统一组织的会议和峰会，为民主南非在寻求非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过程中做出应有贡献奠定了基础。这也见证了曼德拉为解决冲突所做努力的开端。1994年南非加入非洲统一组织的时候，这个组织已经制定出新的路线，期待迎接诸多挑战。非洲幅员广阔、国家众多，各国有不同的优先考虑，因此这一组织在促进和平与民主化的集体承诺与尊重成员国的主权之间存在矛盾。如果得不到联合国与其他国家的帮助，在集结资源和经验以发展其维持和平及解决冲突的能力方面，非洲统一组织将面临一段艰难时期。然而有一种乐观情绪：新的方向明确了。

因此当1994年6月纳尔逊·曼德拉总统就职一个月之后在非洲统一组织峰会上致辞时，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对于许多人来说，曼德拉的演讲感人地实现了一个承诺，他精心制定并阐述了南非新出台的“非洲政策”，提出了他的国家对于这片大陆的目标、承诺和责任。他说：

“非洲从外国和白人少数统治下的全面解放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们曾在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OAU Liberation Committee）中做出杰出服务的同事们已经完成了结束这一机构的历史任务，作为站在解放非洲大陆人民斗争第一线的战友，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一机构。”

然后，曼德拉讲出了他自己一定都觉得震撼的话：“最后，在这次在突尼斯举行的峰会上，我们将从议程中删去讨论种族隔离的南非问题一项。”

早在曼德拉还在监狱中时，这项议题就一直被列入进步力量召开的几乎所有会议、峰会和研讨会的议程中。将其从议程中删去标志着一场取得压倒性优势的胜利，属于国际社会中一个重要部分的胜利。

曼德拉强调说：“一个时代带着它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了。当然，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一定带着自身的挑战。非洲在呼唤新生，迦太基（Carthage）期待着恢复其昔日的荣光。

“如果说自由是解放斗士们想要放在非洲母亲头上的皇冠，那么她的子民的成长、幸福、繁荣和舒适就是皇冠上的宝石。”

就非洲必须“全力以赴重建经济”一事，曼德拉提醒领导人们：“我们都知道完成这些的基础是什么。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要解决非洲资本净流出和贸易条件日趋恶化的现状。我们自力更生、开发内部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仍然极其有限。”

他指出有一种自怨自艾的陷阱：领导人们在应该自我反省的问题上却在指责外部机构。他高度赞扬了“我们这片大陆上伟大的思想家们”，并对非洲未能应对卢旺达的悲剧提出了批评：“这是对我们所有人没能解决这些相关问题的严厉谴责。其结果就是，一场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发生了，而且就在我们的眼前发生。”

曼德拉做出保证：“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身为非洲人必须改变所有这些。我们必须用行动坚定地表明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必须用行动表示，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挡我们去实现一个新非洲的复兴……

“你们和我们共有的愿景就是，我们将利用我们国家的资源去创造一个所有人都摆脱了贫穷、疾病、无知和落后的社会。

“我们所有人追求的目标就是创建这样一个南非，它是我们这块大陆上所有国家的好邻居和平等伙伴，它将利用它的能力和潜力帮助推进我们共同的奋斗，捍卫非洲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应有的地位。”

在曼德拉就任总统的那些年里，南非在重塑非洲统一组织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最终于2002年在德班启动了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 AU），建立起新的体制和架构以满足非洲大陆后解放时代的需要。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说：“曼德拉在非洲统一组织中现身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从民族之矛成立开始，多年以来，非洲统一组织及其成员国一直与他一起共事。他在被捕之前到过非洲许多国家。当他在狱中时，非洲统一组织在支持他和其他政治犯的释放以及南非国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样一位同时也是世界偶像的人物成为非洲统一组织中的一员，其影响是巨大的”。

1996年，曼德拉作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主席，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担心他所领导的组织会变成另一个空谈的官僚机构，曼德拉在1997年9月于马拉维（Malawi）举行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峰会上致辞时，强调指出这一共同体在协调安全发展，以及基于非洲统一组织的经验，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和承诺民主原则的统一中所面临的挑战，因为并非所有国家对民主原则都有一致的见解。对他来说，十分紧迫的是，成员国的代表们要能够“坦率地提出问题并对我们所处的状况和我们要走的方向做出诚实的回答”。

曼德拉的长篇致辞包括了一些他曾在1994年非洲统一组织峰会上尖锐地提出的观点，反映出他对民主进程的主要考虑。接下来曼德拉为这个政府间组织列举了诸项任务。他强调，没有性别平等、尊重人权和“良好治理的基本信条”，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他没有触及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国防和安全机构”（Organ on Politics, Defenc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简称Organ）的地位，这是1996年6月成立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一个正式机构，由罗伯特·穆加贝总统担任主席。在这次峰会前夕，该机构已在博茨瓦纳（Botswana）的哈博罗内（Gaborone）开过会。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针对这个机构的结构和工作范围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它可能取代峰会本身，因为它可以“在首脑的层级上运行……并独立于其他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机构运转”。 曼德拉对这个机构内部缺乏透明感到恼火，他希望他的机构是直接和简约的，因此并不完全接受这个机构必须在首脑的层级上运行的说法，正如他的笔记所证明的：

1.1996年6月在哈博罗内参加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峰会，并且同意了成立政治、国防和安全机构的决定。

2.但是不知道它将在首脑层级上运行，［而不是］在部长层级。

3.当我们于1996年10月1日在罗安达开会时，发现这个机构本身成了一个首脑峰会。这令我吃惊——

不知道任何组织的存在。

他们可能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就不会接受［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主席的职务。

4.然后一路奔波去见穆加贝总统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后会见了我的前任马西雷（Masire）总统和作为副主席的希萨诺（Chissano）总统。 然后我们4个人在开普敦见了面。

5.在所有这些会见中，他们非常详细地解释了这个机构必须在首脑的层级运行的原因。我们同意将此问题提交到这次［马拉维的布兰太尔（Blantyre）］峰会上。

6.在哈博罗内会见了两位总统并提出解决的建议。

第二天，峰会听取了各成员国的意见，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只是认为，鉴于这一区域面临的挑战，此机构是必要的。决议被推迟了，曼德拉被要求不要辞职。6个月之后，各国首脑在马普托（Maputo）再次举行会议，仍然没有形成决议。 但是取得了更多的共识：政治、国防和安全机构应当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一个下属委员会，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

关于曼德拉与穆加贝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包括从一开始这两位领导人显然就彼此没有好感的事实。一直以来，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家，穆加贝因其令人敬畏的反帝国主义战斗立场，被年轻的崇拜者们奉承有加。如今曼德拉带着令人赞誉的道德光环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使他感觉有些黯然失色。此外，作为曾说出“唯一值得信任的白人就是死去的白人”这样受到广泛传颂的言论的人，穆加贝毫不意外地对于曼德拉的和解工程没有好感。然而鉴于要使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存活下去的紧迫需要，这两个人在各种问题上携手共事，尽管政治、国防和安全机构的地位问题仍然是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奎特·马西雷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种不愉快的合作如何维系了多年。

* * * * *

刚果（Congo）和非洲大湖（African Great Lakes）地区的不稳定对大多数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南非对冲突的介入始于它同意参加在东扎伊尔地区组建的多国部队，以应对逃离邻国卢旺达种族屠杀的约100万难民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请求南非促成扎伊尔政府与由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领导的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Alliance of Democratic Forces for the Liberation of Congo-Zaire, ADFL）的对话。当时这一联盟已在东部建立起基地，并正在向首都金沙萨（Kinshasa）挺近。在美国的斡旋下，1996年2月，卡比拉的这一联盟在南非参加了一系列近距离对话。这为蒙博托和卡比拉后来在刚果河口的黑角湾（Pointe-Noire）登上南非军用补给舰奥特尼夸号（SAS Outeniqua）实现面对面会谈打开了通路。非洲统一组织与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谈。

鉴于南非通过对话成功带来了一个新的民主体制，并抛弃了好斗者的复仇精神，因此曼德拉相信，扎伊尔的崩溃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得到结束。他认为，这只需要说服年迈且名声扫地的蒙博托有尊严地下台，并使卡比拉接受以一种包容的方式成立一个新政府。

反叛武装的推进削弱了卡比拉对实施一个包容性解决方案的意愿。在开始谈判后10天，卡比拉公开地动摇了，以恐惧作为阻止他在舰上继续会谈的借口。这激怒了曼德拉，有媒体听到他训斥这位叛军首领。卡比拉被安排第二天到开普敦，这样曼德拉可以向他通报在第一次会议之后起草的建议文件，这些文件已经广泛地咨询了非洲各国政府、法国和美国政府的意见。在奥特尼夸号军舰上，曼德拉也打电话给这一区域的几位国家首脑，阻止他们军事干预刚果民主共和国。

曼德拉得知卡比拉并未停止向金沙萨进军，尽管后者曾做出了相反的保证。曼德拉为他与卡比拉的会议所做的笔记反映出他的挫败感：

1.向金沙萨推进

比齐马·卡拉哈（Bizima Karaha） 声明

包围但没有进攻

2.一个人发表了一个坚定、明确的声明，后来又否认发表过声明，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会毁掉同志中应有的相互信任和尊重。

理解你对安全的关切

但很多人认为你的声明很荒谬，至少可以这么说。

3.两次承诺到黑角登舰

缺乏正常的礼貌=对副总统［姆贝基］、联合国组织、［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蒙博托总统。

让我们等了一整天，没有关于你在什么地方的任何消息

对一个将死之人不合适的态度，漠不关心，没有人情，没有尊敬。

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著名的国际外交官

4.对我国纳税人支付的巨大费用没有感恩，我国已支付了：

军舰本身

30名士兵

5.［你一直］热衷于媒体。

6.你的形象被玷污了，不再占据道德高地。

7.正在流传一些对你不利的事情。［我］已经为你做出辩解，我相信其他人也已经这么做了。

8.绪方贞子（Sadako Ogata）

9.科菲·安南（Kofi Annan）

［曾］给了我艰难的工作，但你却忙着毁掉相互的信任。

我如何能为［一个］不尊重我的人服务？

* * * * *

1998年9月22日，南非国防军以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博茨瓦纳国防军（Botswana Defence Force, BDF）对莱索托（Lesotho）的军事干预，使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及其领导，包括曼德拉，成为国际人权社会的攻击目标。和所有类似行动一样，军事干预的动机是好的。在此之前莱索托有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一方面，国内和国际的观察员赞扬其为和平的；另一方面，批评者认为选举是被操纵的，充满了紧张和敌意。

军队的哗变和两封莱索托总理请求干预的书面文件，促使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得出结论，没有军事行动来稳定安全局势，政治进程将无法继续。军事行动将由南非和博茨瓦纳代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采取。

9月22日，600名南非军人进入了莱索托，200名来自博茨瓦纳国防军的军人随后加入。莱索托国防军（Lesotho Defence Force, LDF）成员的抵抗远比预想的要强硬，8名南非军人和29名莱索托军人阵亡。

南非代总统曼戈苏图·布特莱齐（曼德拉当时在国外）在军事干预发生时向国民议会做了通报，国防部部长在第二天进一步向内阁做了说明。内阁支持南部非洲共同体的判断，被称为“北风之神行动”（Operation Boreas）的军事干预，其目的是稳定局势，并营造一个能使谈判继续进行的环境，从而形成长久的解决方案。

在从北美返回南非时，曼德拉说：“我们在那里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确保阻止那些非法的暴力活动，从而各个党派可以坐下来探讨和平解决方案。我们到莱索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没有先开火。”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目的实现了。莱索托采用了大量政治和宪法改革，包括采用比例代表选举制度，使得相较于原先的赢者通吃制度，小党派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

“毫无疑问，”曼德拉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取得了成功，它为莱索托的政治领袖们和平解决他们的分歧创造了空间。我们应当借此机会向博茨瓦纳和南非国防军做出的决定性贡献表示祝贺，并对那些为此丧生的人致以哀悼。”

冲突，尤其是造成人员伤亡的冲突，总会招来批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侵略——这是许多报道使用的词语——引发了许多诘问和指责，认为南非——博茨瓦纳已基本顺利脱身——的行动已经越权。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军事干预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因为干预应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尽管在实现其目标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有军事行动上的，以及在莱索托遭遇的负面的公众反应等等——南非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首次军事干预是成功的；然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仍然没有完全准备好去进行类似的干预。这次干预为所有当事方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教训，朝着一种更合适的维持和平及解决区域冲突的方式演进。

* * * * *

正如曼德拉致力于要在非洲大陆推广人权文化一样，他也同样投入地寻求解决其他一些问题。而非洲从南到北的那些国家中的人民也发出相应的要求，他们认为南非在道德上有义务向他们提供援助，作为他们曾经支持解放斗争的回报。

然而非洲大陆的存续需要创建一个有利于投资的环境。动乱和冲突通常源于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曼德拉说：“我们需要老牌工业国家的支持，这是他们亏欠我们的。这不是慈善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有权获得支持。我们这片地区和许多其他地方在殖民时代受到了最残酷形式的剥削。”

像往常一样，当曼德拉为了未来的安全而有效地阐述和解的优点时，他同样不会忘记指出过去的极端不公正，诸如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的重生不可能在隔绝中实现，而只有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合作中才可能发生。

* * * * *

在作为南非总统的近两千个日子里，曼德拉把他的国家带到了强烈的聚光灯下，同时使南非这个过去一直专注于自身事务的国家登上世界舞台。位高权重的名人，特别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名人，对一位黑人的不吝赞美，对许多白人是一种教导。更为重要的是，南非被有声望的世界组织接受，而且摆脱了被当作国际社会中的恶棍的地位——白人在南非遭抵制和贸易禁令时期有更深刻的感受。

新生南非的外交政策反映出冷战结束后世界经历的充满活力的变化。这一政策是从非国大多年来建立的多方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当年非国大就拥有比种族隔离政权更多的外交使团。

在南非对非洲复兴的关注中，它与南方国家的关系占据关键位置。1998年，曼德拉在由几个拉美和南美经济体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ado Común del Sur，Mercosur）峰会的致辞中描绘了他的愿景。他讲到“发展中世界经验的统一性，以及通过合作和在我们内部建立关系加强南方的巨大潜力，同时如何在此基础上推进与北方国家的互利伙伴关系……

“共同的背景使我们双方——非洲南部和拉丁美洲的南锥体地区——基于对民主制度的承诺，基于在高速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发展的迫切性，基于对和平与安全依赖于发展、社会平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所要求的良好环境管理的认识，成立和建设区域联盟……

“在推动促进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策和行动中，多边组织通过协调进行的干预为实现富有成效的合作提供了最大的机会……

“这类合作的一个著名案例就是包括南方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在内的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Zone of Pea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Atlantic）就核问题发出的倡议。

“为了推进世界上四个现有的或未来的无核武器地区的联系与合作，这个组织已经指明了一条道路，巩固南半球和邻近地区不受核武器威胁的状态。

“基于这4个地区加上非军事化的南极洲构成了地球一半以上面积的事实，这样的发展能够促进核不扩散并加强朝着消除核武器方向推进的进程。在如此复杂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成功说明了南南合作在推进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的潜力。有大量可以进行协同行动的领域。民主体制已经赋予南非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机会，而南非，不论是作为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African-Caribbean-Pacific Group of Countries）的一个新成员，作为非洲统一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成员，作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的举办国，还是新成立的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的成员，也强烈地做出全面发挥这种作用的承诺。”

4年前，当曼德拉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Assembly）致辞时，他就已经强调了重新安排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以及重塑国家和区域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迫切性。

“国际社会对于种族隔离挑战做出的反应确认了我们都知道的一点，那就是只要南非还存在种族隔离，整个人类就会感到耻辱和丢脸。”

他说，联合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南非的种族主义也会助长世界其他地方的种族主义。因此全世界针对种族主义的斗争绝不是出于对我们人民的怜悯而进行的慈善行动，而是对我们共同人性的肯定。

“我们相信，肯定共同人性的行动要求联合国再次将其关注点和长期注意力转到一切为全体人类打造一个更好世界的基础上。”

曼德拉坚定地相信多边机构能够促成变化，不论这种变化要花多少时间。对他来说，看到一种趋势的形成令人满足；认识到做出一项决定时得到了越多的共识，这项决定就越有合法性，尽管这出于常识，但也是基于非国大的策略文化。在建立民主南非的长途跋涉中，从谈判到新宪法的最终签字，诸多步骤共同的特点一直是尽心竭力地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曼德拉信仰这样一种理念，能够改变社会的是集体做出的决定。

在1998年于德班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曼德拉强调了重塑全球秩序的紧迫性。不结盟运动于1955年冷战的巅峰时刻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Bandung）成立，当时也正是殖民主义体系瓦解，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风起云涌的时期。不结盟运动对于去殖民化进程十分重要，并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中起了关键作用。

曼德拉说：“我们必须再次重建我们共同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暴力，正针对着和处于优越地位上的我们一样的人，必须以一种果断且可持续的方式予以解决。”

他所说的就是“致人死亡的饥饿的暴力，致人死亡的无房可居的暴力，致人死亡的失业的暴力，致人死亡的霍乱和艾滋病的暴力，以及致人死亡的毒品的暴力。我说的是对人类生命的摧毁，它们伴随着不发达……战争的暴力……

“我所说的是发展与和平这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一直是我们［不结盟］运动自成立以来的核心目标，并且至今仍是它的主要挑战。”

曼德拉在向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时，将这一信息也转达给了北半球。与以往的情况一样，在开始演讲之前，他不得不先等平日里安静庄重的贵宾大厅中的掌声和欢呼声停下来。在听众屏息的安静中，他的声音传递到这座大厅最远的角落，当演讲者表达的观点与听众的认知发生共鸣时，那些受人尊敬的男女们不时点头表示赞同。他讲到了马丁·路德·金，并引用了T. S.艾略特（T. S. Eliot）和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句。

“可能发生的是，这种相互联系将在贵议会的成员们，以及世界舞台上的其他角色中间促成政策，这些政策源于这样一种共识，即解决人类事务的成败不能再局限于从远古留下来的国界之内衡量，生活本身已将社会远远地推出了这个边界。如果这种说法真的实现，那么十分明显，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其所有居民的行为都是同一场大戏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每一个国家，包括贵国，就应该开始将其他人的真正幸福包括进我们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当中，不管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多远。

“尊敬的美国议员们，你们是我们这个世界中最强大国家的成员和代表。我则在另一边，是一名非洲人。

“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大陆，它所遭受的艰辛和痛苦，你们十分熟悉。因此你们一定非常理解，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说，对于如你们这样强大的国家，非洲的民主、和平与繁荣也是你们的国家利益，正如它们是我们的国家利益一样。

“因为我是一个非洲人，所以我确信你们会理解，为什么我应该站在这里说，我们深刻的信仰就是，正在建设的新的世界秩序必须专注于创建一个为了全体人类的、民主、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曼德拉进行了更多的外事访问，与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区的亚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建立起贸易和经济联系。他首先访问了印度，接着是日本和韩国，然后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泰国和巴基斯坦，并在总统任期的最后访问了中国。

曼德拉也到访了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半岛和芬兰，在解放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它们为非国大提供了慷慨的支持。它们的帮助既有物质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几乎支援了所有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斗争。在总统任上的后期，他感谢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民过去的支持，并表达了他对未来合作的信心：

“我们目标的实现也依赖于其他国家实现同样的目标。在现代世界中，不论一个国家发生了什么，都会对其他地方甚至是全球造成影响。南部非洲的整体发展，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构筑一个国际秩序，确保世界经济的增长能够转化为发展，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确立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过程中所选择道路的关键组成部分。”

曼德拉将人权理念延伸到司法领域的一些倡导遭到了反对并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他与尼日利亚的萨尼·阿巴查将军灾难性的互动就是证明。对尼日利亚处决卡山伟华和其他奥戈尼活动分子的唯一制裁，就是暂停三年半其英联邦国家成员资格。这一事件的影响导致了南非外交政策的转变，即在保留曼德拉总统干预空间的情况下让多边机构有更多机会参与。

曼德拉确实在洛克比事件中设法取得了突破。1990年5月，在一次对非洲几个国家的友好访问中，曼德拉为利比亚的支持向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表示感谢，这引起了美国官方的恼火。面对1986年美国轰炸利比亚——这表面上是美国认为利比亚对一起恐怖行动负有责任而进行的报复——时被作为目标的卡扎菲住所的废墟，曼德拉进一步说：“不论国家和人民之间有什么分歧，企图谋杀反对者和他的家人都是不可接受的。”

到1992年曼德拉再次到访利比亚时，苏格兰已经对两名利比亚人发出了逮捕令，他们涉嫌制造了1988年泛美航空客机在飞越苏格兰洛克比上空时发生的爆炸案。这起爆炸导致包括乘客、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当地居民在内的270人死亡。

但是利比亚不愿交出嫌疑人，并且动员了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和非洲统一组织。除了洛克比事件以外，这些组织同样担心美国单方面对利比亚的制裁及其对非洲其他国家的影响。

曼德拉的解决方案是，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嫌疑人有罪，他们应当在海牙（Hague）的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接受审判，以避免国家元首受辱。他呼吁“有关国家表现出政治家和领导人的风度。这将确保1990年代的10年免于冲突和对抗”。

曼德拉就其主张与一系列国际代表进行了对话。美国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汉克·科恩（Hank Cohen）确认，这一主张与那天晚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就洛克比事件将要通过的决议的精神一致。其他与曼德拉对话的有：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英国负责海外发展和非洲事务的部长林达·乔克（Lynda Chalker），以及西班牙和法国大使。

尽管采取了这一系列行动，但由于没有交出嫌疑犯，联合国安理会仍然对利比亚实施了航空制裁。在前往苏格兰参加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途中，曼德拉打电话给卡扎菲，希望说服他与西方达成谅解。 在到达利比亚之前，曼德拉呼吁解除针对利比亚的制裁，这是那一年早些时候非洲统一组织峰会采取的立场。

这次，曼德拉从邻国突尼斯乘车进入利比亚，以避免违反联合国对利比亚空中航行的禁令。在利比亚向媒体发表的讲话中，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场：

“非洲统一组织已经呼吁要求……嫌疑人……在一个中立国受审。这一立场我在1992年时与美国人、法国的密特朗总统、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国王，以及［约翰·］梅杰（John Major）首相都讨论过。我们的立场就是嫌疑人必须在一个中立国接受审判。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国家同时是原告、公诉人和审判人。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在阳光下实现。”

当被问及尤其来自美国政府的愤怒反应是否影响到他时，曼德拉回应道：“政治家不能过于娇嫩。如果你是一名政治家，就必须准备好承受你所坚持的原则带来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在监狱中待27年，因为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的原则。”他指着卡扎菲说：“这是我的朋友。在我们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帮助了我们，而现在说我们不应当来这里的那些人，当时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说我不应当来这里的那些人没有道德，而我也不会加入他们缺乏道德的行列。”

谈判变得旷日持久，结合了曼德拉、他的特使杰克斯·格威尔、沙特外交官班达尔·本·苏尔坦（Bandar bin Sultan）亲王及联合国的努力。他们共同致力于达成一项涉及利比亚、美国、英国三国和他们的领导人——卡扎菲、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托尼·布莱尔——的解决方案。这一举措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日益强大的多边支持的帮助，以及国际法院裁决其对洛克比事件具有管辖权的肯定。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由联合国处理的国际安全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曼德拉和他的特使们一方面为通过公开谈判达成妥协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里进行说服甚至施压。例如，他会在公开场合赞扬卡扎菲，给予他外国公民所能享有的最高荣誉；然而在私下里，当他觉得有必要时，也会劝告卡扎菲对其他人说话需要礼貌一些，例如对联合国，尽管他可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在那些关键的时刻，曼德拉利用他与卡扎菲、克林顿和布莱尔的私人关系，展示了领导人之间直接的个人关系在谈判和解决冲突中发挥的作用。

这一外交斡旋的结果就是，在1999年3月19日，曼德拉能够满怀信心地告诉利比亚人民，洛克比事件已经画上了句号。“怀着对利比亚人民最崇高的尊敬，我今天能够向世界宣布，利比亚已经决定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就将洛克比案件中两名利比亚籍嫌疑人送交荷兰审判给出了明确日期……你们利比亚人民已经证明，在我们进入新千年之际，非洲领导全人类的和平、平等和繁荣的潜力。我们向你们致敬并祝愿你们一帆风顺。” GOh5VgD2I5OdhFXIz/t8vU6YLl+UV6YnaaWz4CdUVhlyQvsbTQWwIQB7VMEi6P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