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古老的阿非利卡谚语，通常用于指一个人说的话或证词难以置信：“他说的话像报纸一样骗人”。纳尔逊·曼德拉有意识地使阿非利卡语摆脱曾作为压迫者的工具的不名誉地位，因此他很可能听说过这句谚语。然而他对于报纸以及所有媒体的态度是出于务实考虑的。从1990年代初他坐在贝壳屋非国大总部的办公室里听取杰茜·杜阿尔特汇报他的日程安排时起，阿非利卡语的《映像报》就放在他桌上伸手可及的地方。

从宣誓就职的那一刻起，曼德拉就接受了这样的理念，作为总统，他拥护宪法及其所有条款，包括第16节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其中也包括新闻和其他媒体。他首先是一名律师，而且颇有兴趣阅读一些涉及媒体的判决，特别是卡梅伦大法官（Justice Cameron）的裁决：“对‘自由和公正的政治活动’发表的诽谤性的言论，即使是虚假的，在临时宪法中也是受到宪法保护的，除非原告可以出示证据，证明发表者有不合理的举动。”

南非的媒体此前从未像宣传1994年选举时那般忙碌，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曼德拉总统任期的结束。他们报道的所有南非事件的核心都是纳尔逊·曼德拉。媒体从他们新发现的自由中获得勇气，并怀着同样的热情报道公共官员的不法行为或高尚节操。大批专栏作家对新生的民主制度做出裁决，大部分把曼德拉视为道德表率高高捧起，同时抨击政府对诸如犯罪等问题的处理。

结果是出现了一种矛盾，在曼德拉如何看待自己和公众——也就是世界——如何看待他之间产生了对立。深知新南非脆弱的本质和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曼德拉在接触媒体时小心翼翼，就像一名拳击手，轻轻地打出一记刺拳，以此估量对手，同时对于对手沉重的上勾拳也不完全吃惊。“我们曾与媒体有过漂亮的战斗，”他说，“在民主体制中，那样的分歧是不能压制或避免的。”

与所有领导人一样，曼德拉对于媒体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视其为必要之恶。正如南非黑人记者元老塔米·马兹韦（Thami Mazwai）所回忆的：“他尊重媒体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性。这是作为国家领袖的曼德拉。作为政客的曼德拉在他认为媒体对非国大、对政府、对他本人做出不公正的解读时，则试图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

媒体与解放斗争有着长期紧密的联系，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殖民时代，当时重要的非洲思想家在媒体上发出他们的声音。这对于宣传黑人的团结和抵抗、促成非国大在1912年的诞生起了助推作用。

曼德拉自己承认，在1950年代，当他被下禁令而只能在约翰内斯堡活动时，他曾依靠媒体获得信息。然而他也说：“虽然我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报刊，但是它们仅仅提供了现实可怜的影子，它们的信息对自由战士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揭示了真相，而是因为它们暴露出那些出版和阅读它们的人的偏见和想法。”

1961年3月29日，叛国审讯结束，所有被告均无罪释放。在那之后，曼德拉很快转入了地下。他秘密会见了许多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报刊编辑，告诉他们非国大将朝着全国会议的方向发展。他制造新闻，“带着一口袋三便士的硬币，从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报社记者个人，传播我们正在计划进行的事情或警察的无能，由此给黑花侠的神话提供内容”。

如果说他和警察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那么他与媒体的交往则更为直接。他恳求——尽管没有成功——英文报刊的编辑们支持宣传一场罢工，以反对南非脱离英联邦以及即将成立的共和国。 但这些报刊不支持罢工并对其影响轻描淡写，起到了一个曼德拉称为“完全可耻”的作用。

后来在监狱中，尽管有矛盾情绪，但他发现，对于政治犯而言，报纸“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比食物和烟草更令人渴望，它们是罗本岛上最值钱的走私品”。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向外部世界传播有关囚犯斗争的消息。“为了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曼德拉说，“外部世界必须知晓。否则囚徒们只是使自己饥饿而死，而没有人会知道。有关我们正在绝食抗议的消息被偷传出监狱，将会引起报纸的报道，支持群体反过来会形成对当局的压力。”

1999年5月就职5周年纪念时，曼德拉在向一群选定的编辑和意见领袖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反映出这种矛盾的心情。他说：“我们迄今反复重申，特别是在1994年大选的选战期间，我们视自由媒体为民主的支柱，并且我们没有任何限制新闻自由的打算。”

他承认，政府和新闻界并非总是看法一致。“我们之间一直有观点分歧，”他说，“因为当媒体批评我们而我们做出回应时，媒体就说，‘看，言论自由受到了威胁。’这意味着，他们是唯一可以实践言论自由的人，当我们受到批评时，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我们不接受这种观点，而且永远不会接受。如果你们批评我们，那么必须也给予我们批评你们的权利……我们不要哈巴狗，我们要看门人。你们已经起到了那样的作用，并且我认为，你们应当继续保持严格的独立，这是正确的。我们全部的要求就是，当你们批评而我们不同意你们的批评时，你们所说的应该是出于正直的本心。

“你们中的很多人在处理问题时都具有那样的品质，特别是你们面对的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政府，其中每一个人在他或她成为内阁部长之前都从没有过治理经验。我们已经犯了许多错误，因此国内的这场辩论，这场全国性的辩论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一定会有不同意见。重要的一点是，新闻媒体被我们当作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表现。我们已经在很多事情上改变了态度，因为我们从新闻媒体的反应中认识到，我们要么做错了，要么还未做好充分准备，让国家接受我们所采取的观点……

“尽管如此，”他总结道，“同时，我们必须不能过于急躁，因为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改变它们需要一个过程。我很满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媒体正在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媒体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不受国家管控的束缚，自由行使其职责，曼德拉在1994年国际新闻学会代表大会（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的演讲中表达了这一坚定主张。他说：“只有这样自由的媒体才可以遏制任何政府以牺牲公民利益为代价来聚敛权力的渴求。只有这样自由的媒体才可以抵制滥用权力的诱惑，成为公共利益警惕的守护者。只有这样自由的媒体才有能力不懈地曝光政府、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掌权机构的贪婪和腐败。

“非国大没有任何事情是害怕批评的。我可以向你们承诺，我们绝不会在严密的审视下畏缩。批评只会帮助我们成长，这是我们仔细思考后得出的看法。批评让我们注意到不符合人民期望和我们支持的民主价值的行为和疏漏。”

曼德拉亲自参与塑造他的公众形象。最终，由于请他讲话的邀请如同雪崩般滚滚而来，他成了自身魅力的牺牲品。当他发现自己被满满当当的日程所淹没时，不禁向他衣着整洁、思维敏锐、精力充沛的发言人帕克斯·曼卡赫拉纳抱怨，他的日程表几乎没有留给他阅读国家公文和报纸以及思考问题的时间。他开玩笑地说，自己怀念在罗本岛上的日子，在那里他有时间思考，并且只要可能就把下午安排为自由活动的时间。

曼德拉通过服装表达自己的立场，以便在公开场合实现沟通的目的。当他在埃利斯公园穿上跳羚橄榄球队的队服时，他是在对全体南非人、对整个世界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他在就职典礼上没有戴高顶礼帽、穿燕尾服，而选择了简单的套装；永远身着正装出席议会，也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后来在与公众交流时，他开始穿宽松、色彩鲜明的“曼德拉衫”（Mandela Shirts）。

主要由他的顾问们安排的与媒体的交流，也都是出于曼德拉自己提出的想法。1995年，为了解决阿非利卡语的未来这个烫手的问题，他会见了阿非利卡语编辑；当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紧张局势因起草宪法的问题一触即发时，他邀请了这个省的报纸主编们开会，向他们通报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设想的方向。

曼德拉通过曼卡赫拉纳与记者和编辑个人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闻发布会是曼德拉显示他对名字有惊人记忆力的场合，即使是多年以前见过的，他也能叫出记者的名字。他显示出过去时代的谦恭有礼。他对遇见的所有人都既友好，又坚定。为曼德拉服务，曼卡赫拉纳甚至需要到新闻编辑室去提供消息，而似乎很少花时间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如果曼德拉有问题要向编辑或资深记者提出，他就会拿起电话，而且通常会邀请他们过来一起吃饭，然后表明他的态度。塔米·马兹韦回忆道，曼德拉“试图走钢丝，而且他的应对没有侵犯任何媒体实事求是地写作和报道的权利。他想要做的就是邀请某些记者共进早餐。然后他会说：‘看，这就是你说的，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他掌控局势的做法”。

例如，曼德拉曾经与阿非利卡语《公民报》的主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当时他认为这份报纸对于1994年3月发生在贝壳屋非国大总部的枪击事件的前因后果解释得不够充分。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邀请《城市新闻报》的主编会面。这位主编在一篇社论中称，板球和橄榄球的老板们正在利用曼德拉把和解变成一个牺牲黑人的单边进程，曼德拉认为这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看法。尽管双方都没有对任何事情做出让步，但两人都同意这是一次有用的讨论。

有时曼德拉与媒体的接触伴随着闹剧的成分，对此曼德拉一笑置之。杰克斯·格威尔回忆起一件事，让他认识到了曼德拉的另外一面。男性色情杂志《好色客》（ Hustler ）将曼德拉称为“月度窝囊废”（Arcehole of the Month），导致愤怒的人们要求禁止该期发行。与此相反，对此哈哈大笑的曼德拉俏皮地说：“我们不应当做发禁令的事。”

虽然在每个工作日开始之后，曼德拉会立刻收到每天的新闻媒体分析，但他仍然要阅读好几份报纸，大部分是在家中吃早餐的时候阅读。他经常一到办公室，就打电话给部长们和他的沟通联络团队，以获知他们对于媒体报道的重点问题的反应。

如果确信——通常是这样——他的观点和优先关注能够得到反映，他很乐意让别人替他起草讲话稿。有些时候他会指出需要强调什么，但他精明地知道，记者们总会揪住那些没有包括在准备好的讲稿中的评论不放，因此会要求那些重要的观点不写进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中。通常报道他活动的记者们仅在他开始即席讲话时才竖起耳朵开始记录。他通常会在发表评论之前来个开场白，说他刚才读的是他的老板们告诉他要讲的，现在他要说些心里话。

许多人认为，曼德拉喜欢即兴讲话或信口开河，与此相反，真实情况是，那些评论大多是他深思熟虑过的。他已经反复思考过这些问题，但他知道，如果与同僚商议，他会遭到反对。此外，成为他演讲特色的反复重复并非因为健忘。在演讲前自我调侃的开场白中，他说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习惯于重复自己的话。但这是一种策略，不仅使一个问题被记录下来，而且确保它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例如，扩大享受基础服务的记分卡在各种场合的交流中被反复提起，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预先准备的还是即席发表的，在讲话中还是笔记中。

众所周知，曼德拉喜欢没有隔阂地与公众进行交流互动，这成为国内外特勤安保人员的噩梦。他从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经常性的肯定中得到力量。与公众互动的一天对他来说要比坐在办公室或召开内阁会议更有满足感。“你们给我的电池充电，使我感到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年轻人。”他会这样评论。

尽管曼德拉认识到，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偶像，这可能引起人们对他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兴趣，但他相当坚定地划出界线，避免这种兴趣越界。他不愿意分享导致他痛苦的一些事情——例如与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离婚，也不愿意把他与格拉萨·马谢尔的关系放到媒体的聚光灯下，而后者无疑是他快乐的源泉。当他与格拉萨·马谢尔结婚时，即使他的发言人也不知道这个秘密。这让发言人就在婚礼举行的当时，信心十足地告诉媒体，根本没有婚礼这回事。

即使透明是民主政府的口号，但它不得不在一定界限之内实施，而这个界限不仅限于个人私事。在透明和政府能够在某些领域保密地工作的需要之间也有一条界线，在这些领域，公众的知晓或者会破坏工作的进行，或者使其变得更为困难。曼德拉知道，任何近似取消言论自由或获取信息的自由的措施都会激起那些开放社会倡导者的怒火，因此他呼吁记者们理解正在实施的进程。记者们逐渐习惯于听他说：“我们正在处理一些非常敏感的事情，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为了获得细节而向我施加压力。”正是以这种坚定而不失礼貌的方式，曼德拉获得了记者们的接受，从而解决了问题。

然而，在涉及如何看待转型的问题上，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融洽了。当政府成为扭曲报道的对象时，他们认为这种扭曲是意识形态上的，因此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媒体认为这种指责玷污了他们的职业素养，因而怒火中烧，干脆认定这是无中生有。曼德拉相信，对非国大领导的政府的负面报道无异于有意或无意地捍卫过去特权的负隅顽抗。

“南非的媒体，”他在1994年2月曾说，“很大程度上几乎仍是排他性地由单一种族群体的人主导。除了《索韦托人报》之外，所有南非日报的高级编辑人员都是从同一个种族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是白人，男性，中产阶级背景，常常有非常相似的生活经历。电子媒体的高层精英也同样如此，最近才有很少的个别例外。

“尽管没人可以在原则上反对具有那样背景的编辑们，但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单一化对我们国家媒体的威胁。在一个人口绝大多数是黑人（85%）的国家里，媒体的主要人员却根本不了解那个多数群体的生活经历，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这里隐含的期待是黑人编辑和记者在他们的报道中一定更具同理心，但很快就证明并非如此，因此曼德拉将注意力转到媒体的所有权上。这反映了非国大的立场，而这种立场较早之前曾经导致非国大和黑人记者之间关系的紧张。这些记者感觉非国大是在质疑他们的品质和专业能力，把他们描绘为只会报道那些得到他们的白人报业老板和编辑批准的东西，除此以外无能为力，这忽视了他们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新成立的黑人编辑论坛（Black Editors Forum）在1994年8月和9月发起与非国大的会议，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曼德拉支持了在媒体界实行平权行动并任命更多黑人编辑的呼吁。记者们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非常积极。马兹韦说：“我们现在都听命于他了。”

但是与媒体的关系仍然困难重重。媒体对政府——也扩展到非国大和曼德拉——的批评集中于班图·霍罗米萨被非国大开除并被政府解雇，以及本书第七章提到的卫生部部长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在音乐剧《萨拉菲娜II》事件中的腐败指控。曼德拉将这视为媒体对国家转型和非国大的讨伐。他针对黑人记者提出两项指控，导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媒体关系紧张。

曼德拉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一些人没有理解这个国家的问题。他说，一些黑人记者指责他把白人的恐惧看得比黑人的需要更重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要瓦解那些企图暴力阻止1994年选举的势力的策略。 时任罗德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学院（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y at Rhodes University）院长的盖伊·贝尔格（Guy Berger）教授就黑人记者对改革进程的矛盾心理评论道：“［他们］似乎经常感到有必要提醒所有白人，特别是他们的白人同事，过去和现在的偏见和白人的权力。由于黑人记者一直比白人记者受害更多，许多人不愿接受没有赔偿的和解。结果是他们一直对官方的和解政策持批评立场，这激起了纳尔逊·曼德拉本人的愤怒，他认为记者们不理解他为什么做出妥协，同意赔偿仅占整个政策的一小部分。”

曼德拉把他的想法诉诸笔端并强调，他是专指“一些资深的黑人记者”。“你们今天有这样一类资深记者——有几个这样的人——对我们已经摧毁了这个国家中的白人至上主义感到遗憾，并正在向唯一给这个国家带来根本性变化的组织喷吐他们的毒液。他们对国家正面临的问题没有概念。正如我以前所说的，他们认为——或他们假定——我们在战场上打败了白人，现在白人正无助地躺在地上乞求我们发慈悲。”“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策略，让那些企图暴力阻止选举的因素靠边站、边缘化。一些资深记者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只有几个资深的黑人记者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另一项指控是，一些黑人记者已经被开倒车的势力拉拢过去。曼德拉写下他在公众平台上反复讲的话：“黑人和白人记者正在发动一场针对非国大的带有偏见的、充满怨恨的运动。”

他继续对媒体提出霍罗米萨和德拉米尼—祖马的问题表示不满，指责“一些卷入肮脏勾当的资深黑人记者”所起的作用……“传统上说，白人政党及其代表憎恨民主运动，因为民主运动摧毁了白人至上以及过去由少数统治独享的特权。”

在这些被拉拢的记者当中，有一位“不设防地真诚和坦率”。在被一位非国大高级领导人问到时他说，非国大既没有给他开工资也没有培养他成为记者，那些是他的报社做的。在公共事务的评论中，持不同政见的班图·霍罗米萨的案子最清楚地显示了那种史无前例的偏见。曼德拉认为，霍罗米萨的情况正在被这些记者利用，“把他当作一个摧毁非国大的工具，完全不顾那些应该启发客观评论的基本事实”。

曼德拉提交给非国大1997年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包含了他对媒体所有权和媒体监管的考虑。他说：“即使是对过去三年间国家立法机构中主要是白人的政党——国民党、民主党和自由阵线——所持立场的粗略研究也会显示，每当要引入立法和行政措施来结束我们社会始终存在的种族不平等时，他们和代表同样社会基础的媒体一直是最活跃的反对者。”

伴随着对一些种族隔离组织网络继续构成安全威胁的警告，以及对一些非政府组织反对作用的担心，这一评论引发了媒体和反对党的猛烈批评。考虑到在会议结束时将对此如何回应，曼德拉回到了媒体所有权的问题。没有退却，他决定向前走。在做会议闭幕演说之前，他在准备的笔记中写道：“反对党和一些报纸社论对我的政治报告的惊恐反应并不意外。

“国民党和民主党对待批评的显著特点一直就是一些皮肤娇嫩、神经脆弱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他们不能接受批评。这两个党中开明的成员离开了，留下的是一个肆无忌惮地持种族主义观点的傲慢群体，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妖魔化民主运动并毫无羞耻地掀起一场恶意散布虚假信息的运动。”

他继续写道，一些知名人物从民主党的离开——这些人“现在正出色地为这个国家提供服务”——如何“使民主党坚定地成为国民党的右翼”。

类似地，那些“无法再在一个决心捍卫种族隔离和白人少数特权的党的成员身份中找到归属感”的杰出人士，也离开了国民党。

“曾经试图掩盖这个国家存在第三势力的事实……”的同一个媒体“现在争辩说，这个国家中没有反革命分子。

“国内白人媒体的敌意引得那些有原则的评论员说，南非记者们写的东西仿佛他们是自己国家中的外国人。

“塔米·马兹韦，一位资深黑人记者，曾经由于他有原则的立场被监禁，后来被擢升为南非全国编辑论坛（South African National Editors Forum, SANEF）的主席，曾试图在他的同事中鼓励一种爱国主义精神，结果徒劳无功，被迫辞职。”

然而，在闭幕会议上，曼德拉决定不去读他已经写好的东西，而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归结为一句话：“一些政党和社会部门，包括媒体，对我的政治报告的反应并不意外，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反应反而确认了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

南非全国编辑论坛是1996年10月成立的一个行业协会，其最早的几项决议内容之一就是批评曼德拉关于黑人记者的评论。记者们被曼德拉的评论激怒，将之视为对他们的诽谤，后来有22名黑人记者要求与他会见。在其后举行的一次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双方进行了务实的交流。曼德拉在会上说，他赞成对政府起监督作用的新闻自由，但只要保守的白人控制着媒体，黑人记者就不会自由。在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之后，记者们同意保留不同意见。

最后，带着与对媒体转型一样的失望，同时对许多内容的质量持批判态度，曼德拉总体上接受了这样的结论，即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分歧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特点，做出了带有某种保留的表扬，认为媒体对就职典礼几乎一致欢庆的报道是理想的：

“我们已经和媒体进行了务实的交流，”他写道，“在一些问题上，所使用的语言是仔细选择的，从而仅表达双方都认为是事实的东西。在另一些问题上，则超出了务实的程度，导致争辩双方都受到了伤害和失去理智。在一个民主制度中，这样激烈的交流是不能避免也不能压制的。

“对我们——媒体和整个国家——来说，知道记者们可以提升水平达到期望，并且正如在就职典礼和大量其他情况中那样有优异的表现，这是一件好事。”

最终，曼德拉在处理公共关系中展现了精湛的技巧。在他走出监狱时，媒体传播已经变成一个永久处于变动状态的系统，一个对于新闻短播（Sound bite）拥有巨大胃口的贪婪野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他那些昼夜加班的新闻官员的些许帮助下，曼德拉似乎已经学习并接受了这一新的现实。借助自己的声望，曼德拉利用媒体自身的需要来传播与他在艰难过渡中的使命相一致的重要信息。

他优雅地接受了媒体的烦扰，理解这也是受到他们对曼德拉作为一位伟人的好奇心的驱动。他的声望随着年龄与日俱增，利用自己的名人地位，他掌握了自我控制的分寸，去传达有关人类的集体利益以及南非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信息。 lixwPuDWQdQo0beaVW7TTsU/O/zrH/G7zf4jnpqMWXeBQxhqA6Da56kI8Zo57yi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