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研究者——当然纳尔逊·曼德拉也是其中之一——都会接受这样的看法，从过去的掠夺中受益，并且今天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社会经济机构的白人，将会不惜一切地战斗以维持现状不变。当事实证明没有出现任何剧烈的动荡，并且经常听到的“把白人赶到海里去”的叫嚣不过是像海鸥的空鸣时，他们就改变了策略，试图将所有社会弊病都归咎于当前的政府管理不当。

无论是在监狱的高墙后面，还是站在转型谈判的前列，或是最终在选举中作为非国大和民主体制的旗帜，曼德拉一直保持着对南非问题的关注——右翼的威胁、高犯罪率和高贫困率。但是在接管权力之前，他并没有全面的了解。执政之后，他立刻意识到，最大的障碍是社会经济问题。

在民族团结政府的初始阶段，曼德拉无法忽视重建与发展计划自身对经济的分析。该计划在经济建设部分如是说：“南非经济现在深陷结构性的危机，因此需要根本性的机构重建。” 这是因为白人少数在数十年间利用垄断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来促进自身族群的利益，并损害了黑人多数的利益。南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模式是当今社会最不平等的之一”。 1994年12月15日在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非洲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ECA）的阿尔及利亚秘书长拉亚什·亚克尔（Layashi Yaker）在发言中对非洲1994年的经济和1995年的展望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如果劳工和雇主……在着手纠正40年种族隔离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时，能基于对双方基本关切的同情理解而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实用关系”，南非的经济将加速增长。

曼德拉视他的政府职责为踏出处理种族隔离政权经济遗留问题的第一步，即解决目前对黑人多数不利的不平衡状况。

对于新政府而言，新内阁在就职仪式第二天的会议已经迈出了解决社会经济缺陷的步伐。他们唯一的议题就是根据政策制定小组、会议和人民论坛提出的原则改革国家这一总体任务。当天记录下的一项内容是：“总统强调了立即并满腔热情地执行重建与发展计划的重要性，并号召所有内阁成员给予支持。”

这项使命源于在1992年5月底非国大全国会议上通过的政策框架文件《准备执政》。其中就经济财产国有化与私有化的棘手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当曼德拉走出监狱时，他是对经济的关键部门实行国有化的热烈拥护者，但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所读到的，他被迫改变了这一观点。鉴于全球正在放松对资本流动的限制，非国大制定了支持混合经济的方针。

1992年的“准备执政”会议正式明确了这一变化，经过数小时的辩论之后，会议承认了经济需要灵活性。因此非国大的政策避免使用“私有化”和“国有化”这样的词。公共所有制将“根据对重建公有部门以执行国家目标时实际情况的权衡”灵活扩展。

尽管有这样的定义，但当政府提出国有财产私有化问题时，非国大内部仍有大量反对意见。但是曼德拉认为，这一问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谈判解决”。

国家当时处于经济危机当中，其严重性在选举之后更为明显。扭转这种局面的需求使非国大做出决定，着手成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而不是经历一个全民动员和谈判的漫长过程，那样即使最终成功，也要付出巨大代价。

这个国家当时没有条件执行那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穷人生活水平的计划。国家按照种族隔离的划线分裂，一直以来只能有效地为白人少数提供服务，并压迫大多数人民。国家政府及其下属行政机构人为地扩大了对职权的滥用。这种狭隘的关注导致了政策制定的无效。例如，参与成立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谈判的非国大代表吃惊地发现，种族隔离政权只有脆弱的金融监督和管控机制。 国家协调和战略导向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由国家安全管理系统（Na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执行，此系统在1989年被德克勒克撤销，这导致了金融监管中心处于更大的真空状况。

鉴于这种忽视和缺失监管的系统性遗产，应对贫穷和不平等必须既对国家实行综合性的转型，又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再分配。

为变革搭建政策和立法架构的工作迅速起步。第一次内阁全体会议提出了约20项备忘录。这可能要归功于内阁秘书处的远见，从一开始它就指出，部长级和各部门的备忘录是内阁会议重要的原始材料。 这是漫长程序的开始。一些备忘录用了长达两年的时间才形成了政府的白皮书，然后又用了更多时间通过立法取得最终执行权。因此，过去由于压迫而被推迟的变革并不会因为民主体制的出现就立即实现。新政府的最初几年都致力于准备立法框架，使国家能够实现迫切需要且姗姗来迟的转型。

研究报告有时候不切实际地指出，穷人普遍承认有意义的改变需要时间。但实际情况是，易怒、不耐烦的幽灵从未远离全国人民的讨论。永远乐观的曼德拉感知到这种不耐烦，但他也只能说，要使被庄严地写入政策声明中的变化落地生根，“至少需要5年”。

因此正如曼德拉在1994年5月对议会的讲演中所声明的，带有一种巨大的紧迫感，与“迫切需要的重点领域”有关的计划必须在头一个100天之内得到执行。 这些将借助已有的项目，它们的成功将产生看得到的影响，成功案例的数量意味着改革进展将成为总统讲话的一个主题。而另一些项目则需要更多的准备。落实住房和土地改革就像建造一座城堡，需要深厚的地基和坚固的城墙，以抵抗长期的风吹雨打。这些计划不得不努力应对深植于南非这个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巨大障碍。

住房和土地问题是任何解放斗争的核心，对此曼德拉知道得太清楚了。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他写道：

“掠夺土著的土地，开发那里的矿产财富和其他原料，把那里的人民禁锢在特定地区并限制他们的流动，除了明显的例外，已经成为遍及这片土地的殖民主义的奠基石。

“这就是英国殖民主义在南非采取的模式，以至于1913年在南非政府通过了土地法（Land Law of 1913）之后，仅占这个国家人口15%的白人少数占有了87%的土地，而黑人多数——非裔、有色裔和印度裔——仅拥有不到13%的土地。他们被迫生活在肮脏和贫困之中，或到白人农场、矿山和城市地区去寻求就业。

“当1948年阿非利卡人的国民党开始执政时，他们的行动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而且试图抢夺黑人对拥有土地仅剩的所有权。

“大大小小的族群被从他们自古以来就拥有的地区、他们先祖和亲人埋葬的地方残酷地连根拔除，被扔在荒野之中自生自灭。这就是在一位受过教育但臭名昭著的神职人员及其后继者领导下的白人族群所干的事情，他们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宗教针对黑人多数犯下了上帝所不允许的各种暴行。然而他们虚伪地宣称，其邪恶计划是受到上帝的启示。”

在曼德拉的手稿中，这里有一段写在括号中的注记，“引用所罗门·普拉杰（Sol Plaatje） 关于1913年土地法的一段话”。 普拉杰就强占土地问题写道：“1913年6月20日星期五早晨一觉醒来，南非土著发现自己尽管实际上不是奴隶，却已成为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的贱民。”

曼德拉继续说：“正是针对这一背景，非国大的重建与发展计划强调土地改革的重要性，途径是呼吁废除土地法，以及保证农村和城镇穷人、劳工租户、农场工人和以前处于弱势地位的农场主的居住和生产用地。”

接管政府6个月之后，曼德拉在为《重建与发展白皮书》（ White Paper on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所作的序言中许诺：“转型将渗透到政府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公共机构。因此政府的重建与发展计划活动不应被视为一批新的项目，而是对于现在已有活动的彻底再设计和全面重建。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不只是相互依存，而且彼此加强。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将扩大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市场，并创造机会推动股权代表制。南非经济的扩张将通过扩大税收基础提高国家收入，而不是通过长期持续地提高税率。

“在重建与发展两方面努力的成功需要政府与公民社会，特别是工商业界和劳工建立起积极的伙伴关系……联手面对为数百万在正式经济中找不到位置的成年南非人提供机会的更加广泛的挑战……”

“我们的人民选择我们，是因为他们需要变化，”曼德拉总结道，“他们一定能够看到变化。我们的人民有很高的期待，而且是合理的期待。尽管政府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满足所有这些需要，但我们必须坚定地制定出具体的目标、时间框架和战略来实现这一变化。”

在1994年5月对议会的第一次演讲中，曼德拉宣布下一年将从预算内拿出25亿兰特转用于重建与发展计划的资金，并且为了显示其重视程度，政府将在接下来的100天内执行一批总统优先项目（Presidential Lead Projects）。这些项目聚焦于6岁以下儿童和孕妇的免费医疗，在每一所贫困小学提供营养餐计划，在本财年继续执行为35万户家庭供电的计划，以及在农村和城镇地区重建乡镇并恢复服务的市政工程计划。此外，对于应纳税收入超过5万兰特的个人和公司一次性征收5%的重建税。

鉴于最初几年遗留下来的经济危机，政府经常被迫在消除贫困还是刺激增长之间维系一种复杂的平衡。在政府开始履行民主职责的起点，因为缺少对国际贷款的依赖——那会导致丧失主权，经济必须走促进增长和吸引国内外投资的可持续道路。政府必须通过重新配置现有资源来为国家重新确定方向。 这包括减少汇率波动。曼德拉在就任总统后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来到这里说：‘你们货币不稳定的原因是外汇储备过低。我准备帮助你们，向你们提供资金。’我说：‘不，你带来的困难是，你将强加那些侵犯国家主权的条件。’他说：‘不，我绝不会那样做。’我很高兴。然后我打电话给副总统塔博·姆贝基说：‘先生，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的。’他说：‘不行。’姆贝基他们提出了理由，但我现在不会深入说明。我认为他们比我更擅长处理这类问题，于是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我们不想欠任何组织的债务。我们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和税收等。”

1994年10月，内阁进行了结构调整，“以为公共部门的转型做出贡献，从而推进重建与发展计划的执行，促进增长和繁荣”。 总统和两位副总统率先垂范，将他们的薪水降低了20%，而部长们降低了10%；高级官员的薪水冻结，而公务员的最低工资增加了15000兰特。 就预算而言，这不过是沧海一粟，但传递出了同时降低成本并缩小工资差距的有效信息。曼德拉将削减工资视为应对种族隔离留下的社会弊病时一个应予仿效的案例。

在推进重建与发展计划的同时，政府也不得不减少财政赤字，支出不能超过国库所有，以避免时间长了跌入债务陷阱。因此政府的支出转移到资本项下，重建与发展计划融资主要是通过重构预算，先考虑该计划中的优先项目。公务员将进行重组和培训，以为所有公民提供有效和高效的服务（正如我们在第九章所看到的）。“如果我们要成功实现重建与发展计划中包含的目标”，人力资源的开发、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以及所有人的集体谈判权“就是十分重要的”。

过去胡乱支出遗留下来的严酷的经济环境，不可避免地对重建与发展计划的融资产生了负面影响。每一天都有对于危机深重程度更令人担忧的发现。在谈判期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德雷克·基斯曾向当时非国大经济政策部门的负责人特雷弗·曼纽尔做了简要介绍。曼纽尔向曼德拉转达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曼德拉得出结论，延长谈判将导致民主政府接手一个无法恢复的经济。

曼德拉没有忘记这些。几年以后，在为1999年的选举宣传时，他在回答一个有关失业的问题时，对他和他的政府曾经接手的经济状况做了如下解释：

“我想将失业问题放在当时环境的背景下，因为那种认为失业问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历史原因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在1994年4月之前的10年中，由于政治的不稳定，导致51亿兰特流出这个国家。

“其次，这个国家当时的经济增长是负数，并且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预算赤字也是两位数。

“但是当我们接管时，更让我们惊愕的是发现，这个国家的公债不少于2540亿兰特，我们现在每年要为此偿还500亿兰特。我们也因此少了500亿兰特来创造就业和减少失业率。这就是问题的背景。

“现在，失业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因为当我们作为政府接管时，我们做出的一个主要决定是减少通货膨胀率，减少预算赤字，而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减少通货膨胀率和预算赤字意味着政府开支应该有大幅削减，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坚定地确保，我们削减了政府开支、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和预算赤字。我们把通货膨胀率从接管时的两位数，约13%，减少到4%至5%……因此我们继承了与这种状况相应的国内的高失业率。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资源来解决失业问题……

“我们因逾期未交会员费而拖欠联合国超过1亿美元，这是种族隔离政权在被暂停会员资格期间没有支付的，我们能够到联合国……我必须去联合国会见［比尔·］克林顿、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江泽民和其他人，请求他们免除这笔债务，他们同意了。

“然后我信心满满地回到我的国家，既然我已经让联合国免除了这笔逾期欠款，我也将让那2540亿兰特的债务一笔勾销。我要求财政部部长给我这笔债务的分项清单。但当我得到这些分项时，我几乎晕倒。这笔债务中超过90%是我们拖欠工人的。种族隔离政权所做的是支取养老基金，利用这些养老基金让他们自己致富。我们不能免除这笔债务，因为如果我们免除了这笔债务，成为一个免除了欠其工人债务的政府，我们将失去所有的信誉。因此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支付这笔钱。”

回到1994年，除了欠南非养老金的款项之外，也有来自外国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需要偿还。

一开始，为了应对资源有限的问题，政府同意将周期性的国家支出保持在一定水平，从而加强重建与发展计划的部门和资金作为杠杆的职能，协助公共服务部门将重心转到重建与发展、更高效率和更有代表性的人事安排上。

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包括国有资产的有限私有化，不足以吸引迫切需要的投资。尽管政府采取了鼓励投资的措施，但私有部门的反应令人失望。许多商业界人士怀疑政府背后藏着准备痛打他们的大棒。

1995年8月，在非国大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下，内阁临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增长委员会（Committee on Growth），由曼德拉总统主持，成员包括财政部、贸易和工业部、内政部和负责重建与发展计划的部长，以及两位副总统。 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包括监督国家发展和增长战略（Nat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的实行。这是一个要在1996年完成的全面进程。 然而在到期日之前，政府为应对货币动荡和投资者缺乏信心的状况，于1996年6月发布了一项宏观经济计划：增长、就业和再分配（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GEAR）战略。

在引入这一战略时，曼德拉不得不要求各方勒紧裤腰带、吸引投资者、重新向世界经济打开大门。他也不得不去做非国大联盟伙伴的工作，以及遏制部长们竞相在现有蛋糕基础上获取更大份额的要求。

围绕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政策的全面影响产生了激烈的讨论。有高声的批评，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从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政策——重建与发展计划，转到一个从形式到实质都明显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政策”。 虽然有这样的批评，但社会总体上尽管不情愿，还是持接受态度，认为应当给予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政策一个机会。1997年12月举行的非国大第50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对此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会议决定，“重建与发展计划中对宏观经济平衡的强调一直是非国大政策中一以贯之的内容，在1990年以来的每一份政策文件中都有提及。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战略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实现重建与发展计划所需要的宏观经济均衡环境。因此，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战略并不打算替代重建与发展计划”。

不论何时被问及非国大所追求的社会体制，曼德拉的回答都体现了他务实的方法。“我们不在乎标签，”1997年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后他说，“无论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关心的是为人民大众提供服务，他们曾被否认了所有公民基本权利，不能上学，无法获得知识、技术和专业技能。我们在选举声明中已经宣布，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也有来自工商界的批评。尽管曼德拉赞扬了企业对他个人呼吁投资建设学校和诊所，或参与商业反犯罪和农村安全等项目的反应，但实际上，事实证明工商界对投资南非的未来是不积极的。工商界无法作为重建和发展过程中可以依靠的伙伴。

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政策的实行并非总是一以贯之的，但总体来说还是趋向于实现平衡。然而，外部事件经常加重其所面临的困难，如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储备银行的政策开倒车，试图用其微乎其微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来捍卫汇率，结果适得其反，利率飞升到了1980年代的水平。

得到曼德拉支持的劳动力市场委员会（Labour Market Commission）的建议之一是在政府、工商界和劳工之间订立社会契约。尽管1995年成立了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Council），并寄希望于它能帮助订立这样的契约，但直到曼德拉总统任期结束，这一目标仍仅仅停留在字面上，而没有行动。

应对接手的经济危机仅仅是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这双重苦难的一个前提条件。

曼德拉后来在回忆这一时期时写道：“［早先，］我们提到迈耶·卡恩的观点，他对于警察预算仅增加3.7%表示失望。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内阁部长们，也对削减政府支出发出抱怨。

“我与吉尔·马库斯女士讨论了这一问题，［她在1999年成为］南非储备银行的副行长。她说，回顾1994年以来南非的发展，毫无疑问，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大量显著的成功。经济政策不得不应对数十年种族隔离歧视造成的后果，而同时又要面对一个高速变化的、全球化成为主导趋势的世界的迫切需要。

“当南非摆脱其长期隔绝的状态时，它进入的是一个正在经历急剧变化的世界。信息时代和新技术、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共同作用，世界变得让我们几乎认不出来。对于我们来说，挑战不仅是赶上世界的其他部分，而且是真正成为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的一部分，其中国际原则和标准、行为规范、最佳实践规则、公司治理等等建立起参数体系，成为对各个国家是否适合作为投资目的地或贸易伙伴进行判断的标准。

“南非对国际金融网络的融入通过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得到加强，诸如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mmittee）、20国集团（Group of 20）、（促进有效证券和期货市场发展的）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以及关注有效银行监管的巴塞尔委员会核心原则联络小组（Basel Committee Core Principles Liaison Group）。

“政府使南非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外国投资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上。

“新的民主政府在1994年所面临的挑战是艰巨的，并且通常是被低估了的。因为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被充分认识，所取得的显著成就通常得不到承认。瓦解一个由错综复杂的法律蜘蛛网支撑的种族隔离国家，包括那些班图斯坦国，这本身就是功莫大焉。但最重要的是，新政府面临经济的混乱和事实上空空如也的国库。

“尽管我们承认，我们仍面临许多挑战，尤其是要解决高失业率和要取得更高的增长率，但即使是我们最尖刻的批评者也会承认，非国大政府制定了有效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并且经济管理好于以前任何时候。

“1994年以前，南非的经济增长率处于下降状态。1985—1990年间，南非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0%，而1990—1994年间降低到0.2%。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1994—2000年间，南非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0%。虽然还不足以将新的求职者充分地吸收进就业市场，但是已经引入了明显的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有助于确保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

“政府当时不得不与巨大的预算赤字做斗争，出台了新的经济政策，目的在于既稳定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同时建立起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1994年以来南非经济的对外开放（按南非商品进出口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衡量）已经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成效，其中尤其是出口市场的显著扩大。国外对南非产品需求的重要性反映在截止到2001年6月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我们已经连续5个季度在经常项目上取得顺差。

“政府赤字在2000年已降低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明显低于1992—1993财年的7.2%。这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赤字水平。

“在货币政策方面，南非储备银行已经有力地改善了利率环境，从1980年代的25%降低到2001年6月的13.75%，这是另一个有利于增长的因素。较低或正常的利率水平有利于更强有力的固定资本投资。

“通货膨胀率已经明显下降。从1985—1990年间的15.5%降低到1990—1994年间的12.5%，在1994—2000年间，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平均7.3%的水平。认识到价格稳定的重要性，政府和南非储备银行引入了通胀目标框架机制，初始目标是到2002年达到平均3%~6%的水平，因此总体的通货膨胀率呈下降走势。

“许多过渡国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税收，这是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南非年轻的民主体制面临甚至更严重的挑战，因为非洲黑人多数有抗税的传统（例如巴姆巴萨反抗人头税暴动 ），他们不愿意交钱使自己受奴役。因此，这一任务不仅是使千百万新的纳税人进入税收网络，而且也要确保每个人缴纳了公平的份额。税制改革是整个财政战略不可分割的部分。

“重组整个税收体制——包括海关和跨境管理——所取得的成功已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使政府能够减少借贷需求从而减少预算赤字。也使重要的税制改革能够发生……企业所得税得到大幅降低。

“尽管降低了个人和企业的税率，并几乎消除了财政拖累，但南非税务局（South African Revenue Service）还是不断超过对总税收额度的严格目标。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基础架构的改善、更聪明的工作方法、更好的系统和执行力，以及纳税人口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责任缴纳他们公平的税额。

“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得到显著提升，这是政府承诺宏观经济纪律的结果。仅2000年一年，债券市场上的交易量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0.5万亿兰特，股票交易量达到创纪录的5370亿兰特。

“债务清偿成本从1990年代占总体预算的15%上升到1998—1999财年占预算的20%以上。这持续侵蚀着可用于提供各种服务的资源。例如，偿债的资金量与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项目——教育的资金量基本持平。这种趋势已经得到了扭转，预计2002—2003年债务清偿成本将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4%，这样就能多释放出100亿兰特用于提供各种服务。预计到2005年，债务利息将下降到决算支出的16.4%。

“1996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战略坚定地聚焦于为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奠定基础。这要求较高的储蓄（目前徘徊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5.5%左右）和投资水平。政府提取的储蓄金已明显减少，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地方政府部门将对国家增加储蓄的努力做出积极贡献。

“预算赤字已从1992—199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降低到1996—1997年的4.6%，并在2000—2001年降到2.0%。

“如果政府没有按照这条路线执行，我们的经济不会运转得如此良好。”

* * * * *

到曼德拉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的1999年，第一届议会已经通过了超过500项新法律，其中87项是社会经济相关的，为南非社会的转型创建了框架。

曼德拉评论道：“到1999年9月底，涉及55507户居民的436个土地再分配项目已经获得了部长的批准。这些项目涉及1亿3780万 4463公顷土地，占这个国家全部农村土地的1.6%。

“立法也寻求为在种族歧视的法律和实践下被剥夺了土地的人们恢复土地或提供其他补救措施。到1998年12月31日，有总计13931户居民得到了归还给他们的土地共计26万4615公顷，另有782户居民得到1300万兰特作为赔偿。

“通过了保护劳工租户免于被驱逐的立法。并提供了一个机制，使劳工租户可以购买他们居住其上的土地。到1999年9月底，涉及434户居民和7181公顷土地的349个劳工租住项目获得了土地事务部的批准。

“另一项立法提高了农场工人租住期间的保障，保护他们免于不公正的驱离。

“尽管还有某些挑战，其中一些挑战是众所周知的，但1994年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

* * * * *

住房和土地问题一样，最引人注目地反映出南非历史上被合法化的不平等的后果。和土地改革一样，住房计划及其授权立法两方面都不得不先破除种族隔离政权所设置的多重限制和障碍。

“隔离是种族隔离政府的基石，造成坐落在远离白人区域的过分拥挤和治安败坏的黑人城镇。

“民主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制定一个统一的、没有歧视的全国住房政策，并且取代由班图斯坦、有色裔和印度裔官员管理的17个行政机构。

“我们面对着要为大量人口提供住处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他们连有一个遮风挡雨的棚户那样最低级的权利都未曾享受过，而且这样的人有200万到300万人之多。新政府的第一优先任务就是要降低这一数字。

“除了新的政府建房外，我们也提供资金给新兴的建筑承包商，其中一些是女性，使他们能够加入这一产业。我们也设计了一种机制，使穷人能够获得贷款来扩建他们的住房。对于低收入者，我们提供另外的融资计划。人民必须有住房，不论他们的境遇如何。

“有时由于三级政府缺乏执行能力，新房的交付进度受到阻碍。尽管面临可怕的问题，诸如遍及全国的贫民窟，但我们仍然能够取得进展。

“从1994年到1999年3月，花在提供住房上的资金总计达到107亿兰特，我们还批准了各种补贴，为总计超过80万户的300万居民提供了栖身之所。

“通过豪滕省的‘夺回失去的’（Operation Mayibuye）行动计划，我们恢复了由于动乱离家出走的那些人的财产所有权。

“我们发起了一个租屋区改造的试验项目，将32个单身租屋区转变为家庭住房，同时有25个正在改造升级。

“我们的计划为妇女参与到一个过去由男性垄断的行业中去提供了支持。

“我们也提供住房补贴给残疾人和在农村地区生活的人。

“一个为低收入市场提供节能住房的试验项目正在得到推广，并且已经减少了一氧化碳中毒在这些群体中的发生率。

“低成本住房的提供除显著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外，也直接和间接地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据估计，每建筑一间住房能够创造一个长期的和三个临时的就业机会。自从这个计划开始以来，我们已经创造了68万1203个长期岗位和200万个临时就业岗位。

“此外，住建部门通过进口直接用于房屋建设的材料也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了影响。

“通过集中关注残疾人、领养老金的人和大量无家可归者，我们将穷人放在了住房政策交付计划的核心地位。

“我们正在持续地提高能力提供更多住房，达到平均每年提供20万套住房。我们已经通过了立法，使劳工获得租房保障。农场中的租户是我们人民中最受压迫和剥削的一群人。

“总结起来，通过上述概略的各种计划，我们已经设法在过去5年中为300万人提供了住房，批准了超过100万人的补贴，并通过把单身租屋区改造成家庭住房恢复了人民的人格尊严。

“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引入了无歧视政策，使我们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寡妇、领养老金的人、失业者和残疾人——住进了能够负担得起住房。”

虽然非国大在第一个5年中提供100万套住房的目标未能完成，但曼德拉能够感到安慰的是，他的政府已经取得的进展是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无可媲美的。数百万人获得了拥有像样居所的尊严和安全感。然而过去积压的问题很难完全消失。南非政府成为自己成功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意外牺牲品。取消对黑人迁徙的限制导致大量国内移民并刺激了社会变化，许多大家庭解体为较小的家庭单位。到1999年，未在政府登记的住户（或居住在非规划地区的住户）数量已从7.5%增加到了12.3%。

曼德拉对住房面积也表示出关切，但受制于政府有限的资源而无能为力。当看到第一批住房时，他开玩笑地说，住户的脚要从大门伸出来了。可能是受到他从1962年被捕到1990年获释一直被关押在狭小的囚室中记忆的影响，他问住房部长乔·斯洛沃，是否有其他办法，例如提供一些地块，使人们能够获得补贴在上面建筑自己的房子。

时任乔·斯洛沃顾问的史蒂芬·劳弗尔（Stephen Laufer）回忆，住房部考察了各种想法以解决政府面对的住房不足问题。补贴建房被认为是倒退回种族隔离政权的做法而遭到否定，但提出了一个创建住房服务站的想法，即适当地配备人员并提供技术和材料来帮助人们建设自己的住房。然而在乔·斯洛沃于1995年去世之后，这一想法没有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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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对穷人中的赤贫者通常最脆弱的领域——教育和健康——给予了他个人的特殊关注。他尤其担心学校营养计划的效能，孕妇和6岁以下儿童基本医疗的获得，以及由政府和他个人与私有部门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对诊所和学校进行的建设和升级。

出于对肆虐南非社会的不平等的敏感，曼德拉追寻着他个人的使命。从1990年2月11日下午走出帕尔（Paarl）地区的维克托韦斯特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起，曼德拉就一直寻求得到工商界对黑人多数的更多同情，并鼓励他们承担目标明确的社会投资项目。在做出这些提议的同时，他也知道媒体中流传的反面宣传，把新的政治人物，特别是议员们，描绘为正在捞钱的家伙，因此他尽可能地去消除那样的形象。偶尔，那样的评论也来自他所尊敬的一些人，这令人更难以承受。例如，曾多次采访过曼德拉的约翰·卡林在英国的《独立报》（ Independent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非国大登上了不劳而获的列车：约翰·卡林，约翰内斯堡，受压迫者在数月间成为有权有势的大亨”。文中他写道：“曼德拉在他的胜选演讲中许诺，有钱有势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人民的政府’不会再容忍不劳而获的肥缺。他没有预料到的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距离在民主到来之后反而扩大了。”同一篇报道引用了图图大主教的话，称新政府“让不劳而获的列车停下，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能够上车”。

然而甚至在非国大受到信任的朋友和同盟者如此尖刻的批评之前，曼德拉就已经决定捐赠他的薪水的三分之一用于推动保护儿童权利的事业。1994年6月，在索韦托起义周年纪念的演讲中曼德拉说：

“我正在与有关个人和组织商议，由我建立一个超越了非国大和群众民主运动范围的、代表人民的总统信托基金（Presidential Trust Fund），专门用于在街头流浪和被收容的儿童。我计划每年拿出15万兰特给这个基金，这与议会关于民选代表工资的决定无关。进一步的细节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

“我这里提到的基金将用以帮助这些问题的解决。但我和你们所有人一样都承认，长久地解决这些问题靠的是全面的社会经济提升计划。与此同时，年轻人，特别是来自弱势群体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我们不能依赖政府计划和慈善事业。我们也必须在社区中发起行动，汇聚我们贫瘠的资源用于诸如奖学金和提高技能的项目。”

总统信托基金是纳尔逊·曼德拉儿童基金（Nelson Mandela Children's Fund）的基础，后者作为媒介，不仅有助于与工商界领导人建立伙伴关系，并且也确保这些伙伴关系不依赖于国家机器，从而能够在有迫切需要的领域产生迅速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有目共睹且令人印象深刻，但曼德拉承认，它们无法替代由国家大量提供的服务。

他知道，南非的命运不可改变地与其教育人民的能力纠缠在一起。进步取决于此，因此教育一直处于他内心的深处。他说：“人民从贫困和被剥夺状态中获得解放与高质量教育的提供最直接相关。”

“尽管是我们人民中贫困和遭受压迫的群众承担了解放斗争的重担，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领导和干部中的许多人获得的教育，我们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取得前进。我们认识到，摆脱文盲和无知是我们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教育是其中的关键。

“例如，出于同样的理由，当被拘禁在罗本岛监狱中时，我们最先着手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我们自己作为囚犯的教育和继续教育做好准备。许多政治犯在罗本岛第一次学会了读写。许多人在岛上取得了大学学位或更高的学位。通过阅读和讨论进行的非正式教育可能是我们监狱生活中最有意义的部分。

“种族隔离制度对我们人民最残忍的打击方式之一，就是刻意削弱公共教育的质量并摧毁非国家提供的教育，例如摧毁试图提供高质量教育的教会。今天，当我们设法重建和发展国家的时候，不得不与这种刻意提供给人民大众的低劣教育的遗产进行斗争。

“如果当年没有传教士，我今天可能就无法站在这里。他们是把教育带给南非黑人的人……他们购买了土地，建起了学校，提供了教学设施，聘用了教我们的老师。从小学直到福特海尔大学，我都是在教会学校。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循道宗（Methodist Church）、圣公会（Anglican Church）和天主教（Catholics）。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在我们的血液中，因为我们是教会教育的产品。

“我们把教育和培训置于我们民主政府发展政策的中心。我们认识到，没有一大群受过教育、掌握高级技能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我们不可能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个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好生活的胜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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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历史学者毫无疑问会深入探究曼德拉为穷人所做的事，以及他对深入钻研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能力——这本应属于中央各部或政府部门的职责范围——的偏好。例如，他的努力怎么可能——或可以期望——取代教育和卫生部门的工作？在收拾三个多世纪有组织的掠夺造成的烂摊子并试图减轻其严重后果时，难道他从未想过，他的贡献不论如何重要，也不过是治疗一场慢性病的权宜之计？当他穿行通过那些乡镇和贫民窟，看到毁灭和荒废的景象，孩子们浮肿的肚皮、纤弱的肢体、苍蝇在上面起舞的小脸，难道他没有一瞬间感到难以遏制的情感，想揪住德克勒克的脖子让他看看——看看这些你们装作从没有参与制造的废墟？

当然，这些问题偏离了曼德拉一心一意建设民主制度的计划，此计划从他与关押他的人开始谈判的那一刻起就着手制定了。当年那些当权者亲手造成的破坏——今天这个国家不得不进行修补——因为缺少必要的设施而愈发显眼，这是由于忽视而造成的缺失。几乎没有诊所，而那些仅存的、孤零零地立在乡村贫民窟中的医疗设施，迫切需要改造升级。这种忽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领着薪水、应该提供这些服务的人的态度，这显示出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铁石心肠。

正如列入了政府首个执政百日的优先计划，曼德拉再次将建设和升级诸如诊所和医护中心等设施添加到政府正在进行的计划上，说服私有部门加大投入甚至与政府合作启动项目。他也利用自己的地位纠正了不利于提供医护等服务的错误态度。

在很久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曼德拉回想起他的一些努力：“在我还是南非总统的时候，我和当时的社会福利部部长杰拉尔丁·莫莱凯蒂（Geraldine Moleketi）到全国视察。每到一个城市或农村地区，我们都告诉父母们把患有不治之症，如艾滋病、癌症、肺结核、霍乱等的孩子带来。‘我们也要你们带来那些残疾儿童，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的。’看到一个国家的总统与患有艾滋病和其他不治之症的孩子们以及残疾儿童们一起坐在桌前，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们的父母减少了因孩子而感到的难为情。父母们会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和社会福利部部长可以坐在桌前和我们患有不治之症的孩子一起吃饭，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感到难为情呢？我们要他们走出来、被看见，像普通孩子一样享受生活。’”

曼德拉喜欢人们能被当作普通人对待，这主要是由于在监禁中，他自己以及他的同胞们的生活一直是一场忍耐力的测试、一场克服障碍的竞赛，在那里想被当作一个普通人对待就是自找麻烦。他太熟悉疾病和死亡了。那些与他亲近的人已经死去了，而他当时不能埋葬他们。现在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态度，就像一根抽打在大地上的鞭子，留下的是死亡和破坏的痕迹。

1999年5月10日，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一次媒体通报会上，曼德拉解释道：“现在，艾滋病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保守的社会。你们已经看见，夸祖鲁—纳塔尔的一位妇女因为承认自己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结果就被谋杀了，被用石头打死了。而且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远在1991年时，我到姆普马兰加省召开了一次由父母们参加的会议，当时我向他们谈了艾滋病的问题。我对他们说：‘在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谈性，不论你要说什么。性是禁区。’然后我说：‘但是我们现在正面临威胁，艾滋病可能要发展成为一种流行病。没有一个政府有应对它的资源。这是必须由整个政府和社会共同应对的事情。现在已经是时候教育你们的孩子性安全了。一个人应该只有一个性伙伴，必须采取避孕措施等等。’在我向他们讲话的时候，我可以看出，我说的一些事情，你懂的，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会议结束之后，他们找到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你是想在我们的孩子中鼓励卖淫吗？你认为你见过一对父母真的会告诉他们的孩子，你必须注意性安全，必须采取避孕措施等等吗？’我的解释毫无意义。

“我去了布隆方丹。这次我收到了警告，现在我不得不小心，我去问这所学校的校长。‘注意，我要谈谈艾滋病。’她对我说——注意，这是一位有学历的校长，大学学历——她对我说：‘请不要。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你一定会输掉选举。’当然，我非常不想输掉选举。我不得不放弃这次谈话。

“因此，绝对有必要进行一场群众教育运动来说服公众，他们必须抛弃旧的传统和禁忌，因为这种疾病将攻击我们人口中最有经济活力的部分。它可以摧毁这个国家的经济……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中的保守主义问题以及教会。仍然有一些教会认为，我们与父母和孩子们谈话并要求他们进行安全的性行为，这种处理方式是不正确的。他们说，在结婚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该有性行为。你今天仍然会遇到持这种观点的教会。

“但尽管如此，这是现在正得到应对的事情。不得不做。必须采取大量措施对公众进行教育，当然，也要确保人们能够获得艾滋病防护药（齐多夫定），但不能按现有的昂贵价格。它必须是负担得起的，我们尚没有资源使其能够免费发放……我们只是没有资源。我们将根据我们的资源水平来获取和分配药品。”

虽然一直缺乏资源，但是新的民主政府有曼德拉作为领导，他对自己有力量把事情做成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一力量的源泉存在于人民自身当中。他每到一处，仍能感受到如同他宣誓就任第一届民选总统领导国家前进时同样的热情；他以充满活力的尊严回报这样的热情，就像受到支持者鼓舞的运动员实现了惊人的表现。他宣誓就任南非共和国总统的时候已经75岁了，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选择退休的年龄，但他不是大多数人。像许多在监狱中受尽磨难的同胞一样，他将退休——一种久坐不动的生存——视为在塔博·姆贝基所说的“小木屋”中永远休息的一次预演。 退休，不论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都必须等一等。曼德拉还有工作要做，并且需要完成的工作清单还很长。

非国大1994年的选举声明已经对未来5年要做的事情做出了具体的承诺。那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曼德拉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一直对此保持着敏锐的关注，监督确定的任务是否已经完成。他要求公众知晓所取得的成功，也要求政府关注那些尚未完成的目标。在他最后一次参加议会会议时，曼德拉总结了他担任总统5年以来南非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他告诉议会，1996年普查的“结果已经在1998年对公众发布，首次对南非自身提供了一个详细且全面的描绘。我们必须从多个维度来考核我们的进步”。

然后曼德拉继续读统计数据，指出为数百万人在住家附近提供了用水，同样提供了电力，安装了电话，制定了学校营养计划，并为残疾人群体提供了服务。

他说：“比干巴巴的统计数据更有意义的是，埃瓦顿（Evaton）镇的格拉迪丝·恩齐拉内（Gladys Nzilane）女士去年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她的话发自心声：‘我从广播和电视中听说，政府已经失败了，但我不相信……［政府］已经给予了我们生活。’

“在这段话中，她反映了千百万人的心声，其中包括姆普马兰加省的莱娜·恩兹韦尼（Lenah Ntsweni），几周以前，她是第300万个获得安全用水的人。”

曼德拉继续列举发展、就业和设施建设方面的变化，这些将惠及未来几代人的社会。他将政府取得的成就与尚未完成的重担进行对比，虽然没有讲述细节，但也提到了那些进展不顺利或无法继续进行的问题。他也承认，一些目标没有实现。但尽管所有这一切，他仍然是乐观的。

他说：“在就业峰会上，工商界和政府建立起的良好伙伴关系促进了新的提案，开始了为需要住房的人提供更多房屋的主要项目。由于这些项目着手解决了公共资源有限的问题，因此受益者将会倍增——从建筑材料的供应商到小型建筑承包商，从新的就业者到那些最终的住户。”

曼德拉担任总统的5年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变化，尽管仍然低于期望。改变最大的，是那些行动不依赖曼德拉不断寻求的国家级合作伙伴关系的项目——对家庭住户的公共服务方面的变化要强于经济发展和机会创造，脱贫方面的变化要强于减少不平等。

还有其他一些缺陷，表现出社会秩序衰落的迹象，它们以一种最直接和最本能的方式对大多数人产生影响。南非人，特别是黑人，一直生活在暴力之中——由种族隔离的国家机器衍生出来的、被掩盖起来触摸不到的结构性暴力，以及显示了社会结构断裂的暴力犯罪。后者更明显也更引人注目。一些人甚至极端地说，在一个种族主义社会，长着黑皮肤就是在邀请暴力。

反对党对暴力状况的攻击脱离实际，他们散布那些故事和调查的目的在于显示民主政府的无能。也有一些人喋喋不休，称暴力犯罪就是从新政府执政的那一天开始的。实际调查的结果恰恰相反。《对话》（ The Conversation ）杂志的一篇文章在向读者阐明真实事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文中指出：“1994年以来，［南非的］谋杀率平均每年下降4%”，并且“谋杀率不是从1994年开始上升，而是恰恰相反。到1950年代是稳步上升，到1960年代上升稍微加快，有些年相对稳定，然后数量激增，到1993年达到顶峰，之后情况逆转”。

多数报纸为了迎合被吓坏了的读者，制造出了高犯罪率的问题，但他们忽略了那些显示犯罪率正在开始下降的警察部门的统计数据。 曼德拉绝不允许这些。他写道：

“反对党中的一些人曾经创造或继承了独裁和镇压的武力，另一些人一边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一边反对被压迫者为了解放这个国家而采取的每一个合法行动，现在却在指责政府对犯罪手软。他们从不曾表扬过政府和工商界出色的表现以及我们国家现在承继下来的南非警察总署高效且投入的工作。

“一些南非政客有这种奇怪态度的原因不难发现。正如在前面一章所指出的，白人少数已统治了这个国家超过三个世纪。

“他们中的一些人陶醉于权力而失去了远见，从未想到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会遭受重创，把政治权力输给那些从出生到死亡一直被他们颐指气使的多数人。

“即使面对已经发生的意义深远的和平转型，以及执政党推进和执行和解政策的热情，反对党中一些人的背景、教育和政治训练使他们对我们这个国家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装聋作哑。

“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指明，1994年4月以来，我们的选民支持率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大城市都取得了显著的增长。对于所有这些信息，反对党中的一些成员均无动于衷。他们仍然一成不变地喋喋不休地进行那些除他们自己之外没人相信的虚假宣传。他们批评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服务，预测大会联盟将会分裂，并指责政府对犯罪手软。如果所有这些指责有一丝真实，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支持率在过去7年中一直连续增长？

“所谓的新国民党（New National Party） 走上穷途末路，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没有前总统德克勒克那样的才干，他有勇气和远见在抵达十字路口时转到正确的道路上。

“但是南非已经产生了敢于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们不同意我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方式，并坚持我们应该局限在纯宪法形式的斗争中，但他们远没有他们的一些后继者那样傲慢和具有破坏性。”

然而，犯罪问题还是引发了更大的问题。在1998年全国宗教领袖论坛（National Religious Leaders Forum）召开的道德峰会（Morals Summit）上，曼德拉在对宗教领袖们的演讲中指出：“我们长期生活其中的非人道的制度破坏和损害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尊重，以及对生命本身的尊重。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罪恶，而且鼓励了罪恶的行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精神萎靡的症状实在太明显不过了。这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中腐败的程度，政府部门与负责的职位被当作个人发财的机会；发生在司法体制内部的腐败；在人际关系和家庭中的暴力，特别是令人羞愧的虐待妇女和儿童的记录；以及大量逃税和拒绝为所用服务付费的情况。”

过去反对政府当局时，国家制度是合理的攻击目标，当时的口号是“我们支持政府反对的一切，并反对它支持的一切”，这需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曼德拉说：“鉴于我们的过去，可以预期我们会遭遇到这类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些问题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也没有像动员我们的社会团结起来根除这些问题那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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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1994年5月，当曼德拉承诺领导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听到来自他最信任的同事的意见。其中之一是当时的储备银行副行长吉尔·马库斯，她曾就一个新生南非的复杂性进行了总结。她在与阿利斯特·斯帕克斯交谈时说：“有一种感觉认为，只要你解决了种族隔离，其他问题最终都会迎刃而解，但迄今事情并非如此。这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得多，许多问题是更深层次的。”她继续说，“期望我们同时完成的事情如此之多，不给循序渐进以任何余地。有太多事情要做了，而我们正在尝试百废俱兴。”

对曼德拉而言，“百废俱兴”意味着使扭曲的过去适应如今的现实。虽然要使其发生，必须由正直的人来推动必要的变化。但他担心的是，潜在的权力会导致从前自由战士的腐败，以及从过去受益的那些人不愿意把他们不正当获得的特权用来建设未来。他号召在态度和价值观上做出改变，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图激发一种新的爱国主义。他要求人们为共同的善而不是为狭隘的个人利益而工作。

在一次公共部门工人的罢工之后，在1994年9月举行的南非工会大会上，曼德拉再次发出呼吁。他说：

“至少有500万人失业，他们不知道白天能到哪里吃上一顿饭，不知道晚上要到哪里睡觉，他们不知道怎样使他们的孩子有衣服穿，如何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这是你们要解决的问题。在罢工中，不要只看到你们个人的利益，或者只是你们工会的利益；你们必须采取一种更宽泛的手段。你们必须创造出条件，使工商企业能够真正发展扩大，从而吸纳这500万失业者。这是你们要完成的任务。你们也必须知道，虽然我们有权利为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而斗争，但我们必须循序渐进。生产成本越高，就有越多工商企业要裁减人员，增加失业大军的人数——记住这一点。”

5年之后，他在议会中呼吁类似的高标准。他说，社会必须记住，“在自由和责任之间保持平衡。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自由被理解为教师或学生可以在学校醉酒，看守可以赶走管理者而任命自己的朋友领导监狱，罢工的工人可以借助暴力或毁坏财产，工商界人士可以用金钱收买法庭以推迟执行他们不喜欢的立法，逃税者变成饭桌谈资中的英雄，那么很显然，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必须对此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南非社会，在中小学校和大学、在工作场所、在运动中、在专业工作和社会交往的所有领域，都需要注入纪律、职业道德和对所采取行为的责任感”。

在总统任期最后一年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曼德拉的紧迫感与受挫感贯穿演讲始终。但在谈及他内心深处的那些问题时，他听起来是镇静的，那就是当他说到“国家灵魂的重建，灵魂的‘重建与发展计划’”的时候。他解释道：“在讲到这一点时，我们指的首要是对生命的尊重，是作为一个南非人的自豪和自尊，而不是说我们可以在无意义的自我指责中获得兴旺发展。这意味着肯定我们作为非洲人的集体认同和个人认同，致力于实现这片大陆的重生；尊重其他公民，以及尊重在我们国家面临各种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妇女和儿童。当我说非洲人时，我指的是每一个将非洲大陆看作自己家乡的人。这意味着将我们的学校建设成为学习和提高品格的社区。这意味着彼此动员起来，而不只是等着政府去清扫街道或拨款植树和修整校园。

“这是作为一个正在培育新的爱国主义的国家，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它们构成了抚育子孙后代成长的重要环境。这些事是让南非人参与到建设更好的生活中来。因此我们应该做的不仅是小步走，而且要大步跃向新千年光明的未来。”

1999年3月，曼德拉向议会道别的那一天，他怀着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他对政府为自己确定的总体目标进行了一个长时段的回顾，并逐项列举了面对的挑战：

“这些挑战是：避免削弱国家力量的种族战争和流血的噩梦，以及实现人民的和解，因为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必须是共同克服贫穷、分裂和不平等。

“就我们仍然必须和解与治疗这个国家的创伤而言，就种族隔离的后果仍然弥散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且南非千百万人民的生活还陷于被剥夺状况之中而言，这些挑战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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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南非，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社会仍然不得不与周期性重复出现的断层线进行斗争。当某些组织和他们的领导人在制造和利用恐惧与残存的偏见中感受到优势地位时，或者在一些族群和社会团体感觉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这种断层线就会出现。挑战的大小与众人吝于为和解而互惠的程度成正比。尽管如此，如果不是与纳尔逊·曼德拉联系在一起，南非人民今天可能已经听不到“和解”这个词了。 rmsiQUSlT8vYOYhQosVYhex4FA8InNdxHtfeMa3Z5Ac9N5Dnmq98Kcl29T80hx9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