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12日是曼德拉开始服刑的日子，在一段向全世界播放的一闪即过的视频剪辑中，纳尔逊·曼德拉模糊的身影出现在运送这些囚犯的汽车覆盖着铁丝网的窗户后面。 尽管看不见这些囚犯，但他们从密闭囚车侧面的通风口伸出的攥紧的拳头，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不屈印象。这个肢体动作是对围观群众抗议语言的呼应，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审判期间一直挤在旁听席上。

虽然警官们使用了后门以避开人群，但许多人仍然设法为他们走向监狱的英雄喝彩。在交通的嘈杂声和护卫队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之外，曼德拉可以听到外面的呼唤，那些长期激励忠诚的人们投入战斗的呐喊和歌声相互呼应。一个强有力的声音用科萨语呼喊：“阿曼德拉（Amandla）！”接着众人响应：“阿威图（Awethu）！”然后那个声音再用英语重复：“全部权力（All power）！”群众响应：“属于人民（To the people）！”在南非斗争的历史中，从没有什么比这8个字更雄辩有力地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痛苦和他们反抗数百年压迫的决心。

在国民党掌权大约16年之后，对于一名黑人来说，在1964年6月入狱，意味着被置于这个国家行政管理级别的最底层，处于任执政者摆布的境地。简而言之，监狱看守通常有阿非利卡血统，没受过多少教育，同时又握有权力。这些主要是年轻的男女，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曾对这类人发出议论：“无知加上权力，是正义所能拥有的最凶残的敌人。”

黑人狱监本身也是以暴力驱动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者，却被种族隔离政策转变成为压迫的工具，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白人同事们更加愚昧的翻版。然而，应该为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负责的是那些白人官员。

这就是曼德拉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非裔黑人最先受到的屈辱就是被剥光了衣服，然后强迫穿上短裤，而不是有色裔和印裔囚犯所穿的长裤。在监狱外面，曼德拉一直对自己的穿衣打扮引以为傲，穿着体现了他的自我认知。1962年，在一场他即将被判刑的早期庭审上，他有意不穿西装，而是选择了一件带有珠饰的豺狗皮披风，带着一种反叛的优雅，象征他的非洲黑人身份。

1965年，当他在罗本岛服无期徒刑时，一系列模糊不清的照片 ^[1] 被伦敦的国际辩护和援助基金（International Defence and Aid Fund）偷运出岛并发表，照片中剃光头的曼德拉和他的同胞沃尔特·西苏鲁正在深入地讨论什么，看不到任何未来减刑的迹象。围绕他们的是由连绵不断的采石场和石墙组成的荒凉景象。正如已过世的因德雷斯·奈杜（Indres Naidoo）所说的，这真正是“一座被锁链捆绑的岛屿”。 这绝不是一个可以滋养和解精神的地方。

然而31年之后，在1995年庆祝橄榄球世界杯赛胜利结束的大会上，身着带有跳羚标记的橄榄球队服、光芒四射的曼德拉成了和解与理智的代表形象。这更增加了这位媒体口中的黑花侠（Black Pimpernel） ^[2] 身上一直笼罩的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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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初期，国民党的刑罚制度是种族隔离政府最恐怖的高压手段之一。曼德拉那时就已经与这一法律体制冲突不断，最著名的就是在始于1952年6月26日的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中担任非国大的志愿者总指挥，以及在1956年到1961年马拉松式的叛国审判（Treason Trial） 中被指控为罪犯之一。在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前 ，他已经从1962年11月7日开始服5年的徒刑，罪名是无护照出国和煽动工人罢工。

在所有这些遭遇中，曼德拉一直显示出至高的尊严。尊严感源于绝不能接受人格的贬低，而且曼德拉在刚刚开始服刑时就已经认识到，他必须挫败种族隔离政权及其下属的种种企图。像所有被迫为了生死存亡而战的人一样，他会在战斗白热化的时刻发现自己的力量。被捕之前，他在监狱外享有非国大及其基层组织的支持；而在监狱中是不同的，他需要不同的策略。在这里，有他自己、他亲密的同志，以及由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人构成的囚徒群体。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希冀种族隔离政权垮台的政治犯。他们一起学习如何使狱规为他们所用。他们反抗那些他们不能接受的规定，最终，在屡遭公然违背之后，那些狱规变得无法执行。

迈克尔·丁加克（Michael Dingake）是在监禁15年之后于1981年从岛上被释放的，在回忆那段时期时他写道，在所有的囚徒中，曼德拉是最不知疲倦的讨论参与者——不论是只限非国大成员的正式讨论，还是与其他组织成员进行的非正式的、双边的或集体的讨论。我们中的一些人，只要一有机会，都愿意相互讨论或闲聊，但曼德拉同志不是这样。每一天，真的是每一天，除了他所在组织的计划之外，他都有大量个人约谈，而且都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的，讨论组织间的关系，囚犯的不满，针对监狱当局的联合斗争策略以及一般的问题。纳尔逊·曼德拉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权活动家。

作为一位精力充沛和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者，马克·马哈拉杰是曼德拉首届内阁的部长当中相当特立独行的人。在罗本岛的狱卒眼中，他是个麻烦人物。他设计了精巧的计划，将曼德拉的手稿偷运出了监狱。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高手，他在转型期间化解了困境。他不是任何人的吹鼓手，这可能令其他人感到有些困扰。他把他的前狱友能够成功地从监禁中幸存归因于这位年迈领袖“超乎寻常的自控力”。

“曼德拉最伟大的成就源于他与人们交往的方式：他从他们的假设出发，小心地引导论证，最终使他们接受他的结论。他的前进路线是在对方的进攻路线上发展起来的。私下里，他从不放弃尝试理解另一方，不论是敌人、对手、反对者还是他自己的同事。”

然而，提高曼德拉在支持者和对手眼中的地位的，是他准确无误的时机感。他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施加影响，在此过程中绝不允许任何冒犯，不论多么微不足道，不受质疑地顺利得逞。他处处与当局对抗，援引囚犯的权利并反对以任何形式对他或其他狱友进行侮辱。长时间以来，他为琐碎的事情，为些许自由，为了穿长裤，与监狱官员进行斗争。不可避免地，监狱内部的斗争和生活品的匮乏开始渐渐被外部世界所知，而这主要是通过获释囚犯和能够访问在押人员的友好的司法界人士的证词。同样为外部所知的还有一个人不可战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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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有在大众文化、体育和艺术——特别是音乐、电影和舞蹈——中，世人才能更丰富多彩地描绘曼德拉那样有感染力的人性。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激励了一代政治活动家的解放歌曲呼唤着曼德拉的名字。在国际上，曾经是南非国内的笼中鸟，后来在流亡中自由高飞的米瑞安·马卡贝（Miriam Makeba）和休·马塞凯拉（Hugh Masekela）等艺术家 ，与全球家喻户晓的名字，如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昆西·琼斯（Quincy Jones）和许多其他人共同宣扬南非人民的斗争，这场斗争成了曼德拉名字的同义词。托尼·霍林斯沃思（Tony Hollingsworth）于1988年和1990年在温布利球场举办了明星云集的“曼德拉音乐会”，他把这两次豪华阵容演出的成功归功于曼德拉在全球的吸引力。

南非的斗争迫使整个世界审视自己的良知，由此联合国做出各种决定，谴责种族隔离为一种反人类的犯罪。这一斗争在曼德拉身上找到了支点。随着斗争的发展壮大，其英勇的故事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这场斗争的旗帜上印着一个人的形象。南非的代表们在向国际社会发言时经常这样开场：“我们以纳尔逊·曼德拉和南非正在战斗的群众的名义向你们致敬。”

他被监禁的时间越长，整个世界就越是张开臂膀拥抱曼德拉的政治伙伴，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制裁南非的地区的人。流亡者们，诸如巴里·费因伯格（Barry Feinberg）、龙尼·卡斯里尔斯（Ronnie Kasrils）、帕洛·乔丹、约翰·马奇基扎（John Matshikiza）、比利·南南（Billy Nannan），以及其他许多后来在新南非担任要职的人，继续建立起马伊布耶（Mayibuye）这一非国大的文化组织，向听众朗读、歌唱和表演短剧来介绍南非的生活，他们的节目单中包括曼德拉在法庭被告席上的讲演。

1970年代马伊布耶在西欧不同国家的巡回演出，在1980年代由阿曼德拉（Amandla）文化剧团继续，后者起源于安哥拉非国大的军营，偶尔会请非国大主席O. R.坦博以客人身份出席并指挥乐队。 在其他地方，文化活动家，如詹姆斯·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在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典、威尔士和美国成立了合唱团，并训练团员使用南非人民的本土语言来演唱解放歌曲。对于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文化宫（Kulturhuset）中挤满的观众来说，看见由一群亚麻色头发、玫瑰色面颊的年轻人组成的合唱团摇摆着演唱“前进，曼德拉”（‘Shosholoza Mandela’），无疑比任何政治演说都雄辩得多。

到曼德拉获释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犯。根据一些人的说法，他成了可口可乐之后最为大众认可的品牌，并且不仅限于西方范围。 世界青年联盟（World Youth Alliance）的卢旺达（Rwanda）主席奥巴迪亚斯·恩达巴（Obadias Ndaba）写道：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在距我遥远的世界中，许多人为他们的新生婴儿取名曼德拉。如今，我有许多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都叫曼德拉，尽管这个名字本身与我们的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在成长过程中头脑里将曼德拉这个名字与一些值得效仿的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爱、自由与和平，这些在（前扎伊尔［Zairean］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的疯狂统治下是不存在的。作为一个放牛的民族，我们甚至因为曼德拉小时候曾经放过牛而高兴。

纳尔逊·曼德拉不顾别人的看法，在语言上和行动上一心一意教化他的敌人，甚至那些在种族隔离政权极端压迫下受到创伤并留下伤疤的自己人。他与他的前监狱看守拥抱，例如克里斯托·布兰德（Christo Brand）、詹姆斯·格雷戈里（James Gregory）和杰克·斯瓦特（Jack Swart），并在1994年5月10日他的就职典礼上表达对他们的尊重。他与检察官珀西·优塔尔（Percy Yutar）共进午餐。据乔治·毕佐斯的说法，这位检察官一直表现得“缺乏对道德执法的尊重”。 在1963—1964年里沃尼亚审判期间，尽管曼德拉和他的同案被告已被判处破坏罪，优塔尔仍表明他倾向于判他们最严重的叛国罪，这可能导致他们被以绞刑处决。

曼德拉相信，和解与民族团结是硬币的一面，而重建与发展则是这块硬币的另一面。重建与发展可以“通过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实现，而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应参与到我们国家重建和转型的任务当中去，并被视为其中的一部分”。

曼德拉的国家建设计划需要南非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相处。只有当那些从种族隔离时代的剥削中获利的人认识到，现在是时候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分享他们的资源了，这种和谐才有可能实现。只有那时，南非才有机会塑造一个平等的未来，否则就是灾难。

在政治上，尽管非国大已经在民族团结政府中获得多数优势，曼德拉仍想要探讨小党派参与政府的想法。他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民主党、保守党和自由阵线进行了讨论。虽然宪法并未规定需在内阁中包括这些党派，但曼德拉说，他准备做工作修改宪法以接纳他们。

这不是盲目的利他主义行动，而是对《自由宪章》以及其他政策准则的理解。《自由宪章》规定“南非属于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并且“所有民族群体具有平等的权利”。 但是曼德拉知道，所有通往被大肆赞扬的民主理想的道路都是从一系列历史不平等出发的，如果不顾这样的事实，那将是不负责任。并且他知道，当下的不公正，其根源在于历史的不平等。曼德拉决心面对挑战，让曾经垄断权力的那个集团接受其失去权力的事实，并投身于创造一个正义与和解的社会。

不经过艰苦的工作是不可能建成那样的社会的。曼德拉必须深入人民的内心，他们迫于时代和历史原因站在鸿沟两侧彼此仇视。他潜心研究阿非利卡人的历史和文化，将他过去的监狱看守也当作研究的一部分。他熟知阿非利卡人如何试图通过牢牢抓住权力来抑制他们自身的恐惧，正如他熟知，如果黑人群众担心他们艰苦赢得的胜利无法确保长久的政治权力，他们将成为潜在的危害。女性权利倡导者和前南非第一夫人扎内勒·姆贝基（Zanele Mbeki）曾私下对一位朋友描述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着令人悲观的看法。她说，黑人视白人为没有死去就进入天堂的人。

曼德拉把阿非利卡人作为其倡导和解的首选对象，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族群是国民党获取政权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阿非利卡人也是在别处没有家园的南非本土族群。 阿非利卡人享有坦率真诚的美誉，不像他们讲英语的同宗那样奸诈虚伪，黑人认为后者是一切道德败坏的始作俑者。肤色壁垒（Colour Bar）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发明，阿非利卡人设计种族隔离制度时只不过是照搬了一个可靠的模板。 曼德拉也知道，如果与非裔黑人同样经历了贫困历史的阿非利卡人接受了新民主所体现的变化，他们就会构成捍卫这一民主的脊梁。

尽管如此，曼德拉知道，各个族群内部存在细微差别，如果他只是大而化之地描述阿非利卡人，而忽视了作为一个族群，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存在差别，在对待转型问题的政治态度上存在分歧的事实，就会犯错误。

虽然成功阻止了内战，消除了鼓吹阿非利卡人自治者暴力破坏第一次民主选举的威胁，然而在新政府接管之后，异议的暗流仍然涌动，并未减少。当民族国家理事会（Volkstaat Council） 成立，帮助说服阿非利卡人族群他们在更广阔的南非中拥有自己的家园后，异议者也失去了他们的棱角。面对不可抗拒的变革浪潮，阿非利卡人的自我保存意识是说服持强硬路线者加入转型进程的一个更令人信服的动机。曼德拉抓住了这一时机，他总是寻求与那些可能不满的人妥协，确保达成的协议是非暴力的，从而把任何人采取破坏行动将国家带入毁灭的风险降至最低。

曼德拉不惜一切努力，坚决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国家不稳定的因素。大多数破坏者是受情绪驱动的。很久之后，他仍会强调，领导人需要让情感服从于理性的思维。他告诉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我们的情绪说，‘白人少数是敌人，我们绝不与他们对话’。但是我们的理智说，‘如果不和这个人对话，你的国家将被烈火吞没，并且在未来的许多年中，这个国家将血流成河’。因此我们必须与这种冲突和解，我们与敌人的对话是理智战胜情绪的结果。”

如果说德克勒克早先与刚被释放的曼德拉达成协议时，曾面临来自种族隔离安全机构中鹰派人物的反对的话，那么曼德拉一定能理解这种讽刺，因为他不得不面对各方反对白人家园的逆风。和往常一样，曼德拉必须认识到非国大内部一些干部所持的不妥协的态度。他们不能忍受割让任何领地给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非国大的政策目标是一个单一的南非国家。曼德拉也知道，即使当他还在监狱中与种族隔离政府的官员进行试探性对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企图切断他与他的政治基础非国大的联系，使他脱离非国大。非国大高层领导机构中总有一种感觉，即种族隔离政权一直希望在解放运动的人员中制造分裂、进行控制和散播混乱，从而努力形成一种印象，曼德拉已经“被牵着鼻子走了”。

非国大内部一些头脑发热的人仍然对正在蹒跚前行的和平过渡愤恨不已。这些人充满着哈里·瓜拉甚至是克里斯·哈尼的精神，执意通过民族之矛武装夺取政权，并摆脱谈判政治的束缚。但对于曼德拉来说，这是一场拳击比赛的关键几局，在比赛的开始阶段曾打出重拳的对手现在开始站不稳了。因此，为了见证和解进程的完成，曼德拉必须奋力前进而不是匆忙决定对原先承诺的白人家园食言，以安抚非国大内部的某些成员。1995年6月，民族国家理事会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其中放弃了阿非利卡人家园的想法，而选择成立文化公民委员会（Culture Citizens’ Council），作为比勒陀利亚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子区域。紧接着，曼德拉在参议院就白人家园的争论做出回应。他说：

“关于国家民族理事会提出的这份讨论普遍问题的报告，我希望重申，我的组织，以及我个人，将谨慎地研究这份报告。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和平过渡中这些领导人的合作。同时，我们会保持对民主、无种族歧视和平等原则的坚定承诺。”

他感到有必要提醒议会已被扑灭的威胁。“很多人不知道就在选举之前，这个国家面临了怎样的危险，”他说，“然而我们早在1986年就开始参加谈判，特别是在选举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进行了大量谈判的人知道，我们当时处在一场灾难的边缘，可能使我们的国家坠入血海深渊……你们现在可以轻巧地说，这个国家中不能有白人家园。你们这样说很容易，因为你们没有参与那项工作，你们不知道我们避免了什么样的危险。

“我不会用这个国家的未来去玩廉价的政治游戏。如果人们已经转过身来并正在与我们合作，作为负责的领导人，我们必须坐下来看我们可以如何与他们合作。以前我曾说过，今天我想再次重申，白人家园问题的决定权将在南非人民。他们必须告诉我们，他们是否要白人家园。这不是一个仅靠机会主义的方式就能处理的问题。”

尽管认为自己已经对那些持否定意见的人释怀了，但另一个难题还是摆到了曼德拉的面前。1996年3月，一个运动委员会建议，橄榄球队的跳羚队徽应当被取消。这刺激了右翼发起威胁。曼德拉批评了非国大内外的那些人，认为他们“不知道在白人中仍有一些强大的派系，他们不接受现在的转型并企图利用任何一个借口把这个国家拖入流血的杀戮。这就是目前状况的现实，但是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国歌。1994年选举之前，在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中，非国大和国民党达成协议，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同意顺序演唱《天佑非洲》和《南非的呼唤》。成为总统后，纳尔逊·曼德拉委派一支团队，结合两首不同国歌中的元素，谱写一首更简短也更得体的新国歌。

然而，1996年9月，在制定最终宪法期间，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在曼德拉到会之前就国歌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项是，新宪法不应指定国歌，而是说明将由现任总统做出决定。第二项是，国歌应是翻译成四种语言的《天佑非洲》。曼德拉在会后才得知这一消息。他告诉全国执委会的同事，不应在他缺席时通过那样的决定，并要求执委会进行复议。 因此国歌问题按照临时宪法中的规定维持不变，直到1997年10月，国歌团队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曼德拉宣布将这个混合的版本作为国歌。

在所有这些促进和解的情况中，曼德拉都情愿承担风险，知道他的行动可能遭到误读。这并不是第一次。在南非选举之后的兴奋中，忘记曾经冒的风险、下的赌注，而使国家倒退回过去是有可能的。曼德拉从1952年作为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的志愿者总指挥开始，最终在1961年成为民族之矛的总司令，在此期间——与美国南部诸州民权运动中的自由乘车者（Freedom Riders）同一时期——黑人要冒着死亡的风险主张他或她得到人道对待的权利。那时作为一个志愿者，在蠢蠢欲动的警察眼中，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曼德拉冒过各种风险：当他成为民族之矛的总司令时；当他从事地下活动时；当然，还有当他站在被告席上发表蔑视当权者的讲演时，他完全知道，对他判刑的法官有权决定他的生死。如果说全面改革一个非正义的体制需要勇气，那么曼德拉注定知道，要使同一体制转过来为民主服务将需要更大的决心，以及机智。

他发现自己不得不调动自身力量和技巧的储备以及他的说服能力，来应对黑人族群中升起的不安。这些是过去每天都在被种族主义政权欺骗的人。虽然他出狱时曾告诉充满期待的大众，他来到这里“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的、人民的谦卑的仆人”，然而在南非历史上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是不可能把他这一谦虚的声明当真的。 他的获释，象征着从压迫、暴力、穷困和痛苦的重负下获得解放，对于人们来说，就是一个先知预言的实现。他体现了无数政治运动中许下的诺言，即南非将有和平、自由和繁荣。尽管非国大及其三方联盟的伙伴多数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没有人使群众做好准备，将他们的前进方向转到和解的道路上。

曼德拉走上了和解之路，这意味着他要着手解决白人的恐惧心理并引导胆怯者接受和平的道路。如果说曼德拉已经因为听取人们的反对意见赢得了声誉——正如心理学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萨特·库珀（Sathe Cooper）在回忆与曼德拉一起关在罗本岛的时光时所说——他现在不得不应对这样一批选民，他们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意他，唯独对他过度重视和解不满意。 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发现自己越来越常遭到指责，称他的和解方针意味着用牺牲黑人的需求来解决白人的恐惧，他不得不对此为自己辩护。虽然他解释了重建与发展以及国家建设与和解之间的辩证联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稳定将使所有南非人——最重要的是黑人多数——成为受益者，但是这种指责仍在继续。这已经成为他的总统任期从一开始就有的一个特点。1994年，在参议院预算辩论中回答一位非国大代表提出的问题时，他发表了长篇讲话来澄清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已经制定的社会经济计划需要大量的资源。如果国家不稳定，我们就无法面对这些问题。”他说，政府“面临着一个问题，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时常提起的。我指的是这个国家中白人少数的困难，以及他们曾拥有特权的历史背景。白人过去的特权将黑人不仅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也排除在对国家资源的享用之外”。

他说，白人少数“现在面临着与过去一直被排除在外的多数族群建立起伙伴关系的可能，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担心民主变化……可能导致白人被黑人多数支配。我们的白人同胞在处理问题时缺少那种态度”。

与之对立的另一个问题与解放运动中的黑人有关，他们已经内化了抵抗的态度，以至于“在需要建设的时候，他们却感到自己应该反对任何导致最终和解和国家建设的事情”，这已经成了一种传统。

为了说明这一点，曼德拉讲了一个典型自嘲的故事，关于他“与一位讲阿非利卡语的著名人物的对话……那位著名人物说，我不知道自己对他们的人——阿非利卡人——做了什么。他感到，这也是他的国家。据他说，被解放的不仅是我，他也被解放了。他做好了为南非服务的准备，而这是由于我的力量。

“正在我开始由于得意而有些膨胀的时候，他转过来说，这也是我存在严重缺点的迹象。他说，我关心的是安抚白人，但忽视了那些将我推上权力顶峰的自己人。我立刻告诉他我已在内阁制定的总统项目。 他知道所有这些项目，但他说，已经形成的看法——这比事实更危险——是他告诉我的那样。

“他继续告诉我，新闻界和大众媒体对我刚刚告诉他的事情不感兴趣。他知道我并没有抛弃我的人民，但是大众媒体所促成的看法是我并未关注这个国家的事务。使他们受到打击的是，一个长期被监禁的人现在竟然采取这种和解的方式。他们创造出这样的看法，即这就是我关注的全部。即使我自己的同志，他们知道我在我们自己人民中间的活动，看来也已经被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宣传所影响。”

然后曼德拉转到他的非国大对话者向他提出的问题：“我的同志现在警告我，那种认为我忽略了我们的人民，现在全身心关注白人的说法有真实的成分。然而我充分理解这种说法中的情绪，因为人民愤怒、焦躁，他们已经忍受了几个世纪的痛苦，并且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忍受……现在的重建与发展计划就是要解决国内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是黑人的需要，即非裔的、印度裔的和有色裔的。这就是重建与发展计划的目的。

“民族团结政府的成败就在于能否按照重建与发展计划制定的目标来提供人民的需要。我们的部长们一天工作24小时，以确保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即充分的就业，有足够的学校、教育设施和房屋、电力和交通，以及引入干净健康的自来水。所有这些，目的都是服务于这个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满足他们基本的需要。”

新的民主体制将国民党——曾经是阿非利卡人政治诉求的堡垒——变成了过渡政府中的一个少数派合作伙伴。安全部队、公共部门和储备银行的负责人在稳定的名义下暂时保留下来，极端保守的自由阵线党已经同意利用法律和宪法手段来寻求实现其目标。

但是议会代表的减少并不等同于白人社会权力的减弱。白人在控制经济资源上占得先机，这对黑人多数来说是不利的，几个世纪的结构不平等使他们深受影响，其后果不可能马上消失。黑人尽管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南非的文化、教育和宗教机构，甚至是农业部门，都为白人的权力提供了基础。对此曼德拉在1994年8月26日比勒陀利亚市长举行的招待会上已经说了很多。

因此和解不得不超越正式的机构，而与社会的各个领域直接发生关系。一般而言，有出人意料之举的正是曼德拉，特别是在沿用典型的阿非利卡标志方面。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上他引人注目地——也出人意料地——对南非国家橄榄球队表示支持就是这方面最早的事例之一。在这之后不久，他在比勒陀利亚的官邸中为斗争双方领导人的遗孀举行了茶话会。此外，他还亲自看望了那些由于身体过于衰弱而无法参加的人，包括可憎的种族隔离设计师亨德里克·弗伦施·维沃尔德（Hendrik Frensch Verwoerd）博士 的遗孀贝齐耶·维沃尔德（Betsie Verwoerd），他到她在北开普省奥利尼亚（Orinia）的家中看望了她。在P. W. 博塔中风之后，曼德拉到他在西开普省乔治市（George）的养老院看望了他。媒体对这些令人心酸的时刻——白发苍苍的曼德拉耐心听取P. W. 博塔讲述政府政策的后果，或者帮助贝齐耶·维沃尔德用阿非利卡语阅读一份建立白人家园的吁求——的报道，确保包容性在全国范围得到展现。但这也展现出曼德拉处于领导地位的事实。

在橄榄球世界杯夺冠后几天，曼德拉会见了20位代表，主要来自右翼或保守组织，这是由自由阵线党魁康斯坦德·维尔容组织的一次对话。当一位记者问及这类会见背后的原因时，曼德拉解释道，这全部是为了国家建设与和解。他说：“重要的是保持那些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管道畅通，以消除任何可能导致紧张的误解。”

在向阿非利卡语言与文化协会（Afrikaanse Taal-en Kultuurvereniging, ATKV）讲话时，曼德拉说，他理解他们对于可能歧视阿非利卡语的语言政策的恐惧。他向他们保证，保护和振兴这个国家的所有语言，包括阿非利卡语，是政府和非国大不可动摇的政策。

强大的秘密组织阿非利卡人兄弟会（Afrikaner Broederbond）的青年组织“近卫骑兵”（Ruiterwag），于1996年邀请曼德拉参加一场阿非利卡青年领导人会议。这个兄弟会的主要目的是提高阿非利卡人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力。曼德拉要求他们领导所在团体成为重建与发展中的积极分子。

仍然处于与阿非利卡青年领导人会面的兴奋中，并希望将这一消息尽快传递给整个社会，曼德拉赶到约翰内斯堡挤得满满的第一国民银行体育场，非洲国家杯（Africa Cup of Nations）足球锦标赛正要开始。由于超过了原定的时间，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头顶上空飞机的轰鸣中，他向球迷们解释，他刚刚参加了阿非利卡青年领导人的会议。

曼德拉也访问了诸如斯泰伦博斯、比勒陀利亚、波切夫斯特鲁姆（Potchefstroom）等历史上使用阿非利卡语言和文化的大学，并到教堂讲演——通常是应邀，但有时也未经邀请，令崇拜者十分高兴。只要是有南非白人文化存在的地方，他都去讲话。他所传递出的信息始终不变。

“对我来说，”他写道，“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加入严肃的讨论，探讨我们在这个国家共同的未来……当我上一次谈到和解与民族团结时，这是我想要留给后世的遗产，市场几乎崩溃了。我希望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但是我今天确实想要再次重申，我把民族和解的工作视为我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并要在我身后留下一个长久和平的国家，国家中的全体人民和族群在相互接受、相互尊重和全国统一的共识中生活在一起。”

曼德拉知道，阿非利卡人一直担心阿非利卡语教育和阿非利卡语学校的问题。为此，他把《自由宪章》分发给听众，并告诉他们，1955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起草并通过的《自由宪章》“是非国大的基本政策文件。今天，它仍然是这个组织的基本方针。因此，当我谈到和解与尊重这片土地上所有语言和文化时，绝不是像通常所声称的那样，一个简单的个人立场，而是一个包含在非国大——民族团结政府中的多数党——的基本政策中的立场。我说这些，你们就会知道，尊重社会多元化的理念，一直深深地植根于今天执掌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治组织中……

“迄今在我们国家已经进行了80年的解放斗争，其基石就是对我们社会的本质的深入思索和寻求答案。‘民族问题’（national question）是解放运动迄今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团结国家内部，不同族群的利益如何实现？在我们开始讨论阿非利卡人的利益之前，重要的是记住‘民族问题’关心的不只是阿非利卡人。如果一个人问某个语言族群或某种文化在我们共享的这片土地上的地位，他同时也必须考虑其他族群的利益。”

曼德拉强调，阿非利卡人的未来“不能等同于种族主义。但同时，有少数人确实利用这个问题以达成种族主义的目的。有少数人以关心阿非利卡人为借口，横挡在道路中间，阻拦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改革，企图保护现在享有的特权”。

“那些真正关心阿非利卡问题的人应当站出来发声，反对这样的做法以及这样做的人。这样也有助于使你的大多数同胞放心，不论何时提出阿非利卡问题，都不会怀疑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始终以一种调解的态度，曼德拉最后叮嘱阿非利卡人“以一种积极的精神进行讨论。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聆听彼此的意见，并就任何可能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1994年4月，曼德拉签署了由自由阵线、非国大和国民党三党决议的《阿非利卡人自决协议》（ Accord on Afrikaner Self-Determination ），这个协议确立了建白人家园的想法，从而将内战的乌云一扫而空。

曼德拉当选总统的那一天，在进入国民议会会场时，他离开了仪式行列，去和当时成为议员的维尔容握手。维尔容回忆，在就职仪式之后，曼德拉告诉他：“我有一个伟大的愿望，就是不仅成为非国大的总统，而且是每一个人的总统，并且我希望赋予你自由出入我办公室的权利。如果关于阿非利卡人的问题你有任何想来讨论的，可以尽管提出来。”

“相信我，”维尔容说，“如果我有事情需要讨论，不出两天就能见到总统。”

民族国家理事会作为一个过渡性机构，其继续存在被写入了新宪法。 与种族隔离的族群权利相反，各方同意宪法承认自愿社区的权利。这为在每一个政府辖区建立自愿文化机构（voluntary cultural councils）和成立促进和保护文化、宗教和语言族群权利委员会奠定了基础，该委员会拥有调查投诉和解决冲突的权力。

然而在现实中，民族国家理事会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1999年，这个机构的资金枯竭；2001年，其设立所依据的法律被撤销；相关报告则被提交到促进和保护文化、宗教和语言族群权利委员会。认为阿非利卡人的关切需要一个独立领地或专门政党的想法失去了其曾经拥有的支持。

民族国家理事会提供了一个论坛，一艘方舟，使陷入困境的人可以找到一个避难所，尽管他们所要躲避的暴风雨更多出于想象而不是现实。真相是汹涌的海水已经平静下来。正如和解发挥了作用一样，政治权力的转移也起了部分作用，特别是由于曼德拉决定投入大量精力参与阿非利卡人社群。他这样做是因为知道南非历史上对阿非利卡人的极度憎恨。“当我们的人想到阿非利卡人，这个统治国家政治机构的族群时，感情就变得特别强烈，使冷静的讨论变得困难。”

曼德拉的出发点是认为“把他们（阿非利卡人）看成一个同质的群体，认为他们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是统一的、不可改变的，试图与他们说理是徒劳无功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曼德拉坚定不移地向前，向阿非利卡人讲话，感到他们是他建设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计划的一部分。一开始这令人感到困惑，特别是对于某些阿非利卡人而言。他们被罪恶感所包围，自然预期的是来自曼德拉和他领导的黑人的仇恨和报复。当相反的事情发生时，他们感到的是吃惊和困惑，以及著名诗人和学者安杰·克罗格（Antjie Krog）所说的，五味杂陈。 在她作为广播记者报道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期间，她在与阿非利卡人族群成员的互动中发现，阿非利卡人把黑人的准备原谅解读为软弱和自卑。他们解释，如果黑人曾经遭受的困苦有一半发生在阿非利卡人身上，这个国家就会淹没在血泊中。

1995年7月，总部在伦敦的期刊《南非时代》（ South African Times ）向不同的人提问：基于对曼德拉想要什么的想象，他们会给曼德拉送上怎样的生日祝福。讽刺作家彼得—德克·厄伊斯（Pieter-Dirk Uys）在回答时问道：“曼德拉的愿望是什么？长寿？是的，是的，是的。幸福生活？如我们所有人愿望的。正常的生活？如何正常？他不需要证明任何事情。现在，为了使他的观点被接受，他可以十分危险地嘲笑和质疑，这会危及他的地位，就像一只稀有的濒危动物。他的愿望是什么太明显了。这个人全身心投入到原谅与和解的工作中去。这个人体现了所有宗教中最美好的东西。热爱你的邻居，即使他把你关了27年。”

“这就是曼德拉，”维尔容后来回忆道，像是一个人终于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曼德拉使阿非利卡人感到迷惑。他是如此能够被人接受。他朝着真正解决南非的问题创造出了一个如此巨大的期待，即使阿非利卡人民也接受了这一理念。”

* * * * *

正如种族隔离一直是旧政权的象征那样，在大主教图图领导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已经成为新南非的一个象征，其重要性仅次于新宪法。对外部世界来说，它生动地证明了南非已勇敢地承担起深化民主的使命。

这个委员会从调查侵犯人权开始，并逐步形成机制，使有罪者坦白罪行。种族隔离政权的暗杀队和武装暴力赤裸裸的真相，由于勇敢记者的工作而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主要是《自由周报》（ Vrye Weekblad ）和《每周邮报》的记者。因为听证会是在摄像镜头的凝视下进行的，在种族隔离政权支持下制造的全部恐怖进入了公众的客厅，人们再也无法以不知情为借口来轻松地逃避了。这一过程也针对那些在解放斗争过程中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件。因此，在接受调查的那些人眼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给双方带来同等的麻烦，那些人过去总是透过把践踏人权合理化的棱镜看待自己的行为。当时整个国家都在争论，能否将自由战士的暴力行为与种族隔离下的国家暴力等同起来。

若是没有一位有曼德拉这样名望和人品的领袖，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无法完成它的工作。他必须在这个委员会的各个阶段亲自应对争议：在创设委员会的立法协商期间，在委员会的任命时，在听证期间，以及在最终公布报告时。

例如，康斯坦德·维尔容一开始曾试图——尽管没有成功——利用曼德拉对他“敞开大门”的许诺，说服曼德拉反对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称这将导致消极的而非积极的后果。 虽然后来认同了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价值，但维尔容不得不考虑，如果依然将政治犯是否有资格被赦免的区分日期划定在1993年12月6日午夜，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的日子，这将对他的支持者不利。于是他寻求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克斯·博雷恩（Alex Boraine）的帮助，要求曼德拉将划分日期推迟到1994年5月10日，这样他和他的支持者卷入计划武力破坏选举的行为就可以申请赦免。在德克勒克的支持下，曼德拉拒绝了维尔容的要求。然而，这位退休将军的坚持还是得到了回报，他最终说服曼德拉将提交赦免申请的日期从1993年12月延后到1994年曼德拉就职典礼的那一天。

这不是一个让曼德拉感到舒服的决定：“我们一直在谈判……从1990年开始，那些在谈判开始之后仍然犯下罪行的人，在我看来，完全没有资格被加以考虑。”尽管如此，他依然承认了维尔容的作用，说：“我们能够避免波斯尼亚（Bosnia） 的局面，是因为来自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的合作……我不能无视他对我持续的要求。”

后来维尔容现身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对其计划用武力破坏选举一案申请赦免。

当年曾按照P. W.博塔的指示与在狱中的曼德拉进行秘密对话的前国家情报署署长尼尔·巴纳德，这时也尝试说服曼德拉。他在一间安全屋中安排了一次与曼德拉和南非警察总署总监约翰·范德梅韦的会见。这两位安全部门的官员试图说服曼德拉，整个过程会造成分裂，而且不会产生任何长期的益处。听他们说完，曼德拉说，他理解他们的观点，但是难以同意。过去的事情必须公开，告诉人民曾经发生了什么。这是医治国家创伤的唯一途径。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97年10月，当P. W.博塔被传唤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出庭时，他拒绝了，这让曼德拉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

在一次接受南非广播公司的访谈时，曼德拉指出：“认为不经过任何麻烦转型就会发生的想法是错误的。当右翼决心暴力阻止选举时，我们曾面临爆发内战的局面。我们不得不谈判，利用那些有影响的、可以阻止内战发生的人。我不打算说出在这方面具体哪个人帮助了我们。但是为了避免那样的危局，我们不得不借助曾经不共戴天敌人。当问题发生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些。

“我曾就有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问题与P. W. 博塔谈过两次。我和他所有的孩子谈过。我已经向南非国防军、南非警察总署、荷兰归正教会以及其他机构通报过，因为对暗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比你们知道的稍微多一些。

“从你们看到的和每个人都注意到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有一些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而许多人不了解那些问题。尝试避免陷入那样的危局是必须的。但是我们那样做的决心不能太过，不能允许人们蔑视法律。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并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P. W.博塔不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也绝不允许他违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已经请求他的家人帮助，避免他自取其辱。如果他一意孤行，那么法律必须行使其效力。这是毫无疑义的。”

要把一个像P. W.博塔那样的人，阿非利卡人最后的勇士将军之一，拉到法庭面前，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尽管曼德拉为了安抚一心想要诉诸武力的右翼曾经寻求博塔的帮助，但他仍然把法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就是法律。他不想看到这位老人被戴上手铐，但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也只好如此。因此他请巴纳德帮助他说服博塔。巴纳德回绝了。博塔一定会拒绝。强迫他只会使他成为殉道者。 巴纳德也许是对的，但或许更可能的是，他只是不愿与博塔纠缠，后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愈发易怒。尽管曼德拉一直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但他不会鲁莽行事。他最不想要的事情就是阿非利卡人暴动的鬼魂复苏。最终，博塔没有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出庭。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7卷报告于1999年公布，其中几卷长达数百页，这是一份费尽心思——并且经常令人痛苦——的记录。其中部分致力于“对冲突演进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发生的背景提供一个概述”。第二卷聚焦在“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那些人，试图理解滥用职权的模式、严重侵犯人权的形式，以及对此的批准和问责”。

执行这个过程与收集可用的资料一样，是十分困难的。但尽管有这些困难，

大量的文件还是被汇集起来……资料的来源尽管很多，但分布并不均匀，这就给甄别犯有虐待、谋杀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人和组织带来困难。来自南非警察部前成员的赦免申请提供了新材料的宝贵来源。委员会收到了许多来自现役或退休警官的申请，具体说明了他们在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中扮演的角色。其中一些案件，如斯蒂芬·比科先生在拘禁期间的死亡，是国内外熟知的；而另一些则是在犯罪者他们自己的小范围之外无人知晓的。包含在赦免申请中的信息在更深层次上暴露出大量受害者个人命运的真相。

毫不奇怪，存在着来自各方的保留意见和批评。注意到这些，曼德拉仍然接受了这份报告并说：“10月份收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交的这份报告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包括它所有不完善的地方。

“在如此初期阶段，期望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必然耗费时日的艰巨任务，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局限，而且这份报告本身也确实突出地反映了这些问题。

“鉴于我们整个社会仍然存在的分裂性质，以及仍然有待愈合的新伤口，这个委员会的判断与我们中的某些人对事物的看法不一致，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10月份这份报告提交时，关于刻意表现公平一致的疑虑就被提出来了，似乎将那些为正义而战的人与反对正义、维护非人道体制的人相提并论。

“此外，将赦免过程作为和平过渡的手段这样一种妥协，其实际后果对于许多人权被侵犯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是痛苦的。

“许多失去了亲人，或经历了难以理解且肆无忌惮的野蛮恐怖的人，对似乎否认了‘第三武装’的存在感到惊讶。第三武装指存在由权力机构精心制定的策略和计划，他们当时的目的是在受压迫者当中挑起暴力冲突，武装和引导不同的派别去杀人和破坏，这在1990年前即已存在，但在1990年之后尤其严重……

“关于委员会是否公正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一些人已经试图找到证据，证明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针对一个特定语言族群的政治迫害。

“就所有这些问题发表意见不是我的任务，而且等到赦免程序完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做出更完整的说明时，其中一些问题无疑会以不同面目呈现。

“届时，今天在这里开始的全国性辩论将有可能得出一个定论。”

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之后，曼德拉仍然坚持过去发生的事情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认识，要真正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议也需要全国上下的一致努力。

“和解与国家建设的成功，”他说，“将取决于社会各阶层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样，认同世界的普遍看法，即种族隔离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其邪恶的行为超越了国界，所播下的破坏的种子直到今天还在结出恶果。

“对此不能有任何含糊，因为对这一点的承认正是国民公约，即我们的新宪法，以及我们正在共同建设的新的民主体制和人权文化的核心。

“尽管有其局限，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帮助我们国家达成这种认识方面完成了一项里程碑式的任务。”

不论它有哪些局限和取得了怎样的成功，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众目睽睽之下，提供了一个将过去不为人知的罪行和痛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机会。

但是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反应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在1998年12月做的一份调查显示出这样的两极化。在黑人当中，有72%的人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这个国家是一个好机构”，而同样百分比的白人认为是一个坏机构。

一些受访者想要既往不咎，其中一些人将德克勒克和国民党中其他一些作恶者不情愿的或被迫的参与视为严重背叛。对他们来说，承认他们曾参与或得益于一个被揭露为开历史倒车的体制是很难接受的。不少人回到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作恶者同意交出政治权力就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忏悔。

然而对于那些受害者来说，回味那些恐怖的经历使他们再次想起已经忘却了的创伤。大多数人期望，除了赔偿之外，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应当要求种族隔离的受益者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通过加快转型纠正历史错误。

曼德拉了解各方面的紧张，因为他敏感地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白人族群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逐渐接受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以及这对于新宪政体制的意义。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曼德拉承认，政府“清醒地意识到一些阿非利卡人的担忧，尤其是对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

“当然，”他继续说，“今天说到‘阿非利卡人’，不再像以前是指一个单一的整体，正如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够声称代表阿非利卡人民讲话一样。

“阿非利卡人遍及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发出不同的声音。

“阿非利卡人是我们这个彩虹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自身反映出丰富的多元性，这正是多元性的力量所在。

“但我们也注意到阿非利卡人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表示担心的声音，一些声音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代表了一种政治迫害。”

曼德拉指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目标清楚地写进了临时宪法和法律法规中，他建议议员以及整个国家：“所有目标都必须在对我们国家的这段历史有更清楚了解的情况下，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来实现。对于那些过去遭受痛苦的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实现正义，我们必须在持续和解的路上走到底，决不重走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非正义的老路。

“任何把一个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或其他群体集体地置于被告席的想法都没有容身之地。阿非利卡人民的多元性意味着，阿非利卡人知道，当某一个具体的做出严重侵犯人权恶行的阿非利卡人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接受质询时，并不是所有阿非利卡人都被传讯。因为与其他语言和文化族群一样，残酷地对待他人并非阿非利卡人的本性。

“作为一个新近意识到不光彩过去的国家，我们所有人都为任何种族或语言群体能够不人道地对待其他人感到耻辱。我们所有人应该共同使这种情况在南非绝不会再次发生。”

曼德拉致力于推动和解事业，希望未来的南非会驱散大多数人口过去遭受的恐怖阴霾。正如在大多数勇者的传奇中，那个男人或女人必须首先出走并经历巨大的困境，然后才能回归为人民服务。在安哥拉非国大军营中闷热的夜晚，战士们会在所谓的“爵士时光”唱歌跳舞，这是一个重振士气的时刻。欢乐在广场上继续的同时，一支部队的一个部门为未受过教育的战士开办读写课程，这些语词跨越数千公里，穿过罗本岛监狱的高墙，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们也在学习，用以武装自己，为他们回国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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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照片是由为伦敦《每日快报》（ Daily Express ）工作的克卢蒂·布雷滕巴赫（Cloete Breytenbach）拍摄的。

[2] 源于英国小说《红花侠》（ The Scarlet Pimpernel ）。在南非的语境中，是将曼德拉描绘为抵抗暴政的神奇黑人英雄。——译注 Yby632dsNio6veTslKNdTzgdNUOo6IO62lVaiqypBAp9QgJAz8JNyGXiZ1jNly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