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非洲领袖在非国大创立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经常被忽视，最好也不过被归于民间传说之列。曼德拉始终看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中一些是南非的王室成员，他们曾经作为代表参加了1912年1月8日在布隆方丹（在古老的塞索托语中也叫作Mangaung）举行的非国大成立大会。在流亡岁月中，长期担任非国大主席的奥利弗·坦博建立了传统，借着非国大的生日感谢国际社会的支持并保证与全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曼德拉的领导风格是通过呼吁团结，以及重温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首届非国大主席皮克斯利·卡·伊萨卡·塞米的讲话来纪念非国大的周年。曼德拉会重申塞米的号召：

具有王室血统的酋长们和我们种族的绅士们，我们汇聚在这里是为了考虑和讨论我和我的同事决定向你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在这块非洲人的土地上，非洲人被当作干苦役的奴仆。这个国家的白人已经组成了所谓的南非联邦，但在这个联邦中，制定法律时没有听取我们的声音，政府管理中没有我们的位置。因此我们召集你们来参加这次大会，一起想办法建立我们自己的全国联盟，从而创建民族团结并捍卫我们的权利和特权。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主要由于殖民政府以及后来种族隔离政权的阴谋，国王和酋长这样的传统组织结构最终无法发挥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作用。种族隔离政权的宏大设计就是：利用隔离分治的不变战略建立起班图斯坦体制，即以“自治”名义分割成的小块政体，各自拥有自己的政党和行政机构。

对于曼德拉和非国大来说，在不牺牲民主原则的条件下将传统领袖融入民主南非是一项政治上的迫切任务。在刚成立的时候，非国大拥有一个由传统领袖组成的委员会，承认王国和传统部落在早期反抗殖民主义入侵中所起的作用。

后来，委员会因为被认为有巩固隔离制度的含义而被取消，并于1987年由南非传统领袖大会（Congress of Traditional Leaders,CONTRALESA） 取代，后者成为非国大建立的广泛民主统一阵线中的一员。这符合非国大1989年发表的《民主南非制宪准则》，其中声明“世袭统治者和酋长制度应按照宪法所包含的民主原则转型为为全体南非人民服务”。

1970年代，罗本岛的囚犯们曾就班图斯坦的前景进行辩论，他们认识到这是当局一手操纵的安排，给那些臣服于种族隔离政权的领导人以权力和特权，同时撤换掉那些反抗者。曼德拉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1976年写的一篇短文《扫清障碍直面敌人》（ ‘Clear the Obstacles and Confront the Enemy’ ）中，他写道：“时间很关键，我们禁不起犹豫不决”，反映出强烈的紧迫感。然后他立刻直指问题的要害说：“这个国家今天最火烧眉毛的问题就是特兰斯凯（Transkei）和其他班图斯坦的独立，以及我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策略问题。”

曼德拉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质疑完全拒绝班图斯坦的明智性，并就在哪里可以利用，或可能利用班图斯坦以进一步推动解放目标的实现提出论证。这篇短文把解放运动描述为存在“弱点”和“力有不及”，并主张与班图斯坦进行某些和解。他认为，这可以使天平向有利于解放运动的方向倾斜，并使解放运动在农村地区取得政治影响或找到立足点，因为目前那里是解放运动最薄弱的地方。解放运动和班图斯坦之间的友好关系将有助于利用种族隔离政权统治上的弱点。然而他论证的核心则是害怕解放运动的抵制将导致运动本身丧失领导地位。

就特兰斯凯即将独立的问题，他写道：“种族隔离政权在利用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弱点，他们可能意识到，每个班图斯坦政体的独立，都会导致我们在那里的无论何种支持者的数量急剧下降甚至消失。 一旦人们享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他们就赢得了原本只有加入解放运动才能获得的权利。”他警告拖延不决的后果，因为黑人家园（班图斯坦政体）的利诱已经俘获了“一些曾经的政治积极分子”。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能立即消除分歧并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一旦独立成为事实，要想抵抗分裂的压力，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会十分困难。”

到曼德拉被释放的时候，联合民主阵线已经为一个包括相当多数量传统领袖的广泛民主阵线奠定了基础。许多人已经将他们的命运与整体上反对班图斯坦体制联系在一起，或者利用这一体制作为一个平台，反对其源起的种族隔离制度。

1989年12月，在曼德拉被释放之前仅两个月，“为了一个民主的未来代表大会”（Conference for a Democratic Future）将来自几百个组织的数千名代表汇聚在一起，其中包括一些来自数个班图斯坦政体的政党。就在曼德拉被释放之后的两个月，沃尔特·西苏鲁向大会发表演讲，提出需要建立一个广泛阵线。“我们的回应就是在寻求广泛的团结上坚定不移，”他说，“实际上，我们甚至不能满足于这个代表大会的广泛性。我们的目标更大，要将我们的整个社会团结起来。”

即使在他获释后，这种紧迫感也从没有离开过曼德拉。他推动非国大将传统领袖和班图斯坦政党纳入解放运动的阵营，而反对他们投靠国民党。一次会议上，他在写给沃尔特·西苏鲁的一张便条中强调了他的关切：“扎米拉（Xhamela） 同志，我希望你务必立刻访问黑人家园的领袖们。耽搁可能会让我们输给政府。”

1991年12月21日，当正式谈判开始时，班图斯坦的政党也在参加者之列。在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几天，曼德拉作为非国大主席发表了一份声明：

“为了继续保持团结的精神，非国大认为，传统领袖参加这一进程是重要的。我们已经向大会提出了这一看法，即来自南非所有地区的最高级别的传统领袖，作为观察者参加12月20日和21日的议程。正如那些领导人见证了非国大的成立一样，在迎接一个新的民主南非的开端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他们也应该在场。”

非国大自己的委员会就传统领袖参会应当采取的形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之后达成了妥协，决定给予来自全部4个省的传统领袖代表一种特殊的参会身份。后来，随着第一次选举的到来，曼德拉要求积极分子们采取灵活的态度，不要因为传统领袖的历史而排斥他们。在1994年4月向青年人讲话时，曼德拉提醒他们：“除非我们能［与传统领袖］在他们各自的地区一起工作，否则我们这个组织要在农村地区生根和发展壮大将是十分困难的。那些认为我们不［应该］与酋长们有任何交往的人不懂得非国大的政策，也不知道如何在农村加强我们的组织。”

国民党已经利用了这一弱点。“这就是为什么，”曼德拉说，“他们成功地把黑人家园政策强加在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身上。”

“在我们的习惯和历史中，酋长是其人民的代言人。他必须听取人民的不满。他是他们的希望和愿望的监护人。如果任何酋长决定成为一个暴君，为他的人民做决定，那我们一定会处理他们，在此意义上，他将下场悲惨。”

这最后一点是曼德拉出狱后不久在一次与不同地区的传统领袖举行的会议上指出的。对此他写道：

“我一从监狱中获释，就马上乘飞机到东伦敦，会见了西伦科·索库帕（Silumco Sokupa）同志和地区执委会（Reg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使自己了解那个地区的情况。他们在简要的汇报时告诉我，赫赫贝（Rarabe） 的领袖扎内西韦·桑迪莱（Zanesizwe Sandile）国王要在那天上午到我的旅馆会见我。我很吃惊，因为让一位国王到旅馆去拜访一位平民政客是违背礼仪的。

“我指示执委会立即打电话告诉国王，我希望在那天晚些时候到他的王宫拜访他。正在这时，国王走进来了。我表示歉意并指出，许多在非国大占据领导地位的年轻人在城市地区长大，他们对传统领袖知之甚少。这不是有意的不尊重，而是对于传统领袖的历史角色和他们对解放斗争所起的关键作用缺乏了解。

“那些英雄们，如科伊的领导人奥特舒默，来自特什沃（Tshiwo）王朝的马科马（Maqoma）和欣察（Hintsa），来自滕布（Thembu）部落的西昆加蒂（Siqungati）和格赛洛（Gecelo），来自祖鲁的塞奇瓦约和巴姆巴萨（Bambatha），来自佩迪部落的曼普鲁（Mampuru）和塞库库尼，来自文达部落的马卡多（Makhado）和齐弗哈兹，以及大量其他传奇人物，曾经站在抵抗战争的第一线。我们谈起他们时带着敬畏和崇敬之心。传统领袖，如滕布部落的达林迪耶博·恩甘格利兹韦（Dalindyebo Ngangelizwe）和斯威士（Swazi）部落的因德洛武卡齐（iNdlovukazi），以及拉伯兹贝尼·古瓦米莱（Labotsibeni Gwamile），他们每个人都送了大量的牛使他们各自的人民加入了非国大。 来自全国各地的国王与其他非洲领导人一起参加了1912年非国大的成立大会。后来非国大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接纳这些传统领袖。

“即使在种族隔离政权残酷压迫的巅峰期，依然有一些勇敢的君王，如西普里安·贝库祖鲁·卡·所罗门（Cyprian Bhekuzulu kaSolomon）和萨巴塔·达林迪耶博（Sabata Dalindyebo）等人，拒绝接受班图斯坦政策、背叛他们的人民。

“当我从监狱获释后，我和非国大青年团主席彼得·莫卡巴、特兰斯凯班图斯坦的强人班图·霍罗米萨将军和该班图斯坦的前农业部部长恩甘戈姆拉巴·马坦齐马（Ngangomhlaba Matanzima） 一起，我们在东开普省拜访了国王和他们下属的传统领袖。

“我对他们所有人表达了同样的信息：我解释我们充分理解他们被迫接受种族隔离政权隔离发展政策的事实。如果他们不那样做，可能早就被压迫政权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而我们非国大当时无法在场保护他们。

“我进一步强调，青年人指责他们为叛徒是有道理的，因为传统领袖，除了前述的几个例外，在迫害解放运动的成员方面是凶狠的。现在非国大已经被解禁了，政治犯已经被释放了，流亡者也很快就要返回国内。非国大正在恢复实力和合法地位，并将为传统领袖提供保护。然后我要求他们团结在非国大背后，加入到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去。

“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的欢迎。武林德莱拉·图陀·恩达马塞（Vulindlela Tutor Ndamase）是当时以尼安德尼（Nyandeni）为首府的西蓬多兰（Western Pondoland）的国王。参加这次会见的霍罗米萨已经成为特兰斯凯的军事统治者，而蓬多兰就处于特兰斯凯境内。他成功策划了颠覆东蓬多兰（Eastern Pondoland）首相斯特拉·西卡乌（Stella Sigcau）公主的不流血政变。在欢迎我们时，武林德莱拉夸口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传统领袖，而是一位著名的国王，从未有人胆敢颠覆他。这仿佛是在对霍罗米萨将军发起挑战，看将军是否能拉他下台。但将军似乎并没有被国王的吹嘘冒犯。

“我们也拜见了特什沃王朝的科利利兹韦·西卡乌（Xolilizwe Sigcau）国王。在欢迎致辞中，他强烈地攻击了托伊—托伊［舞］（toyi-toyi） ，这种舞蹈已成为当时流行的抗议形式。他说，没有比托伊—托伊更让他讨厌的了。他已经发起调查，要找出这种形式的示威来自何处，但是没有人能帮他。他宣布他已经在自己的王国内禁止了这种抗议形式。

“于是彼得·莫卡巴解释了其来源。这是一场谴责种族隔离政权的呐喊，完全不是针对传统领袖的。他对国王认为这是在针对重要族群领导人的事实表示遗憾。然后莫卡巴勇敢且优雅地跳起了托伊—托伊，一直故意示威式地旋转。仪式的主持人是曼德伦科西·杜马里西莱（Mandlenkosi Dumalisile），王朝中一位年长的传统领袖，也是特兰斯凯班图斯坦的农业部部长。当彼得·莫卡巴结束了他的发言后，杜马里西莱做了一个震惊与会者的举动，作为回应，他加入莫卡巴也跳起了托伊—托伊舞。国王明显被莫卡巴的雄辩和优雅所打动，接受了这一解释。

“霍罗米萨和恩甘戈姆拉巴·马坦齐马只在特兰斯凯陪同我，在那里我们的会议进展顺利，没有碰到麻烦。但是在德兰士瓦省——林波波省当时的名字——的博普塔茨瓦纳（Bophuthatswana）和莱博瓦科莫（Lebowakgomo），尽管使用了外交辞令和礼貌的语言，进展仍并不顺利。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情况也同样困难。

“卢卡斯·曼霍佩（Lucas Mangope）是当时博普塔茨瓦纳的总统，一个与众不同的家伙。我在后来成为国防部部长的乔·莫迪塞同志、后来成为驻瑞士大使的鲁斯·马策阿内（Ruth Matseoane）以及后来成为西北省省长的波波·莫莱费（Popo Molefe）的陪同下，访问了他的班图斯坦。在1994年4月之前，曼霍佩的班图斯坦不允许解放运动开展活动。当我要求他撤销所有障碍并允许政治组织在他的领土自由活动时，他一开始同意了。后来在讨论中，他突然向我们抛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他问：‘当你们在我的地盘上发表会议讲话时，会称博普塔茨瓦纳为一个班图斯坦吗？’

“我请他放心，每个人都知道，他的领土是一个班图斯坦，并且这将是我们讲话的一个主题。然后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会陷入麻烦。他的人民将感觉受到侮辱，而且他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告诉他，我们有信心，我们不仅能够保护自己，而且能够赢得这个地区多数人民的支持。但是我们无法说服他。出现了僵持的局面。后来我好几次邀请他到约翰内斯堡并试图说服他，但都没有成功。他是我所遇到的最难对付和最捉摸不透的政客之一。

“在挫败了曼霍佩和一些南非将军构筑的错综复杂的阴谋网络之后，我们在皮克·博塔、马克·马哈拉杰、法尼·范德梅韦（Fanie van der Merwe）和罗尔夫·迈耶的帮助下成功解除了曼霍佩总统的职务并解散了他的政府。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用［博普塔茨瓦纳］班图斯坦的南非大使恰尔特·范德瓦尔特（Tjaart van der Walt）和乔布·莫戈罗（Job Mokgoro）取代他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

“在德兰士瓦省，我在时任首席部长纳尔逊·拉莫戴克（Nelson Ramodike）领导下的莱博瓦（Lebowa）班图斯坦，也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佩迪王室有两个继承人，莱尼·图拉雷（Rhyne Thulare）和肯尼斯·卡古蒂·塞库库尼（Kenneth Kgagudi Sekhukhune），他们都是国王塞夸蒂（Sekwati）一世 的后代。莱尼是曼科波迪·图拉雷（Mankopodi Thulare）王后的儿子，也是毫无争议的继承人。王后在莱尼未成年时摄政，但后来被部落的王室会议罢免，因为他们不赞成她在某些方面的统治。王室会议指定莱尼接替他的母亲继位，但是莱尼拒绝了。于是王室会议求助于塞库库尼，并任命他为摄政王。他受命与一位所谓的‘蜡烛妻子’（candle wife） 结婚，后者将诞下未来的国王。这次婚姻后来生育的儿子名为塞夸蒂三世。

“后来莱尼改变了想法，要求恢复他的合法地位。根据法律和习俗，他是毋庸置疑的王室继承人。但是塞库库尼以莱尼已经放弃了他的王室继承权为由拒绝禅位，并得到了高级法院的支持。我召开了几次部落会议都没有成功。最终我明确表示，这个争议应由佩迪王室自己解决，而不是由非国大主席或国家来处理。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我与文达部落的传统领袖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拜访了齐弗哈兹国王并希望那个地区的所有传统领袖都参加。出乎我的意料，姆费富（Mphephu）国王拒绝参加，理由是他的地位要高于齐弗哈兹。他坚称，虽然他很想要听我讲话，但我应该到他自己的府邸去拜访他。尽管事实上我再次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但十分明显，由于我误认为齐弗哈兹的地位高于他，已经深深地伤害了他。我还发现，他正与德克勒克总统紧密合作。

“我与祖鲁传统领袖之间的问题同样不少……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我遇到了这些问题，但整个国家中绝大多数传统领袖的反应是积极的，并团结在了非国大身后。

“从没有人认为，只靠一个人就可以取得这样的历史成就。许多领导人，如沃尔特·西苏鲁、奥利弗·坦博、雅各布·祖马、约翰·恩卡迪蒙（John Nkadimeng）、伊莱亚斯·莫措阿莱迪、恩戈阿科·拉马特霍迪（Ngoako Ramatlhodi） 以及其他许多人，都站在那场斗争的第一线。非国大能够在城镇和农村地区实现全面的强大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使传统领袖与民主体制合作的过程漫长而艰苦。尽管传统领袖代表参加了1994年选举前谈判制定临时宪法的多党协商会议，但他们缺席了由选举产生、负责起草最终宪法的制宪议会，也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咨询。就像在一场家庭庆祝活动中接纳一位有麻烦的亲戚，政府不得不制定策略，包括法律措施，使班图斯坦融入南非政体中，同时又要始终确保民主价值完整无损。最让所有各方头疼的就是清理班图斯坦原有的强制性行政组织，即那些种族隔离政权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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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深化民主的策略，就是如谚语所说的“一口一口吃掉大象”那样，用国家权力一点一点消除历史留下来的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一些创立一个统一国家的立法，如1993年的《地方政府过渡法案》，就为1995年11月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举行的首次地方政府选举铺平了道路。这是一次对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的演习，正如阿利斯特·斯帕克斯（Allister Sparks）所评论的，这“重新绘制了南非的地缘政治地图，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转型。这个国家，原先包括4个省和10个名义上的自治部落‘黑人家园’，其中4个是独立的，现在已经全部被重绘为新的9个省，每个省有自己的省长、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所谓的‘黑人家园’作为分割的政治实体已被取消，纳入到各个省中。”

选举体系一直是谈判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选举被认为有利于白人选民，在一些地区，重建地方政府的讨论会被用于抵制变革。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动向导致了南非传统领袖大会与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的一种非典型合作，他们结伴行进到总统府，向曼德拉总统施加压力，要求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在一些农业地区，传统领袖号召抵制选举——结果证明这只能令他们扫兴，因为农村居民不但没有听从，反而选择了利用他们新赢得的民主权利去投票。虽然在一些农村地区投票率较低，但这不能仅仅归因于传统领袖的影响。

如果说传统领袖大会和因卡塔自由党在为传统领袖在地方政府中要求更多权力方面已经实现联手，他们在薪酬方面的观点则仍然存在分歧。传统领袖大会倾向于整个国家的薪酬一致，而因卡塔自由党则要求薪酬反映出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特殊地位，担心如果薪酬来自中央政府，他们将会失去对这个省的控制。

在宪法谈判期间和曼德拉一起工作的人知道他本身拥有滕布王族的背景。然而他的态度毫不妥协地反映了政治的需要。

瓦利·穆萨回忆道，曼德拉认为：

传统领袖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内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因此与他们接触是重要的。在谈判期间，他认为使他们站在非国大一边是重要的，从而他们会支持而不是反对过渡。他也不想让种族隔离政权动员传统领袖起来反对变革，因此要与他们接触并保持密切关系。他尊重传统领袖是出于他们拥有所在族群的尊重和追随……虽然他认为许多是不合法的；他对此反复说了多次。但他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扮演任何角色，因为他们不是选举产生的。

鉴于这个领域问题的错综复杂，曼德拉也认为要听取顾问们的咨询意见。他记载下时任省务和地方政府部部长悉尼·穆法马迪是如何“向我报告传统领袖的立场的，特别是1999年6月我已经从国家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他提醒我，当我们在1994年掌权时，我们需要为传统领袖在我们新的政府体制中找到一个位置。为此，我们创立了6个省级传统领袖委员会（Provincial House of Traditional Leaders），以及全国传统领袖委员会（National House of Traditional Leaders），因此他们可以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创立这些委员会符合非国大的方针，即在执政开始时，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有一个传统领袖委员会。这一措施不仅是对传统领袖在反殖民主义战争中所发挥作用的承认，也是我们平息选举中针对部落主义的不满的一个重要步骤。非国大成立了一个部际任务小组，就传统领袖应该在地区、省区和国家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但是我们必须强烈地反对任何对他们的妥协，即赋予他们专断的权力，进而导致他们脱离民主进程。非常令人烦扰的是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南非国内外社会力量的作用。

“南非人民已经充分接受了民主政府，中央、省和地方政府中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并对他们各自的选区负责。此外，现在这个国家的青年，在社会和所有政府层面上、在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产党中，都占据了关键岗位，他们是已城市化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不能指望他们会牺牲民主原则，把政府的任一部门交给那些并非由于功绩而单纯靠世袭居于权力位置的人。

“许多传统领袖也不了解历史的教训。他们似乎不知道世界上曾有过专制君主，不与他们的臣民分享权力……而能够保留至今的是那些自身或先祖决定允许民选代表治理国家，而他们成为立宪政体下的国王或女王者，如英国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Queen Elizabeth II of Britain）、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King Juan Carlos of Spain）、比利时的阿尔贝二世国王（King Albert of Belgium）、荷兰的贝娅特丽克丝女王（Queen Beatrix of the Netherlands）、丹麦的玛格丽特二世女王（Queen Margrethe II of Denmark）、挪威的哈拉尔五世国王（King Harald of Norway）和瑞典的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国王（King Carl XVI Gustaf）。如果这些君王顽固地留恋他们的绝对权力，那么他们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传统领袖的体制已经被非洲的法律和习俗、被我们的文化和传统神圣化了。绝对不要企图废除它。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基于民主原则的友好解决方式，允许传统领袖在政府的所有层级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我不清楚种族隔离政权发起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在其他班图斯坦可行。但是在特兰斯凯，有一所为传统领袖子弟开办的学校，为他们提供管理辖区的基本技能。我并非要求我们应该有那样的学校，但是基于政府所能提供的资源，鼓励传统领袖子弟获得最好的教育是可取的。

“虽然我个人的资源非常有限，但我已经把一定数量的传统领袖子弟送进了南非的大学，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一支由受过教育的传统领袖组成的有文化的队伍最有可能接受民主进程，而那种使他们拼命依赖封建管理形式的自卑感也将逐步消失。

“一些非国大的领导人已经建立了教育信托基金来帮助孩子们，特别是那些早先处境不利的孩子们，进入高中、理工学院（technicon）和大学。但是我想要求他们应该有意识地尝试让传统领袖的孩子也能获得奖学金。

“殖民列强在他们征服非洲大陆人民的过程中，故意拒绝承认我们有国王和传统领袖。他们称他们为酋长或大酋长。只有殖民地宗主国家自己才有国王和王子。殖民主义以及轻视非洲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国王和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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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总统任期内使传统领袖与民主地方政府和解的最后一步就是1998年的《市政机构法案》（ Municipal Structures Act ）。它为即将在2000年举行的首次全面地方政府民主选举奠定了基础，将巩固由选举产生，且遍及全国的地方政府体系。在族群认可他们的地区，传统领袖将成为议会无需选举的当然成员。然而仍有一些人感到失望并进行指责，不断施加压力以期获得更广泛的承认。

传统领袖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是令曼德拉烦恼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纳塔尔出现的传统领袖的抗拒，不幸地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这一关切促使他甫一获释就抽出一天，在1990年2月25日访问了德班，并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

在向纳塔尔人民致以问候之后，曼德拉说：“过去是一个丰富的资源，从中我们可以汲取经验以做出未来的决定，但是它不能支配我们的选择。我们应当回顾过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酋长制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不是仅在纳塔尔，而是在整个国家，一直存在着善良、正直的领袖，有技巧地率领他们的人民渡过了饱受压迫的黑暗时期。他们是关心人民利益并得到人民支持的酋长。我们向这些传统领袖致敬。但是一直也有一些坏酋长，他们从种族隔离制度中获利，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我们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他们滥用职权。还有一些酋长，他们曾经与种族隔离制度合作，但已经看到了他们方式的错误。我们赞扬他们的回心转意。酋长的位置不是历史交给某些人按照他们的意愿来使用或滥用的东西。与所有形式的领袖一样，它赋予在位者特殊的责任。正如本身也是酋长的卢图利所说：‘酋长首先是他的人民的仆人。他是人民的发言人。’

“祖鲁王室今天继续享有子民的拥护。它有光荣的历史。我们相信，它的成员们将以促进全体南非人福祉的方式行动。

“非国大为所有赞同一个自由、民主、没有种族歧视、团结的南非的人提供了家园。我们承诺在我们的国土上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我们的新国家将包括黑人和白人、祖鲁人和阿非利卡人，以及使用其他语言的人。非国大主席、大酋长卢图利曾说：‘我个人相信，在南非，带着肤色和种族的多元化，我们将为全世界展示一种民主的新形式。我认为，对于南非中的我们来说，为世界树立一个新榜样是一个挑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

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自曼德拉获释以来，纳塔尔的状况并未得到大的改变。“即使现在我们一起站在新南非的门槛上，纳塔尔仍处在烈火之中，”他说，“兄弟在冤冤相报的战争中厮杀。在这场争斗中，每个家庭都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至亲。”

1990年代的纳塔尔成为向民主过渡的主要障碍，这是历史长久的悖论之一。这个省反对殖民入侵的战斗是赫赫有名的，更不用说，这里是1912年非国大的创立者约翰·兰加利巴莱·杜贝和皮克斯利·卡·伊萨卡·塞米的出生地。1960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位非洲获奖者、从1952年12月到1967年7月担任非国大主席的阿尔贝特·卢图利酋长，也是纳塔尔人。

在几乎所有讲演中，凡是讲到毁灭这个省的分裂悲剧，曼德拉绝不会忘记用祖鲁族反对殖民主义的抗争来引述他们光荣的历史。1970年代和1980年代激进工会运动的再次涌现，主要归功于纳塔尔的工人。但是从1980年代中期之后，纳塔尔陷入了暴力和致命的冲突中不能自拔，10年间估计有2万人因此死亡，其中大部分发生在1990年解放运动解禁之后。

种族隔离政权的安保力量——警察和武装情报人员——挑起暴力事件并犯下暴行，根据大量特工提供的证据，他们向当时控制夸祖鲁班图斯坦的因卡塔自由党提供物质和行动上的支持。 不论种族隔离政府如何诡诈地试图阻碍夸祖鲁班图斯坦的民主变革，它还是发现自己输给了非国大，非国大几乎已成功地将所有其他班图斯坦纳入自己的阵营。

在安保力量内部的支持下，因卡塔自由党施加了巨大压力来实现它的宪法目标——可以说是用违宪的手段——在整个里夫地区（现在的大约翰内斯堡地区），特别是在东兰德和今天姆普马兰加省的许多地方造成了严重破坏。在1994年选举之前的3个月中，约有1000人被杀害。因此曼戈苏图·布特莱齐在最后时刻放弃抵抗、选择参加选举起了关键作用，制止了暴力并为过渡和不受阻挠的选举铺平了道路。

尽管如此，随着暴力事件持续发生，和平是不稳定的。使夸祖鲁—纳塔尔恢复正常是曼德拉总统任内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之一。尽管没能根除政治暴力，但他采用了综合治理战略，总体来说减少了暴力的运作空间并切断了为隐蔽力量输送养分的脐带。更好的安全保障和更自由的政治活动促进了这个省的正常化，并使它融入新生的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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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在整个任期，对夸祖鲁—纳塔尔省传统领袖的态度是矛盾的：

“首先人们必须承认，这里的人民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自豪而勇敢。他们受到沙卡国王——他被称作凝视天堂的人（uNodumehlezi），或用一些殖民历史学者的称法，‘黑人拿破仑’——辉煌成就的巨大激励。

“在我与祖鲁部落的长期交往中，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我深深尊敬的人。

“我对内政部部长曼戈苏图·布特莱齐怀有巨大的尊敬，特别是作为一位令人敬畏的幸存斗士。他在两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打败了我们，第一次是在1994年4月，再一次是在1999年6月。我们用这样的事实作为反对他的武器：众所周知，他是一位班图斯坦领导人，虽然他拒绝像其他班图斯坦已经做的那样要求独立，但他与种族隔离政权密切合作，后者为他提供资金反对制裁和压制武装斗争。他建立了南非工人联盟团结工会（United Workers Union of South Africa，UWUSA）以破坏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产党进步且充满活力的政策。我们甚至还有比上述更具破坏力的指控，但所有这些都没能损害他的声誉，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位不可小觑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

“但是没人能够否认，那些有影响的传统主义者仍然有一个坚硬、傲慢的内心世界，认为自己优于这个国家的其他非洲人群体。一次在德班举行的与祖鲁部落传统领袖的会议上，吉迪恩·祖鲁王子（Prince Gideon Zulu）指责我，认为我让恩德贝莱（amaNdebele）的马伊谢二世国王（King Mayishe II）与他们的国王平起平坐，是对整个祖鲁部落，特别是他们的国王兹韦利蒂尼的侮辱。我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傲慢的做法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国家有许多受到高度尊敬的君主。我指出，恩德贝莱就是一个自豪且无所畏惧的部落，曾在我们的历史上做出重要的贡献。我补充道，在祖鲁方面认为这个国家只有一位黑人国王，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觉。

“特兰斯凯有一块有争议的地区，东蓬多兰的塔蒂祖鲁·西卡乌（Thadizulu Sigcau）国王和兹韦利蒂尼国王都宣称该地归自己所有。两位国王、布特莱齐部长和我在那个地区出席了一次会议。当塔蒂祖鲁被晾在一边并被告知要坐在兹韦利蒂尼和布特莱齐的后面时，我感到震惊和尴尬。尽管我对兹韦利蒂尼抱有高度尊重，但我无法保持沉默。我进行了干预并确保塔蒂祖鲁与兹韦利蒂尼并肩坐在第一排。

“在这个著名的部落中有许多像雅各布·祖马和本·恩古巴内（Ben Ngubane）博士一样的成员，前者是非国大副主席，后者是因卡塔自由党党员，也是艺术、文化和科技部部长。这两位政治家是领袖中的光辉榜样，他们总是把国家的福祉置于个人和党派的利益之上。他们思想开放，致力于我们人民的团结。”

尽管曼德拉和布特莱齐在政治和社会经历上曾有过交集——两人都是福特海尔大学的学生，并曾共同隶属于非国大青年团——但布特莱齐还是给曼德拉出了一个难题。在场的非国大成员曾受到纳塔尔暴力的严重攻击，因此他们对待因卡塔自由党的态度日趋强硬，而布特莱齐则成为他们怒火的焦点。曼德拉呼吁纳塔尔相互厮杀的各个党派把他们的弯刀“扔到大海里去”所引发的负面反应，并没有因为几周之后他提出与布特莱齐会见以促成和平的想法而得到平息。”

“非国大执行委员会并没有反对我与布特莱齐会谈，”他告诉理查德·斯滕格尔，他是撰写《漫漫自由路》的合作者，“1990年发生的事情是，我到了彼得马里茨堡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那是很困难的，你知道，我的鞋一度都掉了，你看——因为没有适当的警戒，人们只是在周围拥挤着，你知道那种情况……但他们是非常热情的。我发现甚至要开始演讲都非常困难。但是当我开始演讲时，我在演讲中说：‘德克勒克先生、布特莱齐先生和我将不得不到有麻烦的地区向人们呼吁和平。’就在那个时候，人们想要阻止我说话。就是同样的人，他们刚才还向我展示了他们的热爱。当我提到布特莱齐的名字时，他们根本不想听。他们说：‘你不要与这样的人说话，他的组织一直在屠杀我们的人民。’”

曼德拉会与布特莱齐保持着真诚的甚至有人会说是友好的关系，是因为后者拒绝了种族隔离政权在班图斯坦自治问题上的花言巧语，并一直让曼德拉“知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然而非国大中的很多人不这样看，包括流亡中的领导，像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约翰·恩卡迪蒙就曾在自由广播电台上（Radio Freedom broadcast）宣布，“傀儡加查 ［·布特莱齐］已经被西方和种族主义政权打扮成未来自由南非的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 。南非人民的责任就是使这条正在毒害他们的毒蛇失去作用。需要重击他的蛇头”。

已故的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著名理论家亚布拉尼·诺贝尔曼·恩杜马洛（Jabulani Nobleman Nxumalo）曾用笔名姆扎拉（Mzala）写了一本书：《加查·布特莱齐：双面酋长》（ Gatsha Buthelezi: Chief with a Double Agenda ），驳斥了任何认为布特莱齐曾在反对种族隔离的长期斗争中发挥了积极影响的说法。他引证布特莱齐缺席了所有重大事件：反对1951年《班图权力法》（ Bantu Authorities Act ）的颁布、1952年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期间的群众动员、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活动和《自由宪章》的通过。“这次活动包括的不仅是非国大成员，1955年6月26日，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民参加了大会并派代表到克勒普敦（Kliptown）。布特莱齐既不是参会代表也没有派代表参加。”

曼德拉自己曾向斯滕格尔解释，布特莱齐“没有遵守因卡塔自由党和非国大之间达成的协议……［因此］我们的人对他很恼火。你知道，因卡塔自由党是非国大发起的，作为非国大在国内的合法武装，并且为此目的还达成了协议”。但是，曼德拉说：“因卡塔自由党现在已经成立了，布特莱齐决定……脱离非国大，把它发展成他自己的政治组织，这就损害了两党的关系。”

作为遏制夸祖鲁—纳塔尔省暴力策略的一部分，政府制定出一个应对冲突的方案，其中和平是最主要的政治主题。要让传统领袖摆脱政党政治的控制，安全行动要依靠情报收集和秘密活动。曼德拉指出，非国大一直“毫不怀疑地相信，暴力的背后隐藏着一只黑手”。 他也认为，高层领导应在采取充分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深入“这些危险地区”。曼德拉感到，“没有比高层领导在这些问题地区持续缺位更令斗争中的群众灰心的了”。

正如曼德拉在应对阿非利卡右翼的暴力威胁时曾寻求P. W.博塔的支持，现在他请求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国王的帮助。曼德拉说：“我的目标就是和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国王形成一种独立的关系，与我和布特莱齐酋长的关系分开。国王是祖鲁真正的世袭领导人，祖鲁人热爱并尊敬他。在夸祖鲁，对国王的忠诚要远远超过对因卡塔自由党的效忠。”

在实施这一方案的过程中，他从没有屈服于任何困难，为了实现和平使出浑身解数。沃尔特·西苏鲁曾经形容他的这位同志和学生为一个非常顽强的人，并补充说：“很少有人能具备纳尔逊的品质。纳尔逊既是一名斗士，也是一位和平缔造者。”

兹韦利蒂尼国王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作为人民分属不同政党的国家的国王，他是唯一超越党派政治纷争的传统领袖。

持续的暴力和煽动性的讲话激起了曼德拉愤怒的回应。一切都始于1995年德班西南约25公里一座无序扩张的城镇乌姆拉济（Umlazi）的五一节集会。在这次集会的一周前，布特莱齐在同一个体育场发表讲话，号召他的支持者们，如果因卡塔自由党的宪法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起来反对中央政府”。 当警察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驱赶从早晨就聚集起来的居民并阻止因卡塔自由党的支持者们向集会地点行进时，不屈不挠的曼德拉继续他的讲话。南非《邮政卫报》（ Mail & Guardian ）的一篇文章描写道，“当更多的橡皮子弹迫使他的支持者躲到会场外一排排公共汽车后面时，曼德拉脱稿演说，并脱口而出可能是他总统任上最具攻击性的言辞：‘［因卡塔］应该知道，给他们钱的是［中央政府］，他们现在正在用这些钱来反对我的政府……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的话，我将收回这些钱。’”

总统办公室对此大吃一惊，很快向媒体通报，在当时的语境下，曼德拉的威胁只不过是对这个省的一个“适时的警告”。 如果不加解释，这就已经构成违宪了。后来在议会上，曼德拉意识到他的言论引起的政治风暴，从而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他说，缓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紧张是“政治家面临的最紧迫的一项当务之急”。提到宪法，他提醒众议员们和参议员们，人的生命要比宪法更重要，而且他将介入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因为当时人民的生命正处于危险当中。

“我已经向民族团结政府内外的政党领袖们报告了夸祖鲁—纳塔尔省当时的严重局面。布特莱齐酋长已经公开号召祖鲁人起来反对中央政府。他已经表示，如果他们不能得到民族自决的权利，就不值得活着。他不仅发表了那样的声明，并且也正在那个省将这种威胁付诸实施。”

他列举了一长串由于因卡塔自由党违法而造成的人员伤亡，指责反对党成员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他说：

“那些从来不了解人权和民主传统的议员们现在却在对那些给这个国家带来民主和人权文化的人指指点点。他们现在谈论宪法的神圣，然而当他们执政时，却用微不足道的借口干扰宪法的实施。他们甚至修改了这个国家保护人民语言权利的刚性条款，并剥夺了人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有色裔人口在这个国家的投票权。而现在他们却在教育我们宪法的神圣性。”

曼德拉疲倦但非常迅速地结束了他的讲话，解释了是什么促使他发出从夸祖鲁—纳塔尔收回拨款的威胁：

“我同意，宪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威胁要改变宪法，那将是一件引起严重关注的事情，但我决心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认为这个国家的白人不关心黑人的看法是存在的。我可能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它是确实存在的。而这里的讨论甚至不提我采取这样严厉的立场，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这就非常不幸地充分肯定了上述看法。”

一个月之后，当参议院就总统预算进行辩论时，这个问题又再次被提出，这次是和选举前对约翰内斯堡非国大总部贝壳屋外面的因卡塔自由党示威者开枪的问题一起提出的。在此，曼德拉提醒下院注意国民党所起的作用，它在利用因卡塔自由党作为其爪牙：

“不论因卡塔自由党最初是为什么成立，国民党很快接手并利用它们来破坏这个国家的民主，破坏联合民主阵线，现在又针对非国大。议员们必须记住，当时任总统德克勒克先生被问及他是否给予因卡塔自由党800万兰特另加25万兰特时，他说，是的，但他已经停止了这件事。

“正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发生的事情是国民党计划的一部分。即使是现在，人们也可以从他们自身［在辩论中］处理这件事的方式看出这一点。我相信，他们在表述有关看法时是非常诚实的，但他们非常习惯于操纵因卡塔自由党，从而使自己不被抓住把柄……把问题仅仅归于非国大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的冲突是不准确的。国民党在这整个事件中是有罪的党派，因为他们数十年来一直煽动因卡塔自由党去做某些违反国家法律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与因卡塔自由党现在做的错事脱离干系。

“自出狱以来，我一直在与因卡塔自由党进行讨论。我们举行的所有会议都是我本人发起的，没有一次是因卡塔自由党发起的。然而所有其他人发起的会议非国大都接受。我们作为组织进行讨论。我打电话给布特莱齐酋长，和他进行一对一的讨论。所有这些都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是现在国民党在这里能说的只是，我应当与布特莱齐进行讨论。

“为什么今天我应该重复过去5年中我一直在做，但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事呢？难道他们就那么技穷，除了说我应该重复5年来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之外就没有任何新的建议了吗？那就是他们正在说的！如果不是，他们应该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我已经试了谈判、说服，但是迄今没有任何进展。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几天之后，仿佛是在回应曼德拉这些愤怒的问题，内阁宣布了打击夸祖鲁—纳塔尔暴力的具体步骤。一个包括总统、两位副总统和内政部部长在内的工作组成立了，标志着重心从激烈的公开争论转到为实现稳定而进行的协调安全行动。情报官员和侦探人员将与增加的部队和警察一起被部署在这个省。一个覆盖全国的社区安全计划聚焦于已发现的危险地区，调查任务小组（Investigation Task Unit）继续他们侦破暗杀小队秘密网络的工作。

一次情报方面的突破揭露了“隐蔽黑手”或“第三力量”的卷入，并在1992年导致了对1988年纳塔尔乡村特拉斯特费德（Trust Feed）的屠杀事件涉案警官的判决。 艰苦的侦破工作揭露了中央政府和黑人家园安全机构的上层人员介入的程度。

高层政治人物的暴露导致了进退两难的局面，例如9月份该省的总检察长发现自己要面对起诉因卡塔自由党和夸祖鲁高级警官的局面。在某些案例中，考虑到和平带来的利益要高于起诉因卡塔自由党高官的不确定性，非国大选择了稳定。应对滋生繁衍了数十年的暴力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暴力事件仍在继续，谋杀仍有发生。

曼德拉不得不在一个千疮百孔、危险和残酷到不可救药的国家维持法律和秩序，这个国家已经繁衍出像西菲索·恩卡宾德（Sifiso Nkabinde）这样的怪兽，作为夸祖鲁的一名军阀，他的恐怖统治直到1999年他在家人面前被枪杀才结束。讽刺的是，早些时候，在一次疯狂的屠杀中，他曾试图谋杀自己的母亲未遂。恩卡宾德在堕落之前曾是一位非国大领导人，后多次叛变。他的死标志着安全机构孵化的暴力组织被拔去了獠牙。

1996年11月，在政府5年任期过了一半时，曼德拉能够就迈向一个不完美和平的长征之路向非国大执行委员会做出报告。他的笔记反映了他的乐观情绪：

“作为一项主要成就，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工作取得进展的原因包括坚定的态度、情报指导的行动，以及政治、宗教和其他领导人的作用。取得成功的迹象可以从这个事实得出判断：在过去3个月中，只有27起政治性质的暴力事件记录在案。”

* * * * *

尽管到1999年第二次全国大选时，暴力尚未根除，但是情况已经比5年前好多了。有时被证明对竞选者有致命危险的禁区已经减少了。兹韦利蒂尼国王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其他传统领袖推动参与选举并呼吁宽容。但是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紧张仍然存在，并且这个省仍然存在着南非最大的贫困农村地区。传统领袖与民主体制的结盟才刚刚开始，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过渡时期给祖鲁国王留下了罕见的地位和权力，这两方面在未来都将被证明是存在问题的。 Nkm5pBd/g36L4Izm0wshPd7TJW06ra3BYgd+0weyC7eWgYbzfPm+TqoFYa0wCo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