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1994年对南非3900万公民做一次全面调查，询问他们对议会的印象，那么很可能有多少回答问题的人，就有多少种观点。种族隔离政权玩弄的一个最大把戏就是造成一种一切公开透明的错觉，而事实上，它对普通百姓隐瞒了国家机器运作的细节，从而使每一个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不同程度地承受这些后果，而且似乎这些影响与造成这一切的源头毫无关联。大多数白人每天回到家都对政府表示满意，而黑人多数则集体咬牙切齿地咒骂uhulumeni（祖鲁语的“政府”）。这个面目模糊没有特点的政体，就像一具僵尸，不断制造出法律来吓唬它的子民。尽管议会区那幢威严、不容接近的白色建筑中发生的事情时而会占据媒体的头版头条，但总体说来，没有人会特别注意它。

然而当纳尔逊·曼德拉于1994年5月24日站起来发表他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时，情况完全不同了。

那天一早，聚集的人群真正称得上色彩缤纷，从骑警和护卫队穿的不同制服，到从奴隶屋博物馆（Slave Lodge）一直铺至国民议会会堂的红地毯。表演者包括附近学校的青年女子鼓乐队和一位身着传统勇士服装的因邦吉，他歌唱曼德拉颂诗的洪亮嗓音最终被淹没在军乐队的演奏声中，后者又被头顶飞过的南非空军战机发出的隆隆声所盖过，而一切都终结在21响礼炮的轰鸣声中。

议员们华丽的着装，使各军兵种的肩章服饰与形状各异的军旗飘带显得黯然失色，他们穿戴的正装或保守或夸张，或西方或传统，令坐在公众席上的观众目瞪口呆。曼德拉已经颁布命令，随着民主的黎明到来，议会的大门现在对所有人开放，因此他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讲成为全体南非人民的一次盛典。现在他们就在这里。在会议大堂内，从公众席可以看到下面会议进程的全景，普通男女可以从这里看到所有那些在新南非建立过程中站在第一线的人。一些来宾曾因他们在斗争中担任的不同角色而分离——一位穿着不合身正装的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一群游击战中幸存并活到如今可以讲述他们传奇经历的同胞，或者是一位带着异国伴侣刚刚回国的流亡者——他们相互拥抱，眼中闪烁着泪光。

曼德拉首先向议会主席弗里恩·金瓦拉和其他著名与会者致谢。然后他戴上眼镜继续：

“那样的时刻必将到来，届时我们国家将缅怀所有那些儿女、父母、青年和孩子，他们用思想和行动，赋予我们权利自豪地宣称：我们是南非人，我们是非洲人，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公民。

“时代变化的必然性告诉我，在上述那些人中我们将会发现一位阿非利卡女性，她超越了个人独特的经历而成为一位南非人、一位非洲人和一位世界公民。她的名字是英格丽德·琼克（Ingrid Jonker）。她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南非人；她既是一位阿非利卡人，也是一位非洲人；她既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个人。在绝望中，她赞美希望。面对死亡，她肯定了生命的美丽。在我们国家的一切看起来都暗无希望的日子里，当许多人都拒绝她发出的响亮呼唤的时候，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她和像她一样的其他人，我们亏欠于生命本身。对于她和像她一样的其他人，我们欠贫穷、受压迫、受摧残和受歧视的那些人一个承诺。在沙佩维尔反通行证法示威的大屠杀之后，她写道：

那个孩子没有死去

他举起双拳倚靠着他的母亲

他那呼唤着非洲的母亲……

那个孩子没有死去

不在兰加也不在尼扬加

不在奥兰多也不在沙佩维尔

也不在腓立比（Philippi）的警察局里

他的身躯躺在那里，被一颗子弹穿透大脑……

那个孩子出现在所有集会和立法场所

他的目光透过房间的窗子看穿母亲们的心

那个只想在尼扬加阳光下玩耍的孩子无处不在

那个孩子长大成人走遍非洲

那个孩子成为巨人走遍世界

不用一张通行证

“在这光辉的愿景中，她指出我们的奋斗必须带来女人的解放、男人的解放和孩童的自由。”

这些词句一如既往地有力和震撼，然而南非的第一个民选议会仍然与种族隔离议会位于同一座建筑中，曾经造成无数痛苦的法律就在那里颁布。出于这些考虑，一些传统术士要求允许通过宗教仪式清除会堂的罪业，议会举行了多种宗教信仰的祷告仪式，满足了这种精神上的需要。

然而，曼德拉通过艰苦的工作，将议会转变成一个以人民希望——这是宪法的核心——为导向的机构。在他的愿景中，议会能够促使社会深刻转型，并成为一个可供公众辩论的理想场所。这将是一个为所有南非人服务的地方，甚至包括那些开始并不愿意支持这个民选议会的人。金瓦拉回忆，曼德拉曾经告诉她，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人民不习惯出现在议会中。公众不习惯议会，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人、每一个政党、每一个南非人都认为这是他们的议会。”

但是如果议会颁布法律，它一定是在宪法管辖权限之内，而宪法法院是最终的裁决者——这与种族隔离政权时代完全不同，那时的议会任意制定压迫性的法律。即使议会要起草最终宪法，它的工作也要经过宪法法院的核准。在立法机关中，政党之间的合作仅仅尴尬地取决于“民族团结的精神”，而不是宪法的规定。虽然制度已经发生改变，但是非国大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因为它没有任何在议会体制、政府或经济运行方面的技术性经验，而反对党和原先的行政人员在这方面经验丰富。

然而，400多位新议员所共同拥有的是合法性。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通过比例代表制选出的，与过去分别代表白人、有色裔和印度裔族群的分割机构不同，现在只有一个代表所有南非人民的国民议会。更重要的是，这一比例代表制度意味着，相比于其他任何选举制度，议会成为这个多元国家更真实的缩影。这也反映了非国大对于赢者通吃或简单多数制的考虑，曼德拉曾倾向于这种制度，但后来在与埃索普·帕哈德（Essop Pahad）和佩纽尔·马杜纳讨论后，他被说服改变了想法。这两人曾是起草临时宪法中代表制度有关内容的非国大团队成员，当时正在起草最终宪法。帕哈德回忆道：

我们说：“我们想和你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我知道，说吧。”于是我们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认为比例制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他听取我们的陈述并就问责等事宜提出许多问题。我们说：“如果你选择另一种体制，我们可能会变成两党制，或最好情况下，三党制，而且我们将把泛非大那样的党派排除在外，而比例代表制将允许更多党派在议会中拥有席位。”他边听边提问题，最后说：“好，我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永远如此。”我们说：“是的，宪法允许我们改变这一体制，只要改变仍符合比例原则。”

在组成的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选择曼德拉出任国家总统之后，新的国民议会的下一步骤就是选出主席和副主席。鉴于这两个职务的重要性，非国大的领导，特别是曼德拉，以及议会党团成员都必须参与。

曼德拉写道：“一个同样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国民议会主席的选举。虽然非国大长期以来一直接受不带任何条件的性别平等原则，但实践还是远落后于此。

“在我作为非国大主席任内的同僚中，有三位女士，她们全都坚强、独立、见闻广博且敢于直言。她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大男子主义，不论是对我还是对我的同志。因此毫不奇怪，她们被称为三大女魔头（three witches）。

“她们是芭芭拉·马塞凯拉，后来成为我们驻法国的大使；杰茜·杜阿尔特，我们驻莫桑比克的大使；以及弗里恩·金瓦拉。我们就各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她们全都令人印象深刻，工作努力，并且她们帮助清除了我的团队中所有轻视妇女的现象。我提名弗里恩担任国民议会主席的职务。

“当我第一次与我的同志们分享这一秘密时，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是死一样的寂静。我怀疑，当时我提议一位女性同志，不论她胜任与否，都无法受到这些同志的欢迎，他们绝大多数是男性。

“国外流亡的同志中也一直存在分歧，甚至内讧，这在他们回到国内后的工作中仍然有明显的表现。我向所有有关人员明确表示，我绝不容忍无原则地反对有一位能力的同志，她所在的组织已被赋予治理非洲大陆上最富有、最发达国家的重任。我实际上下达了命令，要求每一位非国大的议员都应该投票支持她为主席。

“另一个困难则来自弗里恩自己。一天早晨她给我打电话，要求知道为什么在内阁中几乎没有女性。在回答她的时候，我补充说道，我将确保她成为主席。她激烈地抗议说，她不是在谈她自己，她是在提出一个总体性的问题，这关系到所有女性。

“随着我们的争论变得热烈，我明确地要求她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我的提名。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一直欣慰地知道，她对我年龄的尊重要超过对我本人。在停顿了一会儿后她说，她会考虑此事。当她后来同意出任此职时，我如释重负。

“她的决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由一位女性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占据如此强有力的位置。由于副主席也是一位自信且有能力的女士，巴莱卡·姆贝特—考斯尔（Baleka Mbete-Kgositsile），这次是双重胜利。

“议会各方的议员共同认为，尽管她［金瓦拉］之前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经验或训练，但她做了很好的准备。她行事超越任何党派，经常由于一些议员做出不符合议员规范的行为而对他们进行指责，完全不考虑违规者的政党派系。

“她的杰出表现和行政驾驭能力不仅为她赢得了超越政治分歧的尊敬和支持，她与议会中的女性同事所取得的出色成绩也已经清楚地表明，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正在取得胜利。

“她取得的罕见成就得到了议会的回报——她再次全票当选下一任5年期的主席。”

曼德拉从情感上认为，议会应当是人民的议会。议员座位的安排也与此相应——公众至少能在电视上看见每个政党的代表。委员会的会议要对媒体开放，远程公众宣传计划使社会大众熟悉立法程序的细节，从而加深了人民和议会机构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坦诚。这种态度对于任何个人或领导团体来说都是违反直觉的，因为即使在成熟的民主体制中，掌权者也面临着控制信息的诱惑。种族隔离政权的所有作为都是让黑人从摇篮到坟墓一直陷于无知；而那些想象他们已经逃脱如此命运的白人只不过是受到迷惑而已，因为他们也被灌以谎言。

曼德拉决心使这个国家清醒过来并揭穿最早可追溯到1652年的连篇累牍的谎言，他有时听上去仿佛是在向自己证明确保立法公开的正确性。例如在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讲中，他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声称，正如已经被证明的，那样的立法是人民意愿的代表。因此它享有相当程度的合法性和强制性，这是原先的所有法律永远不可能拥有的。”

坐落在开普敦的议会大楼原建于1884年，其新古典主义的设计体现了开普荷兰建筑的特点。作为一个历史遗址，议会中收藏有超过4000件艺术品，有些是无价之宝，有些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尽管它们有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这些收藏没有代表南非的所有人民和艺术。

当议会决定从这座建筑中移走种族隔离时期的肖像和其他艺术作品时，曼德拉支持了这一行动。他说：“这一决定是议会内部经过全面慎重考虑之后做出的，并被所有政党接受。新的民主议会应该反映出一个包容多元的南非形象。这是国家建设与和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曼德拉也用其他形式表达了他对议会的尊重。他十分清楚着装的象征意义，因此坚持穿正装出席议会，与他平时所穿的色彩鲜艳的马迪巴衬衫形成鲜明对照。他确实总在着装上一丝不苟，事实上他整体而言对每天必做的事都一丝不苟。他的妻子格拉萨·马谢尔回忆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如何进行晨练，叠起睡衣，整理床铺，直到他不得不服从“温和的暴君”科利斯瓦·恩多伊亚（Xoliswa Ndoyiya）——曼德拉豪滕家中的资深员工——的安排。“他非常干净整洁，”马谢尔说，“他在场的地方，你完全不能乱扔东西。他到哪里，每一件东西都必须摆放有序……无法挑剔的整洁。即使他着装的方式，他要花时间穿戴，他会［在镜中］端详以确信自己的形象是完美的。” 他在着装上的一丝不苟，体现了旧世界的礼仪之风，他希望其他人，特别是他的同事们，也能如此。

弗里恩·金瓦拉曾经问他，为什么来议会时总要身着正装，尽管色彩鲜艳的衬衫已经成为他的标志。“他的表情庄重起来，然后说，弗里恩，议会代表着人民，我必须尊重它，因此，我总是身着正装。”

他并非仅仅关注外表。他对一些议员和部长经常缺席的现象也十分担心，这既是因为作为选举出来的代表，他们必须出席议会，也是在辩论中达到法定人数的需要。有时由反对党突然发起的辩论搞得非国大措手不及。 当非国大的第一位党鞭、令人尊敬的马肯克斯·斯托菲莱（Makhenkesi Stofile）提出这个问题时，曼德拉同意就此向部长们写信，但表示要谨慎：“你必须找到一种方式，确保你没有给他们太多压力，因为他们确实还有其他工作。”

曼德拉成为总统时已经75岁了，而且他不是议会成员。议会的质询时间经常争论热烈且带有政党色彩。因此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出于对他的年龄和地位的尊敬以及考虑到他在转型初期工作的压力，他应当被免于在议会中接受质询。

作为替代，曼德拉被邀请参加非国大的议会党团会议。开始时他相当频繁地参加，与议会的领导人和解放运动的高级成员讨论问题，包括金瓦拉、时任参议院副议长的戈万·姆贝基、党鞭斯托菲莱，以及非国大议会党团主席门迪·姆西芒。他也经常听取与他关系密切的同事和从前狱友的意见，确保他们的远见卓识被纳入议会党团会议的讨论中。

新的议会制度运行将近两年后，曼德拉在1996年2月为核心小组会议所写下的注记，提供了他介入议会的范例。他依然关注非国大出席议会的情况和在议会中的行为。 他也对非国大和其他党派的紧张关系表示不满，导致这种紧张的原因是民族团结政府的多党合作精神并非总能在议会中得以体现：

1.我迄今因为其他无法推脱的约见，缺席了几次议会党团会议。

议会党团会议是我们议会工作的引擎。如果我们要继续有效地完成人民赋予我们的任务，参加会议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我已经交代总统办公室在安排我的约见日程时要保证我能够参加议会党团会议。

2.也必须努力保持与政府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密切联系。

3.在每个月底，党鞭要给我出席议会的报告。未能到会的后果。由……［字迹不清］讨论的问题。

最严肃的纪律是关键。缺乏纪律的后果。

4.讨论第43款［有关各省级政府的权力］。

5.我们不是通过军事上的成功赢得胜利，因此不能像对一只被征服的军队那样发号施令。

6.完成的工作——法定的各个委员会，我们努力工作的结果。

曼德拉为会议写下的个人笔记表明了他对于纪律——特别是集体纪律——以及忠诚和正直的重视。在一份笔记中，他认为“这个组织已经经历了许多挑战”，这里所指的是一些动乱，包括在1950年代开除了所谓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在1970年代驱逐了“八人帮”。 这些“在非国大的历史上司空见惯，但一旦把他们驱逐在外就很容易解决了”。然后，在这样一份对自己，以及想象中的听众，进行肯定、备忘和告诫的单子的最上方，曼德拉评论道：“秘诀在于，我们的斗争是一场有原则的斗争。”

还有更多这样的笔记，都让人们认识到他的思想。对他来说，民主是一个他准备为之付出生命的理想。对于缺乏经验的人，曼德拉这些匆忙写就的笔记可能就像温暖诚挚的警句，如同父母告诫一个招惹麻烦的十几岁孩子的话——“家丑不可外传”或“用脑子而不是用血来思考”——但这些话都是用绝对严肃的态度来表达的。有这样一句：“让领导们决定谁参加辩论”表明了曼德拉关注议会中专业委员会工作的决心。 与旧的体制相比，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的那样，种族隔离政权的委员会，“一个职员加入5个委员会，他们工作的任务就是秘密开会，为行政机构的法律和政策加盖橡皮图章”。而民主体制下的委员会“拥有权力对这些行政机构追责。他们有权接收证据传唤证人，并在议会进程中促进公众参与”。 因此需要有一种针对部长们的平衡机制，他们一方面是必须受到约束的行政机构成员，另一方面又参与到专业委员会中成为立法机构的一部分。这样曼德拉就确保了狩猎者也认真地承担起猎场看守人的责任。

1996年1月，在国防专业委员会就整合武装力量举行的立法听证会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交锋。立法提案中包括一项建议，英语成为整合后的武装力量内部所使用的唯一语言。南非国防军（South African National Defence Froce, SANDF）的首脑格奥尔格·迈林将军就此事件向曼德拉抱怨。在下一次非国大议会党团会议上，曼德拉严厉批评了该专业委员会的非国大成员提出这样一项与非国大和民族团结政府的和解努力相悖的建议。

另一件使行政机构和专业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置于聚光灯下的事件，涉及一部国家投资的艾滋病预防音乐剧《萨拉菲娜II》（ Sarafina II ），并很快成为一起著名的讼案。这部音乐剧讲述的故事，对公帑的挥霍，加上卫生部对资金来源前后矛盾的解释，使其本身成为一场闹剧，而这当然不是曼德拉所需要的。曼德拉清楚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强烈关注，因此热切希望能够得到明智处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在解释了这一项目的优点之后提出，如果事实证明她做错了的话，她将引咎辞职。曼德拉拒绝了她辞职的要求。一些人认为曼德拉对人忠诚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例如前面提到的艾哈迈德·卡特拉达。尽管保民官办公室最终免除了德拉米尼—祖马部长财政亏损的责任，但这一事件还是损害了曼德拉的声誉，导致国内外的一些媒体发表社论，称这是在他眼皮底下的腐败蔓延。

即使曼德拉知道这样的评论，他也绝不会因任何事情偏离自己的路线，从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那里学到的格言“众人相信，胜过真理”一直指引着他。 想到曼德拉在罗本岛时曾在悲剧《安提戈涅》（ Antigone ）中扮演的角色，南非著名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e Brink）评论道：“虽然他与其他演员一样，主要认同安提戈涅，但他加入了对克瑞翁（Creon）的理解。 回过头来看，这必然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洞见：‘当然你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他的品质，他的原则，他的判断力，直到他治人、制律，才能显示他真实的本质。经历，就是考验。’”

现在舞台就在这座新的议会大厅内，距离那座岛将近14公里，事关国家的重要问题都以特殊辩论或发表声明的形式提交到议会面前。这些问题包括取消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制宪议会通过宪法，以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

引起最大争议的莫过于曼德拉所发起的一项程序，即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揭露和直面过去体制支持的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根据议会颁布的一项法案于1995年建立，其针对南非不光彩的过去召开的第一场听证会从1996年4月开始，地点位于这个国家最贫穷的东开普省的东伦敦（East London）。第二天，就在这里，在电视公开报道的听证期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大主教在听到坐在轮椅上的辛括瓦纳·马尔加斯（Singqokwana Malgas）的悲惨遭遇时，情绪一度失控。马尔加斯曾是罗本岛的囚犯，由于多年遭受安全警察的折磨，导致他在1989年中风，说话困难。他说，1963年，在被东伦敦警察逮捕并被指控为恐怖主义分子后，“他一直被施以酷刑和‘毒打’，之后被押送到比勒陀利亚，被判监禁22年。上诉后被减刑到14年”。

还有许多这样的案例，马尔加斯的可怕陈述是一个典型，让不为人知的过去的恶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尽管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就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授权调查范围争论了数月，例如追溯的时限——白人中的一部分人担心老疮疤又被揭开，但该委员会确实导致了对种族隔离政权安全机构的揭露并曝光了其地下网络。虽然洋洋5册的最终报告无法使每个人都满意——因为南非白人认为这些报告就像是官方认可的恶毒攻击，而南非黑人则认为揭露得还不够——但它们还是成为社会历史的一份极为宝贵的记录。1995年6月，一位参议员就1994年3月一位因卡塔自由党的支持者在非国大约翰内斯堡总部贝壳屋外被杀事件质询警方的调查进展，曼德拉对此做出应答。为了平息这一事件，曼德拉曾说，他对贝壳屋开枪事件负责。然而，后来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特赦听证会期间披露的事实是，曼德拉从未命令安全人员杀害任何人，只要求他们保护那座建筑。 但是他做了领导人应该做的事，他承担了直接责任。以一种神奇地混合了镇静与严厉的语气，他在一次参议院讲话中谈及此事：

“关于所谓的贝壳屋屠杀事件问题，国民党的成员们已经站在了因卡塔自由党一边。然而事实是，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我打电话给时任总统德克勒克、范德梅韦将军和卡利茨（Calitz）将军。我告诉他们将会有所谓的示威，将会有许多人因此牺牲。我请求他们在约翰内斯堡周围设置路障，以保护人民的生命。

“他们全都保证会这样做。事实上德克勒克先生打断我说：‘你将此事告诉范德梅韦了吗？’我说：‘是的，我已经说了。’然后他说，他也会告诉范德梅韦将军。然而最终没有设置任何路障。那些人被允许带着武器进入了这座城市。到7点钟，约堡702调频电台播报消息，因卡塔自由党已经在索韦托杀死了32人。在他们来到城镇时，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

“他们越过了本该举行集会的地点，来到贝壳屋。我们知道原因；因此我向安保人员发出指示，如果那些人进攻贝壳屋，请他们必须保护它，即使不得不杀人。我给出这样的指示是绝对必要的。

“问题在于，国民党和民主党——现在成为国民党的右翼——都从不说是谁在约翰内斯堡杀了45个人。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因自卫被杀的9个人。那就是在国民党和民主党看来的唯一目的。他们对于另外被杀的45个人从未表示出任何关切，这支持了白人不关心黑人的看法。”

曼德拉的陈述引起了公众的怒火，反对党要求进行一次临时辩论。当塔博·姆贝基和悉尼·穆法马迪来看望他时，他们甚至还没开口曼德拉就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这里。你们是外交官。我不是一个外交官，因为我曾与监狱当局斗争过。关于我的陈述我应该做些什么？”

在他们讨论之后，非国大官员们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来制定策略，并构想在议会辩论中要如何回应。了解到即将到来的辩论的重要性，曼德拉做好了准备。然而他知道，如果他不能得到媒体的支持，自我辩解的任务会变得更为艰难。“最终，”在准备这次会议时他写道，“媒体的意见是重要的，并且就某些方面来说是关键性的。我们必须永远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它。白人有强大的武器和宣传，如果我们忽略将会自食后果。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人民，我们的策略决不能忽略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

曼德拉在临时辩论中所说的，本质上是对早先在议会中讲话的重复，但增加了对于过渡期基本目标的一个提醒，并强调，应该有一种国家层面的努力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是必要的。贝壳屋事件“不是一个意外，”他说，那些游行的人“目的就是要攻击贝壳屋，销毁信息并谋杀领导成员。”获悉这些，非国大已经警告了当局，但后者没能采取防御措施，尽管他们曾承诺要这样做，结果是导致了30多人的死亡，他们死于因卡塔自由党在索韦托的肆虐。

“无需赘言，”曼德拉继续说，“冲向贝壳屋的队伍，偏离了通向他们目的地的路线，他们开的枪，以及部署在那里的少数几个警察决定逃跑的事实，都验证了我们得到的信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席女士，这一事件发生了。”

他对于“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生命的逝去表示遗憾。但是卷入这场仇杀的那些政党需要冷静下来并反思，如果这些阴谋者实现了他们的意图，如果真的贝壳屋被侵入、文件被损毁、非国大的领导人被杀害，将会发生什么！”

然而他用安抚的语言结束了他的讲话：“因此让我们团结合作，寻求解决那些导致冲突的问题，以此纪念那些在冲突中逝去的生命。我们必须结束暴力。禁区的存在，不管是哪个政党控制的，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种耻辱。我们必须努力使这样的地区不再存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拯救生命。

“如果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失败了，我们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能力……必将受到损害，千百万人民仍然生活在悲惨的贫困中。我们确保所有南非人都享有一个安全和有保障的环境的努力必将受到阻碍，而拥有这样的环境是他们的权利。

“这个国家已经把重建和发展、国家建设与和解确定为自己的任务。它寄希望于这座神圣殿堂中的代表们对目标认真执着、尽职尽责，这是成功所需要的。我们正是以这种精神来看待迄今所有评论的。就我而言，我号召所有党派加入我们，为全体南非人民更好的生活而效力。”

* * * * *

1999年曼德拉最后一次出席议会时，他回顾了第一个民选议会所做的贡献。他赞扬南非人民为他们的革命选择了“一条意义深远的法治道路”，指出：“正是在立法机构，法令已经被改造来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在回忆与专业委员会发生的激烈冲突时，他说：“正是在立法机构当中，实现了对政府的监督。”

曼德拉知道，尽管他对议会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但诋毁议会的也大有人在。早些时候，自由阵线的约瑟夫·基奥莱（Joseph Chiole）曾激烈攻击媒体，认为其误导了公众。“议员们过去和现在，”他说，“一直受到指责、侮辱和贬低，以至于指责议员现在成为南非常见的大众消遣方式……每一天，在几乎每一份报纸上，人们都能读到被歪曲的故事。”在发言结束时，基奥莱说：“目前在南非的真实情况就是，议员们感到严重受挫，他们没有可供使用的必要手段来为选民提供满意的服务，或是进行绝对必要的研究工作。而在另一方面，我很遗憾地要说，如果议员们提出建议，他们就会被指责为在大捞油水。”

曼德拉说：“我们知道，关于议会是否是一个油水多的部门，议员们花着国家的钱在此消磨时间之类的问题一直被提出。对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我们说：‘看看在这些自由年份中我们议会的纪录吧。’”

他展示给议会批评者的是“议会立法机构平均每年通过上百项法案”。这些通过的法案是为了“废除过去的遗产并建立正确的……”

“这就是，”曼德拉总结道，“我们引以自豪的一项纪录。” vU9wN2te9FfcYuu0pmrtfskD7HFy9CUiHK23NcLXBqNcByh6FJ9sxqOI1qRxJN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