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总统，曼德拉与司法体制的关系会受到严重的考验。南非宪法是世界上最受到钦羡的宪法之一，然而最终主持制定出这部宪法的曼德拉与南非法院的关系却并非总是和睦良好的。当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律师时，就与那些看不惯他“傲慢”态度的地方法官摩擦不断。尽管他身高1.88米，在出庭期间永远穿着整洁无可挑剔，树立起一个与传统非洲人完全不同的形象，仍无助于改善他和法官之间的关系。他还有一种令人生畏的能力，无论什么样的诉讼主题，都能确保找到办法带到他真正想要阐述的问题上。

在里沃尼亚审判的最后几个月，他于1964年4月20日站在被告席上所发表的讲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可能的死刑判决，曼德拉告诉法庭——以及全世界——他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中，所有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机会。这是我希望实现并为之而活的理想，但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一理想献身。

也正是在监狱中，曼德拉完成了他从1949年开始的兼读制法律学位。在多年学习中，他一直无法完成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的学位。但在罗本岛监禁期间，他以函授的方式攻读南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的法律本科学位，并最终于1989年在缺席的情况下获得毕业证书。

他获释后第一次与司法系统的接触是对他的尊严的一次严重冒犯。1991年5月，他孤独地，甚至可以说是坚忍地坐在兰德最高法院（Land Supreme Court）的公众席上，见证了他当时的妻子温妮以袭击和绑架罪被审判的耻辱。

后来，在对他的总统身份造成影响的情况下，曼德拉与司法体制的关系经受过两次考验。当事关他个人时，他仍能铭记和信守他作为总统、国家元首和全国执行委员会领导人所立下的庄严誓言吗？他能深刻地认识到，坐上这片土地上的最高职位，从而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公民，意味着他对于民主南非的有效治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他会拥护、捍卫和尊崇宪法为这个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法律吗？他认同“在新南非，没有任何人，即使是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特别是司法的独立性，应该受到普遍尊敬”吗？

第一次考验在新宪法出台前就已经到来了。由于地方政府选举的准备工作到了冲刺阶段，议会在条文完全定稿前就通过了《地方政府过渡法案》（ Local Government Transition Act ）。为了对此做出补救，其中包括了一个条款，给予总统修改这部法案的权力。有了这样一条临时条款护身，曼德拉将对地方政府划界委员会成员的支配权从省政府转移到了中央政府。但这样就使西开普省省长赫尔纳斯·克里尔的决策变成了一纸空文，于是后者将此事告到宪法法院。法院做出对西开普省政府有利的判决，并给议会一个月的限期修正该法案。

法院做出不利判决后不到一小时，曼德拉公开接受了这一裁定并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后来他写道：“在我的总统任内，议会曾授权我就西开普省的选举发布两项声明。该省把我告上了宪法法院，法院全体一致通过判决推翻了我的决定。在收到判决之后，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呼吁公众尊重我们国家在宪法问题上最高级别法院的决定。”

曼德拉就法院的判决与他的顾问和议会议长弗里恩·金瓦拉进行了讨论。她记得那一天：“他召集我们到他家开会并告诉我们，他已得知法院判决政府败诉。他问：‘需要多少时间做出修正？’我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召开议会……’但不等我说完，他就说：‘但是有一件事必须记住，我们必须尊重宪法法院的决定。绝不能否认或以任何方式拒绝法院的判决。’”

在一份公开声明中，他更进一步宣告议会将重新召开会议来解决此事，并强调，除了开普敦以外，其他地区选举均进展顺利：“地方政府选举的准备工作必须继续进行，由此选举才能按计划举行。法院的判决没有造成丝毫危机。我要强调，宪法法院的判决确认了我们的新民主正在站稳脚跟，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另一次让他本人对簿公堂的案例中，曼德拉则没有那么乐观。曼德拉殚精竭虑，利用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中南非标志性的夺冠，在人民心中巩固国家建设与民族和解的精神。但是团结一心和面向未来的欢腾气氛，与垃圾和比赛纪念品一样，都被留在埃利斯公园体育场内。对于一些观众、运动员和橄榄球管理者来说，一切都与比赛前完全一样。两年中，在不断接到运动管理机构管理不善、拒绝改革和种族歧视的报告的刺激下，曼德拉先咨询了体育和娱乐部部长史蒂夫·奇韦特，之后任命了一个由法官朱莱斯·布劳德（Jules Browde）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就南非橄榄球联盟（South African Rugby Football Union, SARFU）的有关问题展开调查。

该联盟的主席是路易斯·卢伊特（Louis Luyt），一位名声扫地的投机政客，他曾在1976年利用当时情报部（Information Department）的贿赂基金办了英文报纸《公民报》——在当时被称为“情报门丑闻”——目的是提供宣传，美化种族隔离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非常令人厌恶地，在南非队取得胜利之后，路易斯·卢伊特不仅没有对对手表示大度的尊重，反而在赛后晚宴上发表了不合适的讲话，导致新西兰国家橄榄球队全黑队（New Zealand All Black）集体退场表示抗议。

总统办公室发表了一份声明，称：“笼罩在南非橄榄球界上空的乌云需要驱散，总统相信，调查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并且将消除……任何南非正在倒退到种族沙文主义阵营的印象。总统相信，橄榄球将迎接挑战，成为我们最著名的运动之一，成为南非全国人民从事并支持的一项运动。”

曼德拉的本意是帮助将南非橄榄球联盟从种族沙文主义的阵地中拉出来，结果却造成联盟主席路易斯·卢伊特向比勒陀利亚高级法院（Pretoria High Court）上告，要求撤销橄榄球管理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任命。法官威廉·德维利尔斯（William de Villiers）发出传票要求曼德拉亲自出庭作证。为了维护司法体制，曼德拉不仅拒绝了法律顾问的意见，还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告诉记者，不得不上法庭作证“使他血脉贲张”——遵从出庭作证的传唤。 就这段故事他写道：

“豪滕省高级法院的威廉·德维利尔斯法官传唤我到法庭，在他面前就我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南非橄榄球联盟的决定辩护。内阁中的一些同事建议我不要听从这一传唤，他们指出这位法官不夸张地说是极端保守的，他的真实目的就是要羞辱一位黑人总统。我的法律顾问芬克·海索姆教授也同样反对我出庭。他充满技巧和说服力地与我争辩道，我们有充分的法律根据来拒绝这一传唤。

“尽管我没有必要挑战任何这些看法，但我认为在我们国家转型的这个阶段，总统必须履行某些义务。我争辩道，这一初审法官并非做出终审判决的上诉法庭，他的决定可以被宪法法院驳回。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所有争议完全按照司法程序来解决。我认为，这是促进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的另一种方式，同时也再一次表达了对南非法院的尊重。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这位法官对我的证词持严重保留态度，并做出对原告路易斯·卢伊特有利的判决。尽管宪法法院维持初审认定我作证时态度专横的裁定，但仍决定驳回初级法院的判决。宪法法院没有错。鉴于那种情况，我不得不表现专横，以表明我服从传唤是出于强大而非懦弱。”

面对法院做出的有利于南非橄榄球联盟的判决，曼德拉的反应是他对“服从我们法院的决定”的承诺。他说：“所有南非人都应当同样地接受对他们的判决。司法独立是我们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支柱。”

后来在4月份的议会演讲中，曼德拉告诉到场的议员们，他们必须问自己“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因为要想搅动起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的邪恶情感实在太容易了，而这种情感在一个有我们这样历史的社会中更易得到强化。更糟糕的是，很容易以一种破坏我们在建设国家团结和加强民主机制合法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方式制造混乱。我们需要提出这些问题，因为破坏要比建设容易得多。

他要求议员们努力应对那些宪法问题，诸如把现任总统拖到法院去“为行政决策辩护”的潜在意义，直指分权原则的核心及其在一个新生民主体制中的应用。他希望，“我们最好的法律精英们，既包括法官也包括其他从业者”，可以用心思考这些问题。

作为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曼德拉很可能知道他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他面对的是他视为建设民主之基础的宪法问题，而这一民主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团结与和解。他希望每个人都接受这一观点，即便他个人的解释可能是正确合理的，但那无关紧要。因此他对议员们发出的呼吁，是为了让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党派中，帮助建设而不是破坏。

宪法法院撤销比勒陀利亚高级法院认为总统违宪的判决时，公众和橄榄球界内部对路易斯·卢伊特行为的反应迫使他辞职，并导致南非橄榄球联盟主管人员做出决定，派代表向曼德拉道歉。

虽然直到1990年代谈判时才明文写入法典，但是宪政和法治的原则早已嵌入曼德拉和整个非国大共同承认的未来愿景中。尊崇宪法的种子可以在《自由宪章》中找到。《自由宪章》汇集了全国各地社会群体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起草成文，并于1955年在人民代表大会和非国大分别通过。

与其他许多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不同，南非的解放运动把法律作为一个斗争的领域——在法庭上为领导人、解放运动成员和活动分子辩护——并在此过程中坚定了建立公正法律体制的理想。在1995年的一次演说中，曼德拉讲述了如何利用法律扭转局势并反告国家，正如他和其他被告在里沃尼亚审判中所做的那样：“控方希望我们试图逃避对行动承担责任，然而我们却成了指控的一方。从一开始被要求认罪起，我们就说，应对国内事态负责的正是这个政府，正是这个政府应该坐在被告席上。整个审判过程中，我们在出庭作证和证人交叉询问时一直坚持这一立场。”

1985年，奥利弗·坦博就已经成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Constitutional Committee），该委员会在1989年发布了《民主南非制宪准则》（ Constitutional Guidelines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准则体现了《自由宪章》中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的政治和宪政愿景，但准则只是一个原则声明，而不是宪法草案。尽管协商过渡的条件已经开始成形，但对于即将到来的过渡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任何宪法的合法性都取决于其起草过程中大众的参与度。

非国大的制宪准则与1983年版的南非宪法针锋相对，那部宪法拥护一种“权力分享”（power sharing）体制，仍然要确保白人少数的控制，而将被排除在外的非洲裔多数的权力限制在黑人家园和市政委员会一级。非国大反对这种对“族群权利”的宪法保护，因为这只会维持现状。 非国大制宪准则提出的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和普选制度；《人权法案》保证所有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和所有社会机构都负有宪法责任，彻底消除种族歧视及所有与其相伴的不平等。

协商期间起草宪法和《人权法案》时，非国大宪法委员会参考了非国大的制宪准则，同时兼顾了普遍接受的民主原则。

尽管曼德拉没有参与宪法谈判的具体细节，但他一直对谈判过程保持关注，以防止任何对非国大路线的偏离。曼德拉依据两个原则，随时准备好打破僵局，一个是关于过程的——谈判应该兼容并蓄，要确保公众的参与；另一个关于实质的——谈判应该产出一部完全民主的宪法。

1992年11月26日非国大和国民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开启了两阶段过程。第一阶段是多党协商会议（Multiparty Negotiating Forum），讨论出34条原则，由国民党政府作为临时宪法的一部分颁布。这为在普选基础上按照各党派比例代表制进行议会选举做了准备。然后由议会作为制宪议会起草最终宪法。在新的宪法草案最终成为法律生效前，根据临时宪法成立的宪法法院将遵照那34条原则对其进行审核。

尽管多党会议就临时宪法进行了协商，但最终宪法是由各党在制宪议会的公民代表起草的，代表人数由各党在1994年选举中得到的选票比例决定。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第二阶段有民众的直接参与，公民通过书面以及在农村、城镇和社群召开的“聆听”论坛中口头发言的方式提交意见。

瓦利·穆萨回忆，曼德拉非常关注某些问题。“其中之一，”他说，“就是多数决定原则。”

我们将实行比例代表制，9个省，2个议院：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和］一个省级事务委员会。他总是提出这个问题：“这如何满足多数决定原则的需要？标准的多数决定原则如何实现？”他敏锐地关注着这个问题。他不允许任何会损害多数人意志，以及导致权力机关的选举结果与选民意志不一致的事情发生……因此对于那些关于保护少数族群、少数族群权利、特许权利等的想法……他不会同意任何这样的想法……另外他非常清楚，我们试图建立的是一个现代民主体制，所谓现代意味着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性别歧视、不受宗教影响，并且［将］体现所有现代概念和人权。

他的前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回忆，曼德拉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不论是在协商临时宪法还是在起草最终宪法时期。“当谈判人员向我提出诸如财产权、罢工权、停工权等问题时，他们会对我说，‘看，我们在这件事上遇到问题了’，然后曼德拉就会加入讨论。”

曼德拉在起草最终宪法期间只进行了很少——尽管很重要——的干预，是因为很大程度上，问题已经在临时宪法协商阶段和制宪议会周密紧张的工作过程中解决了。制宪议会由非国大的西里尔·拉马福萨主持，他的副手是国民党的列昂·韦塞尔斯，成员包括整个议会——国民议会的400名成员以及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的90名成员。会议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拉马福萨回忆起当时的一些困难：

在协商最终宪法时有一些时刻，尤其是德克勒克对于完全同意最终条款明显有些畏缩不前的时候，曼德拉会出面和他磋商，他对这类情况非常擅长。我们知道，在任何陷入僵局的时刻，我们都可以依赖马迪巴来打破困境。我们把所有困难问题都提交给他去尽力解释清楚，使我们的立场胜出并得到确认。曼德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他知识渊博，并且要求不间断地听取报告，使自己与进展保持同步。

然而当时在建立新宪法的过程中笼罩着一层阴影。早在1980年代中期，因卡塔自由党就曾以暴力方式反对或干脆直接破坏建立新的宪政制度。最近它则“与右翼勾结，希望能在夸祖鲁—纳塔尔弄到特殊的权力和特权”。 因卡塔自由党没有像其他党派一样参加制宪议会，而是要求国际调解，并在1995年曼德拉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上演了一幕集体退场的闹剧，采用了各种策略来坚持他们的立场。

明显被激怒的曼德拉把因卡塔自由党的这种行为定性为试图在“制宪进程中取得一种远远超出了他们在制宪议会选举中得票比例的地位”。 曼德拉立即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劝诫演说，要求因卡塔自由党回归议会。他说：

“我们强烈反对这一行动。因为制定政策的鼓风炉正是安装在这些议会大厅之中。正是在这里，各种思想相互交锋并得以消除分歧……

“我们无法赞同这种行为，也是出于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这无助于增强我们的人民和国际社会对领导人有能力利用民主机制解决分歧的信心。但我们特别关心的是那些投票支持因卡塔自由党进入这些机构的人。

“为此，我希望直接对他们说：

“你们选出这些因卡塔自由党的代表来表达你们的利益诉求，并为实现你们心中最珍视的东西而努力。你们选择他们也是因为你们相信，他们不是那种遇到问题的些许苗头就从这神圣的殿堂退出的懦夫。你们抱有信心，他们会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坚持立场，并在法律的框架内捍卫你们的观点。

“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件能用退场的方式解决。呼吁他们遵守规则是你们的责任。依照沙卡（Shaka）、马坎达（Makhanda）、塞奇瓦约（Cetshwayo）、莫舒舒（Moshoeshoe）、拉马布拉纳（Ramabulana）、塞库库尼（Sekhukhune）和恩衮衮亚纳（Nghunghunyana） 的传统，把他们送回这里，在议会中相互争锋而不是逃之夭夭。

“让我再次重申非国大针对国际调解的指导方针，这个问题作为这次荒谬行为表面的理由被提出来。

“首先，非国大曾反复申明，信守1994年4月19日达成的协议。正是为了这个原因，非国大专门成立了一个分委员会来处理这件事。

“其次，严格逻辑上的考虑告诉我们，邀请重要人士来承担这项任务需要有清晰的参照条款。这就是三党的分委员会正在讨论的事情。

“第三，我们正在检视应对此事所需的任何可能步骤。非国大方面，我们已经安排姆贝基副总统从国外访问回来后立即着手处理此事。同时，我今天下午将在赫纳登达尔官邸会见布特莱齐大酋长，寻求解决此问题的可能办法。

“第四，非国大——我相信其他明智的政党也一样——不会采用这样的做法，即在处理与夸祖鲁—纳塔尔王国及其国王有关的问题上试图无视国王的存在；同样，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政党企图僭越地代表国王或王国发表意见。

“然而请让我澄清一个问题。尽管我们确实承认人民拥有在法律限度之内采取任何行动的权利，尽管我们致力于对这一问题的政治解决，但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政府，我们不能，绝对不能，对暴力威胁和实际的犯罪放任不管。

“我们有信心，所有政治派别的南非人，包括媒体，都将支持政府履行其宪法赋予的国家责任；他们绝不应该鼓励那种不负责任、无视法律、政治讹诈的方式。”

曼德拉措辞严厉的讲话，更多针对的是因卡塔自由党的普通成员而不是其领导人——这一定会极大地激怒布特莱齐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同时也是针对非国大本身。对于曼德拉的竭力奋斗，非国大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非国大对于布特莱齐和因卡塔自由党在他们距离解决一个历史问题如此之近时跳出来阻碍的举动感到气愤不已。

但是，如果说他所在阵营中的其他人感到气馁的话，曼德拉却顽强地想要继续。他与布特莱齐会见了两次，试图说服因卡塔自由党返回制宪议会，但两次都失败了。最终也没有进行国际调解。这就像一场双方都没有进球的混乱的足球比赛，终场哨声在裁判退场很久之后才响起。此外，祖鲁国王——因卡塔自由党就是以他的名义拒绝了制宪议会——已经失去了兴趣，与他曾经的赞助人布特莱齐闹翻了。

与因卡塔自由党不同，国民党通过双方协商一致的程序争取实现其目标。在许多问题上，它坚持反对到底，这就需要曼德拉利用他的说服技巧去打破僵局，同时又要维护非国大的立场。正如1994年选举前那场谈判最后几天的重演，当时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会面以疏通谈判的阻滞之处，如今他们要在新宪法草案的最后完成期限之前会面以打破僵局。他们经常努力工作直到深夜，往返于德克勒克办公室所在的总统府和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的官邸之间。一些在要求的期限内无法完成的问题，则留待宪法法院的审核过程处理。

尽管曼德拉的领导是坚定的，但他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在有说服力的论证面前愿意做出妥协。例如，他一直倾向于保留现有的4个省，而不愿接受南部非洲发展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Southern Africa）按照其定义的经济区域划分成9个省的意见。 尽管如此，非国大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划分，虽然做了一些微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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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草新宪法预定的两年时间到期时，所有的谈判、僵局和干预终于结束了。1996年5月8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制宪议会采纳了宪法委员会在黎明时分完成的宪法草案。曼德拉在一场既论及实质又论及过程的演讲中欢迎新宪法的诞生。

“尊敬的议员中的多数安静地通过了这片土地上新的基本法，那短暂的几秒钟体现了南非人民为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所艰难经历的数个世纪的历史。

“你们，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的代表，众口一声，说出了千百万人民的渴望。

“因此，在洗净了可怕的过去之后，实现了南非今日的重生，从一个试验性的开始变得成熟，并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

“在过去几天中，这个国家如同摇摆地行走在刀锋之上，许多媒体报道国家陷入不可逾越的僵局，即将跌入万丈深渊。鉴于我们当时处理的困难问题以及紧迫的谈判期限，这是意料之中的。但南非人不是很了不起吗？对他们而言，‘僵局’与‘奇迹’并存，而且这两者的交替更迭也被全国人民充分地理解接受。

“尽管如此，即便沉浸在最后一刻解决问题的激动中，我们也不敢忘记我们今天为之庆祝的成就的重大意义。因为，在这些问题之外，展现的是这一历史时刻所象征的南非政体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早在最后那段折磨人的时期之前很久，各方已经达成一致，南非将一劳永逸地基于民主多数统治的普遍原则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今天，我们将这一共识法律化。如此，我们的国家超越过渡时期的安排——要求国家的代表们依据法律，超越种族界线和政治分歧一起工作——而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如今人们普遍承认，团结与和解已铭刻在千百万南非人的心上。它们是我们建国誓言中不可磨灭的原则，是我们新爱国主义光辉的火焰。它们应成为重建和发展的条件，因为重建和发展将同样取决于团结与和解。”

一如既往，曼德拉对大街上普通老百姓的现实始终敏感。当权者陶醉于自吹自擂的颂词之中时，经常忽略了普通百姓的努力和奉献。因此他提倡“新宪法起草过程中人民的积极参与……［这］为立法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开创了新道路……［并］以一种近来从未有过的方式重新振兴了公民社会”。

他指出，跨部门的“民间团体”在旁听席上的出现，“使他们的意见得以进入议事过程中，这些团体包括：法律互助组织、妇女、本地族群、传统组织，以及工商界、劳工、土地问题、媒体、艺术和文化、青年、残疾人、儿童权利保护和其他更多部门的领导人。

“除了出席议会的人员之外，还有千百万人通过写信和参加公开论坛的方式表达意见：从北方省（Northern Province） 最偏远角落的执勤警官，到聚在一起讨论宪法条款的囚犯，再到东开普省佩迪镇的居民，他们在倾盆大雨中继续开会，就传统领袖的作用展开争论。”

曼德拉十分礼貌地向他们所有人表示感谢——从议会主席和副主席，到所有党派都有代表参加的管理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奉献和努力，确保我们实现了这一历史时刻。”同样地，他也表达了对国际社会的代表们的感谢，他们见证了整个过程，而且“你们的贡献和榜样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了生命的甘泉”。

曼德拉脱离讲演稿说，在谈判中影响非国大所采取策略的一个原则就是，最终“应该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但“南非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是赢家”。这是非国大的一个承诺，以避免其滥用多数原则，造成民族团结政府中其他党派的作用被削弱至“仅仅是橡皮图章”。说完这些之后，曼德拉提醒听众：“每个人都要认识到，我们许下了承诺并肩负着南非绝大多数人民赋予的一项任务，要将南非从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转型为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要解决失业和无房居住的问题，要为所有人建设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仅供极少数人享用的设施。我们做出了那样的承诺，并且我们决心确保所有南非人民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没有贫穷，没有文盲，没有无知，也没有疾病。那就是我们的承诺。我们决心信守这一承诺，任何企图阻止我们履行诺言实现目标的人都将像旷野的呼声般无人理睬。”

他以谨慎的提醒结束了演讲：“我们正在应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当和白人讲话时，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只有白人存在，并且他们以白人的观点看问题。他们忘记了黑人，换句话说，忘记了有色人、非洲裔和印度裔。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我们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当和非洲裔、有色裔和印度裔讲话时，他们犯了完全相同的错误。他们认为在这个国家中不存在白人。他们认为我们通过打败白人少数才带来了今天的转型，我们面对的这个族群现在拜倒在地，请求我们发发慈悲，我们可以对他们发号施令。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男人和女人们投身于我们的使命，但是他们必须超越族群的立场，把南非作为一个整体考虑。

“我们如今已经通过了这一宪法……每天睡觉前我都感到强大和充满希望，因为我可以看到新的思想领袖正在出现，他们是未来的希望。”

根据宪法法院的指导意见，议会修正了新起草的宪法中几处不一致的条文。1996年12月10日，曼德拉在沙佩维尔举行签字仪式，宣布宪法生效。仪式的地点是精心选择的，就在沙佩维尔大屠杀的发生地，以此作为权利和尊严恢复的象征。1960年3月21日，警察在这里枪杀了69名反通行证法的示威群众，176人受伤和致残。牺牲者背上的子弹入口表明中枪时他们在逃跑。

* * * * *

在南非历史上，法律的制定就是为了维护白人利益，黑人多数的权益不过是后来添加的。在这样一个国家，从过去的灰烬中诞生出一个新的司法体制是十分重要的。这个司法体制在履行职责时也必须表现卓越且充满活力，从而重新赢得持怀疑态度的选民的支持。如人权律师乔治·毕佐斯（George Bizos） 所言，司法咨询委员会（Judicial Service Commission, JSC）的成立就是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强烈反击。 黑人中普遍存在的对法律的谨慎和敌意可以从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的杰出人物之一、著名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一首名为《正义》（ ‘Justice’ ）的诗中反映出来：

正义是瞎了眼的女神

我们黑人知道那是一个什么东西：

缠着的绷带盖住了两个脓疮

那里可能曾经是她的眼睛。

因此，司法体制必须使自己摆脱过去背负的包袱，从而确保正义女神真正不偏不倚。尽管面临做出不公正判决的压力，但法院的一些法官们——经过部级机构任命的高级白人庭审执业律师——“具有强烈的正义感”。 司法咨询委员会与候选法官面谈，然后提供给曼德拉总统一份名单，他从中挑选出宪法法院的法官。这种选择方式由宪法规定，“司法部门需要反映出南非整体的种族和性别构成”。

或许不可避免地，在约翰内斯堡市民剧院（Civic Theatre）举行的每一场与未来法官的面谈，都笼罩着种族问题的幽灵。但是司法咨询委员会的成立为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奠定了基础，它将借由设置法定组织来保护民主，并确保开放的讨论与包容。效果立竿见影。乔治·毕佐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一场在听证期间发生的抗议：“附近金山大学的学生聚集在剧院的入口处，举着标语牌抗议两位法律教授成为法庭候选法官，因为他们卷入了一场校园内的争议。科比特大法官接见了学生并收下了他们的备忘录，然后邀请他们参加听证会。尽管不允许学生带着他们的标语海报，但他用这种非对抗性的方式赢得了信任。学生们答应了，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进入了会场，并安静地遵守程序。”

1995年2月宪法法院的成立仪式标志着曼德拉宪政梦想的实现。在演讲中，他强调了这个梦想在现实中的意义：

“宪政意味着，没有任何政府和机构的地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无论最高贵的还是最谦卑的，没有例外，都效忠于这同一文件，同一原则。不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是青年还是老年，讲茨瓦纳语还是阿非利卡语，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坐在新型轿车里还是赤脚行走，是身穿制服还是身陷囹圄，我们所有人都有基本权利，而这些基本权利就写明在宪法中。

“政府的权威通过宪法来自人民。你们的任务和责任，以及你们的权力，由人民通过宪法赋予你们。人民通过宪法发声。宪法使来自人民的不同声音以一种有组织的、清晰的、有意义的和有原则的方式被听取。我相信，你们会通过自己的判断找到办法直接与人民对话。

“你们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新的法院。你们被挑选出来的过程是全新的。当我们看到你们时，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富饶而多样的国家的多元特色。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生活经历。你们的任务是全新的。你们的权力是全新的。我们希望，在秉持法律传统的崇高标准的同时，你们一定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法律职业的伟大真理。你们将要应对的是千百万普通人的权利。你们将为之服务的宪法是他们牺牲和信仰的产物。当我说，你们应当用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阐述你们所做决定的基本理由时，我相信说出了他们所有人的想法。”

曼德拉总统任上的首席法官在民主降临之前，就已经以正义的捍卫者的身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米歇尔·科比特是民主南非的第一位首席大法官，1994年5月主持总统就职宣誓并非他与曼德拉的第一次见面。两年之后，在一次标志着科比特退休的国宴上，曼德拉利用这个机会回忆了他们当年会面的情景：

“大约25年前，我是在一个不抱希望的情况下第一次见到米歇尔·科比特的，”他说，“我是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他是一位到访罗本岛监狱的初级法官。

“当时因为一次残暴的殴打，监狱看守与囚犯之间发生了一场非常不愉快的冲突，而我是囚犯方面的发言人。

“对于被相信甚至被倾听，我并不抱特别的希望。监狱当局企图吓退我。但是这位年轻的法官和他的同事们不仅没有那样做，反而认真听取了我所必须要说的。当着我的面，科比特法官转向监狱看守和狱长，并就监狱看守的行为向狱长提出了尖锐的抗议。那种勇气和独立性是罕见的。”

曼德拉在狱中攻读法律学位期间，“经常会读到米歇尔·科比特做出的裁决案例。那些敏锐深刻的见解使我想起了早年与他的碰面。同样还有他在1979年丹尼斯·戈德堡（Denis Goldberg）指控狱政部部长的案件中力排众议——戈德堡在里沃尼亚审判中与我一起被列为共同被告——是5名上诉法官中唯一的一位，坚持监狱当局没有资格利用政策完全剥夺囚犯获取新闻的权利”。

对于这一判决，曼德拉称其“具有学者风范、小心谨慎且绝不妥协，把重要的权利放在首位……

“我们向民主体制的成功过渡，要归功于在我们社会的每个部分、在每个政治派别，都有像米歇尔·科比特那样正直的男女，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新国家的一个强大之处就在于，通过消除引发紧张和冲突的诱因，它创造了空间，使这样的人能够涌现，并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所有人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得以发扬。正是这样的环境，在和平中为一个繁荣、正义的社会造就新一代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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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曼德拉任命亚瑟·查思卡尔森（Arthur Chaskalson）为宪法法院首任院长，他曾是里沃尼亚审判中辩护团的成员和非国大宪法委员会的成员。1996年，法官伊斯梅尔·穆罕默德接替米歇尔·科比特成为首席大法官。这位新的大法官被曼德拉称为全能之才，种族隔离政权曾用一套错综复杂的手段来阻止他在这个国家的多个地方执业。

“在伊斯梅尔·穆罕默德作为辩护律师的大约35年职业生涯中，”曼德拉说，“他在大量审判中代表解放斗争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出庭。与约翰内斯堡律师界的其他成员一样……他在法庭上领导了向种族隔离政权的非正义发起的挑战。由于他公平、坚定的名声，他被接受为多党制宪谈判的联席主席。他警告我们这些汇聚在谈判桌前的政客说，作为法官，他们将毫无畏惧地维护宪法。”

他说到做到，曼德拉说。在曼德拉根据《地方政府过渡法案》做出的声明违宪的诉讼中，曼德拉被列为第一被告。穆罕默德法官和宪法法院法官中的多数否决了这一声明。据曼德拉讲述，法官们表示：“在我们新宪法的机制下，议会没有最高权威，而是处于我们基本的、高于一切的法律——宪法的管辖之下。他们提醒我们，我们的议会即使真有那样的想法，也不能放弃其作为立法者的责任。”

曼德拉写道：“所有这些考虑，尽管可能是重要的，但绝不应允许它们破坏我们的民主宪法，宪法无条件地保护所有南非人民的公民权利，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族群。如果公民的任何权利受到威胁或侵犯，他们可以依靠《人权法案》。我们所有人，毫无例外，都被要求尊重宪法。

“有这样一些法定团体，它们是由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坚强且有资质的公众人物管理的。它们确保宪法及其条款得到全体公民的尊重，不论他们在政府和社会上的地位如何。

“他们是保民官、总检察长（National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审计长（Auditor General）、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 Committee）、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宪法法院。

“种族隔离政权使得法律和秩序声名狼藉。人权被肆意践踏。有未经审判的拘留，有对政治活动分子的酷刑和谋杀，有对独立的、敢于对种族隔离政权说不的上诉法庭法官的公然诽谤，还利用一些保守和软弱的律师来为司法机构涂脂抹粉。警察，特别是安全部门，独断专行。由于这些野蛮的做法，也出于我个人的信念，我利用一切机会来推进对法律和秩序以及司法机构的尊重。”

尽管曼德拉对宪法怀有最崇高的敬意，而且他个人身上体现了有道德、有勇气的领导方式所需要的品质，但他也意识到过去时代的遗产，特别是在司法体制方面。早年当他与坦博合伙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时，正是在法院里，他目睹了悲惨的人性践踏和侮辱。

2000年，在南非大律师公会（General Council of the Bar of South Africa）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曼德拉说：“南非的法律职业和司法机构没有一个完美的过去。有的是失败和失去的机会，既有机构的也有个人的。但同样存在的事实是，南非律师界一直有许多男性和女性，包括法官和律师，他们信仰法治和争取宪政民主。一些人已经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相信，这样的人应当受到尊敬，而且我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加入你们来向他们致敬。律师和法官逃脱不了批评，但如果批评的目的纯粹是破坏性的，并且不承认迄今已经做出的杰出贡献，那么批评就是无济于事的。即使在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有人做出杰出的贡献。

“我高兴听到律师界自身要尝试改变其成员构成，特别是要发展法律教育。我今晚格外高兴地听到派厄斯·兰加（Pius Langa）奖学金的设立，这个奖学金是以我们杰出的宪法法院副院长和纳塔尔大学（University of Natal）校长的名字命名的。”

建立一个合法的民主国家的道路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始于已被遗忘的早期斗争岁月，并经历了数百万人牺牲的浩劫。对曼德拉来说，这是完成了他早在1961年5月就为自己确立的一项任务。资深法理学家，也是宪法法院首批12名法官之一的奥比·萨克斯（Albie Sachs）追忆了那段时期：“纳尔逊·曼德拉转入地下斗争并号召举行总罢工。声明南非脱离英联邦成立共和国没有经过与人民多数的协商，并同时发出离岗（stay-away） 号召，要求召开一次全国大会来起草一部新宪法。”

35年之后，曾经作为种族排斥和压迫工具的法律，终于转型为全体人民服务。 hqs0ObYg0/w84riBWrs2T2hWb061+sDB4bkeY/jplZJ31LhWOR8mCqbHKILx1O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