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曼德拉以及1994年5月9日聚集在议会准备宣誓就任的议员们，多样但全面地展现了新的民主南非的变化。议会选区的气氛曾经是古板、令人生畏的，由身着深色套装的白人主导，现在则展现出一种无声的欢庆，感觉有大事呼之欲出。 阿尔贝蒂娜·西苏鲁（Albertina Sisulu） ——一位资深的战士和领导人——起身提名纳尔逊·曼德拉为南非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

议会席和旁听席上的人全体起立，迸发出欢呼和泪水，向坐在褐色皮椅上微笑挥手的曼德拉欢呼。这张椅子的主人曾是德克勒克总统，4年多前，正是在这同一会场，他宣布将释放这位在监狱中已经服刑超过27年的人。议员们带头有节奏地鼓掌，一位因邦吉（imbongi，颂歌歌手）用新总统的母语科萨语为他唱起颂歌，就这样，议会被永远地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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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种族隔离后第一届政府的初期，几乎每一个与曼德拉共事过的人，从花园园丁到内阁部长，都认为他有一些特殊的品质，并且反过来也期望其他人能与他相适应。人们都知道他不接受否定的回答，因此他努力工作来排除任何别人不接受他的提议的可能性。

时任贸易和工业部部长的特雷弗·曼纽尔讲述了1994年建立曼德拉领导下的第一届民主内阁时出现的令人头疼的严重危机，是如何被戏剧性化解的故事。

1994年7月4日晚上，曼德拉在开普敦的纳尔逊山饭店（Mount Nelson Hotel）为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举行了一场国宴。就在两天之前，在比勒陀利亚，曼德拉叫曼纽尔参加一个会议，与会的包括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劳工部长蒂托·姆博韦尼和重建与发展计划的亚历克·欧文（Alec Erwin） 。他透露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德雷克·基斯将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曼纽尔回忆，曼德拉以他特有的坦率方式说：“看，我一直在和人们交流，我不认为南非和世界，特别是白人，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个非国大的财政部长。我希望你们同意我的看法。我以为，我必须告诉你们并征询你们对于财政部长人选有何建议。”见没有人提出意见，曼德拉继续说：“我一直在考虑克里斯·利本伯格（Chris Liebenberg） 这个人。他现在从……莱利银行（Nedbank）退休了。他一直负责我的财务，负责非国大的银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白人企业会真正地支持他。你们接受他有困难吗？”没有人有困难。曼德拉说：“非常感谢你们，那么让我们喝些茶吧。”

7月4日周一的下午，当时在国外的利本伯格惊讶地接到一通来自曼德拉的电话，要他从约翰内斯堡到赫纳登达尔总统官邸见面。曼德拉早早离开了国宴，在赫纳登达尔会见了利本伯格。

“利本伯格到开普敦后，”曼纽尔回忆道，“曼德拉问他：‘你现在在做什么？’克里斯·利本伯格告诉曼德拉，他现在退休了。‘你多大岁数？’利本伯格说他60岁。曼德拉说：‘是啊……克里斯，你这么年轻不应该退休。我为你安排了一项工作。我要你做我的财政部长。德雷克［·基斯］要离开，我要你接替他。’克里斯·利本伯格完全震惊了。对此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说：‘我刚刚退休，我必须和我的妻子商量此事。’”

任命利本伯格为财政部长的方式看似随意且偶然，实际上隐含了非国大领导集团在组建内阁上的严肃性。非国大部长的任命不是突发奇想。不论在国内还是流亡期间，这些人在组织机构中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时，都为自己赢得了尊敬。他们所有人都在困难的环境中经受了考验并成长起来。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名字在得到通过之前仍要经过大量审查。

其中一个例证就是上述的财政部长职位。曼德拉广泛咨询了他的一些部长的意见，包括曼纽尔、姆博韦尼和欧文，还有其他一些人，例如吉尔·马库斯（Gill Marcus） ，她是一名议员和财政委员会的成员，将与利本伯格共事，一起处理财政政策的细节。曼德拉将精力集中在确保国家的安全上，因此他坚持所有负责安全事务的职位均由非国大控制。他信任他的两位副总统，将大多数工作交由他们负责——特别是姆贝基——这意味着，如前文提到的，他将更加亲力亲为地巩固和解的工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姆贝基扮演内阁总理的角色主持内阁会议，甚至在曼德拉出席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姆博韦尼回忆道：“提案准备以及规划备忘录这些事情都提交给他。”尽管曼德拉不亲自处理，但他仍然饶有兴趣地密切关注进展，并将精力集中在武装部队和警察，以及司法和宪法第九章机构（Chapter Nine Institutions） 等的结构性安排上。姆贝基也随时向他报告工作进度。只有当他认为某个部长的工作遭到故意妨碍时，曼德拉才会进行干预。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姆博韦尼曾威胁说，如果一些部长继续阻挠他想要提交的立法议案的话，他将辞去职务。即使非国大的部长们也会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观点，因此这并不罕见，虽然这对于那些赞成议案的人来说无疑令人沮丧。

提交议案那天，姆博韦尼回忆道，

曼德拉要求休会，从而可以和那些部长以及我本人进行讨论。好吧，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讨论，因为我们刚到他的办公室，那是一个相当狭小的办公室，他就说：“姆博韦尼已经简要地向我汇报了他在使内阁通过这个议案时遇到的困难，如果今天这个议案不能通过，他就要辞职。我不想要这位年轻人辞职，因此现在我们就回到内阁会议，你们这些人必须支持这个议案。”特雷弗·曼纽尔试图解释，［但是］曼德拉说：“不，不用讨论，只要回去支持这个议案。”

他们全都回到内阁会议，姆博韦尼继续他的陈述，结果得到支持，包括早前的反对者也投了赞成票。姆博韦尼有些调侃地说，这个胜利属于“在政治中幸存的本能”。

然而，幸存所需的政治有机体是内阁本身，它是民族团结政府的引擎。它的长处在于能够根据一个指导原则做出一致的决策，做不到这一点，它就会失败。议员罗尔夫·迈耶以一种务实的观点看待这个由多个组织组成的实体，他在1994年接受采访时承认：“要想从早到晚都融洽一致是不可能的。我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联盟，而是一种合作的协议关系。”

在一年多以前，曼德拉曾回答过英国广播公司提出的许多问题，有关未来决策这一棘手事务。他说：“我们将通过非国大主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应对这些问题。将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们不允许任何小党派破坏多数决定的原则……［但是非国大的］观点将在不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下胜出。我们将借由民族团结政府来做我们现在通过多党协商机制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不强迫，我们说服。”

这是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当时双方团队分别要求形成一个决议，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建议，内阁应努力形成一致意见，如果无法达成共识，将以大多数人的观点为准。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并在后来被包括在临时宪法中。在讨论全国执行委员会权力的第六章，第89条第2款规定，“内阁运作的方式应考虑民族团结政府概念中包含的寻求共识的精神，以及对有效政府的需求”。

事实上，杰克斯·格威尔从其担任内阁秘书长的有利视角指出，民族团结政府确实是通过协商一致制定决策的：“如果你是坐在内阁会议上听部长们争论，你不会觉察到这是一个多党政府。你不会意识到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党派。”

卡迪尔·阿斯马勒一定非常享受这些争论。他无疑是曼德拉内阁中最有趣的部长之一，有标志性的沙哑笑声，神采仪态颇像奥斯卡金像奖演员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每个人在争论和反驳的过程中都感到舒适自在时，协商一致就可以自然地达成。”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讨论中非国大和国民党之间文化上的冲突。例如，没有国民党的部长会在内阁中挑战德克勒克，而非国大的部长们在某些问题的争论上则各不相让，有时甚至令国民党的部长们目瞪口呆。

尽管曼德拉拥有一种引人向善的才能，但期望内阁成员观点完全一致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总有些人对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之间已达成一致的提案吹毛求疵，尽管这与在谈判期间采用充分协商一致的原则打破僵局是同样的做法。愤愤不平的布特莱齐大酋长回忆，内阁决议基于“多数主义，因为……在一些与立法提议不一致的情况中，我已经准备了备忘录，但是对此的全部说法就是，‘好吧，内政部长说的必须记录在案，就这样，但是我们还得继续向前’”。

曼德拉力图弥合非国大和国民党由于存在分歧和潜在的对立观点而造成的鸿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建立了三个内阁委员会，作为实现协商一致的平台。这三个委员会都是种族隔离政府遗产的重构——经过一定改造的重新利用。姆贝基主持经济事务委员会，德克勒克负责事关安全与情报以及社会和行政事务的委员会。

为了培养合作，曼德拉把来自不同党派的正副部长混合搭配。“从德克勒克和国民党的观点来看，”他在一次采访中说，“3个部长来自因卡塔自由党，6个来自德克勒克，而非国大有18个，是因卡塔自由党和国民党加起来的两倍。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就可以直接运转政府，但我们不那样做。我们承诺要建立一个有实质内容的民族团结政府，而不仅仅是一个支持非国大观点的空壳。出于这一原因，我们确保在职责分配上应该有副部长。如果一位部长来自非国大，那么副部长就应该来自国民党或因卡塔自由党。我们要让这个部运转良好。”

在头几年间，这种安排确实运转良好，只除了曼德拉坚持在安全事务上亲自掌舵而使德克勒克怨恨不已。“马迪巴对政府事务关注的重点是安全，”姆贝基回忆道，

因此……在涉及安全事务时，他会参加内阁委员会的会议……因为他非常担心反革命活动的可能，而且就像当时我们所有人一样，他认为反革命活动可能来自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门中的右翼阿非利卡人，他们可能凭借武力制造动乱，然后甚至可能推翻政府。那是他特别关注的。但是对于内阁和政府工作的其他方面，他会说：“不，你去参加那个会”。

然而当曼德拉感到有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在其他事务上直接干预部长的做法，例如恩克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和德克勒克之间的龃龉。全部三个党派的部长都要到他的办公室汇报或听取建议，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提供书面报告。

但由于每个党都有其自身的组织结构来维持政策的一致性，例如非国大有内阁核心小组会议，国民党有战略方针小组，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结构上的断裂，造成内阁工作和外部现实之间的紧张。

在内阁决定是否采取集体负责制方面，也存在着不一致的看法。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坚持他们有权不遵从集体的决定并公开批评他们在内阁中反对的决定。尽管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分歧是尖锐并且反复发生的，且由于党派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真实情况是民族团结政府的运作只在内阁层面，而不是在议会范围或省级层面。

1995年底到来的地方选举加剧了紧张的形势，各个党派都在宣传自己取得的政绩，而拒绝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在竞争激烈的比勒陀利亚小镇伊尔斯特勒斯特（Eersterust）的一次初期选战集会上，曼德拉直率地指出这个问题。

他说：“德克勒克先生一直试图造成一种印象，即国民党在民族团结政府中起领导作用，工商界的信心和外国投资都取决于他参加了这个政府。”尽管他感谢德克勒克在内阁中发挥的作用，但是曼德拉说：“试图过度夸大国民党的作用是错误的。非国大在内阁中有18位部长，相比之下，国民党只有6位。”他在强调重建与发展计划就是非国大的首创后结束了讲话。

即使最不擅长解读身体语言的人也能看出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之间明显缺乏热情。国民党正在经历一场身份危机，它的议会党团发现自己不赞同针对反对党的限制条款。关于是否继续留在民族团结政府中的持续不断的争论就像是一种不祥的自我预言。为了夺回失去的地盘，用德克勒克自己的话说，他一度批评内阁做出的决定并与之对抗，以执行国民党的方针。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的部长和副部长没有这样做。“就他们自己的职位而言，他们做得足够好，”他写道，“但是就面对非国大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那些与国民党方针不符的决定而言，则做得并不好。”

这些所谓的与国民党方针不符的决定，以及没能把其倒退立场写进最终宪法的挫败，都增加了德克勒克的痛苦。此外，他还要面对以马蒂纳斯·范沙尔克维克（Marthinus van Schalkwyk）为首的国民党少壮派的挑战。然而更为切中要害的是，德克勒克承认，他的不快在于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就像“前董事长［继续］在他继任者的董事会里工作一样”。

曼德拉在与民主党领导人托尼·里昂（Tony Leon）的一次讨论中对此做了总结：“德克勒克没有从自己失去权力的心结中走出来。” 曼德拉已经赋予了德克勒克责任，但后者感到作为一位前部长和总统，那个职务贬低了他。对于一位曾经怀揣由非国大、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三方联盟轮流执政想法的人，这看起来的降级使他难以说服国民党参加民族联合政府的正确性。

在1995年1月举行的一次内阁讨论会上，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德克勒克提出一项议程，主张少数党作为反对党公开行动的权利。德克勒克公开批评非国大，加上他就在1994年选举前夕，特赦了3500名警察和两名内阁部长，这两件事为最后的摊牌做了铺垫。在非国大的部长们发表了关于内阁决定集体负责制的讲话之后，曼德拉对德克勒克发起了攻击，指责特赦是“背后进行的阴谋”，并称国民党对重建与发展计划的态度是对政府不忠。德克勒克愤怒地离开会场，称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考虑是否要继续留在政府中。然而第二天，两位当事人出现在记者会上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称误会已经澄清，而且“我们已经同意重新开始，这有助于避免本周初发生的情况重演”。

就像在一场命中注定的婚姻中那样，这两个人的冲突是世界观的巨大分歧所导致的，而通过公开的和解行为，冲突消除了。冲突一方面源自白人少数重建昔日美好生活的冲动，另一方面源自南非黑人多数一心一意想要开拓适宜生活的未来的信念。

“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争吵，”曼德拉在粉碎另一个有关他们不和的谣言时说，“德克勒克先生和我都明白，我们相互需要。这不是个人好恶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在一起的绝对必要性的问题。我认为他和我一样明白这一点。”

夸祖鲁—纳塔尔，一个永远被暴力纠缠的省，产生了另一个一触即发的危机。1995年9月，德克勒克致函曼德拉，提出解决那里的暴力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曼德拉、德克勒克、姆贝基和布特莱齐四方开会，讨论以国际调解和选民公决的方式来消除紧张和暴力。 曼德拉决定不再拐弯抹角。

“夸祖鲁—纳塔尔的问题，”曼德拉在给德克勒克的信中写道，“以及因应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深植于当前状况的历史之中。德克勒克先生，您必然知道，今天这个省的冲突，与其说是任何其他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由您曾经参与并执掌的政府和贵党的方针与策略造成的。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引述那段历史的细节，那些我们早先已经讨论过了。您在信中提出，缺乏国际调解是夸祖鲁—纳塔尔省问题的根本和深层的原因之一，这个观点对于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将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并且毫无帮助。

“我之前已经全面地向您报告过我就这个问题与布特莱齐部长所进行的讨论，以及为讨论而做出的努力。您知道所有这些都是我主动做的。正如我以前告诉过您的，对于在您提议举行的那种会议上，您究竟想讨论什么，我们需要具体的建议。仅仅为开会而开会，或仅仅是做出政治姿态，这种徒劳的做法只会加剧而不会有助于改善现状。

“您作为我的政府中的执行副总统之一，可以自由地，事实上也有义务，与我讨论您在政府政策和方向上的任何建议。这件事也同样如此。您现在提出作为一个第三党的领袖来出面调解非国大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相当不准确的说法，这不但缺乏建设性也于事无补。国民党以及由它组成的政府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使您在这场冲突中完全没有资格扮演那样一个角色。”

这是一通严厉的斥责，明显表明曼德拉——即使对于他的政敌来说也是温文尔雅的典范——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暴力的问题、因卡塔自由党和国民党在计划和实施暴力时的勾结，以及夸祖鲁—纳塔尔省和其他地区人民惨遭的血腥杀戮一直困扰着他。1990年刚从监狱获释后，曼德拉曾呼吁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群众扔掉他们的武器，结果遭到轻蔑的嘘声。这份羞辱，他不会忘记，也不要期待他会忘记。如果说曼德拉对待德克勒克和布特莱齐是文明礼貌的，那是因为这符合他自己的信条，即绝不能粗鲁地对待其他领导人。 在曼德拉看来，这些领导人是一个选区群众的代表，对他们的任何粗鲁不敬都会转化成对他们的追随者的冒犯。

德克勒克在回信中说，他一直建议的不是协调，而是作为同意国际协调的一个党派要求举行一次会议，曼德拉对此不予理会。“与其建议这种没有意义的会议，”他写道，“如果您能就如何处理种族隔离这个不人道的制度的遗产——您曾经是这个制度的设计者之一——提出您的建议，我将感激不尽。”

关系的破裂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是由单一原因触发的。民族团结政府铠甲上最脆弱的裂缝是由于对历史的不同认知而导致的鸿沟，分裂了这个由不同组织组成的集合体。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之间“不来电”就是这种不和谐声音最明显的表现。但是从一开始，国民党全程留在民族团结政府中的可能性就不被看好。德克勒克内阁对于民族团结政府的决策曾有过不愉快的分歧；选举后内阁中国民党人数减少，削弱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影响，更加剧了分歧，而这进一步增强了国民党内部要求不与非国大主导的政府合作那派的力量。

曼德拉和德克勒克1995年1月在赦免问题上发生的冲突，对于那些反对加入政府的人而言，是确认了最坏的情况。在2月份召开的国民党联邦代表大会上，继续留下还是退出民族团结政府成了争议的主题，认为国民党在决策中毫无影响的看法也得到加强。1995年11月，几乎在每一处举行的市政选举中（除夸祖鲁—纳塔尔和西开普省的某些偏远地区以及开普敦之外），国民党的选票数都在下降，确认了其支持者正在流失的现实。

然而直到1996年5月，最终宪法草案的出炉才为德克勒克提供了使国民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假托的理由。尽管知道民族团结政府是一个为期5年的过渡安排，但德克勒克仍然一直在推动将一些正式的、永久性的多党执政机制写入宪法。争取非国大让步的失败，给了德克勒克在允诺的5年期限到期之前3年就退出民族团结政府的理由。民族团结政府本身没有为国民党提供发挥影响力的机会。

“民族团结政府的工作有一个好的开始，”他写道，“但是很快就清楚了，只要涉及真正的权力分享，它就只是一个幌子。非国大拒绝和我们达成一个联盟协议，而宁愿把我们装在一个镀金的笼子中，使国民党的部长们只有权力的表象，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当制宪议会（Constitutional Assembly）就宪法举行投票时，国民党同意通过宪法。但当天晚上，德克勒克提前离开了庆祝新宪法的晚宴。姆贝基此前已听到德克勒克想要召开会议宣布国民党从民族团结政府中退出的风声，于是和他一起离开并试图说服他不要退出，但没有成功。“他们选择了退出，”姆贝基说，“以维系政党支持。”

1996年7月，德克勒克退出民族团结政府的决定造成了他的内阁同事们的分裂。在国民党退出后旋即发表的公开评论和几周后的一次议会辩论中，曼德拉感谢了国民党一些领导人做出的贡献。他们不仅在过渡时期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而且也与他们的过去做出决裂，对此他们的党——以及他们党的领导人——迄今都没能做到。

“使我个人感到担心的，”曼德拉说，“是一些杰出的个人退出了公共生活，如鲁洛夫·‘皮克’·博塔（Roelof ‘Pik'Botha）、列昂·韦塞尔斯（Leon Wessels）和克里斯·菲斯默（Chris Fismer） 。这些领导人努力工作，在建设民族团结以及避免种族主义在党派内部和他们服务的社区复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们对他们从内阁和议会中离开表示遗憾，并希望他们将继续为这个国家提供帮助。”

最终，除了国民党退出后不久开普敦市选举的昙花一现之外，国民党的选情一路下滑，其领导人物转而加入其他各党派，而大多数基层的支持者则投入到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 DA）的阵营。

当德克勒克试图拉拢因卡塔自由党与他一起退出民族团结政府时，布特莱齐却决定留下不走。“许多我们的人已经死去，”他说，“对于作为黑人的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寻求和解，而不是去冒暴力升级的风险。”

在组成民族团结政府时，曼德拉安排布特莱齐担任内政部长，这给了他一个高阶地位。此外了解到布特莱齐对于职位高低的敏感，曼德拉又任命他在两位副总统也在国外时担任代理总统。尽管在非国大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以及在曼德拉和布特莱齐之间存在历史性的分歧，但这位因卡塔自由党的领导人设法成功地融合了公开的反对角色与内阁中的合作立场，而这是德克勒克没能做到的。事实上，布特莱齐具有一种政治上的两面性。杰克斯·格威尔曾回忆起“星期三的布特莱齐和星期六的布特莱齐：在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他是温和的，而在星期六因卡塔自由党的公开会议上则是咄咄逼人的”。 同样地，布特莱齐与曼德拉的冲突会在议会和公开场合表现出来，而不是在内阁中。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是，盛怒的布特莱齐冲到南非广播公司（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播音室，在直播中与一位受访者西菲索·祖鲁（Sifiso Zulu）发生了冲突，那个人指责他想把自己任命为祖鲁国王的总理大臣。后来，曼德拉受到外部压力要求将布特莱齐撤职，但他担心那样做对困难重重的夸祖鲁—纳塔尔形势将产生的后果。在咨询了他的同事之后，曼德拉听取建议，要求布特莱齐公开道歉，对此布特莱齐接受了。

布特莱齐把参加民族团结政府视为帮助他实现因卡塔自由党宪法目标的手段。就个人而言，他一直不支持参加。

“作为一个民主人士，”他说，“我做我的人民要求我做的事，即使我本人不喜欢。起初我不愿意参加民族团结政府，但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大多数人说我们应当加入。”

曼德拉和布特莱齐之间的关系有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因素，这要追溯到他们两人还在非国大青年团的时期。后来布特莱齐将因卡塔自由党描述为“给非国大当枪使”，从而脱离了非国大，这种关系便冷却下来。1994年之后，受到夸祖鲁—纳塔尔局势的影响，这种关系变成以冲突和愤怒为特征。

但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在曼德拉入狱期间，两人仍就家庭和政治问题保持通信，有直接联系的，也有通过布特莱齐的妻子伊雷妮（Irene）转达的。 尽管与非国大存在分歧，但布特莱齐一直呼吁释放曼德拉，并在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被释放之前拒绝与政府进行谈判。在1994年选举前夕，曼德拉频繁与他对话，承认他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当在采访中被问及他与布特莱齐的关系时，曼德拉称他们的关系“从我年轻时与他相识以来，就一直有可靠的基础”。 最后，他们的告别致词，即使有勉强和含糊，但仍然是相互尊重的。曼德拉曾不止一次提到，他对于布特莱齐抱有“高度的尊敬”，因为“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幸存者，曾在两次自由公正的大选中击败我们［非国大］”。 布特莱齐一直认为，他与曼德拉之间的龃龉是源于非国大使他们隔阂。

* * * * *

对于曼德拉来说，国民党从民族团结政府的退出意味着要采取具体行动来填补国民党部长们离职后的空缺。帕洛·乔丹被任命为环境事务和旅游部部长，非国大的副部长们则接替了离开的国民党部长们的职务。但国民党的离开可能已经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紧张，曼德拉责无旁贷地要使南非——特别是南非的投资者们——放心，这个短暂的插曲既不会威胁到过渡，也不会偏离过渡的正轨。

“德克勒克副总统，”曼德拉说，“今天早些时候通知我，国民党已经决定从民族团结政府中退出。如你们所知，国民党的领导曾强调，他们的退出并非表示对我们的多党民主缺乏信心，多党民主的原则已经包含在我们昨天共同通过的宪法中。

“恰恰相反，它反映出的事实是，国民党认识到我们年轻的民主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需要一个不受参与执政制约、有活力的反对党。我们尊重他们在这件事上的判断，以及促成他们决定的政党政治的考量。

“正如昨天我在新宪法通过之后所强调的，我们社会的团结与和解依靠的并非只是各个党派强制的结盟，它们早已不可磨灭地铭刻在绝大多数南非人民的心中。这是政府和非国大为了实现我们国家的利益所选择的道路，这也是在未来的年月中我们将以更充沛的精力追寻的道路。

“民族团结政府迄今执行的政策建筑在国家人民的需要和期望的基础之上。这一原则适用于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努力。在重建与发展计划的支持下，通过财政清廉和其他手段实行合理经济政策，促进增长和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这些政策不会改变。与此相反，它们将被给予更多的关注来加以推进。

“虽然民族团结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已经写入临时宪法，但重担落在那些在1994年4月的选举中得票超过10%的党派身上，它们自愿决定是否在内阁中担任职务。

“作为多数党，非国大乐见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决定参与执政这一事实，特别是在我们如履薄冰的过渡开始阶段。

“我想要对德克勒克副总统和他的同事们所起到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感谢。我相信，我们将继续为国家的利益而共同努力，他们的退出将加强而不是削弱他们在国家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投入。

“事实上，我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在根除他们所创造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遗产过程中仍应继续负起责任。因此我们希望，他们决定作为一个反对党发挥更积极作用，并不是指他们将破坏转型进程或捍卫种族隔离制度的特权。

“对此，我想请所有南非人放心，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采取的路线高于任何政党或个人。”

尽管这番话是在强调他人生使命的重要性并向德克勒克及其心怀不满的退出者们致以临别赠言，但曼德拉也试图再次重申他对于非国大以及任何可能怀有背叛想法的人的权威。

1995年，即德克勒克退出民族团结政府前一年，曼德拉已经对他分居的妻子温妮·曼德拉明目张胆的不忠和公然反对的行径忍无可忍。自从曼德拉在1990年获释以来，她的生活就像一本灾难的目录。她被判犯下绑架罪，被指责为淫妇并被证实有通奸行为，这导致曼德拉在1992年提出离婚。后来她又被指控欺诈和执掌分裂组织非国大妇女联盟（ANC Women's League，ANCWL） 。尽管如此，因为她显然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悲惨世界的斗士，她仍然获得了弱势群体的大量声援，以及特定政治势力的支持，例如班图·霍罗米萨和非国大青年团的彼得·莫卡巴。

在一场罢工的黑人警官与他们的白人同事的冲突中，贾布拉尼·扎巴（Jabulani Xaba）准尉被他的白人警察同事枪杀。据报道，在1995年2月扎巴的葬礼上，温妮·曼德拉指责政府没能保护像扎巴这样的人，因为政府还没有在工作领域消除种族主义。她说现在是关注人民的期望的时候了，种族隔离造成的不安定应该得到解决。 温妮·曼德拉的指责不会被置之不理。一个星期之后，经过咨询一系列有关人员，包括部长、副部长和非国大的高级官员，曼德拉办公室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在一周前举行的贾布拉尼·扎巴准尉的葬礼上，艺术、文化和科技部副部长温妮·曼德拉女士掀起了对民族团结政府的严厉批评。

“在总统看来，这一批评与温妮·曼德拉女士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不相符。为了履行他作为政府首脑的宪法责任，曼德拉总统呼吁副部长公开收回她的言论并向政府道歉。

“与此相应，昨晚，1995年2月13日，总统收到了副部长写的一封信，信中副部长答应了总统的要求。

“总统已经接受了道歉。

“部长和副部长是当前政府政策的监管者。他们接受了在政府中的职位，就有义务不仅要在相关的会议上帮助制定政策，而且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的决定。

“曼德拉总统严肃看待政府官员任何有意或无意表现出来的无视或不尊重民族团结政府政策和决定的行为。根据内阁集体负责的基本原则，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总统应毫不迟疑地对任何僭越行为采取坚决的行动。”

一个月之后——经过非国大组织内部的新一轮协商，加上温妮·曼德拉未经批准到西非访问——总统办公室发表了另一份声明，宣布免除温妮·曼德拉的职务。这一次，声明直指要害：

“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民族团结政府的首脑和非国大的领导人，我已经解除了温妮·曼德拉艺术、文化和科技部副部长的职务。

“做出这个决定既是考虑到政府的利益，也是要确保民族团结政府领导官员的最高纪律准则。

“鉴于温妮·曼德拉同志过去不论是以私人身份还是作为非国大和其他民主运动的领导成员，在反对种族隔离政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在反复思考后做出这个决定。

“我希望这一举措将帮助这位前副部长反思并寻求改善她自身在领导职位上的行为，从而使她能够发挥才能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为了保证政府的平稳运行和国家服务的不中断，我已经任命布里吉特·马班德拉（Brigitte Mabandla）为艺术、文化和科技部副部长，并立即生效。”

这次撤职成了一场政治抢椅子游戏，温妮·曼德拉就程序问题提出质疑。在家庭成员的陪伴下，她在一间墙上挂满纳尔逊·曼德拉照片和画像的会议室中举行了一次媒体见面会。在相机快门声中，她直截了当地说：

虽然总统这封信的签署日期是耶稣受难日，1995年4月14日星期五，但在1995年4月13日星期四晚上11:30就用一个未封口的信封交给我了。信中称将于1995年4月18日终止我副部长的任命。尽管这是总统办公室屡次做出的笨拙、不专业的无能行为，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1995年4月18日之前我仍然是副部长。我身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和在职中的副部长，总统这样对我有欠公平。鉴于这种情况，在仍然担任艺术、文化和科技部的副部长时，我公开辞去这个职务，从而去关注那些我之前提及的更迫切的问题。

温妮·曼德拉站起来，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离去，她转过身向媒体挥手并微笑着说：“再见，女士们，先生们。”

产生争议的原因在于，根据宪法，总统事前应该咨询两位副总统和内阁中所有党派领袖的意见。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总统尽可能推迟了这一咨询。在最后一分钟，当他想咨询布特莱齐的时候，却无法找到他，于是曼德拉将此事告诉了一位因卡塔自由党的高级成员。虽然有人劝告曼德拉应该经过法律程序，他还是做出决定，“撤销曼德拉女士的职务应被视为在技术上和程序上无效的”。曼德拉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在宪法精神的范围内行动的承诺，以及进一步希望不会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给政府和国家带来不确定”。

当曼德拉从一场外事访问回来时，温妮·曼德拉副部长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撤职，这次完全按照正确的法律程序。当他进入会场时，身着宽松的天蓝色衬衫和卡其色长裤，一副休闲的装扮。然而他铁板般的面孔和严肃的举止表明他多么严肃对待这个不愉快的任务。聚集的媒体代表对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在不久之前曾来过这个房间。与他平常的习惯不同，今天曼德拉没有开玩笑，没有在认出熟悉的面孔时做出亲切的表示来活跃会场的气氛；只有一个枯燥的讲话，他完全不带感情的声调表达出更加强烈的情感。曼德拉宣读了一份事前准备好的声明：

“在充分考虑之后，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我已决定终止温妮·曼德拉女士的任命，并任命布里吉特·马班德拉女士为艺术、文化和科技部的副部长。本决定将于1995年4月18日星期二生效。”

此决定在四面八方激起不同的反应，一些人支持撤职温妮·曼德拉，但也有另一些人对此表示谴责。这一事件可能重新激起关于总统和他任性的妻子分道扬镳的议论，特别是在温妮·曼德拉享有大量支持的草根阶层中。如所预想的，《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发表了一篇聚焦于总统夫妇婚姻破裂的报道：

温妮·曼德拉在她索韦托的家中举行了一场简短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她立即辞去政府中的职位——这是在她已分居的丈夫纳尔逊·曼德拉总统第二次宣布她被撤职生效的前一天。

曼德拉女士，这位色彩鲜明的政治家，以肆无忌惮和充满魅力而闻名，不会默默地接受失业。她向记者们抱怨，她的撤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是违反宪法的”。她的继任者、人权律师布里吉特·马班德拉的任命同样是“不符合规定且违反宪法的”。

她尖刻地批评总统拒绝提供撤销她艺术、文化和科技部副部长的详细理由，并称他早先的声明是“轻率之举”。

* * * * *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是国民党提前退出了民族团结政府，曼德拉必然已经知道他与非国大身上承担的巨大压力，注定毁灭的预言诅咒又再次出现。对于那些对非国大的领导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白人占绝对优势——这让他们感到安心——的国民党从内阁中退出是利好之举。尽管经历了和平的选举和光彩夺目的就职典礼，这个世界仍然充满了种族主义保守殿堂的崇拜者，例如英国记者佩雷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黑人多数统治，”在1994年非国大选举胜利之后他引人注目地宣称，“将让整个世界恐惧地颤抖。”

很久之后，曼德拉被另一次公开冒犯激怒，为了反击对非国大执政成绩进行指责的文章，他提笔著文。他的文章在回击的同时，也提醒人们记住，他担任总统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具有显赫声望的人们组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阵容，向这个国家、曼德拉总统和非国大献上了集体祝福。

“反对党无耻渲染并歪曲的另一个事实是，”他写道，“非国大导致了失业、无家可归、暴力和其他大量社会经济问题。就这一特定问题，1994年5月15日的《城市新闻报》（ City Press ）说得直截了当。他们说，按照传统，在大多数西方民主体制中，一个新的政府被给予100天来证明其是否合格。在我们这种情况中，使用这样的时间范围是不公平的。

“非国大政府与西方世界掌权的政党毫无共同之处。直到不久之前，非国大一直是一个解放运动组织。它缺乏治理一个如南非这样复杂的国家的经验，尽管这不是它自身的过错。但是我们自身与西方民主国家最大的差别在于，与一些人可能希望的相反，南非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典型的第三世界问题。

“非国大所接手的是一个具有深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国家。有钱人（主要是白人）和没钱人（主要是黑人）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存在大量失业，经济形势糟糕，穷人中住房短缺的状况在恶化，临时居住点在我们的所有主要城市中不断扩散；政治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暴力是这个国家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教育危机也看不到任何可见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城市新闻报》在新政府上任仅仅5天时报道的情况。《城市新闻报》指出，种族隔离政权和那些反对党欢迎白人至上主义，并吞噬了那个声名狼藉、贪婪成性的政权的全部果实。

“国民党和进步党 ，后者是托尼·里昂领导的民主党的前身，对被压迫者解放这个国家的主要武器——武装斗争和制裁进行谴责。这些党如今把自己描述成好政府的典型，描述为在1994年解放之前从未听说过失业、无家可归、暴力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人。

“1994年5月15日的《城市新闻报》写道，星期二，当首个民主选举的总统在比勒陀利亚上任时，‘无论用多少篇幅也不足以描述和捕捉当时的心境’。”

然后曼德拉概括了他就职典礼那一天的历史意义，不是为了让读者回顾那一天的仪式和盛况，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即南非是如何来到了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并且一举成功地将世界带入了这个转型的时代。

“‘全世界数百万人，’”他写道，继续引用《城市新闻报》的报道，“‘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这些有幸亲眼见证的人将终生难以忘记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与所有那些著名人物——国家首脑、国王和王后、教会领袖和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近在咫尺并亲切握手，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做到，一个国家一次接待如此之多的名流和显赫人物。朋友和敌人毗邻而坐。古巴元首菲德尔·卡斯特罗和美国副总统戈尔（Al Gore）相互微笑。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Chaim Herzog）］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彼此握手，赞比亚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Frederick Chiluba）和肯尼思·卡翁达互相拥抱。

“‘来自军队和警察部门的将军们，他们不久之前还向这些政治领导人和相邻国家宣战，现在则立正向他们从前的敌人、现在的总统、他们的新上司敬礼致意。

“‘当战斗机飞越人群上空时，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到战栗。当我们唱起国歌时，哽咽在喉，当然，终于宣布南非的首位黑人总统时，我们中的许多人流下了热泪。’《城市新闻报》写道。”

曼德拉激动地知道，他——以及非国大和新的民主体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如美国共和党议员小艾默里·霍顿（Amory R. Houghton, Jr）描述了他的感受：

他曾经历了大量历史事件，但都无法与星期二他所看到的相比，当时他和5万人站在一起，见证民主终于来到南非。

“我曾在尼加拉瓜出席维奥莱塔·查莫罗（Violeta Chamorro）的就职仪式，在克里姆林宫见证了苏联国旗的降落和俄罗斯国旗的升起，但是我从未看过任何像今天这样的景象。”他在接受来自比勒陀利亚的电话采访时这样说，当时他在现场见证了曼德拉总统的就职典礼。“我简直无法相信……真的感到非凡的事情正在发生，”他说，“……那种原谅与和解的情感现在主宰了这个（国家），而纳尔逊·曼德拉正在把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他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

世界上的大多数领导人都与媒体有一种矛盾关系，所有人都谨慎地听从由来已久的真理：成也媒体，败也媒体。曼德拉尽管对第四权力恭敬有加，但表明了一种不那么防范的态度，认为媒体对于民主体制的良好运转是必需的。与大多数登上高位的人不同，他得益于被囚禁的那些年，在那里他离开了公众的视野，并成为少数其影像或影像的复制品都可以给人带来牢狱之灾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在世界的集体想象中成长为史诗英雄般高大的形象，在1990年2月那个决定命运的下午，响彻云霄的“释放曼德拉”口号成为媒体的头版头条，与他缺席的现实相反，他无处不在。正是媒体，通过所有可用的语言，包括阿非利卡语，使他和世界以及在他的国家内发生的事件——灾难、胜利与失败、欢呼和哭泣——保持着联系。

现在到了他能够对南非媒体的作用进行评论的时候：

“在对就职仪式的报道中，南非媒体表现了高水平的爱国主义。他们视这一时刻为历史性的，他们的报道极为客观，充满了赞扬。

“根据《阿格斯报》（ The Argus ）的报道，就职典礼等于为南非的反种族主义和民主体制盖上最终完成的印记。全世界的领袖们在那里见证了这一承诺。这份报纸说，南非拥有一个代表全体公民的代议制政府。

“《映像报》（ Beeld ）赞扬了这样的事实，白人和黑人已经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而彼此接受。 暴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并非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加入了这一政治进程。当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从而减少政治暴力。

“《开普时报》（ Cape Times ）把过去4年中德克勒克先生发起的引人瞩目的转型，称作具有勇气和远见的历史性行动。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紧张和暴力。但自从南非广大群众被给予了在一次大选中投票的机会，有87%的具有选举权的人前往投票站和平有序地投了票，确实存在着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产生巨变的奇迹。

“《公民报》（ The Citizen ） ^[1] 把这天称为一个伟大的日子，黑人解放斗争终于结束了。非国大最终赢得胜利就像太阳会升起一样不可避免。由此带来的变化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难忘的——旧秩序过时了，新秩序才刚刚开始；白人统治结束了，黑人多数的统治开始了，站在权力走廊上的是那些过去被禁或流亡海外或站在追求平等的斗争前线的那些人。

“《城市新闻报》报道：‘来参加总统就职早餐的贵宾们，使人想起纽约联合国峰会的情景。南非此前从没能够在一个场合把如此多的世界领袖聚集在一起。星期二总统就职之后，我们真正地认识到，南非将绝不会和以前一样了。’ 南非正在经历一个令人激动的时期，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每日新闻》（ Daily News ）称：我们全体人民即将迎接的挑战表明，对上百万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南非人民而言，宣誓就职不仅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和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更标志着这个国家摆脱了与时代不符的种族隔离制度，有意愿且有机会在非洲和世界事务中扮演应有的角色，进入了崭新的未来。我们将在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下进入这个未来。这个国家前所未有地团结。而这是真正全新的，提供了在未来年代中成功的机会。

“《索韦托人报》5月10日报道，权力从德克勒克总统手中移交了。‘那些从未共处一室的人，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美国的戈尔，以及来自全球的领导人和代表，全都汇聚一堂。’

“我们可能要加上我们自身的观察，那就是每一个人耳中听到的话是：‘我们必须像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那样，为了民族和解，为了国家建设，为了一个新世界的诞生，而一起行动。’

“在对两位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和德克勒克的祝贺中，《索韦托人报》补充道：‘德克勒克拥有智慧和远见，当站在十字路口时，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星报》（ The Star ）选择了同样的主题。全文采取一种忧郁的基调，但有一个乐观的结尾。它警告说，南非的领导人正在经受考验。整个非洲都在注视着南非，一个拥有广大的人才储备、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基础设施的国家，是否可以在这块大多数国家一直失败的大陆上取得成功。这块土地具有多元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同时共存着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在很多方面就像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从多年的压迫和冲突中取得的成功是南非人自豪的源泉，也是对非洲甚至非洲以外国家的一种激励。

“《和谐日报》（ Rapport ）：本周出席南非总统就职仪式的国家和政府首脑的数量表明，南非已经重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接受。数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指出，他们不仅希望南非在非洲发挥领导作用，也希望得到来自南非的援助。事实上，全世界都希望南非能在非洲发挥领导作用并且不会徒劳无功。他们已经被这块失去活力的大陆上的问题拖累得精疲力竭。南非是非洲最后的希望，一位非洲专家说。

“《星期日独立报》（ Sunday Independent ）在1995年才开始发行，因此没有来自他们的评论。

“《星期日泰晤士报》（ Sunday Times ）：大多数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人都会选择战斗机——我们的战斗机，不是他们的战斗机——飞过天空的时刻作为南非重生激起的情感高潮……我们终于回家了，我们已经收回了我们的空军、我们的陆军、我们的警察和我们的国家。距离上次我们能够怀着主人的自豪、不带负罪或羞耻或愤怒地看待我们的国家象征，时间已经过得太久了，一生的时间。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媒体的报道，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欢迎新南非的诞生，更增进了我们的自豪。

“我们已经和媒体建立起强有力的互动。一些报道使用了谨慎选择的措辞，仅仅传达两党都承认的那些信息。另一些则过于激烈，使争论者受到打击且有失公允。在一个民主体制中，这种激烈的交锋不能避免或压制。

“对于媒体和整个国家来说，知道我们的媒体人能够达到期望，并像他们在就职典礼当天和其他大量场合那样有卓越的表现，都是一件好事。”

* * * * *

曼德拉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将非洲多数人从暴政中解放出来，并在南非引进民主体制，对此说多少次都不为过。在他的一生中，他也致力于逆转过去时代的不公正，并且作为总统，他一直通过语言或训诫避免他的政府向世界发出恐惧的战栗。因此他迅速向那些退出政党政治的原德克勒克内阁成员表示感谢。其中一些人就像他们的非国大同僚一样，被德克勒克采取的贸然行动所震惊，让一些人，例如皮克·博塔，突然失去了重新开始所必需的资源。在他们后来对这一决定的解释中，一个共同的理由就是，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缺乏相应的能力，使其无法做出改变，在一个民主时代扮演重要角色。

在1996年5月召开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曼德拉指出了国民党退出的潜在意义。他既看到了挑战，例如即将到来的开普敦市政选举激烈的选战；也看到了机会，例如国民党的分裂让非国大有机会扩展到有色裔和印度裔族群中。 在当年8月召开的全国执委会会议上，曼德拉阐述了过渡期管理和民族团结的问题，同时他对此事被视为民族团结政府即将垮台的先兆不置可否。

“随着国民党从政府中退出，”他说，“对多党内阁未来的质疑被尖锐地提出来。

“首先，需要考量我们与因卡塔自由党的关系，既考虑到他们参加民族团结政府这一背景，也要考虑到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政治发展。与这一组织打交道的最好策略是什么？

“其次，我个人已提出要在具体问题上加强与泛非大的团结并确保他们积极参与转型进程，包括在执行层面。”

这要追溯到1950年代后期，当时泛非大从非国大分裂出去，曼德拉等领导人对这个分裂的派系一直保持一种谨慎到几乎冷淡的距离。而乔·斯洛沃这样的人，对泛非大攻击他们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从而损坏了非国大的合法性感到愤怒，于是斥责泛非大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马前卒。但这未能阻止泛非大于1959年4月5—6日在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约翰内斯堡的办事处成立，其风头十足的领导人波特拉科·勒巴洛（Potlako Leballo）当时受雇于这个办事处，后来证明，他热衷于阴谋诡计。然而曼德拉对泛非大主席罗伯特·索布奎（Robert Sobukwe）抱有高度尊敬。后者是一位有献身精神、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他曾作为非国大青年团领导人获得了声望，并且与曼德拉一样，也毕业于福特海尔大学。

在历史上，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将非国大和泛非大团结起来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最引人注目的失败是南非联合阵线（South African United Front, SAUF）。这个组织在1960年3月21日沙佩维尔大屠杀之后成立，汇聚了各方斗争的杰出领袖，如非国大的奥利弗·坦博、泛非大的纳纳·马豪莫（Nana Mahomo）、西南非洲民族联盟（South West African National Union, SWANU）的法努埃尔·科宗吉齐（Fanuel Kozonguizi）和南非印度人大会（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 SAIC）的优素福·达杜医生。尽管有这些重量人物，但在执行纪律的方式上的分歧，特别是非国大和泛非大之间的分歧，使长期维系这个南非联合阵线组织的希望落空。优素福·达杜对这一分裂表示惋惜：

“非国大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代表努力维系联合阵线的完整……他们有意识地避免在国外详细阐释自己的策略，希望诚心诚意地保持联合阵线的团结。尽管多次遭到挑衅，但他们拒绝参与对主要对手泛非大的攻击。他们总是向合作伙伴提出要共同面对的问题，甚至在他们自己政策的一些方面做出妥协，所有都是着眼于保持联合阵线的团结和凝聚力。”

南非联合阵线维持了不过数月，1962年3月13日在伦敦的解散导致了相互指责，非国大和泛非大之间的裂痕并未消除，反而是加宽了。

在监狱中，曼德拉见证了政治上的激烈纷争，有时甚至导致肢体冲突，但是他决定继续扮演和解者的角色，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在一次争论中，他拒绝站在非国大一方作证。他写道：

“我认为我在监狱中的角色不仅是非国大的领导者，还是一个团结的推动者，一个诚实的和解人，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在这些争论中，我不愿意选边站队，即使是站在我自己的组织一边。如果我为非国大作证，就会损害我在不同群体中实现和解的机会。如果我宣扬团结，我就必须像一个团结者那样行动，即使要冒可能得罪我自己同事的风险。”

正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即使在谈判之前，曼德拉就已经在反复思考由非国大、泛非大和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nian People's Organisation, AZAPO） 组成一个统一阵线或爱国联盟的可能性，从而在谈判期间拥有更强的代表性。 由于过去的历史、缺乏远见、根深蒂固的立场，以及对未经检验的想法产生的困惑，都使人望而却步，以至于这样的倡议在当时无法赢得认可。

但是现在，1996年7月，随着民族团结政府的瓦解，无论曼德拉是否依然怀有与泛非大合作的理想，泛非大主席克拉伦斯·马奎图（Clarence Makwetu）已经拒绝了他。曼德拉在他推迟了的78岁生日庆祝仪式上承认了这一点。他将生日宴会变成了一场老战士的节日晚宴，受邀人员中包括已故的泛非大勇士泽法尼亚·莫托彭的遗孀乌尔巴尼亚·莫托彭（Urbania Mothopeng）。

这并非曼德拉主持的第一场为老战士们举行的晚宴。上一次是在大约两年前的1994年7月23日，当时曼德拉仍然处在对非国大选举胜利的欢庆中，他的喜悦溢于言表。必须始终铭记的是，曼德拉把非国大视为南非大多数人民的代表，包括白人和黑人。因此，非国大的胜利不是抽象的，或是赢了一场足球比赛之后的自我陶醉。这意味着朝着他所珍视的目标——建设一个民主社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那次晚宴上，曼德拉说：“这是一场庆祝，是回到我们所有人的归属地：我们国家的政府所在地。我们终于回到了这里。这里孕育了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法律，这里也诞生了把我们的国家撕裂的社会机制。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用老战士们的祝福这种传统方式，使整个体制熠熠生辉。因为，在你们的隆重登场使这里焕然一新之前，这里根本无法成为新的民主秩序的象征。

“因此我感谢你们，亲爱的老战士们，你们克服长途跋涉的艰难，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如果你们不能来，本可以有许多借口：上了年纪，身体不适，组织工作，公务繁忙，等等。但是你们敢于挑战这一切，因此我们才得以在这个特殊的聚会中与捍卫人权的老战士精英们相遇。我要再次感谢你们。

“我在这里也要感谢筹办者和赞助者们尽全力确保这次聚会的举行并取得了所允诺的成功，他们是：里卡·霍奇森（Rica Hodgson）、理查德·马蓬亚（Richard Maponya）、莱高·马塔巴蒂（Legau Mathabathe）、阿米娜·卡查利亚（Amina Cachalia）、莫斯·恩杜马洛（Moss Nxumalo）、奥马尔·莫塔尼（Omar Motani）等。 ^[2] 然而我们认为，政府必需利用分配给总统办公室的有限资源为宴会提供餐饮和其他服务。这是你们应得的，因为你们在实现一个民主和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衷心地欢迎你们，包括那些从国外回来和我们相聚的人。

“40年前——对于我们老战士来说，弹指一挥间！——谁能想象得到我们会在这样一种性质的聚会上相遇？是的，我们曾经梦想和歌唱实现自由和民主的那一天，但我们知道，实现并非易事。我们确实对最终实现民主理想充满信心，但我们已做好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奉献一切的准备，很多人有时感到，新时代的黎明只有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会到来。

“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感到荣幸之至，成为这样一代人中的一员，在有生之年就收获了斗争的成果。有成百上千的人——不，成千上万的人——今天本应在这里，但种族隔离制度下悲惨的重担缩短了他们的生命。另外一些人则倒在种族隔离制度捍卫者的酷刑和子弹之下。我们向他们所有人致敬。我们今天能来到这里也是他们的光荣。当我们在这里感谢你们奉献生命为自由、正义和民主而奋斗时，我们也是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悼念。

“我们向所有老战士致敬，在消极抵抗运动（Passive Resistance Campaign）中、在矿工大罢工（Great Miners’ Strike）中、在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中、在人民代表大会（Congress of the People）和其他运动中，你们敢于奋起反抗那些因为你们发挥的作用而迫害逮捕你们的人；你们蔑视那些在议会中因为你们讲出真相而称你们为叛国者的人；你们敢于挑战那些由于你们反对通行证法和揭露我们国家恐怖的种族关系，而将各种污名标签强加在你们头上的人。

“我在这里指的是你们所有人，来自非国大、泛非大、南非共产党、工会运动、进步联邦党、自由党（Liberal Party）、黑绶带运动（Black Sash）、种族关系研究院（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妇女组织、纳塔尔与德兰士瓦印度人代表大会（Natal and Transvaal Indian Congresses）以及其他许多组织的老战士们。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说：当我们那时说真理必胜时，是因为我们知道，真理确实终将占上风。并且我们知道，南非和她的全部人民都将从中获益。”

曼德拉讲这些话的时候，正是民族团结政府的全盛期，洋溢着热情的气氛，一切看来都是可能的。两年之后，新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些不愉快的任务。现实情况要求重新做出安排，主要是因为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的解体，而此计划是非国大宣言中的主要政纲之一。

虽然重建与发展计划在非国大的选举政纲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但非国大提出质疑，它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继续运行，还是将其功能分散到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中去。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南非工会大会的游说，非国大采取了第二条路。

据资深的工会活动家杰伊·奈杜回忆，曼德拉在1994年要求他在总统办公室内以不管部部长的身份来领导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我们未来将面临一个巨大的任务，”奈杜回忆曼德拉当时说道，“你一直从我的非国大办公室推动制定重建与发展计划，现在我要求它成为我们全部计划的中心。”

不管部部长的职位在任何政府中都相当微妙，它使在位者与职能部委们竞争，后者可能感到自己的领地受到入侵威胁。据包括穆法马迪在内的一些部长说，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并没有被包括在曼德拉最初的内阁部门列表当中。 其机构设置和作用的不明确，以及处于总统办公室中的地位，加之它是最后一刻才被添加到行政部门的，这些都影响了它的运行并埋下仅仅两年就被撤销的种子。复杂的拨款安排是为了帮助政府部门重新调整它们的优先事项，但丝毫不能减轻政府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 作为一个全新的机构，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也受到人手不足的影响。

当曼德拉宣布撤销这个机构时，他不得不考虑所有寄希望于这个计划取得成功的人。他们是大量隶属于公民社群组织的寻常百姓，“他们的生命，”用曼德拉的话来说，“在种族隔离制度悲惨的重担下被严重缩短了。” 如同许多他不得不说服人民接受不合意的措施的情形一样，他通过坦诚地通报内阁的工作情况在公众中凝聚起广大的支持。

他说：“在重建与发展计划的基础上，我们一起制定出国家的优先事项，而不是过分受限于只投身我们恰巧领导的部门，从而加强了内阁内部的团结。

“随着影响所有部门的政策的演变，以及一些机构变革赋予我们执行这些政策所必需的能力，每个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执行重建与发展计划的可能性已经极大地增加了……

“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将被撤销。我已经指示姆贝基副总统处理当前由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管辖的重要项目、计划和机构的转交工作。

“重建与发展计划基金将由财政部重新安排……重建与发展计划不是某些专业部门的责任，而是指南针、北极星，指导政府的所有活动。”

尽管曼德拉对奈杜和“他在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的同事们所做的开拓性工作” 进行了充分的表扬，但他一定感觉到了奈杜的不快，因为在撤销这个办公室前奈杜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之后又被重新安排到另一个部门。他一定已经知晓在三方联盟——1990年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为推进民族民主革命目标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合作伙伴关系——的各成员中间激起的涟漪，他们把这次变化视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

这些复杂的交接成为新民主制度不断增长的痛苦。如果曼德拉想带上那些准备好和他一起开始征程的人，他就必须先应对那些想要下车的人，包括利本伯格。根据他于1994年接受职务时与曼德拉达成的协议，利本伯格将只干到下一次编制预算之前。 他“优雅地离开，回到了私营部门，为顺利过渡到第一位非国大的财政部长提供了帮助，”阿兰·赫希（Alan Hirsch）写道。

1995年8月，距离利本伯格离职大约7个月前，曼德拉安排曼纽尔参加了一个会议，并告诉曼纽尔，在利本伯格离开后，自己希望他出任财政部长。曼德拉告诉曼纽尔，作为第一位黑人财政部长，他应当做好面临艰难挑战的准备。不过，曼德拉建议他利用利本伯格离开之前的时间为自己做好准备。除了他作为贸易和工业部部长的工作之外，还应当熟悉财政部长的工作。他必须向利本伯格学习并准备接手他的工作，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曼纽尔列席其中，为制定预算而成立的部长联席会帮了大忙。曼德拉还告诉曼纽尔不要出席1995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这是1991年以来曼纽尔每年都参加的会议——避免他的参加引起猜测。曼纽尔回忆道：

马迪巴会经常给我打电话说：“怎么样了？你在跟克里斯学吗？你准备好了吗——这项工作引起你的兴趣了吗？”然后他说，“好，现在万事俱备，我要在克里斯的预算结束之后，即3月底，宣布这件事，但还有几个变动我需要告诉你。我想把财政部的亚历克［·欧文］调换到贸易和工业部你现在的位置上，但还不要告诉他。你需要一个副手，吉尔［·马库斯］现在在证券委员会干得不错，我想把她安排在那个位置上——也先别告诉她。”

1996年4月，在利本伯格提交了他的第二份预算之后，曼纽尔成为财政部长，马库斯是副部长，欧文成为贸易和工业部部长。

在所有这些事务当中，曼德拉面对的是需要他保持铁腕的情况。他通常会咨询同事和顾问的意见，但是对于其他一些更棘手的问题，他会和沃尔特·西苏鲁商量，因为他的知心朋友坦博已经去世了。有时阿尔贝蒂娜·西苏鲁（沃尔特·西苏鲁的妻子）会到曼德拉在霍顿的家中去见他，他们会立刻互相拥抱。作为联合民主阵线曾经的主席，她在这个国家最动荡的时期引领着群众民主运动的航船，是值得信赖的经验宝库。

在议会地点的问题上，曼德拉自然需要动用他所有的才智资源。起初这看起来是一个琐碎的小问题，议会地点带有尴尬的历史印记，其起源要追溯到1910年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作为白人少数单一制国家的成立。德兰士瓦省的比勒陀利亚被确定为行政首都，司法首都在奥兰治自由邦省（Orange Free State）的布隆方丹，立法首都则在开普省（Cape Province）的开普敦。首府在彼得马里茨堡的纳塔尔省则得到了由于联邦成立所导致收入损失的补偿。

争论围绕改变1910年所达成的协议会带来的费用和经济影响展开。问题涉及让官员们在两个首都之间定期往返会产生多少费用，改变首都安排的花费，以及对这些首都的经济影响。争论还包括更大的民主议会和更长的会期带来的经济影响，以及将议会地点移到内地可以更好地向公众开放，并更容易对公众情绪做出反应。

当这个问题被列入民族团结政府内阁第一次正式会议的议程时，曼德拉知道这已经引起了公关公司的竞争和疯狂游说。在向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Provinces）——一个由省级和地方政府代表组成的集体——致辞时，曼德拉感到需要使这件事降温。

“关于议会地点的问题，”他说，“我们一直在讨论，我希望全体代表都能理解，这是一个需要非常小心地处理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唯一一次见到西开普省的非国大成员完全同意国民党成员的看法，就是关于议会地点的问题。德兰士瓦的人们也众口一词，称议会必须移到德兰士瓦，甚至使用了我的名义。当我听说比勒陀利亚市政府说，总统也倾向于把议会移到德兰士瓦时，我指示我的秘书长写信告诉他们，我从未对此问题发表过评论。”

内阁任命了一个由多党派组成的分委员会，起初由交通部部长马克·马哈拉杰（Mac Maharaj） 领导，后由公共事业部部长杰夫·拉德贝（Jeff Radebe）接手，负责研究费用和影响并提出推荐意见。非国大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也任命了自己的工作小组。

就在非国大和内阁的工作小组处理这一问题时，激烈的市政选战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部长们和非国大的成员们也被卷入交锋之中；尽管按照程序，他们应在公共场合保持中立态度。虽然曼德拉一直不动声色，但在1994年9月英国爱德华王子（Prince Edward）访问南非期间，他还是不经意地泄露了自己的想法。当两个人在“新的黎明”总统官邸会谈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谈话会被媒体听到。曼德拉自豪地指着总统官邸所在山脊的后面对王子说，新的议会应该坐落在那里。这次媒体报道使得总统办公室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在非国大内部和整个社会到处灭火。

一年之前，曼德拉在非国大内部的高层会议中曾坚定但温和地指出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他郑重地指出，这里面有强烈的情感因素在起作用，因此这个问题应当谨慎地处理。然后他坦率地说出个人的倾向，应该只有一个首都，“并且应该在库努！”

然而曼德拉对于不听话的部长们态度更为严厉，正如他在准备1996年2月19日举行的非国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时在笔记中写的：

“9位部长和2位副部长违反程序在一份提交给曼德拉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支持保留开普敦继续作为议会的所在地。他们这一信函被包括在今天《阿格斯报》的一篇宣传文章内，被视为要求把议会留在开普敦而进行的一场政变。这篇宣传文章是对南非航空杂志《飞翔的跳羚》（ Flying Springbok ）中一篇特写的强烈回击，那篇文章称，多重人格的曼德拉总统正在推动比勒陀利亚成为一个旅游胜地……非国大的内阁部长们必须尽早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解释。政府对此已开始着手处理。”

如果以上读起来像是一位沮丧的总统写给自己的注记，那么两年后曼德拉在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上回忆这个故事时则颇具幽默感。曼德拉说：“这些内阁部长们已经决定，在我们收到严格遵守程序得出的报告之前，绝不能做出任何选择。但是我现在看到，正是这些部长的名字出现在西开普省流传的一份名单上，称‘让议会留在原地不动’。我把他们召集来要求一个解释。我们已经在这里做出决定，在此问题上绝不发表我们的意见。他们说：‘不，我们在一份名单上看到了国民党内阁成员的名字，我们想，考虑到地方政府的选举，如果我们不加入……［笑声］’。然后我找到德克勒克副总统说：‘你知道这个决定。你的部长们现在已对外公开并且签署了请愿书，呼吁议会应该留在开普敦。’

“他把那些内阁部长们召集在一起，他们说：‘不是的，我们在一份名单中看到了非国大内阁部长们的名字，因此我们决定也加入［笑声］。’因此我警告两党成员，如果他们再次对此问题公开发表意见，将受到最严厉的纪律制裁。这就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曼纽尔是参与上述行动的6位非国大部长之一——他们中有些人可能是无辜的，他回忆在泰因海斯（Tuynhuys） 与总统发生激烈摩擦的一次会面，曼德拉对他说：

所以，特雷弗，你属于一个小团体。你们这个小团体正在通过媒体游说，使议会留在开普敦。你知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你知道我认为把议会移到比勒陀利亚的最好时机是我担任总统的这一个任期。你知道的。你知道我已经让马克［·马哈拉杰］和杰夫［·拉德贝］去进行研究。这些你全知道，然而你还是无视它们，并加入这个小团体进行游说，反对这些出于国家利益的决定。

曼纽尔试图解释，他并没有加入小团体，他们从未就这个问题见面，但是曼德拉根本不听。“我对你的看法不感兴趣，”他说，“你就是一个小团体的成员。我要你听我说，你和你那些生活在开普敦的家伙们就是一个小团体……你知道，你是一位很好的部长并且会干得更好，但如果你不想成为这个领导集体的一部分，你就必须离开。你想要怎么做？”

尽管这个问题到曼德拉任期结束时已经退出了内阁的议事日程，但这整个经历使人们，当然包括曼纽尔，窥到曼德拉受挫时的真性情。“这就是马迪巴，”曼纽尔说，“他有自己的观点。你可以和他的观点不一致，但他是国家元首，如果你不想成为这个班子的一部分，就不得不决定要如何行动。”

对于曼纽尔来说，“这次交锋的重要收获之一，是打消了曼德拉是一个不持个人观点作壁上观的圣人的想法。他不在乎在一些问题上与其他人对抗，即使那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 * * * *

有许多次曼德拉不得不挥起鞭子发出警告，而且越来越多地是针对他自己的人。他对塞内卡（Seneca）的名言心领神会：“一个过于害怕敌意的人不适合统治。”尽管他知道建设新南非是一项渐进的工作，但他仍要确保人们能够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起责任。一些人不得不从内阁中或领导职位上被撤下，或要求他们主动辞职。对同志采取这样的行动令他感到痛苦；当他对其他人品格的信任落空时，他不可避免地感到失望。但即使对其他人利用他的信任而感到愤怒，他也准备重建这种信任。

那些在工作中与他密切合作的人回想起曼德拉决定采取行动或克制住不采取行动时强烈且经常矛盾的情感。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认为曼德拉待人忠诚“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当他信任某个人时，他听不进相反的意见。他忠诚得过分了。但当你惹恼他时，则是另一番样子”。

对于悉尼·穆法马迪来说，“他［外表］背后的实质是，如果他信任一个人的品格，他不希望对方认为这种信任是理所当然的或是可被利用的”。

杰克斯·格威尔曾描述曼德拉对人性本质的看法如何影响了他的行为：

他有这种真正的信仰——并且经常就其可验证性与我争论——人类基本是“做好事的动物，做好事的物种”。我们在政府中曾发生过一件事，一位位居高位的人做了一些非常糊涂和愚蠢的事，因而不得不从他的位置上退下来。但同时，他在确保过渡时期的稳定上曾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最后，我们不得不与他分道扬镳，他下台了。马迪巴对他说，“如果有任何我可以为你做的事，请不要犹豫地告诉我。”

这个人真这样做了。一两天之后，他回来要求被任命到另一个国际部门的位置上。每个人都劝曼德拉不要再给他机会。曼德拉很不高兴地反驳说：“如果你能观察人一整天，从早上起床一直到他们晚上休息，你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人都在做恰当的事情，犯错误只是脱离常轨的表现。”并且他真是这样做的。他不是天真，而是真的信仰人类的善良，不论他们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与他多么不一致，而且他总是按照这个信念行事。当然，这一态度也有助于奠定基础，在这个国家中进一步促进社会凝聚和民族团结。

曼德拉感到需要亲眼看看新制度对人民的影响，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他寻求通过走到人民当中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个国家崭新的生活对他也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毕竟他已经与此分离了几十年，而如今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正是这种变化的代表。姆兹万迪莱·维纳（Mzwandile Vena）长期担任他的保镖，回忆起曼德拉的这种热情如何使他的行为难以预测，成为他的安保人员的噩梦。他会命令他的司机在计划行程之外的地方停下来，下车穿过街道去和一群孩子打招呼。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维纳说，“集会上一支合唱队正在唱歌，曼德拉会在事前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加入合唱。我们被迫要随时做出应急反应。”

当曼德拉要透露颠覆传统的重要信息时，这种自发行为是他政治时机敏锐度的一部分。非国大伦敦办事处的前牧师、荷兰人托因·埃根赫伊曾（Toine Eggenhuizen）回忆起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前夕，曼德拉如何先发制人地平息了关于南非橄榄球队队徽的争论。

当时对于南非橄榄球队以跳羚为队徽存在争议，许多人认为那是一种退步，回到了在体育运动中排斥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 然而，有人送了一顶带有跳羚队（Springboks）队徽的橄榄球帽给曼德拉，他的私人助理贝丽尔·贝克（Beryl Baker）收下了，但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其后不久，曼德拉作为非国大主席在东开普省的一次集会上致辞。因为天气很热，贝丽尔担心站在太阳下的曼德拉，于是拿出了那顶帽子并抱歉地表示她没有其他可以遮阳的东西了。曼德拉十分高兴地戴上了，结果是晚间新闻报道了他戴着那顶帽子的照片。

曼德拉就是通过这个从未预演过的姿态，向最终平息针对这个队徽的批评迈进了一大步。在埃利斯公园体育场举行的值得纪念的橄榄球世界杯上，他为这个以跳羚为形象的队徽恢复了名誉，同时把所有种族的南非人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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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公民报》为1976年成立的英文报纸，和第一章提到的《公民报》（ Die Burger ）不同，后者是1915年创办的阿非利卡语报纸，为避免混淆，下文会加上报纸的语种以做区别。——编注

[2] 里卡·霍奇森，资深政治活动家，流亡返回南非后与沃尔特·西苏鲁一起工作。她著有《自由的马前卒：在南非解放运动中的一生》（ A Foot Soldier for Freedom: A Life in South African Liberation Movement ），是一本关于斗争年代的重要著作。理查德·马蓬亚，黑人商人的先驱，以他在索韦托成功的冒险在南非黑人间激发了企业家精神。莱高·马塔巴蒂是索韦托1976年6月起义的震中、莫里斯·艾萨克森高中（Morris Isaacson High School）的传奇校长。他由于为黑人觉醒运动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受到赞誉。阿米娜·卡查利亚，曼德拉的老朋友和知己，妇女权利运动活动家，著有回忆录《当希望与历史同步》（ When Hope and History Rhyme ）。莫斯·恩杜马洛，商人，前全国非洲工商会联盟（National African Federated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的副主席，迪比投资公司（Theb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创始人。奥马尔·莫塔尼，成功的商人和政治活动家，他主要在幕后支持斗争。 4rC8AF9iK/qniWKWvb/k2GEOzc4iKGGwfKP4szTWLII+EfIy4NyAbPsSiKY5nx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