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职仪式的当晚，曼德拉住在比勒陀利亚的国宾馆，在此后的三个月中，这里将成为他的临时住所。德克勒克正在从名为“自主神”（Liberatas）的总统官邸中搬出——后来曼德拉将那里重新命名为“新的黎明”（Mahlamba Ndlopfu，聪加语，字面上的原意为“正在洗澡的象群”，因为大象在清晨洗澡）。

在就职仪式的第二天，5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曼德拉在一支护卫队的陪护下到达总统府西翼后门的入口，这支护卫队由尚未整合的南非警察部和民族之矛成员组成。两位令人敬畏的女士——芭芭拉·马塞凯拉和杰茜·杜阿尔特，她们位于曼德拉作为非国大总统的行政班子的中心——带着设立办公室所需的装备，尽可能敏捷地跟上总统的步伐。

由于常年处于背阴的原因，走廊的温度要比室外低一到两度，使在那里工作的职员和官员着装略显保守。早先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会见时，走廊中经常可以闻到煮咖啡的味道。如今没有了这种味道，除了在建筑入口处曼德拉遇见了几个人之外，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处被弃置的场所，感受不到任何人类的温暖。执行副总统德克勒克带走了他个人班子的所有成员，仅留下职能部门和行政部门的人员。

但是，对于曼德拉班子的成员们来说，气氛是否欢快和服饰是否优雅完全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5月11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完成民族团结政府的组阁以及各部部长的宣誓就任。这是一个很小的团队，由精心挑选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必须提交一份紧急的委任状。杰茜·杜阿尔特注意到，在选择工作班子的成员方面，曼德拉并非是被动的。当他考虑将杰克斯·格威尔教授列为总统办公室主任和内阁秘书长的可能人选时，她回忆道，曼德拉“要求了解有关杰克斯的所有情况”。他事先征求了特雷弗［·曼纽尔］的意见……然后才面对面地和杰克斯坐下来说：“如果我们赢得了选举，你会加入我的办公室吗？”他还问了许多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关于］“格威尔是个什么样的人，谁……愿意和他一起进入政府共事？” 总统办公室需要一位能干的主任来弥补60位德克勒克班子成员离开后的空缺。此外，不能指望一个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的外交事务分会为新总统办公室规划架构，在做出永久性安排之前只能任命一个临时小组来协助新总统渡过难关。在塔博·姆贝基的推动下，一个由外交部官员克里斯·斯特里特（Chris Streeter）博士为首的班子承担了这项工作，因此，在任命办公室主任之前，斯特里特成为曼德拉的“幕僚长”。

曼德拉迅速打消了人们认为他将赶走原有雇员的臆测。虽然时间紧张，但曼德拉还是一个不漏地与每一位工作人员握手。时任总统办公室主任的法尼·比勒陀利乌斯（Fanie Pretorius）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他从左侧起开始挨个与每一个办公室成员握手，大约到了队伍四分之一的位置，他走到一位总是板着面孔的女士面前——尽管她是一个友善的人——握着她的手用阿非利卡语说：“Is jy kwaad vir my?”（你在生我的气吗？）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僵局被打破了。他继续将这样的信息传递给每一个人。再也无需做任何事，每一个人的疑虑都打消了。那一刻，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温暖包容。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在那以后，至少在我看来，办公室的成员对他再也没有负面的感觉。

曼德拉对各个阶层人士——从园丁、清洁工、职员和打字员到身居最高职位的那些人——显示出的个人热诚无疑是令人感动的。在工作中与他有过交往的这些人将他描述为一个慷慨、低调、容易相处的人；他知道“如何做一个普通人”，通过“不论是否面对镜头都一样向每个人打招呼”展示他的真诚；“没有那种他在上你在下的感觉”。

曼德拉尊重但并不畏惧他所置身的世界。像所有将自己的能力视为理所当然的充满信心的人一样，曼德拉毫不犹豫地踏上了他需要选择的促进南非民主的道路。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从没有逃避过责任，不论多么危险，他曾在1952年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Defiance Campaign Against Unjust Law） 中担任志愿者负责人就是证明。在他喜爱的短诗《永不屈服》（ ‘Invictus’ ）所包含的精神的激励下，“数十年的迫害”已经使他变得“无所畏惧”。 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监禁，曼德拉已经成为全世界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正义最知名的象征。他最初并不想成为总统，可能是感到从被释放到选举这段激动人心的时光里，他已经完成他所被赋予的任务了。

“我被放在南非共和国首位民选总统的位置上，”他写道，“这是违背我的意见而强加给我的。

“随着大选日期的迫近，三位非国大的高层领导人通知我，他们已在组织内部广泛征求了意见，一致的决定是，如果我们赢得选举，我将出任总统。他们说，他们将在议会党团（parliamentary caucus）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我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那一年我就76岁了，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找一个从监狱中获释的年轻得多的人，不论男女，去会见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参加世界和区域组织的会议，能跟得上国内和国际的发展，并能预见发展的未来方向。

“我指出，我一直崇敬这样的人：他（她）们用自己的才能服务社会。他（她）的努力和牺牲，赢得了高度的尊敬和热爱，尽管他（她）们在政府或社会中不担任任何职位。

“结合了才能与谦逊，能够自在地同他人打交道，不论对方是穷人还是富人，强大还是弱小，庶民还是贵族，青年还是老人——这种不论种族或家族背景而一视同仁的人，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崇敬。

“非国大一直汇聚着具有远见卓识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心甘情愿地留在幕后，而将那些充满希望的年轻人推向台前，站在聚光灯下承担重要角色，使他们在政治生涯中更早地面对领导的基本原则和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样的领导在我们很多人的心中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西苏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我们在解放运动或政府中占有何种位置，都始终对他心悦诚服的原因。

“我向三位高层领导请求，我更希望不在组织或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地服务。然而他们中的一个人彻底驳倒了我。

“他提醒我，我一直倡议集体领导的至关重要，只要我们严格地遵守这一原则，就绝不会犯错误。他尖锐地质问我，现在是否要反对这个我过去一直宣扬的原则。尽管集体领导的原则从未试图排除一个人为他坚定信仰的东西进行有力辩护的权利，我还是决定接受他们的提议。

“然而我明确表示，我将只干一届。尽管我的这一表示似乎让他们出乎意料——他们的回答是，我应将这个问题交给组织考虑——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有任何不确定。在成为总统后不久，我公开声明，我将只干一届，并且不会寻求连任。”

“在非国大的许多会议中，”曼德拉继续道，“我经常强调，我不需要唯唯诺诺的同志或傀儡，仅仅因为我是这个组织的主席就生吞活剥我说的任何话。我呼吁建立一个健康的组织，我们可以以平等的姿态解决问题，而不是像主人与仆从。每个同志都能自由坦率地表达他或她的观点，不用害怕成为牺牲品或被边缘化。

“例如，我的一个引起众多回响和激烈争议的建议是，应当将投票年龄降低到14岁，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采用了这种做法。

“这是因为，事实上在那些国家中，14岁左右的年轻人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正是由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赢得胜利的政府将给予投票权作为对他们的奖励。全国执委会的成员们压倒性地激烈反对我的建议，使我步步败退。《索韦托人报》（ The Sowetan ）在其漫画栏目中将这个问题夸张地表示为一个包着尿布的婴儿在投票。这是以一种最形象的方式来嘲笑我的想法。我再也没有勇气坚持这一意见了。

“然而也有许多我认为自己没有被集体领导原则束缚的情况。一个例子是，对于一次政策会议上关于内阁应由议会来任命的决定，我立即表示反对。我也反驳了非国大参加与种族隔离政权谈判的第一份人员名单，那是卢萨卡的领导班子发给我们的。在这个11人名单中，有8人来自同一个黑人民族，而且一名女性都没有。

“总而言之，集体领导的原则，团队协作的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不能不论具体情况地机械照搬。它必须永远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中进行考虑。但是如果要在我们的同志中加强团结和相互信任，这是一个核心的指导原则。我们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偏离这一原则。

“作为非国大的主席和国家总统，我鼓励非国大的成员、政府内阁和议会的成员，在非国大和政府的会议上畅所欲言。但我始终提醒大家，畅所欲言绝不意味着说出具有破坏性和负面影响的话。

“我们绝不应当忘记，不论是在组织内还是在组织外，也不论是在政治集会上还是在议会和其他政府机构中，争论的主要目的是，我们应当通过争论——不论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尖锐——变得比之前更加紧密、更加团结和信任。在一个组织内部消除分歧和相互猜疑……应当永远是我们的指导原则。

“当我们尽最大能力去尝试做到，对于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其他同志或其他政治组织的成员，绝不质疑其品质的正直，就会比较容易实现争论的目的。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发现在所有社群中，非裔、有色裔、印度裔和白人，以及在所有政治组织中，毫无例外地都有善良的男女，他们热切地希望继续他们的生活，渴望和平与稳定，要求有尊严的收入，好的住房，送子女到最好的学校上学，他们尊重并想要维系这个社会的组织架构。

“好的领导者充分认识到消除社会紧张——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可以营造一个让怀有愿景的人影响社会的理想环境，从而让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来到舞台的中心。相反，极端主义者则在紧张和相互猜疑的土壤中旺盛生长。清醒的思考和精心的计划从来不是他们的武器。”

非国大——或者更准确地说，曼德拉总统——需要清醒地思考和精心地计划。没有这种能力，将很难使从孤立保守的种族隔离政权中承继下来的旧的、以安全为导向的、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与新的、没有什么经验的官员整合在一起。一些新人刚刚从海外学成归来，但只学了一些管理的速成课程和现代经济运营的入门知识。德克勒克的行政管理办公室中的职员都与他共事多年，而曼德拉和他的副总统姆贝基则必须从头开始。在公共服务方面唯一对非国大有利的是，在外交和安全——主要是国防和情报——领域，有一批数量不多但很重要的人，他们参与了大量为整合而进行的联合计划。因此对于曼德拉来说，建立办公室首先需要请来解放运动的高级干部担任一些部门的领导或顾问，其次要防止鲁莽地改变旧的组织架构或裁撤其中的职员。

杰克斯·格威尔是第一位被任命的高级官员，这赋予了总统幕僚严肃认真的象征意义。格威尔也带来了他广泛的政治背景，他曾担任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并与流亡时期的非国大交往。作为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Cape）的副校长——他马上要从这个位置上退休——格威尔领导了转型，使一所种族隔离大学成为左派知识分子的家园。曼德拉对格威尔教授的任命表明了他对这位教授的高度尊敬。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格威尔具有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传统的背景，并且不是非国大的正式成员。多年后，曼德拉这样写他：

“杰克斯·格威尔教授除了是我总统办公室的主任之外，也是内阁的秘书长，他在这些职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现在是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HSRC）、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African Centre for Construc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ACCORD）、南非民主选择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mocratic Alternatives in South Africa，IDASA）以及正义与和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的负责人。

“他在私营部门也非常活跃，是布里姆斯通投资公司（Brimstone Investment Corporation）、非洲国际工程公司（African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埃杜科—纳斯帕斯公司（Educor-Naspers）的董事会主席，纳斯帕斯公司（Naspers）、耆卫保险公司（Old Mutual）、大卫·菲利普出版社（David Philip Publisher）、西开普省板球有限公司（Western Province Cricket Pty Ltd）的董事，南非科学院（South African Academy of Science）和另外6家私营组织的成员。他是前大学校长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versity Principals）的主席。在学术方面，他的表现出类拔萃。他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荣誉文学学士学位、文学与哲学博士学位，全部以优等成绩毕业。他被国内外的大学授予了不少于6个荣誉学位。

“他曾被南非总统授予南非南十字金勋章（South African Order of the Southern Cross, Gold, 1999年），被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Abdullah）授予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部长级腰带（King Abdulaziz Sash, Minister Rank, 1999年），以及被利比亚卡扎菲上校授予卓越行为勋章（Order of Good Deeds, 1999年）。

“他在文学、教育和社会政治方面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评论、散文和论文。他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无所畏惧的独立思想家，曾经担任西开普大学的副校长一职，现在是罗德斯大学（University of Rhodes）的校长。

“在人际关系方面，他显然是一位真正的领导者。他没有任何偏执的倾向，鼓励有原则的讨论。他经常引导同志们把注意力放到那些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人际关系的方面。

“作为我们基金会的主席，他是使我们所有人和谐共事的关键，把任何形式的同志之间的内斗消解于萌芽阶段。

“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优秀的国际谈判者。正是他和沙特阿拉伯驻华盛顿大使班达尔（Bandar）亲王殿下，实现了洛克比（Lockerbie）空难案件的突破。

“只要有具有如此能力和视野的人在，这个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就将继续是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基石。”

在任命格威尔的那一刻，曼德拉对他所想要的办公室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像所有注重秩序的人一样——曼德拉一度想要在旅馆里整理自己的床铺——他无法在没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有效地工作。任命格威尔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尊重格威尔并愿意听取他的建议。马塞凯拉后来对曼德拉这方面的性格如此评价：

“我认为这需要相当的谦逊和个人兴趣才会想要听取并接受最好的建议。我想说，他有点儿过分崇敬受过教育的人。他实在是看重学历那些东西，如果你对有学问的人表现出一些质疑，想说服他是很困难的。”

没有人对格威尔教授的任命提出过质疑，就此而言，也没有人对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安排有过质疑，他从一开始就是总统顾问。很久之后，卡特拉达被任命为议会顾问。他是曼德拉长期的朋友和狱友，他回绝了要求他成为内阁部长的提议。

“事情是这样的，”卡特拉达说，“组阁之前发布的文告中有我的名字。于是我写信给曼德拉说，尽管我的名字在上面，但我没有兴趣进入内阁……幸运的是，当时正在与因卡塔自由党进行讨价还价，他们想要一个安全事务方面的部长位置，而我们不能给他们，因此最容易做的就是把我那个狱政部门的职位给他们。”

曼德拉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转型事业，使一个种族隔离国家转型为一个没有种族主义、没有性别歧视的法治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都享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些抽象的理想只有通过具有才能和奉献精神的人们的努力才能实现，或变成现实。他的办公室必须成为为所有成员提供动力的引擎。因此，选择尼古拉斯·“芬克”·海索姆（Nicolas ‘Fink’ Haysom）作为法律顾问就不足为奇了。与曼德拉办公室的其他成员一样，海索姆具有无可挑剔的履历。作为一位法学教授，10年前海索姆就是与自卫组织和政府支持的暴力行为进行斗争的活跃分子，并在谈判中起了核心作用。鉴于南非处于向一个宪政国家演进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法律框架从而完成国家转型并重新进入国际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每年要签署大约800份执行法令，平均每天两份），他的经验是无比宝贵的。

乔尔·内奇滕泽是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全国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具有强大的宣传和战略分析背景。内奇滕泽讨厌正装，外表看似随便，与来自青年团的媒体联络官帕克斯·曼卡赫拉纳（Parks Mankahlana）一起为曼德拉起草讲演稿。他也是各个非国大和政府部门的非正式联系人。他受到媒体信任，主要是因为他显示出来的自信和正直，而且众所周知总统乐意听取他的意见。另外，他在各种研讨会上努力把较为复杂的政策立场简单化。

“在杰克斯·格威尔教授成为总统办公室主任并起草我的讲话稿之前——这项工作他直到今天还在做，”曼德拉写道，“我的演讲稿是由乔尔·内奇滕泽同志起草的，后来又得到了托尼·特鲁同志的帮助。

“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南非诞生了许多耀眼的明星，甚至天才，他们帮助我们的国家从悲痛的过去中转型，使南非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正是这些跨越肤色界线的人们，在1990年代震惊了世界，让世界称赞南非为一个创造了奇迹的国家。国际社会的这种反应再次确认了我们此前已多次重申的，我们的财富不仅取决于我们的矿产资源，也来源于我们人民的才能。乔尔·内奇滕泽，政府通讯和信息系统（Government's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GCIS）的负责人，就是这种财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内奇滕泽的通讯部门也监控和分析总统任上各个政府部门在政策协调、评估和执行中的表现，弥补开始阶段由于资源不足导致的职能缺失。

“面对难以忍耐的挑衅，他能够做到有礼有节，”曼德拉继续写道，“在我作为总统和非国大主席与他一起参加的大量会议中，我从未见到他发过一次脾气。在这方面，他与有时自愿协助起草讲话稿的塔博［·姆贝基］合作得非常愉快。

“当拉斯蒂·埃文斯（Rusty Evans）从外交部秘书长的位置上退休以后，我要求乔尔接替拉斯蒂。乔尔像往常一样礼貌。他说，如果我坚持，他会考虑这一提名，但补充强调说，他更愿意留在通讯部门。我非常努力地施压，但是他满脸笑容地坚持婉言拒绝。于是我请求副总统塔博·姆贝基说服他接受这一提名，但是副总统建议我收回这一提名，因为乔尔在流亡期间就始终坚定地守在通讯领域。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2010年7月在一次与阿齐兹·帕哈德的面谈中，杰克斯·格威尔说，他有意使曼德拉办公室的官员“在保证效率的情况下尽可能精简”，并有一项重点任务。 但在向财政部写报告时，格威尔承认，1994年5月入驻政府时，他们“继承的是种族隔离时期的总统办公室”。而他们必须应对“空前扩大的民主，快速繁荣的国际关系以及曼德拉总统的历史地位和声望”的紧急状况。所有这些“对于总统办公室的运行都具有深刻的影响”，而“在那个阶段尚不可能加以考虑”。 正如俗话所说，父母只为一个新生婴儿做准备，结果老天送来了五胞胎。

* * * * *

大多数政治领袖在做决定时都着眼于尽量减小对自己政治生存的威胁。尽管他积极参加会议并咨询顾问，但曼德拉在各种问题上对自己的见解都充满信心；一旦他采取了一个立场，有时可能会造成某些困难。然而，当他认识到自己无法改变别人的思想时，又并非僵化地固执己见。

杰克斯·格威尔回忆他的老板能够“把问题简单化并解决。马迪巴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人”。由于格威尔的过去都是在大学中度过的，“对于我来说，把问题理论化是很自然的事，”他说，“我对于简单的回答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我不得不多次听到：‘杰克斯，这一定比那要简单。’……马迪巴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并把事情简单化。因此，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在5分钟之内做出一个关键性的决定”。

曼德拉需要的不仅是顾问冷静、明确的专业分析，他也从非国大其他人那里听取意见。他在日记中已将周一标记为“非国大日”，那一天他会在非国大总部与高级成员和其他一些人待上一整天，他也参加非国大全国工作委员会的会议。然而在需要咨询与他关系密切的其他非国大领导人比如西苏鲁时，他并没有固定的时间表。

西苏鲁在1994年一次采访中毫无怨言地说：“他喜欢打电话，尤其是给我。他半夜一两点钟给我打电话，这没关系，他把我叫起来。在他把我叫起来以后，我认识到，这个事情不重要——好吧，那我们就讨论这件事，但实在是没有必要在那个时间把我叫起来。”

曼德拉对于内阁事务的介入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在上任初期，曼德拉事必躬亲，使自己获得政策几乎所有方面的信息，从而使非国大保持在民族团结政府中的凝聚力，这是复杂的转型过程所必需的一项措施。曼纽尔回忆，在内阁会议前夕，曼德拉在他的开普敦赫纳登达尔（Genadendal）官邸 召集非国大的正副部长开非国大内阁核心小组会议（ANC cabinet caucus）。这样做，曼纽尔说：“我们就可以内部讨论需要采取的立场并相互支持。这就给同志们提供了［一个环境］能非常自由地进行讨论。”

在执政的第一个100天里，曼德拉召开了许多会议指引部长们或取得他们对自己所持立场的支持。他对于与和平、暴力和稳定有关的问题保持着持续的关注。正如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Nkosazana Dlamini-Zuma） 所说：“我认为他对于我在开始阶段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这可能是由于我在开始阶段更需要他的关注，因为我本人缺乏经验。”然而，尽管缺乏经验，德拉米尼—祖马雄心勃勃，希望颁布法律，将在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中吸烟列为违法，从而引起对烟草产业的关注。在德班建一所医学院——恩科西·艾伯特·卢图利（Nkosi Albert Luthuli）医院，措施也相当超前。这两项倡议使副总统德克勒克难以忍受。

德拉米尼—祖马回忆道：

德克勒克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必须停止关于烟草的这些胡闹，因为这将使烟农们失去工作，而且完全没有必要。”然后他告诉我必须要建立比勒陀利亚医院。因此我对他说：“我首先必须建的是这里［德班］的医学院，因为爱德华八世医院（King Edward VIII Hospital）一团糟，它所培养的医科学生简直就是耻辱。”有一份国王自己的政府所做的调查报告，［其中说］爱德华八世医院并不适合培养医科学生，但他对此并没有做任何改进。因此这是我一定要建的第一所医院。德克勒克对我说，比勒陀利亚是阿非利卡人的遗产，他将在内阁中为此抗争。我说，好吧，你可以为此抗争。我没有告诉塔塔（曼德拉） ，因为我不认为有那个必要。关于烟草的问题，我告诉他，我是卫生部部长，因此对国民的健康负有责任，烟农可以种植其他作物，在南非没有只能种植烟草的土地。我们将与农业部共同制订计划，帮助农场主从种植烟草转换为种植其他农作物。

我没有告诉塔塔。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了他。我告诉了一些同事，但我没有告诉他，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但是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听说德克勒克叫你去并且说了那些话？”我说是的。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我说：“我不认为这是需要你介入的事。我不需要你做决定。”然后他说：“不，如果他再叫你去，你必须告诉我。但我已经告诉他了，他绝不能那样做，他绝不能给我的部长们打电话，让他们做事，不管是做什么。”因此他对于德克勒克是相当生气的，并且进行了干预。

对我来说，他是真正的力量支柱，使我能够去做那些有时可能引起争议的事情。

曼德拉倾向于向常规的幕僚圈子之外广泛地征求意见，这可能会引起争议。当他认为谁适合对某个问题提出启发性的见解时，会毫不犹豫地把他请来见面。这个人可能是部长、社会部门的代表或领导人，甚或是国家元首。克里格勒大法官注意到曼德拉经常亲自打电话，而不是依赖他的助手，有时根本就不告诉他身边的人。这种对人民的吸引力是相互的，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人都希望与他互动，反之亦然。这使他对公众情绪有一种深刻的理解。

曼德拉的私人秘书玛丽·姆克斯达纳（Mary Mxadana）评价他与公众的关系——任何人，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普通总统，还是一位著名的领袖，因此每个人都希望有机会和他对话。”在他本应该休息的时候，除非是在一个没有电话的地方，而且他的手机不在身边，否则“他就会开始和全世界的人通电话”。

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见证了他胜利的最伟大时刻，见证了他的就职典礼，他有足够的信心请求他们给予支持或让他们随时知晓进展。他处于国家的领袖地位，成为人人谈论的焦点人物。在一整年的时间里，曼德拉的崛起掌权以及“新南非”——一个迅速流传开来的说法——的命运占据了所有媒体的中心地位，甚至盖过了卢旺达大屠杀的报道。

全世界都在关注并提出问题，想知道曼德拉将制定出什么战略来治理国家？他和非国大将提出的政策的基础是什么？例如，在1994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美国新闻主播夏莱恩·亨特—高尔特（Charlayne Hunter-Gault）问曼德拉：“您想成为一位什么样的总统？”

“我们的诉求，”曼德拉回答，“已经在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得到展示。我们不相信由上层做决定然后自上而下地传达给人民群众的方式，我们已经发展出人民论坛的战略，即由人民群众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要求的是什么。从这些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中，我们现在已经制定出我们所说的‘重建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将创造就业，建筑住房，提供教育设施、电力等等。”

曼德拉进一步被问及他将如何落实这些计划，是通过立法，授权给内阁部长，并“让他们来推动”，还是他“亲力亲为”？

曼德拉说：“我不得不对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感兴趣，当然要达到那样的结果是很困难的，因为那样你就不得不了解每一个部门具体活动的细节。只要制定出一个框架就够了，所有部门、所有内阁部长都应该在这个框架内工作，你的任务就是监督，有时也会介入一个部门的实际运作，这取决于那项国家事务的重要性。我已经向荷兰归正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和大量农业组织的领袖发表致辞，他们几乎全是阿非利卡人，并已经向我们表明他们的绝对支持——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和平，想要他们的家人和子女安全，他们想要开始建设一个新南非的工作。”

* * * * *

但是在1994年，曼德拉是如何组成后种族隔离时期民主代议制政府的第一个内阁的呢？是什么给予了他力量？是什么使他认识到非国大作为政府中多数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回答存在于曼德拉对非国大政策文件的信念中。

“为执政进行准备，”曼德拉写道，“不仅限于动员国际社会，也有其国内的方面，和其他内容一起包含在文件《准备执政：为了一个民主南非非国大执政指南》（ Ready to Govern: ANC Policy Guidelines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中，这份文件在1992年5月28日至31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

“这一政策文件指出，必须着眼于在新的民主宪法规定下选举出来的第一届政府所面临的问题。这将有助于让大家理解，转型为一个人人能和平安全地享有基本生活水平的国家所要承担的任务的艰巨性。问题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得到解决，没有快速或轻松的方案。问题是深层次的，而资源是有限的。

“首要议程是制定南非民主宪法的基本原则。人民的愿望应当由民选代表在定期举行的自由、公正的选举中得到表达。而这些民选代表将遵照宪法行事，宪法应当是这块土地上的最高法律，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

“这一文件声明，南非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基层、地区和国家层面各有一级政府。《人权法案》（ Bill of Rights ）与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性别歧视和民主监督的原则将适用于各级政府。

“政府架构包括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按照比例代表的原则从普通选民中经过普选产生。各个地区也有一名参议院代表，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拥有审查、提交和推迟立法的权力。

“执行委员包括一名国家首脑，即总统，他将在正式场合代表国家并拥有执行权力。总统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他或她有固定的任期并仅能连任一次。总统将任命和监督内阁的运作，通过总理执行（后来改为副总统），总理直接向总统汇报，并对国民议会负责。

“《人权法案》对国家和所有各级政府机关具有约束力，并在合适的情况下，适用于社会机构和个人。《人权法案》由法院执行，法院受一个独立的、新成立的宪法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领导，宪法法院的任务是捍卫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免受国家及任何企图否定这些权利的机构或个人的侵扰。

“法官是独立的，由社会各个部门的人员组成，选拔依据是他们的品格、专业、生活阅历与智慧。《人权法案》将保障语言和文化的权利，承认我们社会中宗教的重要性，尊重信仰的多元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人权法案》保护儿童、残疾人和妇女的权利，工人建立独立工会的权利、参加集体谈判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

“非国大宣布自己反对死刑，并努力将此纳入《人权法案》。《人权法案》保障所有人拥有一个家、家庭及财产的权利。它确认所有人都有接受基本教育、医疗和福利服务的权利。

“这个国家强烈支持平权行动的理念，这意味着采取措施，使那些由于肤色、性别和残疾等原因受到歧视的人能够冲破障碍，进入他们过去因为歧视而被排除在外的领域。

“所有的公民服务都将向全民开放，使其真正成为南非人民的公民服务，而不再是只为少数种族服务的行政机构。它将对议会和它所服务的地方社区负责。

“这个国家将拥有一支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性别歧视的国防军和警察力量，监狱的管理人员必须经过良好训练、遵守纪律、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且忠于宪法。

“这是一个法治国家，所有南非人都能不受种族、肤色、信仰或宗教的歧视，直接或者通过立法机构的代表参与立法。

“至于个人安全和犯罪问题，优先要做的是消除在我们社会中盛行的滋生犯罪的条件。非国大声明，除非人民尊重法律，否则就没有对执行法律和维护秩序的机构的尊重。而只有当法律是公正的且人民参与了立法和执法时，他们才能尊重法律。一个公正的刑法体制将加强人民对法院的尊重和对法律的服从。”

曼德拉指出：“这就是由从前的‘恐怖分子们’——他们过去在执政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和历练——提出的一个全面的、深思熟虑的对于执政基本原则的概括。”

其中一位从前的“恐怖分子”是蒂托·姆博韦尼（Tito Mboweni） ，这个国家未来的劳工部部长，他与萨基·马科佐马（Saki Macozoma）是陪同曼德拉出席1992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又称达沃斯论坛）的团队成员。他们把为曼德拉准备的长篇发言浓缩为几个谈话要点，指出这不是用于大会，而是用在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和布特莱齐一起出席的专题讨论会上。据姆博韦尼，代表团回到南非后呈交了他们的报告并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这导致了纳斯雷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执政指南》这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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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期民族团结政府的框架——保证在选举中得票超过10%的任何政党参加政府——被写入1993年临时宪法的原则当中。1994年4月的选举结果决定了第一届内阁的构成，包括一名非国大的总统和两名副总统——一名来自非国大，一名来自国民党。按照得票排名，内阁中有18名非国大成员，6名国民党和3名因卡塔自由党。

但是在曼德拉决定内阁成员名单之前，他和非国大必须对另一个领导职位做出决定。他认为执政团队的结构必须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多元化，因为他认识到，必须要纠正那种认为非国大仅仅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组织的观点。在过去82年的历史中，非国大经历了多次转型。从一个呼吁非暴力并具有基督教倾向的组织，到火热的1940年代，其下的青年团给予它巨大的力量，再到1960年代支持武装斗争，非国大从自身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的品质中汲取了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承受了种族隔离政权凭借紧急状态、暴力，甚至流亡时期的跨国袭击对它造成的沉重打击，它的幸存建筑在许多人牺牲的基础之上。这些人中最重要的就是沃尔特·西苏鲁和奥利弗·坦博，他们是曼德拉可以性命相托的人。他记得这些。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他写道，“被他的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为OR，他是一位谦虚而出色的律师，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卢图利酋长去世之后，他成为非国大的领导人，他也是一位有能力且受人尊敬的领袖，将非国大的力量和影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只有非凡的领导人才能够在流亡中维系这样一个多种族组织的团结：其成员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布在距离遥远的多片大陆，一些青年对压迫他们的敌人怒火难抑，一些青年相信即使没有资源和充分的计划，仅靠愤怒就可以推翻一个种族主义政权。

“OR实现了这一切。对于在国内拘禁的政治犯和普通囚犯，对于国外的自由战士、外交官和国家首脑来说，OR被誉为一位智慧且公正的领导人的杰出典范，他必将恢复被压迫人民的尊严，并让他们牢牢地抓住自己的命运。

“他不辞辛苦地勤勉工作，从不懈怠。毫不夸张地说，他一天24小时都在岗位上，全年无休。他的夫人阿德莱德（Adelaide）讲过OR彻夜工作的故事。清晨，当OR看到她穿好衣服准备离家时，竟问她深更半夜要去哪里。

“或许是繁重的工作日程摧毁了他的健康。他患了中风，半身瘫痪。官员 们讨论了他的情况，都强烈认为应当正式地让他丰富的智慧和经验为组织所用。我们因此任命他为非国大全国主席，他在这个位置上直到1993年去世。

“OR的去世如同一棵巨大的橡树倒下了，这棵橡树站立在那里已经许多年，荫庇周遭，美化了整片风景，并吸引了周围的一切，不论是人还是动物。他是一位具有强大信念和虔诚信仰的出类拔萃的领袖，一位成绩卓著的数学家和音乐家，他在解放人民的事业中的投入无与伦比，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然后官员们同意，由博学的卡迪尔·阿斯马勒（Kader Asmal）教授 接替OR，他是一位坚定而清醒的思想家，后来成为水利和森林部部长，再后来成为教育部部长。他对内阁中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的深刻理解，使他赢得全能部长（Minister of All Portfolios）的美誉。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他的任命会纠正一般认为非国大是一个种族组织的错误印象。

“然后我向非国大全国工作委员会的成员逐个通报了官员的推荐。除了一人之外，他们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推荐。

“在那之后不久，一位官员回来秘密地悄声告诉我，虽然全国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们曾明确同意这一推荐，但他们已经反悔，倾向于塔博，而不是卡迪尔。

“这一情况让我担心，因为这可能导致同志内部负面的猜疑。当人们同意了一个重要的提议，而后在没有重新向你提起的情况下改变了［他们的想法］，那么就很难说不是他们有反对意见却没有勇气向我提出，他们知道这种出尔反尔是违反组织方针的。

“但他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合格并可靠的领导人，在决心解放国家的斗争中经受了长期的艰辛磨难。这一插曲从未影响我对他们的信任。不管怎样，拒绝支持卡迪尔是一种民主的做法，我们没有任何保留地接受了。”

在组阁最终完成之前，曼德拉广泛地咨询意见。他查阅了在全国接待委员会等机构以及最终进入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的人过去所做贡献的记录，后来又征询了塔博·姆贝基的意见，因为“塔博流亡了许多年，并且与国内的同志有许多交流；他比我更了解哪些人更有资格在内阁中任职”。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塔博·姆贝基生动回忆的对话：

马迪巴说……“请你从我们自己的人中准备一份名单——包括名字和职责。”这一定意味着，我们已经知道在内阁中我们自己［非国大］所占的百分比，那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因为要记得，内阁里还有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因此我们在马路对面［悉尼·穆法马迪］的公寓里准备了一份包括名字和职位的名单。他对我说，“准备一份提案……把副总统的位置留出来，我将从我们这边的人选中挑选”。于是我们准备了一份名单，包括名字和职责，部长和副部长。我不记得这与人们在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或其他组织做过什么有任何关系。而只是说，例如史蒂夫·奇韦特成为体育和娱乐部部长，是因为我知道他在监狱中对体育的热情，知道他在入狱前是橄榄球运动员和其他所有运动经历，因此有这样的考虑，这个人将会出于他特定的兴趣真正关心这一职责。

曼德拉对姆贝基的这份名单只做了两处改动。他说，德雷克·哈内科姆（Derek Hanekom）应当担任部长职位，因为他相信哈内科姆具有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而且是阿非利卡人，这对政府解决与阿非利卡农民有关的问题会有帮助。曼德拉还说，乔·斯洛沃应当包括在名单内。没有写入斯洛沃的名字是基于谈判期间得出的看法，认为需要他在共产党内担任全职领导。这样，哈内科姆成为农业和土地事务部部长而斯洛沃成为住房部部长。姆贝基继续道：

后来他再次就副总统的问题来找我说，“不，我一直在咨询有关副总统这件事，我曾经考虑应由西里尔·拉马福萨担任副总统，理由是，你知道，对一些事情我们必须得敏感……你知道，问题是人们会怎么说。你们曾让奥利弗·坦博担任非国大的主席，然后我接替他担任这个主席，现在你……”——我当时的职务是什么？非国大的全国主席——“然后你成为副总统。人们将会说：‘看看科萨人，科萨人正在垄断权力。’这就是我需要西里尔的原因……但是每一个人都拒绝——我找过沃尔特·西苏鲁，甚至找过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 和尼雷尔，但是他们所有人，所有人都说，‘不——我们确实理解这类部落问题的敏感性，但是不能看得太重，这是你的副总统。’”于是他说：“因此你必须成为副总统。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不得不处理这类问题。”我说：“那就这样吧，马迪巴。”……据我回忆，这就是他对于那个内阁仅有的干预——三次干预——德雷克·哈内科姆，乔·斯洛沃和我自己。

曼德拉强调明智地选择内阁的问题，他写道，在他的指示下，姆贝基“确保我们所有民族团体以及大会联盟（Congress Alliance） 的成员都得到了恰当的代表。基于充分的理由，他把副总统的位置空出来了。我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且首先向南非共产党，然后向南非工会大会，最后向非国大做了汇报。我向他们所有人明确表示，尽管我欢迎他们的评议，但最后的决定权在我这里。

“雷蒙德·苏特纳（Raymond Suttner）是一位出色而忠诚的同志，现在是我们驻瑞典的大使。他提醒我，以前的一次政策会议上曾决定，内阁应当由一次全国会议选举产生。我断然拒绝了这个决定，理由很简单，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内阁成员的选择将不是任人唯贤，而是基于他们的受欢迎程度，或他们是否有强大派系的支持。

“联盟的每一个成员都对推荐人选中的一些人提出强烈反对，包括已故的阿尔弗雷德·恩佐的入选，他是一位有才能、受过良好训练且经验丰富的外交事务专家。也有人反对德雷克·哈内科姆，理由是，把管理土地的职责交给一个白人是不明智的。这些反对意见也影响了其他人。我拒绝了所有这些意见，因为它们不是基于某项原则，而纯粹是出于个人考虑。我将姆贝基推荐的这份名单提交给有关‘官员’。

“这些‘官员’无一例外地批准了这份名单上的所有人选。下一个问题就是谁将被任命为副总统。考虑两个人选，塔博·姆贝基和西里尔·拉马福萨。西里尔·拉马福萨曾带领我们的谈判团队在［约翰内斯堡北部肯普顿公园的］世贸中心谈判。他让人印象深刻，机敏且口才好，影响了在世贸中心谈判的敌我双方。他为自己赢得了尊敬和仰慕，是杰出的思想家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

德克勒克在他的自传《最后的跋涉：一个新的开始》（ The Last Trek: A New Beginning ）中这样描述西里尔：

非国大代表团由其首席谈判代表西里尔·拉马福萨领导。拉马福萨原先是全国矿工工会的总书记，在与代表南非大型采矿公司的矿业商会的艰苦谈判中积累了广泛的经验。拉马福萨硕大的圆头被胡须和正在退后的发际线包围着。他冷静和算计的眼神——似乎一直在寻找谈判对手辩护的软肋——与他轻松的举止和生动的语言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甜言蜜语使对手安静下来，而他的雄辩则不停歇地收紧了对他们的包围。

“作为谈判的关键角色和新南非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西里尔受到我们组织内外的赞扬。在1997年非国大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以最高票被选为全国执委会的成员，实至名归。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非国大真正的财富。

“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一直被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所缠扰，即非国大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科萨人的组织，尽管大量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对‘官员们’指出，奥利弗·坦博、塔博·姆贝基和我本人都来自这同一个部落。我问他们，如果塔博成了副总统，难道不会加强这一错误的认知吗？难道我们不应当考虑让来自我国北方、同样有才能且受到同样尊敬的西里尔来担任这个职务吗？

“我承认，塔博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并且他关于非洲大陆和外交事务的知识远比西里尔丰富。但是我坚信西里尔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对工会和大多数意见领袖——尤其是那些参加过谈判的人。”

“尽管我持不同意见，”曼德拉叹道，“但没能说服那些‘官员’。他们坚持认为，广大公众会接受选择姆贝基。非国大的指导方针是选贤任能，而不是出于部落出身的考虑。相反，我的考虑不全是基于才能，而是基于我认为我们有责任纠正的一个误解。”

尽管曼德拉认为应在就职仪式之后才宣布内阁的任命，但他受制于媒体的力量，当时媒体已经听到了有关副总统位置之争的风声，因此1994年5月6日就宣布了内阁的任命。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名单，名单上的一些名字和他们相应的职责范围以后将做出调整。当时，经过激烈的争辩之后也做出了一个决定，要设立一个不管部部长（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职位，负责重建与发展计划的工作。

内阁成员的确定并非没有争议，德克勒克曾对某些内阁部长职务的安排没有经过充分协商而感到不满。然而，曼德拉在安排内阁成员组成时的亲力亲为是不会错的。一些过程看似是随意的播种，但最终结出了硕果。在推进曼德拉梦想的机器上，几个轮齿小零件并不知道他们的重要性和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改变。特雷弗·曼纽尔回忆道，1992年，当他还是西开普省的领导核心成员时，时任非国大总书记的西里尔·拉马福萨找到他。

拉马福萨告诉曼纽尔，曼德拉想要他领导非国大的一个重要政策部门，亦即经济计划部。曼纽尔知道自己缺乏经济学方面的训练，于是拒绝了，指出他一直被安排从事健康事务方面的工作。拉马福萨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非国大里有许多医生。“特雷弗，”他继续说，“你只需要清楚一件事，这不是你我之间的谈判；我只是转达一个信息。”

事实如此。在那之后不久，曼纽尔就陪同曼德拉出访，例如1993年到美国。那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曼德拉说，为解除对南非的制裁而进行的工作已取得了充分进展。

“当时他所做的部分工作，”曼纽尔说，“依然是建立关系，但同时也是一个强烈的姿态。他要率领代表团出访……包括帕洛·乔丹（Pallo Jordan） 、托马斯·恩科比，当然还有乔·莫迪塞，以获得培训和资金……但也要让［我们］见识到不同的政治制度并了解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他相信要把工作移交给年轻人，并使他们为承担更复杂的责任做好准备。”

在一些投资会议上，大公司的领袖、行业专家和机构投资者聚集在世界各主要首都的圣殿中，曼德拉会说：“我们这里有一些年轻人，如特雷弗·曼纽尔。我想要他向你们讲演；在我讲话之后，我将让他来回答问题。”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瓦利·穆萨身上，考虑到他在谈判中的表现，他最终成为曼德拉内阁中第一位宪法推进和省级事务部长罗尔夫·迈耶的副部长。曾经领导和平进程的穆法马迪最终成为警察署长，从民族之矛和非国大军事指挥总部脱颖而出的乔·莫迪塞成为国防部长。

这些发展反映了曼德拉的战略思考，回想这些，曼纽尔说：“我认为，在曼德拉思想中，这些活动很大程度上是要早点在过程中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说法是——影子内阁，让其中的成员承担一定的责任。我认为，这个过程对他看待一些事情的方式有深远的影响。”

在非国大内部以及与德克勒克关于职位的讨论中，曼德拉重点考虑的是财政部长的人选，最终达成协议，现任财政部长德雷克·基斯（Derek Keys）继续留任。尽管这是国民党担任的6个部长职务之一，但各方同意，这个关键性的职位与任何政党无关。 基斯的留任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经验，二是对非洲本地和国际经济决策者们将会如何反应的担心。南非是一个体制尚未得到检验的新经济体。任何变化——特别是一位受到信任的财政部长的辞职——都可能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某些位置我们不会现在就去争取，因为这个国家还没做好准备。”他的同事们记得曼德拉这样说。他是指许多职位，包括南非储备银行（South Africa Reserve Bank）和公共服务委员会（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的相关负责人。

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会见过两次，讨论内阁的组成。第一次在比勒陀利亚；第二次在开普敦，在非国大公布了第一份部长名单的那天晚上，当时德克勒克非常生气。根据德克勒克的回忆录，他震惊于非国大的公告“在事前完全没有与我协商”——这是临时宪法第82条所规定的，并且背弃了早先关于国民党执掌安全部门的协议。 当被问及为什么全部三个安全部门的职务都给了非国大时，曼德拉回答说这是他的意见被非国大否决的结果。

关于其他剩余职位部长和副部长的安排，他们达成的协议需要在原来安排给非国大的职位范围内做出调整。这包括将阿斯马勒从宪法推进部调换到水利和森林部，他是在宣誓就任部长的当天才知道这件事的。

在与主要谈判党派——尤其是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进行了全面的讨价还价之后，曼德拉相信，内阁是强大的并代表了南非的人民。他甚至提出让小党派参加政府的问题，并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民主党、保守党和自由阵线共同进行了讨论。曼德拉获释时，德克勒克曾建议，应该由国民党、非国大和因卡塔自由党组成的三方联盟来谈判决定南非的未来；为了采用一种更为包容的方式，曼德拉和非国大拒绝了这一建议。现在内阁已经成立了，因此曼德拉对于那些认为内阁没有全面代表全体南非人民的说法十分生气。

“自从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他写道，“在副总统德克勒克自愿退出民族团结政府之前很久，非国大就一直被指责为种族主义，只关心提高非洲族裔的利益，而忽视少数族裔的利益。我们国家中有一些公众人物，顽固不化，仍然为这种卑鄙的宣传摇旗呐喊。

“我有意列出了民族团结政府全部内阁成员的名字。 凡是尊重真理尊重自己的人，不论出身背景如何，都不应赞成那种明显毫无道理的宣传，以免玷污自身的形象。卑鄙宣传的人提不出比非国大政策更可靠的替代方案。

“如果你发现，除了德雷克·基斯和阿比·威廉姆斯（Abe Williams）——后者是有色族裔组织的成员，其余5名德克勒克国民党的内阁成员全部是白人和阿非利卡人，没有一个非裔人和印裔人；而非国大的内阁成员中包括了所有这些族群，19名成员中有7名来自少数族群，这种谎言就更加明显了。

“白人的主导地位在1994年的国民议会中同样明显。国民议会中非国大的256名成员中，有82名代表是有色族裔、印度族裔和白人。

“而在国民党的80名成员中，有11名非洲裔、9名有色裔、4名印度裔，就是总数24对56——白人超过其他族裔的一倍。”

如果是更年轻、更冲动的曼德拉，他可能会逐条列出那些“仍然在为这种卑鄙的宣传摇旗呐喊”的“顽固分子”所了解的显然不实的例证。他可能会赞扬非国大在接受国民党方面的宽宏大量，尽管国民党的政策是造成黑人多数无穷苦难的根源。虽然这可能会使他的同胞们满意，并且向他们证明他的事业的正义性，但曼德拉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他控制着局面，并且显然不想扮演一个烈士的角色。

他是一位75岁的老人，需要用他全部的毅力和机敏将个人魅力转化成为可持久的政治信誉。尽管在野党勉强同意加入民族团结政府，但在他们内部仍有一些反对意见，把这样的权力分享视为向非国大的投降。同样，另一方面，非国大内部也有不赞同的声音，例如哈里·瓜拉和他持强硬路线的追随者，他们认为，在与比勒陀利亚当局角逐权力过程中做出的牺牲，在新秩序的架构中没能得到善待。

然而对于曼德拉来说，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确保建设新民主的基石就位。他必须使自己熟悉作为一个总统、一个复杂国家——它拥有一个甚至更为复杂的政体——的元首的知识。从监禁到自由，然后到这个国家的顶峰，一切都混乱地飞速发生。就像一个在族长去世后被骤然推到大家族最高位置上的人，曼德拉不得不经过一些仪式程序，在此就是议会，使他的就职正式得到确认。 zCmHglz7hyUPmbqAEVEpfHbMASKWgiw6yHGzdHh5oqagSCJVpTOx2+UJhhmWho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