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最直接的障碍被移除，选举之路敞开，这是建立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最后一步。为民主秩序做准备并推进向民主秩序的过渡的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Transitional Executive Council，TEC） 已经成立，并准备好为选战中不受束缚的政治活动营造条件。在1994年4月15日到5月15日期间，为了确保自由选举，这个国家目睹了安保力量在和平时期最广泛的动员。 主要政党，甚至是在最后一刻才同意参加的因卡塔自由党，都开动了强大的选战机器。在从前被剥夺选举权的南非人民中间广泛开展的选举教育活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非国大已开始为一个选举产生的制宪代表大会做准备。1993年12月，独立选举委员会（Independent Electoral Commission，IEC）也成立了。在独立选举委员会成立时，曼德拉致电它的领导人约翰·克里格勒（Johann Kriegler）法官 ，一位强硬且精力充沛的法学家。曼德拉说，他和非国大都认识到当时存在着困难，但是克里格勒应该知道，他拥有非国大的支持和信任。

打动克里格勒法官的是曼德拉具有与来自完全不同选区的选民交流、建立联结的能力。他注意到，当曼德拉要问一个问题时，“他会亲自给你打电话，而不像通常高级领导的做法——领导的私人助手会给你打电话说，这位领导要和你说话，然后你再等着这位领导”。 4月中，在曼德拉出席的一次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克里格勒就与因卡塔自由党会见的情况进行了汇报：

锡安教会（Zion Christian Church，ZCC）曾一度提出抵制选举。当时有几个抵制选举的威胁：因卡塔自由党、西北省、西斯凯（Ciskei）和右翼。在复活节前，我去会见莱坎尼亚内主教（Bishop Lekganyane） ，劝他支持选举进程。他说他已经邀请了所有党派的领导人参加复活节庆祝会，为选举定下正确的基调，这似乎暗示他将鼓励参选。在这次复活节聚会上，我在大厅中曼德拉的旁边坐了两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以个人的身份与他交谈。他就像一个老爷爷。当人们走进来的时候，他认出他们，解释这个人娶了那个人的妹妹，他能够通过各种家庭关系认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真的了解他的选民。

肯尼亚教授约翰·S. 姆比蒂（John S. Mbiti）在其重要著作《非洲的宗教和哲学》（ 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中指出，非洲人是以笃信宗教出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锡安教会的庞大信徒数量得到证实，锡安教会融合了基督教和非洲传统宗教信仰。 所以，就此而言，曼德拉或任何政治领袖争取锡安教会主教的支持是有意义的。主教的影响超出了南非的疆界，数十万虔诚的信徒从南部非洲的各个地方汇聚到当时德兰士瓦（Transvaal）北部的摩瑞亚（Moria）。他们可能是来这里朝圣的，但对于曼德拉来说，他们构成了一个选民群体。首要的是，曼德拉要确保这场奠定民主南非基础的选举的诚实性，这是和平过渡到民主的重要条件。

曼德拉写道：“在南非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的政府建立之前，非国大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选战运动。在此期间，各级领导系统性地走遍了整个国家，访问乡村和城市，对各界人民讲话。

“正是这个由男男女女组成的队伍使1994年4月27日成为南非这个国家集体记忆中难以忘记的一天：在这一天，我们的人民走到了一起，具有象征意义地团结起来。

“这一天为去年11月谈判达成后几个月以来的激动、期望和恐惧画上了句号。

“选举的日期是在谈判中定下的，因此在过去5个月当中，整个国家屏息等待这个在南非生命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到来。

“对于黑人多数而言，这意味着激励了数代人的梦想的实现，即终有一天将由人民管理国家。

“在殖民者掠夺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间，他们不得不坐在政治生活的旁观席上，坐视他们的白人同胞投票来统治他们。现在这一天来临了，他们将与白人同胞一起决定国家的政治。

“对许多白人来说，这一天明显因为忧虑、恐惧和不安全而前景堪忧。对他们来说，这将标志着少数统治和特权的终结，开启令他们感到害怕的未来：他们不得不与被他们压迫了如此长时间——而且在很多方面是残酷的压迫——的那些人分享一切。

“因此在选举日到来之前的几个月里，空气中自然弥漫着所有这些不同且对立的情绪与期望。当我们到全国各地动员和游说人民出来为解放运动投票时，我们感受到这些不同的情感。

“显然，几十年间解放运动的艰苦工作已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格局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全国各地的所有社区，我们都获得了热情的欢迎和压倒性的支持。

“［我以］非国大主席［的身份］，几乎走遍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在选举前的最后6个月里，［我］在南非各地的集会和会议上向至少250万人发表了演讲。看到我们解放运动的名字甚至在遥远的农村地区都家喻户晓，令人深受感动。

“根据我们组织和议会政治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我们把可能的最广泛的群体拉入我们选战支持者的行列中。正如我们在谈判期间努力把原先被认为支持种族隔离政权的不同党派争取到我们这一边，现在我们再次采取这种方法，即使在选战中也要团结人民。我们使用了包括民意调查在内的现代研究技术和方法。我们民意调查的顾问是斯坦·格林伯格（Stan Greenberg），他是1992年克林顿［总统］竞选时的顾问。

“在竞选期间，我们举办了人民论坛（People's Forum），进行焦点群体采访并插播媒体广告，以寻求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这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实现了和人民面对面的交流。”

曼德拉和非国大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与占有执政地位优势的国民党强大的选举机器相比，他们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选战资源。不过，要归功于格林伯格，非国大通过凯措·戈尔丹（Ketso Gordhan）那样的活动分子，改良了尼加拉瓜（Nicaragua）的人民论坛战略，以适应本土的情况。

在由记者和政治学家R. W. 约翰逊（R. W. Johnson）与南非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劳伦斯·施莱默（Lawrence Schlemmer）共同编纂的一本学术著作《在南非启动民主》（ Launching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 ）中，有一章讲述西开普省的选举，由罗伯特·马特斯（Robert Mattes）、赫尔曼·吉利奥米和威尔莫特·詹姆斯（Wilmot James）撰写。其中写道，人民论坛提供的这种与听众接触的机会非常重要，因为这传递了非国大负责任、代表人民和平易可亲等真正有象征意义的信息，并重建了非国大作为一个“人民的议会”的形象。 在这里，领导人没有高谈阔论，相反，他们在一个促进民主交流的环境中对听众代表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

约翰尼斯·兰泰特（Johannes Rantete）观察了非国大谈判并达成协议的过程，他写道，选战过程是非常个人化的，大多聚焦在党派领导人身上。德克勒克是雄辩和尖锐的，但无法与曼德拉的英雄特质相比，后者参加的大多数集会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蜂拥而至。不分长幼，所有人都想亲眼看到这位伟人，他的声誉在当代世界历史上可能无人能及。

认识到大多数黑人选民的识字能力是个问题——又一个种族隔离的后遗症，曼德拉想办法寻求解决，否则这可能导致非国大选举的失败。

“我们也对群众开展了积极的选民教育运动。”曼德拉写道，“［我］组织了一些优秀的专业人员对此提供帮助，其中之一是莱皮勒·陶亚内（Leepile Taunyane），时任南非全国职业教师组织（National Professional Teachers’ Organisation，NAPTOSA）的主席。他回答说［我］已经晚了，他和组织中的同事们此前已经开始了选民教育行动。我们受到极大的鼓励，因为他领导了一个强大的、训练有素的运动，拥有充足的资源来展开有力的行动。我们也向南非民主教师联盟（South African Democratic Teachers Union）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而在我们发出号召之前，他们早已开始行动。非国大寻求的不是向人民发话，而是与人民对话。

“我是作为非国大的一名成员和主席来开展这项运动的。在1991年非国大解禁之后于德班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主席。我们进行了模拟选举，作为选民教育的一部分。有1000万人参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实际选举中，仅有不到1%的废票。这个废票比例可以与高教育水平、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在选举中的表现相媲美。

“非国大进行的是一场积极性质的选战，不忘过去，但聚焦于国家重建、制度重塑和全体人民更好的生活上。我们避免消极性质的选战，避免攻击反对党派。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没有在媒体发布过哪怕一次负面宣传。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对手的竞选主要是消极性质的，一直攻击非国大和与其联盟的党派。”

“一如既往，”曼德拉写道，“在重大转型的时刻，我们在思考有关未来的问题时，总是挂怀少数族群。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关心我们国家所有人民的组织，并且在选战中向全国传递这一信息。人民对此给予热情的回应。

“例如，我们记得，一位来自有色族裔的年轻女士埃米·克莱因汉斯（Amy Kleynhans）是那一年的南非小姐。我们在开普敦竞选宣传时，她登上舞台加入了我们。早先她曾惹恼过时任国家总统的德克勒克，因为在一次国际选美大赛期间，她拒绝手举种族隔离政权的国旗，由此明确表示她站在即将诞生的新南非一边。

“还有其他此类热情支持的表现。一位社区的年轻教师辞职演唱他为这次选战谱写的歌曲。这位名叫约翰·比勒陀利乌斯（John Pretorius）的年轻人后来录制了那首选战期间他在开普敦无数集会上演唱的《塞昆贾洛》（ ‘Sekunjalo’ ）。”

这首歌活力和动感十足，曲调融合了城市节奏与福音歌曲的传统。副歌“终获自由”和与之相伴的歌词描绘的是一场欢乐的庆祝，歌唱暴政的终结，迎接自由的黎明。多年以后，在庆祝曼德拉80岁寿辰时，在埃利斯公园体育场（Ellis Park Stadium）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约翰·比勒陀利乌斯与杰曼·杰克逊（Jermaine Jackson）以二重唱的形式演唱这首歌曲，引起万众狂欢。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曼德拉写道，“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积极的、快乐的。在夸祖鲁—纳塔尔，我们不得不应对持续的政治暴力，本来令人激动的民主前景，现在笼罩在忧虑和怀疑的乌云下。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关注夸祖鲁—纳塔尔的政治状况。一方面，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组织竞选获胜进行宣传；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责任以一种超越党派的方式关注省内全体人民的命运。政治暴力——不论犯下罪行的是谁——都是对所有南非人民的巨大伤害。一如在所有类似情况中，首当其冲的永远是无辜者，因此我们特别关注当时的纳塔尔省。

“我们的选战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正像前面所说的，德克勒克的国民党是极端负面的，他们在选战中经常是明显不道德的。

“1990年代初访问洛杉矶时，我曾拍了一张照片，站在两位著名艺术家——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中间与他们合影。在1994年4月选举前夕，国民党出版了一本名为《变化的风》（ Winds of Change ）的下流小册子，其中刊有我的这张照片，但他们剪去了迈克尔·杰克逊，这样相片中出现的就只有伊丽莎白·泰勒和我单独在一起。比这种欺骗更恶毒的是，他们还附上了损害我们两人声誉的评论。独立选举委员会迫使他们召回了这本小册子。

“国民党的选战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种族主义的。他们利用少数族群，特别是有色人和印度人族群的恐惧，辩说非国大的胜利将导致他们被非洲黑人压迫。他们批评阿兰·布萨克（Allan Boesak）博士，一位来自有色人族群的著名教士，指责他为南非人口中的所有族群助选，而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有色人族群。

“这种种族主义的另一个例子又是针对我个人的。海迪·丹尼斯（Heidi Dennis）是一位来自米切尔平原（Mitchells Plain）有色人社区‘灯塔山高中’（Beacon Hill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的年轻有色人教师，他请我帮助他们筹集资金来粉刷学校。于是我要求沃尔沃斯（Woolworths）公司的西德·马勒（Syd Muller）不仅提供资金，还要修建更多教室和实验室提升这所学校的教学条件。”

“沃尔沃斯公司完成这个项目后，”曼德拉继续说，“我们前去启动。一大群有色人妇女站出来向我示威。其中一人用阿非利卡语尖声喊叫，‘Kaffer，gaan huis toe’（黑鬼，滚回去），一种侮辱的嘲讽。所有这些种族主义的行为和欺骗性的花招都是德克勒克那个党干的，我曾在国内外多次赞扬这位领导人，称他是一个我们能与之打交道的正直的人。

“非国大极力避免堕落到国民党的水平。我们保持专注和建设性。我们强烈呼吁所有南非人，不论肤色和信仰，都加入到为实现一个民主、团结、没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南非而进行的斗争中去。在选战中，我们也经历了一些困难，是因为非国大的成员发表违反我们基本方针的鲁莽言论造成的。我们立即公开谴责了那样的言行。”

鉴于事关重大，应该可以预见到，选战是对主要竞争者勇气和决心的考验。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国民党只能夸大地强调他们作为一个带来变化的推动者的成绩，而尚未经过执政检验的非国大则必须承诺它将给全体人民带来新的福祉。根据一份西开普省报纸的报道，在你来我往的争论中，“选战不可避免地变成了非国大和国民党之间激烈的言语战争。每一方都指责另一方‘肮脏的手段’和‘暗中拉票’。每一方都就另一方的选战行为、标语和小册子向独立选举委员会提出指控”。

在相互指摘的揭幕战中，非国大曾经出版过一个小册子，里面画着国民党的省长候选人赫尔纳斯·克里尔（Hernus Kriel），后面跟着（非国大）三名候选人，两个黑人，一个有色人，像是用皮带拴着的三条狗，同时许多50兰特面值的钞票从克里尔先生的口袋中掉出来。国民党也不甘示弱，直击要害。“今天晚些时候，”这家报纸继续写道，“独立选举委员会要对一本国民党的漫画书做出最终判决，非国大称其为种族主义的，并且靠宣称‘黑人危险论’（swart gevaar）的策略来讨好有色人选民。文章的标题是：‘变革之风吹遍南非——你能撑过这场暴风雨吗？’”

国民党使用“黑人危险论”——一旦黑人政府出现就意味着毁灭——来诋毁曼德拉珍视的和解事业的本质。尽管如此，曼德拉认识到，白人，特别是阿非利卡人，必须是发展中的新南非的一分子。2014年，塔博·姆贝基在约翰内斯堡接受乔尔·内奇滕泽和托尼·特鲁的一次采访时重申了这一重要观点：

关于和解工作［曼德拉想说的］是：“让我们保卫民主的成果，免受潜在的威胁。”因此和解成为当务之急，并非因为曼德拉崇尚和解本身，而是和解有利于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他必须关注阿非利卡人的问题，并显示出他不是一个恶魔，不是一个威胁，等等，从而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在关于和解的问题上，不存在一个与非国大其他领导人意见不同的曼德拉——和解问题，解决白人恐惧的问题，关系到他对可能出现反革命的担心。

“白人右翼，”曼德拉写道，“是另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影响着选举前那段时期的普遍情绪……有许多关于白人的故事，称他们持一种四面受困的心态，在家中囤积食物和其他应急物品。”

国内和国际的媒体代表与独立记者和摄影师去往全国各地，大多数都准备好要发回战地报道。他们一直被预告将有战争发生。非国大大量外交使团的媒体发言人提供了来自第一线的报告，告诉来访者他们在南非可以期待什么，以遏制出现骚乱的谣言。人们只携带着他们的绿色身份证件，等待投票站的开启。

选举的准备情况让曼德拉感到极大鼓舞。“组织和后勤方面创造了同样的公共利益。独立选举委员会着手准备选举，在国家的不同地方建起办公室。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可能影响选举之自由和公正的总体气氛。”

他继续写道：“看到如此之多的南非人对民主选举机制燃放的激情，这让人感到自豪。一些评论员认为，对于那些被认为落后老土的选民来说，那一天的投票系统太过复杂和难以操作了。我们决定采用一种比例代表制：全体选民必须在同一天为国家立法和省级立法两个机构投票。所有这些都被认为过于复杂，可能会让选民困惑。

“结果证明，南非选民对于选举过程几乎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有许多外国观察员也去往全国各地，包括我后来的妻子格拉萨·马谢尔。他们或是协助选民教育工作，或是在此期间监督选战状况，以确保存在自由公平的选举条件。后来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肯定了这个国家中存在的积极精神。

“还有其他机制，帮助南非人民在选战前夕以一种开放的民主精神活动。其中之一是独立媒体委员会（Independent Media Commission），目的是要确保所有政党在媒体的报告和报导中都得到公平的对待。”

选举期间有多少心智健全的人，投票的那几天就在人们心中形成了多少种印记，那几天本身就是人们思考民主现实的聚焦点。对于南非人而言，这是长期铭刻在他们脑海中的一个时刻，就像美国人对约翰·肯尼迪遇刺的记忆一样深刻，或者就像更年迈、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那几代人对结束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一样。借用一句老话，对于大多数南非人来说，这是一个他们余生都不会忘记的经历。鉴于其重要性，这次选举会持续整整两天。

1994年4月26日，是对第二天选举的试运行，专门留给老人、残疾人和海外的南非人。对于许多这类人来说，特别是在海外居住的流亡者，投票使他们在头脑中清晰了自己的根源，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如果曼德拉的获释体现了从枷锁中获得解放，那么第一次民主选举则象征着应许之地确实存在的现实。对于身体虚弱的特雷弗·哈德尔斯顿大主教来说，这是一个百感交集的时刻。他是英国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主席，一生都在为曼德拉的获释奔走呼吁。他走进坐落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上的南非会馆（South African House），为南非的首次民主选举投下一票。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他对聚集在会馆的支持者说：“在这充满厚重殖民历史的阅读室中 ，［感谢］上帝使我能够加入这‘无法形容的伟大事件’”。

各行各业的人们，如百川汇海般从各地聚集到投票中心，排成蜿蜒数英里的长队，准备投下他们的一票。即使有对右翼攻击的紧张，人们也丝毫没有表现出来。到处可见的坚定意志，向四面八方传播开去。

根据《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保罗·泰勒（Paul Taylor）的报道：“一些黑人区的投票站，清晨4点就排起了长队。在其他一些投票站，残障人士被独轮手推车或担架抬到投票箱处。在全国各地，普遍的情绪与其说是激昂兴奋，不如说是平静坚定。‘我太累了，背都酸了。我一整天没有吃饭，’67岁的苏珊·恩德洛武（Susan Ndhlovu）在布隆方丹（Bloemfontein）的烈日下站在长队中等待投票，她坚定地告诉一位南非记者，‘但是我一定要等在这里直到投完票。’”

4月27日星期三早上，曼德拉在“德班北部一个叫作伊南达（Inanda）的绿色丘陵小镇上的奥兰治高中（Ohlange High School）投票，因为这里埋葬着非国大第一任主席约翰·［兰加利巴莱·］杜贝（John ［Langalibalele］ Dube）。 这位非洲的爱国者在1912年协助建立起这个组织，在他的墓旁投下我的一票，标志着一个历史循环的完成，他在82年前开启的使命即将完成”。

曼德拉看到，在这个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的黎明：“千百万排在队伍中的南非人投下了他们第一张民主选票，在过去的数月当中，基础已经奠定了。尽管有眼泪和恐惧，但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充满希望和期盼的积极精神压倒了一切。

“平稳有序的选举，以及其后的无暴力转型，完全粉碎了悲观的预言家们那些令人沮丧的预测，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受人尊敬的政治分析家。他们的预测一直认为，南非的历史，特别是过去40年种族隔离政权期间的历史，已清楚地表明，白人少数注定在未来几个世纪抓住权力不放。各类评论家都低估了我们的决心和能力，我们最终成功说服黑人和白人两方的舆论制造者，使他们认识到，这个国家是他们钟爱的祖国，让1994年4月成为我们动荡历史中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是他们的首要责任。

“自1652年一位外国人扬·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 登上我们的海岸以来，一长串著名的传奇人物为了这一天而奋斗，他们为了我们国家的解放而不知疲倦地艰苦工作。他们是：科伊领导人奥特舒默（Autshumao），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赫曼（Abdullah Abdurahman），茜茜·古尔（Cissie Gool）和赫蒂·赛唐布尔（Hettie September），优素福·达杜（Yusuf Dadoo）和蒙蒂·奈克尔（Monty Naicker），布拉姆·费希尔（Bram Fischer）和迈克尔·哈梅尔（Michael Harmel），科西·齐弗哈兹（Khosi Tshivhase），阿尔菲厄斯·马迪巴（Alpheus Madiba），曼塔蒂西太后（Queen Manthatisi），塞洛佩·泰马（Selope Thema），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阿尔贝特·卢图利，奥利弗·坦博，克里斯·哈尼，罗伯特·索布奎，泽法尼亚·莫托彭（Zephania Mothopeng）和斯蒂芬·比科（Stephen Biko）以及其他许多人。” ^[1]

后来，在回顾这场为合法化民主政权而进行的历史性全国投票的结果时，曼德拉谈起那些摇头族和准备好迎接一场灾难的胆小鬼时，不禁略带揶揄：

“选举结束后，当一切都过去，结果与悲观预言家所说的如此不同，以致那些储备物资的人不得不为他们的轻率之举苦笑。但是在当时，他们是当作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在做，并且确实影响了所有人的情绪。”

非国大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获得了62.6%的选票，曼德拉将此归功于非国大的艰苦工作和坚持原则。尽管有晚加入的因卡塔自由党与纳塔尔乡村地区威胁自由政治活动的暴力所导致的困难，以及被独立选举委员会挫败的黑客入侵计票系统以支持国民党、自由阵线党和因卡塔自由党的企图，但没有人质疑选举的合法性，也没有人能否定选举“总体上是自由和公正的”。

但是就像所有的选举或任何有输赢的比赛一样，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人，包括非国大内部的成员，会抱怨不守规矩的行为。例如，当来自纳塔尔的非国大省领导人代表提供证据，证明有偏向因卡塔自由党的不规范行为时，曼德拉坚持接受非国大在该省以微弱差距落败，而不是发起挑战，因为那可能损害选举的合法性，从而对稳定与和平造成严重影响。德克勒克的身份同样使他不能免于内部的抱怨，一些国民党的领导人提出要对选举的结果发起法律质疑。他在回忆录中表达了他的观点：“尽管存在不规范之处，但为了南非和南非人民的利益，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选举结果。”

虽然处于胜利的兴奋之中，但曼德拉仍然对一些结果感到担忧。非国大在西开普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输掉了选举，在北开普省则是以低于50%的得票获胜。非国大必须解决不同选民关注的问题，特别是纳塔尔省的白人工人阶级和传统主义者，以及印度人和有色人社区。这些问题将成为曼德拉的领导集团在接下来几年过渡期关注的焦点。

5月2日晚，在德克勒克发表电视讲话承认败选后，非国大在毗邻卡尔顿中心（Carlton Centre）的卡尔顿酒店（Carlton Hotel）的宴会厅举行庆祝。50层高的卡尔顿中心是非洲最高的摩天大楼，俯视着约翰内斯堡的中央商业区。尽管医生建议感冒的曼德拉休息，但他不能放弃和他的同胞一起享受欢乐的机会。在这里，面对狂喜的群众，曼德拉清楚阐明了自己作为这个国家第一位民选政府的总统的使命和任务。

曼德拉说：“我必须道歉，我患了感冒，我希望我的声音能够承受住今天晚上的压力。我的医生今天早晨给我做了检查，要求我今天和明天休息，并且尽可能少讲话。他说，如果我这样做，感冒两天就能痊愈。我希望你们不要向我的医生透露我没有听从他的指示。

“南非同胞们，南非的人民，这真是一个欢乐的夜晚。尽管还不是最终的，但我们已经收到了这次选举暂时的结果。我的朋友们，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非常高兴，非洲人国民大会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当中，我接到了国家总统德克勒克、康斯坦德·维尔容将军、扎克·德比尔（Zach de Beer）博士 和泛非大第一副主席约翰逊·姆兰博（Johnson Mlambo）先生的电话，他们保证未来将与我们全力合作并向我们致以衷心的祝贺。我感谢他们所有人的支持，并期待着与他们携手为我们亲爱的国家服务。

“我也要为国民党在选举中的出色表现祝贺德克勒克总统。我也要祝贺他，多年来我们一起工作、争吵……而且在激烈辩论的最后，我们能够握手言和，一起喝咖啡。

“我也要向扎克·德比尔博士和康斯坦德·维尔容将军表示祝贺，我和他们有过大量讨论，我视他们为值得尊敬的南非人，他们将在民族团结政府中做出贡献。

“我期望与那些没有能够达到法定比例当选的解放运动领导人进行讨论。我将向我的组织反映，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他们一直和我们一起接受磨难。我曾和他们中的很多人一起坐牢。我们在战场上一起遭受伤亡，他们没能像其他党派那样达到当选比例使我深感受伤。

“对于过去几天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非国大和民主运动中努力工作的那些人，我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敬。

“对于南非人民和正在关注着我们的整个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属于人道精神的欢乐之夜。这也是你们的胜利。你们帮助我们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在整个过渡时期你们一直和我们站在一起。

“我和你们所有人一起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民耐心地站在长长的队伍中几个小时。一些人整晚睡在露天，等待着投下这激动人心的一票……这是我们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充满自豪和喜悦地站在你们面前，为这个国家谦逊的普通人感到自豪。你们表现出如此镇静、有耐心的坚定，使这个国家回到你们自己的手中，并发出声震寰宇的欢呼——终于自由了！

“我是你们的仆人，而不是作为领导人来到你们当中……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团队。领导人会更替，但是关系到这个组织成败的组织本身和集体领导将永远都在。我表达的这个思想并不是我自己头脑中发明的。它们来自……《自由宪章》（ Freedom Charter ） ，来自组织的决定，来自［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决定……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领导如此娴熟地指引我们的组织向前。

“现在我站在你们面前，为你们的勇敢所折服，心中充满对你们所有人的爱。对我来说，在历史的这个时刻领导非国大是最高的荣幸，我们被选中领导这个国家进入新世纪。

“我保证用我全部的力量和才能，不辜负你们对我和非国大的期望。

“我个人感恩并致敬那些南非最伟大的领袖，包括约翰·［兰加利巴莱·］杜贝、乔赛亚·古梅德（Josiah Gumede）、G. M.奈克尔、阿卜杜拉赫曼医生、卢图利酋长、莉莲·恩戈伊（Lilian Ngoyi）、布拉姆·费希尔、海伦·约瑟夫（Helen Joseph）、优素福·达杜、莫塞斯·考塔尼、克里斯·哈尼和奥利弗·坦博。 他们应当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庆祝，因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

“明天，全体非国大的领导和我都将回到办公桌前。我们将卷起袖子开始解决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请求你们的加入——明天一早返回你们的工作岗位。让我们使南非运转起来。

“因为我们必须一起毫不迟疑地开始为全体南非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这意味着创造就业、建造房屋、提供教育和为全体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全。

“这将是对民族团结政府严峻的考验。我们已经在‘重建与发展计划’（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RDP） 所绘蓝图的基础上成为多数党。在这个蓝图中，我们已经勾画出为保证全体南非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所要采取的步骤。

“几乎所有将要加入民族团结政府的组织都已经肩负起责任……为我们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做出贡献。这将成为奠基石……民族团结政府将以此为基础。我呼吁所有将服务于这个政府的领导人尊重这一计划，并为立即执行这一计划做出贡献。

“如果任何一方企图破坏这一计划，则将造成民族团结政府内部关系的严重紧张。

“我们在这里做出庄严承诺。如果我们没有执行这一计划，那将是对南非人民给予我们的信任的背叛。这是一个由人民自己在人民论坛上制定的计划，已经被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工商业界、学术界、宗教领袖、青年运动、妇女组织所接受。没有人有权既参加民族团结政府又反对这个计划。

“但是我必须补充说，我们不是要把民族团结政府变成一个空壳。我们希望参加政府的每个政治组织都能感到它们是这部政府机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能够在重建与发展计划的框架内融入他们的观点。我们不希望把他们削弱为仅仅是橡皮图章，在那些只会说‘计划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的组织决定上盖戳。

“选举期间弥漫的平静和宽容的气氛描绘了我们可以建造的南非的样貌。它为未来定下了基调。我们可能会有分歧，但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这丰富多样的文化和传统中具有共同的命运。

“我们也要赞扬出色完成工作的安保力量。这为一支真正专业的、致力于服务人民且忠诚于新宪法的安保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民已经为他们选择的政党投下了选票，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这就是民主。

“我向所有党派的领导人和它们的成员伸出友谊之手，邀请他们所有人加入我们，共同解决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非国大的政府将为所有南非人民服务，而不是仅仅为非国大的成员服务。

“我们期待着在民族团结政府中一起工作。这是一条要求行动的明确指令。执行计划以创造就业、促进和平与和解、保障所有南非人民的自由。

“现在是欢庆的时刻，为了全体南非人联合起来庆祝民主的诞生。

“让我们的庆祝继续在选举中建立起来的和平、相互尊重和克制自律的气氛中进行，显示出我们是一个准备承担政府责任的国家的人民。

“我承诺，我将尽全力不辜负你们对我和我的组织非国大的信任和信心。让我们共同建设未来，为全体南非人更加美好的生活祝福。

“最后我只是想说，在一些地方，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到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好。但这正是民主运作的方式。在任何我们还没有成为多数党的地区，都不应该有紧张关系。让我们伸出双手，对那些击败我们的人说，我们都是南非人，我们有过激烈的战斗，但是现在到了治愈旧的创伤并开始建设一个新南非的时候了。

“我还想说，有一些运动队本来计划来南非，但因为紧急状态未能成行。我邀请他们所有人来南非，不要受紧急状态的影响。我们南非人民将张开双手欢迎他们。

“谢谢你们。”

这天晚上稍晚一些时候，曼德拉收到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主席詹姆斯·莫特拉齐（James Motlatsi）赠送的一件礼品。他回到麦克风前说：“好吧，我相信你们能再忍受我多说两句。我忍不住要对詹姆斯同志说谢谢你。你们肯定知道，我与矿工工会的关系只能用亲密无间来形容，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矿上做一名矿山警察。因此我感谢这件礼物，因为矿业工人和我之间的联系一直延续至今，并在漫长岁月中给我以力量和希望。我谢谢你们。”

* * * * *

正像他曾经是一名拳击手那样，曼德拉将他的全部精力集中在一记重击上，以打垮过去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并塑造起一个真正民主的南非。在他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眼中，他是一个奇迹，一个为了接触所有选区而不知疲倦的人。时任非国大主席办公室主任的杰茜·杜阿尔特仍然记得他如何打电话给支持非国大选举的每一位国家元首。

在就任之前的日子里，曼德拉传递了这样的信息：选举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为了变革向全国合作伙伴发出的召唤。在他被议会选为总统之前的那个周末，按照一个即使只有他一半年龄的人也会疲惫不堪的计划，他向在开普敦市波卡普地区（Bo-Kaap）一座清真寺中举行的集会演讲，向海角区（Sea Point）一座犹太教堂中的教徒致辞，还分别向英国国教和东正教会教堂的教众发表讲话。

在一场由南非教会理事会（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组织的感恩和平选举的活动中，曼德拉在索韦托第一国民银行体育场向不同宗教团体做了祈祷，他向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犹太教的领袖们致以谢意，感谢他们在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什么语言都无法充分表达我们的人民在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曼德拉说，“而我们一直为之奋斗和等待的这一天已经来到了。在这一时刻，男人和女人，非洲裔、有色裔、印度裔和白人，说阿非利卡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民。”

杜阿尔特回忆道：

曼德拉也会见了情报部门和军队的所有负责人。他会见了警察部门的迈林将军和布朗（Brown）将军，还会见了马格努斯·马兰（Magnus Malan）。 这是选举之后的事。他说，他们必须体面地交接。他想知道军队的力量，情报部门都有什么，是什么人在那里工作。显然，他知道事情已经变了，并且他也是这样说的。他对这些部门——警察、军队、司法部门——抱有很大兴趣。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职业背景，也是因为他作为一名囚犯的经历，那些［曾经］错误地加诸他身上的事情，有关司法的实际情况。他给班图斯坦 的领袖们打电话，现在到了共同前进的时刻。

早先，当他还在监狱中时，曼德拉对班图斯坦体制一直抱有矛盾的态度。虽然他“厌恶它”，但他“认为非国大应该利用这个体制以及体制内部的那些东西作为我们政策的一个平台，特别是在我们许多领导人处于监禁、限制活动或流亡状态而无法发声的情况下”。

但是在选战中，曼德拉想要避免沃尔特·西苏鲁讽刺性的预言成真。1977年，西苏鲁曾在监狱中就所谓的班图斯坦独立问题写道：“随着各个班图斯坦的‘独立’，国民党将在按照种族划分我们人民的路上迈进一大步。而且，即使在他们和白人少数统治被废除很长时间之后，国民党已经播下的种子仍将成为我们中间的一颗定时炸弹。”

因此，在与班图斯坦领袖们的谈话中，曼德拉想要确保他们全部站在建立一个团结、独立的国家一边，并避免部落主义的幽灵再现。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主席的皮克斯利·卡·伊萨卡·塞米（Pixley ka Isaka Seme） 曾在1911年10月提出警告：“种族主义的魔鬼，科萨和芬戈（Fingo）长期不和的错误，祖鲁人和聪加人之间、巴苏陀人（Basutos）和所有其他土著之间的仇怨，必须被埋葬和忘却，它们已使我们洒下了足够多的鲜血！我们是同一国家的人民。这些分裂和妒忌是我们所有不幸、今天我们所有落后和无知的根源。”

对于曼德拉而言，不论是稳定的过渡还是社会经济变革所需要的增长和发展，安全都是关键。

他写道：“1994年大选之前的几个星期，在后来分别成为外交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阿尔弗雷德·恩佐（Alfred Nzo）和乔·恩兰拉的陪同下，我与南非防卫军司令格奥尔格·迈林进行了一次讨论，之后又和南非警察部（South African Police）——即后来的南非警察总署（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SAPS）——的总监约翰·范德梅韦（Johan van der Merwe）将军进行了讨论。

“我问他们两人，如果我们赢得了选举，他们是否愿意为非国大政府服务。迈林将军毫不犹豫地保证，他将忠诚地为新政府服务，并充分保证它的安全，他曾尽其所能地完成这一任务。但由于迈林将军后来没能抵挡住来自军事情报部门的压力，诋毁了他明确的继任者西菲韦·尼安达（Siphiwe Nyanda）将军 和其他黑人高级军官，使他的清明形象受到损害。

“与范德梅韦将军的谈话则不那么容易。在第二资深的巴锡·斯米特（Basie Smit）将军和前索韦托警察局局长约翰·斯瓦特（Johan Swart）将军的陪同下，范德梅韦将军告诉我们，他很快就要退休了，并打算将权力转移给巴锡·斯米特。我指出，我只对他感兴趣；如果他不能接受，我将根据自己的选择任命一位继任者。”

悉尼·穆法马迪回忆将军们和曼德拉之间的讨论：

迈林将军一直被要求留任。但后来他拿出一份情报报告给曼德拉，这份报告做出了非常严重的指控，称一些原先非法武装力量的高级成员，特别指民族之矛……计划发动一场反政府的政变。曼德拉总统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一指控，并任命首席大法官伊斯梅尔·穆罕默德（Ismail Mohamed）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指控完全没有根据。在此之后，格奥尔格·迈林没过多久就卸任了……曼德拉总统认识到，为了建设一个新南非，一种包容各派的安排是战略上必要的。但是他要求对话者要有同样的想法，这一点必须得到满足。

曼德拉不愿意范德梅韦将军继续留任，是基于一个更根本方面的考虑：正在破坏这个国家的暴力及其策划者。曼德拉提出任命范德梅韦为新警察总署的总监是为了向他和他的同僚保证，他们不会因为过去的罪行被起诉，但是他们必须对此做出回报。

“范德梅韦没有被任命为新的南非警察总署的负责人，”穆法马迪说，“因为即使到了临近1994年选举时……我们仍发生了许多非常严重的事件……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在里夫（Reef）的一些地方，特别是东兰德以及夸祖鲁—纳塔尔——这意味着，以实行暴力为目的而建立的组织……尚未被铲除。”其中一个事件就是1995年“在谢普斯敦港（Port Shepstone）地区的大屠杀”。“曼德拉总统不满意我们寄希望于范德梅韦将军的领导，他对于参加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非常不积极。”

根据1995年第34号法案《促进国家团结与和解法》（ 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 ），民族团结政府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协助处理在种族隔离期间发生的问题。在此期间发生的冲突导致了暴力和对人权的侵犯。穆法马迪以及曼德拉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仅仅是谈论谁在过去做了什么，而是要使想要继续制造暴力事件的人，无论是谁，事实上都不可能继续，因为谁曾经参与实施暴力的真相已被大众所知……”

鉴于范德梅韦将军对曼德拉的提议没有做出回应，曼德拉终止了他的任命。很快，穆法马迪继续说：“我们建立起一个机构来调查那个明显仍然存在，并正在夸祖鲁—纳塔尔煽起暴力的组织结构……由当时的警长弗兰克·达顿（Frank Dutton）领导。好的情况是，我们得到了相当多过去暴力组织成员的帮助——他们自告奋勇地提供情报。”

通过演讲和与南非社会的每一个层面进行互动，曼德拉在非国大和整个国家中建立起他的领袖权威。“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芭芭拉·马塞凯拉说，“他不仅仅是非国大的主席，他即将成为南非全体人民的总统。我认为我的责任就是使他接触到更广泛的人民，从而他可以形成对社会尽可能准确的洞见。他对此深为赞赏。”

5月9日，在被国会历史性地毫无争议地推选为总统之后——考虑到这一姿态的象征意义——曼德拉与图图大主教、德克勒克和姆贝基一起从开普敦市政厅的阳台上向人民发表讲话，而这正是1990年2月他获释那天向南非人民致辞的同一地方。

“南非人民已经在这些选举中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他说，“他们要求改变，而改变正是他们将会得到的。

“我们的计划是创造就业、促进和平与和解，并保证所有南非人民的自由。我们将应对我们广大人民普遍面临的贫穷。通过鼓励投资者和民主国家支持创造就业的项目——其中制造业将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将尝试把我们的国家从一个原材料净出口国转变成制成品的出口国……

“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泥沼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决心和努力。作为政府，非国大将建立起一个法律框架，支持而不是阻碍重建和发展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的宏伟任务。

“在我们继续致力于维护一个民族团结政府的精神的同时，我们坚定地发起并带来人民要求的变化。

“我们把为南非新宪法秩序制定的蓝图摆在桌面上，而不是像一个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那样发号施令。我们像公民一样对话，去医治过去造成的创伤，目的是建设一个对所有人公平公正的新秩序。”

“这，”他总结道，“就是今天全体南非人民所面临的挑战。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会奋起迎接这个挑战。”

* * * * *

曼德拉一个重要的伟大之处是他不会将任何事或任何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或许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牢狱经历已经教会了他，他是一张白纸，一块基底，这个国家的新现实将在上面留下印记。就细节而言，在他入狱之前塑造他的那个世界与他出狱时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作为他的私人助理，杜阿尔特认为曼德拉是一个听得多而说得少的人，她和马塞凯拉就与曼德拉有很多交流。他在任命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问题上曾咨询非国大成员、政治家弗里恩·金瓦拉（Frene Ginwala） 的意见。

关于在新的民族团结政府中为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安排职位的问题，曼德拉征询了负责非国大日常活动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下的全国工作委员会（National Working Committee, NWC）的意见。他同时也在考虑他的就职典礼。

杜阿尔特回忆道，在南非和其他国家谁将出席的问题上，曼德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计票结果出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正在准备就职仪式。令我感动的是，马迪巴和塔博·姆贝基与阿齐兹·帕哈德（Aziz Pahad） 一起查看外宾名单。

有些人他坚持必须邀请，必须——“我不允许在这个名单上没有［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他总是想起那些曾经的朋友。他要求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必须出席他的就职仪式。他说：“我不关心我们怎么做，但我的兄弟亚西尔·阿拉法特必须出现在我的就职仪式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当时这个可怜的人无法离开突尼斯，否则就会被逮捕。曼德拉认为，每一位非洲的领导人，只要有可能来，都应该被邀请。他说：“我们需要成为未来非洲的一部分，并且塑造它、建设它。”他要求知道，“那么，谁说他们不能来？”然后拿起电话——“啊，我的兄弟，我相信你无法成行，但你知道，我真的希望你能来到这里。”——人们无法拒绝，并且确实来了。

曼德拉的就职仪式充满了象征意义和激情。全球大约有10亿观众坐在电视前观看，将近180个国家的元首和外国政要，以及4万名来自各个族群的本地宾客聚集在比勒陀利亚总统府（Pretoria's Union Buildings）的圆形阶梯广场和花园。身着色彩鲜艳制服的军人和警察——他们过去的使命正是阻挠这一时刻——现在则在捍卫一个和平转型的安全环境。

在米歇尔·科比特（Michael Corbett）大法官 的引领下，曼德拉宣誓就职，在国歌声中，他立正站好，将手放在胸前致意。军人们——一些将军胸前佩戴着在侵略战争中获得的勋章——向总统敬礼并宣誓效忠。在使南非名声扫地的旧国歌“Die Stem van Suid-Afrika”（阿非利卡语的《南非的呼唤》）和解放颂歌“Nkosi Sikelel’ iAfrika”（科萨语的《天佑非洲》）的歌声之间，新南非的国旗迎风招展。

曼德拉的就职演讲由姆贝基——他本身也是起草演讲稿的高手——率领的一个团队精心筹备，面向南非和全世界，足以配得上就职仪式及其规格所提供的象征意义。站上讲台的那一短暂时刻，如果说他以前一直是高大的，那么现在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向所有南非人和全世界不同国家——从最富有到最贫穷——的领导人致辞，则显得更加高大，更加自信。

他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出席的，以及在我们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庆祝的，正在将光荣和希望授予这个新生的自由国家。这个经历了漫长的罕见人道灾难而诞生的社会，全体人类必将为之感到自豪。

“作为普通的南非人，我们每天的行为必须建立起一个名副其实的南非，加强人类对正义的信仰，增强人类对灵魂高尚的信心，并保有所有人都能过上一种荣耀生活的希望。

“所有这些，既是我们自己的呼唤，也是派遣代表到这里来的世界人民的心声。对于我的同胞们，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与这个美丽国家的土地紧密相连，就像比勒陀利亚著名的蓝花楹和亚热带灌木林区的含羞草一样。

“每当接触到这片土地时，我们都会有一种再生的感觉。随着四季更替，整个国家的情绪也在变化。当小草变绿、鲜花盛开之时，我们也会被一种欣喜和欢乐的感觉所打动。

“我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和这片共同的家园融为一体。看到我们的国家在可怕的冲突中将自己撕裂，看到它因为成了邪恶的意识形态与种族主义和种族压迫行为的大本营而被世界人民唾弃、孤立、视为非法，这让我们所有人心中深感痛苦。

“人类已经将我们拥回她的怀抱，我们不久之前还被视为非法者，今天已经被给予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接待世界各国的优待，我们，南非的人民，感到满足和欣慰。

“我们感谢所有尊贵的外宾来到这里，与我们国家的人民一起享有这一胜利，这是我们为了正义、和平和人类尊严而取得的共同胜利。

“我们相信，在应对建设和平、繁荣、民主、没有性别歧视、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进程中的挑战时，你们将继续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深深感激人民大众及政治团体——民主党派、宗教团体、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工商业界和传统部落——以及其他组织的领导人为取得今天的成就所发挥的作用。在他们当中，我的第二副总统，尊敬的F. W. 德克勒克阁下，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们也要向安保力量的所有成员致敬，因为他们所起到的出色作用，保卫我们第一次民主选举和向民主的转型免受残忍嗜血力量的侵扰，那些人至今仍拒绝迎接光明。

“医治创伤的时刻到来了。弥合分离我们的裂痕的时刻到来了。建设的时刻迫在眉睫。

“我们终于取得了政治上的解放。我们向自己保证，我们要将所有人民从贫困、剥夺、痛苦、性别和其他歧视的继续束缚中解放出来。

“我们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条件下成功走完了通向自由的最后几步。我们承诺要建设一个完全的、正义的和持久的和平。

“我们将希望植入千百万人民心中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达成了一个契约，我们将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所有南非人，不论黑人白人，都能心中无畏地昂首向前，他们人格尊严不可剥夺的权利都将得到保证——一个与自己、与世界都和平相处的彩虹之国。

“作为承诺我们国家新生的一个象征，新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Interim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将把解决目前正在监狱中服刑的各界人士的赦免问题列为一个紧迫事项。

“我们将这一天献给这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以各种方式做出牺牲、奉献了他们生命以换取我们自由的英雄。他们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自由就是对他们的嘉奖。

“你们，南非人民，授予我们的荣誉和优待使我们既感到谦卑也感到荣耀。作为一个团结、民主、没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南非的第一任总统，你们授权我领导我们的国家走出黑暗的峡谷。

“我们知道，通往自由没有平坦的道路。我们清楚地知道，没人能独自行动取得成功。因此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为了国家的和解，为了国家的建设，为了一个新世界的诞生。

“让所有人的正义实现。让所有人的和平实现。让所有人都有工作、面包、水和盐。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身体、思想和灵魂都已经获得了自由，可以实现自我。这片美丽的土地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再也不能经历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压迫，忍受被世界唾弃的屈辱。

“照耀在如此辉煌的人类成就上的太阳永不落！自由万岁！上帝保佑南非！谢谢你们。”

对于曼德拉的同龄人来说，这次就职仪式的象征意义必定更为深刻——不仅因为仪式的地点选在一座象征难以言喻的权力的大厦广场上，更因为这是在比勒陀利亚，不远处就是中央监狱，在那里，许多人仅仅因为想象这一刻终将来临就被处决。这座城市的中央车站前不久刚刚取消了黑白隔离；人行道仍然记得当白人走过来的时候，黑人的双脚如何飞快地跳回到马路上为白人让道。现在，曼德拉大步离开圆形广场上举行的仪式，穿过总统府的博塔草坪（Botha Lawns）那大片修剪整齐的绿地，下到成千上万人聚集的地方。

“在开始他的就职演讲之前，曼德拉随着非洲爵士先锋队（African Jazz Pioneers）的音乐短暂起舞，群众也兴高采烈地随之跳了起来。在节日的欢庆气氛中，一群年轻人跑上了总统府前面的草坪，高高举着一个实物大小的棺材，侧面写着‘amba Kehle apartheid’（再见了，种族隔离）。”

在讲台上，曼德拉介绍了作为副总统的姆贝基和德克勒克，高高举起他们两人的手，就像裁判在宣布他们是职业联赛的并列冠军。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握着我的手，还有塔博·姆贝基的手，展示给所有人看，”多年后德克勒克回忆道，“这象征着我们将并肩走向未来。” 在这里，曼德拉将姆贝基描述为一个为解放事业牺牲了自己青春的自由战士，而德克勒克是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是这片土地的儿子。

“让我们忘记过去，”曼德拉说，“过去的就过去了。”

其后，在特邀嘉宾的就职午餐上，他的讲话风格与此不同，发自内心，正如他在即席讲话常做的那样。

“今天，”他说，“是我们国家武力以外力量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说服的力量，讨论的力量，对话的力量，热爱和忠于我们共同的祖国的力量。

“在未来的日子里，这就是我们将要依赖的力量。我们仍将遇到许多问题，因此，”他继续说，“民族团结政府不得不面对所有这些问题。但是我毫不怀疑，在这个国家我们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他们将奋起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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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特舒默、优素福·达杜、布拉姆·费希尔、摩西·考塔尼、泽法尼亚·莫托彭、斯蒂芬·比科，见“附录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赫曼，1904年入选开普敦市议会、1914年入选开普省议会，是第一位当选的有色人，也是反对对有色人口进行种族压迫的非洲政治组织（Af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的主席。茜茜·古尔，阿卜杜拉赫曼的女儿，全国解放组织（National Liberation League）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1940年代非欧洲人联合阵线（Non-European United Front）主席，是南非第一位从法学院毕业、在开普法院出庭的有色裔女性。赫蒂·赛唐布尔，工会活动家，南非有色人组织（South African Coloured People's Organizations）的成员，1946年创建开普敦妇女食品委员会（Cape Town Women's Food Committee）的创始成员之一。蒙蒂·奈克尔，医生，反隔离委员会（Anti-Segregation Council）的联合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1945—1963年间任纳塔尔印度人大会（Natal Indian Congress）主席。迈克尔·哈梅尔，南非共产党领导成员，《非洲共产党人》（ The African Communist ）杂志的编辑和民族之矛的成员，也是民主派代表大会（Congress of Democrats）的联合创始人。科西·齐弗哈兹，文达（Venda）国王。阿尔菲厄斯·马迪巴，于1967年在拘留一天后死亡，被裁定为上吊自缢。曼塔蒂西太后，1815—1840年迪菲卡内/姆费卡内战争（Difiqane/Mfecane wars）期间领导特罗夸人（Tlokwa），直到她年幼的儿子塞科尼亚拉（Sekonyela）能够继位。塞洛佩·泰马，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South African Native National Congress，SANNC）的领导成员，1919 年以代表团秘书身份，代表南非黑人前往凡尔赛和平会议和会见英国政府。 A946Q17WJQuO0No3SOYelaLUi38/hnNUEgwC2KunndVQccwtRMp7RKYcBL99gwf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