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纳尔逊·曼德拉1990年自维克托韦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 释放之前，他就已经听到过这首自由之歌及其多个版本。国家安全机构和监狱当局联手将曼德拉与正在风起云涌的斗争——及其激励人心的歌曲——隔绝的企图完全是徒劳，他们根本无法阻止这位重要囚犯与许多对话者交流信息。1980年代末，大量新囚犯涌入各个监狱，其中包括罗本岛监狱，而这标志着斗争的升级。这些新囚犯主要是来自各个政治组织的年轻人，他们的前辈是1976年出现在索韦托（Soweto）和其他地方的反抗运动中的大批学生活动分子。 他们带来了在街头传唱的新歌曲，每一首都讲述了前进或受挫，悲剧或喜剧。这些歌曲反复表达的就是，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

曼德拉或许熟知爱默生犀利的名言——“伟大即意味着被误解”。 像大多数认为历史已为他们安排了特殊使命的人一样，曼德拉知道，自己能够流传后世的是他所领导的事业：政府与非国大的对话。对话早在他被释放前5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他刚刚在沃尔克斯医院（Volks Hospital）做完一次身体检查，时任司法部部长的科比·库切（Kobie Coetzee） 前去探望，曼德拉向他提出了非国大和政府进行对话的问题。在无法摆脱的黑暗中，库切的出现带来了一丝希望。1985年标志着斗争最血腥的时期，位于鸿沟两岸的交战双方彼此怒目而视，强硬的态度和不容回旋的坚定意志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

此时，非国大主席、曼德拉的同胞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 刚刚向南非人民发出让国家摆脱政府控制的号召。 然而曼德拉认识到，面对能够动用大量国家权力的敌人，手无寸铁的群众的伤亡会更加惨重。但他是一名囚犯，一名政治犯，像战俘一样，他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出逃。然而从直接关押他的监狱出逃不可避免地与另一种更广义的出逃交织在一起，即南非人民逃离非正义制度的桎梏，或者说是从少数白人统治下获得解放。经过对敌人长时间的研究，熟读他们的历史、法理、哲学、语言和文化著作，曼德拉开始认识到，白人必然会发现，他们受到的种族主义的伤害，并不比黑人少。谎言使他们有一种虚假的优越感，但事实终将证明，这个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体制会毒害他们自己和后世子孙，使他们无法适应更广大的世界。

从医院返回波尔斯穆尔监狱（Pollsmoor Prison） 后，曼德拉被与其他狱友隔离开单独关押，这段时间被他称为“美好的孤独”，使他彻底想清楚，必须要有所行动。他得出结论，“一场没有必要的冲突，即使不会牺牲双方上百万的生命，也会造成成千上万的死伤，这是没有意义的”。 是时候进行对话了。

意识到他的行动对于解放斗争整体和非国大本身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他准备听天由命：如果失败，非国大还可以挽回颜面，把他的行动说成是一个被隔离的人所做出的荒唐之举，不能代表非国大。

“伟人创造历史，”颇具影响的非裔特立尼达历史学家C. L. R.詹姆斯（C. L. R. James）写道，“但只能创造可以被他们创造的历史。他们成就的自由受到环境需要的限制。”

在被囚禁的近30年时间里，曼德拉一直致力于分析这个他注定要领导的国家。在等待关押者的宣判或来自同胞的秘密信号时，他反复思考着社会的性质，思考其中的圣徒和恶魔。尽管身处监狱——他成就的自由受到环境需要的限制——他还是逐渐接触到了种族隔离政权的最高当局，最终会见了身患重病的总统P. W. 博塔（P. W. Botha），以及他后来的继任者，F. W. 德克勒克（F. W. de Klerk）。

在监狱外面，死亡人数成倍增加，杀人小队活动猖獗。越来越多人丧命，导致更多的屠戮和暗杀，周而复始。被杀害的也包括学界人士。一种新的语言在街头形成，人们开始对自卫组织和更加恐怖的处决方式习以为常，例如有一种名为“火项链”的残忍酷刑 ，用于处决那些被视为与种族隔离政权相勾结的人。

在所有与政府代表的会见中，曼德拉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南非的悲剧找到解决办法。从德克勒克到穿着防弹衣、试图驱散愤怒群众的19岁警察，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男女，就像是拿着手榴弹把玩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滑向毁灭的深渊——还带着数百万无价的生命陪葬。

曼德拉希望这样的想法能让世人知道，否则将追悔莫及。将近70岁的年纪，他知道自己终有一死。很久之后，可能正是出于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他写下了那篇箴言：

“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男男女女，来了又去。一些人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名字亦湮没无闻，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另一些人确实留下了印记：他们对其他人所犯罪行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记忆。占人口少数的白人针对占人口多数的非洲人、有色人种和印度裔滥用权力，否定多数人的基本人权，在生活的所有方面推行狂热的种族主义，未经审讯的拘留，监狱内外的酷刑和虐待，家庭破碎，迫使人们流亡、转入地下，把人投入监狱并长期关押。”

和几乎所有南非黑人一样，对于他所列举的每一种暴力，曼德拉或是亲身经历，或是有亲近的人在种族隔离政权手下遭到令人发指的虐待。这一时期充满了骤然的死亡，所发生的事件让人想起美国恐怖电影的标题：“古古莱图七人”（The Gugulethu Seven）、“克拉多克四人”（The Cradock Four）、“特洛伊木马屠杀”（The Trojan Horse Massacre）。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年轻的族群领袖和积极分子在1980年代国家镇压高峰时被残忍谋杀，而国家安全机构或是否认参与暴行，或是辩称他们一直受到攻击。

回想起种族隔离政权的安全机构在沙佩维尔（Sharpeville） 和其他地方的屠戮，对于警察行动造成的大规模死伤，曼德拉勾画出一个令人惊恐的图景，“嗜血好战的警察机构屠杀了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还亵渎圣灵地“以上帝的名义……来证明对多数人的恶行是合理的。他们的政权犯下了无比残酷的暴行，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人穿戴着昂贵的服饰并定期去教堂。事实上，他们体现了魔鬼所代表的一切。尽管他们始终宣称自己是一个由虔敬信徒组成的群体，但他们的政策几乎遭到整个文明世界的谴责，被视为一种反人类的罪行。他们在联合国和许多其他世界和区域组织中的成员资格被中止……成为全世界的过街老鼠”。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这一国际事件几乎掩盖了一个月前发生在南非国内的一个重要进展。在1989年10月15日，沃尔特·西苏鲁和雷蒙德·姆拉巴（Ramond Mhlaba）、威尔顿·姆夸伊（Wilton Mkwayi）、奥斯卡·姆佩塔（Oscar Mpetha）、艾哈迈德·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安德鲁·姆兰格尼（Andrew Mlangeni）和伊莱亚斯·莫措阿莱迪（Elias Motsoaledi） 一起被释放了，其中5人是曼德拉最亲密的同志，在1963—1964年里沃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 中和曼德拉一起位于被指控的10人之列。 亚弗塔·卡拉比·梅思默拉（Jafta Kgalabi Masemola）是与罗伯特·索布奎（Robert Sobukwe） 一起创立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创始人，也被释放了。6个月之后，梅思默拉死于一场车祸，迄今一些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仍然认为这场车祸有可疑之处。

曼德拉劝说当局释放关在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监狱中的囚犯以示善意。谈判由曼德拉和博塔开启，但后来一度陷入僵局。根据国家情报署（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NIS）前负责人尼尔·巴纳德（Niël Barnard） 的说法，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State Security Council，SSC）的强烈反对，这些计划（1989年3月释放西苏鲁）被推后”。 这次西苏鲁等人获得释放，让曼德拉心情复杂：既为同胞获得自由而欢欣鼓舞，也为自己的孤独而难过伤感。但是他知道，几个月内就会轮到他了。

卡特拉达回忆起1989年10月10日“囚犯卡特拉达”与“囚犯曼德拉”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最后一次会面的场景。卡特拉达和其他斗争事业的战友到曼德拉所在的牢房看望他，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后14个月的监禁时光。

曼德拉对他们说：“伙计们，是说再见的时候了。”卡特拉达等人回答：“只有真的被释放了，我们才相信那是真的。”曼德拉坚称，他刚刚还和两位内阁部长在一起，他们向他保证，他的同志们将会获得自由。那天晚上，卡特拉达等人没有被立即送回波尔斯穆尔监狱，而是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饭厅中吃了晚餐。然后，正在晚间新闻时分，一台电视被搬了进来。总统F. W. 德克勒克发表声明，他已决定释放8名囚犯：卡特拉达、西苏鲁、姆拉巴、姆兰格尼、莫措阿莱迪、姆夸伊、姆佩塔和梅思默拉。

这些人回到波尔斯穆尔监狱，三天后，他们被转移了。卡特拉达、西苏鲁、姆兰格尼、莫措阿莱迪、姆夸伊和梅思默拉被飞机运到约翰内斯堡，关在约翰内斯堡监狱；姆拉巴回到家乡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来自开普敦（Cape Town）的姆佩塔则留在格鲁特斯库尔医院（Groote Schuur Hospital），在武装警卫的监视下接受治疗。10月14日星期六晚上，约翰内斯堡监狱的监狱长来到这些囚徒跟前，对他们说：“我们刚刚接到总部发来的传真，你们将在明天被释放。”

“什么是传真？”卡特拉达问。他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26年。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解除对非国大、泛非大、南非共产党（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SACP） 和其他约30个非法组织的禁令。他进一步宣布，释放因非暴力犯罪而被关押的政治犯，暂停死刑，并废除大量紧急状态 下的禁令。对于许多生活在种族隔离统治的残酷压迫下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再生的第一天。

政治犯往往肩负着为更大范围的人类服务的历史使命，例如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和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与他们一样，曼德拉能够坚守他自己的信念，并在某种程度上，也将这种信念赋予了他的关押者。他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读到的有关领袖人物具备惊人忍耐力的书，例如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和塞古·杜尔（Sekou Toure），他们在殖民当局强加的困苦中坚持不懈，奋力崛起，甚至可能比以前更加强大，因为他们已经证明，监狱也无法摧毁他们的精神。但是曼德拉也清楚知道监狱外现实生活造成的变化、官职的魅力以及权力不可抗拒的诱惑。他在有生之年目睹了这些变化的发生，有时还发生在一些他曾经亲密无间的同志身上。他曾描述他们：

“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曾经指挥过战无不胜的解放军，经历了不为人知的艰难困苦，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他们不仅解放了他们的人民，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仰慕，激励了各大洲上百万民众起来反对剥削和压迫。”

对曼德拉来说，看到这些领袖、从前的自由斗士走上歧路，是令人难过的。在批评他们灾难性的骄傲自满时，曼德拉试图说明所导致的对解放斗争事业的背叛的严重性。在描述面临的情形时，他也可能是在表达自己内心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恐惧，他写道：“自由和民主政府的建立将原来丛林中的自由斗士带到权力的走廊，现在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都是有钱有势的大人物。”

他继续写道：“在这样的情境下，一些从前的自由斗士面临着忘记原则的危险，忘记了那些被贫穷、愚昧和疾病折磨的人，一些人开始渴求他们曾经厌恶并推翻了的压迫者的生活方式。”

这些观点的根源可以在曼德拉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自律是他的口号。他遵循严格的锻炼方案，这使他保持着良好的体型。他习惯于生活自理，即使在获释之后也继续这样。一次，安排给他的厨师斯瓦特（Swart）准尉大为吃惊，因为曼德拉坚持要洗刷碗碟并自己做饭菜。

曼德拉写道：“一天，在吃了斯瓦特先生做的一顿美味佳肴后，我走进厨房洗碗。‘不，’他说，‘这是我的任务。您必须回到客厅去。’我坚持我必须做些什么。如果是他做的饭，那我必须洗碗，这样才公平。斯瓦特先生表示抗议，但最终还是让步了。他也反对我早晨收拾床铺，说这类事情是他的职责。但是这么长时间我一直自己整理床铺，以至于这已经成为我下意识的行为了。”

曼德拉在1962年被捕以前早已尽可能地遵循战士的行为准则。他期望他的同志们——由经过考验的忠诚斗士组成的团体——是无可指摘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国家机器是精确且控制严格的，要想抵抗并最终推翻它，就需要有一支同样纪律严明的武装力量。

“除非他们的组织依然保持坚定、有原则，领导层和普通成员一样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并激励成员在政府的计划之外也能发起社会倡议增进社群福祉，否则就难以抵挡抛弃穷人、开始为自己聚敛巨额财富的诱惑。”

从戒备森严的监狱内部，曼德拉一直在密切关注世界局势，他忧心地注意到，在非洲大陆上，陷入狂妄自大的领导人不在少数。从这片大陆的最北端直到南部海角，一些自封的领袖在制服上挂满勋章，却给人民制造了无尽的苦难，掠夺国家资源变得司空见惯。人民成为饥荒、暴力、瘟疫和赤贫的受害者。对此，曼德拉说：“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领袖。在宪法允许的地方，他们成为终身总统；在宪法对任期做出限制的国家，他们总是修改宪法使自己能够永远大权在握。”

当获释的一刻到来时，将要如何领导的问题萦绕在曼德拉脑中。更大的世界必然带来的复杂问题，远比他与关押他的监狱当局就释放他的时间地点进行的谈判更令人望而生畏。德克勒克政府想要更早地将他释放回索韦托的家中，当然，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但是曼德拉拒绝了。他要求在开普敦被释放，从而能够在回家之前向这座城市的人民表示感谢：

“我说，我要求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大门前被释放。在那以后，我将自己照顾自己。你们没有权利说，我应当被带到约翰内斯堡。我要求就在这里被释放。最终，他们同意我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大门前获释。”此外，曼德拉还要求将他的获释推迟7天，好让人民“有所准备”。

正是在监狱中，曼德拉完善了后来成为他最伟大特质的一种能力，即能够理解，他所面对的人，不论朋友还是敌人，都是一个复杂的人，其人格具有多重面向。1990年2月11日下午他获释时，在媒体相机的咔嚓声和群众欢庆的喧闹中，让他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是没能向监狱的看管人员道别。对他来说，他们不仅仅是一个非正义政权末端身着制服的执行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有家庭的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有对于生活的焦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曼德拉要让魔鬼逃脱惩罚，也不意味着他有意遗忘种族隔离政权的肆虐行为。从监狱大门在他身后关上的那一刻起，曼德拉就开始全身心地为未来做准备，他知道，自己必须摆脱复杂的仇恨情绪，集中精力在前方的事业上。尽管曼德拉是作为个人开始服刑的，但他始终是在解放斗争危急关头召集起来的一个忠诚团体中的一员，他们为了更加伟大的事业而甘愿牺牲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曼德拉是一个人走出来的，里沃尼亚审判的其他被告和相关囚犯已被提前释放。他知道，千百万双眼睛在注视着，看他已经变成了什么模样。几个月以来，曼德拉一直在与许多非国大和联合民主阵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UDF）的人会面并通电话。联合民主阵线是一个联合组织，下设的附属机构范围甚广，包括数百个青年组织与许多公民和学生组织。在真正被释放前的几个小时中，曼德拉咨询了全国接待委员会（National Reception Committee） 的成员，他们是从身经百战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民主运动的领袖中推选出来的，包括西里尔·拉马福萨、瓦利·穆萨（Valli Moosa）、杰伊·奈杜（Jay Naidoo）和特雷弗·曼纽尔（Trevor Manuel） ，他们都将在未来的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几乎所有被长期关押的囚犯对所处环境都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直觉，对环境的了解比其他人更快。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监狱中活下来。因此尽管因即将被释放而感到激动，曼德拉还是注意到这些代表们的焦虑不安，因为他们在不久之前刚刚收到通知，曼德拉的释放地点由索韦托改为开普敦。

“收到这个通知还不到24小时，”瓦利·穆萨说，“我们非常吃惊。尽管我们很想提出将他的关押时间再延长一段时间，但没有真的这样做。”

曼德拉的释放导致政府和非国大双方都进退两难，他把这个局面看作前方道路艰难复杂的一个表现。在走出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路上，曼德拉已经告诉自己，他一生的使命就是“同时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 这意味着他必须试图跨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鸿沟——前者以曾经关押他的政府为代表，后者是南非人民的大多数，不分类别。他已经接受了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付出。这是他的天赋使命。

“对一个人的真正考验，”瓦茨拉夫·哈维尔写道，“不是看他如何扮演自己想要的角色，而是看他如何扮演命运给他安排的角色。”

很久之后，著名作家和外交家、曼德拉总统办公室前负责人芭芭拉·马塞凯拉（Barbara Masekela） 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曼德拉知道，”她说，“作为总统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而他一心要将这个角色演好。”

然而，演好这个角色绝非易事，曼德拉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为此准备了。在1980年代中期，曼德拉就不顾困难，探索非国大与P. W. 博塔总统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启动对话的可能性。博塔总统是德克勒克的前任。他是漫画家笔下的常客，阴沉的面容，挥动手指发出警告的姿态，为国家报纸增色不少。他是一位鹰派领导人，也是最后的强人之一，视暴力为对冲突的回答，毫不妥协的强硬立场使他拥有一个绰号“大鳄鱼”（Die Groot Krokodil）。但即使博塔也已经从他的一些最强硬的将军们那里知道，南非的梦魇是无法仅靠武力消除的。

曼德拉知道，周而复始的暴力正在吞噬最贫穷和最被边缘化的那部分人口的生命。心怀不满的多数黑人有他们的期望，而种族隔离政权的支持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武装起来，拥有造成巨大破坏的可怕力量——也在屏息等待改变现状的巨大威胁的到来。

出于所有这些考虑，曼德拉必须指出德克勒克是一个正直的人，哪怕只是为了解除那些强硬路线者的武装。因为如果南非总统的权力由于一个前囚犯的反对而被进一步削弱，这些人就会幸灾乐祸。按照右翼分子的逻辑，德克勒克释放一个恐怖分子是一回事，但如果这个恐怖分子一脚踢开他的释放者而去发号施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对于曼德拉来说，与位于比勒陀利亚（Pretoria）的政府当局对话就如同要在一个状况多变的交通中通过谈判找到一条通路。他不得不在谈判各方之间起到一个缓冲器的作用，除了德克勒克以外，另外的谈判方则如同两辆来自不同方向的汽车，一辆被急不可耐的多数黑人的期望所驱动，另一辆则被陷于恐惧和错误的正义感的右翼强硬派驱动。对于曼德拉来说，如果谈判甚至在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脱轨，那将会酿成最大的悲剧。为此，他反对非国大代表们的意见，他们对曼德拉试图称德克勒克为一个正直的人感到不悦。每当同僚对曼德拉为德克勒克说好话表示愤怒的时候，他总是坚持，除非看到相反的事实证据，否则他会继续认为德克勒克是一个正直的人。那时，德克勒克正将成为他未来的谈判伙伴。

曼德拉能够把作为一个人的德克勒克和代表一个国家的德克勒克区别开来，认识到他也不过是一个压迫的、完全依靠暴力的国家机器的代理人或牺牲品。可能曼德拉的一个希望就是说服他的政治对手，使德克勒克摆脱其所在政党的影响。国民党拥护种族隔离政策，而曼德拉对这种执政观深恶痛绝。

对此，曼德拉后来评论道：“即使在谈判期间，种族隔离政权……依然相信，他们可以在黑人同意的情况下保留白人的特权。虽然种族隔离政权的谈判者试图巧妙伪装，但是从谈判一开始就十分清楚，他们的首要原则就是阻止我们管理这个国家，即使我们在民主选举中获得了胜利。”

1989年12月13日，曼德拉还是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一个囚犯，那天他第一次与德克勒克总统会见。当时他就嗅到了当局的这一立场。他写道：

“会见开始前不久，我读到当时国民党的官方喉舌《公民报》（ Die Burger ）的编辑以笔名‘大卫’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尖锐地批评了‘群体权利’的概念。国民党鼓吹这一概念，将其宣传为解决国家问题的最佳方案。这意味着，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之后，不论哪个政党获胜，每个族群群体将永久保留他们在选举之前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

这一欺骗性的说法意味着“白人少数群体将继续垄断所有重要的公民权利。解放运动所诉求的革命性变化——几个世纪以来的先烈们为此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将被扼杀。新的政府将不能为人民提供保护，无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贫穷、饥饿、无知和疾病将到处肆虐。《公民报》批评这种伪政策为从后门引入种族隔离”。

曼德拉向德克勒克指出，“如果他们自己的喉舌都谴责这一想法，他应该能够想象我们对此是怎么想的。我们会不留情面地拒绝它”。

“就在这个节点上，德克勒克总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曼德拉写道，“他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的组织甚至根本不会考虑这个想法，他将抛弃这一政策。我立刻向在赞比亚的非国大领导发去消息，其中我把总统形容为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可以和他打交道。”

曼德拉或许对德克勒克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要让非国大接受这个建议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如迄今一再提到的，非国大是另一个庞然大物，同时也是一个广义上的教派，一项解放运动和千百万南非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一些家族中它已经存在了几个世代，像传家宝一样一代代传下去。这样一个组织不可避免地变得传统守旧，对任何革新抱持怀疑态度。到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总统对话最关键的1989年，非国大已经存在了77年，而在此之前，谈判从没有落实为它的政策。但是在流亡状态下，非国大不得不对当前形势和各方势力的平衡做出现实的评量。由于为非国大提供庇护，前线国家（Frontline States）——1960年至1990年初期南部非洲国家为反对种族隔离而结成的联盟——遭到南非战争机器无情的打击，改变了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特点。

更关键的是非国大被迫从多个战略地区撤离，其中最重要的是撤出莫桑比克（Mozambique）。1984年3月16日，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与南非签署了互不侵犯协议，即《恩科马蒂条约》（ Nkomati Accord ）。这意味着非国大不得不在缺乏邻国基地优势的条件下继续它的武装斗争。非国大领导层被迫开始考虑撤退到赞比亚（Zambia）和坦桑尼亚（Tanzania）的数千干部的安置问题。就在同一年，安哥拉（Angola）民族之矛兵营爆发的兵变震动了领导层，尤其在于兵变的原因是民族之矛的战士们无法忍受他们不能返回家乡与敌人战斗，却陷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 MPLA）的军队和南非支持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Uni?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ência Total de Angola，UNITA）匪帮之间错综复杂的内战。 迫于同样的压力，非国大派遣民族之矛的卢图利分遣队（Luthuli Detachment of MK）加入了万基（Wankie）和锡波利洛（Sipolilo）战役，当地在1967年后属于罗德西亚（Rhodesia）。 兵营中，在许多有大量流亡者居住的地区，人们唱歌祈求英雄和烈士们的庇佑，其中英雄就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或奥利弗·坦博。人们用歌声表达自己献身于解放斗争的决心以及他们将如何向比勒陀利亚进军。有时这些革命歌曲斥责南非当局奸细的背信弃义，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是同志，后来却投降了敌人一方。但在热情歌唱者的集体想象中，明显最需要谴责的对象是种族隔离政权的历届领导人，特别是博塔和德克勒克。

甚至在曼德拉与博塔和德克勒克真正接触之前，有关会谈和曼德拉即将获释的谣言就已经在满天飞。1989年7月初，一群流亡的非国大作家在前往维多利亚瀑布与南非白人作家和学术界人士会见的路上，在卢萨卡（Lusaka）帕默德兹饭店（Pamodzi Hotel）外偶遇在那里安营扎寨的一大群熬红眼睛的国际记者和电视台摄制组。明显受到完全错误信息的误导，许多媒体警觉地守在机场和市中心恰恰恰路（Chachacha Road）上的非国大总部门口。如果按照他们得到的情报，曼德拉将被释放，并由赞比亚的非国大监护，他们将有一线希望抢到头条新闻。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国内和流亡中的年轻激进分子的指责，他们声称“这个老家伙叛变了”，甚至还有威胁曼德拉生命的言论。

尽管如此，非国大一直保持着一种正确无误的政治直觉，多年来始终在寻求其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使那些在兵营中或是在国内地下活动的手持武器的人，也都受到政治原则的指引。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最高决策机构，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有可能与比勒陀利亚和解高度不满。但是非国大有奥利弗·坦博主席，他的信条是通过协商一致进行决策，他坚持对一个困难问题的每个方面都要进行讨论和分析，不论这个过程要花费多少时间，直到达成共识。

不可避免地，任何解放运动都会来到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必须做出事关人民命运的关键决定。被亲切地称为OR的坦博做出了决定。他不知疲倦地、一丝不苟地征求自己党内领导人们的意见，并确保前线国家的领导人了解事态的发展。

最终，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与敌人进行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坚定这一点，各个工会和政治及公民组织的代表涌入卢萨卡与非国大协商，并且开始制定策略以应对即将来临的局面。声誉卓著的老人们——沃尔特·西苏鲁、戈万·姆贝基（他于两年前被释放）、威尔顿·姆夸伊、雷蒙德·姆拉巴、伊莱亚斯·莫措阿莱迪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到来以及他们与组织成员的交流，使每一件事都落实了。这就像一个安全阀，使民族之矛成员们被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放。主要是那些从事地下工作的特别行动队的成员，他们对潜入国内的民族之矛成员伤亡惨重满怀悲愤。正是沃尔特·西苏鲁，他对聚集在卢萨卡的穆隆古希大厅（Mulungushi Hall）的非国大成员们宣布，他们应该准备回家了。 DGRPL95ukXgFUL8wVYiGWCmwIc9uNV06xP9snSqHOCJN7qnrjH2vIAzG1sUSic6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