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之后

一、《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第一次出版至今已有七年了。

写这本书是为了与人们交谈。外行作家同外行读者说话，是想公布官方历史，即胜利者讲述的历史中所隐瞒或谎报的某些事实。

最令人鼓舞的回音不是来自报纸的文学版，而是来自发生在大街上的一些真人真事。例如，在一辆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个姑娘正给坐在身旁的女伙伴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高声朗诵给全体乘客。又比如在智利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妇女逃离圣地亚哥时，把本书裹在婴儿的尿布里；还有一个大学生，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花了一个星期走遍科里恩特斯街的所有书店，在一个又一个书店里逐段阅读本书，因为他没钱买下一本。

同样，本书得到的最好的评价并非来自有名望的评论家，而是来自军事独裁政权，它们禁止此书就等于称赞了它。例如，《血管》不能在我的国家乌拉圭流传，在智利也不行，阿根廷当局通过电视台和报纸控告此书是腐蚀青年的工具。布拉斯·德·奥特罗（Blas de Otero）说过，“他们不许人们阅读我写的文章，因为我所写的就是我所看到的事情”。

经过一段时间后，我高兴地看到《血管》不是一本沉默的书，我的高兴并无虚荣的成分。

二、我知道，在这本宣传手册里，我用写爱情小说或海盗小说的形式来谈政治经济学，也许是亵渎神明。但是，坦白地说，阅读某些社会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用密码式的语言写成的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对我来说实在是等于爬山，太难了。深奥的语言不见得总是文章写得深刻的必然代价。在某些情况下，这也不过是把缺乏与他人交谈的本领说成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美德。我怀疑无聊常常就是如此用来为现行的秩序祝福，这样就可以证明，知识是杰出人物的一种特权。

顺便说说，一些面向有信仰的读者的富有战斗精神的著作，也有类似情况。尽管这些著作使用了革命的词句，但是我觉得，它们机械地重复着所说的话，用同样现成的句子，同样的形容词，同样的演说方式，对着同样的人说话。这是顺从主义。也许这种教条式的文学与革命之间的距离如同色情文学与情欲之间的距离那么远。

三、一个人写东西是想回答在脑海里嗡嗡作响的问题。它们如顽固的苍蝇不让人入睡，当一个人写的东西，以某种方式同社会需要回答的问题一致时，就会有某种集体意义。我写《血管》是为传播他人的思想和我自己的经验，这也许多多少少能帮助解决一直折磨着我们的各种问题。拉丁美洲是一个命中注定要受凌辱和受穷的地区吗？谁决定的？是上帝的过错还是自然界的过错？是令人喘不过气的气候或是劣等种族？是宗教？是习俗？不幸会不会是历史的产物，由人来创造，因而也可以由人来摧毁？

我一贯认为，崇拜过去是反动的。右派选择了过去是因为它们喜欢死人，即静止的空间，静止的时间。有权势的人，那些靠遗传使其特权合法化的人，他们是怀旧的。学历史好像参观博物馆，一大批木乃伊是骗人的把戏。有人向我们谎报过去也同样谎报现在，给现实带上假面具。强迫被压迫者把压迫者制造的僵化了的、贫乏的、他人的历史变成自己的历史，这使被压迫者心甘情愿地去过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仿佛这是唯一可过的生活。

在《血管》中，往事总是作为我们活生生的历史由现在来召唤。本书是到历史中去寻找有助于解释现时的各种关键，因为现时也在创造历史，但出发点必须是：改变现实的首要条件是认识现实。在这儿，展示在人们面前的，不是一群穿着像要赴化装舞会、在阵亡之前发表长篇庄严讲话的英雄们，而是一批在时间和空间里寻找能预感到我们今天步伐的群众的脚步声。《血管》来自现实，但也来自其他书，其他比这本更好的书。这些书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是什么人，以便知道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什么人，也是这些书使我们知道自己来自何方，以便能更好地推测将要走向何处。这一现实和那些书都证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他人发达的结果，说明我们拉美人之所以穷，正是因为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富饶的，自然界给予的得天独厚的被历史诅咒的大地。在我们的世界，这个拥有强大的中心和屈服的外围的世界，对任何财富至少要怀疑其来历。

四、从《血管》第一次出版至今的这段时间里，历史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残酷的老师。

这个制度成倍地增加了饥饿和恐惧，财富继续集中，贫困继续扩散。那些专门性国际机构在文件中承认了这一点，它们那些咬文嚼字的语言称我们这些被压迫的地区为“发展中国家”，把工人阶级无情的贫困化称为“收入再分配的倒退”。

国际大机器继续运转：各国为商品服务。人人为物质效劳。

随着时间的推移，输出危机的方式日益完善。垄断资本主义达到最高程度的集中，它控制世界市场、信贷和投资，因而就有可能系统地、越来越多地转移矛盾，也就是说，外围地区心平气和地为那些中心的繁荣做出牺牲。

国际市场仍然是这一行动的关键之一。在那里，跨国公司实行专政，正如斯威齐所说，我们称之为跨国，是因为它们在许多国家经营，但从它们属于谁和由谁控制这点来看，跨国公司又是地道的本国公司。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并不因为巴西目前向南美其他国家和遥远的非洲及近东市场出口大众牌汽车而有所改变。归根结底，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自己决定，由它在巴西的子公司向某些国家出口汽车更为便宜。于是，巴西提供低生产成本和廉价的劳动力，德国却拿走高额利润。

当某一种原料能逃脱低价的不幸命运时，强加于人的现象并不会神奇般地结束。1973年以来的石油问题就是如此。难道石油不是一种国际性买卖吗？现在被叫作埃克森公司（Exxon）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或者海湾石油公司，是阿拉伯公司还是拉美公司？谁拿走了最丰厚的那部分利润？此外，针对石油生产国而掀起的闹剧很能说明问题。一些胆敢维护自己石油价格的国家，立刻成为造成欧洲和美国通货膨胀及工人失业的替罪羊。最发达的国家在提高自己任何一种产品的价格之前又征求过谁的意见呢？二十多年来，石油价格一再下跌，不像样的石油低价意味着世界上的大工业中心可以得到巨额补贴，而它们的产品则越来越贵。同美国和欧洲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相比，新的石油价格只不过是把价格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原油只不过恢复了它在二十年前的购买力而已。

五、在这七年里发生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委内瑞拉石油国有化。国有化虽然没有打破委内瑞拉在提炼和销售方面的依赖性，但为自治开辟了新的前景。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这个国营企业诞生不久，就位居拉丁美洲五百家最重要公司之首。该公司除了经营原来的传统市场外，还开始经营新的市场，很快就有了五十个新客户。

然而，像往常一样，当国家成为本国主要财富的主人时，就要问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对基本资源实行国有化，这本身并不意味着要重新分配收入以利于大多数人，也不是必然要危害少数统治者的权力和特权。在委内瑞拉，浪费的经济依然完完整整地继续运转。在这个社会的中央，在霓虹灯的照耀下，一个有百万家产、挥霍无度的社会阶级放射出光芒。1976年，进口增加25％，在很大程度上是进口了充斥委内瑞拉市场的奢侈品。崇拜象征权力的商品，人类的生活局限于竞争和消费。在不发达的汪洋大海里，少数特权阶层模仿世界上最富有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在与纽约一样喧闹的加拉加斯市，自然界给予的最好的“天然”财富，如空气、阳光、宁静等，越来越少，越来越贵。委内瑞拉民族主义的元老、主张收回石油的先知，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Juan Pablo Pérez Alfonso）警告说：“当心，人会饿死，但也会撑死。”

六、我是在1970年最后几天写完《血管》的。

1977年的最后几天，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死在手术台上。人们把他的灵柩一直抬到墓地，在利马的大街上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出生于秘鲁北部干旱土地上一个普通的家庭，他领导了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进程。在秘鲁现代史上，这次改革是试图进行的意义最深远的一次改革。从1968年起义之后，军政府推动了真正的土地改革，并为收回外国资本强行夺走的自然资源开辟出道路。可是，早在贝拉斯科去世之前，革命已经被人举行了葬礼。创造性的进程是短命的，它最终被淹死在放债人和商人的讹诈之下，革命既死于任何家长式的计划所具有的脆弱性，也死于缺乏有组织的群众基础。

1977年圣诞节前夕，当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的心脏在秘鲁这块土地上做最后的跳动时，在玻利维亚，另一个与他毫无相似之处的将军用拳头猛击写字台。玻利维亚独裁者乌戈·班塞尔（Hugo Bánzer）将军，用一个“不”字拒绝赦免犯人、流亡者和被解雇的工人。于是，从锡矿来到拉巴斯的四个妇女和十四名儿童开始绝食。

“现在不是时候，”行家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会告诉你们什么时候合适。”

她们席地而坐。

妇女们说：“我们不是同你们商量而是把此事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决定了，在矿山那边，总是在绝食，只要你生下来，你就开始绝食。在那边，我们也会死去的，虽然会死得慢一些，但还是要死的。”

政府的反应是惩罚和威胁，但绝食把长期以来遭受遏制的力量释放出来。全玻利维亚震动了，露出了牙齿。十天左右，已不是四个妇女和十四名儿童在绝食。一千四百名劳动者和工人都在绝食，独裁政权感到天快要塌下来，不得已才实现大赦。

安第斯山两个国家就是这样从1977年跨入1978年。在北边，在加勒比地区，经过同美国新政府进行的棘手的谈判后，巴拿马在等待着实现已向它承诺的结束运河的殖民地位。在古巴，人民在庆祝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十九周年。几天后，在尼加拉瓜，狂怒的群众冲上街头，索摩查独裁者，即索摩查家族的子孙从缝隙里窥探。愤怒的群众烧了几家公司，其中有一家是专搞吸血营生的血浆公司。此公司于1978年被火吞没，它原是古巴流亡分子的财产，专门把尼加拉瓜人的血卖给美国。买卖血液与其他生意一样，生产者只能拿到小费。例如加勒比埃莫公司（Hemo Caribbean）每升血只付给海地人三美元，然后以二十五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

七、1976年8月，奥尔兰多·莱特列尔（Orlando Letelier）发表文章揭露皮诺切特（Pinochet）独裁政府搞的恐怖活动和享有特权的小集团搞的“经济自由”，是一丘之貉。 曾在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内任部长的莱特列尔流亡美国，不久后被炸得粉碎。 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智利的经济听命于随意确定各种物价的垄断集团，所以，讲自由竞争是荒唐的。他还说，在这个国家里，真正的工会是非法的，工资由军事委员会下令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劳动者的权力也是可笑的。莱特列尔描述了独裁政府如何精心取消人民团结政府时期所取得的成果。独裁政权把萨尔瓦多·阿连德收为国有的垄断集团和寡头集团的工厂的一半归还给原主，另一半拿来拍卖。费尔斯通轮胎与橡胶公司买下国营轮胎厂，帕森斯和惠特莫尔公司（Parsons and Whittemore）买下一家大型纸浆厂……莱特列尔说道，目前，智利的经济比阿连德政府上台前更集中、更垄断。 买卖空前地自由。被关进牢里的人也空前地多。在拉丁美洲，企业自由与公众自由水火不相容。

市场自由吗？在智利，从1975年初就开放牛奶的价格，其后果很快出现，两家企业控制了牛奶市场，牛奶的销售价格立刻上涨40％，而收购价格则下降22％。

在人民团结政府时期，儿童死亡率下降许多，皮诺切特上台后，死亡率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上升。当莱特列尔在华盛顿大街上被害时，智利人口的四分之一 没有任何 收入来源，他们之所以能继续生存下去，全靠别人的善心或自己的顽强和狡猾。

在拉丁美洲，少数人的幸福与多数人的不幸之间的鸿沟比欧洲或美国大得多。因此，为了维持这种距离而采取的手段就更为凶残。巴西有一支人数众多、装备良好的军队，可是在国家预算中只有5％用于教育。乌拉圭目前把预算的一半用于武装部队和警察；国内五分之一就业人口的任务是监视、迫害或惩罚其余五分之四的人。

我们这个地区在1970年代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一场悲剧，那就是1973年9月11日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民主政府、血洗智利的军事政变。

在此不久以前，即在1973年6月，乌拉圭发生政变，议会被解散，工会被宣布为非法并被禁止一切政治活动。

1976年3月，阿根廷的将军们再次执政，已成为一堆垃圾的胡安·多明戈·庇隆遗孀的政府，不痛不痒地倒了台。

现在，南部三国成了世界的烂疮，一个不断出坏消息的地方。拷打、绑架、杀人、流放已司空见惯。这些独裁政权是健康肌体里要摘除的毒瘤，还是因体制感染而流出的脓？

我认为，在受威胁的严重程度与对付它的野蛮程度之间总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不考虑若奥·古拉特和胡安·何塞·托雷斯（Juan José Torres）政权的经验，你就无法理解今天发生在巴西和玻利维亚的事。倒台之前，这两个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并推行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巴西，这一进程是在1964年中断的，在玻利维亚则是1971年。 同样，人们完全可以说，过去满怀希望的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现在正因此而赎罪。 阿连德政府时期进行的深刻改革，埃克托尔·坎波拉（Héctor Cámpora）政府时期高高飘扬的正义旗帜，对阿根廷工人群众的动员，以及乌拉圭青年的迅速政治化，都是这个无能的、已经历着危机的制度所不能忍受的挑战。强烈的自由气氛冲击着那些鬼怪，于是把近卫军叫来拯救秩序。扫除计划是消灭的计划。

八、美国国会的记录常常记载着干涉拉丁美洲的不可辩驳的证据。在因犯罪而思想受折磨时，人们便到帝国的忏悔室去净化自己的灵魂。例如，最近几年，美国官方承认对一些灾祸负有责任的次数成倍增加，这些公开的、详细的忏悔，除了证明其他事之外，还证明美国政府通过贿赂、间谍活动和讹诈直接参与了智利的政治。犯罪的战略是在华盛顿策划好的。从1970年起，基辛格（Kissinger）和情报部门细致地策划了阿连德的垮台，把数百万美元发给人民联盟合法政府的敌人。正因为如此，卡车主在1973年才得以坚持长时间的罢工，使国家相当一部分经济瘫痪。由于确信自己逍遥法外，话就会多起来。反对古拉特的政变发生时，美国驻巴西大使馆是它在全世界最大的使馆，当时任大使的林肯·戈登十三年后对一个记者承认，美国政府很早以前就已经资助反对改革的势力了。戈登说道：“见鬼！在那个时期，这已经多多少少成为一种习惯，中央情报局已习惯于支配用于政治目的的资金。” 就在这次采访中，戈登说到在发生政变的日子里，五角大楼在巴西沿海部署了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和四艘油船，“以备巴西反古拉特力量寻求我们的援助”。他说，这种援助“不仅是道义上的。我们还会给予后勤方面的帮助，提供给养、弹药、石油等”。

吉米·卡特总统开始奉行人权政策以来，靠美国干涉上台的那些拉丁美洲政府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反对美国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了。

1976年和1977年，美国国会决定停止向一些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然而，美国的大部分外援是不通过国会过滤的。所以，尽管发表声明、决议或提出抗议，皮诺切特政府在1976年还是从美国得到未经议会批准的两亿九千万美元的直接帮助。阿根廷魏地拉（Videla）将军的独裁政府上台刚一年，已经从美国私人银行手中得到一亿五千万美元，从美国有决定性影响的两个机构（世界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得到四亿一千五百万美元。1975年阿根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为六千四百万美元，两年后则上升为七亿美元。

卡特总统关心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屠杀，看起来这是好事，但现在的独裁者不是自学成材的人，他们从五角大楼在美国和巴拿马运河地区开办的学习班学到镇压的技术和统治的艺术。今天，这些学习班仍在继续，据说学习内容丝毫没有改变。今天，对美国来说，成为祸端的拉美军人是好学生。几年前，当世界银行现任主席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任美国国防部长时，曾一字一句地说过：“他们是新的领袖。他们事前亲自了解了我们美国人如何考虑问题、如何办事，我不想详细说明这些人处于领导地位所意味的价值。我们要不惜代价与他们交朋友。”

使人瘫痪的人，你们可以给我们提供轮椅吗？

九、法国的主教们谈论的是另一种更深刻的又不那么显眼的责任。 “我们属于那些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也属于从剥削发展中国家中受益的一部分人。我们看不到这给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我们是在帮助加强当今世界的分裂，在这个世界里，富人统治穷人，强者统治弱者最为突出。我们是否知道，如果西方国家不控制贸易往来，我们就不会浪费资源和原料？是否看不见是谁从走私武器中得到好处？在走私方面，国家已起了令人伤心的榜样。我们是否懂得，贫穷国家政权的军事化是工业化国家实行经济和文化统治的结果？在这些工业化国家里生活的准则就是获得利润和金钱所意味的权力。”

独裁者、刽子手和追查者：恐怖活动像邮局或银行那样，有它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是因为需要才搞恐怖活动。这不是奸诈的人搞的阴谋。 皮诺切特将军像是戈雅 黑色绘画里 的一个人物，可供精神分析学家们大加剖析，也像香蕉共和国可怕传统的继承人。不过，这个或那个独裁者的病历或习惯，可以使历史更有味道，但这本身不是历史。如今，有谁敢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是德国皇帝威廉一手臂长一手臂短而自卑所致呢？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940年底在工作日记上写道：“在民主国家里，经济的暴力性是不暴露出来的，而在专制主义国家里，暴力的经济性也是不暴露出来的。”

在拉丁美洲南部的国家，骑士们掌握政权，这是制度的一种需要，当统治阶级已无法用其他手段进行他们的交易时，国家恐怖主义就开始行动了。 在我们这些国家里，如果拷打不是行之有效的，那它就不会存在。如果掌握权力的人能确实控制形式上的民主，那么这种民主就会有连续性。 在困难时期，民主成为反对国家安全的罪行，也就是说，成为反对国内特权和危害外国投资安全的罪行。我们那些剁人肉的机器是国际机器的一部分，全社会正在军事化，非常时期成为永久时期。同时，只要帝国主义体系中心紧一紧螺丝，镇压机器便能领导一切。每当危机的阴影在窥探，就必须加倍剥削穷国，以保证富国充分就业，有公众自由和高速度的发展。 这是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阴险的辩证法：存在着一个连续受凌辱的结构。它始于国际市场和金融中心，终于每个公民的家庭。

十、海地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在那儿，替人洗脚的比替人擦鞋的多，一些儿童为了一个硬币去洗没有鞋的赤脚顾客的脚。海地人平均寿命为三十多岁。每十个中有九个是文盲。贫瘠的山坡上耕种的东西供国内消费，肥沃的山谷里种的东西是为了出口，最好的土地用来种咖啡、甘蔗、可可和美国市场所需要的其他产品。在海地，没有人打垒球，它却是世界上主要的垒球生产国。在国内不乏有些作坊雇用童工，以每天一美元的工资装备录音带和电子元件。当然，这都是供出口用的，在拿出属于恐怖的代理人的份额之后，所得利润理所当然也要出口。在海地，任何抗议，哪怕是微小的，都要坐牢或被杀害。尽管有些难以想象，但从1971年到1975年间，海地劳动者的工资比原来已经极低的实际价值下降了四分之一。 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时期，又有一批新的美国资本进入海地。

我还记得大约在两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报纸发表的一篇社论。一家老牌保守报纸在怒吼，因为某一个国际文件把阿根廷说成是不发达的、依附性的国家。衡量一个文明的、欧洲式的、繁荣的白人国家和衡量海地这个如此贫穷的黑人国家怎么可以采用同一个尺度呢？

无疑，差距是巨大的，尽管这些差距同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傲慢的寡头集团所做的等级分析毫无关系。然而，不管有多少差别和矛盾，阿根廷没有摆脱扼杀整个拉丁美洲经济的恶性循环。而且，没有任何驱邪的方法可以使它摆脱这一地区的国家或多或少共同存在着的现实。

归根结底，魏地拉将军搞的屠杀不比 “爸爸医生” 杜瓦利埃 或其继承人更文明，不过阿根廷搞镇压的技术水平更高些。从本质上讲，两个独裁政权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效劳，即 为要求得到廉价产品的国际市场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

魏地拉独裁政权一上台就赶紧禁止罢工，宣布开放价格并同时冻结工资。政变五个月以后，新的外国投资法使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机会均等。于是，自由竞争结束了一些跨国公司在地方企业面前所处的不合理的不利地位。无依无靠的通用汽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该公司的世界销售额等于阿根廷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除了一些微弱的限制外，此公司可以自由汇出利润和投资。

这个政权满一周岁时，工资的实际价值下降了40％。这是恐怖的功劳。鲁道夫·沃尔什（Rodolfo Walsh）在一封公开信里揭露：“有一万五千人失踪，一万人被囚禁，四千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流放，这就是恐怖造成的赤裸裸的资产负债表。”此信于1977年3月29日寄给政府委员会的三名头头，就在同一天，沃尔什被绑架失踪了。

十一、有真实可信的材料证实，外国在拉丁美洲新的直接投资中，只有极小部分来自原来的投资国。据美国商业部发表的一份调查 ，仅有12％的资金来自美国总公司，22％来自拉美所得利润，剩下的66％来自国内的信贷，特别是国际信贷。欧洲或日本的投资比例也差不多，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来自总公司的那12%通常只不过是转让已使用过的机器，或是总公司对其工业知识、专利及品牌做出的任意估价。 因此，这些跨国公司不仅夺走了它所在国的国内信贷，以换取很值得怀疑的资本贡献，还成倍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外债。

1975年拉丁美洲的外债几乎比1969年多三倍。 巴西、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在1975年把 将近一半 的进口所得收入用来还债、支付利息和支付设在本国的外国企业的利润。在这一年里，偿还债务和向国外汇款吞噬了巴拿马从出口所得的55％，秘鲁为60％。 1969年，玻利维亚每个居民欠国外一百三十七美元，1977年欠四百八十三美元。玻利维亚居民从未被征求意见，他们也没有见到把绳子套在他们脖子上的这些贷款的一分一毫。

在那些还举行选举的为数不多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城市银行不是候选人，也没有哪一个将军名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是，谁下令、谁执行呢？谁放债谁就可以指挥。为了还债，就要增加出口。为了资助进口，对付外国企业汇向总公司的大批利润和特殊收费，也要增加出口。购买力在下降，增加出口意味着饥饿的工资。群众性的贫困，这是外向型经济成功的秘诀，它阻碍了为维持协调的经济发展所需的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我们这些国家变成了回声，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依赖于他人，为了解决他国的需要而存在。同时，根据国外的需求来改造经济，使我们又回到原先的被扼杀状态，即为外国垄断集团的掠夺敞开大门，迫使我们向国际金融界举借新的、更大的贷款。 恶性循环是非常完善的。外债和外国投资迫使我们成倍增加出口，但它们又在吞噬出口所得。完成这一项项任务可不能彬彬有礼，要使拉丁美洲劳动者完成为他人繁荣效劳的任务，就必须把他们囚禁起来，这囚禁可以在牢笼的铁栏内，也可以在牢笼外。

十二、野蛮地剥削劳动力与使用集约性技术并非不相容，在我们这些国家里，从来不是。例如，在西蒙·帕蒂尼奥时期，大批玻利维亚工人死在奥鲁罗矿井里，这些工人进行着拿工资的奴隶式的生产，但使用的却是很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称为 锡男爵 的人很善于把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同最低的工资结合在一起。

此外，在我们今天，引进经济最先进国家的技术同万能的跨国公司夺走属于地方资本的工业企业的过程是一致的。资本集中的过程是通过“无情地 烧毁已过时 的企业来进行的，而被烧毁的正好是民族企业，这并非偶然现象”。 拉美工业迅速的非国有化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技术上的依赖。作为权力的决定性关键，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由宗主国中心垄断。拉美工业引进来的是二手技术，但是那些中心以原版价格出售拷贝。1970年墨西哥引进外国技术付的钱比1968年翻了一番，1965年至1969年期间，巴西也翻了一番，阿根廷的情况同样如此。

照搬技术增加了本来就高的外债，给劳动市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为向国外汇兑利润而建立的体系内，“传统”企业的劳动力的就业机会日益减少。为了令人怀疑的所谓推动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现代工业的小岛因减少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时间而牺牲劳动力。同时，人数众多、日益扩大的失业大军的存在也为扼杀工资的实际价值提供了便利。

十三、现在，连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文件也在谈论国际劳动的重新分工。一些技术人员希望，再过几年拉丁美洲出口的成品会同它现在出口的原料和食品一样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工资差别可能会导致一些新的国际分工，而由于竞争，劳动成本高的工业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或墨西哥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通常比美国低得多。”

是推动进步还是搞新殖民主义冒险？电机和非电机产品已成为墨西哥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在巴西，汽车和武器的出口日益增多。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正在经历工业化的新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工业化是由国外的需求和占有生产资料的外国人来促进和引导的。这是否是为我们“外向型发展”的漫长历史增加新的一页呢？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不断上涨的产品，不是“加工产品”，而是那些最精密、技术成分更多的产品，即最发达的经济所特有的产品。 不管拉丁美洲出售的是原料或是制成品，它最主要的出口品是廉价的劳动力。

难道我们的历史经验不就是在发展的掩盖下进行的毁坏和瓦解的经验吗？几个世纪之前，征服毁坏了土地，强行种下供出口的农作物，为了满足海外对金、银的需求而在矿井下和淘金的地方消灭土著居民。随着他人的进步，从这场屠杀幸存下来的前哥伦布时期的居民，他们的食品构成 恶化 了。今天，秘鲁人民生产蛋白质含量极高的鱼粉，供美国和欧洲喂牛，而在大多数秘鲁人的饮食中却见不到蛋白质。大众汽车公司在瑞士的子公司每出售一辆汽车就种一棵树，这是为生态环境慷慨做出的贡献。与此同时，该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却毁坏数百公顷森林，在这些地方生产供出口的肉。难得吃一次肉的巴西人民向国外出口的肉越来越多。在不久前的一次谈话中，达西·里贝罗告诉我，一个 大众汽车共和国 在本质上与 香蕉共和国 没有什么区别。从前，出口香蕉所得的每一美元，只有十一美分留在生产国内， 而这十一美分中，香蕉园劳动者所得的只是微不足道的部分。现在，当一个拉美国家出口汽车时，这种比例难道会改变吗？

贩卖黑奴的船只已不再漂洋过海。现在的奴隶贩子在劳动部。 非洲式的工资，欧洲式的价格。在拉丁美洲，所有的政变难道不是掠夺战的几个片断吗？新上台的独裁政府立刻邀请外国企业前来使用本地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无限制的信贷、减免税和一切手到即得的自然资源。

十四、智利政府紧急计划的职员月工资等于三十美元，一公斤面包值半美元，等于每日可得两公斤面包。在乌拉圭和阿根廷，最低工资目前等于六公斤咖啡的价格。巴西最低月工资为六十美元，但是临时农业工人在咖啡、大豆和其他供出口的农产品种植园劳动时，日工资为五十美分到一美元。墨西哥牛饲料所含的蛋白质比养牛的农民每日所摄取的蛋白质还要高。牛肉是供国内少数特权阶层，特别是供国际市场享用的。在官方慷慨的信贷政策和各种便利条件的保护下，墨西哥为出口而发展的农业蒸蒸日上，但从1970年到1976年，每个居民摄取的蛋白质数量 下降 了，在墨西哥农村，每五个儿童中，只有一人的体重和身高属正常。 在危地马拉，供国内消费的大米、玉米和菜豆的种植听天由命，而供出口的咖啡、棉花和其他产品则占信贷的87％。从事种植和采集咖啡（咖啡为外汇的主要来源）的危地马拉家庭中，每十户中只有一户的食品达到最低水平。 在巴西，作为巴西人基本食品的大米、菜豆和木薯只能拿到全部农业贷款的5％，其余贷款给了出口产品。

不久前蔗糖国际价格的下跌没有像从前那样，在古巴农民中引起一场饥饿，古巴现在已经不存在营养不良。与此相比，几乎同时发生的咖啡国际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减轻巴西咖啡种植园工人的长期贫困。巴西咖啡协会一名高级领导人承认，1976年咖啡价格的上涨“没有直接反映在工资上”。 （价格上涨是由于霜冻毁坏了巴西当年的咖啡。）

实际上，供出口的农作物本身同老百姓的福利并非不可相容，同经济的“内向型”发展也不矛盾。归根结底，在古巴，出口蔗糖成为创建一个崭新世界的桅杆。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可以享受发展的成果，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轴心是互相支援。

十五、现在已知道谁注定要为调整体系时出现的危机付出代价了吧。拉丁美洲出售的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同它从垄断技术、贸易、投资和信贷的国家购买的产品价格相比，在无情地下降。为了弥补差额和履行对外国资本的义务，就 必须以数量来弥补因价格而失去的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南端的独裁政权把工人工资削减了一半，把每一个生产中心变成强迫劳动的集中营。 工人也要弥补他们在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的价格下跌。劳动者被迫以数量、以工作小时来弥补其工资失去的那部分购买力。国际市场的规律就是这样重现在拉丁美洲每一个劳动者所生活的小小世界中。 对那些“有幸”有固定工作的劳动者来说，八小时工作制仅仅是纸上谈兵，他们通常要劳动十、十二甚至十四个小时，不止一个劳动者没有星期天。

工伤事故也在成倍地增加，这是在生产力的祭坛上奉献的人血。下面列举1977年底在乌拉圭发生的三件事：

——生产石块和道砟的铁路采石场，收益翻了一番。初春时，葛里炸药爆炸，十五名工人死亡。

——在爆竹厂门前，失业者排成长龙，有些儿童在劳动。产量破纪录，12月20日一声响，死了五名工人，数十人受伤。

——12月28日上午7时，一个鱼罐头厂的工人拒绝入厂，因为他们闻到了强烈的瓦斯味儿。厂方威胁他们，如不进厂就会失业，工人仍然不进厂。厂方威胁要叫军队来，此厂以前有好几次也叫来了军队。工人被迫进厂后，死了四人，好几个人住医院。原因是氨气泄漏。

与此同时，独裁政权自豪地宣布：乌拉圭人可以购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宜的苏格兰威士忌酒、英国果酱、丹麦火腿、法国酒、西班牙金枪鱼和来自中国台湾的服装。

十六、玛丽亚·卡罗利娜·德·赫苏斯（María Carolina de Jesús）是在垃圾堆和兀鹫中出生的。

她长大，受苦，拼命劳动。她爱过男人，生过孩子。她在一个小本子里歪歪斜斜地记下了所做的事情和所过的日子。

有一个记者偶然读了这些小本子，于是玛丽亚·卡罗利娜·德·赫苏斯成了著名的作家。她的著作《空屋》（ Quarto de despejo ），是她在圣保罗一个肮脏的郊区生活了五年的日记，此书被译成十三种文字，在四十个国家流传。

玛丽亚·卡罗利娜·德·赫苏斯这个巴西的灰姑娘，成了世界消费的商品，她离开贫民窟，周游全球，被采访、拍照，评论家们赞扬她，绅士们招待她，总统们接见了她。

岁月流逝。1977年初某个星期天的早晨，玛丽亚·卡罗利娜·德·赫苏斯死在垃圾堆和兀鹫之中。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位曾写过“饥饿是人体内的炸药”的女人。

曾经以他人的剩饭为生的她，一时间成为幸运儿。她可以上桌吃饭，但饭后点心过后，魔法就结束了。当她还在幻想时，巴西仍然是每天有一百名工人因工伤而残废、每十个儿童中有四人注定要成为乞丐或小偷的魔术师。

各种统计数字是乐观的，它们不管人是否倒霉。在那些倒着运转的国家，每当经济发展时，社会的不正义也随之发展。在巴西“奇迹”最为成功的时期，在国内最富有城市的郊区，儿童死亡率上升了。厄瓜多尔石油造成的突然繁荣带来的是彩电而不是学校和医院。

城市膨胀到快要爆炸。1950年拉丁美洲有六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一百万人，1980年将有二十五个。 在大城市的边缘，被赶出农村的广大劳动者与这个制度为“多余的”青年公民安排的命运是相同的。 善于谋生 的人，用拉美流浪汉的方式设法生存下来。“生产体系一直明显地表明它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这一地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特别是大批的城市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

不久以前，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调查指出，拉丁美洲有一亿一千万以上的人处于“严重贫困”状态。其中有七千万人可算是“贫困”。 人口中有百分之几所吃的东西不够人体所需？用内行人的话来讲，“收入低于最低标准的均衡饮食价格”的，有巴西42％的人口，哥伦比亚43％，洪都拉斯49％，墨西哥31％，秘鲁45％，智利29％和厄瓜多尔的35％。

如何控制受折磨的大多数人的反抗？如何防止可能出现的反抗？既然这个制度不是为这些人运转，如何避免这部分人日益增加呢？除了行善外，剩下的就是警察。

十七、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制造恐怖同其他制造业一样，也用高价购买外国的先进技术。购买并大规模使用在全世界试用过的美国的镇压技术。在这个领域里，拉丁美洲的统治阶级表现出某种创造性的才能，不承认这点是不公平的。

我们的资产阶级未能独立发展经济，他们要创建民族工业的尝试像母鸡飞行一样，飞得既低，距离又短。在我们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政权的主人多次证明他们缺乏政治上的想象力，在文化上也毫无成果。但是，他们懂得如何安装巨大的恐怖机器，也为发展消灭人、消灭思想的技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国家最近的经验是很有说明力的。

阿根廷军人一上台就警告说：“他们将花很长时间去消毒。”乌拉圭和阿根廷统治阶级先后号召各自的武装力量去粉碎主张变革的力量，要把他们连根拔除，要使国内特权阶层的秩序永久化，并为吸引外国资本创造诱惑人的经济条件和政策：被毁坏的土地、有秩序的国家、驯服而廉价的劳动力。没有任何地方比墓地更秩序井然。老百姓立刻成为内部敌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教条角度来看，任何生命信号、抗议或简单的怀疑都是威胁所在。

于是形成了复杂的预防和惩罚的机制。

表面现象掩盖着深刻的理性。 要使镇压行之有效，就要专横。 除呼吸外，人的任何其他活动都可能构成犯罪。在乌拉圭，拷打已成为审讯时惯用的手段，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受害者， 不仅是搞反对活动的人和嫌疑犯和有罪者。 这样，在全体公民中散布对拷打的恐惧，它像一种侵入到每家每户、渗透到每个公民心灵、使人麻痹的气体。

在智利，追捕的结果是三万人死去。在阿根廷不枪毙人，而是绑架人。受害者失踪。由在黑夜里看不见的军队来完成这项任务。不留下尸体，没有人负责。屠杀总是与官方有关，但从来不是官方搞的，杀人者逍遥法外。 这样，集体的痛苦扩散得更快。没有人汇报，没有人解释，每个罪行对受害者的亲属来说都是一种沉痛的踌躇，对其他人则是一种警告。国家恐怖主义打算靠恐惧使老百姓不敢动。

在乌拉圭，要想有工作或者维持原来的工作，就必须得到军人的批准。在这个国家里，要想在兵营和警察所之外找到工作是相当难的，这使得在被列为左派分子的三十万公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被迫流亡国外。 这种状况对威胁留下的人也有好处。 蒙得维的亚各报常常发表表示悔过自新的文章，这些公民为了以防万一，捶着胸膛声明：“我从来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

在阿根廷，已经不需要靠法令来禁书。新的刑法像往常一样，凡被认为是扰乱性的书，其作者和出版者都要受到制裁。此外，还要处罚发行者和书店老板，致使没有人敢出售这些书。如果这样还不够，他们还处罚读者，没有人敢读它们，更不敢收藏。购书者受到的待遇就是法律上规定的对待吸毒者的待遇。 在打算要建立的聋哑人社会里，每一个公民都要成为自己的审判官。

在乌拉圭，出卖人不犯法。大学生入学时要写书面誓言，发誓要揭露在学校里进行“与学习无关的任何活动”的人。大学生们对在他们面前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 在打算建立的梦游症患者的社会里，每一个人既要监视自己又要监视他人。 然而，这个制度不相信人，这完全有道理。在乌拉圭有十万名警察和士兵，告密者也有十万人。特务的活动场所在大街上、咖啡店、工厂、中学、办公室和大学里。谁高声抱怨生活费用高、生活有困难，谁就要坐牢，因为他“违犯了武装力量的道德准则”，要坐三至六年牢。

十八、1978年1月公民投票时，凡是赞成皮诺切特独裁的，要在票中的智利国旗下面画一个十字，反对的则在一个有黑边的格子里画十字。

这个体制想把自己与国家融为一体。昼夜不停地向公民做宣传的官方报纸说这个制度就是国家，制度的敌人就是祖国的叛徒。对不公正表示愤怒或表示愿意改革就成为背叛的证据。在许多拉美国家里，没有被驱逐出境的人就在自己的国家里流亡。

当皮诺切特庆祝胜利时，被独裁政权称之为“集体旷工”的罢工，不顾恐怖而在全智利爆发。阿根廷大部分被绑架和失踪的人都是曾开展某种工会活动的工人。人民有无限的想象力，他们想出新的斗争方式，如 悲伤劳动、起哄劳动 等，并通过互相支持找到了摆脱恐怖的新途径。1977年全年，阿根廷发生数次一致性罢工，当时，失去生命的危险同失去工作的危险一样存在。不可能一笔勾销有着长期斗争传统的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做出回答的权力。同年5月，乌拉圭独裁政权在总结它如何掏空人们的思想和削弱集体意识时不得不承认：“现在国内还有37％的公民关心政治。”

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的幼年时期，而是资本主义血腥的衰败。 不发达并非发达的一个阶段，它是发达的后果。 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来自他人的发达，现在它还在养活他人的发达。因在国际上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个制度变得无能为力，从一诞生就垂死，它的根基是泥做的，却自以为命运如是，希望永存不朽。任何回忆都具有颠覆性，因为它与现实不同，对未来的任何设想也是如此。强迫回魂尸吃无盐的东西，因为对它来讲，盐是危险的，吃了就会醒过来。这个制度以蚂蚁那种永远不变的社会作为自己的范例，所以它同人类的历史相处得不好，因为历史的变化比较多。而且，在人类历史中，任何破坏性的行为，早晚都会导致创造性的行为。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1978年4月于卡莱利亚，巴塞罗那

没有一些朋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予我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写成此书的。这些朋友是：塞尔希奥·巴古、路易斯·卡洛斯·本维努托、费尔南多·卡蒙娜、阿迪塞亚·卡斯蒂略、阿尔维托·库里埃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罗赫略·加西亚·卢皮、米盖尔·拉瓦尔卡、卡洛斯·莱萨、萨穆埃尔·利斯滕斯坦、胡安·A.奥多尼、阿道弗·佩雷尔曼、阿瑟·波厄尔内、赫尔曼·拉马、达西·里贝罗、奥尔兰多·罗哈斯、胡利奥·罗谢略、保罗·希林、卡尔—海因斯·斯坦希克、比维安·特里亚斯和丹尼尔·比达尔特。

我把此书的成果献给他们，献给那些在最近几年鼓励我写作此书的朋友。对此书造成的后果，他们当然是无辜的。

1970年底于蒙得维的亚

没有一些朋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予我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写成此书的。这些朋友是：塞尔希奥·巴古、路易斯·卡洛斯·本维努托、费尔南多·卡蒙娜、阿迪塞亚·卡斯蒂略、阿尔维托·库里埃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罗赫略·加西亚·卢皮、米盖尔·拉瓦尔卡、卡洛斯·莱萨、萨穆埃尔·利斯滕斯坦、胡安·A.奥多尼、阿道弗·佩雷尔曼、阿瑟·波厄尔内、赫尔曼·拉马、达西·里贝罗、奥尔兰多·罗哈斯、胡利奥·罗谢略、保罗·希林、卡尔—海因斯·斯坦希克、比维安·特里亚斯和丹尼尔·比达尔特。

我把此书的成果献给他们，献给那些在最近几年鼓励我写作此书的朋友。对此书造成的后果，他们当然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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