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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春，列宁写完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时，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外来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中还占不到五分之一。到1970年则占大约四分之三。列宁所认识的帝国主义，是一个严厉惩罚任何胆敢兴建工厂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它当时的特征是：工业中心贪婪地寻求国际市场以出口自己的商品；疯狂地捕获一切可能提供原料的产地；掠夺铁、煤和石油；用铁路线将征服的地域连接起来；金融垄断集团发放毁坏性极大的贷款；发动军事远征和征服战争等。作为宗主国特权的工业化，与富国强加于穷国的统治制度不相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收回在拉丁美洲的财产，让位于席卷而来的美国投资。从此，投资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用于公众服务事业和矿业方面的资本一步一步地、年复一年地丧失其相对重要性。与此同时，在石油，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比例不断增加。目前，在拉丁美洲，每三美元投资中就有一美元用于工业投资。
各大公司的子公司只用了少量投资，一下就越过拉丁美洲各国针对外国竞争而建立起来的海关壁垒，并从内部控制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它们输出工厂，或者经常围困和吞并现有的民族工厂。在这方面，它们得到多数地方政府的热情帮助，而且拥有国际信贷组织提供的各种讹诈手段。帝国主义资本从内部夺得市场，将地方工业的要害部门据为己有，也就是说，夺走或建立要塞，并以此控制其他部门。美洲国家组织这样描述这一进程：“拉丁美洲企业正逐步在已建立起来的工业和非高精尖技术方面占有优势，而美国私人投资，也许也包括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私人投资，正在迅速地进一步参与一些需要较高的技术、对经济发展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主导工业。”
因此，布拉沃河以南的美国工厂，总的说来，比拉丁美洲当地的工厂更有活力。三个大国的增长速度很有说服力：以1961年为100计算，1965年阿根廷工业产品的指数为112.5，而同一时期美国子公司的销售指数上升为166.3。在巴西，这两个指数分别为109.2和120；在墨西哥为142.2和186.8。
当然，帝国主义公司欲将拉丁美洲工业增长据为己有，并使之变为对其有利的资本，并不意味着它们对各种传统的经营方式没有兴趣。的确，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铁路已不再赢利。在巴西，当债券股票电力公司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被收归巴西所有时，它们做了一笔极好的交易，因为巴西用金子赔偿那些生锈的设备和该进博物馆的机器。抛弃公共服务性行业而转向能获取更大利润的经济活动并不等于抛弃原料。如果没有拉丁美洲的石油和矿产，帝国将是什么样的命运？我们在其他章节已经谈到，尽管对矿山的投资相应减少，美国的经济仍然离不开从南方来的极其重要的供应和高额利润。另外， 把拉丁美洲工厂变成各大公司全球性机器的简单零部件的投资，丝毫没有改变国际分工。穷国和富国之间进行资本及商品流通的渠道丝毫没有改变。拉丁美洲继续出口失业和贫穷，即国际市场需要的原料，而此一地区的经济依赖于出口这些原料和跨国公司子公司用廉价劳动力加工的一些工业产品。不平等交换一如既往：拉丁美洲低工资资助了美国和欧洲的高工资。
随时准备证明外国“工业化”资本的侵入有益于当地发展的政治家和技术统治论者不乏其人。他们认为，与老牌帝国主义不同，这个具有新特征的帝国主义将采取真正文明的行动，为被统治的国家造福，也就是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强国，头一次使它所表白的爱恋之情与其真实目的互相吻合。于是，感到内疚的良心不一定需要为自己辩解，因为它们已经没有罪，因为现在的帝国主义将传播技术和进步，所以，用帝国主义这一过时的、令人憎恨的词来形容它也许太俗气。然而，每当帝国主义为自己歌功颂德时，最好先检查一下我们的钱袋。事实证明，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使其发展中心变富，但未能使其殖民地繁荣；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使贫穷更加普遍，使财富更加集中；支付的工资比底特律工资低二十倍，而售价比纽约高三倍；成为国内市场和生产机构中关键部门的主人；把发展据为己有，决定发展方向，为发展规定界线；支配国内贷款，随心所欲地引导外贸；不仅仅使工业非国有化，而且使工业利润非国有化；当它将大部分盈余转移到国外的时候，更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它不是为发展提供资金，而是抽走资本。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指出，最近几年，美国在拉丁美洲直接投资所得利润的汇出部分是新投资的五倍。为了使外国企业能带走它们的利润，拉丁美洲国家把自己抵押出去，向外国银行和国际信贷组织借款，从而加倍增加了以后的损失。从这种意义上讲，工业投资产生的后果与“传统”投资产生的后果完全一样。
在美国各大公司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坚实的范围内，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同进步和民族解放越来越不一致。 19世纪，当港口城市战胜国家，当自由贸易摧毁刚刚诞生的民族工业时，避邪物在关键性的失败中被剥夺了法力。20世纪没有孕育出能重新开创事业并将事业进行到底的、强大而有创造力的工业资产阶级。所有的尝试均半途而废。拉丁美洲工业资产阶级与侏儒同命运：没有发育就已衰老。 今天，拉美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无比强大的外国公司的代销商或代理人。说实在的，他们从未立下值得有其他命运的功劳。
拉丁美洲三大发展中心——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目前的工业结构已经暴露出反射式发展特有的畸形。在其他更弱小的国家，工业卫星化进程除个别例外，没遇到多大的困难。的确，今天，除了出口商品和资本，还出口工厂和在各方面进行渗透和垄断一切的资本主义——并非有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而是跨国大公司时代的资本主义，它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工业一体化体系。这些跨国大公司是非常大的垄断集团，它们所进行的各种活动遍及全球各个角落。
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集中的程度比在美国本国还要大，少数公司控制了绝大部分投资。
对这些公司来说，国家并不意味着要着手进行的某项任务，也不是一面要捍卫的旗帜，更不是一个要掌握的命运。国家仅仅是要逾越的障碍，是一个供品尝的多汁水果。说国家是障碍，是因为有时主权会添麻烦。
为国尽职是各国统治阶级应负的天职吗？急剧增长的帝国主义资本遇上了既无抵抗力，对其历史作用又无认识的地方工业。
资产阶级既不淌眼泪又不流血就变成了外国经济侵略的同伙。
1920年代以来，国家对拉丁美洲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削弱，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起的好作用，这种影响已微乎其微了。美国大公司以征服者的步伐进入欧洲，它们控制了旧大陆的发展。人们预言，在那儿建立的美国工业即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个工业强国。
既然富有传统和生气的欧洲资产阶级都未能挡住潮袭，难道能够指望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在这个历史时期能带头进行一种不可能成功的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冒险吗？相反，在拉丁美洲，非国有化成为暴发性、花钱少而结局无比糟糕的进程。
在20世纪，拉美工业增长是受外界影响的。这种增长并非由旨在促进国家发展的政策带来，它既不是生产力成熟的结果，也不是地主和一个出生不久就死亡的民族手工业阶层之间爆发内部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已经解决了”。拉丁美洲的工业诞生于农产品出口体制内部，是为了解决由于外贸下降造成的严重不平衡。
的确，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自1929年10月的
黑色星期五
开始的大萧条，造成这一地区出口锐减，因而也促使进口能力瞬间猛降。在国内，突然奇缺的外国工业品价格直线上升。那时没有出现摆脱传统的依赖性的企业家阶层，因为强大的工业推动力来自地主和进口商手里积攒起来的资金。在阿根廷，大牧场主控制着货币兑换率。成为农业部部长的农业协会主席于1933年宣布：“一个被肢解的世界使我们与世隔绝，不再从我们这里购买原材料的那些国家，也不再向我们出售商品，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自己生产。”
咖啡庄园主把靠外贸积累起来的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圣保罗的工业化。政府的一份文件断言
：“与今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不同，巴西的工业化不是逐步地、在总的经济变革进程中进行。相反，它成为迅速而紧张的过程，这一现象凌驾于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没有进行彻底的变革，成为巴西社会特有的各阶层和各地区之间重大差别的根源。”
从一开始，新兴工业凭借政府为保护它而筑起的关税壁垒进行自卫。随着国家采取限制和控制进口、制定特别汇兑率、免税、购买剩余产品或者给予补贴、修筑公路以便运输原料和商品、新建或扩大能源基地等一系列措施，新兴工业才得以成长壮大。具有民族主义特征并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赫图利奥·瓦加斯政府（1930—1945和1951—1954）、拉萨罗·卡德纳斯政府（1934—1940）和胡安·多明戈·庇隆政府（1946—1955），分别在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反映了民族工业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时期而起飞、发展或巩固。实际上，表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工业资产阶级一系列特性的“企业意识”，在拉丁美洲却成为国家的特征，特别是在这些关键的发展时期更是如此。
国家占据了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位，历史一直要求出现这样的阶级，但成效不大。
国家代表了民族，使人民群众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享受工业化的好处。民众主义首领创立的模式，没有孕育出一个在本质上同当时所有的统治阶级有区别的工业资产阶级。比如，庇隆使工业联合会的领导人感到恐惧，他们不无道理地看到外省起义的幽灵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无产阶级的暴动中徘徊。保守联盟在1946年2月选举中被庇隆击败以前，就收到了工业家领袖的那张著名的支票。十年以后，当庇隆政府垮台之时，那些最重要的工厂老板重申，他们和寡头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勉勉强强也称得上是寡头集团的一部分。1956年，工业联合会、农业协会和贸易交易所组成一个捍卫结社自由、企业自由、贸易自由和雇工自由的共同阵线。
在巴西，工业资产阶级的重要阶层与促使瓦加斯自杀的势力站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说，墨西哥的经验具有不同寻常的特点，它对拉丁美洲变革进程所做的贡献确实比人们估计的少得多。只有拉萨罗·卡德纳斯的民族主义政府向地主发动进攻，把从1910年就开始震动全国的土地改革进行下去。在其他国家，包括阿根廷和巴西，实施工业化的政府都未触动庄园制，使它得以继续扼杀国内市场和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总的来说，工业好像一架着陆的飞机，它没有改变机场的基本结构。由于原有国内市场需求的限制，工业只能满足市场消费的要求，没能从广度和深度扩大这个市场，而如果进行巨大的结构改革，是有可能实现这种扩大的。同样，工业的发展迫使进一步进口机器、零配件、燃料和半成品
，但是，作为外汇来源的出口，却不能迎接这一挑战，因为出口商品来自农村，而土地的主人使农村处于落后状态。在庇隆政府时期，阿根廷政府垄断了粮食出口，但未触动土地所有制，既没有对美国和英国大冷库实行国有化，也没有对羊毛出口实行国有化。
政府几乎没有推动重工业的发展，它没有及时注意到，如果不建立本国的技术体系，民族主义政策在起飞时就已失去双翅。曾靠与美国大使直接较量上台的庇隆，到1953年便热情地接待来访的艾森豪威尔，并要求外国资本提供合作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1]
随着进口货物替代品加速增长，随着新工厂对更高水平的技术和组织的需求日益迫切，民族工业急需与帝国主义大公司实现“联合”。这一倾向也在赫图利奥·瓦加斯的工业化模式内部日趋成熟，并在他的悲剧性结局中暴露无遗。拥有最现代技术的外国寡头垄断集团，通过出售生产技术、专利和新设备，正在公开地、逐步地控制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工业。华尔街最终取代了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在拉丁美洲享有超级权力的主要企业是美国企业。对工业进行渗透的同时，对金融和商界的干预愈演愈烈，这样，拉丁美洲市场逐步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内部市场之中。
1965年，罗伯托·坎波斯，这位卡斯特洛·布兰科独裁政府时期的经济太上皇曾断言：“具有浪漫色彩和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时代正在让位于技术阶层的时代。”
美国大使馆直接参与了推翻若奥·古拉特政府的政变。秉承瓦加斯风格和愿望的古拉特的垮台，标志着民众主义和大众政策的结束。在军事阴谋得逞后没几个月，一个朋友从里约热内卢给我写信：“我们是一个被击败、被统治、被征服和被摧毁的民族。”巴西非国有化进程意味着必须用铁腕实行不得人心的独裁。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与诸如瓦加斯这种领袖人物领导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不协调。必须禁止罢工、摧毁工会和政党、监禁、拷打和杀戮百姓、用暴力降低工人工资等等，也就是说，只有以使穷人更加贫穷为代价来控制通货膨胀。1966年和1967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巴西84％的大企业家认为古拉特政府实行了有害的经济政策。毫无疑问，在这些大企业家中有很多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首领，而古拉特曾试图依靠他们来阻止帝国主义吸吮巴西经济的血液。
在阿根廷，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将军统治时期也镇压和扼杀人民。实际上，1955年庇隆垮台后就开始这样做了。在巴西，则是从1954年瓦加斯自杀后开始。在墨西哥，情况也是如此，伴随工业非国有化的，是垄断了政权的政党不断强化的镇压政策。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指出
，在民众主义政府积极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轻工业，或称其为
传统工业
，要求扩大大众消费，也就是说，要求人们购买衬衫或香烟。与此相反，
有活力的
工业，即中间货物和资本货物，面向大企业和国家高高在上的有限的市场，也就是面向有着巨大经济实力的为数不多的消费者。
目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重工业，既依靠业已存在的传统工业，又使传统工业成为自己的附属。
在技术水平低的传统部门，民族资本尚有一些实力；资本家越是在技术或金融方面较少依赖国有化的生产方式，就越是倾向于善意看待土地改革，愿意通过工会斗争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相反，与国外联系最紧密的资本家，即重工业的代表人物，只要求加强附属国内的发达地区与世界经济体制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使内部变革服从于这一首要目的。正像不久前在阿根廷和巴西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这些人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主流。卡多索的文章即以上述民意测验的结果作为基本材料。
大企业家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反对土地改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矢口否认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利益不一致。他们认为，对工业发展来说，再没有比各生产阶层之间的团结和西半球集团的加强更重要的事情了。
只有2%的阿根廷和巴西大实业家认为，从政治上讲，应该首先依靠劳动者。在接受民意测验的人当中，多数是
民族企业家
，他们中的大部分，手脚也同样被种种依赖的绳索捆绑在外国权力中心上。
在此情形下，能指望有别的结局吗？工业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一份子，而这个阶级本身又受外来力量的统治。今日被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政府没收了财产的秘鲁沿海的主要的庄园主，同时又是三十一家加工厂和其他许许多多不同企业的主人。
别的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墨西哥也不例外：附属于美国大财团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其说害怕帝国主义的压迫，倒不如说更加害怕人民群众的压力。他们在大财团内的发展绝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有创造性，不过，他们卓有成效地成倍增加了自己的财产。
在阿根廷，赛马俱乐部是庄园主们显示社会地位的中心场所，俱乐部的创始人曾是工业家的领袖。
这样，自19世纪末便开始形成一个不朽的传统：
发了财的手工业者和地主的女儿结婚，以便利用夫妻关系，进入只有寡头集团成员才能进入的地方，或者为了同样的目的购买土地。有不少牧场主则将手中积累的多余资本投资在工业方面，至少在兴旺发达时期是如此。
靠做生意和开纺织厂发家的福斯蒂诺·法诺（Faustino Fano）连续四届担任农业协会的主席，直到1967年去世为止。报纸在为他撰写的讣告中宣称：“法诺摧毁了农业与工业互为矛盾这一错误的见解。”工业剩余资本变为奶牛。迪·特利亚（Di Tella）兄弟是实力雄厚的实业家，他们将自己的汽车和冰箱制造厂卖给外国资本，转而从事饲养改良牛的事业，以参加农业协会的展览。半个世纪前，拥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全部土地的安乔雷纳（Anchorena）家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兴建了该市最重要的一处冶金厂。
在欧洲和美国，工业资产阶级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又同样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扩大并巩固其权力。
老太婆弯下腰，用手给火煽风。这时她的形象恰似一只黑色的老乌龟——弯弯的脊背和伸长着的布满皱纹的脖子。但是，她那破烂不堪的衣衫却不能像龟壳那样保护她。她行动迟缓完全归咎于年事已高。在她身后，那用木板和铁皮钉成的小屋东倒西歪。再往远处，还可以看到圣保罗郊区其他同样简陋的房屋。她面前有一只黑乎乎的小锅，煮咖啡的水已经开了。她把一个小铁罐端到嘴边，喝咖啡之前，晃动脑袋，闭上眼睛，嘴里用葡萄牙语念道： 巴西属于我们 。此时此刻，也在圣保罗市中心，当联合碳化物公司执行主席举起水晶杯，庆祝他的公司又吞并了巴西一家塑料工厂的时候，他想到的正是与老太婆念的完全相同的一句话。当然，用的是另一种语言。两人之中必有一人错了。
自1964年起，每当纪念国营企业的诞辰时，巴西一个又一个的军事独裁者总要宣布即将对该企业实行被他们称之为
收复的
非国有化。
1965年7月6日颁布的56570号法令，将石油化工的开发权保留给国家；同一天通过的56571号法令又废除了前一号法令，规定私人资本也可以参与开发。
这样，道氏化学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菲利浦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财团，通过直接的或与政府“合伙”的方式获得了开发石油化工工业的权利。这是一块令人垂涎的
鲜嫩的里脊肉。
当时可以预见1970年代将出现“石油繁荣”。相隔几小时就颁布两条法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莎士比亚到布雷赫特，许多人都乐于想象发生了什么事。门帘在晃动，走廊里脚步声不断，拼命地叩门，绿色的纸币满天飞，官府里群情激昂，等等。政府一位部长承认：
在巴西，除了国家本身，只有外国资本还是强大的，当然也有一些光荣的例外。
政府尽一切可能避免美国和欧洲大公司遇到这种令人不自在的竞争。
用于工业的外国资本是在1950年代开始大量进入巴西，这得到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总统推行的目标计划（Plan de Metas,1957—1960）积极的促进。这是令人兴奋的发展时期。巴西利亚像从魔术师奇妙的礼帽中变出来，屹立在一片荒野之中，那儿的印第安人甚至不知道有轮子。人们修建公路，修筑水库大坝；汽车制造厂每两分钟即生产一辆轿车。工业高速度增长着。为外国投资敞开大门，欢迎美元闯入巴西，人们感觉到了发展的有力步伐。油墨未干的钞票进入流通。大跃进靠的是通货膨胀和一笔由下几届政府承担、压得人透不过气的沉重外债。为使外国企业能向总公司汇去利润以收回投资，库比契克总统保证它们享有使用特别兑换率的优惠。国家共同承担企业从国外举借的债务，也为还债和支付利息提供低价美元。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发表的一项报告
，在1955年至1962年间进入巴西的投资总额中，有80%是由国家作保的贷款。也就是说，企业五分之四以上的投资来自外国银行，这些投资增加了巴西政府巨大的外债。另外，巴西对进口机器提供特别优惠的政策。
民族企业享受不到这些赐予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或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的便利。
当巴西社会科学研究所公布它耐心调查巴西各大经济集团的有关材料时，暴露了吸引帝国主义资本的非国有化政策的后果。
在拥有超过四十亿克鲁塞罗资本的企业联合体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企业，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资本在十二亿克鲁塞罗以上的企业联合体中，属于外国集团的有十二家，而民族企业只有五家。毛里西奥·比尼亚斯·德·凯罗斯（Maurício Vinhas de Queiroz）对上述调查进行分析后指出：“经济集团越大，它属于外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更具有说服力的是：二十四家资本超过四十亿克鲁塞罗的民族企业中，仅有九家的股票与美国或欧洲资本没有关联，尽管如此，它们中仍有两家与外国董事会有所联系。调查表明，有十家经济集团在它们各自的专业范围内行使实际上的垄断权，而其中有八家是美国大公司的分公司。
然而，这一切对随后发生的事件来说只不过是儿戏。从1964年到1968年中期，十五家汽车厂或汽车配件厂被福特、克莱斯勒（Chrysler）、威利斯（Willys）、西姆卡（Simca）、大众或阿尔法·罗密欧（Alfa Romeo）等汽车公司吞并；在电力和电子工业方面，有三家巴西大企业落入日本人手中；韦思（Wyeth）、布里斯托尔（Bristol）、米德·约翰逊（Mead Johnson）和利弗（Lever）等公司兼并了一些制药厂，使市场上的国产药品仅占五分之一；阿纳康达铜矿公司扑向有色金属行业，联合碳化物公司扑向塑料工业、化学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美国罐头制造厂、机械和铸造厂及其他同行占有了六家民族资本的机械和冶金企业；巴西大型冶金厂之一的巴西矿业总公司被伯利恒钢铁厂、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美孚石油公司组成的财团以倒闭厂的价格收购。议会专为调查这类问题而组成的委员会的结论是耸人听闻的，但是军政府关闭了议会，巴西民众从不知道上述材料。
在卡斯特洛·布兰科将军执政时期，签署了一项实际上给外国企业以治外法权的投资保证协定，此外，还减少外国企业要交的所得税，向他们提供使用贷款的特殊便利；与此同时，扫除了上届古拉特政府为防止利润外流而设置的障碍。独裁政府像拉皮条的人介绍淫妇那样将整个国家拱手让出，试图勾引外国资本家，并恰如其分地说道：“在对待外国人方面，巴西是世界上最开明的国家之一……不限制股东的国籍……不规定注册资本可汇出利润的百分比极限，不限制资本返回原国的数额，并把用于再投资的利润视为原资本的增加……”
阿根廷与巴西争当帝国主义投资的宠儿。同一时期，阿根廷军政府在颂扬它提供的优惠条件方面也不甘落后。1967年，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将军在明确阿根廷经济政策的演说中重申母鸡向狐狸提供均等机遇的故事：“根据我国从来不歧视外国资本的传统政策，在阿根廷的外国资本将与国内投资处于同等地位。”
阿根廷也不限制外国资本入境，既不限制外来资本在阿根廷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不限制利润汇出和资本返回原国等。专利权使用费、开发税和技术服务费的支付方式变得非常灵活。除了各种鼓励性措施和豁免方法之外，政府还豁免企业交税并向他们提供特别汇率。1963年至1968年间，在钢铁、汽车及零配件制造、石油化工、化工、电力、造纸和卷烟等
许多不同的生产领域，有五十家阿根廷大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其中二十九家落入美国人手中。1962年，西亚姆·迪·特利亚公司（Siam Di Tella）和阿根廷凯塞工业公司（Industrias Kaiser Argentinas）这两家私人民族资本企业名列拉丁美洲五大工业企业之首，到1967年，这两家企业均被帝国主义资本兼并。在阿根廷，那些年销售额超过七十亿比索的最强大的企业中，外国企业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一半，国家企业占三分之一，而阿根廷私人企业仅占六分之一。
美国在拉丁美洲制造业的投资有近三分之一集中在墨西哥。这个国家同样既不限制资本的转移，也不限制利润返回原国。该国因没有任何兑换限制而引人注目。强制性的资本
墨西哥化
硬性规定，在一些工业部门中，大部分股份必须属于墨西哥。该国工商部长于1967年宣称：“总的来说，外国投资者热烈欢迎这种墨西哥化，他们公开承认建立合资企业有许多好处。”他又说：“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有国际名望的公司也在墨西哥建立了这种形式的联合公司。同样应该强调的是，工业墨西哥化政策不仅没有削弱外资对墨西哥的热情，1965年打破投资额纪录以后，1966年的投资总额又超过1965年。”
1962年，墨西哥最重要的一百家大企业中，有五十六家全部或部分被外国资本控制，二十四家属于政府，二十家为私人资本企业。这二十家民族资本的私营企业，其销售额只占上述一百家企业销售总额的7%强。
目前，外国大商号控制了在计算机、办公用具、机械和工业设备等方面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和大众等汽车公司已巩固了它们在汽车制造业和辅助厂网的势力。新兴的化学工业分属杜邦公司、孟山都化学公司（Monsanto）、帝国化学公司（Imperial Chemical）、联合化学公司（Allied Chemical）、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和氨基氰公司（Cyanamid）。主要的制药厂落在帕克—戴维斯（Parke-Davis）、默克（Merck & Co.）、西德尼·罗斯（Sidney Ross）和施贵宝（Squibb）等公司手中。美国人造丝公司在化纤生产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安德森·克莱顿公司（Anderson Clayton）和利伯兄弟公司（Lieber Brothers）日益控制食用油的生产。外国资本大量地参与水泥、卷烟、橡胶及橡胶制品、日用品和各类食品的生产。
两位政府部长在巴西工业非国有化委员会作证时承认，卡斯特洛·布兰科政府为使国外贷款直接流向企业而采取的措施，使民族资本的工厂处于极不利的境地。两位部长所指的是1965年初颁布的著名的289号条例，即外资企业从国外得到利息为7%或8%的贷款的同时，还可以得到特别汇率。如果克鲁塞罗贬值，政府将保证这些企业继续享受原先的特别汇率，而本国企业得为它们辛辛苦苦在国内争取到的贷款支付50%的利息。这一措施的发明人罗伯托·坎波斯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很显然，世界是不平等的。有人天生聪明，有人天生愚笨。有人生来是运动员，有人生来是残疾。世界上有大企业和小企业。有人在其生命最美好的时期夭折，另一些人则毫无意义地度过漫长的一生，简直是一种犯罪。在人的本性和事物的本质方面，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不平等。贷款机制也不例外。主张民族企业在使用外国贷款方面应该与外国企业享有同等权利，显然是不了解基本的经济现实……” [2] 根据这一简短、但内容丰富的 资本主义宣言 的论点，弱肉强食法则自然是人类生活的法则，世界上不存在不公正，因为我们所认为的不公正只不过是宇宙残酷的和谐的表露。也就是说，贫穷的国家之所以贫困，就是因为它们穷。我们生来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是命中注定的，也就是说，一些人注定要顺从，另一些人注定要统治别人。 有人引颈待毙，有人投绳拉索。这部宣言的作者是在巴西贯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人。
如同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一样，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有利于外国征服者踏着被夷平的土地进入巴西。自1950年代末以来，经济衰退、货币不稳、贷款短缺和国内市场购买力下降等，大大有助于搞垮民族工业并将其置于帝国主义公司脚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神奇的 稳定货币 为借口强加于拉丁美洲的政策，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不平衡。该组织别有用心地本末倒置，并把现行经济结构的危机与通货膨胀混为一谈。它推行自由贸易，禁止进行多边交易和签订以货易货协定，强迫紧缩国内贷款到令人窒息的地步，以及冻结工资、不鼓励国家的经济活动等等。除了此项计划，还大幅度贬值货币，从理论上讲，这是为了恢复货币本来的价值和刺激出口。但实际上，货币贬值只能刺激国内资本的集中，得益的是统治阶级，也只能帮助来自国外、手提箱内塞满大把美元的外商吞并民族企业。
在整个拉丁美洲，这种体制所生产的东西远远少于消费的需要，通货膨胀正是这种
软弱无力的结构的
产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去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供应不足的问题，而是重兵攻打供应不足的后果，进一步摧毁了国内消费市场本来就低得可怜的购买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
在有忍饥挨饿的人的土地上，过分的需求会成为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方案，不仅在求稳和发展方面遭到失败，还从外部加剧了对各国的钳制，增加了广大贫苦大众的穷困，使社会矛盾激化。在贸易自由、竞争自由和资本流通自由等神圣戒律的影响下，这些方案加速了经济和金融非国有化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广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关税率、贸易限额和内部补贴）的美国从未提出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但是，对拉丁美洲却一贯强硬，这个组织正是为此而创立的。自从智利在1954年接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个代表团后，该组织的种种
忠告
遍及拉丁美洲各地。今日，大部分政府仍盲目遵从该组织的指示。
治疗的方法反而使病情恶化，以便更好地迫使病人接受贷款和投资之类的毒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接提供贷款，或为了让其他组织提供贷款，大开必不可少的绿灯。诞生于美国、总部设在美国并为美国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起到国际监察员的作用，没有它的批准，美国银行就不掏钱。世界银行、国际发展银行和其他世界性慈善机构，同样以各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机构签署并履行
意向书
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拉丁美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票数尚不及美国所掌握票数的一半，美国正是靠这点来指导在世界上搞货币平衡的最高策划者的政策，也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当美元开始成为国际货币霸主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恰好是为使华尔街对全球的金融支配权制度化而创立的。这个组织一贯忠于其主子。
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确实具有吃年金的天赋，面对国外对民族工业雪崩似的冲击，它们没有进行大的阻挡。不过，帝国主义公司也确实使用了一整套摧毁拉美民族工业的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先进行的轰炸有助其进行渗透。这样，在证券交易所行情暴跌之后，只打个电话就占有了企业，代价仅仅是给些股票作为喘息之机，或者把债务变成提供物资、使用专利和商标或引进技术。由于货币贬值而翻番的外债，迫使民族企业为偿还以美元计算的债务而付出更多的本国货币，外债就这样成为致命的陷阱。依靠进口技术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公司的技术
诀窍
包括吞并对方的高超技能。两年多以前，巴西民族工业的最后一批勇士中，有人在里约一家报纸上宣称：“经验证明，巴西常常拿不到出售某一家民族企业应得的收入，这笔钱留在购买国的金融市场里生息。”
债权人索债时，把欠债人的设备和机器据为己有。巴西中央银行公布的数字表明，在1965年、1966年和1967年，五分之一以上的新投资实际上是把未偿付的债务变为投资。
除了强者在金融和技术上讹诈弱者外，还要加上背信弃义的自由竞争。由于大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是世界性机构的组成部分， 它们可以在一年、两年或所需要的时间里赔钱。先压低价钱，然后坐下来等候被围困者投降。银行配合包围。由于民族企业并非如想象中那样有偿还能力，银行于是拒绝向它提供给养。遭到围困的企业很快举起白旗。当地资本家就变成胜利者的小伙伴或雇员，也许可以得到他最向往的结局，即以股份的形式从外国总公司那里赎回其财产，靠吃年金快快活活地度过余生。
在压价 倾销 方面，巴西阿德西特（Adesite）胶带厂被强大的联合碳化物公司吞并的过程很能说明问题。总部设在明尼苏达州、触手遍及世界各地的这家著名的苏格兰公司（Scotch），开始在巴西市场以越来越低的价格销售自己的胶带，使阿德西特胶带厂的销售额不断下降。银行停止对该厂提供贷款。苏格兰公司还继续压价：先降价30％，继而降价40％。这时，联合碳化物公司出手，以低价收购了这家濒临破产的巴西工厂。随后，联合碳化物公司和苏格兰公司协商将巴西市场一分为二，各占一半。接着，它们联手将胶带价格提高50％来消化侵吞巴西市场。几年前，瓦加斯时代制定的反托拉斯法已被废除。
美洲国家组织自己承认
，美国分公司充足的财政资源，“使一些民族企业在严重缺乏流动资金时被代表外国利益的公司买走”。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压缩国内信贷，财政资金的不足进一步加剧，地方工业遭到扼杀。但是美洲国家组织的同一个文件宣称，美国企业为在拉丁美洲保持其正常的生产和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中，足足有95.7％是以信贷、贷款和利润再投资的方式来自拉丁美洲。在制造业方面，这一比例数为80％。
拉美各国资金纳入帝国主义各分公司的轨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几年来美国银行分行遍布拉美各地。向卫星国的国内存款进攻与美国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有关。这种逆差迫使美国遏制其海外投资，也使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出现了耸人听闻的贬值。 拉丁美洲除提供食物外还提供唾液，美国只是张口而已。 工业非国有化成为一件礼物。
据国际金融调查组织的材料
，1964年布拉沃河以南的美国银行分行有七十八家，而到1967年已增至一百三十三家。1964年，这些银行的存款额为八亿一千万美元，到1967年则为十二亿七千万美元。随后，在1968年和1969两年里，外国银行迅猛发展。目前，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在拉丁美洲十七个国家足足有一百一十家分行。这一数字包括近几年来被城市银行买下的几家全国性银行。洛克菲勒财团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于1962年买下有三十四家分行的巴西家庭银行；1964年在秘鲁买下拥有四十二家分行的大陆银行；1967年买下在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有二十四家分行的大西洋银行；1968年又买下阿根廷商业银行。古巴革命对在古巴的二十家美国银行实行国有化，但是美国从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并渐渐有所发展，仅仅在1968年，就有七十多家美国银行新分行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那些最小的国家里开业。
精确地了解同时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津贴、控股、金融和代办处等）增长的规模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一些银行所吸收的拉美资金，以相同或更高比例增长，这些银行虽然没有公开作为外国银行分行进行营业，但是外国通过占有起决定性作用的大量股份或者提供条件苛刻的信贷条款控制它们。
所有的银行入侵都是为了把拉丁美洲的储蓄引向在这一地区经营的美国企业，而民族企业则因缺乏信贷而被扼杀。在一些国家开展业务的美国银行的公共关系部恬不知耻地宣称，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使这些国家的国内存款被成为各银行总行客户的跨国公司所利用。
我们可以想象，某家拉丁美洲银行能跻身纽约吸收美国国内储蓄吗？肥皂泡般的幻想只能在空中破裂。美国明确禁止搞这种不可思议的冒险行动。在美国，任何一家外国银行都不能接收美国公民的存款。相反，美国银行却可以通过为数众多的分行随心所欲地支配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内存款。拉丁美洲像美国一样，热心于使金融美国化。1966年6月，巴西折扣银行经与其股东协商，做出一项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决定。这家银行在其所有的文件上都印上“
我们信仰上帝
”这样一句话，并自豪地指出，美元也写有
“我们信仰金钱”
的座右铭。
拉美银行，包括那些没有被外国资本渗透或围困的在内，它们的贷款方向与城市银行、大通银行或美洲银行相一致，即它们宁愿满足那些能提供可靠保证、进行大笔交易的外国工商企业的贷款申请。
罗伯托·坎波斯在其制定的《政府经济行动纲领》中预言，由于政府执行优惠政策，外国资本将涌入巴西，推进其发展，为稳定其经济和金融做出贡献。
有关方面宣称，1965年来自国外的新的直接投资额将达一亿美元，但实际上只有七千万美元。有关方面还断言，在以后的几年，每年的投资额将超过1965年的估计数，但是这些预言全都落空。1967年外国在巴西投资了七千六百万美元，而通过利润、股利、技术援助费、“专利权使用费”或特许权使用费、注册商标使用费等形式流失的资金超过新投资的四倍。除了这些流失的鲜血之外，还应加上秘密汇出国外的资金。巴西中央银行承认，1967年有一亿两千万美元通过不合法途径汇出巴西。
显而易见，逃逸的资金大大超过投入的资金。归根结底，在工业非国有化的
关键
三年里，即1965年、1966年和1967年，新的直接投资比1961年要少许多。
美国在巴西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工业方面，但是投资额不足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工业投资总额的4％。美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刚刚占上述投资总额的3％，在墨西哥占3.5％。华尔街没有做出多大的牺牲就消化了拉丁美洲最大的工业中心。
列宁这样写道：“以垄断为主宰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输出。”在我们今日生活的年代，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从它势力所及的国家进口资本。1950年至1967年期间，不算利润再投资，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新投资共计三十九亿两千一百万美元。同期由企业汇往国外的利润和股利达一百二十八亿一千九百万美元。外流的利润是在这一地区新投资总额的三倍多。
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看法，从那时起，利润外流量再度增加，
最近几年的收益为新投资的五倍
。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资金外流的增长幅度最大。但这仅仅是保守估计。作为偿还债务而汇出的相当大一部分基金实际上是投资所得的利润，上述数字既不包括因支付专利费、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援助费而流向国外的钱，也不包括其他通常在“错误和遗漏”一栏的掩盖下，通过转账悄悄汇走的钱，同样不包括
各公司在给其子公司提供原料时价格加码所得的利润，以及以同样的热情夸大其生产成本所获得的利润。
公司在这方面的想象力也反映在投资本身。的确，由于技术迅速发展，固定资本在发达经济中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绝大部分出口到拉丁美洲国家的机器和设备，使用寿命会缩短，因为它们在原产地已经使用过一段时间。事实上，购买机器和设备的款已被部分或全部偿还。但是，在向海外投资时是不考虑这一细节的，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机器在出口前已经磨损这一事实，那么，被随心所欲提高了身价的机器，其价值确实与实际价值相差甚远。另外，总公司没必要花钱在拉丁美洲生产那些以前从国外卖给拉丁美洲的产品。各国政府负责避免发生这类事情。它们将资金预付给前来完成其救世主使命的子公司，于是，只要子公司在将要建厂的地方插上一个牌子，就可以得到当地信贷。在进口所需物品时，子公司享有兑换优惠（这些物品实际上是在公司内部买卖的）。在一些国家，子公司甚至能保证得到特别兑换率来清还自己的外债，这些债务通常指向所属公司的金融机构。《资料》杂志
的一项估算指出，1961年至1964年，投入到阿根廷汽车制造工业的外汇，比建设总功率超过两千两百兆瓦的十七个热电厂和六个水电站所需资金多三点五倍，相当于为使人均生产总值年增加2.8％，重工业在十一年里需要进口的机器和设备的总值。
当企业带走的美元大大超过所投入的美元时，拉美地区长期的外汇匮乏便进一步加剧。所谓“受惠”国家的资本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于是贷款机制开始运转。在拆毁拉美民族资本工业脆弱的防卫堡垒、巩固新殖民主义体制方面，国际信贷组织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 援助 如同故事中的慈善家，他给自己的乳猪装上一条木腿，但小猪之所以缺腿，是由于这位慈善家正一点一点地品尝这头乳猪。美国因军费开支和对外援助而造成的支付逆差，如一把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威胁着美国的繁荣， 同时又使这种繁荣成为可能 。每当垄断集团的美元发生任何危险，帝国便派海军陆战队前往救驾，而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派专家治国论者并发放贷款，以扩大生意，确保有原料和市场。
今日的资本主义，在世界权力中心，以一种无可置疑的私人垄断和国家机器的双重身份出现。
跨国公司直接利用国家机器来积累、翻番和集中资本，深入发展技术革命，使经济军事化，并通过各种机制确保成功地实现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化。进出口银行、国际开发署和其他一些小机构，在确保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化方面各尽其职。一些自诩为国际机构的组织也发挥同样的作用。在下述机构中，美国拥有不容争辩的领导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孪生兄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及泛美开发银行。这些机构自称有权制定申请信贷的国家必须遵循的经济政策，它们向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有决定性意义的各部门发起卓有成效的攻势、掌握所有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秘密材料、起草并颁布全国性法律、禁止或批准这些国家政府采取的措施，并替它们详细地制定方针政策。
国际慈善并不存在，对美国来说，搞慈善也要先从自家开始。对外援助首先在内部起作用，就是使美国经济自我帮助。当罗伯托·坎波斯身为古拉特民族主义政府大使时，他将外援说成是一项扩大海外市场的计划。此计划的目的在于吸收美国剩余物资，减少美国出口工业生产过剩。
争取进步联盟成立不久，美国商业部即庆贺该联盟的顺利进展，指出该联盟已经为美国四十四个州的私营企业经办了新的买卖，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不久前，约翰逊总统在1968年1月向国会所做的报告中保证，1969年美国90%以上的外援将用于资助购买美国商品，他说：“为扩大这一比例，我已加紧努力，亲自领导。”
1969年10月，电报将争取进步联盟泛美委员会主席卡洛斯·桑斯·德·圣玛丽亚（Carlos Sanz de Santamaría）在纽约发表的爆炸性声明传到各地，他说，对外援助对美国经济、美国国库都已产生很好的效益。自1950年代末美国发生收支不平衡危机以来，提供贷款的条件是要购买美国工业品，而总的来说，美国的工业品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同类产品价格更贵。美国不久前开始使用某些机制，如“否定产品目录”。这是为防止受援国把信贷用于出口某些产品，因为美国能够以很好的竞争条件把这些产品投到国际市场而无须采取自我行善手段。随后实行的“肯定产品目录”，使借助
外援
出售美国的一些工业产品成为可能。这些工业品以比国际市场高出30％至50％的价格销售。美洲国家组织在上述文件中宣称，资助所意味的那种
联系
是“全面补贴美国出口商品”。美国商业部承认，国际市场的价格极不利于生产机器设备的公司，“除非它们能够利用可以从不同的外援计划中得到的最灵活的资助”
。1969年底，当理查德·尼克松在一次讲话中保证
放开
外援时，他仅仅谈到在拉丁美洲不同的国家购买产品的可能性。然而，在此之前，泛美开发银行已采用过这种方式，委托它的特别行动基金组织发放贷款。但是经验证明，签订合同时，最终总是选择美国或美国设在拉丁美洲的子公司作为供货的一方。国际开发署、进出口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的大部分机构发放贷款时，都要求必须由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负责运输一半以上的货物。美国海运费如此之贵，有时竟比世界上最便宜的海运费高两倍。在通常情况下，为所运货物提供保险的也是美国保险公司，而具体的保险业务又是通过美国的银行来进行的。
美洲国家组织对拉丁美洲得到的
实际
援助做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估计。
一旦除去“水分”就可以看到，只有38%的名义援助可视为
实际
援助。对工业、矿业和交通的贷款，以及补偿性信贷，仅占所得贷款的五分之一。进出口银行的援助，从南向北伸展。美洲国家组织说，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资金，与其说是援助，不如说是对拉丁美洲地区的一种附加支出，因为美国通过这家银行出口的商品是加价商品。
泛美开发银行的大部分普通资金是由拉丁美洲提供的。但是这家银行的文件除了盖有本银行的印章外，还带有争取进步联盟的标志。在泛美开发银行内部唯有美国拥有否决权。拉丁美洲国家在泛美开发银行内的表决权根据每个国家向该银行提供的资本按比例分配，他们的票加在一起不够通过重要决议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969年8月，纳尔逊·洛克菲勒在向尼克松所做的著名报告中承认：“虽然美国未曾行使过它对泛美开发银行贷款的否决权，但是由于存在着把否决权用于政治目的的威胁而影响到该银行的各项决议。”泛美开发银行强加于他人的条件与公开宣称是美国机构的组织所提的条件相同，那就是除了在宣传中要特别提到争取进步联盟以外，贷款必须用于购买美国商品，至少一半的货物必须用挂星条旗的货船来运输。凡是泛美开发银行这位善良的仙女用魔棍碰过的各项服务，都要规定对方应付的服务费和服务税。它还决定水费应该收多少，规定下水道工程税或住宅税。这一切都是根据经它同意任命的美国顾问提出的建议来进行的。泛美开发银行还批准工程设计图、起草投标书、管理资金、监督工程进展情况等。
根据新殖民主义文化的准则，在改革拉美地区高等教育结构的任务中，泛美开发银行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家银行给大学贷款，于是，没有它的认可和批准，就不能修改大学的组织法或章程。与此同时，该银行也迫使大学进行某些教育、管理及财政方面的改革。当发生争议时，由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指定仲裁人。
与国际开发署签订的合同不仅仅规定对方必须购买美国商品，使用美国船只来运输商品，通常还禁止对方与古巴和越南北方进行贸易，强迫签约国接受美国技术人员在管理方面的监护。美国拖拉机或化肥与在国际市场可以低价购买的拖拉机或化肥之间存在着差价，为了弥补这种不平衡，国际开发署强迫那些利用信贷进口产品的国家免收这些产品的捐税和关税。为了适当地维护受援国的社会秩序，其外援包括警用吉普车和现代化武器。贷款申请经国际开发署批准后，贷款额的三分之一能立即兑现，余下的三分之二就要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才能发放。这个组织提出的各种方案往往引起社会动乱。如果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做仍未能像拆钟表那样，一个又一个零件地拆毁受援国主权的各种机制，那么，国际开发署还会顺便要求批准某些法律或法令。国际开发署是争取进步联盟的主要资金运输工具。根据争取进步联盟泛美委员会与乌拉圭政府签署的协议，乌拉圭政府保证，本国政府所有机构的收入和支出以及政府在税率、工资和投资方面的政策，都由国际开发署这一外国机构直接控制
，不必再列举更多令人费解的慷慨大方的事例了。然而，最苛刻的条件很少见诸协定文本和公开承诺，而是掩藏于秘密补充条款之中。乌拉圭议会永远不会知道，为了能够在美国农业过剩保护法下得到面粉、玉米和高粱，该政府已于1968年3月接受了美国提出的乌拉圭当年大米出口的限额。
一把把匕首在援助穷国的幌子下闪闪发光。曾经担任争取进步联盟总经理的特奥多罗·莫斯科索（Teodoro Moscoso）承认：“……在联合国或在美洲国家组织，有时候美国需要某个国家的一票，依照外交是冷酷无情的这一被奉为圭臬的传统，该国家的政府很可能为这一票索要价钱。”
1962年，在埃斯特角大会上，海地代表用它的一票换来一个新机场，而美国则得到将古巴从美洲国家组织开除所需要的多数票。
危地马拉前独裁者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曾宣称，为了使美国履行购买更多危地马拉白糖的诺言，他不得不以危地马拉将在争取进步联盟的所有会议上投反对票来要挟美国人。
在若奥·古拉特民族主义政府时期（1961—1964），巴西是争取进步联盟最偏爱的国家。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奇谈怪论。但是，一旦了解巴西如何使用得到的援助，也就不足为奇了。争取进步联盟的信贷如同埋在古拉特前进道路上的地雷。卡洛斯·拉塞尔达（Carlos Lacerda）当时是瓜纳巴拉州（Guanabara）州长、极右派领袖，他得到的美元比巴西整个东北部多六倍。于是，人口不足四百万的瓜纳巴拉州在世界最壮观的海湾旁为游客修建美丽的花园，而巴西东北部的居民继续成为拉丁美洲的一块烂疮。1964年6月，将卡斯特洛·布兰科扶上台的政变已经取得成功，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这位负责美洲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逊总统的左膀右臂曾解释说：“美国将原拟给古拉特政府的经援给了巴西几位有能力的州长，希望以此来资助民主。华盛顿没有为解决巴西的国际收支差额或为巴西联邦政府的预算拿出过一分钱，因为那样会使巴西中央政府直接受益。”
美国政府断然拒绝与秘鲁贝朗德·特里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除非秘鲁政府像美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保证对国际石油公司采取宽大的政策。贝朗德拒绝了，其结果是到1965年底，秘鲁甚至未能从争取进步联盟那里拿到自己应得的贷款额”。
众所周知，贝朗德后来妥协了。可他丢了石油和政权，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屈从。在玻利维亚，美国贷款没有为这个国家建设锡厂提供过一分钱，结果锡矿石继续运往利物浦，在那里加工后再运往纽约。在玻利维亚这样一个儿童死亡率高得与海地不相上下的国家，
援助
却孕育出一个寄生的商业资产阶级，使官僚集团膨胀，用这笔
援助
修建高楼大厦、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其他一些耗费大而毫无效益的东西。美国的信贷机构和
国际
机构否定玻利维亚有权接受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帮助以便创建石化工业，开采及冶炼锌、铅和铁，建设炼锡厂和炼锑厂，所以玻利维亚不得不只进口美国货。当被美国援助吞噬一空的民族革命运动政府最终垮台时，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道格拉斯·亨德森（Douglas Henderson）便开始准时出席独裁者雷内·巴连多斯的内阁会议。
贷款的各项说明如此精确，如同一支测量各国
贸易大气候
的温度计，贷款还帮助驱散百万富翁明朗天空的政治乌云和革命风暴。1963年，以戴维·洛克菲勒
为首的几位商人宣称：“美国将在那些表示愿意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国家落实经济援助计划，而对那些未做出令人满意的
成绩
的国家，则将撤回其援助。”对外援助法明确规定，“凡是对任何美国公民的资产，或对一半以上的资产属美国公民所有的企业、公司和社团实行国有化、没收、赎买或加以控制的国家”
，美国将中止对其的援助。争取进步联盟贸易委员会最杰出的委员中，有大通曼哈顿银行、城市银行、美孚石油公司、安纳康达公司和格雷斯公司的最高层领导人，这并非没有必要。国际开发署用多种办法为美国资本家开拓道路，其中有要求受援国批准投资担保协定，以避免因发生战争、革命、起义或货币危机而可能造成的损失。美国商业部提供的材料表明，1966年依照国际开发署的“投资保障计划”，拉丁美洲十五个国家向美国私人投资者的投资总额达三亿多美元的一百个投资项目提供担保。
“阿德拉”并非墨西哥革命时期的一首歌名
，而是一个国际投资财团，是由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共同提议创立的协会。梅隆集团热情地参加这一协会，入会者还有欧洲的一些大企业。正如参议员雅各布·贾维斯（Jacob Javits）所说：“拉丁美洲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那就是，美国借邀请欧洲‘加入’协会之机表明美国不寻求统治地位或排斥他人……”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协会在1968年的年度报告中，
特别感谢泛美开发银行为促进这一财团在拉丁美洲的贸易而提供的贷款
，报告也对国际金融公司在这方面的工作表示敬意，该公司是世界银行的臂膀。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和对投资机遇做出估价，“阿德拉”与这两个机构保持着不断的联系。
还可列举许多类似的神圣联盟事例。在阿根廷，拉丁美洲为泛美开发银行普通资金提供资本，帮助银行向诸如南方石油有限公司这样一些企业提供非常适宜的贷款，或者资助美国费城巴德公司的子公司阿根廷金属有限公司建设汽车配件厂。南方石油有限公司是债券股票电力公司的子公司，它得到一千多万美元贷款，用于建设一个石化总厂。
在巴西，国际开发署的信贷使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得以扩建其化工厂；进出口银行为伯利恒钢铁公司设在巴西的子公司米纳斯吉拉斯工商股份公司提供了优厚的贷款。由于争取进步联盟和世界银行的帮助，飞利浦石油公司于1966年在巴西建成拉丁美洲最大的一家化肥厂。这一切都算是
援助
，一切都加在受到命运女神恩惠的国家的外债上。
为了补充被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挥霍一尽的外汇储备，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胜利初期曾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这两个组织答复说，古巴首先应当接受一项稳定计划。同其他国家一样，这意味着要拆除国家机器，中止结构改革。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宣告成立，它们紧密协作，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在世界银行，美国拥有投票总数的四分之一，而拉丁美洲二十二个国家的票数加在一起，几乎不到投票总数的十分之一。世界银行与美国的关系就像雷鸣伴随着闪电。
据世界银行解释，其大部分贷款用于建设公路和其他交通线路以及发展电力工业，因为这是“私营企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这些基本建设工程确实为把原料运往港口和国际市场提供了方便，也促进了穷国已非国有化的工业的发展。世界银行认为：“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应该把具有竞争性的工业让给私营企业来经营，这并不意味着世界银行完全排除向国营企业发放贷款，但是它只有在以下情况发放贷款：即私人资本无力可及，以及经审查后受援国能令人满意地保证政府的介入与有效地使用贷款不相矛盾，同时，这种介入对私营企业和公司的发展不起不应起的限制作用。”想得到贷款就要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措施和按时偿还外债。世界银行的贷款与采取控制企业利润的政策水火不相容，“企业利润受到过分严格的限制，使企业不能在心中有数的基础上工作，更无法推动企业未来的发展”。
从1968年起，世界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将贷款用于开展计划生育、实现教育计划、搞农产品贸易和旅游。
如同其他所有的国际性大财团的吃角子机器一样，世界银行是进行讹诈的有效工具，
为非常具体的势力效劳。从1964年起，世界银行的每一任行长均是美国有名的商人。
自1949年到1962年领导世界银行的尤金·R.布莱克（Eugene R.Black），后来担任了许多私营企业的领导职务，其中一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电力垄断集团，即债券股票电力公司的领导。巧得很，世界银行1966年胁迫危地马拉与该电力公司签订一项体面的协定，作为落实胡隆—马里娜（Jurún-Marinalá）水电站建设计划的先决条件。该项
体面协定
的内容是：如果债券股票电力公司在危地马拉几年前白送给它的这块盆地上遭受损失，那么，危地马拉就要向该公司支付大笔赔款。另外，该协定还规定，危地马拉政府许下诺言，不阻止该公司继续在这个国家随意确定电价。也凑巧，世界银行于1967年强迫哥伦比亚向债券股票电力公司的子公司——哥伦比亚电力公司支付三千六百万美元，作为不久前对该公司陈旧的机器设备实现国有化的赔款。哥伦比亚就这样购买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因为给这个公司的特许权早已在1944年到期。世界银行的三位行长是洛克菲勒领导集团成员。他们是：约翰·J.麦克洛伊（John J.McCloy），1947年至1949年领导世界银行，此后不久转而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领导机构成员；接替他领导世界银行的是尤金·R.布莱克，所走的道路与约翰正好相反，他来自大通银行的领导机构；洛克菲勒集团的另一位成员为乔治·D.伍德（George D.Woods），他于1963年接替布莱克的职位。无巧不成书，世界银行直接参与洛克菲勒在巴西进行的一项最大的风险投资：建设南美洲最重要的石化联合企业——联合石化公司。世界银行为这次风险投资提供的资金和实质性贷款占风险投资总额的十分之一。
拉丁美洲得到的贷款，有一半以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绿灯后，从美国私人和官方机构那儿得来的。国际性银行的贷款也占相当比重。为了使拉丁美洲国家根据偿还外债的需要来改造其经济和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拉丁美洲国家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履行所许下的诺言变得愈来愈困难，也愈来愈迫切，而履行诺言与否，是评价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有无良好举止的关键。拉丁美洲地区正处在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
外债爆炸
的时刻。这是扼杀的恶性循环，即贷款增加、投资不断，结果是，支付利息、红利和其他服务的费用也随之增加。
为了付清这些款项，只能依靠注入新的外国资本，新的外国资本又导致更大的承诺……支付外债利息吞噬着越来越多的出口收入，而由于价格无情地下降，已无法靠出口来资助必要的进口。为了生存，拉丁美洲国家对新贷款的需要如同肺需要空气，已变得必不可少。1955年，出口收入的五分之一用于支付投资的本金、利息和利润，这个比例仍在不断扩大，已经到了即将爆炸的地步。1968年，偿还债务的总金额占出口收入的37％。如果继续依靠外国资本来填平
贸易逆差
，资助帝国主义投资利润外流，那么，到1980年，80%以上的外汇将落入外国债权人手中，外债总额将超过外贸总值的六倍。
世界银行曾预言，到1980年，由于要偿还外债利息，流入不发达世界的新的外国资本就完全发挥不了作用。但是，在1965年，流入拉丁美洲的新贷款和新投资，已经少于从这一地区仅以偿付外债本息的形式所流失的资本。
商品交换、对外直接投资和贷款，共同构成国际劳动分工的紧箍。所有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只占其出口贸易的五分之一强。这些国家依赖各帝国主义中心，和这些中心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三。
在国际市场上，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被视为只生产一种原料或一种食品。
拉丁美洲拥有大量的羊毛、棉花和天然纤维，拥有传统的纺织工业，但是，在欧洲和美国购买的纺织品总额中，拉丁美洲纺织品仅占0.6％。拉丁美洲地区注定要以出售初级产品为主，以便外国工厂能开工。再有，这些产品的大部分“由在国际上有各种联系的大财团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它们通过各种关系，可以以最合适的价格出售这些产品”。
但是，所谓最合适的价格是对通常代表买方利益的
他们
而言，
也就是说，他们是以最低价格购进
。在国际市场上，对原料的需求和工业品的供应实际上已被垄断。相反，基本产品的供应者也是最终产品的购买者，他们是分散经营的。上述财团是强大的，聚集在占统治地位的强国即美国周围，美国一国的消费量几乎等于地球上其他国家的总消费量；后者是弱小的，它们各自奋斗，是被压迫者之间的竞争。在国际市场上，从未存在过所谓的供求自由，而是前者对后者实行专政，这种专政总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利。最终确定市场价格的中心分别在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汉堡，也在部长会议和证券交易所。大加渲染签署的保护小麦（1949年）、食糖（1953年）、锡（1956年）、橄榄油（1956年）和咖啡（1962年）等产品价格的国际协定，其作用有限，甚至毫无作用。只要注意一下这些产品价值的下降曲线就可以证实，上述协定只不过是当弱小国家的产品价格低到令人吃惊的水平时，强国向其表示的象征性的歉意而已。拉丁美洲卖出的东西越来越贱，相比之下，买进的东西却越来越贵。
1954年，乌拉圭用二十二头小牛可以买回一台福特·梅杰牌（Ford Major）拖拉机，而今天需要的小牛是当时的两倍多。智利一经济学家小组向中央工会做了一次报告，他们估计，如果从1928年起，拉丁美洲出口商品的价格，其上涨速度与进口商品价格同步，那么，拉丁美洲在1958年至1967年间可以从出口中多得五百七十亿美元。
不必追溯太远，联合国估计，以1950年的价格为基础，在1955年至1964年的十年中，拉丁美洲因不平等贸易损失了一百八十多亿美元。1964年以后，价格仍在继续下跌。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外贸结构，
贸易逆差
（进口需要与出口收入之间的差距）将愈来愈大，也就是说，每过一年，拉丁美洲所在的深渊就被挖深一层。如果拉丁美洲地区想使近期内的发展速度略高于过去十五年间那极低的发展速度，那么，它需要进口的东西将大大超过靠出口可能得到的外汇。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计划学会的估算
，1975年贸易逆差将可能上升至四十六亿美元，1980年可能达到八十三亿美元，占这一年预期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这样，拉丁美洲国家将毕恭毕敬地拼命叩响国际贷款人的大门。
阿·埃曼努尔认为，
低价造成的不幸并非压在具体的产品身上，而是压在具体的国家身上。
总之，直到不久前还是英国主要出口产品之一的煤，同羊毛或铜一样，都是初级产品，食糖的加工过程远比爱尔兰威士忌或法国葡萄酒的生产过程要复杂得多。瑞典和加拿大以极好的价格出口原木材。按照埃曼努尔的观点，国际市场造成贸易不平衡，
因为穷国以较多的劳动小时换取富国较少的劳动小时。剥削的关键在于这两类国家之间巨大的工资水平差距，而这一差距与工作效率无关。
埃曼努尔认为，低工资决定低价格，而不是低价格决定低工资。穷国出口贫穷，这样，穷国就越来越穷，与此同时，富国得到与贫穷相反的结果。
根据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估算
，如果不发达国家1966年所出口的产品是由发达国家用相同的技术但高得多的工资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的价格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发达国家就可以多收入一百四十多亿美元。
在生产那些可能无法与穷国竞争的产品时，富国确实利用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高工资，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美国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拉丁美洲推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学说，迫使这些国家取消多种汇价，取消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制度以及海关税率，但是美国却从来不以身作则。它在国外鼓吹削弱国家的作用，在国内则通过范围广泛的补贴体制和优惠价格体制来保护垄断集团，美国还在对外贸易中采取高税率和严厉的限制措施，实行咄咄逼人的保护主义。关税、其他捐税、配额和禁运相结合。
假如美国对阿根廷和乌拉圭生产的高质量、低价格的肉取消税率和强制性的卫生检疫，允许它们进入国内市场，那么，美国中西部地区牧场主的繁荣将会如何呢？生铁可以自由进入美国市场，但如果铸成铁锭，每吨就要付十六美分，而且此价格要根据铁的加工程度按比例上升。铜和其他许多产品都是如此。只要把香蕉晒干、把烟叶切碎、给可可豆加糖、把原木锯成板材或者剔除枣核，关税就会毫不留情地加在这些产品身上。
1969年1月，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切实停止购买墨西哥的西红柿（墨西哥锡那罗亚州［Sinaloa］有十七万农民种西红柿），直到美国佛罗里达州西红柿种植者迫使墨西哥人提高西红柿价格，以此来避免竞争。
当
速溶咖啡之战
于1967年公开化时，世界贸易理论与现实之间最棘手的矛盾爆发了。此时，人们清楚地看到，
唯有富国有权为本身利益开发“相对的自然优势”。从理论上讲，这种优势决定了国际劳动分工
。以惊人速度扩展的速溶咖啡世界市场掌握在雀巢公司和通用食品公司手中。人们估计，用不了多久，这两大公司将供应世界所需咖啡的一半以上。美国和欧洲从巴西和非洲购买咖啡豆，然后拿到各自的工厂加工成速溶咖啡在全世界销售。然而，世界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却无权出口自己的速溶咖啡来参与竞争，无法利用国内较低的生产成本，也无权处理过剩的咖啡。在过去，巴西把过剩的咖啡烧掉，现在则贮藏在国家仓库里。巴西唯一的权利是提供原料，好使外国工厂发大财。当巴西速溶咖啡厂（世界上一百一十个厂中巴西仅占五个）开始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国际市场时，就被指控为进行背信弃义的竞争。富国呼天唤地，巴西被迫接受强加于它的凌辱，即，在国内给自己生产的速溶咖啡加税，税率高得使巴西速溶咖啡无法在美国市场参与竞争。
在对拉丁美洲产品采取关税、赋税和卫生等方面的壁垒措施方面，欧洲毫不落后。欧洲共同市场征收进口税以保护其农产品在本国内部的高价，同时又给予补贴，使其能够以竞争价格出口。欧洲共同市场
用征税所得来发放补贴。穷国就这样掏钱给富庶的买主来同自己竞争
。一公斤牛里脊肉，如果挂在汉堡或慕尼黑肉铺的肉钩子上，其售价相当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蒙得维的亚售价的五倍。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智利政府的代表不无道理地抱怨说：“发达国家允许我们向他们出售喷气式飞机和计算机，但是不让出售我们在优越条件下生产的东西。”
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工业方面的投资，丝毫未改变它进行国际贸易的方式。
在同经济中心交换产品的过程中，拉丁美洲地区继续自我扼杀。
建在布拉沃河以南的美国企业，其产品集中在当地市场销售，而不是出口。产品的出口比例
呈下降趋势
。根据美洲国家组织的材料，美国子公司1962年出口额占其年销售总额的10％，三年后只占7.5％。
[3]
拉丁美洲自己生产的工业品贸易只在拉丁美洲地区内增长：1955年，工业品贸易占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贸易量的十分之一，1966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0％。
美国在巴西的一个技术代表团团长约翰·艾宾克（John Abbink）于1950年预言：“如果想避免美国所不能控制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打击，就应准备‘引导’不发达国家不可避免的工业化……如果不控制这种工业化，不管用何种方式加以控制，它都可能导致美国出口市场实质性缩小。”
尽管工业化是从国外远距离控制，但难道它不意味着可以用国产品替代以前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吗？塞尔索·富尔塔多警告说，随着拉丁美洲国家不断替代更为复杂的进口产品，它们“对总公司提供的原料的依赖性趋于增加”。从1957年到1964年，美国子公司的销售额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它们的进口（不包括成套设备的进口）却增加了三倍多。“这一倾向似乎表明，
替代
的效益只是外国公司控制的工业扩张正在减退的一种机能。”
依赖性并未铲除，只是发生了质变，
即美国今日在拉丁美洲大量出售更加尖端的高技术产品。商业部认为：“从长远看，随着墨西哥工业的增长，美国增加出口的机会越来越大……”
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是购买美国工业设备、电力设备、发动机、成套设备和配件的好买主。各大公司的子公司，以被蓄意抬高的价格从其总公司那里购买所需物品。当谈到外国汽车制造工业在阿根廷建厂时的安装费时，比尼亚斯和加斯蒂亚索罗说道：“他们用很高的价格支付进口，这实际上是向国外汇款。在许多情况下，所付的款额相当大，所以尽管出售的汽车价格较高，这些企业还是有亏损，而且开始破产，在国内的股值迅速消失……其结果是原先的二十二家企业到目前只幸存十家，其中还有几家濒于破产……”
分公司就是这样支配拉美国家本来短缺的外汇，这也算是为大公司的世界权势增添光彩。从与遥远的权力中心的关系来看，附属性工业的运行结构同帝国主义经营初级产品的传统体制区别不大。安东尼奥·加西亚认为
，“哥伦比亚的”原油出口，严格地说，从来都是把从美国在哥伦比亚油田所开采的原油转移到美国本土的工业中心，加以提炼、销售和消费。这纯粹是原油的物质转移。“洪都拉斯的”或“危地马拉的”香蕉出口，具有食品转移的特点，即一些美国公司把香蕉从殖民种植园转运到美国的销售和消费地区。不过，“阿根廷的”、“巴西的”或“墨西哥的”工厂（这儿只列举最重要国家的工厂），
不管它们的地理位置如何，在（美国）经济领域中也有一席之地
。如同其他机构一样，这些工厂成为大公司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总公司根据利润的流向，把利润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使产品售价高于或低于实际价格。
外贸的命脉就这样为美国或欧洲企业所掌握，这些企业按照那些与拉丁美洲无关的政府和领导机构的标准指引拉丁美洲的贸易政策。美国的子公司既不向苏联和中国出口铜，也不向古巴出口石油，同样也不从国际上最便宜和最适宜的产地购买原料和机器。
这种世界范围内有效的协调行动，完全脱离“市场各种势力的自由竞争”。当然，这种效率不会变为有利于国内消费者的较低价格，而是变为外国股东们更大的利润。汽车工业的情况很具有说服力。在拉丁美洲国家，外资企业拥有充足的、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此外，官方政策在各方面均有利于增加投资，如捐赠土地、优惠的电费、政府为资助分期付款销售而一再打折、容易得到的资金等。如果这些还不够，在一些国家，给外资企业的帮助甚至达到全免收入税或销售税的地步。另一方面，市场是容易控制的，因为在中产阶级眼里，大规模的世界性宣传活动所推荐的产品商标和款式具有神奇的威信。然而，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些企业在拉丁美洲地区生产的小汽车，其价格要比在它们所属国家里生产的小汽车贵许多。毫无疑问，拉丁美洲市场规模确实很小，但是，在拉美地区，
各公司想赚钱的欲望比在世界其他地区都强烈，这也是事实。一辆在智利生产的福特·法尔孔牌汽车，价格比美国生产的同牌号车贵出三倍。
阿根廷生产的一辆勇士（Valiant）或菲亚特（Fiat）车，售价是美国或意大利的两倍多。
巴西生产的大众牌汽车，价格也比德国贵两倍多。
美国有名的国会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经济团体，只要拥有某个大公司5％的股份，就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控制该公司。
如果掌握5％的股份就能对万能的美国公司行使领导权，那么，控制拉丁美洲一家企业又需要占有多少股份？事实上比这还要少。目前，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可引以为傲的东西已寥寥无几，其中有合资企业，但这种企业只不过是用民族资本的参与来装饰外来势力，民族资本可以占合资资本的大部分，但面对强硬的外国伙伴，它从来不是决定性的资本。通常，与帝国主义企业合资的是政府本身，这样，已变成民族企业的帝国主义企业，可以得到它们所期望的各种保障和合作的，甚至是得到厚爱的大气候。占“小部分”的外国资本，通常只是以转让必要的技术和专利的形式参与合资。被脐带束缚于乡土的拉丁美洲资产阶级，是一些没有创造性的资产阶级商人，他们跪倒在技术女神祭坛前。
如果以外国占有股份的多少（尽管占有的股份很少）和本国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依赖性不大是非常罕见的）来衡量非国有化程度，那么，拉丁美洲能有多少工厂算得上真正的民族工厂呢？
例如，在墨西哥，占有技术的外国人常常
要求在技术和管理方面拥有绝对控制权，要求墨西哥把其产品卖给外国中间商，进口它们总公司的机器和其他物资，此外，还要求得到企业的一部分股份，
只有这样才同意签订转让专利或先进技术的合同。
不仅在墨西哥如此，被称之为安第斯集团的国家（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和秘鲁）制定的一项计划也很能够说明这一问题。此计划的目的是对在本地区的外国资本采取一致的立场，即强调拒绝接受那些附加此类条件的技术转让合同。另外，计划中还建议各国拒绝由拥有专利的外国企业来
决定用此专利生产的产品价格，或拒绝接受禁止把产品出口到某些国家的禁令
。
保护发明的第一个专利制度约于四个世纪以前由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创建。培根爱说“知识就是力量”，从此，人们便知道他言之有理。世界上的科学很少属于全世界，从客观上来说，它被幽禁在先进国家的国境线内。拉丁美洲不利用科研成果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理由非常简单，拉丁美洲没有任何科研，因此，它只能忍辱接受毁坏和掠夺其自然原料的强国的技术。拉丁美洲至今仍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技术来支持保护自身发展。
单纯从先进国家移植技术，不仅仅意味着文化上的隶属，说到底，也意味着经济上的隶属，而且，有了这四个半世纪以来的经验之后，人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做法也不解决任何不发达问题。上述经验是把现代化引进到落后和无知的沙漠，形成不断增加的现代化的绿洲。
这一文盲充斥的广阔地区，用于科学研究的总费用是美国的两百分之一。1970年，拉丁美洲拥有的计算机数量不足一千台，而美国拥有五万台。理所当然，拉丁美洲进口的计算机、机型设计和语言程序的编排都在北方。尽管拉丁美洲的缺陷得到“改进”，但其不发达现象并不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一地区是在未摆脱落后体制的情况下向前发展的，正如曼努埃尔·萨多斯基所指出，拉丁美洲在参与发展时，没有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这种所谓的优势毫无用处。
繁荣象征着依赖。拉丁美洲引进现代技术如同19世纪引进铁路一样，是为外国利益服务的，这些外国利益集团一再塑造拉美国家的殖民体系。萨多斯基说：“我们就像一只走得慢而又没调准的钟表。虽然表针在往前走，但它指示的时间与实际时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拉丁美洲的大学培养出少量的数学家、工程师和程序设计师，但他们怎么都找不到工作，只能流浪他乡。我们很阔气，把我们最优秀的技术员和最有才干的科学家提供给美国，这些人被北方的高工资和搞科研的良好条件所吸引而移民美国。另一方面，在拉丁美洲，每当某所大学或某所高等院校想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为不照抄外国模式又不为外国利益服务的技术奠定基础时，总会有人借口这样会孕育动荡，及时地发动一场政变来打消这个念头。
1964年被降服的巴西利亚大学就是一例，守护现行秩序、身着盔甲的大天使们确实没有搞错：名副其实的文化自治政策要求对现行的各种体制进行深刻的变革并加以促进。
另一种选择是依赖他人，即像猴子那样照抄垄断最现代化技术的大公司所宣传的种种成就，以便生产新产品、提高现有产品的质量或降低成本。在估计成本和收益方面，电脑具有确实可靠的计算方法，这样，尽管劳动力过剩，部分国家的失业人数逐渐占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拉丁美洲仍进口专为减少劳动力而设计的生产技术。同样，拉丁美洲本身的软弱决定了它的进步取决于外国投资者的意志。
显而易见，大跨国公司在控制各种技术手段时，也操纵着拉丁美洲经济命脉的其他关键部门。当然，总公司从来不给子公司提供最新的技术革新成果，也从不提出任何不利于总公司独立的主张。泛美开发银行委托《国际商报》（
Business International
）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得出如下结论：“显然，在拉丁美洲地区做生意的国际性大公司的分公司，在科研和发展方面没有做出显著的努力。实际上，大多数分公司没有设立开展这方面工作的部门，只有屈指可数的分公司进行技术改造工作，还有一小部分公司（它们几乎总是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研究工作。”
劳尔·普雷维什明确指出：“美国在欧洲的企业设有实验室，以进行有利于加强这些欧洲国家科学和技术能力的研究工作，但在拉丁美洲却不这样做。”他还揭露出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由于缺乏专门知识（先进技术），民族投资在引进技术时，所得的大部分技术是
人所共知的技术，然而，这些技术作为专门知识来引进……
”
从众多意义上讲，技术依赖的代价非常之高，要花响当当的美元。估计此代价到底有多大是不容易的，因为企业在申报汇出款额时打了不少折扣。然而，官方数字表明，1950年到1964年，墨西哥因接受技术援助而外流的美元增加了十五倍，而在同一个时期，新的投资增长不足两倍。今日墨西哥的外国资本有四分之三投资在机械工业，而1950年为四分之一。资本如此集中在工业方面只能意味着这是使用二手技术所连带产生的现代化。墨西哥为二手技术付出的代价却是最好的、头等技术的代价。汽车工业以多种方式从墨西哥拿走了十亿美元。美国汽车工业行业工会的一位负责人在参观新建在墨西哥托卢卡市（Toluca）的通用汽车制造厂后这样写道：“工厂的设备比陈旧还糟糕。之所以还糟糕，是因为这是蓄意使用陈旧的机器设备。所有已过时的东西都是精心安排的……在装配墨西哥工厂时，蓄意安装了生产力低的机器。” [4] 对拉丁美洲欠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或果汁公司之情可做何种评论？这些公司向购买其专利进行工业生产的厂家收取高额费用，而向他们提供的却是一种溶于水、加上糖和苏打的原浆。
“与巴西共同发展”，纽约报纸上的大块广告呼吁美国企业家加入热带巨人迅猛增长的行列。圣保罗市睡不安枕，发展的脚步声震耳欲聋，工厂、摩天大楼、桥梁和道路，如某些热带野生植物一样，忽然间拔地而起。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那句广告的正确译法，似乎应是“ 靠 巴西来发展”。尽管发展的光芒诱人垂涎，但发展是一个宾客不多的宴会，宴会的主菜留待外国食客来享用。巴西已有九千多万人口，20世纪末之前其人口将翻一番，但是现代化的工厂节省劳动力，在内地，原封未动的大庄园也不吸收劳动力。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两眼闪着光芒，在观赏里约热内卢刚竣工的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隧道。这个小孩有理由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但他是个文盲，靠偷来的食物充饥。
在整个拉丁美洲，受到热烈欢迎的外国资本闯入工业领域，这进一步显示了工业化的“典型模式”与拉丁美洲工业化进程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之间的差距，这种“典型模式”就是今日发达国家历史书上所说的那种模式。这个社会制度像火山喷发岩浆那样大量增加人口，但拉美工业却抛弃劳动力，且比例比欧洲还要高。
在可使用的劳动力与所应用的技术之间不存在任何连贯的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使用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是较为合算的。在这富饶而又无人保护的王国，土地肥沃，地下资源极其丰富，人民生活却非常贫困。被社会制度弃于路旁的劳动人民遭到严重的排斥，这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降低了工资水平。由于不进行生产的大庄园浪费了土地和资本，也由于小庄园不断衍生而浪费了劳动力，长期存在的现行土地所有制不仅使农村生产力低下这一老矛盾进一步尖锐，还使得失业大军潮水般地涌向城市。农村半失业者全部加入城市半失业大军。官僚阶层在扩大，都市周围的贫民窟在扩大，被剥夺了劳动权利的人只得蜷缩于这个无底洞。工厂不能为多余劳力提供出路，但是这支浩浩荡荡、随时可利用的后备军的存在，使工厂能够向工人支付比美国或德国工人低几倍的工资。尽管生产力提高了，但是以减少劳动力为代价的。工资仍然很低。“附属”型工业化具有排他性，即，
在世界人口增长指数最高的地区，人口以惊人的速度成倍增长，但是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所排斥的人数大大超过它所能容纳的人数。
在拉丁美洲整个经济人口中，加工工业工人所占的比例
不是在增长，而是在下降：
1950年代占14.5％，今日仅占11.5％。
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在未来十年里，巴西平均
每年
应提供一百五十万个
新的就业机会”。
但是，在巴西这个拉丁美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工厂的
全部
就业人员只有两百五十万人。
在每个国家，来自最贫困地区的劳动者涌入城市的行为带有群体性。一个又一个家庭抱着提高生活水平和在城市文明这一巨大的富有魅力的竞技场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希望来到城市。城市激起他们就业的希望，又辜负了这一希望。看见自动楼梯就好像见到天堂，但是眼花缭乱不能当饭吃：城市使穷人更穷，城市是冷酷的，它将穷人永不可及的财富，如小汽车、住宅、像上帝和魔鬼那样强大的机器等，梦幻般地展示在他们的眼前，但是拒不向他们提供一份固定的工作和一间说得过去的栖身小屋，也不能让他们每天中午饭菜满桌。联合国的一个机构
估计，在拉丁美洲城市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住在“达不到城市现代建设标准的临时棚屋里”。这是专家们为这些破烂房子所起的长而委婉的名字。在里约热内卢，这些破房子被叫作“矮丛林”，在智利圣地亚哥被称作“蘑菇”，在墨西哥城名为“茅屋”，在加拉加斯叫作“平民区”，在利马名叫“小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叫作“贫苦村”，在蒙得维的亚叫作“石栅栏”。每天拂晓以前，城市周围都要冒出新的小屋，为贫穷和希望驱使而涌向城市的被排斥的人集居在这些用铁皮、泥土和木板搭起的小屋里。克丘亚语的“外各”（Huaico）一词意为滑坡，秘鲁人用这个词形容山区居民向沿海首都雪崩似的迁移：利马将近70％的居民来自地方各省。在加拉加斯人们称这些人为“全才”，因为他们什么活都干。被排斥的人以“临时性活计”为生，他们零敲碎打干些散活，工作时有时无，或干一些下三流的营生或禁活，比如当女用人、临时石工或瓦工、出售柠檬水或其他随便什么饮料的小贩、临时电工、清道夫或刷墙的漆工、乞丐、小偷、看汽车，总之，他们是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的劳动力。由于被排斥者的增加速度比城市居民要快，联合国上述机构的研究预示：从现在起要不了几年，“住在临时棚屋里的人将占城市居民的大多数”。
这是失败了的大多数。
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制度的做法是将垃圾掩藏在地毯下面。政府凭借机枪不断清扫海湾附近山上的“矮丛林”和联邦首都的“贫苦村”，把成千上万的被排斥者请至视野以外。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将社会制度带来的贫困隐藏起来，不久之后，人们只会看到这两座城市的繁荣昌盛，而看不到它们的阴暗面。在这两座城市里，巴西和阿根廷全国创造的财富都被挥霍掉。
使各国深受其害的国际统治制度也再现于每个国家内。
工业集中在某些地区，反映需求将预先集中在大港口或出口地区。巴西80％的工业集中在由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构成的东南三角地带，而忍饥挨饿的东北部在全国工业生产方面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阿根廷三分之二的工业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蒙得维的亚独揽乌拉圭工业的四分之三。智利四分之三的工业集中在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利马及其港区集中了秘鲁60％的工业。
陷入贫困的内地广大地区，其不断加剧的相对落后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由于这些地区与世隔绝，恰恰相反，是由于这些地区遭受到由昔日殖民中心演变而来的工业中心直接或间接剥削的结果。阿根廷一位工会领袖宣称：“从一个半世纪的民族史中看到的是违犯各团结协定、毁弃国歌和宪法中庄严的信念，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外省的统治。军队、海关、由少数人制定多数人遵守的法律、作为外国政权代理人的各届政府（少数几届政府例外）建立了这趾高气扬、聚敛财富与权力的首都。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权势和傲慢寻根问底，将在下面几个地方找到答案，那就是密西昂奈斯省的茶园、福雷斯塔尔（Forestal）没有生气的城镇、图库曼省荒芜的蔗糖厂和胡胡伊省（Jujuy）的矿井、巴拉那被抛弃的港口、贝里索（Berisso）的迁移等等。这一切构成一幅贫穷的景象，贫穷环绕着富有的中心，这是依靠已不能掩盖和容忍的内部统治而建立的中心。”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研究巴西的不发达是如何发展时提出，巴西是美国的一个卫星国，而在巴西本国内，东北部对位于东南部的“内部宗主国”而言，也起着卫星的作用。通过许多事例可以明显地看到两极分化现象，例如私人和国家投资绝大部分集中于圣保罗，这个巨大的城市像一个大漏斗，把在全国产生的资本占为己有，其手段是搞不利于他人的贸易交往、独断专行的价格政策、内部优惠税率以及大量控制高级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从地区和社会的观点来看，附属型工业化使收入更加集中。这种工业化
生产出来的财富既不面向全国，也不面向全社会，而是巩固乃至加大已存在的收入不均。
即使是“被结合进来的”、人数越来越少的工人，他们的收益也没有随工业的增长而增长。采摘生产力提高的硕果的是那些生活在社会金字塔塔尖的阶层，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硕果是苦的。从1955年到1966年，巴西机械制造工业、电工材料工业、交通业和汽车制造工业的生产力提高了将近130%，但是同一时期内，在上述行业就业的工人，实际工资只增加了6%。
拉丁美洲提供廉价劳动力，如1961年，美国小时工资为两美元，阿根廷为三十二美分，巴西为二十八美分，哥伦比亚为十七美分，墨西哥为十六美分，危地马拉几乎不到十美分。
从那时起，差距开始拉大。
要想挣到相当于一名法国工人一小时的工资，巴西工人目前需要工作两天半。美国工人工作十个小时的工资，相当于里约热内卢人一个月的工资。英国和德国工人不需要干三十分钟，就足可以挣得里约热内卢工人工作八小时的工资。
拉丁美洲低工资造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低廉。在这个市场上，拉丁美洲地区以极低的价格拿出自己的原料使富国消费者受惠，而在国内市场上，为使帝国主义公司获取高额利润，非国有化了的工业以极高价格出售产品。
所有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需求增长的重要性在于它推动工业的发展。在拉丁美洲，外国化的工业丝毫没有从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大群众市场的兴趣。只有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深刻的变革，群众市场才可能在横向和纵向得到扩大，这种变革意味着可能爆发不适宜的政治风暴。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工会或遭干预，或被摧毁，或被驯服，此种情况下，雇佣劳动者的购买力没有相应地增长，工业品的价格也没有下降：这是一个广漠的地区，它有一个拥有巨大
潜力
的市场和一个因大部分人贫穷而紧缩的
实际
市场。事实上，
大的汽车制造厂和冰箱厂的生产几乎只面向拉丁美洲5%的人口。
每四个巴西人中，几乎只有一人可被视为真正的消费者。四千五百万巴西人的总收入正好相当于社会另一端九十万特权阶层的总收入。
有些天真的人至今还认为各国都以自己的国境线为界。他们断言，美国同拉丁美洲一体化的关系不大或毫无相干，理由很简单，美国既未加入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又不是中美洲共同市场的成员。这些人认为，正像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所希望的那样，拉美的一体化将不超越墨西哥与北方强大邻国的国境线。怀有这种天真见解的人患有别有用心的遗忘症，他们忘记了大批海盗、商人、银行老板、海军陆战队员、专家治国论者、头戴绿色贝雷帽的士兵、大使和美国企业家头脑，经过漫长的黑暗年代，已经掌握南方大部分国家的命脉和命运，他们还忘记了目前拉丁美洲的工业也处在帝国消化系统的深处。只要不事先打破不发达和依附的模式，拉丁美洲只能使 各自的仆役地位一体化 ，“我们的”团结就是“他们的”力量。
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的正式文件中常常突出私人资本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在前几章，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私人资本在谁的手中。例如，1969年4月中旬，企业事务协商委员会在亚松森召开会议，会议除商讨其他事宜，还重申了“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以发展私营企业为主的基础上实现此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会议还建议各国政府制定一项共同法规来创建“主要（原文如此）由成员国的资本和企业家组成的跨国企业”。所有的钥匙都拱手交给小偷：1967年4月在埃斯特角召开首脑会议，林登·约翰逊亲自主持，会议通过一项最后宣言后圆满结束，竟提出支持创建股份共同市场，即金融一体化，以便在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购买位于这一地区范围内的企业。官方的文件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明目张胆地建议公共企业实现非国有化。1969年4月，在蒙得维的亚首次召开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肉制品工业专门会议。会议决定“要求各国政府研究旨在将国营肉联厂逐渐变为私营肉联厂的恰当的办法”。乌拉圭政府有一名成员曾主持这次会议，会后，乌拉圭政府立即将油门一踩到底，加速推行旨在破坏国营肉联厂、对外国私营肉联厂有利的政策。
取消关税，这种使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国之间的商品流通逐渐不受约束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为跨国大公司的利益而重新分配拉丁美洲的生产中心和市场。
“规模经济”居主导地位：在最近几年完成的第一阶段里，完善了发射架——即，工业化城市的外国化进程，这些工业化城市将控制整个拉丁美洲市场。在巴西，对拉丁美洲一体化兴趣最浓的企业恰恰是外国企业
，特别是那些最强大的企业。在接受泛美开发银行在全拉丁美洲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时，有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大部分是美国的）回答说，他们正在制定或打算制定1960年代后五年的规划，以便参与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拓宽了的市场。为此，他们将建立或加强各自的地区性业务部。
1969年9月，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在里约热内卢表示，他希望参与巴西经济发展进程，“因为形势非常好”。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作为参与的开始，我们收购了巴西威利斯·奥弗兰公司（Willys Overland do Brasil）。”他还声称，将把巴西生产的汽车出口到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国际商报》说，凯特皮拉尔这个“一贯将世界看作一个市场的公司”，在降低关税率的谈判尚在进行时，就迅即利用这一机会，到1965年，这个公司建在圣保罗的工厂已经开始向南美洲一些国家提供平路机和拖拉机配件。联合碳化物公司以同样的速度，利用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国之间互免关税、产品税和定金的机会，从它建在墨西哥的工厂向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提供电工产品。
贫穷潦倒、与世隔绝、资金流失、国内体制问题严重的拉丁美洲国家，逐步撤除了经济、金融和财政壁垒，让那些目前仍然分别扼杀拉丁美洲各国的垄断集团能在地区范围内扩大业务，巩固新的劳动分工，其手段是按国家和行业搞专业化、规定对其子公司最有利的生产规模、降低成本、清除外来竞争对手、稳定市场等。只有在不影响总公司制定的全球政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才能在特定条件下和在特定范围内去占领某些产品的拉丁美洲市场。我们在其他章节已经看到， 国际 劳动分工在拉丁美洲继续运转，一如既往。此地区尽出现一些新奇的东西。在埃斯特角会议上，总统们宣布“在保证实现一体化目标方面，外国私人企业将起重要作用”，他们决定泛美开发银行“增加在 拉丁美洲地区贸易中 可用于出口的贷款”。
《财富》杂志1967年这样评价拉丁美洲共同市场为北方贸易开辟的“迷人的新机遇”：“在不止一家董事会的办公室里，共同市场正在变为制定未来规划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生产银河牌汽车的巴西福特汽车公司，希望与生产法尔孔牌汽车的阿根廷福特汽车公司共织一张美丽的网，使这两种品牌的汽车占领更大的市场，形成规模经济。柯达公司现在已在巴西生产相纸，它很想在墨西哥生产可供出口的胶卷，在阿根廷生产照相机和放映机。”
《财富》杂志还列举了一些“生产合理化”的例子以及扩大了活动范围的其他公司，其中有：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通用电力公司（General Electric）、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奥蒂斯电梯公司（Otis Elevator）、沃辛顿公司（Worthington）、费尔斯通公司（Firestone）、迪尔公司（Deere）、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Westinghouse）和美国机械铸造公司（American Machine and Foundry）。九年前，劳尔·普雷维什，这位拉丁美洲自由协会得力的辩手这样写道：“从墨西哥经圣保罗和圣地亚哥到阿根廷，我常听到的另一种论点是，共同市场将向外国工业提供扩展的机会，在我们今日有限的市场尚没有这种机会……人们担心共同市场的好处将主要为外国工业而不是民族工业所利用……过去和现在我都有这种担心，这不是纯粹的想象，而是我在实践中已证实了存在着这种事实……”
尽管普雷维什证实了这一点，但这并未妨碍他几年以后签署一项文件。在谈到正在进行的一体化时，这项文件断言：“毫无疑问，外国资本对我们各国的经济发展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该文件还建议成立“拉丁美洲企业家有效和公平参与”的合资企业。公平？不错，必须捍卫
机会均等。
安纳托尔·弗朗丝（Anatole France）说得好，法律中威严的平等，在于它对富人和对穷人都同样禁止他们睡在桥下、沿街乞讨和偷窃面包。
但是，在当今世界，仅通用汽车公司一家企业拥有的工人就等于乌拉圭全国的经济人口，该公司一年的赢利相当于玻利维亚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倍。
根据以往其他一体化进程的经验，各公司认识到，在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中，以“局内人”身份进行活动有好处。这并非毫无成效，因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子公司的销售总额比美国出口总额高六倍。
在拉丁美洲如同在其他地区一样，令人讨厌的美国反托拉斯法毫无效力，各国成为控制它们的外国公司的代号。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的第一项补充协定，是1962年8月由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签署的。但实际上签署协定的是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四国的子公司。
这个协定规定，在四国之间进行计算机设备和配件贸易时，减免进口税，同时对从四国以外的地区进口这类设备要加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世界销售中心“暗示四国政府，如果四国之间减免关税，它将在巴西和阿根廷建厂……”
上述四国签署第二次协定时，墨西哥也参加，这次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和艾恩德霍芬飞利浦公司（Philips of Eindhoven）提倡这几个国家在交换电台和电视台设备时相互免征进口税。
照此类推，1969年春天签署的第九个协定确认联合碳化物公司、通用电力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瓜分拉丁美洲的发电、输电和配电设备市场。
在中美洲共同市场（Mercado Común Centroamericano）方面，中美五国把发育不良的、畸形的经济联合在一起的努力，唯一的用处是一下子推倒生产布匹、油漆、药品、化妆品或饼干的弱小的民族生产者，而有利于增加一些公司的利润和贸易范围，如通用轮胎和橡胶公司（General Tire and Rubber Co.）、宝洁公司（Procter and Gamble）、格雷斯公司（Grace and Co.）、高露洁棕榄公司（Colgate Palmolive）、真正产品公司（Sterling Products）或者国民饼干公司（National Biscuits）等。
在中美洲，免除关税与对
外来的外国竞争者
（权且这样称呼）高筑壁垒齐头并进，这使
国内的外国企业
能以更高的价格销售产品，得到更大的好处。罗杰·汉森（Roger Hansen）由此得出结论：“通过关税保护得到的补贴，超过通过国内生产所得的兑增值价值。”
外国企业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比例意识，自己的比例和他人的比例。比如说，在乌拉圭、玻利维亚、巴拉圭或厄瓜多尔这样市场狭小的国家，建设大型汽车制造厂、几座大型高炉或重要的化工厂有什么意义呢？要根据国内市场的规模及其发展潜力来选择进入这些国家的跳板。乌拉圭轮胎制造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费尔斯通公司，但是朝着一体化迈进的企业都是费尔斯通公司在巴西和阿根廷的子公司。乌拉圭子公司的发展有其限制标准。按照同一标准，由美国通用电力公司控制的意大利奥利维蒂公司（Olivetti）在巴西生产打字机、在阿根廷则生产计算机。罗森斯坦·罗丹认为，“要得到有效的资金配额就需要国家或地区存在不平衡发展”，
拉丁美洲一体化也有东北部和发展中心之别
。
在总结《蒙得维的亚协定》签订八年来的执行情况时（签署协定后建立了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乌拉圭代表揭露说，“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趋于扩大”，因为单靠交换来增加贸易，势必要扩大特权中心与落后地区业已存在的不平衡。巴拉圭大使也有同样的抱怨，他断言，弱国不可思议地资助自由贸易区最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通过减免关税来承受这些国家昂贵的国内成本。他还说，无论是在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内部或者外部，破坏交换条件对巴拉圭都是同样沉重的打击：“从自由贸易区每进口一吨货，巴拉圭得付出双倍的代价。”厄瓜多尔代表说，实际情况是“十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利用自由贸易区方面的能力有大有小，出现受益与吃亏的两极化现象……”哥伦比亚大使从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自由贸易计划以明显的不均衡而有利于三个大国。”
[5]
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小国将逐渐放弃海关收入（巴拉圭国家预算所需的将近一半经费来自此项收入），以换取令人怀疑的好处，比如，从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墨西哥城购进由同一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而如果从底特律、沃尔夫斯堡或米兰购买，只需花一半的钱。
由于确信这一点，所以一体化进程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摩擦。太平洋沿岸国家聚集在一起，成功地创建了《安第斯条约组织》，这是三个大国在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的大范围内处于明显霸主地位所造成的结果，即小国力图另行团结在一起。
尽管困难重重，问题也好像很棘手，但是，随着卫星国不断将新的卫星拉入其依附性轨道，市场逐渐扩大。在卡斯特洛·布兰科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巴西签署了一项保障外国投资的协定，规定每一项投资的风险和不利都由巴西政府承担。意味深长的是，签署这一协定的官员在议会为这个协定的羞辱性条件作辩护时说：“不远的将来，巴西将在玻利维亚、巴拉圭或智利投资，届时必将需要这种协定。”
1964年政变以后的历届政府肯定了这种倾向，即巴西对其邻国起着“次帝国主义”作用。巴西一伙军界核心人物力图使巴西成为经管美国在这一地区利益的大管家，他们还号召巴西在南美洲搞霸权主义，如同巴西本身遭受到的来自美国的那种霸权主义。在这一方面，戈尔贝里·杜科托·席尔瓦（Golbery do Couto e Silva）将军提出了另一个“天命论”理论，这位“次帝国主义”思想家于1952年谈到“天命论”时这样写道：“在加勒比地区，我们的‘天命论’论同我们北方大哥的‘天命论’论不发生摩擦……”目前，杜科托·席尔瓦将军是巴西道氏化学公司的董事长。巴西所期望实行的次统治体制确实拥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从1865年战争，巴西以英国银行界的名义毁灭巴拉圭，到巴西派兵率先支持海军陆战队入侵多米尼加，正好过了一个世纪。
最近几年，围绕着有争议的南美大陆领导权问题，栖身于巴西和阿根廷政府内的帝国主义重大利益代理人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从各方面看，阿根廷无条件抗衡巴西强大的挑战，因为巴西面积是阿根廷的两倍，人口比阿根廷多四倍，钢铁生产几乎是阿根廷的三倍，水泥产量和能源产量是阿根廷的两倍，商船队的更新率是十五倍。另外，近二十年来，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比阿根廷要快得多。直到不久前，阿根廷小汽车和卡车的产量还大于巴西，但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到1975年巴西汽车产量将比阿根廷高三倍。1966年，巴西远洋船队与阿根廷相当，而到1975年，其远洋船队吨位数将相当于整个拉丁美洲的总和。巴西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领土（除厄瓜多尔和智利外，它与南美洲其他各国接壤），还为建立在巴西土地上的美国企业大踏步前进提供各种条件：巴西拥有比其对手更便宜更充足的劳动力。并非事出偶然，在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国范围内出售的成品和半成品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巴西。这就是注定要成为整个拉丁美洲获得解放或被奴役的轴心国家——巴西。
当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Fulbright）1965年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巴西的使命是领导拉丁美洲共同市场时，他也许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讲话的重要性。
今天，美帝国主义要把拉丁美洲“结合成一体以便统治”，昨天，英帝国抱着同样的目的却把我们分开了。一群相互分离的国家是我们民族失败的产物。当拿起武器的人民获得独立的时候，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拉丁美洲是不同地区由共同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拉丁美洲，它表现出一种亲密无间的区域性团结，整个地区基本上只说有着共同起源的两种语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但是，正如特里亚斯所指出，我们当时缺少形成一个大国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缺少经济共同体。
为满足欧洲对金属和食品的需要而兴旺发达起来的繁华的中心城市，相互之间并无关联：扇骨顶端的焦点在大洋彼岸。人员和资本随着金子、食糖、白银或靛蓝的命运沉浮而转移，只有港口和都市这些寄生在生产地区的吸血鬼永存。 在西蒙·玻利瓦尔、何塞·阿蒂加斯和何塞·德圣马丁的想象和希望中，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诞生于世，但是由于殖民制度本身的畸形，拉丁美洲在诞生之前即已破碎。 港口城市的寡头集团通过自由贸易巩固这种成为其收入源泉的支离破碎的结构：有文化的走私者不能孕育出资产阶级在欧洲和美国实现的那种民族团结。早在拉丁美洲独立之前，师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英国人，在19世纪漫长的岁月里，通过外交官白手套翻出的诡计、银行家的掠夺和商人的诱惑，完善了这一结构。玻利瓦尔曾宣告：“对我们来说，美洲就是我们的祖国。”可是，大哥伦比亚分裂为五个国家，解放者玻利瓦尔失败了，临终前他对乌达内塔（Urdaneta）将军说：“我们永远不会幸福，永远不会！”在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卖以后，圣马丁舍弃了指挥权；称呼自己的战士为美洲人的阿蒂加斯将军孤独地流亡巴拉圭，并在那儿死去。拉普拉塔河总督区早已分为四个国家。中美洲联邦共和国的创始人弗朗西斯科·德·莫拉桑（Francisco de Morazán）被枪决 [6] ，美洲腰部地带碎为五块，随后又加上由特迪·罗斯福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的巴拿马。
结果显而易见：目前， 任何一家跨国公司的内聚力和团结意识，都比拉丁美洲这一群岛屿的大 。拉丁美洲被众多的边界线和极其不便的交通弄得支离破碎。当各国还没有实现内部统一时，它们之间有何一体化可言呢？各国内部都有严重的裂痕，都没有解决被排斥的大片荒芜的沙漠和城市绿洲之间尖锐的社会分化和紧张状态。悲剧在地区范围内重演。为了以最便捷的路线向外国运送产品而修建的铁路和公路，至今仍无可辩驳地证明，拉丁美洲无力或无能实施拉丁美洲最杰出的英雄们提出的民族计划。巴西同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这三个邻国之间没有永久性的陆路交通，大西洋沿岸城市与太平洋沿岸城市之间没有直接的电缆通讯线路，因此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利马之间、里约热内卢与波哥大之间打电话就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纽约。加勒比与南美洲之间的电话通讯也是如此。
拉丁美洲各国继续同各自的港口结为一体，而这些港口否定了拉丁美洲的根源和客观上的共性。地区范围内的贸易几乎全部通过海运，内地运输实际上不存在。世界运输卡特尔可以根据它的情趣规定运价和航线，拉丁美洲只得接受昂贵的运价和荒谬的航线。在这一地区运营的一百一十八家海运公司中，只有十七家船只悬挂本国旗帜。运价使拉丁美洲经济每年失去十亿美元。
于是，货物从巴西的阿雷格里港运往蒙得维的亚，如果通过汉堡转运，则能更快运到，乌拉圭羊毛运往美国也是同样的情况。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墨西哥湾某一个港口的运费，如果通过美国的南安普敦运输，可减少近四分之一的费用。
从墨西哥运木材到委内瑞拉，比从芬兰运木材到委内瑞拉要贵一倍多，尽管从地图上看，墨西哥比芬兰距委内瑞拉近得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直接运化工产品到墨西哥的坦皮科，比通过新奥尔良要贵许多。
美国提出截然不同的目的，并确实达到了这些目的。美国独立后七年，原来十三个殖民地的面积已扩大一倍，国土超越阿勒格尼山脉（Los Aleganios），伸展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四年以后，美国创建统一市场，统一全国。1803年，美国以令人可笑的低价向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国土因此再扩大一倍。随后是购买佛罗里达，到19世纪中叶，又以“天命论”的名义，侵略墨西哥并割走半个墨西哥。接着是购买阿拉斯加，强夺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在实现很久前 开国前辈们 明确表示和追求的目标的过程中，殖民地变成国家，国家又变成帝国。当美洲北部一面扩张边界一面向内地发展时，向外发展的美洲南部则如手榴弹一般炸为碎块。
目前的一体化进程既与我们的根源无缘，又不能使我们达到自己的目标。玻利瓦尔早已作出精确的预言，他说，美国好像是由上帝指定来以自由的名义在美洲播下贫困的。
通用汽车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不可能殷勤到替我们举起在斗争中倒下的团结与解放的旗帜。在今天，当代的背叛者们也不可能去实现昔日被出卖的英雄们的意愿。在重建拉丁美洲的道路上，要扔入海底的腐朽的东西很多。任务只能落在遭劫掠、受凌辱和被诅咒的人身上。拉丁美洲的民族事业首先是社会事业，也就是说，为了使拉丁美洲获得新生，每一个国家必须从推翻统治者开始。起义和变革的时代展现在眼前。有人相信命运在上帝的膝头，但事实上，命运如同激烈的挑战，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上。
1970年底于蒙得维的亚
[1] 经济事务部部长于1953年11月27日这样回答《视界》（Visión）杂志记者的提问：“——除了石油工业之外，阿根廷还希望同外国资本合作发展哪些工业？”
“——更明确地说，按先后次序列举，先是石油，第二是冶金工业……重型化工……生产交通工具……生产车轮和传动轴……还要在国内生产柴油机。”转引自阿尔弗雷多·帕雷拉·丹尼斯，同前引书。
[2] 罗伯托·坎波斯（Roberto Campos）部长在议会调查委员会关于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进行交易的报告中提供的证词。打字稿，巴西利亚众议院，1968年9月6日。
不久以后，坎波斯发表关于秘鲁政府民族主义态度的一种奇怪的理论。据他认为，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Velasco Alvarado）的政府没收标准石油公司只不过是“男子汉好出风头”的一种表现。他写道，民族主义的唯一目的是满足人类原始的仇恨。并补充说，“骄傲既不创造投资，也不增加资本量……”载于《环球报》（O Globo），1969年2月25日。
[3] 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同前引书。1969年受国会基金会之托，对美国在墨西哥的子公司作了一次广泛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有一半是受命于美国的总公司，不得在国外出售其产品。这不是设立子公司的目的。米盖尔·S.怀翁切克（Miguel S.Wionczek）：《墨西哥的私人外国投资：问题和前景》（“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privada en México:problemas y perspectivas”），见《对外贸易》，墨西哥，1970年10月。
1963年，在阿根廷、巴西、秘鲁、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加工产品的出口与工业生产总值的比例没有超过2％。在墨西哥为3.1％，在智利为3.2％。阿尔多·费雷尔（Aldo Ferrer）在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和泛美开发银行共同撰写的上述一书。
[4] 转引自莱奥·芬斯特（Leo Fenster），1969年7月。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流氓资产阶级：流氓的发展》（Lumpenburguesía:lumpendesarrollo），蒙得维的亚，1970年。
不管怎么说，外国子公司总是比民族企业更现代化。以民族资本最后几个堡垒之一的纺织工业为例，其自动化程度极低。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统计，1962年和1963年，欧洲有四个国家为本国纺织业购买新设备时，所投资的钱要比全拉丁美洲在1964年用于同一目的的投资总额多六倍。
[5] 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常务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1969年7月和8月，《对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一体化进程的估价》（Apreciaciones sobre el proceso de integración de la ALALC），蒙得维的亚，1969年。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主任在纽约提醒人们，作为只缩小贸易堡垒的简单过程来说，一体化将“在大陆处于总萧条的情况下维持高度发展的飞地”。西德尼·德尔（Sidney Dell）：《美洲团结运动》（The Movement Toward Latin American Unity），集体写作，罗纳德·希尔顿（Ronald Hilton）编，纽约—华盛顿—伦敦，1969年。
[6] “他下令准备好武器，脱下帽子，下令瞄准，纠正瞄准，下令开枪，然后倒下了。他还把满是鲜血的头抬起来，并说道：我还活着。重新开枪，他就咽气了！”格雷戈里奥·布斯塔门特·马塞奥（Gregorio Bustamante Maceo）：《萨尔瓦多军事历史》（Historia militar de El Salvador），圣萨尔瓦多，1951年。
在特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广场，每到星期天晚上，乐队在莫拉桑铜像下演奏轻音乐，但是铜像的名字是错的。这个骑着马的人并不是主张中美洲团结的人的铜像。在莫拉桑被枪毙后，受政府委托去巴黎请一位雕塑家的洪都拉斯人，把钱都花在游玩上，最后只好在自由市场买下马里斯·卡尔内将军的塑像带回国。中美洲的悲剧成了一出滑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