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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年，英帝国智囊人物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忙于庆祝英国在世界各地的胜利。法国代办不得不忍受这样一段祝酒辞的羞辱：“胜利的荣耀属于你们，随后是灾难和毁灭；无荣耀可言的工业上的往来和与日俱增的繁荣属于我们……骑士时代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学家和深谋熟虑者的时代。”伦敦开始了长时间的欢庆。几年前英国已彻底打败拿破仑，世界进入
英国统治下的和平
时代。在拉丁美洲，独立永久地确定了地主和靠新生国家的提早破产在港口发了横财的商人的势力。原西班牙殖民地以及巴西，成为英国纺织品和英镑梦寐以求的市场。1824年坎宁著书时说得对：“木已成舟，钉子已经钉上了，西班牙美洲已经自由。只要我们善于管理我们自己的事，那么，美洲是属于
英国
了。”
蒸汽机、织布机和纺织机械的改进，使英国的工业革命以极快的速度成熟起来。工厂和银行成倍增加。内燃机使航运现代化，许多大型船舶远航四海，使英国的工业扩张遍及全世界。英国经济靠的是用棉织品换取拉普拉塔河流域的皮革、秘鲁的鸟粪和硝酸盐、智利的铜、古巴的糖和巴西的咖啡。出口工业品、收入运费和保险费、获取贷款利息和投资赢利，是整个19世纪英国经济欣欣向荣的动力。实际上，早在独立战争之前，英国人已经控制了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相当大的一部分合法贸易；同时，把大量走私货物源源不断地投向拉丁美洲沿海地区。贩卖奴隶为地下贸易活动提供了一面卓有成效的挡箭牌，然而，各处海关的记录表明，在整个拉丁美洲，绝大部分进口产品并非来自西班牙。事实上，西班牙从未垄断过贸易：“早在1810年之前，宗主国已经失去它的殖民地。独立革命仅仅是从政治上承认这种现状。”
英国部队仅以伤亡一人为代价就征服了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但是远征军司令拉尔夫·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y）确信，在西班牙美洲，再进行军事征服将不是一件易事。稍后不久，英国入侵拉普拉塔河沿岸地区遭到失败。英军的失败使阿伯克龙比的见解更有说服力，即武装远征是无效的，世界已进入由外交官、商人和银行家为主宰的历史时期。在西班牙殖民地建立自由主义新秩序，将使英国有机会包揽西班牙美洲十分之九的贸易。
独立的激情在西班牙美洲大地上沸腾。自1810年起，伦敦推行曲线和两面的政策。这一政策的起伏，取决于当时的需要，即促进英国贸易、阻止拉丁美洲落入美国人或法国人之手和防止激进主义影响刚获得自由的新国家。
当革命委员会于1810年5月25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时，英国在拉普拉塔河口的所有战舰鸣炮以示庆贺。穆蒂内号舰长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讲话。英国人的心里充满欢乐。布宜诺斯艾利斯仅用三天就撤销了一些有碍于同外国人搞贸易的禁令。十二天以后，皮革和动物脂肪出口税的减免率为7.5％到50％。从5月25日算起，仅过了六个星期就撤销了不得出口金币和银币的禁令，这样，金银便可以顺顺当当地流向伦敦。1811年9月，三人委员会取代革命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于是，进出口税率再次降低，有些物品则完全免税。1813年阿根廷议会宣布自己为最高权威机构后，外国商人就不必通过当地商人销售其商品：“贸易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贸易。”
早在1812年，一些英国商人向外交部报告：“我们的纺织品已经成功地取代德国货和法国货。”
还取代了遭到自由贸易扼杀的阿根廷纺织品。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也大同小异地经历了这一进程。
棉毛织品、生铁、皮革、木材和瓷器，源源不断地从约克郡（Yorkshire）和兰开夏郡（Lancashire），从切维奥特地区（los Cheviots）和盖尔斯（Gales）生产出来。曼彻斯特的织布机、谢菲尔德的小五金、伍斯特（Worcester）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陶器充斥着拉丁美洲市场。 自由贸易使以出口为生的港口城市发了财，同时将渴望享用世界上所有奢侈品的寡头集团的挥霍程度刺激到了极点，但是，自由贸易摧毁了刚出现的本地工场，使扩大国内市场的希望化为泡影。 尽管有宗主国的禁令，在殖民地还是出现了不稳定的、技术水平极其低下的地方工业，并且由于西班牙放松对殖民地的束缚，欧洲战争造成物资供应困难，地方工业曾有过一个极盛时期。西班牙国王1778年颁布准许西班牙和美洲各港口之间进行自由贸易的法令，曾受到这一法令致命打击的工场，到19世纪初便开始渐渐恢复生机。如雪崩席卷而来的洋货曾摧毁了殖民地的纺织业、制陶业和金属品加工业，但手工业者没有多少时间从打击中恢复元气，因为独立为欧洲业已发达的工业进行自由竞争完全敞开了大门。 独立后诞生的政府在其海关政策方面表现出摇摆性，使得拉丁美洲本地工厂接二连三地夭折和复苏，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19世纪初，亚历山大·冯·洪堡估计墨西哥制造业的产值约为七八百万比索，其中大部分为纺织业的产值。呢料、棉布和麻布均由专业化车间生产。在克雷塔罗（Querétaro）有两百多台纺织机和一千五百名工人，在普埃布拉有一千两百名棉纺工人。在秘鲁，尽管这块殖民地粗糙的纺织品从未达到皮萨罗到来以前原印第安人纺织品的精美程度，“但是，其经济意义是非常大的”。
工业的发展依靠对印第安人实行强制性劳动，他们被囚在工场里，从天不亮一直干到深夜。独立摧毁了已取得的尚不稳固的发展。在阿亚库乔（Ayacucho）、卡卡莫萨（Cacamorsa）和塔尔马（Tarma），工场的规模已相当可观。罗梅罗在其著作中说，今天业已消亡的整个帕卡伊卡萨城（Pacaicasa），“曾形成了一个拥有一千多名工人的广阔的纺织作坊”；曾向一个非常辽阔的地区供应羊毛毯的保卡利亚城（Paucarcolla）正在消失，“目前那儿已没有一家工厂”。
智利是西班牙最偏僻的领地之一，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有利于发展始于殖民初期的本国工业。当时智利拥有纺纱厂、织布厂和制革厂；索具供应南海大大小小的船舶；生产从锅炉、大炮到首饰、精致的器皿和钟表等各种金属制品，还能造船和生产汽车。
在巴西，从18世纪开始略有起步的纺织和冶金工场，也被外国进口货挤垮。尽管与里斯本签订的殖民协定造成各种障碍，巴西的纺织和冶金业仍然取得了很可观的发展。但是，从1807年起，在里约热内卢建都的葡萄牙君主制只不过是英国人手中的一个玩物，且伦敦又拥有另一股势力。卡约·普拉多·茹尼奥尔说道：“在开放港口之前，葡萄牙贸易的种种缺陷起到了保护地方小工业的作用。尽管这确实是可怜的地方手工业，但是它能够满足国内的一部分消费需要。这样的小工业不可能在与外国的自由竞争中生存下去，即使是最无足轻重的产品也难逃厄运。”
玻利维亚当时是拉普拉塔总督区最重要的纺织中心。根据科恰班巴（Cochabamba）市长弗朗西斯科·德·别德马（Francisco de Viedma）提供的材料，19世纪初该市已有八万人从事棉布、毛料和台布的生产。在奥鲁罗和拉巴斯也建立起一些作坊，和科恰班巴的作坊在一起，为老百姓、正规军和边防军生产十分结实的毛毯、彭乔和呢料。莫霍斯（Mojos）、奇基托斯（Chiquitos）和瓜拉约斯（Guarayos）等地生产极其精细的亚麻布、棉布、草帽、羊驼毛或绵羊毛织品，以及用整片烟叶制作的雪茄。一部纪念玻利维亚独立一百周年的专著不十分伤心地证实：“面对外国同类商品的竞争，所有这些工业都消失了……”
独立将阿根廷经济和政治重心转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损害了内地各省的利益，在此之前，阿根廷沿海地区是全国最落后、人口最稀少的地区。19世纪初叶，阿根廷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菲或恩特雷里奥斯。
在阿根廷中部和北部地区，地方工业凭借简单的生产工具慢慢发展起来，而根据1795年检察官拉腊门迪（Larramendi）的一次讲话，“沿海地区既无手工业又无制造业可言”。现在属于不发达地区的图库曼省和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省（Santiago del Estero），当时的纺织作坊兴旺发达，能生产三种不同等级的彭乔（poncho），还有一些作坊生产优质的木轮大车、雪茄、香烟、皮革和鞋底。卡塔马卡（Catamarca）生产各种棉布、精纺毛料和牧师用的黑布。科尔多瓦每年生产七万多件彭乔、两万多条毛毯、四万巴拉
台面呢，还有皮鞋、皮革制品、马肚带、帆桁、暗色羊皮和熟山羊皮。最重要的鞣皮厂和皮革制品厂集中在科连特斯。萨尔塔（Salta）精致的大扶手椅颇有名气。门多萨（Mendoza）每年生产两三百万升葡萄酒，品位丝毫不比安达卢西亚的葡萄酒逊色。圣胡安年产三十五万升白酒。门托萨和圣胡安在南美洲成为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贸易咽喉”。
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利物浦的商务代理人跑遍阿根廷，他们除了仿造按当地习惯反过来用的木制马镫之外，还仿制圣地亚哥和科尔多瓦的彭乔以及科连特斯的皮货。阿根廷的彭乔每件值七比索，而约克郡的彭乔只卖三比索一件。世界上最发达的英国纺织工业迅速战胜拉丁美洲的纺织工业。另外，从靴子、马刺、铧犁、马嚼子到铁钉的生产，其命运都与纺织品相似。贫困蹂躏了阿根廷内地各省，它们纷纷揭竿而起，反抗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专制。埃斯卡拉达（Escalada）、贝尔格拉诺（Belgrano）、普埃伦东（Pueyrredón）、比埃特斯（Vieytes）、拉斯埃拉斯（Las Heras）和塞维尼奥（Cerviño）等主要商人占有了从西班牙人手中夺来的权力
，他们有可能购买英国丝绸和刀具、卢维埃的精纺毛料、佛兰德的花边、瑞士马刀、荷兰的杜松子酒、威斯法利亚的火腿和汉堡的雪茄。阿根廷则出口皮革、动物脂肪、骨头和腌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牧主靠自由贸易扩大了市场。英国驻拉普拉塔地区的领事伍德拜因·帕里什于1837年描述大草原健壮的高乔人时这样写道：“拿出他所有的衣物，看看他周围的一切用品，除了皮革制品以外，有哪一样东西不是英国货？如果他的妻子有一条裙子，十有八九是曼彻斯特的产品。他们做饭用的炉子或锅，吃饭用的瓷碗，刀具、马刺、马嚼子和身上披着的彭乔，都是来自英国的舶来品。”
甚至连铺路用的石料，阿根廷也从英国进口。
大概在同一时期，美国驻里约热内卢大使詹姆斯·沃森·韦布说：“在巴西所有的庄园，奴隶主及其奴隶穿戴的都是自由的劳动者所生产的物品，其中90％为英国货。英国向巴西提供改善国内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金，还为巴西生产大于锄头的所有日用品以及从大头针到最昂贵衣物的几乎所有的奢侈品或实用品。英国瓷器、玻璃器皿、铁器和木制品同毛料和棉织品一样十分普及。英国向巴西供应蒸汽机船和帆船，为巴西筑路铺地、整修街道，向城市提供煤气照明服务，在巴西修铁路、开矿山、开银行，架设电话线，经营邮电业务，替巴西生产家具、发动机、车厢……”
自由进口使港口的商人欣喜若狂。在那些年代，巴西甚至进口装饰已毕即可入殓的棺材、马鞍子、水晶烛台、浅口锅和冰鞋。在炎热的热带沿海地区，冰鞋毫无用处。虽然巴西当时尚无纸币，它照样进口钱夹，另外巴西还进口数字计算工具，进口数量之大令人难以理解。
1810年签订的《贸易和航海协定》规定，英国商品进入巴西的税率低于葡萄牙。协定的葡萄牙文本译得极其草率，比如英文的“政治”一词，译成葡文时竟成了“警察”。
英国人在巴西享有特别司法权，他们不受巴西法律的辖制，也就是说，巴西是“大不列颠经济帝国的非正式成员”。
19世纪中叶，瑞典一位旅游者来到瓦尔帕莱索，他亲眼目睹了智利在自由贸易刺激下挥霍浪费和大讲排场的情景，撰文写道：“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是：听从巴黎时装杂志的高见，穿黑色长礼服，使用有关的各种成套用品……夫人买一顶华丽的帽子，便会感到自己成了一名地道的巴黎女郎，而丈夫戴上一条笔挺的高级领带，便觉得自己攀上了欧洲文明的顶峰。”
三四家英国公司控制了智利的铜市场，它们从斯旺西、利物浦和加的夫铜厂的利益出发操纵市场铜价。1838年英国总领事向其政府报告智利铜出口“奇迹般增长”的情况时讲道：“智利出口的铜虽然不是全部，但主要是用英国船来运输，或通过英国人转手销售。”
英国商人垄断了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的贸易，从重要性上看，智利是英国产品在拉丁美洲的第二大市场。
发展起来的拉丁美洲各大港口是把从地面和地下开发出来的财富运往遥远的权力中心的中继站，它们成为征服和统治所属国家的工具，又是挥霍国民收入的溢洪道。所有的港口和首都希望自己像巴黎或伦敦，而它们的背后却是沙漠。
拉丁美洲市场的扩大，加速了资本在英国工业温床上的积累。很多年以前，大西洋已成为世界贸易的轴心，英国人善于利用其岛国港口众多、地处波罗的海与地中海航线中段并面向美洲沿海地区的有利位置。英国正在组织一个世界性体系，把自己变为一个不可思议的、负责全球供应的工厂，它的原料来自世界各地，加工后的产品再倾销全球。英帝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和最强大的金融机构，贸易专业化水平最高，垄断了世界保险业和海运业，并控制了国际黄金市场。德国海关联合会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erich List）曾指出，自由贸易是大不列颠主要的出口产品。
英国人对关税壁垒最为恼火。他们有时就用血与火使人们知道这一点，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就是一例。
当英国确信自己无比强大，并在欧洲最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的保护下发展本国纺织工业以后，
市场自由竞争才变成英国发现的天理。
在艰苦创业的初期，即在英国工业尚未走运的时候，一旦查出英国公民出口未加工的羊毛，就要判处断其右手的刑罚，倘若再犯，则处以绞刑。另外，在教区牧师证明裹尸布确系国货之前，禁止下葬。
马克思指出：“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就是在这一总态势下，拉丁美洲加入英国的轨道，进而确立了新独立国家的依赖性。当它们脱离这一轨道，便投身美国的轨道。商品和用于付款的货币的自由流通以及资本的转让造成了令人震惊的后果。
在墨西哥，比森特·格雷罗（Vicente Guerrero）于1829年上台执政是“依靠被大政客洛伦索·德·萨瓦拉（Lorenzo de Zavala）鼓动起来的手工业者的绝望情绪。他鼓动饥饿不堪、绝望的人群冲进帕里安（Parián）摆满英国货的商店”。
也许是由于格雷罗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阻挡欧洲商品的大量进口，他当权的时间很短，劳动群众对他的下台无动于衷。查韦斯·奥罗斯科说道：“在独立以前，特别是在欧洲战争时期生活略富裕的城市手工业者，现在由于进口大量的欧洲商品而在失业中呻吟。”墨西哥工业既缺乏资金、充足的劳动力和现代化技术，又没有建立合适的体系，没有交通干道，也没有开往市场和物资供应点的运输工具。阿隆索·阿吉拉尔说道：“墨西哥唯一绰绰有余的，也许是形形色色的干涉、限制和羁绊。”
正如冯·洪堡所指出，尽管如此，在海运中断或遇到困难使外贸处于停滞时，墨西哥的工业得以复苏，开始生产钢材，并开始使用铁和汞。随独立而来的自由贸易给英国王室增添了财富，而给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瓜达拉哈拉带来的是纺织和冶金工业的瘫痪。
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是一位才干出众的保守派政治家，他及时提醒说，亚当·斯密的思想中含有对民族经济有害的成分。为了推动工业化进程，身为部长的阿拉曼支持创建国家银行，即阿维奥银行（Banco de Avío）。对外国棉纺织品征税将使墨西哥有资金可以在国外购买所需要的机器和技术，以便生产供应本国的棉纺织品。墨西哥有原料，有比煤便宜的水力资源，并能够很快培养出素质很好的工人。阿维奥银行创建于1830年，不久之后，欧洲最好的工厂生产的最现代化的棉纺织机运抵墨西哥。此外，政府还聘用外国纺织专家。1844年，普埃布拉的大棉纺厂生产了一百四十万条厚棉毯。全国新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大于国内的需求。在“不平等王国”里，很大程度上由饥饿的印第安人所构成的消费市场，不能持续支撑如此迅速发展的生产。为打碎遗留下来的殖民体制而做的努力撞上了这面坚壁。然而，在1840年左右墨西哥的纺织工业已相当现代化，各纺织厂的纱锭按平均数计算，高于美国纺织厂。十年之后，拥有纱锭的比例颠倒过来，而且相差甚远。政治不稳定，英、法商人及其有权势的墨西哥同伙的压力以及早已被矿业和庄园经济钳制住的小得可怜的国内市场，使墨西哥这一成功的经验受挫。1850年以前，墨西哥纺织工业已经停滞不前。
阿维奥银行的创始人扩大了银行的业务范围，该银行倒闭时，贷款对象包括毛纺织厂、地毯厂、炼铁厂和造纸厂。埃斯特万·德·安图尼亚诺（Esteban de Antuñano）甚至认为，墨西哥需要尽早建立本国的机器制造业，“以对付欧洲的利己主义”。
阿拉曼和安图尼亚诺在工业时期的最大贡献在于两人都恢复了“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一致性，主张“唯有大力促进工业，才是对付强大的、富于侵略性国家的唯一自卫途径”。
阿拉曼后来成为工业家，他开办了当时墨西哥最大的迄今依然存在的一家纺织厂——科科拉潘（Cocolapan）纺织厂，并将工业家们组织起来，成为对历届主张自由贸易的政府施加压力的集团。
但是，作为保守党人和天主教徒，阿拉曼没能提出土地问题，因为他感到自己在思想上与旧秩序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也没有意识到，在存在着大庄园和普遍贫穷的国家，工业的发展会因没有可依靠的支柱而注定落空。
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斗争，即国家与港口的斗争，这就是19世纪燃烧在阿根廷内战幕后的烈火。布宜诺斯艾利斯在17世纪只不过是一个有四百户人家的大村庄，但自五月革命和独立以后，这个城市控制了全国。当时它是全国唯一的港口，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无可奈何地必须通过这里。港口霸权给全国带来的畸形发展，今天已明显地暴露出来，那就是包括郊区在内，首都人口竟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首都对各省还进行不同形式的盘剥。在那个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垄断着关税收入、银行业务和货币发行，它以牺牲内地各省为代价迅速发展起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被其据为己有的海关收入，而这笔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支付反对各省的战争费用，因此可以说，各省
“缴税以寻毁灭”
。
在1810年建造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贸易大厦里，英国人用望远镜监视商船的动向，向港城居民供应精纺毛料、人造花、花边、雨伞、纽扣和巧克力，与此同时，英国生产的彭乔和马镫如潮水般涌进阿根廷内地。要想了解当时国际市场如何重视拉普拉塔河流域的皮革，就必须回首那个年代。那时，塑料制品与合成纤维材料非但没有问世，即使在化学家的脑海里也未曾有过这方面的任何设想。肥沃的沿海平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宜于进行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1816年，人们发现鞣皮时加砷就可以长期贮存畜皮。此外，腌制场生意兴隆，成倍增加。巴西、安的列斯群岛和非洲的市场向进口的干腌肉敞开了市场的大门。随着切成片的干腌肉逐步赢得外国消费者的青睐，阿根廷消费者都注意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对在国内消费的肉征税，一方面减免肉制品出口税。短短几年，牛犊价格上涨了三倍，牧场也越来越贵。高乔人过去习惯于在不设铁丝网的大草原上随意捕捉牛犊吃。他们只吃牛脊肉，其他部位的肉一概扔掉，而唯一的义务是将牛皮交还给牧场主。现在情况变了，重新组织生产意味着游牧的高乔人要屈服于奴性十足的新规定，即1815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它规定农村凡是无财产者都将被认为是佣人，他们必须持有其主人每三个月签字一次的证明。要么，当佣人；要么，当无业游民，而当局强行招募无业游民去充当边防军。
曾经在军队里为国卖命的勇猛的本地人沦为贱民、穷苦的短工或守护小堡垒的大兵。要么，起身反叛，举起长矛，投身到起义的大漩涡中去。
[1]
这些除了荣誉和勇气以外一无所有的不合群的高乔人成为骑兵的冲锋队，他们多次策马迎战布宜诺斯艾利斯派来的装备优良的正规军。资本主义牧场出现在沿海潮湿的大草原，使全国忙于出口皮革和肉，并同布宜洛斯艾利斯自由贸易港的独裁携手前进。在率领本地人同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商人和地主作战的领导人中，乌拉圭的何塞·阿蒂加斯在被击败和遭流放之前，一直是最有影响的领导人。许多年之后，费利佩·巴雷拉（Felipe Varela）仍然能在阿根廷北部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因为正如他在宣言中所说：“一个外省人，等于是一个没有祖国、没有自由、没有权利的乞丐。”他所领导的起义在整个内地获得巨大反响。他是最后一位起义者，1870年，在穷苦中死于结核病。
直到不久以前，在学校教授的阿根廷史中，还称阿蒂加斯是土匪，而巴雷拉这位“美洲联盟”——一项旨在恢复支离破碎的“大祖国”的计划——的捍卫者，至今仍被称作强盗。
费利佩·巴雷拉出生在卡塔马卡山区一个边远的小村庄，他痛心地目睹了狂妄和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如何使本省破产和贫穷。1824年底，当巴雷拉三岁时，卡塔马卡省政府无力支付该省派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立宪议会的代表们的费用。密西昂奈斯、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和其他一些省份也面临相同的窘境。卡塔马卡省众议员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阿塞维多（Manuel Antonio Acevedo）揭露了因外国产品竞争而带来的“令人憎恶的变化”。他说道：“一个时期以来，卡塔马卡手足无措地看到其农产品售价低于生产成本；在工业方面，消费状况不足以刺激工业的发展及生产者的积极性，而贸易则几乎没人过问。”
1830年，科连特斯省议员佩德罗·费雷（Pedro Ferré）准将在概述他所支持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的影响时说：“是的，毫无疑问，贸易保护主义将给一小部分财主带来烦恼，因为美酒佳酿将从他们的餐桌上消失……对生活不很宽裕的各阶层人士来说，他们平常饮用的葡萄酒和白酒将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只是价格上有一些差别，消费量将有所减少，我认为这并没有多大害处。我们的同胞将不穿戴英国彭乔，不使用英国生产的铁球和套索，不穿戴外国生产的服装和其他能够自给的衣物，而阿根廷老百姓却将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幸，我们也不会因老是想到他们如此令人可怕的贫困而受折磨。”
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政府在1835年颁布了一项具有明显保护主义色彩的海关法。这是为重振遭战争肢解的民族团结而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该法律禁止进口铁和马口铁制成品、马具、彭乔、腰带、棉或毛质束腹带、床褥、农产品、车轮、动物脂肪做的蜡烛以及梳子，并对进口的车辆、鞋子、各种带子、服装、鞍具、干果和含酒精饮料征收很高的关税。另外，凡是用悬挂阿根廷国旗的船运输的肉产品概不收税。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本国的皮革制品厂和烟草种植业。这些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直到1852年导致罗萨斯垮台的卡塞罗战役（Batalla de Caseros）之前，在内河里航行的都是科连特斯和圣菲造船厂制造的大小船只，布宜诺斯艾利斯已有一百多家欣欣向荣的工厂，科尔多瓦和图库曼生产的纺织品和鞋子、萨尔塔的香烟和工艺品、门托萨和圣胡安的葡萄酒和白酒，均受到游客们的一致赞誉。图库曼的细木家具销往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
海关法颁布十年以后，英、法战舰用炮火炸开设在巴拉那河里的链条，打通被罗萨斯严密封锁的阿根廷各条内河的航线。紧随着侵略而来的就是封锁。一千五百名银行家、商人和工业家在约克郡、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Leeds）、哈利法克斯（Halifax）和布雷德福（Bradford）等工业中心的十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对付拉普拉塔河上的贸易限制。
尽管在海关法的照耀下，阿根廷的民族工业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在封锁面前，它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这一局限性便暴露无遗了。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自1841年起不是趋于加强，而是趋于消沉。在当时，阿根廷不存在，也没有诞生一个能使真正的、有活力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工业资产阶级，而罗萨斯比任何人更能代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腌制厂厂主的利益，于是大庄园占据了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不摧毁出口型庄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不可能独立地、生气蓬勃地实施任何一项工业政策。从本质上看，罗萨斯一直忠于他所属的阶级。他是“全省最血勇之士”
，擅长弹吉他和跳舞，是优秀的驯马师，在无星光的暴风雨之夜，口嚼几叶小草，即可辨明方向。他是生产干牛肉和牲畜皮的大牧场主，地主们推举他为首领。后来，为诋毁罗萨斯而编造出来的那些恶毒的传闻，不能抹杀罗萨斯政府大多数措施的民族性和人民性。
但是，用阶级矛盾的观点就可以解释，在以牧场主首领为首的政府里，为什么除海关“手术”外，没有一项生气勃勃的、持久的工业政策。这不能归咎于内战和外国封锁所引起的不稳定和贫困，因为，正是在二十年前，在革命遭到围攻的漩涡之中，何塞·阿蒂加斯把进行深刻的土地改革同贯彻工业化和一体化政策结合在一起。
比维安·特里亚斯在一本内容丰富的著作中
，把罗萨斯的贸易保护主义与阿蒂加斯在1813年至1815年之间为使拉普拉塔总督领地获得真正独立而在东岸采取的措施加以比较。罗萨斯没有禁止外国商人在国内市场经商，也没有将继续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强夺走的关税归还政府，更没有结束一港专制。与此相反，如同土地问题一样，国内市场国有化和打破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港口和海关的垄断也是阿蒂加斯政策的基本内容。阿蒂加斯曾希望内河航行自由，但罗萨斯从未为各省打开那一把通向海外贸易的大锁。从实质上看，罗萨斯也一直忠于他那享有特权的省。尽管有这些局限性，“蓝眼睛的高乔人”的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思想，在阿根廷统治阶级内部继续引起仇恨。根据1857年颁布、迄今仍有效的一项法律，罗萨斯仍然是一位“损害国家利益的罪人”，阿根廷至今仍然不同意将埋在欧洲的罗萨斯的遗骨迁回国内安葬，他在国内是一位凶手的形象。
在战胜了罗萨斯的异端邪说后，寡头政府又找到了归宿。1858年，农业展览会领导委员会主席在展览会开幕式上声称：“我们尚处于幼年时期，所以应该满足于将我们的产品和原料运往欧洲，请他们加工后再通过强大的代理商交还给我们。欧洲需要的是原料，目的是将它们加工成高级的设备。”
在尊贵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和其他一些自由派作家的眼里，农民起义队伍只不过是野蛮、落后和无知的象征，已过时的田园式的农村面对着城市所代表的文明，也就是彭乔和奇利帕
面对长礼服，长矛与大刀面对正规军，文盲面对学校。
1861年萨米恩托在给米特雷的信中写道：“您不必珍惜高乔人的鲜血，这是他们唯一具有人味的东西。我们要使他们的鲜血成为对国家有用的肥料。”萨米恩托的这种蔑视和仇恨暴露出对自己祖国的否定。当然，这种否定也反映在他的经济政策上。他断言：“我们既不是实业家又不是航运家，在今后许多世纪里，欧洲将用他们的机器来换取我们的原料。”
巴托洛梅·米特雷（Bartolomé Mitre）总统自1862年起发动了一场战争，以摧毁内地各省势力及在那里幸存的最后几位首领。萨米恩托被任命为这场战争的指挥，部队向北进发以屠杀被称为“奸诈的两条腿动物”的高乔人。在拉里奥哈省（La Rioja），统帅平原的佩尼亚诺萨（Peñaloza）是抵抗港口统治的最后几个堡垒人物之一。他的影响已扩展到门托萨和圣胡安，于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认为到该结果他的时候了。他的头被砍下，并悬挂在奥尔塔广场中央示众。铁路和公路的出现使从1810年革命时就开始衰败的拉里奥哈省彻底破产。自由贸易引起该省手工业的危机，并加深了这一地区的长期贫困。20世纪，拉里奥哈省的农民逃离山区或平原的村庄，南下至布宜诺斯艾利斯卖苦力，但他们同来自其他省的穷苦农民一样，只能走到城市的边缘地区。他们在郊区同
贫困村
的七十万人住在一起，勉勉强强地以大都市宴席的残汤剩羹为生。几年前，社会学家们这样问拉里奥哈一个村庄里剩下的一百五十人：“在那些曾经出走、现在回来探亲的人的身上，你们注意到什么变化没有？”留下的村民怀着羡慕之情指出，布宜诺斯艾利斯改变了那些人的服饰、举止和说话的方式。有些人甚至觉得回来的人的皮肤比原先“更白”。
与我同行的人一声不吭地坐在身旁。正午强烈的阳光衬托着他的侧影：尖尖的鼻子、高高的颧骨。我们从南部边境出发，乘坐一辆定员为二十人但不知怎么竟载了五十人的公共汽车到亚松森（Asunción）去。几小时以后，我们停车休息。在一块宽敞的空地上，我们坐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耀眼、广阔而荒无人烟的红色处女地。没有任何东西搅乱巴拉圭透明的空气。我们吸起烟来。我的同伴是说瓜拉尼语（guaraní）的农民，结结巴巴地用西班牙语说了几句伤心话：“我们巴拉圭人很穷，人口也少。”他告诉我，他曾南下到恩卡纳西翁（Encarnación）找工作，但没能如愿，勉勉强强凑了几个比索买回程车票。很久以前，当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曾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西南部去碰运气。眼下棉花采摘季节将临，巴拉圭不少临时工如同往年一样，纷纷去往阿根廷。“可是我已经六十三岁了。我的心脏已经受不了过度的劳累。”
近二十年来，离开自己的祖国再不复返的巴拉圭人达到五十万。
贫穷促使人民移居国外，而在一个世纪以前，这是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
巴拉圭现有人口不到19世纪人口的两倍，它和玻利维亚是南美洲最贫穷、最落后的两个国家。一场毁灭性的战争给巴拉圭人民带来无穷的恶果。这场战争是拉丁美洲史中最卑鄙的一章，它被称为“三国联盟之战”。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应对这场种族灭绝负责。他们使巴拉圭片瓦不全，废墟中男丁无存。虽然英国没有直接参与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伟业，但是，在这场反对巴拉圭的罪恶战争中，受益的是英国的商人、银行家和实业家。三国的
侵略自始至终得到伦敦银行、巴林兄弟银行（la casa Baring Brothers）和罗思柴尔银行（Banca Rothschild）提供的贷款。极不公平的利息威胁着战胜国的命运。
在被毁灭以前，巴拉圭一直作为一个例外而屹立在拉丁美洲，它是外国资本唯一没能使之畸形发展的国家。长期以铁腕统治巴拉圭的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独裁政府（1814—1840），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使经济取得了自主、持续的发展。权力至高无上、实行家长式统治的政府，占据了当时尚未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位置，负责组织国民、管理国家的资源和掌握国家的命运。德弗朗西亚依靠巴拉圭农民群众打败寡头集团，并靠与原属拉普拉塔总督区的其他国家严格隔离的办法，取得国内和平。征用、流放、监禁、迫害和罚款，不是用于巩固地主和商人在国内的统治，而是用来消灭这种统治的工具。当时没有、以后也没有政治上的自由和反对派的权利。不过，在那个历史阶段，只是那些怀念丢失的特权的人才会感到缺乏民主。当德弗朗西亚去世时，巴拉圭没有大财主，巴拉圭是当时拉美唯一没有乞丐、饥民和小偷的国家。
当时的旅客发现，在因连绵战火而动乱不安的这一地区，巴拉圭是一块宁静的绿洲。美国代理人霍普金斯（Hopkins）1845年向他的政府报告：在巴拉圭“没有一个儿童不会读书写字……”巴拉圭也是当时唯一不必将目光盯住大洋彼岸的国家。外贸在国家生活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自由主义理论反映了要把各国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连接在一起的思想，但这个理论无法应对19世纪初巴拉圭由于地处内陆不得不向内发展而提出的各种挑战。寡头集团的垮台使国家有可能掌握基本的经济实力，可以实施这一闭关自守、立足国内发展的政策。
随后，由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Carlos Antonio López）及其子弗朗西斯科·索拉诺（Francisco Solano）分别执政的政府继续了这一任务并使它更具生命力，经济蓬勃发展。到1865年，当侵略者出现在地平线时，巴拉圭已经拥有一条有线电报线路，一条铁路和一大批生产建筑材料、纺织品、本色棉布、彭乔、纸、墨、陶瓷器皿和炸药的工厂。政府高薪聘请的两百余名外国技术员提供的合作具有决定性意义。从1850年起，伊比库伊（Ibycui）铸造厂开始生产各种口径的大炮、迫击炮和炮弹。亚松森军工厂生产铜炮和炮弹。与其他所有基本的经济活动一样，全国的钢铁工业也掌握在政府手中。巴拉圭拥有一支国家商船队，在那些挂着巴拉圭国旗航行在巴拉那河或穿越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商船中，有好几艘是亚松森造船厂建造的。政府实际上垄断了对外贸易。巴拉圭茶叶和雪茄供应南美洲大陆，向欧洲出口珍贵的木材。贸易顺差相当可观。巴拉圭货币坚挺稳定，政府拥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巨额公共投资，而不必依赖外国资本。 巴拉圭没有任何外债 ，但它仍然有条件维持南美洲第一流的军队和雇用愿为巴拉圭效力的英国技术人员，而不是使巴拉圭为他们服务，它还能选送一些年轻的巴拉圭大学生到欧洲进修。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盈余没有被已不存在的寡头集团胡乱挥霍掉，没有流入中间商的腰包，没有落入放债人的魔掌，也没有汇入英帝国靠海运业和保险业所获得的利润之中。巧夺他人财产的帝国主义没有夺走巴拉圭的财富。巴拉圭98%的土地为国家所有。政府允许农民进行开垦，而农民的义务是在此定居，长期耕种，但他们无权出卖所开垦的土地。另外，巴拉圭还有六十四个属于 国家的牧场 ，即由国家直接管理的庄园。水库、渠道等灌溉工程以及新建的桥梁和道路，为提高农业生产率贡献出一己之力。被殖民者放弃了的印第安人一年两熟的生产传统得到恢复。毫无疑问，耶稣会教徒传统的献身精神为这一发展提供了便利。 [2]
巴拉圭政府对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采取认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于1864年大力加强此政策。国内的河流不对在南美洲到处倾销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产品的英国商船开放。 英国商人无法掩饰他们的不安，这不仅仅是因为无法攻破那存在于美洲大陆心脏地区的最后一座民族抵抗堡垒，更重要的是因为巴拉圭经验的榜样力量在危险地影响着它的邻国。拉丁美洲最进步的国家，在不靠外国投资、不靠英国银行贷款，也不靠自由贸易赐福的情况下建设着自己的未来。
但是，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巴拉圭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必须打破禁闭状态。工业发展需要与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发生更密切、更直接的联系。从客观上来说，巴拉圭被阿根廷和巴西封锁着，两国可以像以往里瓦达维亚（Rivadavia）和罗萨斯政府那样，封锁河口，或者随心所欲地确定向巴拉圭货船征收的过路税，卡住巴拉圭的咽喉。另一方面，对巴拉圭的邻国来说，结束这个国家因自给自足和不愿在英国商人面前卑躬屈膝所引起的风波，是巩固寡头政权必不可少的条件。
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臣爱德华·桑顿（Edward Thornton）积极参与备战。在战争爆发前夕，他作为阿根廷政府顾问，坐在巴托洛梅·米特雷总统身边参加阿根廷内阁会议。在桑顿的关注下，策划各种挑衅和骗局，并最终签署决定巴拉圭命运的阿根廷—巴西协定。继两大邻国干涉之后，贝南西奥·弗洛雷斯（Venancio Flores）入侵乌拉圭，派桑杜（Paysandú）大屠杀之后，他在蒙得维的亚建立了追随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三国联盟开始行动。巴拉圭总统索拉诺·洛佩斯（Solano López）曾威胁说，如果有人染指乌拉圭，他将发动战争。他很清楚，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敌人正用铁钳子夹住巴拉圭的咽喉。历史学家、自由派人士埃弗拉因·卡多索（Efraím Cardozo）毫不客气地认为，洛佩斯总统之所以与巴西对抗，是因为巴西皇帝拒绝把女儿嫁给他而使他感到屈辱。冲突已经提上日程，但这是墨丘利
之事，与爱神丘比特无关。
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媒介称巴拉圭总统洛佩斯为“美洲的匈奴王阿提拉”，报纸发表的社论呼吁“必须像杀死一条蛇那样杀死洛佩斯”。桑顿于1864年9月在亚松森给伦敦发去一份长篇秘密报告。报告中，他像但丁描述地狱那样描写了巴拉圭，重点恰如其分。他写道：“巴拉圭几乎对所有的进口商品按价征收20％或25％的进口税，但由于商品价是按一般价格计算的，实际缴付的进口税往往达到发货票总价的40％或45％。出口税则为出口商品价的10％至20％……”1865年4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英文日报《标准报》庆祝阿根廷向巴拉圭宣战，称巴拉圭总统“违犯了文明国家遵循的惯例”，并预言阿根廷总统米特雷的战剑，“在胜利的进程中，除了带着以往的荣誉外，还将带着公众舆论对这一正义事业的强劲的支持”。1865年5月10日，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签署三方协定。一年后，英国《泰晤士报》把该协定残酷无情的条文公布于众，协定文本是从贷款给阿根廷和巴西的银行家那里获得的。在协定中，未来的三个战胜国事先瓜分了战败国，保证阿根廷获得整个密西昂奈斯和广袤的查科地区，巴西吞并其边境以西的一大片土地。而乌拉圭这个由两个大国操纵的傀儡政府，一寸土地也没得到。米特雷宣布三个月内夺取亚松森，但是战争持续了五个年头。这是一场沿逐段守卫巴拉圭河的堡垒进行的屠杀。“可耻的独裁者”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英勇地体现了全民族要求生存的意志；半个世纪以来未曾受战争蹂躏的巴拉圭人民与他共患难。男女老少英勇参战，勇猛如狮。被俘的伤员自己扯掉绷带，以免敌人强迫他们去攻打同胞。
1870年，洛佩斯率领一支幽灵部队进入密林，部队由老人和孩子组成，孩子们戴着假胡须以迷惑远处的敌人。因为不知是真是假的背叛，洛佩斯枪杀了自己的兄弟和一位主教，他俩参加了这支走向死亡的部队。当巴拉圭总统在科拉密林深处被子弹和长矛杀害的时候，他只来得及说这样一句话：“我与我的祖国同亡！”是的，巴拉圭随他而灭亡。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洗劫了已成废墟的亚松森。侵略者声称是来拯救巴拉圭人民，实际上是在消灭巴拉圭人民。战争伊始，巴拉圭人口略少于阿根廷。到1870年，只幸存二十五万人，不足原人口的六分之一。这就是文明的胜利。因战争巨额开支而破产的战胜国，落入资助它们进行战争冒险的英国银行家之手。然而，佩德罗二世奴隶制帝国部队的兵员是奴隶和犯人，他得到六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众多劳动力，因为许多巴拉圭战俘作为奴隶被送到圣保罗咖啡种植园劳动。阿根廷的米特雷总统曾消灭国内主张联邦制的所有首领，这场战争后，阿根廷占据了巴拉圭九万四千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得到其他战利品，米特雷总统本人曾写道：“我们将按商定的办法瓜分战俘和其他战利品。”在乌拉圭，继承阿蒂加斯事业的人，有的去世了，有的被打败了，由寡头集团当政。作为小伙伴参战的乌拉圭，没得到什么犒劳。一些被派往参加对巴拉圭作战的乌拉圭士兵是被绑着双手登上战船的。三国财政破产，这加深了它们对英国的依赖性。巴拉圭大屠杀给三国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巴西完成了英帝国自英国人将葡萄牙王室迁至里约热内卢时交给它的使命。19世纪初，坎宁给英国大使斯特兰福特（Strangford）勋爵的指令十分明确：“使巴西成为英国向整个南美洲销售产品的贸易中心。”发动战争前不久，阿根廷总统为国内新修建的一条英国铁路剪彩并发表情绪激昂的讲话，他说道：“是什么力量推动这一进程？先生们，是英国资本！” 巴拉圭被打败后，不仅人口消失了，关税、冶炼炉、对自由贸易不开放的河流、独立自主的经济和大片领土也随之丧失。 战胜国在因掠夺而缩小的战败国内实行自由贸易，建立大庄园。一切都被抢光，一切都被卖光：土地、森林、矿藏、茶园、校舍等等。随后，在外国占领军的扶植下，一个又一个傀儡政府在亚松森先后登场。战争刚结束，巴拉圭历史上第一笔外国贷款即降临到烟雾弥漫的废墟上，当然，这是一笔英国贷款。贷款总额标明为一百万英镑，但巴拉圭拿到手的远远不足总额的一半。以后几年，英国继续投资，使巴拉圭欠债高达三百多万英镑。1842年，鸦片战争以签署南京自由贸易条约而告结束，这一条约赋予英国商人将毒品任意运进中国境内的权利。战败后巴拉圭也保证允许自由贸易。不再种棉花。曼彻斯特摧毁了巴拉圭的纺织业。从此，巴拉圭的民族工业再也没能复苏。
今日统治巴拉圭的红党（Partido Colorado）随意用英雄们的事迹来营私牟利，但是，有二十二名曾背叛索拉诺·洛佩斯将军的叛徒在红党的建党文件上签名。他们是为巴西占领军效力的“军团士兵”。十五年来将巴拉圭变成一座大集中营的独裁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曾在巴西学习军事专业。他回国时，巴西将军给予他高分和美誉：“前途无量……”在其统治期间，斯特罗斯纳为巴西及其美国主子的利益效力，清除了近几十年来在巴拉圭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和阿根廷势力。从1870年起，为了吞并而“解放”巴拉圭的巴西和阿根廷，轮流掠夺战败国，但是它们也同样遭受每个时期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巴拉圭则同时遭到帝国主义和次帝国主义的欺凌。过去，英帝国是附属国链条中最大的一环。现在，美国知道位于南美洲中心的巴拉圭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把无数顾问派往巴拉圭，在那里训练和指导武装力量，制定经济计划，为所欲为地改造大学，为巴拉圭发明民主的新政治模式并用提供高价贷款酬答当局殷勤的服务。
巴拉圭又是殖民地的殖民地。斯特罗斯纳政府以土地改革为借口，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废除禁止将陆地边境地区的土地卖给外国人的法令。今天，国家的土地甚至也已落入巴西咖啡庄园主的手中。侵略的浪潮在与说葡萄牙语的地主为伍的总统的默许下越过巴拉那河。我手持印有被战胜的索拉诺·洛佩斯将军头像的钞票来到巴拉圭东北部游离不定的边境，发现那儿只能使用印有得胜皇帝佩德罗二世肖像的钞票。一个世纪以后，三国联盟战争的结果导致了严酷的现实。巴西卫兵要求巴拉圭公民在巴拉圭旅行时出示护照。在巴拉圭，国旗和教堂都是巴西的。巴西在陆地上的掠夺还包括夺走全拉美能量最大、目前葡萄牙语名为“七个飞瀑”的瓜伊拉瀑布（Salto del Guairá）以及伊泰普（Itaipú）地区。巴西将在此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次帝国主义或二等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1965年当约翰逊总统决定血洗多米尼加时，斯特罗斯纳派巴拉圭士兵前往配合行动。这支部队被命名为“索拉诺·洛佩斯将军营”。真是阴险的玩笑！巴拉圭士兵由一位巴西将军指挥，背叛的荣誉归巴西：指挥参与大屠杀的拉丁美洲混合部队是巴西的帕纳斯科·阿尔宾（Panasco Alvim）将军。还可举出其他类似的例子。巴拉圭在其领土上划出一块石油租借地给巴西，而在巴西，燃料和石油化工产品的经营权在美国人手中。巴西文化处控制着巴拉圭大学的哲学和教育系，而目前巴西的各所大学是由美国人控制的。巴拉圭军队的参谋部不仅接受五角大楼军事专家的指导，而且接受如应声虫似的与五角大楼相呼应的巴西将军们的指导。巴西工业产品通过公开的走私渠道，占领了巴拉圭市场。可是近几年来，在非国有化的冲击下，圣保罗生产这些产品的许多工厂，都归跨国公司所有。
斯特罗斯纳自认为是洛佩斯家族的继承人。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拿一个世纪以前的巴拉圭同今日的巴拉圭相比较吗？今日的巴拉圭已成为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走私中心，是腐败制度化了的王国。在一次政治集会上，执政党在欢呼声和掌声中口口声声同时为两个时期的巴拉圭辩护，会场上一个年纪轻轻的小贩，胸前挂着托盘，在卖走私香烟：热诚的听众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箭牌、万宝路牌、骆驼牌和本森·赫奇斯牌香烟。在亚松森，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不喝巴拉圭蔗酒，而喝巴兰坦威士忌酒。在大街上，人们可以看到美国或欧洲生产的最新式、最豪华的轿车，这些轿车是通过走私或预先缴付少得可怜的税款弄进国内来的，也可以看到慢悠悠往市场运送农产品的牛车。耕地用木犁，出租车是因帕拉斯—70型的老车。斯特罗斯纳说走私是“和平的代价”，也就是说，只要将军们可以中饱私囊，他们就不会搞阴谋。当然，工业还没有发展就濒临死亡。巴拉圭政府自己甚至不履行公共部门要优先购买国货的命令。政府唯一引以为自豪和可炫耀的具体成就是自1966年底建成的可口可乐、水果汁和百事可乐工厂，这些工厂是美国为巴拉圭人民的进步做出的贡献。
巴拉圭政府表示，只有“当私人不感兴趣的时候”
，政府才会直接参与创建企业。中央银行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开放货币兑换市场，取消对贸易和外汇买卖的限制”。由工商部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提醒投资者，巴拉圭“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对外国企业，免征税和海关税，“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纽约国民城市银行亚松森分行开办一年后即完全收回了建分行的投资。掌握巴拉圭国内储蓄的外国银行提供的贷款加深了巴拉圭在经济上的畸形，进一步威胁到巴拉圭的主权。在巴拉圭农村，1.5％的地主拥有90％的耕地，而种植面积不足全国总面积的2％。官方在卡瓜苏（Caaguazú）三角地带的垦殖计划给饥饿的农民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更多的坟墓。
三国联盟依然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
生产过大炮以抵御侵略的伊比库伊铸造厂的高炉，曾一座座耸立在现今被称之为“米纳奎”的地方。在瓜拉尼语里，“米纳奎（Mina-cué）”意即“以前的矿山（Fue mina）”。那儿，在沼泽和蚊虫中，紧靠着一堵倒坍的围墙，还能看到一个世纪前被侵略者炸毁的烟囱的底座，可以看到被毁的设备已生满铁锈。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生活在这一地区，他们甚至不知道是哪一场战争摧毁了这一切。他们说，有时晚上可以听到机器的声音、锤子的敲击声、大炮轰鸣声和士兵的吼叫声。
路易十八时代，法国外交部长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子爵满心不快地写道：“在独立之际，西班牙殖民地摇身变成了某种英国殖民地。”
他这样写，也许有其充分的依据。他列举出一些数字，自1822年至1826年间，英国向获得独立的西班牙殖民地提供了十笔贷款，贷款总额标明为两千一百万英镑，然而，扣除利息和中间经纪人代理费之后，到达美洲大陆的实际贷款额只有七百万英镑。与此同时，为了开发拉丁美洲矿藏、农业等自然资源，及在拉美创建公用事业企业，伦敦成立了四十余家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如雨后春笋在英国大地破土而出，仅1836年一年，英国就新开设了四十八家银行。19世纪中叶，英国铁路在巴拿马出现，1868年，由一家英国企业承建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在巴西雷西费市竣工，与此同时，英国银行直接向拉美国家政府提供财政资助。
拉丁美洲国家的公债券在英国金融市场上流通活跃，价格时上时下。公用事业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新诞生的国家被军费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它们还面临对外支付手段不足的挑战。自由贸易意味着大量增加进口，特别是增加奢侈品进口。为使一小部分人能够过上时髦的生活，拉美各国政府举借贷款，为了还债又不得不举借新贷款。拉美国家就是这样预先把自己的未来抵押出去，出让经济自由和政治主权。除被毁灭的巴拉圭以外，整个拉丁美洲都经历了并继续经历着相同的进程，尽管今日的贷款人和贷款机构已与昔日不同。外来经援如同吸吗啡一般，变得必不可少。恶劣的贸易条件也不是我们今日特有的现象。据塞尔索·富尔塔多称
，1821年至1830年和1841年至1850年期间，巴西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近一半，而外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却稳定不变。拉丁美洲脆弱的经济靠借贷款来弥补价格下跌所造成的损失。
施内尔波写道：“这些年轻国家的财政不稳定，必须依靠会造成货币贬值的通货膨胀和沉重的贷款。这些共和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它们负债的历史，它们欠富有吸收能力的欧洲金融界的债。”
总之，破产、停止支付和焦急地重新安排外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英镑如流水一般从手指缝中流走。182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从巴林兄弟银行借了一百万英镑的贷款，但实际上只得到五十七万英镑，而且并非如合同规定的那样用黄金作为贷款，而是书面贷款。这家银行向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商人寄去付款通知单，但是这些商人没有把黄金交给阿根廷，因为他们的使命恰恰是将所见到的贵重金属全部弄回伦敦。就这样，收下的是汇票，到还债时，就要用闪闪发光的黄金来清付。直到20世纪初，阿根廷才付清这笔因多次重新安排外债而膨胀到四百万英镑的债务。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以其全部收入及全部公有土地作为贷款的抵押。在阿根廷举借外债的时代，财政部长说道：“我们不具备对外国商人，特别是对英国商人采取对抗措施的条件，由于我们欠这个国家巨额债务，一旦关系破裂就可能造成大灾难……”由此可见，利用债务作为讹诈工具并非是美国新近的一种发明。
投机交易使自由国家失去自由。19世纪中叶，巴西每年支付的外债本息几乎占国家预算的40％，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铁路作为同样重要的物件，铸造起依赖的铁笼。在资本主义垄断时代，铁路将帝国主义的影响扩展到殖民经济的大后方。
许多贷款用于资助修建铁路，以便外运矿产品和食品。铁路线并未构成一个旨在将内地相互连接起来的交通网，而是将生产中心与港口衔接起来。铁路线的布局好比张开五指的手掌，这样一来，一贯被敬为进步先锋的铁路，实际上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英国还使用其他办法，特别是制定为英国霸权服务的价格政策。例如，阿根廷内地加工产品的运费远比未加工产品的运费贵。铁路运费尤如厄运从天而降，也就是说，烟草产区不能生产香烟，羊毛产区不能生产毛纺品，林区不能加工木材。
阿根廷铁路也确实促进过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林木业的发展。此地的一位作家在谈及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时说道：“多么希望圣地亚哥从未生长过一棵树。”
铁路用木材作枕木，以木炭为燃料；因铁路需要而兴建起来的木材工场，分解了农村的居民点；当它路经草原和森林时，摧毁了农业和牧业，使圣地亚哥几代人沦为森林的奴隶，把这一带变为荒无人烟之地。大批居民的迁徙迄今尚未停止，今日的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是阿根廷最贫穷的省份之一。铁路用石油为燃料使这一地区陷入深重的危机。
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危地马拉、墨西哥和乌拉圭修建第一条铁路的并非英国资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巴拉圭的第一条铁路也不是用英国资本修建的，但是，巴拉圭政府雇用欧洲技术人员修建的铁路在战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其他国家的铁路和火车命运完全相同，占有者没有拿出一分钱作为新投资。更有甚者，国家所关心的是以合同的形式保证铁路企业最低限度的收益，以避免发生使这些企业感到不快的意外。
几十年以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铁路不再赢利，使用率已相对降低，到此时，铁路才归国家经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从英国人手里买下破旧不堪的铁路线，这样，铁路企业的亏损就由国家来承担。
在铁路兴旺时代，除了占有铁路线本身和有权修建新支线外，英国铁路公司还常常得到铁路线两侧大片的租让地。这些土地成为铁路公司绝妙的附加生意。1911年赠予巴西铁路公司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礼物使无数茅屋被烧毁，居住在租让地内的农民被驱赶或横遭杀害。这正是点燃巴西争议暴乱
的导火索，这场暴乱是整个巴西历史上人民怒火最旺的篇章之一。
1865年，当三国联盟宣布即将摧毁巴拉圭时，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ox）庆祝罗伯特·李（Robert Lee）将军投降。南北战争以北方工业中心战胜南方的棉花、烟草种植者而告终。前者是十足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后者主张自由贸易。
在决定拉丁美洲殖民地命运的战争爆发的同时，使美国得以巩固其世界强国地位的战争结束了。
不久，成为美国总统的格兰特断言：“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笃信贸易保护主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因此获得满意的结果。毫无疑问，英国现在的实力归功于这一制度。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感到接受自由贸易较为适宜，因为它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已不能再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很好，那么，先生们，我了解自己的国家，因此，我确信，两百年以后，当美洲从贸易保护主义中得到保护主义所能够提供的一切好处之后，它也将接受自由贸易。”
两个半世纪以前，年轻的英国资本主义向北美殖民地输送人员、资本、生活方式、雄心和计划。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成为调节欧洲多余人口的阀门，迅即克服殖民地本身地上及地下资源贫乏造成的障碍，早早地产生了 宗主国允许其较顺利发展的工业化意识。 1631年，刚到波士顿不久的移民，使一艘自行建造的载重量为三十吨的单桅帆船“海湾赐福”号下海。从此，造船工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森林中数量众多的白栎木是做船底和船架的好材料，船甲板、第一斜桅和中桅用松木做成。马萨诸塞州为用来加工粗细绳索的大麻生产提供补贴，并鼓励本地生产帆布和船帆。繁荣的造船厂遍布波士顿南北沿海。各殖民地政府向各种制造业提供补贴和奖励。各地采取措施鼓励种植亚麻和生产羊毛，这是粗纺织品的原料，虽然纺出来的物品不十分考究，但很结实，而且 是国货 。1643年修建第一座开发林恩（Lyn）铁矿石的炼铁炉。不久，马萨诸塞便向全州供应铁。由于对纺织业的鼓励似乎不够充分，马萨诸塞这个殖民地便采取了强制性措施，于1655年颁布一项法令，规定每个家庭至少要有一名能进行连续和紧张工作的纺织工，否则予以重罚。在同一时期，弗吉尼亚（Virginia）的每一个伯爵领地，必须挑选一些儿童教他们纺织技术。同时，禁止出口皮革，以便在国内将皮革加工成皮靴、皮带和马鞍。
柯克兰说过：“殖民地工业要克服的不利因素，绝不是英国殖民政策所造成的。”
由于交通不便，英国的禁令在三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几乎完全失效。距离远还助长了自给自足的倾向。北方的殖民地既不向英国运送黄金和白银，也不运送食糖，相反，它们在消费方面的需求造成必须用某种方式加以抵制超量进口。与宗主国的海上贸易往来并不密切，因此，要生存就必须发展地方制造业。18世纪，英国很少关心其北美洲殖民地，它不阻止宗主国最先进的技术向殖民地工厂转移，这实际上否定了殖民协定明文规定的各项禁令。
但是，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些殖民地能向欧洲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提供其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又能从海外进口最精致、最昂贵的产品，充分满足其统治阶级奢侈的消费。在拉丁美洲，唯一能发展的是面向出口的生产。这种情况在以后的世纪里依然如此，即，矿业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从不相符，商人与新大陆之间的联系并未超过同购买其金属和食品或向其出售工业品的外国市场的联系。
美国宣布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与巴西相仿。与西班牙一样极不发达的宗主国葡萄牙，将它的不发达输往殖民地。巴西经济已变成为英国谋取利益的工具，在整个18世纪，巴西向英国提供其所需要的黄金。这个殖民地的阶级结构反映了这种供应国的机能。与美国不同，巴西统治阶级不是由国内的农场主、有作为的工厂老板和商人组成。两国统治阶级思想的主要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凯鲁（Cairú）子爵十分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区别。
在英国，两人都曾是亚当·斯密的学生。然而，当汉密尔顿成为工业化的卫士、提供国家鼓励和保护民族工业时，凯鲁却笃信自由贸易看不见的魔力，主张自由生产、自由流通与自由销售。
当18世纪行将结束之时，美国已拥有完全由国产船只组成的世界第二大商船队，纺织厂和钢铁厂也在蓬勃发展。时隔不久，机器制造工业随之诞生：工厂不需要花钱从国外购买它们的资本货物。乘“五月花”（Mayflower）号而来的热诚的清教徒在新英格兰的田野上奠定了一个国家的基础。沿着深水海湾和广阔滩涂，工业资产阶级一天天壮大起来。正如我们在别的章节所读到的，包括出售非洲奴隶在内的与安的列斯群岛之间的贸易往来，在这方面起到主要作用。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得到最热情的民族主义的鼓励，那么，美国的功绩也就无从谈起。乔治·华盛顿在其卸职报告中说道，美国应该走一条独立的道路。
爱默生（Emerson）于1837年宣称：“长期以来，我们聆听的是欧洲女神高雅的教诲。今后，我们将用自己的双脚走路，用自己的双手干活，按照自己的信条讲话。”
国库扩大了国内市场的规模。国家铺设公路和铁路，建设桥梁，开沟挖渠。
19世纪中叶，宾夕法尼亚州政府除了管理它在公共企业的一亿美元投资外，还参与经营一百五十多家合资企业。掠夺墨西哥一半以上国土的军事征服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的进步。政府不仅仅通过投资和旨在扩张的军费开支参与发展，在北方，它还开始认真实行关税保护主义。与此相反，南方的地主是自由贸易主义者。棉花产量每十年翻一番，它为全国提供大笔的贸易收入，并向马萨诸塞州现代化的纺织厂提供生产原料，但是，它特别依赖欧洲市场。像拉美那样，南方上层社会主要同国际市场有联系，欧洲纺纱厂80％的棉花由美国南方的奴隶种植。当北方除实现工业保护主义外还废除奴隶制时，南北矛盾导致了战争。北方和南方代表着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对国家命运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念。
20世纪战胜了19世纪。
战胜方的一位诗人大声欢呼：
欢唱吧。自由的人们……
老朽的棉花大王已经死亡，葬身黄泉。
李将军失败之后，关税率具有神圣的意义。冲突期间为获得财源而提高的关税率在战后仍然有效，以便保护获胜一方的工业。1890年，国会通过了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麦金利税率（Tarifa McKinley）。1897年，丁利法案（Ley Dingley）再一次提高关税率。不久，面对具有危险竞争能力的美国工业品的泛滥，欧洲发达国家不得不筑起关税壁垒。“托拉斯”一词于1882年首次问世，石油、钢铁、食品、铁路和烟草都掌握在飞速发展的垄断集团手中。
在南北战争之前，格兰特将军曾参与对墨西哥的掠夺。战后，他成为具有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总统。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家。北方工业主导着历史的进程，当北方工业集团掌握政权之后，便从国家的角度去关心自己的主要利益。农业区界线以牺牲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利益为代价，向西、向南推移。但在推移过程中不是发展庄园制，而是在新开拓的地区撒下小业主的种子。这块福地不仅仅吸引了欧洲农民，各种行业的手工艺者和机械、冶金、钢铁行业的技术工人也纷纷从欧洲赶来，为美国庞大的工业化计划效劳。到19世纪末，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工业强国。内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工厂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七倍。美国煤产量已和英国煤产量相当，钢铁产量是英国的两倍，铁路总长度则是英国的九倍。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开始易地。
同英国一样，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也输出自由汇兑、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理论，但这种理论是 针对他人 而言。为了否定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民族工业的权利，削弱政府在这些国家中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运而生。人们把私人经营看作万应灵药。然而，美国将不会放弃迄今仍很严格的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注意聆听自己历史的呼声。在北方，从未本末倒置。
[1] 起义军“像旋风那样，在露天产生，也像旋风那样冲击、怒吼和破坏，突然它停止了并像旋风那样消失”。达尔多·德·拉·维加·迪亚斯（Dardo de la Vega Díaz）：《英勇的里奥哈》（La Rioja heroica），门多萨，1955年。
曾当过联邦军士兵的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在《马丁·菲耶罗》（Martín Fierro）这本阿根廷最大众化的书中，歌颂了被赶出家园、受当局迫害的高乔人的不幸。他写道：
雄鹰有巢，
猛虎有森林，
狐狸有洞穴，
反复无常的命运，
只有高乔人在流浪，
命运将把他带到何方。
因为
给他的是牢房，
给他的是镣铐。
他没有道理，
尽管理由足够。
穷人的道理，
敲不响的木钟。
豪尔赫·阿贝拉尔多·拉莫斯（Jorge Abelardo Ramos）指出（见《阿根廷的革命和反革命》［Revolución y contrarrevolución en la Argenti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年），在《马丁·菲耶罗》一书中有两个真实的姓名，即安乔雷纳（Anchorena）和盖恩萨（Gainza）。这两姓代表了曾消灭拿起武器的本地人的寡头集团。如今，这两姓结合在一起，成为《新闻报》（La Prensa）的所有者。
里卡多·吉拉尔德斯（Ricardo Güiraldes）在《唐塞贡多·桑布拉》（Don Segundo Sombra）一书中（布宜诺斯艾利斯，1939年）描述了马丁·菲耶罗的对立面，即顺服的高乔人。他天天劳动，向主人献媚，喜欢唱怀乡的民歌，值得同情。
[2] 面对登上欧洲历史舞台的新势力，被称作“教宗黑色卫士”（guardia negra del Papa）的耶稣会那些狂热的僧侣们起来捍卫中世纪的秩序。但在讲西班牙语的美洲，耶稣会的活动具有进步色彩。他们到此地区是为了以忘我精神和禁欲主义为榜样净化天主教教会，因为在征服美洲后，教会有了自己支配的财产，它便无止境地享受和消遣。巴拉圭的耶稣会成绩最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努力（1603—1768），实现了该会创始人的目标。耶稣会靠音乐吸引了瓜拉尼族的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原先逃到森林去寻求保护，不参加村落领主和地主们的开发进程。这样，有十五万瓜拉尼人又恢复了他们原先的原始公社组织、自己的艺术以及各种行业的技能。在耶稣会的传教区里没有大庄园，种地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大家关心的事业和购买必要的、属于集体所有的劳动工具。印第安人的生活组织得非常明智，在车间和学校里培养了音乐家和手工业者、农民、纺织工人、演员、画家、建筑师等。那儿没有货币，禁止商人进入教区。如想做生意就必须在距教区一定距离的旅馆进行。
王室终于屈服于土生土长的村落领主，把耶稣会成员赶出美洲。地主和奴隶主开始追捕印第安人，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教区的大树上。在巴西的奴隶市场上，整个村子的人都被作为奴隶出卖。许多印第安人又回到森林中去找庇护所。耶稣会的图书成为炉中之燃料，或者用来制作炮竹。豪尔赫·阿维拉多·拉莫斯：《拉丁美洲民族的历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