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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员在月亮表层第一次留下人类的足迹。1969年7月，伟绩的创建者维尔纳·冯·布劳恩（Werner von Braun）向新闻界宣布，美国准备建立一个有近期目标的遥远的太空空间站，他宣布：“从这个绝妙的观察台，我们可以探查到地球上的任何财富：鲜为人知的油田、铜矿、锌矿……”
石油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燃料，美国七分之一的石油消费靠进口。屠杀越南人需要子弹，子弹又需要铜：美国所需的铜有五分之一靠从国外购买。锌矿不足的问题愈发令人不安，近一半来自国外。没有铝就不能制造飞机，没有铝土矿就没有铝，而美国几乎没有铝土矿。明尼苏达矿藏无法向美国大型钢铁企业——匹兹堡、克利夫兰、底特律——提供足量的铁矿，因为它正在逐渐枯竭。美国本土也没有锰矿，支撑美国经济所需的铁有三分之一靠进口，锰全部靠进口。美国地下资源里没有生产喷气发动机的镍和铬。生产特种钢需要的钨，四分之一依靠进口。
由于美国在这方面对国外的依赖越来越大，美国资本家在拉美的利益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就日趋一致。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国内稳定，同它在布拉沃河以南的投资有密切联系。这些投资近一半都用于开采石油和开发矿藏，因为它们“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对美国经济都必不可少”
。美国商会国际董事会董事长明确表示：“在历史上，美国向外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开发自然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很明显，这类投资的诱惑力越来越大。随着人口的膨胀和生活水准的提高，我们对原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我们本国的资源却在萎缩……”
政府、大学和大公司的科研机构，发明和发现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但是，任何新技术都还没有找到办法不用大自然提供、也只有大自然才能提供的基本材料。
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工业发展提出的挑战，美国地下资源的应战能力越来越弱。
在巴西，帕拉贝巴（Paraopeba）谷地丰富的铁矿藏，导致雅尼奥·夸德罗斯（Janio Quadros）和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两个总统的垮台。后来，在1964年夺取政权的卡斯特洛·布兰科（Castelo Branco）元帅把铁矿藏拱手让给汉纳矿业公司。在此之前若干年，美国大使的老朋友埃奥里科·杜特拉总统（Eurico Dutra，1946—1951年在任），把阿马帕州（Amapá）蕴藏量为四千万吨的锰矿——世界上蕴藏量最大的锰矿——交给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条件是锰矿出口收入的4％归巴西国家所有。从那以来，伯利恒钢铁公司逐步把这座矿山搬到美国，干劲之大足以使人担忧十五年后巴西将没有足量的锰矿供应本国的钢铁工业。此外，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投资开矿的每一百美元中，有八十八美元是巴西政府殷勤提供的，即以“开发该地区”为名的免税。丧失米纳斯吉拉斯的黄金的教训显然没有起任何作用。诗人曼努埃尔·班迪耶拉（Manuel Bandeira）写道：“白色的金子／黑色的金子／腐烂的金子。”巴西今天仍然无偿把发展本国的自然资源交给别人。
1964年，玻利维亚独裁者雷内·巴里恩托斯（René Barrientos）上台。他多次屠杀矿工，把马蒂尔德矿山（mina Matilde）开采权让给菲利普兄弟公司。这个矿山有铅矿、银矿以及丰富的锌矿，锌矿品位是美国锌矿的十二倍。菲利普兄弟公司获准把锌矿石运往该公司在国外的冶炼厂提炼，只需向玻政府交付锌矿出售价格的1.5％即可。
在秘鲁，1968年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Fernando Belaúnde Terry）总统屈尊同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签署了一项协定，但协定的第十一页神秘丢失；于是，贝拉科斯·阿尔瓦拉多（Velasco Alvarado）将军推翻特里总统，夺取政权，把美孚公司的油井和炼油厂全部收归国有。可以说，委内瑞拉是美孚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的大油田，美国在拉美的最大军事基地就设在该国。阿根廷走马灯似的政变，都是在每次油田拍卖招标前后发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左派力量获得大选胜利之前，五角大楼向智利提供的不成比例的军事援助绝非与铜矿毫不相干；1965至1969年间，美国的铜储量下降60％多。1964年，切·格瓦拉在哈瓦那的办公室告诉我，巴蒂斯塔的古巴不仅仅有蔗糖。他认为，古巴丰富的镍、锰矿藏，最能说明帝国主义为什么对古巴革命怀有刻骨仇恨。在那次谈话以后，美国的镍储量下降三分之一。古巴把美国镍铬矿业公司收归国有；约翰逊（Johnson）总统威胁法国的冶金企业，如果购买古巴镍矿，就查封它们发往美国的货物。
矿产同圭亚那（Guayana）社会主义者切迪·贾根（Cheddi Jagan）政府的垮台也有很多牵连。1964年年末，切迪·贾根在当时英属圭亚那获得多数选票。今天的圭亚那的铝土矿生产占世界第四位，在拉美锰生产国中也居第三位。中央情报局对贾根的垮台起了决定性作用。阿诺德·赞德（Arnold Zander）是那次为否认贾根的选举胜利而罢工的最高领导人。他在事后公开承认，他的工会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个基金会提供的大量美元。
圭亚那新政权保证美国铝矿业公司在圭亚那不会有危险，也就是说，公司不必惊慌失措，可以继续开采铝土矿，并仍按1938年的价格购进，尽管1938年后铝价已经翻了几番。
铝矿买卖不再有危险。阿肯色州的铝土矿价格是圭亚那的两倍。美国本土的铝土矿虽然很少，但它使用别人的廉价原料生产的铝却占世界铝总产量的几乎一半。
对美国军事实力有重要价值的战略性矿产大部分都要依靠国外。对此，马格多夫说道：“今天，喷气发动机、煤气轮机和核反应堆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对只能在国外获得的原料的需求。”
为了维持其核军事实力，美国迫切需要必不可少的战略性矿产，这种需要同美国在巴西亚马孙地区大量购买土地一事有明显联系。美国通常采用欺诈手段购买这些土地。1960年代，众多美国公司在职业冒险家和走私分子的带领下，疯狂涌向这片巨大的热带雨林。在此之前，根据1964年签订的协定，美国空军的飞机飞越并拍摄了整个地区。这些飞机使用闪烁计数器，通过发射不同强度的光波来勘察放射性矿床；使用电子地磁仪，通过x光探测有色金属矿富矿层；还使用可以发现和测量铁矿的地磁仪。全面勘测隐藏在亚马孙地区的财富的有关资料和照片，都被送到与之有利益关系的私人企业手中。勘测工作应归功于美国政府地质测绘所提供的良好服务。
在这片幅员广阔的地区，已经查明的矿藏有金、银、金刚石、石膏石、赤铁矿、磁铁矿、钽、钛、钍、铀、石英、铜、锰、铅、硫酸盐、钾盐、铁矾土、锌、锆、铬和汞。从马托格罗索州的原始热带雨林到戈亚斯州（Goiás）南部的莽莽平原，空间如此之开阔，以至《时代》杂志拉美版1967年最后一期信口胡言，说可以同时看见光辉灿烂的太阳和六种不同的暴风雨闪电。美国政府提供免税和其他诱人的条件，以吸引人来开垦这个奇妙的原始世界的处女地。据《时代》杂志称，1967年前，外国资本家以每英亩七美分的价格买下一大片土地，面积超过康涅狄格州、罗德岛、特拉华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之和。巴西政府的亚马孙开发署主任常说：“我们应该为外国投资敞开大门，因为我们需要的比我们能够得到的要多。”为了给美国飞机的航空摄影勘测辩护，巴西政府事先就宣布缺乏资金。这在拉美是正常现象：
总是以资金贫乏为名行出卖资源之实。
巴西国会进行了一次相关调查，最终提出一份长篇报告。
报告列举了两千万公顷的土地被出售或强占的事实。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据调查委员会的看法，它简直“呈条带状态，把亚马孙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调查报告把“秘密开发有很高价值的矿产”列为美国极力要在巴西境内开辟一条
新边境
的主要原因之一。报告收集了陆军部办公室的证词，强调“美国政府希望能控制大片土地以备今后使用，或开发矿产，特别是放射性矿物，或作为定向殖民的基础”。国家安全委员会断言：“外国人已经占有的或正在占有的地区，正是由外国人对当地巴西妇女做绝育手术的地区，这不能不令人怀疑。”的确，据《晨邮报》报道：“以美国新教为主的二十多个外国传教士团正在占领亚马孙地区，定点于蕴藏着富饶的放射性矿、黄金和金刚石的地方……他们大批分发各种避孕工具，如避孕环等，教变成天主教徒的印第安人英语……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四周有武装人员警戒，任何人不得入内。”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地球上所有适于人居住的荒无人烟的地区中，亚马孙地区是面积最大的。在这空旷无人的大片地区
控制生育
，就是为了避免同寥寥无几的巴西人进行人口竞赛，而这些人一直在这片雨林或无际的旷野的遥远角落里生活和繁衍后代。
里奥格兰迪诺·克鲁埃尔（Riograndino Kruel）将军在国会调查委员会面前肯定，“含钍和铀的原料走私量达到一百万吨的天文数字”。在此之前，即1966年9月，任联邦警察局长的克鲁埃尔揭露了美国一领事对公开审理四名美国公民一案进行的“不适当的和有步骤的干涉”。这四名美国人被指控为走私巴西的原子能矿物原料。克鲁埃尔认为，他们私带四十吨放射性矿物，足以给他们定刑。没多久，四名走私犯中的三人神秘地逃离巴西。虽然矿物走私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情况日益严重。仅未经加工的金刚石秘密外运一项，巴西每年就要损失一亿多美元。
实际上，走私只在一定程度上才是非干不可的，因为合法的租让权就能使巴西最宝贵的自然财富轻而易举地被攫取。这类事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一例。位于阿拉萨（Araxá）的世界最大的铌矿，就属于纽约铌矿公司的一个子公司。从铌矿中可提取几种金属。这些金属有很强的耐热性，可以用来制造核反应堆，火箭和宇宙飞船，卫星或喷气式飞机。该公司在开采铌矿的同时，也顺带采掘大量钽、钍、铀、烧绿石以及其他高品位的稀土矿。
硝石的兴衰史雄辩地证明，拉美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时来运转只是过眼烟云， 福星的照耀总是转瞬即逝，灾难的阴云却总是凝聚不散。
19世纪中叶，马尔萨斯不祥的预言在旧大陆上空徘徊。那时，欧洲人口急剧增长，而土地的肥力业已耗尽，不进行土壤改良，粮食生产就不可能以同等的比例增长。英国人通过化验，发现海鸟粪具有肥料的性能。从1840年起，秘鲁沿海的海鸟粪就开始大规模出口。秘鲁近海的水域中有大量鱼类，那些靠鱼类为生的鲣鸟和海鸥从远古时代起就栖身于沿海大大小小的岛屿上，在那里留下的粪便堆积成山。这些粪便含有丰富的氮、氨、磷酸盐和盐碱。由于秘鲁沿海地区终年无雨，这些海鸟粪的质量没有丝毫变化。
然而，海鸟粪打入国际市场后不久，农业化学家就发现，硝石含的养分更为丰富，到1850年，用硝石当肥料的做法在欧洲农村已十分普遍。旧大陆因水土流失，地力早已耗尽，施了肥的麦田贪婪地从硝石中汲取硝酸钠养分。这些硝石最初由秘鲁塔拉帕卡大区（Tarapacá）的硝石矿供应，后来又由玻利维亚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的硝石矿供应。
硝石和海鸟粪就蕴藏在太平洋的海岸，“对寻找它们的船只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
，欧洲饥荒的幽灵就这样被赶走了。
利马寡头集团的骄奢淫逸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依然故我，无所顾忌地中饱私囊，在用意大利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宫殿和陵墓中积累着象征他们权力的财富。这些宫殿和陵墓就矗立在首都的一片沙地上。过去，利马的大家族靠着波托西的银子发迹，现在，他们又靠鸟的粪便和硝石场里那些白得耀眼的石块为生。秘鲁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国家，实际上英国早已取代了西班牙的角色。马里亚特吉在一篇论文中写道：“秘鲁觉得自己很富有，政府在使用贷款时不是量入为出，而是在生活上挥霍无度，把秘鲁的前途整个抵押给了英国的金融机构。”据罗梅罗统计，到1868年，政府的开支和债务已远远超过进口的收入。秘鲁用未开采的海鸟粪作英国贷款的押金，而欧洲又在海鸟粪价格上玩弄花招。海鸟粪出口商掠夺式的经营方式给秘鲁带来了灾难，几千年来在海岛上自然堆积起来的海鸟粪，只几年的工夫就贱卖殆尽。据贝穆德斯书中记载，与此同时，在硝石产区，工人只能勉强维持生存，“他们全家人住一间破旧的房屋，房子只比人略高一点，墙壁是用石块和石子泥巴土坯砌起来的”。
玻利维亚安托法加斯塔省没过多久也开采起硝石来，但是，这个生意不是玻利维亚做的，而是秘鲁做的。其实，更准确地说，经营权是属于智利的。当玻利维亚政府试图向其领土上的硝石矿征税时，智利军队派出几营的兵力占领安托法加斯塔省，并从此驻扎。在此之前，安托法加斯塔省的这片沙漠地带一直在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这三个具有潜在冲突的国家之间充当着缓冲区的角色，然而硝石却在那里引起战争。这场太平洋战争于1879年爆发，1883年才结束。智利军队在1879年已占领秘鲁产硝地区的帕蒂约斯港（Patillos）、伊基克港（Iquique）、比萨瓜港（Pisagua）和胡宁港（Junín），最后又胜利进驻利马，进驻的第二天卡亚俄（Callao）要塞就投降了。秘鲁失败后，大片领土被侵占，大量财富遭掠夺，民族经济失掉两大资源，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货币贬值，国外贷款对秘鲁关上了大门。
但是，正如马里亚特吉所指出的，经济虽然崩溃，过去的阴影并未因此而消失；殖民地经济虽然失去了生存的支柱，其结构却完整地保存下来。玻利维亚呢？它甚至没有发现自己在战争中失去了什么，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铜矿丘基卡马塔矿（Mina de Chuquicamata）恰恰就在现属智利的安托法加斯塔省内。那么，战争的胜利者又得到了什么呢？
1880年，硝石和碘的收入占智利国家收入的5％。十年之后，仅被征服地区硝酸盐的出口收入就占到智利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一时期，英国在智利的投资增加两倍还要多，硝石产区变成了英国人的大工厂。
可他们把硝石矿搞到手花的钱并不多。秘鲁政府1875年征用这些硝石矿时付的是债券。五年之后由于爆发战争，债券价格跌至原来的十分之一。约翰·托马斯·诺斯和他的合伙人罗伯特·哈维这些胆大的冒险家就抓住了这一时机。他们趁智利人、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鏖战于疆场之机，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银行（Banco de Valparaíso）和其他银行痛痛快快借给他们的贷款买下硝石矿的债券。士兵们在为这些英国人打仗，但他们浑然不知。诺斯、哈维、英格利斯、詹姆斯、布什、罗伯逊和其他勤奋的企业家所付出的代价很快就被智利政府弥补上了。1881年，智利政府决定把硝石矿归还给其
合法的主人。
这时，硝石矿的债券已有一半握在巫师一般的英国投机商手里，他们没用一个便士就把这些硝石矿占为己有。
1890年代初，智利对英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从英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将近一半。智利在贸易上依赖英国的程度比当时的印度还要深。智利通过战争垄断了世界的硝石，但硝石之王还是约翰·托马斯·诺斯。硝石矿债券中有40％的利息都由他的一家名叫利物浦硝酸盐公司的企业支付。诺斯1866年在瓦尔帕莱索上岸时，他身上那件污秽不堪的旧西装口袋里只有十个英镑。可三十年后，他在伦敦自己那座豪华宅第里款待的都是亲王、公爵、名声显赫的政治家和大企业家一类的人物。诺斯给自己封了一个上校的头衔，还加入保守党和肯特的共济会教派，这是像他这样血统高贵的绅士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尔切斯特勋爵、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斯托克波尔侯爵等都赏脸来参加他举办的奢华舞会。舞会上他化装成亨利八世跳舞。
与此同时，在他那遥远的硝石王国里，智利工人星期天也不能休息，每天劳动长达十六小时。他们的工资用代金牌支付，而在企业开的杂货店里买东西时，代金牌的面值几乎只等于原价的一半。
拉米雷斯·涅科切阿写道，在1886到1890年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José Manuel Balmaceda）总统执政期间，智利政府推行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在巴尔马塞达的推动下，智利建立起一些新的工业部门，进行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设，改革教育，采取措施打破英国企业对塔拉帕卡大区铁路的垄断，并从德国借款。这是智利在整个19世纪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不是
从英国借款。1888年，巴尔马塞达宣布要把硝石产区收归国有，建立起智利自己的硝石开采企业，并拒绝把属于国家所有的硝石矿出售给英国人。三年之后，智利爆发内战，诺斯和他的同伙为反叛者提供了大量资助。
英国的战舰封锁了智利的海岸，伦敦的报纸对巴尔马塞达破口大骂，称他是“最残暴的独裁者”“嗜血成性的暴君”。巴尔马塞达被打败了，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英国大使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这里的英国人都不掩饰他们对巴尔马塞达失败所感到的喜悦之情。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巴尔马塞达得胜，英国的贸易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内战结束后，智利政府在公路、铁路、垦殖等公共工程以及教育方面的投资马上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英国企业的地盘却不断扩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智利三分之二的国民收入靠硝酸盐出口，不过，那时硝石开采的面积已比以前大，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硝石矿也比以前增多。硝酸盐带来的繁荣并没有促进智利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多样化，恰恰相反，加重了其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智利有如英国经济的附属，它虽是向欧洲市场提供肥料的最主要国家，却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正在这时候，一位德国化学家用他的实验结果击败了几年前在战场上得胜的将军。他改进哈伯—博施（Haber-Bosch）的生产过程，用凝固空气中氮分子的方法生产出硝酸盐，使硝石从此一蹶不振，智利经济元气大伤。硝石的危机就是整个国家的危机，对智利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因为智利经济靠的是硝石，也以硝石为中心而运转。可是，硝石却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塔马鲁卡尔（Tamarugal）荒原土地龟裂，大地反射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在那里，我目睹了塔拉帕卡硝石矿衰败的景象。在硝石开采的鼎盛时期，这里曾有过一百二十家硝石办事处，现在只剩一家没有关门。荒原上缺水，也没有蛀虫，因此不仅机器被当作废铁卖掉，最高级住宅中俄勒冈的松木地板、锌板，甚至连能够使用的螺栓和钉子也统统被卖掉。一些专门从事拆卸房屋的工人应运而生，他们是在这片衰落的或者说被遗弃的大荒原上唯一能够找到工作的人。在那里我看到瓦砾和深坑比比皆是，一个又一个村镇无人居住，硝酸盐铁路公司的铁路废弃不用，有线电报已经沉默，硝石办事处的房屋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然散架，墓地里的十字架在夜间遭冷风侵袭，在挖过硝石的大坑边，废石子堆成的山闪烁着白光。一些留在那里的当地人告诉我：“这里曾遍地是金钱，谁都认为这一切永远不会结束。”他们认为同现在相比，过去就像是天堂。1889年工人还没有星期日休息的权利，是后来工会通过拼死斗争才争取到的，可是就连那时的星期日在这些当地人的回忆里也熠熠生辉。一位高龄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在硝石产区，每个星期日对我们来说都像国庆，我们每星期都过一次‘九一八’
。”伊基克港是智利最大的硝石运输港口，曾获得官方颁发的“一级港口”奖。那里的工人不止一次遭到屠杀，然而欧洲最优秀的歌剧演唱家到智利时，却总是先去伊基克市美好年代风格的剧院演唱，然后才去圣地亚哥。
没过多久，铜取代硝石成为智利经济的主要支柱，与此同时，英国的霸主地位也让位于美国。1929年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在智利的投资就已达到四亿多美元，这些钱几乎全部用来开采和运输铜矿。人民团结阵线1970年取得大选胜利之前，智利最大的几个铜矿一直掌握在安纳康达铜矿公司（Anaconda Copper Mining Co.）和肯奈科特铜矿公司（Kennecott Copper Co.）手里。这两家公司关系密切，同属一个国际康采恩。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们从智利汇回总公司的钱就达四十亿美元，这大量的血是以各种名义抽走的。根据这两个公司夸大了的数字，它们在智利的总投资也不超过八亿美元，而这些钱几乎全是它们在智利攫取到的利润。
随着铜产量的增加，智利外流的资本愈来愈多，最后一段时间每年竟超过一亿美元。那时，铜矿的主人就是智利的主人。
1970年12月21日，星期一，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总统府的阳台上向一群情绪高昂的听众发表讲话。他宣布刚刚签署了宪法改革草案，以便将丰富的矿产资源收归国有。他说，1969年安纳康达铜矿公司在智利的利润达七千九百万美元，占它在全世界利润总额的80％。然而，它在智利的投资还不及它在国外总投资的六分之一。右翼在1970年大选中发起的细菌战是一场有预谋的宣传运动，目的是散布恐怖气氛，阻止左翼实施早已宣布的计划，即对铜矿实行国有化和进行其他结构性改革的计划。同前几次大选一样，这次宣传也是紧锣密鼓。报纸上登出苏联重型坦克在拉莫内达总统府前行驶的图片；圣地亚哥的墙壁上到处贴着大胡子游击队员把无辜青年拖向死亡的照片；每一家的门铃都被按响，总有一位女士上前说明来意：“您有四个孩子？两个将去苏联，两个将去古巴。”然而这一切宣传都是徒劳。铜“穿上了斗篷，打上了马刺”，阿连德总统宣布，铜矿重归智利所有。
美国当时尽管陷入东南亚战争的泥潭，但也没费心思掩饰官方对安第斯山南麓事态发展的不悦。可是，智利距美国遥远，美国不可能派海军陆战队快速出兵，而且阿连德毕竟是总统，美国表面上鼓吹的代议制民主的所有要求他都符合。帝国主义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危机周期的最初阶段，这个周期存在的迹象在经济上已是显而易见。美国为充当世界警察要付出愈来愈高的代价，这个角色亦愈来愈难以扮演。那么，价格之战的效果怎么样呢？智利的铜现在已销往好几个国家，并且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开辟广阔的新市场。智利准备收回铜矿，而美国是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对其销售实行封锁的。然而，十二年前古巴蔗糖的境况却非常不同，因为古巴蔗糖以前全部销往美国，全部依赖美国市场的价格。1964年埃·弗雷依在大选中获胜后，铜的行情马上看涨，紧张状况明显缓和。1970年阿连德大选获胜后，本就一直下跌的铜价进一步跌落。铜价一般来讲总是大幅度上下波动，然而前几年却一直很高，加之对铜的需求又超过供给，这种短缺状况使铜价没有跌得很低。现在尽管铝作为电导体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铜，但依然需要铜，而且现在还没有找到更便宜、更有效的代用品，不能把铜从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中排除出去，它仍然是炸药厂、黄铜厂和电线厂的主要原料。
智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其储量占世界目前已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一。这些铜矿全都分布在安第斯山麓。智利的铜矿一般总含有其他金属，如黄金、白银和钼。这也促进了铜的开采。此外，对于安纳康达和肯奈科特公司来说，智利的劳动力是很便宜的，它们在智利所需成本极低，因此有足够的钱去支付在美国的高昂费用。智利铜矿以“国外开支”的形式，每年要拿出一千多万美元来维持这两家公司在纽约办事机构的运转。智利铜矿的平均工资在1964年时，仅仅相当于肯奈科特公司设在美国冶炼厂的基本工资的八分之一，尽管这两个地方工人的生产率水平相同。
他们的生活条件过去和现在都大相径庭。智利的矿工一般集中住在狭小、肮脏的工棚里，他们的妻儿老小另外住在郊外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外国职员自然不同矿工住在一起，在大的矿山里，他们拥有自己的天地。在那些国中之国里，通行的只有英语，甚至还有专门为这些人出版的报纸。随着美国公司在智利开采铜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水平也在逐步上升。从1945年到现在，铜产量增加了五成，但矿山使用的工人却减少了三分之一。
铜矿一旦实现国有化，智利已无法忍受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变，铜矿就不会重蹈过去硝石先是被掠夺、后又遭冷落的覆辙。美国公司向智利政府上缴的税款，根本不足以弥补矿产资源无可挽回的消耗，因为这些资源是自然形成的，不可再生。而且自1955年建立税率随产量增加而递减的赋税制度，以及弗雷依政府对铜矿实行“智利化”后，美国公司上缴的税款相对来说还有所减少。1965年，弗雷依把国家变成肯奈科特公司的合伙人，他新建了一个对美国公司极为有利的赋税制度，使它们的利润几乎提高了两倍。根据这个新的制度，智利按每磅铜二十九美分的平均价格征税。实际上，由于国际需求旺盛，价格已提到七十美分。虚假价格和实际价格所应上缴的税额不同，这之间的差额使智利少得到很多美元。这一点就连基督教民主党选出的候选人、准备接替弗雷依担任下届总统的拉多米洛·多米克（Democracia Cristiana）也不得不承认。1969年，弗雷依政府同安纳康达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每隔半年分期购进该公司51%的股票，公司还附加了十分苛刻的条件。这件事酿成一桩新的政治丑闻，进一步加速了左翼力量的增长。据报纸披露，安纳康达公司董事长事先已告知智利总统：“阁下，资本家是否保存财产不是凭感情，而是取决于是否有利可图。通常，一个家庭会保存一个祖辈使用过的衣柜。可我们的企业没有祖宗，安纳康达公司可以把它的全部财产都卖掉，只要价钱有利就行。”
近一个世纪以前，有个饿得半死的男人登上满目凄凉的玻利维亚高原，在石头上凿眼，引爆炸药。当他走上前拾起被炸碎的石块时，竟被晃得睁不开眼。那捧在他手中闪闪发光的石块，来自世界上最富的锡矿层。第二天凌晨，他骑马来到瓦努尼（Huanuni）。样品化验的结果证实了这些石块的价值，而且这些锡矿可以直接从矿山运到港口，不需要进行任何浓缩处理。此公于是摇身一变，当上锡王。当他去世时，《财富》杂志断言，他是世界上十个最富有的富豪之一。他的名字就是西蒙·帕蒂尼奥（Simón Patiño）。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身在欧洲，却一直左右着玻利维亚总统和部长们的上台与倒台；他有意让工人挨饿，策划屠杀工人的行动；他在各行各业投资，增加个人的财富。玻利维亚成了为他效劳的国家。
1952年4月爆发英勇的革命斗争后，玻利维亚对锡矿实行国有化。但昔日的富矿这时已变成贫矿。在帕蒂尼奥当年发现过富矿脉的胡安·德尔瓦耶山（Juan del Valle）里，锡矿石的品位如今比以前下降了一百二十倍。现在从每月采掘的十五万六千吨矿石中，只能提炼出四百吨锡。井下的坑道以公里计算，总长度为矿山至拉巴斯市距离的三倍。胡安·德尔瓦耶山已变成蚂蚁窝，里面有无数坑道、巷道、通道和烟囱纵横交错，这座山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空壳，它的高度每年都要减少一点，缓慢的塌落把山峰逐渐变成空架子。从远处望去，山峰犹如一个龋齿。
几乎被帕蒂尼奥采掘一空的锡矿收归国有后，他的儿子安第诺·帕蒂尼奥（Antenor Patiño）不仅拿到一大笔赔款，而且继续控制已属国家所有锡的价格和命运。他在欧洲不住地微笑。锡矿实现国有化很多年后，社交专栏仍然认为“帕蒂尼奥先生是笑容可掬的玻利维亚锡王” [1] 。这是因为作为1952年革命成果的国有化，并没有改变玻利维亚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玻利维亚继续出口锡矿石，几乎所有锡的提炼仍然是由属于帕蒂尼奥的威廉斯·哈维公司（Williams Harvey and Co.）利物浦冶炼厂经营。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原料，仅仅将其生产地收归国有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即使成了其地下资源名义上的主人，仍然可能像从前一样不掌握支配权。玻利维亚有史以来只出产过锡矿石和精雕细琢的演说。在那里，华丽的辞藻铺天盖地，贫困的景象比比皆是。虚假做作的作家和身着燕尾服的博士从来就是在替那些死有余辜的人开脱罪责。现在十个玻利维亚人中仍有六个是文盲，一半的儿童没有上学。直到1971年，玻利维亚才有了一家自己的炼锡厂投产，这家设在奥鲁罗的民族企业是经历了一段充满叛逆、破坏、阴谋和血腥的漫长历史后才建立起来的。 [2] 玻利维亚虽然在此之前一直不能自己生产锡锭，可是，它却有八个法律系，专门培养敲诈印第安人的吸血鬼。
传说一个世纪前，英国大使因拒绝喝下一碗奇恰酒，独裁者马里亚诺·梅加雷霍（Mariano Melgarejo）就惩罚他，强迫他喝下整整一大桶巧克力，并让他倒骑着驴在拉巴斯的主要街道上游街，最后又把他赶回伦敦。据说维多利亚女王当时勃然大怒，她命人拿来一张南美洲地图，用粉笔在玻利维亚上画了个叉，斩钉截铁地说：“玻利维亚不存在了。”的确，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玻利维亚当时不存在，后来也没有存在过。富国先是把玻利维亚的白银抢掠一空，后又掠夺锡，这对它们来说不过是在行使其天然的权利。罐头盒同有鹰的国徽和苹果馅饼一样，说到底也是美国的象征。然而，罐头盒不仅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 也是20世纪锡矿或称瓦努尼锡矿中矽肺病的象征。但这一点却鲜为人知。洋铁皮是含锡的。玻利维亚矿工去世时肺部全部腐烂，这样，世界就可以消费低价锡。锡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由很少几个人操纵着。 玻利维亚矿工的艰苦生活对于罐头消费者或操纵股票交易所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世界上冶炼的锡大部分是由美国人购买的。他们为了把锡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每隔一段时间就扬言要把大量的矿石存货投入市场。这些矿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大大低于市价的所谓“有益于民主”的价格购进的。根据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资料统计，美国公民消费的肉类和奶类是玻利维亚人的五倍，禽蛋消费是二十倍。而玻利维亚矿工的消费又远远低于玻利维亚全国低下的平均水准。在卡塔维（Catavi）墓地，盲人为得到一个硬币而给死去的人祈祷。在成年人灰暗的墓碑群中，数不清的白色十字架竖立在一个个小小的坟墓上，惨不忍睹。在矿山出生的孩子，两个中有一个睁开眼不久就会死去，另一个活下来的长大后肯定要当矿工，而且不到三十五岁肺就会烂掉。
卡塔维墓地随时都有可能坍塌，人们在坟墓下面挖掘了无数条坑道，洞口都很狭小，像兔鼠一样钻进去采矿的人只能依次通过。经过多年堆积，堆废矿石的空地上出现新的锡矿层。成堆的废料一次又一次倾倒在那里，形成灰色的小山。灰色的锡矿石和周围灰蒙蒙的景色连成一片。在亚亚瓜（Llallagua），失业者常常钻进奇恰酒店借酒浇愁，一醉方休。当瓢泼大雨从临近云彩上倾泻下来时，人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弯着腰，沿着土路边拾拣那些被雨水冲过来的锡矿石，边估量它们的品位。在那里，锡是用洋铁皮铸成的上帝，它无所不在，统治着所有人以及一切事物。不仅帕蒂尼奥最初开采的那座山里有锡，就连矿工宿地用土坯砌成的墙上也有锡，这从墙上锡石发出的黑光就可以看出。此外，冲卷矿渣的黄色淤泥含锡，从山上流下的水受到污染，也含有锡。无论是在土地里还是石头里，在地上还是地下，也无论是在塞可河（Río Seco）河床的沙子里还是石子里，都可以找到锡。这海拔近四千公尺的荒凉多石的土地是一片不毛之地，在那里，无论什么东西，颜色都像锡一样灰暗，连人也不例外。人们顽强地忍受着被迫忍受的饥饿，不知道什么是好日子。他们的宿地拥挤不堪，每家只有一间屋子。地面是土，墙壁有裂缝，凛冽的寒风长驱直入。据一所大学有关科尔基里矿山（Mina de Colquiri）的报告披露，被调查过的男性青年，十个人中就有六个同姊妹睡在一张床上。报告还写道：“许多父母因性交被子女看到而十分恼怒。”那里没有厕所，便池就是一些公用的小棚子，里面淌满了粪便，苍蝇成群。人们宁可到露天的灰堆上解手，那里虽然垃圾和粪便成堆，猪撒欢地拱来拱去，但至少是通风的。供水设备也是集体使用。等到来水的时候，就要赶快排队，用汽油罐或水罐从公用水池里汲水。那里的人食品不足，吃得也很差。食品主要有土豆、通心粉、大米、淀粉、玉米面，还有少量肉干。
我们下到胡安·德尔巴耶山最深的坑道里。催促第一班矿工上班的刺耳汽笛声几小时前就已在矿工宿地鸣叫。我们走过一条又一条坑道，既经受了热带的高温，也领略到极地的寒冷。我们走了几个小时，一路上都是有毒的空气。呼吸着这种湿度很高又布满瓦斯、灰尘和烟雾的恶浊空气，我才体会到，为什么矿工在短短几年里就会丧失嗅觉和味觉。所有矿工干活时都咀嚼带灰的古柯叶，这样做也会导致身体状况恶化。众所周知，古柯叶可以消除饥饿感和疲劳感，其后果却是使人的机体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报警系统逐渐失灵。然而最糟糕的还是尘埃。工人的安全帽在黑暗的坑道里发出亮光，小光圈在坑道里上下飞舞。随着工人脚步的移动，亮光照出一道道密密麻麻白色的灰尘。这就是无情的硅尘。致命的硅尘一经吸进肺部，就会一点点吞噬矿工的生命。进矿的第二年，矿工就开始出现症状，用不了十年，他们就会进入坟墓。矿井里使用的是瑞典造的最新式风钻机，然而通风设备和劳动条件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善。在地面上，那些个体劳动者完全像一百年前一样，用钎子和十二磅重的沉甸甸的石匠锤凿石头，用石磨、筛子和箩在矿山的平地上筛选矿砂。他们像牲口似的干活，挣的钱少得可怜。但他们中很多人至少有在露天干活的优越条件，而井下的工人就像是已被判处死刑、将要窒息而死又没有上诉权的囚徒一样。
凿岩机的轰响声已经停止，工人们放下手里的活，我们也在等着装在二十多处炮眼里的雷管和炸药爆炸。在矿井里，常出现人应声倒毙的现象。把炸药爆炸的次数数错，某个导火线烧完的时间超过应有的限度，或者一块石头松动掉下来砸在头上，都会致人死命。在机枪的扫射下，人也会应声倒毙。矿山发生过许多次大屠杀，最近一次是在1967年圣胡安日那天夜里。凌晨时分，士兵们占领了山冈的要地，他们单腿跪下，向被节日篝火映红的工人宿地射去一梭梭子弹。
然而，在矿山上，死亡一般是缓慢地、不知不觉到来的。吐血、咳嗽、背上像铅压似的沉重感、严重的胸闷，这些都是死之将来的征兆。体检确诊后，接下来就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官僚公文旅行。患病的矿工必须在三个月期限内离开自己在矿山的住所。
凿岩机的轰鸣声已停下来，再过一会儿，那段滑溜溜、形状如蛇的咖啡色矿脉就会被炸开。我们利用这段空隙时间说了几句话。每个矿工嘴里都含着古柯叶，把腮帮子撑得鼓鼓的，淡绿色的古柯汁顺着嘴角流淌。一个矿工从坑道的铁轨中间匆忙走过，把烂泥踩得四溅。“这是个新来的，”有人告诉我，“看见了吗？他穿着那条军裤，配上黄色的毛背心，看上去多么年轻。这个人刚来不久，干活很卖劲。他现在还很能干， 身体还没感觉到呢 。”
那些技术官僚和行政官僚不会死于矽肺病，但他们要靠矽肺病为生。玻利维亚矿业公司总经理挣的工资比矿工多一百倍。在亚亚瓜地区的边上有一条河，从河边那座向河中央倾斜的陡峭悬崖上，可以看到玛利亚·芭尔索拉大草原（Pampa de María Barzola）。这个草原以此命名是为了纪念三十年前牺牲的一位工人女战士。在一次示威活动中，她举着玻利维亚国旗走在队伍前列，遭到机枪的扫射。子弹像针一样把旗子缝在她的身上。在玛利亚·芭尔索拉大草原的另一边，可以看到全玻利维亚最好的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是供卡塔维矿上的工程师和主要行政人员享用的。独裁者雷内·巴里恩托斯1964年曾把矿工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又减少一半，同时给地位显赫的技术和行政人员增加报酬。至于最高层的技术行政人员的工资，那是保密的。不仅保密，而且是以美元支付。矿上有一个
咨询小组
，享有无限权力，成员都是来自泛美开发银行、争取进步联盟和外国债权银行的技术人员。玻利维亚要根据他们的建议去经营已实现国有化的矿山。玻利维亚矿业公司已成为国中之国，它今天这种状况对于任何部门实现国有化都起到活的反面教材的作用。老寡头集团的权力已被成员众多的“新阶级”的权力所取代，这个新阶级把主要精力用于从内部破坏国家的矿业生产。那些工程师不仅给建立国家冶炼厂的所有方案和计划的实施设置障碍，还千方百计把国有矿山限制在帕蒂尼奥、阿拉马约和霍赫希尔德开采过的老矿床的范围，这些老矿床即将枯竭。1964年底至1969年4月间，巴里恩托斯将军把玻利维亚的地下资源拱手让给帝国主义资本集团，这一行为得到所有技术人员和经理的公开支持。塞尔希奥·阿尔马拉斯在他的一本书中，讲述了把废锡矿石让给国际矿产加工公司的来龙去脉。
这家名声显赫的公司公布的资产只有五千美元，但签订的租让合同却使它赚取九亿多美元。
美国从巴西或委内瑞拉进口的铁矿砂比在本国开采的还要便宜，但美国拼命占领他国铁矿的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抢占或控制国境线以外的铁矿与其说是为做生意，莫若说是国家安全使然。美国的地下资源即将枯竭，这是有目共睹的。没有铁矿石，就无法炼钢，而美国85％的工业品都或多或少地含有钢。1969年，加拿大一减少供给美国的铁砂，美国就马上增加从拉美的进口。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山（Cerro Bolivar）的铁矿石品位很高，美国钢铁公司把从那里采掘出来的铁矿直接装进轮船的货舱，运往美国。山的两侧可以看到推土机挖出的大深坑。按照美国钢铁公司的估算，这里蕴藏着价值近八十亿美元的铁矿。仅1960年一年，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分得的利润就占它们在委内瑞拉铁矿业投资额的30％多，这一年分下去的红利又相当于1950年以后十年中它们向委内瑞拉国库缴纳税款的总额。
因为这两家公司是把铁矿石卖给它们在美国的炼钢厂，所以对保护其价格没有丝毫兴趣，相反，这种原料越便宜，对它们越有利。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1958年至1964年间直线下跌，此后几年相对稳定，目前仍处于稳定状态。与此同时，钢材的价格却不断上涨。
钢由世界上富有的中心国家冶炼，而铁矿石是在贫穷的边缘国家里开采出来的；炼钢厂支付的工资培养出“工人贵族”，而铁矿厂的日工资仅够维持生存。
大约191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地质学大会收集并散发了一些材料。美国商人通过这些材料才第一次了解到，一些国家的地下宝藏是何等丰富，其中对他们最有诱惑力的国家，恐怕要数巴西。很多年后，也就是在1948年，美国驻巴西使馆增设了一个新的职务，即
矿业参赞
。从一开始，矿业参赞的工作量同武官或文化参赞的工作量就至少是持平的。结果，使馆很快任命了两个矿业参赞。
不久后，伯利恒钢铁公司从杜特拉政府那里得到品位很高的阿马帕锰矿。1952年，巴西同美国签署一项军事条约，该条约禁止巴西把像铁矿砂这样具有战略价值的原料卖给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赫图利奥·瓦加斯总统不幸倒台的一个原因，他违反条约强加给巴西的禁令，在1953年至1954年间，把铁矿石卖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价格比美国支付的要高。1957年，汉纳矿业公司用六百万美元买下英国圣约翰矿业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圣约翰公司早在巴西帝国时代就开采米纳斯吉拉斯的黄金，开采范围是帕拉奥贝瓦山谷（Valle de Paraopeba），那里铁矿储藏量占世界第一，估价为两千亿美元。按照杜阿尔特·佩雷拉在其有关著作中列举的宪法和法律的明确规定，这家英国公司根本不具备合法权利来开发这笔巨大的财富，汉纳矿业公司也不具备这种权利。但是，人们事后才了解到，当时进行了20世纪最大的一笔交易。
汉纳矿业公司董事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其时也是美国政府的要员，担任财政部长和进出口银行行长，这是个国家银行，负责资助外贸活动。圣约翰公司曾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但直到汉纳矿业公司占有它后，它才得到这笔借款。从那以后，巴西历届政府都受到极大压力。汉纳矿业公司的董事、律师或顾问，如卢卡斯·洛佩斯（Lucas Lopes）、何塞·路易斯·布良斯·佩德雷伊拉（José Luiz Bulhões Pedreira）、罗伯托·坎波斯（Roberto Campos）、马里奥·德·席尔瓦·平托（Mário da Silva Pinto）、奥塔维奥·戈维亚·德·布良斯（Otávio Gouveia de Bulhões）等人，当时都是巴西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在后来几届政府中，他们继续担任部长、大使或局长的职务。汉纳矿业公司参谋部的成员都选得很合适。美国日益加紧对巴西的进攻，以迫使巴西承认汉纳矿业公司有权开采严格来讲属于巴西国家所有的铁矿。1961年8月21日，雅尼奥·夸德罗斯总统签署一项法令，取消以前非法授予汉纳矿业公司的权利，把米纳斯吉拉斯铁矿收归国有。四天之后，几个担任部长的军人逼迫夸德罗斯辞职。他在辞呈上写道：“起来反对我的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莱昂内尔·布里佐拉（Leonel Brizola）在阿莱格雷港领导人民起义，挫败了军人政变的企图，把夸德罗斯时期的副总统若昂·古拉特推上总统的宝座。1962年7月，巴西一位部长下令实施向汉纳矿业公司关死大门的法令（这个法令登在《官方日报》上时曾被删节），美国大使林肯·戈登（Lincoln Gordon）于是致电古拉特，强烈抗议巴西政府危害美国企业利益的企图。巴西司法机构确认夸德罗斯1961年签署的法令依然有效，但古拉特仍踌躇不决。与此同时，巴西着手在亚得里亚海（Mar Adriático）上修建一座矿石转运港，以便向几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运送铁矿砂。巴西直接销售铁矿砂，这对于那些操纵全世界价格的大企业来说是一种不能忍受的挑战。转运港一直没有成为现实，但巴西采取了其他一些民族主义性质的措施，如阻止外国企业利润外流，这些都成为政治局势爆炸的导火索。夸德罗斯签署的那项法令犹如达摩克里斯剑仍然悬挂在汉纳钢铁公司的头顶上。1964年3月的最后一天，政变终于在米纳斯吉拉斯爆发，双方争执不下的铁矿也恰巧就在那里。“对于汉纳钢铁公司来说，”《财富》杂志写道，“去年春季推翻古拉特的骚乱是第一骑兵团在公司濒临绝境时向它伸出的救援之手。”
以后，为汉纳矿业公司服务的人占据了巴西副总统和三个部长的职位。军事政变的当天，《华盛顿明星报》就发表了一篇至少是带有某种预言性的社论，其中写道：“巴西目前的形势可以证明，保守的军事首脑发动老式的、好而有效的军事政变，完全可以为所有美洲国家最崇高的利益服务。”
在古拉特尚未辞去总统职务、人还没有离开巴西之前，林登·约翰逊就已按捺不住，他给临时担任总统的巴西议长发去一份祝他好运的电报。电文写道：“看到你们伟大国家遇到政治和经济困难，美国人民焦虑万分。巴西人民坚持在不破坏宪制和民主、不发动内战的前提下克服困难，这种坚强的意志令人深感钦佩。”
政变刚过一个月零几天，一直欣喜若狂地进出于各个兵营的美国大使林肯·戈登，就在高级战事学校发表了一次演说，声称卡斯特洛·布兰科领导的成功的谋反，“完全可以和提出马歇尔计划、封锁柏林、击退共产主义在南朝鲜的进犯和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一样，作为20世纪中叶世界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机而载入史册”
。政变发生前不久，美国使馆一位军职人员曾主动向谋反者许诺提供物质援助。
戈登本人也曾向谋反者提示：如果他们建立一个能在圣保罗维持两天时间的自治政府，美国就会予以承认。
美国的经济援助（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或者说美国给予军队和工会的援助，对左右巴西事态的发展和结束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的例证无须赘述。
以卡斯特洛·布兰科为首的独裁政权上台伊始，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这些俄国作家的著作付之一炬或扔进瓜纳巴拉海湾（Baía de Guanabara），并把无数巴西人放逐国外、投入监狱或送进坟墓。这些事做到不愿再做之后，就开始把铁矿及巴西的一切都拱手交给外国。1964年12月24日那一天，汉纳钢铁公司得到了它所企望的法令。这个圣诞节礼物不仅向该公司提供了平安开发帕拉奥贝瓦铁矿所需要的一切保障，还支持该公司在离里约热内卢六十海里处扩建一座自己的港口和铺设一条铁路运输铁矿的计划。1965年10月，汉纳钢铁公司同伯恒利钢铁公司组成康采恩，共同开发巴西租让的铁矿。这一类结合在巴西司空见惯，在美国却不能办理正式手续，因为美国的法律禁止这种结合。
不知疲倦的林肯·戈登完成了他的任务，众人皆大欢喜。好戏演完，他就到巴尔的摩大学当校长去了。1966年4月，约翰逊经过几个月的犹豫，终于决定派约翰·塔特希尔（John Tuthill）接替戈登的工作。他解释说，之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是因为需要派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去巴西。
美国钢铁公司并不甘居落后。凭什么不邀请它去参加晚宴？没过多久，它就同巴西一家名叫淡水河谷公司（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的国营采矿企业进行联合，而这个名称也就基本成为它的正式代号。两家企业联合后，美国钢铁公司又表示同意它拥有的股票只占49%，于是巴西便把亚马孙地区卡拉哈斯山的铁矿租让给它。技术人员断言，即使同汉纳—伯恒利钢铁公司在米纳斯吉拉斯经营的那座世界最好的铁矿相比，这座矿山的规模也毫不逊色。巴西政府这次又像以往一样辩解，称巴西资本不够，无法只靠自己的力量去开采铁矿。
石油和天然气不仅是当代世界运转所必需的主要燃料，也是化学工业愈来愈重要的原料和军事活动头等重要的战略材料。对于外国资本集团来说，其他任何一种磁铁都不具有“黑金子”那种吸引力，世界上也没有其他营生可以给他们带来如此丰厚的巨额利润。石油开采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垄断程度是最高的。大石油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所行使的政治权力，其他任何企业都无法企及。美孚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可以把某个人扶上国王或总统的宝座，也可以把他拉下来；资助宫廷谋反和军事政变，拥有无数的将军、部长和密探为其服务；可以左右任何一个地区和任何一个民族战争与和平的进程。美国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是资本主义世界中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除美国企业外，实力最雄厚的当数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它们的分公司把原油卖给自己的附属炼油厂，提炼后再把各种燃料卖给各自的经销公司。血液转了一圈，也没有离开石油卡特尔内部的循环轨道。此外，世界七大海域中的输油管道和大部分油船也都归这家石油卡特尔所有。它操纵世界的油价，让自己少付税款，多得利润，结果原油价格的提高总是落在石油副产品价格之后。
石油的状况同咖啡或肉类的状况毫无二致。富国因费神消费石油而赚的钱比穷国生产石油赚来的钱要多得多。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十比一。一桶石油提炼的副产品价值十一美元，可出口这种世界最重要原料的国家通过征收营业税和开采费只能从中得到一美元。
而石油公司总公司所在的发达地区国家却可以赚到十美元，这其中包括它们自己的关税和比产油国高八倍的营业税，以及由大公司垄断的石油运输、提炼、加工及销售的成本和利润。
美国生产的石油价格很高，石油工人的工资相对来说也很高。然而委内瑞拉和中东石油的价格自1957年起却不断下降，整个1960年代一直如此。例如，委内瑞拉的石油1957年平均每桶价值两点六五美元，可在我写这一章时，也就是1970年底，每桶价钱只有一点八六美元。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政府宣布要单方面大幅度提高油价。可是，根据评论家们掌握的数字，新价格虽然可能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但无论如何不会达到1957年的水平。美国是世界主要产油国，同时也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有一个时期，石油公司销售的大部分原油是从美国本土开采的，那时油价一直很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变成石油纯进口国。石油卡特尔于是采取一项新的价格政策，致使石油价格不断下跌： “市场规律”被奇怪地颠倒过来：随着工厂、汽车和发电厂成倍增加，世界的石油需求量在不断增长。可是，石油价格却一再下跌。出现的另外一个悖论是，虽然石油价格在下跌，消费者购买燃料的价格却普遍上涨 。原油与石油副产品的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一系列荒谬的现象其实完全是理性的产物，人们毋需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便可理解其中道理。如上所述，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买卖完全掌握在一家无所不能的石油卡特尔手中。
1928年，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Anglo-Iranian，如今改称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在苏格兰北部一座云雾缭绕的城堡里，达成瓜分世界的协议，建立起这家石油卡特尔。随后，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Texaco）也陆续加入到这家卡特尔的领导核心中来。
洛克菲勒于1870年建立美孚石油公司，1911年因美国实行反托拉斯的谢尔曼法（Ley Sherman Antitrust），这家公司分解成三十五个大小各异的公司。目前在这个姐妹众多的美孚大家庭中，大姐当属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这家公司的石油销售额同纽约及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加在一起，占石油卡特尔目前总销售额的一半。洛克菲勒集团的石油公司规模极为庞大，美国全国各类企业从世界各地攫取的利润总额中，它们竟占到三分之一。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是典型的跨国公司，它的大部分利润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它从拉丁美洲攫取的利润超过在美国和加拿大利润的总和。在这些布拉沃河以南的国家里，利润率要高出三倍。
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设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1957年赚取的利润，占该公司当年在各地所得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壳牌石油公司设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同一年赚取的利润，也占该公司在全世界所得利润总额的一半
。
这些跨国公司并不归它们经营石油的所在国所有。称其为跨国公司，简单地说，是指它们从四面八方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中心攫取大量的石油和美元。它们根本不需要输出资本，就可以扩大在海外的经营，因为从穷国攫取的利润不仅直接流到主要剪息票者居住的少数几个城市，也有一部分用来再投资，以巩固和扩大其国际经营网络。石油卡特尔本身的结构意味着要控制众多国家并对其政府进行渗透。在那些为它效劳的国家里，石油腐蚀总统或独裁者的灵魂，加重结构的畸形发展。石油卡特尔设在各国的企业有权拿铅笔在地图上勾画，决定哪些地区的石油要开采，哪些地区的要保留。生产者出售石油以及消费者购买石油的价格，也都由他们来决定。委内瑞拉和其他蕴藏石油的拉美国家一直受到外国有组织的抢劫和掠夺，石油这种天然财富成了他们政治上受奴役和世风日下的主要缘由。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石油既造福于人，也带来了不幸；既引发了卑鄙行为，也提出了挑战。
古巴也曾以其他方式向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提供丰富的利润。该公司从它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Creole Petroleum Co.）购买原油，然后在古巴岛提炼和出售，价格完全是根据各个时期的情况，以如何对它最有利来决定。1959年10月，正当古巴革命事业蓬勃发展时，美国国务院向哈瓦那发出一份正式照会，对美国在古巴投资的前途表示担忧。当时，来自北部的“海盗”飞机已开始对古巴狂轰滥炸，两国关系已趋紧张。1960年1月，艾森豪威尔宣布减少古巴糖的配额。同年2月，菲德尔同苏联签订一项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古巴能以对它有利的价格用蔗糖同苏联交换石油和其他产品。可是，新泽西、壳牌和德士古的炼油厂拒绝提炼苏联的石油。于是，古巴政府在7月份接管这些炼油厂，把它们收归国有，没付任何赔偿费。
在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率领下，这些企业开始对古巴实行封锁，不仅拉走了技术熟练人员，而且禁止把机器的关键零配件卖给古巴，禁止为古巴运送货物。这场冲突对古巴来说是一次事关国家主权的考验，古巴胜利地经受住考验。
从此以后，它不再是美国国旗群星中的其中一颗，也不再是美孚石油公司这个世界齿轮中的一个零件。
二十年以前，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也曾颁布命令，对墨西哥实行国际禁运。1939年至1942年间，石油卡特尔下令封锁墨西哥的石油出口以及为开采和提炼石油而需进口的物资，原因是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总统对它们在墨西哥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纳尔逊·洛克菲勒1930年毕业于经济学专业，他在毕业论文中赞誉美孚石油公司的功绩。当时他飞到墨西哥，准备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但卡德纳斯没有退缩。美孚和壳牌石油公司以前曾瓜分墨西哥，北部归美孚所有，南部归壳牌统辖。在此期间，它们不仅不接受最高法院的决议，拒不执行墨西哥劳工法，而且以极快速度把有名的法哈德奥罗（Faja de Oro）的石油开采一空。它们还强迫墨西哥人以高价购买本国的石油，其价格高于把同样的石油卖给美国和欧洲的价格。
在出口热的驱使下，许多本来可以再开采三十年或四十年的油井，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被粗暴地开采一空。奥康纳写道：“它们夺走了墨西哥储藏量最丰富的油矿，留给它的只是一些设备陈旧的炼油厂、干枯的油井、坦皮科市的贫困景象以及痛苦的回忆。”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石油产量就减少到原有的五分之一。当时，墨西哥的石油工业已摇摇欲坠，而且完全是在为外国的需要服务。石油工人只有一万四千三百人，技术人员全部走光，连交通工具都不翼而飞。卡德纳斯把恢复石油工业作为墨西哥民族的一项伟大事业，靠想象力和胆略战胜了危机。1938年，他建立墨西哥石油公司，负责全国的石油开采和销售。目前，在拉美所有非外国企业中，这家公司的规模首屈一指。赫苏斯·席尔瓦·赫佐格说得很对：“墨西哥不是那些海盗公司的债务人，而是正正当当的债权人。”
然而，尽管如此，墨西哥政府在1947年至1962年间，还是用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利润向美孚和壳牌公司的企业偿付了巨额赔款。1949年，美国曾计划借贷给墨西哥石油公司，但因美孚石油公司从中作梗而未能成功。很多年之后，尽管墨西哥慷慨的赔偿已弥补了过去的裂痕，但在墨西哥石油公司向泛美开发银行借款时，又出现类似1949年的情况。
在拉丁美洲，第一个建立国营炼油厂的国家是乌拉圭。乌拉圭全国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ANCAP,Administración Nacional de Combustibles,Alcohol y Portland）成立于1931年，主要职能是提炼和销售原油。建立这个管理局是乌拉圭从民族立场出发，为结束石油卡特尔在拉普拉塔河流域长期肆意横行的历史而采取的行动。在建立炼油厂的同时，乌拉圭政府还同苏联签订合同，以便购进便宜的石油。合同刚一签署，石油卡特尔就马上出钱发动了一场疯狂诋毁乌拉圭国营炼油厂的宣传运动，并开始对乌拉圭进行敲诈和威胁。他们断言乌拉圭找不到能卖给它机器的人，说乌拉圭的石油储备即将枯竭；还说乌拉圭政府是个糟糕透顶的管理者，不可能胜任如此复杂的石油生意。1933年3月的宫廷政变散发出某种石油的气味。加夫列尔·特拉（Gabriel Terra）独裁政权废除全国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垄断燃料进口的权利。1938年1月，他又同石油卡特尔签署秘密协议，这些万恶不赦的、至今还仍然有效的协议竟向人民隐瞒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根据协议规定，在乌拉圭购买的原油中必须有40％由美孚、壳牌、大西洋和德士古石油公司指定买主，由石油卡特尔制定价格，乌拉圭无权自找买主。此外，乌拉圭政府虽然可以保留炼油的垄断权，但必须支付外国炼油厂的一切费用，其中包括广告费、优厚的薪水以及为办公室购买豪华家具的费用。
“这就是进步”，电视里的广告唱道。在乌拉圭，石油广告铺天盖地，美孚石油公司却没有为此掏一分钱。乌拉圭共和国银行的律师也同时负责美孚石油公司的公共关系，他的两份工资均由乌拉圭政府支付。
1939年前后，全国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下属的炼油厂成功建起了自己的废气燃烧装置。如前所述，这家炼油厂建成不久就遭到严重破坏，可它仍不失为成功抵制石油卡特尔压力的典范。巴西全国石油委员会主席奥尔塔·巴尔博扎（Horta Barbosa）将军去了蒙得维的亚一趟，那里的经验使他异常振奋，他看到乌拉圭这家炼油厂开工一年就几乎收回建厂的全部投资。在巴尔博扎将军的努力和其他民族主义军人的热心协助下，巴西石油公司这家国营企业终于于1953年在“石油是我们的”的欢呼声中投产。目前，巴西石油公司是该国最大的企业，经营本国的石油勘探、开采和提炼。
可是，这家公司建立后也没能免遭破坏，石油卡特尔夺走了它获取利润的两大源泉。第一大源泉是经营汽油、润滑油、煤油和其他几种石油副产品的批发，这种生意十分好做，埃索、壳牌和大西洋石油公司靠打电话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它带来的利润却十分可观，除汽车工业外，美国在巴西投资最多的就属这个部门。第二大源泉是可创造高额利润的石油化工工业。几年前，以卡斯特洛·布兰科元帅为首的独裁政权对其实行非国有化。前不久，石油卡特尔又掀起一场喧嚣一时的宣传运动，意在剥夺巴西石油公司垄断本国石油提炼的权利。这家公司的捍卫者站出来提醒人们，1953年以前，巴西的私人企业本有权利从事巴西石油的开采和提炼，但它们没有这样去做。
这些捍卫者还极力帮助容易忘事的公众回想过去的一件事，以充分说明实行国家垄断的做法是可取的。1960年11月，巴西石油公司确实委托两名巴西技术人员组织人力对巴西的石油矿藏做了一次全面考察。考察报告使巴西东北部小小的塞尔希培州（Sergipe）一跃而成为巴西石油产量最高的一个州。然而此前不久，也就是同年8月，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地质学家、美国技术员沃尔特·林克（Walter Link）曾以五十万美元的价钱卖给巴西政府一堆地图和一份冗长的报告，称塞尔希培州的油层“薄得几乎看不见”。在这之前，人们认为这个州的石油储量是B级，林克把它降到C级，后来才发现它属A级。
奥康纳认为，林克一直在扮演美孚石油公司驻巴西代理人的角色，他勘探前就已决定不找到石油，好让巴西继续依靠洛克菲勒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从那里进口石油。
在阿根廷，外国企业及其在当地的众多应声虫也一直坚持说，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石油。然而阿根廷国家石油总局技术人员的研究报告十分有把握地指出，全国近一半的领土蕴藏着石油，在大西洋沿海一带广阔的海底大陆架中，石油蕴藏量也很丰富。每当阿根廷的贫油状况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时髦话题时，政府都会同石油卡特尔的一家公司签订一项新的租让合同。阿根廷的国营企业国家石油总局自成立之日到现在，一直不断受到有系统的破坏。直到几年前，阿根廷还是帝国主义争夺的最后历史阵地之一，争夺在日趋没落、已无回天之力的英国和蒸蒸日上的美国之间进行。石油卡特尔内部的协议并没有妨碍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争夺阿根廷的石油，它们有时还使用暴力手段。近四十年来接连发生的几次政变颇有一些相似之处，这是发人深省的。1930年9月6日，正当阿根廷国会准备投票通过石油国有化法时，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总统被何塞·费利克斯·乌里武鲁（José Félix Uriburu）领导的哗变推翻。1943年6月，拉蒙·卡斯蒂略（Ramón Castillo）政府倒台也是在它准备签署一项协议，推动美国资本参与阿根廷石油开采时发生的。1955年9月，胡安·多明戈·庇隆流亡国外，这与国会准备批准向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租让油田不无关联。阿图罗·弗朗迪西（Arturo Frondizi）宣布阿根廷所有石油矿藏实行招标开采，号召愿意开采石油的企业投标。他的这种做法导致军界三个兵种内几次爆发极为严重的危机。1959年8月，政府宣布尚未有人投标，于是马上就有公司参与。可到了1960年10月，投标一事却不了了之。弗朗迪西还是把好几块油田租让给石油卡特尔的美国公司。英国利益集团在阿根廷海军及陆军的“红党”派别中有着决定一切的权力，它们与弗朗迪西1962年3月的倒台不无关联。阿图罗·伊利亚（Arturo Illia）宣布废除上届政府的租约，于是在1966年被推翻。翌年，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颁布了一项有利于美国利益集团与英国竞争的石油法。
石油在拉丁美洲不仅引起政变，还招致了一场战争。这就是南美两个最穷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查科战争（1932—1935）。雷内·萨瓦莱塔（René Zavaleta）把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的这场相互残杀称为“裸体士兵的战争”。
1934年5月30日，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休伊·朗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震动整个美国。他在演说中揭露，是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挑起的战争，他们资助玻利维亚军队打仗，为的是假他人之手，占领巴拉圭的查科地区。因为从玻利维亚铺设一条到巴拉圭河的输油管道，查科地区是必经之地，据估计，这个地区的石油蕴藏量也很丰富。休伊·朗说，“这些罪犯到了那里，雇佣刺客为他们卖命”
。巴拉圭一边，人们在壳牌石油公司的唆使下，也向屠宰场挺进。士兵在向北挺进的路上，发现在有争议的地区内有美孚石油公司打的油井。原来这是两家既是对头又同属石油卡特尔的石油公司在争夺查科地区，但流血的不是它们。巴拉圭最后打赢了战争，但失去了和平。美孚石油公司有名的代理人斯普鲁伊尔·布鲁登（Spruille Braden）担任谈判委员主席，这个委员会把巴拉圭要求收回的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又划归玻利维亚和洛克菲勒所有。
在离那场战争最后的战场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看到以前由梅隆（Mellon）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所霸占、1969年10月被玻利维亚收归国有的那些油井和大面积的天然气油田。阿尔弗雷多·奥万多（Alfredo Ovando）将军在克马多宫（Palacio Quemado）的阳台上宣布实行国有化时高呼：“玻利维亚人受屈辱的时代结束了！”十五天以前，在奥万多还没有取得政权时，他就当着一批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发誓，要把海湾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他起草了一个法令，签上名但没有写日期，然后塞进信封封存起来。在此之前五个月，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乘坐的直升机因在阿尔克（Arque）的山谷撞上电讯电缆而坠毁。这种安排得如此周密的谋杀，人们是不可能凭想象力杜撰出来的。众所皆知，那架直升机是海湾石油公司送给巴里恩托斯的私人礼物，而电讯设施属于国家所有。同巴里恩托一道被大火吞噬的，还有满满两袋钞票，这是他准备一张张散发给农民的。随机还带有几支自动步枪，枪一着火，子弹就自动射在燃烧着的飞机四周。谁也无法靠近，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巴里恩托斯独裁者被大火活活烧死。
奥万多颁布了石油国有化法，还宣布废除石油法。石油法也称达文波特法（Código Davenport），以纪念用英文起草这部法令的达文波特律师。1956年，为了起草这部法令，玻利维亚从美国得到一笔借款。在此之前，玻利维亚也曾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纽约私人银行和世界银行请求过贷款，但因是用来发展国家的石油企业，即玻利维亚国家石油总局，这些要求一直遭到拒绝。美国政府总是把美国私人石油公司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情来做。
当时，根据这部石油法，玻利维亚把全国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几个油田租让给了海湾石油公司，租期为四十年。石油法还规定了该公司向玻利维亚政府上缴利润的比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例一直是11％，真是少得可怜。此外，玻利维亚政府还要分担承让者的费用，可它又没有权力控制海湾石油公司的花费。赠送礼物方面走到了极端：一切风险都要玻利维亚国家石油总局来承担，海湾石油公司不承担任何风险。在巴里恩托斯独裁统治时期，海湾石油公司1966年底签署的一份
意向书
就确实做了这样的规定：在海湾石油公司和玻利维亚国家石油总局共同开发一个地区的过程中，如果没找到石油，海湾石油公司也要收回它在勘探上的全部投资；如果找到石油，勘探的投资就通过以后开采石油收回，不过这笔费用从一开始就要记到玻利维亚国家石油总局的负债表上。而勘探需要多少费用，由海湾石油公司根据它的判断来决定。
就在这份
意向书
中，海湾石油公司还恬不知耻地把从来没有租让给它的天然气油田全说成自己的财产。玻利维亚的天然气储藏量比石油多得多。巴里恩托斯将军对该公司的做法只做了个满不在乎的表示，可这就足够了。他挥了挥手就决定了玻利维亚主要能源资源的命运。可是好戏并没有就此收场。
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将军在玻利维亚征收海湾石油公司财产的前一年，另一位民族主义将军，秘鲁的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已经把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在秘鲁的子公司国际石油公司（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的油矿和炼油厂收归国有。贝拉斯科是在一桩政治大丑闻引起的公愤达到极点时，率领一个军事委员会夺取政权的。丑闻的起因是，贝朗德·特里政府把它同国际石油公司签订的塔拉拉协议（Convenio de Talara）的最末一页
丢失
了。在这神秘消失的第十一页上，写着这家美国公司炼油厂保证购买秘鲁原油时的最低价格。但引起丑闻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有人同时透露，这家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以逃避包括开发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方式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舞弊和贿赂，从秘鲁方面诈骗了十亿多美元。国际石油公司董事长同贝朗德总统会晤了六十次，双方才同意签订塔拉拉协议，可协议又促发贝拉斯科领导的军人起义。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秘鲁政府同该公司的谈判断断续续，其间美国国务院停止对秘鲁一切形式的援助。
实际上，美国已没有时间再恢复对秘鲁的援助，因为贝朗德总统在威逼之下所做的让步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洛克菲勒公司就国有化一事向秘鲁法院提出抗议时，人们向该公司律师的脸上猛掷小钱币。
拉丁美洲的惊人之举真是层出不穷。这个备受折磨的地区有着无限的惊世骇俗的能力。在安第斯山地区，军人的民族主义热忱像长期休眠的火山一样又重新爆发。有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今天实行改革和爱国主义的那些将领，就在不久前还在屠杀游击队员。也就是说，那些捐躯者手中的旗帜，其中有很多又被他们的战胜者重新擎起。秘鲁的军人1965年曾向一些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投下大量凝固汽油弹，而向他们提供汽油和先进技术，让他们在利马附近的拉斯帕尔马斯空军基地制造这些炸弹的，正是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国际石油公司。
委内瑞拉石油在世界市场的比重虽然于1960年代中期有所减少，但到1970年，委内瑞拉仍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美国资本集团从整个拉美攫取的利润中，有近一半来自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穷人最多、暴力活动最猖獗的国家之一。其人均收入在拉美占第一位，有四通八达的超现代化公路网。以人均计算，委内瑞拉消费的苏格兰威士忌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可供近期开发的石油、天然气和铁矿宝藏能给每个委内瑞拉人带来十倍于现在的财富。它那广袤千里的处女地可以容纳德国或英国的全部人口。半个世纪以来，委内瑞拉从石油开采中得到了十分可观的收入，其数量之大，相当于马歇尔计划为欧洲复兴提供的资金的两倍。从第一口油井喷出石油到现在，委内瑞拉人口增长了两倍，国家预算增加到原来的一百倍。可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整天为吃到一小撮统治者的残羹剩饭争来抢去。与过去委内瑞拉依赖可可和咖啡的时代相比，他们现在吃的并不见得好多少。
首都加拉加斯在三十年时间里扩大了七倍。随着石油钻塔在马拉开波湖上一个个竖立起来，加拉加斯这座有着凉爽庭院、中心广场和静谧大教堂的古老城市，也很快建起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那里的空调机日夜快速飞转，轰鸣作响，把人搅得坐卧不宁。加拉加斯已变成一个石油文化中心。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们热衷于消费，不愿进行创造性活动，而消费者的需求又被这种文化人为地扩大了许多，真正的需求反倒被掩盖起来。加拉加斯人喜爱的是合成产品和罐头食品，他们从不步行，出门就坐车，汽车发动机排出的废气把这座山谷洁净的空气都污染了。加拉加斯人夜间很难入睡，因为他们抑制不住自己渴望赚钱、买东西、消费、花钱，渴望把一切占为己有的强烈欲望。在山谷四周的坡地上，住着五十多万被遗忘的人，他们的窝棚是用从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搭成的。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别人在如何挥霍浪费。在这座金色的首都，成千上万辆最新型号小汽车在大街上飞驰，车灯闪闪发光。节日前夕，一艘艘轮船靠近拉瓜伊拉港（Puerto de La Guaira），船上装满法国香槟、苏格兰威士忌和来自加拿大的成堆的圣诞树。可是与此同时，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到1970年，委内瑞拉还有一半的儿童和青少年没有就学。
委内瑞拉每天开采三百五十万桶石油，以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机器的运转。然而，委内瑞拉租让给美孚、壳牌、海湾和德士古子公司的油田还有五分之四尚未开采，至今仍是处女田。此外，石油出口的收入一半以上永远也不会回到委内瑞拉。克里奥尔公司的宣传品吹嘘自己在委内瑞拉如何行善，其中的赞誉之词同18世纪西班牙吉普斯夸皇家公司标榜自己德行时使用的词毫无二致。外国公司从委内瑞拉这只巨大奶牛身上榨取的利润，若与投资额相比，利润率之高只有过去的奴隶贩子和海盗可以与其媲美。除委内瑞拉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向资本主义世界提供过如此多的产品。据兰赫尔估计，委内瑞拉被掠走的财富数量之大，超过当年西班牙人从波托西、英国人从印度掠夺的财富。委内瑞拉第一届全国经济学家代表会议披露，外国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实际利润率1961年上升到38％，1962年又提高到48％，然而这些公司结算表上记录的利润率却分别为15％和17％。这中间之所以有差距，是因为公司在账簿上做了手脚且秘密转移了一部分利润。此外，在石油买卖这个复杂的行当中，由于同时存在多种价格体系，很难估算利润额。掩盖实际利润额往往用以下方式：一是人为降低原油价格，因为从油井到加油站，石油从来都是在公司自己控制的渠道里流通；二是人为提高生产成本，这其中包括虚构出来的高额工资和极力夸大的广告费用。实际上，根据官方统计数字，近十年来，委内瑞拉不仅没有新的外国资本投资，资本还不断外流，每年外流数达七亿美元。外国资本承认，这些资金是它们的“年金”。委内瑞拉近几年来投入的资本完全是从本国利润中抽出的。与此同时，石油开采成本直线下降，原因是外国公司使用的劳动力愈来愈少：仅1959年到1962年的几年里，石油工人的数量就减少了一万多，剩下三万多一点。到1970年底，只剩下两万三千人。最近十年，石油产量却一直大幅度增长。
由于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马拉开波湖石油工人宿地的危机进一步尖锐化。马拉开波湖上钻塔林立。半个世纪以来，十字钢架里的采油树一直不停地工作，委内瑞拉的财富和贫困无一不是由此产生。在采油树的旁边，燃烧器喷吐着火舌，天然气被白白烧掉。委内瑞拉把天然气毫无吝惜地送给大气层，却没有人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在马拉开波湖的四周，大大小小的城镇如石油一般源源不断地冒出。到处都在开采石油，就连住宅的后院、街道的拐角，都可以看到抽油机。在那里，街道、衣服、食物和墙壁都被石油染成了黑色，就连妓女的绰号也与石油连在一起，像“油管”“四个阀门”“绞车”“拖轮”等等。服装和食品的价格也都高于加拉加斯。这些现代化村庄诞生的过程是悲惨的，但在赚钱容易这种乐观情绪的感染下发展得很快。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那些城镇是没有前途的。油井一旦枯竭，要生存下去就只能靠出现奇迹。到那时，剩下的将只有残垣断壁和受到石油污染的水域。鱼类将纷纷死亡，海浪冲刷的将是阒无人声的海岸。那些靠开采石油为生，而油井又尚未枯竭的城市，也同样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随着开采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有大批工人遭到解雇。“石油从我们身边流走了”，拉古尼利亚斯（Lagunillas）的一位居民1966年就这样说过。卡比马斯（Cabimas）在足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基地，曾给加拉加斯和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繁荣；可是，这个城市现在连下水道也没有，柏油马路也只有一两条。
委内瑞拉出现开采石油热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从大约1917年起，委内瑞拉就开始开采石油。那时，传统的大庄园依然存在，广阔的天地无人居住，大片的土地闲置不用。那时，大庄园主还监视雇工干活，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或活埋到腰部。1922年底，拉罗萨（La Rosa）油井喷出石油，日产量达十万桶，石油热从此拉开帷幕。在马拉开波湖上，钻机和绞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外来设备和头戴软木安全帽的人也突然间蜂拥而至。大批农民从各地来到这沸腾的土地安家落户，住在用大木板和油桶的铁皮搭成的窝棚里把他们的劳动力贡献给石油。在委内瑞拉的平原和森林地带，甚至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区，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州的口音。七十三家外国公司眨眼之间都冒了出来。在这股租让油田的热潮中领头的是独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他原是安第斯地区的牧场主，当政二十七年所做的事就是养孩子和做买卖。在石油喷涌而出的那些年代，戈麦斯总是从他装得满满的口袋里掏出石油股票来酬谢众人。他酬谢的人有他的朋友、亲戚和臣属，有保证他前列腺不出问题的医生和保卫他的将军，还有为他大唱颂歌的诗人和在耶稣受难周星期五特许他吃荤的主教。戈麦斯胸前挂满各大强国授予他的闪闪发光的勋章，因为世界各地公路上奔驰的小汽车离不开汽油。独裁者的亲信常常把原本用来租让的油田卖给壳牌、美孚或海湾石油公司。这种靠权势和贿赂做交易的风气掀起一股做矿藏投机生意的热浪，点燃人们占有地下矿藏的欲望。于是，印第安村社的土地被霸占，不管是否愿意，许多农户都失去了自己的地产。1922年颁布的石油法是美国三家企业的代表起草的。那时，油田全部被围起来，里面还有警察。凡是没有携带石油企业聘用卡的，一律不准入内。甚至连运石油至港口所途经的几条公路，也都禁止外人经过。1935年戈麦斯刚一死，石油工人就剪断宿地四周带刺的铁丝网，宣布罢工。
1948年，随着罗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政府的垮台，三年前拉开帷幕的改良主义时期宣告结束。得胜的军人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减少政府在石油卡特尔子公司石油利润中的比例分成。1954年，由于政府减少税收，美孚石油公司得到三亿美元的额外利润。1953年，一位美国商人曾在加拉加斯说过：“在这里，您拿您的钱干什么都可以。对于我来说，所有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加起来也顶不上这种自由。”
1958年，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被赶下台时，委内瑞拉已变成一口巨大的油井，到处都是监狱和拷打室。国家所需要的一切，大到小轿车、电冰箱，小到炼乳、鸡蛋、莴苣，乃至法律和法令，都需要从美国进口。洛克菲勒集团最大的企业克里奥尔公司1957年宣布，这一年它获得的利润几乎达到总投资的一半。委内瑞拉政府革命委员会把最大几家公司的所得税从25％提高到45％，石油卡特尔出于报复，马上下令让委内瑞拉的石油价格下跌，公司也就在这时开始大批解雇工人。由于价格跌得太低，虽然政府提高了税率、增加了石油出口量，但1958年的收入还是比前一年减少了六千万美元。
后来的几届政府虽然没有把石油工业收归国有，但1970年以前也没有再向外国公司租让新的油田来开采黑色的金子。在这一段时间里，石油卡特尔加快开采近东和加拿大油田的速度，而委内瑞拉勘探新油井的工作实际上已停下来，石油出口量也不再增加。不再租让油田的政策已失去意义，因为委内瑞拉的国有企业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并没有把一直无人担负的职责担负起来。它只是东一点西一点地钻几口井，从而证实它的职能就是罗慕洛·贝当库尔（Rómulo Betancourt）总统所提出的“不是要发展成一个大企业，而是要为谈判新形式的租让充当中间人”。这种新形式的租让提了很多次，然而从来没有实现。
与此同时，二十年前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那股推动工业化前进的强大势头，目前已呈明显的衰退迹象，工业化已无力再向前发展，这种现象在整个拉美屡见不鲜。由于大多数人的贫穷而受到限制的国内市场，在支持制造业的发展方面是不可能超过某些限度的。另外，由民主行动党政府启动的土地改革也是半途而废，当初搞改革的那些人许下的诺言，连一半也没有兑现。委内瑞拉消费的相当一部分食品是从国外，尤其是美国进口的。例如，委内瑞拉人最喜爱吃黑豆，而黑豆是从北边大批运来的，包装的袋子上面赫然印着英文“豆子”的字样。
一位名叫萨尔瓦多·加门迪亚的小说家曾在他的著作中再次描绘整个征服文化，亦即石油文化所制造的地狱。他在1969年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看到过抽油机吗？就是把原油抽出来的机器。它的样子很像一只大黑鸟，尖尖的脑袋沉重地一上一下，日日夜夜，一刻不停。这是唯一不吃屎的兀鹫。一旦石油采空，吸油管发出那种空抽的声响，情况又会怎样呢？不祥的前奏曲已开始在马拉开波湖上空回响。在湖的四周，一夜之间就冒出了令人炫目的城镇，那里有电影院、超级市场和舞厅，也有成群的妓女和大量的地下赌场。在那里，钱是不值钱的。前不久，我去了一趟，心像被抓了一下。死人和废铁散发出的臭味盖过了石油的气味。房屋千疮百孔，已大半无人居住。每个城镇都濒于毁灭，街道满是泥泞，商店已成瓦砾。外国公司过去的一个潜水员每天拿着把钢丝锯潜入水中，把废弃的油管一段段锯下来当作废铁卖掉。现在人们在谈论那些外国公司时，好像是在回忆美丽的神话。人们生活在那神话般荒诞的过去，对掷骰子时一掷千金、酗酒时一醉七天的情景，至今仍十分怀念。与此同时，钻井的采油竖井仍在继续工作，大量的美元像雪片一样落到总统府米拉弗雷斯宫里，然后又变成高速公路和其他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庞然大物。可是，委内瑞拉有70％的人被排斥在这一切之外。城市里出现了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中产阶级，他们工资很高，可花钱买的多是无用之物。广告的宣传把他们搅得六神无主，他们竟听进那些天花乱坠的蠢话，欣赏起趣味极其低俗的东西来。不久前，政府大肆宣传消灭了文盲。然而，上次大选时对登记过的选民普查的结果表明，在十八至五十岁的公民中，竟有一百万人是文盲。”
[1] 1969年8月13日的《纽约时报》如醉如痴地描绘温莎公爵夫妇在里斯本郊外帕蒂尼奥那所16世纪的城堡度假的情景时，就是用这样的字眼形容帕蒂尼奥的。帕蒂尼奥夫人在向夏洛特·柯蒂斯介绍一天的活动日程时说：“我们想让仆人享受到一些平静和安宁。”
后来，到瑞士山区度假的季节，摄影师忙不迭地为在圣莫里茨度假的公爵和走红的艺术家拍照。一位五十岁的女百万富翁刚刚失去了曾是福特汽车公司副董事长的第二个丈夫。她在闪光灯前微笑，宣布即将结婚，未婚夫非常年轻，正挎着她的胳膊，畏怯地看着大家。在他们旁边，也站着另一对出入上层社交界的夫妇，男的身材矮小，长着印第安人的面孔，浓密的眉毛、凶狠的目光、塌陷的鼻子、高耸的颧骨，此公就是安第诺·帕蒂尼奥（Antenor Patiño），他仍然是一副玻利维亚人的模样。在另一家杂志登出的照片上，安第诺扮装成东方的王子，头上缠着布，身边站着几个货真价实的王子和公主，他们在亚历克西斯·德·里德（Alexis de Rédé）子爵的王宫里聚会，这些人是丹麦的玛格丽塔（Margarita）公主、亨利王子、玛丽亚·皮亚·德·萨博亚（María Pía de Saboya）和她的表弟米格尔·德·博尔冯—帕尔马（Miguel de Borbón-Parma）王子、洛贝科维茨（Lobckowitz）王子和一些随从人员。
[2] 1966年7月，阿尔弗雷多·奥万多（Alfredo Ovando）将军宣布，玻利维亚已同德国的克勒克尔企业达成协议建造国营炼锡厂。他说，我们将赋予“这些可怜的锡矿以新的命运”。“到目前为止，它们所给予我们的只有矿工弟兄肺部上的洞眼。”塞尔希奥·阿尔马拉斯写道，这些矿工为采掘矿石付出了自己的性命，“然而他们并不占有矿石，无论是1952年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他们都从未占有过。因为锡如果不是闪闪发光的锡锭，就不能直接派作任何用场。而那种像土一样的沉甸甸的矿砂，除了把它倒进冶炼炉外，实在是毫无用途”。《权力与没落，玻利维亚历史上的锡》（El poder y la caída.El estaño en la historia de Bolivia），拉巴斯—科恰班巴，1967年。
阿尔马拉斯·帕斯（Almaraz Paz）讲述了一个工业家的故事。他叫马里亚诺·庇洛（Mariano Peró），孤军奋战了三十多年，一心想让玻利维亚的锡在奥鲁罗而不是在利物浦冶炼。1946年，具有民族主义特点的总统瓜尔维托·比亚洛埃尔（Gualberto Villarroel）倒台后不几天，庇洛就来到克马多宫（Palacio Quemado），他是来取走两块锡锭的。这两块锡锭是他在奥鲁罗（Oruro）的冶炼厂首批生产的。把代表国家的这两块象征物继续放在共和国总统的办公桌上做装饰品，已没有任何意义。比亚洛埃尔已被吊死在穆利约广场（Plaza Murillo）一个路灯的柱子上，他倒台后，寡头集团又重掌大权。所以庇洛把他的锡锭拿走了。这两块锡锭上沾有干涸的血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