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博士毕业以来，始终惦记着自己的毕业论文，时常拿出来琢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并非是顾影自怜，毕竟就像历经十月怀胎和多年婴儿般呵护而成长起来的孩子，打心底怜爱它、珍惜它，总期望有朝一日能将它变成铅字，摆上案头，一则是敝帚自珍，另则也时常以此鞭策自己。

虽然已经尽心修改，但书中难免还存在诸多不如意之处，不过也有一些自认为具有创新性的个人想法和文字，值得出版向大家讨教。工作以来，事事繁多，虽有心继续修改，但也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因此痛下决心将其出版，为博士阶段的工作暂时划上句号，有些许立存此照的想法。因此，纵然论文中还存在许许多多问题，导师对论文也还有诸多不满意之处，自己也曾想应该花几年工夫再仔细斟酌，但事到如今，“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或许尽早将其摆到读者面前，接受大家的批评，集思广益，更有利于将研究深入下去，免得闭门造车和孤芳自赏。这使我从心底里特别佩服加拿大R.hayter研究小组十年磨一剑的韧性和耐力，以及对科学研究的执著，他们对Elliot Lake这样一个几千人的工矿小镇就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深入研究。

资源型城市是因当地的资源开发而兴建或发展起来的、对外输出资源型产品与服务的一类特殊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国家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加大了对能源、钢材、煤炭、木材等自然资源的开发，涌现出了一大批资源型城市；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高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随之增加，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资源开发热潮，诞生了大量的资源型城市。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里，全国就增加了100多座资源型城市，目前已多达156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近1/4，其行政辖域总面积为146.4万平方公里，涉及总人口约2.36亿，其中市辖区人口7422.3万；2004年的GDP总额约为26369.4亿元，约占当年全国总GDP的19.3%。我国资源型城市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丰富，规模巨大，囊括了石油、煤炭、冶金建材、农林牧渔产品加工和旅游资源五大类，人口规模在几万到上百万不等。这些资源型城市不仅为国家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能源、资源和原材料，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就业，也为出口创汇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资源型城市大多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采取会战形式发展起来的，发展历史短，开发强度大，而且大都处在西部、华北北部和东北等“老、少、边、穷”及生态环境脆弱地区。20世纪末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强度加大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逐渐枯竭、开采成本上升及资源型产品市场供求关系改变、市场优势丧失等问题；加上国家经济体制和相关的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转变，资源型城市所累积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凸显，出现了城市经济结构失衡、增长缓慢、下岗失业人员增多、接续替代产业乏力、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稳定受到威胁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使得资源型城市大都陷入发展困境，甚至衰退的境地，迫切需要进行转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家对重点资源和加速城市化建设的战略需求，而且涉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生态环境建设，关系到上亿百姓的生存与发展。

导致资源型城市陷入衰退或发展困境的根源除了资源枯竭、区位条件差和市场优势丧失等客观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长期不合理的社会经济体制、资源利用方针、社会分配体制和国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加剧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国内外因宏观政策的短视或缺失而导致资源型城市衰退乃至一蹶不振不乏其例，如原苏联著名的石油城市巴库。也有一些资源型城市和地区因转型及时，政府支持力度大，顺利实现转型，保持持续发展，如日本的北九州、美国的休斯顿、德国的鲁尔地区。

“解铃还须系铃人。”从国内外资源型城市发展实践来看，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和城市自身的力量，绝大多数资源型城市要想实现转型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很小，政府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宏观调控和设立专门的管理协调机构不可或缺。即便是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其资源型城市和地区的转型与持续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主导。中国资源型城市因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其自组织能力较弱，自我累积能力较差，如果任其自然发展或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发展，将难以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和资源诅咒，最终陷入因资源枯竭而衰落的境地。因此，中国资源型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更离不开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支持、管理与调控，国家的宏观调控是资源型城市摆脱困境的源动力。然而，长期以来，资源型城市既缺乏像西部开发办、振兴东北办那样的专门管理与指导机构，也缺乏从国家宏观决策角度系统的理论研究来指导其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实践，从而使得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与实践都是在无序、自发的条件下进行艰苦探索的。

目前，我国有关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与实践大都立足于城市的自身发展，鲜于从国家宏观决策和发展战略角度来探究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与发展策略，而资源型问题的积累、激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无不与国家宏观政策、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有鉴于此，本书从国家宏观调控决策视角出发，以探讨中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为主线，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将资源型城市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类型，系统地探讨了其范围界定、演化特征、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发展评价和发展战略、调控政策与技术支撑等。

首先，在剖析资源、资源型产业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功能学和发生学的角度厘清和确立了资源型城市的概念。尔后，借鉴城市职能分类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资源型城市的界定原则；进而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选择相应的定量指标，最终界定了我国2004年存在的各类别资源型城市156座，并按城市所依赖的主导资源将其划分为煤炭、石油、冶金和建材、旅游、农林牧渔产品加工五大类。然后，通过对资源型城市发展历史背景的追溯，从动态演化角度较系统地揭示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演化特征与规律，并剖析了其形成根源。

其次，运用多学科理论，构建相应的模型，从理论上系统地探讨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的可能性、调控机理、时机与模式、路径等，为宏观调控对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一是运用系统科学中的结构-功能原理，从资源供给、土地利用结构、产业结构、空间格局和制度结构的相互关联出发，构建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的驱动—压力—状态—响应（DPSIR模型），揭示了资源型城市发展演化的机理。二是用数学拐点理论分析了调控资源型城市发展周期、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及有序调控的可能性，并且归纳出资源型城市的三种转型模式：规避型、急转型和中转型。三是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模型，理论上明确了资源型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四是运用系统生态学理论和能值分析方法，构建了资源型城市价值流向分析模型，揭示了资源型城市价值双向流失的内在机制，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定量工具。

再次，借鉴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原则，结合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特征，提出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准则，构建了融系统状态的认知、综合功能评估及发展演化潜力于一体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框架体系；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有关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结果，通过对部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规模效益和发展潜力的定量评价，进一步印证了中国资源型城市在时空、类别和发展阶段上的客观差异。由此提出，应根据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结果，结合各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时空、类别的划分，建立相应的预警与转型的红黄绿牌机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

最后，进一步从国家宏观决策与调控角度，对资源型城市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中国资源型城市宏观调控的对策方略和技术支撑体系，以期通过适当、及时、有序、有效的宏观调控，将因宏观政策和环境变化而导致资源型城市衰退的破坏性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促进资源型城市健康、持续发展。

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限于作者水平和能力，也受制于完成时间和条件及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研究深度，书中仍有不少错误和遗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