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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晚。一是因为建国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对能源与原材料的大量需求，才使得资源型城市迅速兴起与发展；二是由于我国的人文和经济管理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逐步复兴，对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研究也才步入健康的征途。1978年，李文彦发表的《煤矿城市的工业发展与城市规划问题》一文，不但是煤炭城市的开创性研究，而且开启了中国资源型城市研究的先河。随后，经济的高速发展掩盖了资源型产业及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但对资源进行超强度的开采，加速了资源型产业衰退的步伐，并引发了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与生产安全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资源型城市所蕴含的各种问题凸显，资源型城市因而也就成为关注的焦点。
国内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不仅与不同时期城市自身发展所遇到的问题紧密相连，更与国家宏观政治经济制度、政策和城市化过程密切联系。
第一阶段，资源开发基地建设与生产力布局研究（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推行重工业优先战略，加之受前苏联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影响，这一阶段我国资源型区域和城市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家宏观生产力布局，就资源开发基地的布局、选址、建设规模、建设时序等问题来探讨地区资源条件评价、基于资源条件的工业布局、地域综合体组织等（ 李文彦， 1986）。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资源型城市，但为其正式研究奠定了基础，属于资源型城市研究的启蒙阶段。
第二阶段，工业综合发展与布局规划的研究（1978—20世纪90年代中期）。20世纪70年代末人文科学的复兴，使城市研究得到了发展，为资源型城市研究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宏观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和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改变，特别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资源型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开始初显端倪，出现工矿城市及其发展的概念，其研究重点随之转向了在新的发展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着眼于工业综合发展与布局规划的研究，特别是以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为主。早在1978年，李文彦在对煤炭城市的开创性研究中，首先提出了煤炭城市工业发展的综合化问题。随后，魏心镇（1981）、梁仁彩（1985）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煤炭城市工业综合发展的思路，分别就煤矿区地域工业综合体的形成与发展、煤炭基地的类型与综合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马清裕（1981，1986）对包括煤炭、油田、金属、非金属等工矿区城镇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综合阐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理条件下工矿区城镇的工业结构类型及其发展特征。齐建珍、白翎（1991）通过对抚顺、阜新两个煤炭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了煤炭城市单一结构带来的经济效益、劳动就业、市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认为解决的根本途径就是综合发展。刘洪、杨伟民（1992）认为不论是从煤炭资源的可耗竭性，还是从煤炭城市存在的问题考虑，都必须对煤炭城市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在提出5个调整原则的基础上对3类煤炭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进行了探讨。樊杰（1993）对我国煤炭城市的结构转换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煤炭城市的产业结构单一不但是造成经济效益差的主要原因，而且也给城市建设、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问题。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投资和财政政策的变化、地方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直接决定着未来煤炭城市的发展，调整结构势在必行。
同时，一些学者还探讨了资源型城市的规划与布局问题。李文彦（1978）认为，对煤炭城市的规划，应当充分注意其特殊性；在合理确定城市工业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要通过合理布局掌握好不同阶段煤炭工业同其他工业的协调关系，结合矿区条件合理规划居民点，重点解决好煤矿占地问题。马清裕（1981，1986）通过对工矿区城镇的人口增长与规模预测的研究，揭示了这类城市人口随资源开发变化的规律，并且从区域的角度详细地探讨了工矿区城镇的合理布局，即针对工矿区城镇具有布局分散的特点，在规划中应当注意处理好主城与工人镇之间的合理关系，避免城市压矿，尽量依托老城发展，做到分散与集中相结合。邓念祖（1990）进一步指出，工业布局混乱、功能分区不明确、环境质量低劣、铁路与市内道路交通混杂、城镇土地利用率低是工矿区城镇当前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这类城市的规划，应当根据资源开发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措施。矿区城镇的布局应注意：
① 充分利用和扩建原有城镇；
② 工业企业成组布局；
③ 建立联合工人镇；
④ 建设工农新村；
⑤ 避免城市压矿；
⑥ 加强规划管理。
此外，樊杰（1988）还探讨了煤矿区国土规划的思想方法，提出了国土规划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这一阶段，对单个的城市研究较多，系统的理论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但基本思路对其后的资源型城市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第三阶段，注重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多元化调整、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而此时资源型城市发展困境却日益凸显，“四矿”问题、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和支持资源型区域发展持续产业政策的实施，使得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因实践需求成为研究热点。这一阶段内，“资源型城市”替代“矿业城市”、“工矿城市”等概念；研究领域扩展到其发展的各方面，其中主要包括资源型城市及其经济的发展与转型、社会发展问题、制度转型问题、资源型区域城镇化与城市空间发展问题、生态环境建设及其治理技术等，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城乡规划学、生态学等学科，也有学者建议建立资源型城市转型学或矿业城市学（ 张以诚， 2001 ;齐建珍， 2004）。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率先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提出了转型是资源型城市摆脱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1995）。尔后，不少学者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沈镭（1998，1999）指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性在于：
① 矿区向城市演变的突发性；
② 城市化水平的低层次性；
③ 高工业化的虚假性；
④ 基础设施的滞后性；
⑤ 工矿企业与城市机制的约束性；
⑥ 资源和环境的限制性。
矿竭城衰、体制束缚、区位偏离、环境恶化、产业递进缓慢是制约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把握矿区生命周期、抓好经济结构转换、强化城市职能、提高外向度、加快政企分开、加强环境保护等是保持矿业城市持续发展的对策。马传栋（1999）按照可持续发展水平把煤炭城市分为具有初步持续发展能力的城市、向可持续发展状态过渡的城市、存在大量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城市。张以诚（1997，1999）则将矿业城市按成因分为有依托城市（资源开发之前存在的城市）和无依托城市（平地而起的城市），并且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思想。俞宾洋（1996）、赵景海（1999）强调了资源型城市空间布局的分散性，并提出了实施空间重组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杨铁良（1993）、韦朝阳（1997）则集中探讨了煤矿区的国土整治、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问题。宋玉祥（1995）对抚顺煤矿区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的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贺艳（2000）指出了资源型城市的再城市化问题，周海林（2000）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战略的实施，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也进一步走向深入。
（1）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境、成因研究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源耗竭、城市衰落的威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序次低，经济效益差；收入低、基础设施薄弱、职工工资低、利用外资能力差、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型城市人才结构单一，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工作滞后，社会就业压力大等社会问题突出（ 张以 诚， 1999 ；周长庆， 1994 ；张耀军， 2006）。
我国资源型城市形成于特殊的工业化背景之下，有明显的被动性和突发性。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机制是一个双重动力影响下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即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发展受到国有资源开发企业的垄断控制，表现为一个城市企业化和企业城市化的过程（ 刘云刚， 2002）。在制度和技术的双重约束下，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具有高度刚性（ 刘玉 劲等， 2004）。资源型城市衰退的最直接原因是因资源的枯竭导致的产业退化（ 赵秀峰， 2004），在产业选择上形成了所谓的“产业锁定”（ 戈银庆， 2004），从而导致了因资源型企业的不景气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给城市发展和稳定造成全面冲击。
从城市发展历程与国家体制的角度考察，资源型城市衰退的直接原因是按照原苏联模式建设的资源型城市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刘云 刚， 2002）。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城市自身的体制和机制的滞后及资源、区位和环境的变化等造成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衰退和边缘化，城市功能不完善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体制变迁的三个阶段中由于缺失了“过渡阶段”，缺乏原始资本积累所引发的体制方面不公平待遇，也是导致资源型城市衰退的重要原因（ 丁四保等， 2003）。此外，资源型城市存在的二元管理体制也制约其持续发展。
① 政企合一型。如大庆、东营、克拉玛依等石油城市，对油田和城市实行党政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城市党政一把手由油田党政一把手兼任。这种体制能够保证指挥统一，快速决策，因此在建设之初是必要的，但一成不变地维持这种体制，则值得商榷。
② 政企分离型。如鞍山。这种体制分割导致了大企业与城市离心力、外向力增强的趋势（ 武春友等， 2000）。
（2）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研究
我国资源型城市研究绝大多数是围绕着城市转型问题展开的，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环境治理，其中产业转型是该系统工程的原始动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优势产业的培育、经济要素的市场化是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区域和城市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的不利影响，认为产业结构单一是导致城市经济效益差的主要原因（樊杰，199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国家投资、财政等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刘洪， 1992 ；程绪平， 1994 ；许光洪， 1998； 关凤峻， 1999 ；张米尔， 2001）。由单一专业化向经济多元化转化、由资源型城市向综合性城市转变、由原料生产基地向地区经济增长中心转变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思路与方向，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显、竞争力强的新型工业化城市是转型的目标。产业结构多元化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资源深加工、非资源主导产业、第三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面向市场、注重科技、坚持效益、发挥优势，并且要注重优势的延伸与优势的转换，关键在于技术进步（ 刘家顺， 1992），重点在于主导产业体系的建设、矿区体制与布局模式的转变，同时还要考虑到地区劳动力和资源基础、立足于外向化并保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刘云刚， 2000）；产业结构转换必须充分发挥城市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优势替代、优势再造、优势互补、优势延伸、优势挖潜”等模式（ 沈镭， 1998），实现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差别性策略”向“功能性策略”转变，建立和完善基本的市场制度，以利各种要素的进入、最佳组合和退出。
有的学者指出，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应着眼于四个转变：产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多元化），经营方式转变（经营方式集约化），所有制结构转变（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区域经济社会管理系统转变（区域经济社会事业一体化）（ 陈忠祥， 2006）。有的学者则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运行机制和手段进行了研究。所谓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是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即在产业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发挥主导产业作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素质（要素质量、要素结合效益、产业间联系方式），为经济快速增长、协调发展和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提供必要条件。二是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主要是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有限的资源供给和无限的需求的矛盾关系；二是使各类产业部门各就其位，各尽其用，形成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合理结构；三是使产业间的联结关系深化，使产业结构在深层次上协调、顺次演进。在资源型城市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特别需要发挥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作用，需要产业政策的制约和规范。同时，资源型城市还要主动适应全球化趋势，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延长资源开发利用周期，完善资源市场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要素投入、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实现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转变，因地制宜地选择引入全新替代产业的“大转型”或延伸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小转型”，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发展（ 张军等， 2000）。
有的学者还分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障碍：如区位障碍，即多位于戈壁荒漠、穷乡僻壤；产业障碍，因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主导产业单一，第二产业是主体，第一、三产业严重滞后；环境障碍，主要指“三废”排放、占用和破坏土地植被、诱发地质和生态灾害等；产权障碍，主体企业在所有制上都是国有企业；体制障碍，历史上多是先有企业，后有政府，二元领导体制摩擦不断；财力障碍，由于资源型城市的产品附加值较低，再加上不当行政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和地方财力不足，导致资源型城市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人才障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奇缺，人才外流现象严重（ 张米尔等， 2001）。有的学者专门研究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如实行制度创新，调整组织结构；适应市场经济，调整产品结构；适应时代要求，调整技术结构等（ 徐建中等， 2001）。以代际公平为目的建立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协调关系，通过市场创新、文化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及方式创新等各种创新的集成重整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 刘祥等， 2003），以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产业延伸、产业更新和多元产业复合模式为基础，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适度开发战略、集约经营战略、“绿色矿城”战略、科教兴城战略、“筑巢引凤”战略、矿城互利战略、矿城扶持战略等（ 李成军， 2005），逐步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还涉及产业组织结构、税收政策、企业激励机制等问题。
（3）对国外资源型城市发展经验与教训的研究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与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由于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宏观经济背景及人文环境等诸方面的差异，各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其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与教训。因此，面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困境，国内学者十分重视对发达国家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不但研究了美国休斯敦与匹兹堡、德国鲁尔、法国洛林、日本九州这些地区和城市的成功转型经验，而且也对前苏联的巴库、伊拉克的基尔库克等资源型城市转型失败的教训，归纳出了北澳、欧盟和日本资源型城市发展与转型模式及相应的措施，并从宏观调控、发展接续产业、促进就业等方面提出了对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启示（ 柯 文， 1992 ；潘惠正等， 1995 ；李晟辉， 1997 ；焦华富等， 1997，2000； 余际从等， 2004），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
对国外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研究开拓了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其中关于资源型城市和产业衰落地区的政策备受关注。
（4）资源型城市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所谓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一定的时空尺度上，以长期持续的城市增长及其结构演化，实现高度发展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从而既满足当代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满足未来城市发展的长远需要。对资源型城市系统的发展来说，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三者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徐建中等， 2001）。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来调整产业结构。有的学者具体论述了技术进步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如技术进步可降低矿产等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成本，可促进资源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可改善城市基本建设和环境，可使城市摆脱人才素质低循环状况（ 张杰辉 ，2000）。有的学者则分析了在资源型城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环境保护工作可能遇到的难题，如时间生态序不公平（世代不公平），欠账太多；区域生态序不公平（发达国家将一些低效益、重污染的初级产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调整困难；体制不合理（“大企业、小政府”，企业的“行政级别”高于政府，二元管理体制），管理困难；资源价格不公平（低附加值的产品，扭曲性的价格），负担过重等（ 方晨， 1995）。
经济发展的困境诱发了资源型城市的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缓慢，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高，对就业的带动、吸纳能力较弱，失业问题突出。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实施积极就业援助、解决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是解决资源型城市就业问题的基本对策。有的学者论述了在资源型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应正确处理救助者愿望与救助标准合理性、定期救助和临时救助、民政部门工作与协调有关部门工作、社会救济和家庭保障的关系，以及政府、集体和社会共同负责的关系。解决和消除资源型城市的贫困问题，突破经济衰退与文化衰退之间形成的“纳克斯怪圈”的恶性循环，加强社会文化创新，重建资源型城市的社会基础，实现其产业转型和经济振兴（ 潘浩， 1996）。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优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依靠科技进步和法律、经济手段，尽量延长资源开发的生命周期，避免城市过早步入衰退期；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调整城市发展规划，改变城市生命趋势走向；进行行政区划调整，转变城市职能等（ 郑伯红， 1999）。有的学者则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应综合运用宣传教育、经济、法律、科技和行政等多种手段实现资源型城市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和持续利用（ 王晶超等， 2000）。有的学者则从实行煤炭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定援助煤炭工业的产业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与治理、统筹规划、改善城市形象、发展非煤替代产业等角度，探讨了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焦 华富， 2001）。
有的学者提出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建设生态城市（ 王宗仁 等， 2001）。有的学者则论述了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列举了生态城市的社会发展指标、经济发展指标、资源与环境发展指标、人口发展指标等指标体系（ 盛学良等， 2000）。有的学者还对国外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以期对我国建设生态城市有所帮助（ 张俊军等， 1999）。有的学者则从城市总体规划、功能区规划、建筑空间环境设计三个层面探讨了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对策，提出了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法（ 黄光宇 等， 1997）。
（5）资源开发区域的城市化与城市空间发展研究
资源开发区域具有城市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城市之间及其与区域之间的职能联系薄弱、高度城市化的中心市区与低水平城市化的邻近区域之间呈现明显的嵌入式二元结构等典型特征。其成因主要在于工业布局与城市、城镇分布的偏离，单一的嵌入式的资源开发模式与城市化的偏离，生产、社会组织方式与城市化的偏离。这几方面的偏离通过影响流动、聚集、创新三个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打破了工业化与城市化演进中的动力与传导机制。资源型城市转型应实施再城市化战略，调整城市发展规划，改变城市生命周期，转变城市职能，实施特殊的区域开发政策，促进资源型城市与区域之间融合互补发展，加快资源型城市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特殊的城市化发展特征及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使资源型城市大多呈现分散布局的城市空间结构，并且存在明显的二元城市形态与内部结构。表现为资源开采区域的多极直线型结构和工商业区域的多核心组合式结构，资源开采经济与非资源经济结合部形成的复合型中心是控制城市形态及其空间结构演化的枢纽。人口、产业的分散分布形态及总体上的复合景观特征受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影响很大，资源开采区域的内部结构主要受控于资源分布、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而工商业区域的内部结构则主要是区域工业化的结果。空间优化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必然带来城市空间的重组。由于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主要趋向于资本密集型的资源——加工型产业和第三产业，人口、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地域上必然呈现聚集的趋势。产业多元化必然带来城市地域增长极的发展，资源型城市空间发展也将逐步趋向相对聚集的发展模式，依托多城镇组团的空间结构形式，构建多中心、紧凑型的城市空间结构是其中最重要的模式。资源型城市内部的用地组织也将由计划经济色彩较浓的单位式用地结构向以市场经济规律为主导转变。城市的黄金地段的用地置换、生态环境优化、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新产业空间的建设是城市建设用地重组的重点。
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严重的“生态赤字”和次生灾害隐患。生态治理和灾害防治成为资源型城市空间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通过规划建立控制体系和灾害预警系统；利用土地复垦等技术进行塌陷区等的治理和综合利用。优化城市生态系统是资源型城市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6）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研究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在地区层面上是一个宏观问题，往往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行政推动和引导作用，以及政府的产业政策发挥规范和保障作用（ 伍新木等， 2004）。政府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政府应把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支持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政府要在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进行观念转变的动员（ 刘 世丽等， 2000）。有的学者则明确提出城市政府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首位力量（ 胡国亮， 1999）。有的学者则具体分析了资源型城市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植作用：提供技术服务，提供优惠的政策支持，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提供及时的信息服务，提供各种培训服务等（ 戴大双等， 2000）。
（7）资源型城市个案研究
我国资源型城市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个案研究。例如，王颖（1997）的“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实证研究——辽宁省盘锦市为例”，姚建华等（1998）的“大陆桥上干旱区工矿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镍都金昌的发展分析”，臧淑英（1999）的“资源型城市持续发展对策探讨——以鸡西市为例”，丁磊等（2000）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以太原为例”，周海林（2000）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攀枝花为例”，郭海荣（2000）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证研究——以古交市为例”，章锦河等（2001）的“资源型城市旅游形象设计研究——以淮南市为例”，胡浩等（2001）的“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研究——以云南东川为例”，刘彦随等（2001）的“论西部地区矿业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以铜川为例”，段汉明等（2000）的“中小煤炭城市主导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策——以陕西省韩城市为例”。此外，梁亚红（1997）、沈镭（1998，1999）、王国栋（2001）、方觉曙（1986）、谢长青（1988）、王国清（1989）、刘伟科（1990）等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平顶山、大同、辽源、淮北、抚顺、白银、铜川等资源型城市进行了研究。各案例城市研究均在分析自身优势的基础上选择主导产业，将资源—加工型产业一般作为首选，其他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产业、商贸业等第三产业，部分城市还把第一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之一。
（8）其他相关研究
有的学者专门研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支持，提出要确立和强化城市中心支行区域性信贷政策制定功能，建立和强化多元化的信贷政策调节工具体系，建立有效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强化金融机构的自我服务功能，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李扬， 2001）。有的学者则从环境法的角度研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出重塑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途径是：坚持宪法——环境基本法——环境实施法的立法模式；坚持并革新《环境保护法》，使之成为整体环境观下的环境基本法；重整以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管理法、生态环境保护法和环境资源制度管理法为内容的环境法律体系（ 杜群， 2001）。有的学者还提出资源型城市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国有特大型企业必须坚持办学，必须把教育当作关键性的基础产业来对待；必须加强企业教育立法，保证教育经费和教师队伍的稳定；同时应该针对其特殊问题进行资源型城市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李立国等， 2000）。
综观国内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晚，且深受西方研究的影响；参研人员和研究成果逐步增多；研究层次从专题逐步走向综合、从实践走向系统化与理论化，农林牧渔产品加工类和旅游资源型城市也开始得到关注；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实证研究为主，出现了多学科交叉、多种理论综合的趋势，但是理论性的规范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尚未形成资源型城市研究体系。
① 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比较宽泛，内容单一、对象孤立性研究较多，缺乏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综合性研究，且对全国资源型城市进行宏观分类，探讨其演化规律、共性对策和同区域协同发展方面的系统化研究鲜见；探讨矿业资源型城市的较多，而对林牧和旅游资源主导型城市的研究颇为稀缺；定性研究较多，而借助现代模型和计算机技术对典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甚少。显然，已有的研究现状不利于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和促进资源型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
② 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建立生态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对策，但大都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多、地域分布广泛、发展阶段各异，不同类别、不同地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型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其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与对策也应有所不同。然而，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一些研究宽泛地来谈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道路设计，这类研究因其针对性不强而导致实用性不高；因其系统性（如政策和技术支持体系）较差，进而使城市管理者的科学决策和国家制定辅佐的系列政策往往较难。特别是未能从区域城市化和生态环境能力建设方面，提出具有较为前瞻性和适宜的发展方略。
③ 目前的文献以矿业资源型行业为研究对象的居多，而以其资源型城市演化规律为对象的研究甚少；在对矿业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中，又主要集中在煤炭城市，而对石油、有色金属和建材类主导资源型城市的研究甚少。概而强调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转型，而忽视了对主导资源合理开采、深层加工、高效转化方面的研究，这不利于保障国家对资源需求和促进资源型城市优势、潜能的发挥。此外，对资源输出的生态和经济补偿机理及实践机制方面的研究也极为欠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研究内容的涵盖面较窄，主要涉及经济、环境规划等方面，一般以归纳的方法对资源型城市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笼统的研究，而对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消费行为及城市发展属性和区域格局演化规律的研究较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理论超前性和实践综合、系统性的研究同样显得不足。
总之，虽然国内外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已经渗透其发展的各个领域，但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研究内容上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发展机制及对资源型城市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发展规律、生态建设的探索是国内外研究共同探讨的课题；研究方法上均注重从实证研究出发。但是，由于与发达国家发展轨迹与发展阶段不同，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领域，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占到绝对优势数量。国外的研究多注重社会发展问题，集中于就业、社区和谐等问题。在机制研究方面，国外研究多集中于资源型区域和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关系方面，而我国则集中于资源型城市自身的发展机制如经济体制改革、政企关系等的影响上。在资源型城市空间方面，我国多从物质空间实体和经济转型角度研究，国外则更加注重社区建设及社区归属感等问题。在实践领域，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已有相对成功的经验和案例，我国数量庞大的资源型城市发展问题仍在艰难的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