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资源丰富，工业化历史悠久，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也较早。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导致对资源需求的激增，从而涌现出了大量以矿山开采和矿产资源初加工为主的城镇。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以及煤炭使用环境标准的提高，使得煤炭的需求量和产量下降，从而使产业结构单一的煤炭城市率先出现了衰败，资源型城市，特别是煤炭资源型城市也因此而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西方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最早始于19世纪，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是在20世纪早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主要表现为多种理论引入和采用实证分析与理论规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般认为，国外资源型城市研究常与单产业型城镇和地区的研究、衰退产业区的研究相结合，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理论初级阶段——社会学、心理学研究。这一阶段始于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英尼斯（Innis，1930，1933）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做的开创性研究，止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资源型城市研究的初期阶段，或称奠基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针对资源型地区社会发展不稳定问题，以单一城市（镇）或特定区域中的若干城市为对象，就资源型城市发展存在的社会问题、个人行为、性别歧视、婚姻破裂、酗酒等一系列孤独环境的反应进行研究，旨在寻找社区不稳定性的原因。此外，卢卡斯（R.A.Lucas，1971）提出了单产业城镇或地区的四个发展阶段理论。
第二个阶段，从个体到群体的实证与规范研究，即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受刘易斯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论、依附论、资本积累与国际化理论的启发与影响，重点转向结合实证，研究资源型城市发展历程和经济地位等，普遍认为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一种边缘化地位。著名地理学家布莱德伯里（Bradbury JH.，1984）对加拿大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发展，提出了第五、第六两个阶段，即下降阶段和关闭阶段；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质疑，认为以前的研究并未对由单一企业构成的资源型社区社会经济问题背后的结构因素进行分析，资源型城市较为完备的理论应当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去理解资本积累和不均衡发展的过程和原因。
第三个阶段，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阶段采用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分割等理论，研究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就业与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其中对劳动力市场问题尤为重视。代表人物有布莱德伯里、海特（R.Hayter，1992）、巴恩斯（T.J.Bames，1990）、然多（J.E.Randall，1996）、伊如恩斯德（R.F.Ironside，1991）等。
（1）经济结构转型研究
经济结构转型是资源型城市研究的传统内容，国外学者对此已进行了长期研究。日本政府为了振兴煤矿区经济，在1962—1991年的30年间总共修订过9次煤炭政策。其总的指导思想是确保煤炭的稳定供给，维持产煤地域的经济繁荣，针对国内煤炭资源趋于枯竭的实际，不断调整国内煤炭工业的结构，逐步由依靠国内产煤转向从国外进口。
德国鲁尔区的经济振兴是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成功案例。20世纪50年代，鲁尔区陷入了结构性危机之中，出现了主导产业衰退、就业岗位减少、居民点结构的发展缺乏有机性、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短缺、人口外流等问题。有关专家及时地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振兴。调整的指导思想是对煤炭工业采取价格补贴，发展新兴产业，改组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完善基础设施，进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关闭亏损严重的煤矿，把采煤集中到盈利多和机械化水平高的大矿井，实行集约化经营。通过提前退休等办法裁减人员，政府提供资助进行工人转岗培训。
布莱德伯里（J.H.Bradbury，1988）根据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资源型城市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解决资源型城市所面临问题的对策，如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制定财政援助、转岗培训、搬迁和工作分享策略，建立社区赔偿基金和专项保险机制，促进地区经济基础的多样化，实行地方购买策略，进行区域规划，建立结构联系等。
（2）资源型城市的社会学、心理学研究
国外对资源型城镇的研究，早期主要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城镇社区问题。马什（B.Marsh，1987）在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煤炭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研究后指出：采矿业产生的财富随着煤炭大量外运而大部分流到了纽约和费城等地，现在这些矿区经济衰退，人口大量外迁，但是仍有 1/3～1/2 的人口居住在这里，他们认为这里是与众不同的生活乐园。但以通常的景观美学标准来衡量及经济和人口学调查，结果都表明这里是宾州最不具吸引力的地方。从时间上来看，煤炭城市经历了两个不对称的阶段：早期的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环境向新来的居民提供了物质财富，但此时的精神财富贫乏；进入衰退阶段，环境向人们提供了较多的精神财富，但物质财富短缺。兴盛期与衰退期之间是几十年的稳定期，这一时期对今天的煤炭城市具有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自然景观上，也表现在人们对自身所处地位的认识上。这些地区在形成居民社区归属感方面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这里根本没有原先存在的社会景观，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需要这里为其提供利益和财富，同时他们又积累这些财富用以构筑一个新环境。坎贝尔（A.P.Campbell）、昂格尔（D.G.Unger）、弗里德（M.Fried）、吉尔（A.M.Gill）、沃伦（R.L.Warren
）
、鲍尔斯（R.T.Bowels）等人研究了社区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
。沃伦将社会互动分为垂直（区际）和水平（区内）两个方向，认为那些具有较强互动特征的社会单位将难以适应当地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提出以规划手段加强资源型社区的社会互动，这已成为加拿大一个重要的规划理念。后来，肯尼（John L.Keana）从自然景观与社区演化的角度研究了美国南科罗拉多州的煤炭城镇，并提出了煤炭城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3）资源型城市人口特征研究
资源型城市人口的迁移和结构特征都有别于其他城市。欧费奇力格（C.O'faircheallaigh，1989）依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对澳大利亚北部的资源型城市——Alyangula 的人口静态特征进行了详尽阐述。
布莱德伯里（1983）则从人口迁移的角度，对加拿大魁北克—拉布拉多地区资源型城市的人口特征进行了研究。他指出：采掘业具有强烈的周期性，对矿业城市的人口具有深刻影响。兴盛期，就业岗位多，劳动力迁入；衰退期，劳动力迁出，以寻求新的工作或等待衰退期的结束。如果没有这些弹性的、机动的、零散的和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存在，采矿业将难以运作和生存。矿区城市的人口迁移，有因采矿业季节性停工而造成的短期迁移，一般冬季比夏季人口下降 25%～30%；也有因长期衰退而造成的永久性迁移。
里德比特（Leadbeater，1990—2000）从居民就业与劳动力的角度研究了加拿大Elliot Lake等单一产业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
（4）矿区发展生命周期研究
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资源型城市发展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是各国资源型城市所具有的普遍规律。美国地质学家胡贝特（M.K.Hubbert，1956）提出了矿业城市生命周期呈“铃”形分布。
赫瓦特（Herwart）于1929年提出了矿区城市的五阶段发展理论，其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区域矿产资源的加工利用程度。卢卡斯于1971年提出了单一工业城市或社区发展的四阶段：第一、二阶段分别为建设期和人员雇佣期，这时人员的变动率高，青年人和年轻家庭占主导，不同种族和民族混杂，性别比失调，人口出生率高；第三阶段为过渡期，即居住地从依附一家公司变成独立的社区，社区稳定感和参与意识增强；第四阶段为成熟期，这时成年劳动力的流动性下降，退休人员比例上升。
布莱德伯里认为还存在第五阶段，即衰退期。这一时期有可能导致矿山或工厂的关闭，也可能导致城市的衰退甚至消亡。他进一步提出，一个城市的完全废弃应是第六阶段，并以魁北克——拉布拉多铁矿区的矿业城市谢弗维尔（Schefferville）为例，全面阐述了衰退阶段的特点，以及公司与社区的反应。
米尔沃德（Millward，1985）和阿什曼（Aschmann，1997）根据矿床开采的自然过程，对加拿大不雷顿角岛的悉尼矿区的历史地理进行了简化、归纳和抽象，最终形成了六个阶段模式。
（5）长距离通勤——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地广人稀、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为了开发偏远地区的矿产资源，传统做法是“缘矿建镇”。澳大利亚尤为典型，其偏远地区居民点的建立主要缘于采矿业。20世纪60～80年代，澳大利亚就因开采矿产资源而建立了24个资源型城市，80年代所建的城市也主要是煤炭城市。在加拿大的大都市区以外的人口有25%生活在资源型城市。
80年代末期以来，澳大利亚西部采矿业的大发展，促进了“长距离通勤模式”（Long-Distance Commuting，LDC）的发展。其基本做法是，不在偏远矿区建立新的居民点，而是依托距离较近的中心城市，家属居住在中心城市，雇员集中时间轮岗上班，长距离通勤。霍顿（D.S.Houghton，1993）就该模式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历程、对社会和区域发展的影响及利弊进行了分析。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大有裨益。首先，节约大量的新城建设费用；其次，各州政府都要求公司出资新建在偏远地区开采矿产资源所必需的城市基础设施，采用LDC模式，则避免了这些义务；第三，LDC模式增加了公司决策的灵活性；第四，该模式使公司招募雇员更容易，因为雇员家属不必迁往偏远的矿区，雇员的替换率也低得多。
（6）资源型城市研究的理论进展
20世纪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期，出版了较多有关资源型城市研究的经典著作。例如，英尼斯的《加拿大的毛皮贸易》（1930）、《加拿大的原材料生产问题》（1933），鲁宾逊的《加拿大资源富集边缘区的新兴工业城市》（1962），卢卡斯的《采矿、磨坊、铁路城市：加拿大单一工业社区的生活》（1971），赛门斯的《加拿大资源边缘区的单一企业社区》（1976）等。这一时期，以单一城市或特定区域中的若干城市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为主，研究重点放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建筑和城市规划问题及单一工业的偏远城市中的诸多社会问题上。从而使得行为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和区域发展理论，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得到了应用与发展。
70年代末期以后，早期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开始受到质疑。布莱德伯里就曾指出：“过去大量的文献仅仅揭示了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状，并未进行充分的结构状况分析，而结构状况是单一企业社区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合理的资源型城市发展理论的建立，应依赖于对不平衡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及背景的理解”。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有关资源型城市研究从注重个体的实证研究转为关注群体的实证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理论上出现了资本积累与国际化理论和依附理论。布莱德伯里和其他学者利用依附理论对资源型城市的兴起与衰退及其社会、经济特征予以解释。
布莱德伯里的基本论点是：在现行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源采掘业及其城市受到垂直一体化的大公司控制。这些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资源配置方法都是跨国的，其目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在经营过程中使资本积累达到最大化。个别资源型城市在某个时期由于公司经营时具有比较成本及其他补偿优势而相对发达。但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并且这些城市受到曾经使它们发展的资本积累的控制，那么生产将会转移到其他地区或国家，原有资源型城市的政府和劳动者将承担巨大的负担。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采取合作和支持的态度，通过鼓励资本、劳动力流向资源型城市，提供基础设施和适当的财政体制，颁布法令使生产过程和阶级关系合法化等措施来促进资本的有效积累。他的另一基本论点是，资源型城市与其所服务的工业中心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Peter Newton（2000）在对澳大利亚资源型城镇的研究中发现，北部资源地区大量净资本流向联邦和州政府，削弱了资源地区的发展潜力，印证了布莱德伯里的观点。
海特（Hater，1992）和巴恩斯（T.J.Bames，1995）认为，加拿大的资源型工业已经历了两个劳动力市场分割阶段，前一阶段与福特主义生产相适应，后一阶段与灵活的工业化生产相适应，一个二元劳动力市场正在加拿大很多偏远地区形成，即中心工业区和边缘工业区。在福特主义时代，中心工业区通过垄断公司决定工资和劳动力分配发挥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功能。
国外有关资源型城市（镇）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资源开发衰退后的人员安置，而不是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发展。早期比较注重个体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人口统计学特征、城市规划及城市社会问题等。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开始了实证与规范研究的结合，研究内容上逐步关注资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管理市场的结构与资源型城市的劳动力特征，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等方面。
在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也不断更新。早期主要以传统的行为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和区域发展理论为主。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资本积累与国际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被引入到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之中。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结构调整理论逐步得到了应用。在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概念性的实证研究占多数，而理论性的规范研究成果及构造模型、运用统计方法相对较少。90年代以来，直接针对资源型城市（镇）的研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探讨矿山废弃地的生态环境治理与恢复、土地再利用及生态景观设计和建设等方面。
国外资源型城市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转型也离不开市场机制的调节，因此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提出的对策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