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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益成为热点事件曝光的主要平台和社会舆论的主要源头。过去是传统媒体对热点事件进行曝光，互联网追踪跟进，随着微博、微信等新社交媒体的出现，移动互联的快速发展，舆情表达载体多样化，网民在突发事件中的反应速度明显提高，与过去BBS、博客占据中国网络舆论主阵地不同，微博和微信在2010年以来的活跃度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网络舆情载体，成为热点事件曝光和发酵的新宠。中国微博自产生时起就强烈关注时事，由普通网民临时转换成“公民报道者”，可在微博上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网友还通过相互“关注”而聚合成微博群落，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时政新闻平台和论坛。
社交媒体的兴起，也促使网民的组织化程度大大提高，深度追究真相的欲望增强，网络舆论与现实空间不断融合，网民开始走下网络空间，舆论越来越强地作用于现实。这一点在2009 年邓玉娇案中体现得更为明显。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涉嫌对当时在该处做服务员的邓玉娇主动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两人，其中一人被刺伤喉部、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邓玉娇当即拨打110报警，次日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对邓玉娇采取强制措施。邓玉娇案发后网络上出现《生女当如邓玉娇》、《侠女邓玉娇传》等赞美文章，舆论几乎呈一边倒纷纷攻击淫官黄德智、邓贵大等人。武汉有一个叫“屠夫”的网友赶到巴东把大量第一手消息发到网上，在他的带动下大量网民开始走到巴东去实地考察，巴东全县如临大敌，码头关闭、大小宾馆一律对外关门谢客。
在网络媒体越来越发达的“大众麦克风”时代，公众的话语权实现了空前的普及，社会各阶层都已经习惯于在网络上“喊话”、表达个人观点，一些社会事件一旦上网曝光，网络舆论就成为事件发展的重要推手。网民开始走下互联网，网上舆情出现向现实空间扩散的趋势，给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政府部门要积极引导网络舆情，发挥网络自媒体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积极作用。如微博打拐等，是网上意见领袖发起的公益行动，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参与和引导下，得到大量办案线索，受到群众拥护，获得了舆论积极评价。
网络媒体的开放性为每个人都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机会和可能，然而每个人能够表达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意见表达都能产生影响。在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些网民通过传播扩散、解释加工、协调干预使自己的意见引起大多数网民的注意、认可、支持和追随，并对网络舆论的最终形成和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些人构成了新意见阶层，新意见阶层的核心我们称之为意见领袖。研究网络舆情就不能不提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声音现在往往比报刊、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影响更大。比如说年轻的韩寒，80后作家，他现在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排名第一的意见领袖，他的观点比较犀利，粉丝遍布各个阶层，他在新浪的博客的访问量已经突破了5亿人次，除去炒股博客之外这可以说全球第一，他在新浪微博只发一个字就瞬间引发了5000条转载和上万条评论，如果我们打开他的博客去看，每一篇文章的点击量基本都在50万以上，50万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很多知名媒体的发行量，号召力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美国《时代周刊》曾把他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络意见领袖开始介入舆情热点事件，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对公共舆论产生着很大的影响。由于网络意见领袖仍然是普通的网民身份，与其他网民没有距离感，容易平等地交流意见，形成共识。他们针对社会热点公共事件发表言论，与网民、媒体之间形成互动，其观点往往影响大批粉丝和舆论走向，甚至改变公共事件在现实中的走向。在一些突发事件真相难明、流言满天飞的情况下，代表正确舆论方向的意见领袖，起到了辨明事实真相、遏止社会流言、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但同时，少数网络意见领袖缺少自律，有意或无意发布不实信息，意见观点偏激，放大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偏激心态，让某些极端的言论大范围传播，引发网络舆论动荡，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其危害不容忽视。意见领袖在舆情事件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出现的问题，为我国政府的网络舆论引导提出了新的课题。
2013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较2012年底增加2 656万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较2012年底增加4 379万人，我国目前微博网民规模为3.31亿，网民中微博使用率达到了56.0%，台式电脑上网网民比例继续下降，手机上网网民比例保持快速增长。从接触的便捷性与使用覆盖面来看，社交型新媒体也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媒体，多数网民的网络媒体接触时间超越了传统媒体。
在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中，微博以其简短、随意、轻松、自由的特点，迅速成为大量原生信息的发布平台，对舆论的引导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已成为当下互联网媒介新时代的标志。由于微博内容简短易懂，其更着重于理性的表达，再加上其转发和评论的方便快捷，使得微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集聚强大的舆论力量，从而改变了网络舆论格局，尤其是助推突发事件舆情传播，并使之成为常态。2010年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微博开始成为公共事件和舆论的新型载体，2011年1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新浪微博设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仅仅开博10余天，就吸引57万多名网民，全国网民提供了大量线索，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案件，通过网上照片的辨认和比对，发现多名被拐卖儿童，并顺利进行了解救。
微博、微信等社交型媒体以议题方式呈现，在时效性和参与度方面远超传统媒体，尤其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结合以后，更便于人们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参与舆情讨论，而且还可以帮助城镇低收入人群以及农民工加入网络舆论场，从而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使社会舆论媒体功能结构发生变化。微博还提供了反腐曝光利器和救助新渠道，成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推手。
网络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每一种新的技术形式出现都会对现有的传播格局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构，从而给网络舆论带来某种改变。伴随移动互联时代到来，借助移动终端和网络互动社区，随时、随地、随人的“公民报道”成为可能，正在深刻改变社会舆论的生成机制。尤其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在官民冲突、警民冲突、城管与摊贩冲突、交通事故乃至群体性事件现场，任何一个在场的人都可能一转身，上网发送文字、图片、视频，给政府的事件处置及舆情应对带来挑战。
一些可喜的变化正在出现。目前，上至中央高层下至一般官员都对网络表现出一种更强的亲和姿态，越来越多的官员也在充分利用网络来面对公众，并且在很多突发事件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官员开博客、开微博并不仅仅是一种时尚或是作秀，而是彰显了新形势下权力主体的应对姿态。在人民网，目前已有40多位省委书记、省长和更多的地市领导实名回复网民在人民网给地方领导的留言，很多领导先后参加访谈，与网民直接对话，一些观念比较开放的官员已不再满足于被动地应对网络舆论，而是通过开微博等形式主动与网民进行更直接的沟通。在新的传播背景下，舆论“宜‘疏’不宜‘堵’”逐渐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观念，“网络问政”也渐趋成为权力主体的积极做法。
2012年是政务微博突飞猛进发展的一年，包括外交部、公安部、卫生部、铁道部、商务部、文化部等在内的20多个国家部委及下属部门积极开通46家微博倾听民意，体现了中央部委对“微博问政“渠道的重视。截至2012年10月底，新浪政务微博数量突破6万，相比2011年同期，政务微博数净增41932个，增长率达231%。截至2012年11月11日，在腾讯微博认证的党政机构及公务人员微博达到70084个，政务微博听众总数近2亿。2013年政务微博的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年机构政务微博发布微博数量超过212万条，公务人员政务微博发布微博总数也超过135万条。机构政务微博被转发总数接近3000万次，公务人员政务微博被转发数量也接近2000万次。2013年，在腾讯微博上，部委及部委级组织落户的官方微博数量多达47个，仅6月就开通了卫计委、国土资源部、民政部三个正部级微博，其中国土资源部更是独家开通了腾讯微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0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主办的中国政府网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10月11日在新华微博、腾讯微博和微信开通，这是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的又一重要平台，国务院重要政务信息将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作为目前入驻微博级别最高的政府官方微博，在网友中产生强烈反响。
目前，我国数万家政务微博发挥巨大“政”能量，改变着传统的执政理念和问政方式。权威信息发布、公共服务提供、突发事件应急、公共政策宣讲、网络谣言化解、促进政民互动、部门相互联动，都检验了政务微博所蕴藏的多样化功能，成为政府和百姓互动沟通的最佳桥梁与平台。在中央部委纷纷设立微博的同时，基层政务微博的影响力和活跃度也日趋增强，“微博问政”正在向中央与地方各部门、各领域不断深化和扩大。在地区与部门发展总体格局上，我国政务微博呈现出四大特点：“全面覆盖，普遍增长，东西共荣，后发有力”。“扁平化”结构将进一步为促进信息公开和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群众工作在基层得以进一步延伸。
微博等新社交媒体的交流是去中心化的，没有进入的门槛，也没有一个操控全局的中心，不同的人可以平等地发表自己观点，阐述自己的主张，甚至可以与“权威”正面交锋，与以往的交往方式相比，这是人类历史上目前可以达到的最自由、最能体现个人特征的交流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官民对话体系中，你说我听，我做你看已是一种固定程式，但微博等新媒体不同，它刷新了官民沟通方式，这种交流方式的确在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传统。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越来越积极主动应用新网络媒体进行“网络问政”，发布权威信息，广泛搜集民意，把广泛的社情民意与决策的进程结合起来，取得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理想效果。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及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普遍应用，我国对网络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与此同时，境内外的不法分子和敌对势力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网络进行犯罪、干扰、渗透、反动宣传等破坏活动，给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西藏3.14和新疆7.5事件中，互联网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敌对分裂势力利用网络进行猖獗的犯罪活动今后将是一种常态，网络已经成为敌对分裂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
发生在2009年7月5日的新疆乌鲁木齐市打砸抢烧事件，就是境外民族分裂势力通过互联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利用网络策划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2009年6月26日，广东省韶关某玩具厂发生一起新疆籍员工与当地员工群殴事件，这一普通社会治安案件被境外“世维会”等东突组织所利用，他们先是把外媒报道的伊拉克一名17岁少女因违反教规被族人用石块砸死的视频，说成是“维吾尔女孩在广东韶关被汉人殴打致死”，经互联网在我国境内传播，然后据此发表疯狂煽动民族仇恨的言论，“世维会”不仅利用网络歪曲事实，还借机竭力污蔑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煽动不明真相的各族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通过网络、电话、手机短信与境内不法分子联系，并通过网络就行动作出指示，煽动闹事，“要勇敢一点”“要出点大事”，2009年7月4日晚，境内部分网民开始在互联网上大量发帖，鼓动7月5日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南门非法游行示威，响应和策应境外“三股势力”的活动。乌鲁木齐“7·5”事件，最终酿成一起造成197人死亡、1803人受伤、大量财产损失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网络谣言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敌人对我国的网络舆论战、渗透战已经打响！
境内外敌对势力采用多种方式，利用网络组织策划针对中国境内的刺探、颠覆、分裂和恐怖袭击活动，危害我国国家安全。
（1） 网络间谍搜集、刺探国家秘密。近些年来，国内信息安全部门发现了境外间谍机关实施的多次大规模网络窃密行动，侵入对象全是中国政府部门、军队以及国防科研机构、军工企业，我国重要部门和涉密单位的上网电脑或服务器，全是他们感兴趣的目标，受到攻击的单位遍及我国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甚至包括我国十几个驻外机构，针对中国的网络间谍攻击正变得越来越多，中国的国家安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网络密切相关。目前境外有数万个木马控制程序紧盯着中国大陆被控制的电脑，数千个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也针对着大陆地区，窃密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2） 敌对势力国家利用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迅速普及，一些西方国家中的敌对势力利用自身的高科技和资金等优势，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从未间断，互联网已成为敌对势力国家对我进行渗透和颠覆的新领域，境外敌对势力越来越重视利用互联网对我国实施政治上的全方位打压。这些网络舆论攻击，不但损害我国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稳定以及人民群众的团结和谐，而且恶化我国的政治外交环境。具体做法有：制造反动网络舆论，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发布虚假网络信息，影响我国的政权稳定；策划网上反动宣传活动，煽动闹事；散布“中国威胁论”，诋毁我国家形象，威胁我国国家安全。
（3） 恐怖主义和非法政治组织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便利条件组织活动并从事政治犯罪活动。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不断提高，但部分恐怖分子和非法政治组织通过互联网，利用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焦点，在我国境内发展成员，通过互联网进行相互联络、组织动员、指挥控制，发起局部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如一方面将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聊天室、群组论坛等各种互联网应用组合成为成员之间串联、发布游行信息的工具和场所，另一方面用公开发帖等方式造谣煽动、扩大影响；有的非法政治组织在互联网上赤裸裸地宣传极端思想，唆使其成员从事恐怖非法活动，并积极利用网络与其他境外恐怖组织进行勾联，对国家政治稳定构成了直接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