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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应用的普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网络时代。网民不仅在数量上有相当程度的激增，其在年龄层次、知识层次、人员结构上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全面。不同于传统媒体，网民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被动地位，每个网民的面前都放着一支“麦克风”，他们可以通过这支“麦克风”，充分表达自己的话语权。因此，网民已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记者所拥有的作用，成为主动信息源之一，并能够直接影响和推动着某事件的发展。
目前我国对网络管理尚处于健全完善阶段，互联网成为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舆论主渠道。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决定了网络舆情丰富、复杂和多元。
网络上的声音和意见是由网民发出的，要研究我国的网络舆情，自然要对我国网民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根据《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底，通过统计数据，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国的网民结构特征。
首先看中国网民性别和年龄等结构，男性为主占55.8%，女性大概占44.2%，男性比例稍微高一点；网民的年龄结构，非常高的集中于十几岁、二十几岁，30岁以下网民超过50%，40岁以上网民不到20%，说明网民中年轻人是主体；城镇网民占72.4%，农村网民占27.6%，但是总人口中，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占比相差不大，从趋势上看，未来农村的互联网发展空间更大，农村还有很大的潜力。
网民的文化程度，整体上较低，目前网民的增长动力来自低学历人群，所以学历结构还在继续趋向于低端化。以初中学历结构为主的占35.6%，高中学历占32.3%，还有小学以下的占10.9%。网民之中，达到大学毕业以上的知识结构只有21.1%，超过78%的网民的知识水平、学历结构水平不到大学。
网民的职业结构，最大的一个主体是学生，占25.1%，其次就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无正式工作下岗者。一些比较好的职业，像党政领导干部、公务员、高级白领、部分的技术人员等，职业状况比较理想的大约只占26%。在网民之中，大约有74%的状况都不太理想，所谓的不太理想就是收入不太高、特别是不稳定，社会地位不太高。
网民的收入状况，3000元以上的网民只占28.8%，有71%左右的网民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3000元并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71%左右的网民月收入不超过3000元。
从上面这些数据看出中国网民结构特征可以总结为两多、两低、一大、一长：年轻人多，底层、边缘群体多，学历低，收入低，网民规模大，上网时间长，中国互联网使用者的主体特征从最初的“三高”为主（年龄偏高、收入偏高、文化程度偏高）向“三低”（年龄偏低、收入偏低、文化程度偏低）为主偏移。
我国独特的网络发展状况，网民的结构特征，构成了我国网络舆情产生的巨大社会背景，中国的互联网可能是世界上最嘈杂、最喧闹、最舆论化的网络。西方国家网络应用的前三位排序一般为电子商务、即时通信、信息，而我国则是信息、游戏、电子商务，这反映了西方国家网民和中国网民对于网络的不同需求。对比雅虎英文网站和中文网站可以发现，虽然同属一家网站，英文网站显得严肃、实用，而中文网站则明显花哨、杂乱得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网络与西方网络的差异。西方国家网民主要把网络作为实用工具，而我国网民则将网络视为重要的舆论平台。在我国，网络已日益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舆论传播的集散地、舆论交锋的主阵地。
传统媒体是由点到面的单中心、单方向的传播，互联网是多中心、互动式的传播。在互联网上，每个人既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又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都可以成为舆论的主体，不仅能自由地接受和评论信息，而且可以制造和传播信息。规模庞大的网民可以在互联网上就各种热点焦点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并进行交互性的信息传播，形成多个讨论中心和意见群体。互联网多中心、互动式传播的特点，要求我们加强主流网络建设。因为主流网站具有权威性和品牌优势，对于信息接收者的态度和行为能够产生重大影响。
互联网特别善于以一种符号式、标志化的表达方式来进行热点的传播，比如范跑跑、犀利哥、楼倒倒、躲猫猫，等等，它们给特定的事件打上“标签”，采用比喻、拟人和夸张等修辞手法来描述热点事件的人物和现场，以增强网络新闻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标签”对网络热点事件的浓缩与概括，大多产生于草根阶层首先刊发在论坛或博客等交互平台的网帖和博文中，后被网络媒体迅速转载而广为传播，通俗易记，使受众能够从新闻中迅速提取相关信息，理解新闻所要传达的基本内容，深受广大草根阶层的青睐。
符号式和标签化的表达方式十分灵活，经常用明快、幽默、具有戏剧性效果的符号、标签来加深传播印象，扩大传播效果。再加上它经常采用轻松幽默的恶搞方式，符合大众的接受心理，加速了传播效果，这种显著的特点比我们传统媒体讲大道理的方式要更加有传播效果。
与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公开和真实的身份，而网络是虚拟的，网民在网上一般不需要显示真实的身份，他们用另一个虚拟的代号参与交流和讨论，因此，网民通常更敢于在网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和主张，敢于争论、指责和批判，经常表现出与现实世界中迥然不同的人格特征。也正因为网络的隐匿性，每一位网民都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网络讨论中，网络对于每一个网民都是平等开放的。但是，网络的“隐匿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了自由平等地交流的同时，也给一些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提供了舞台，使网络中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不良信息。网络匿名性、开放式传播的特点，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履行好“把关人”的职责，对网络各种言论和信息进行有效过滤，保证互联网的运行环境健康。
网络传播的隐匿性和开放式，决定了它的包容性和共享式。传统媒体有严格的审核机制对信息的传播进行管理和控制，受众接收到的信息是经过筛选和过滤的，它传递给人们的通常是主流价值观念，由于在空间条件限制下，人们难以大范围地对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由于不具隐匿性，在特定的公开场合，少数持不同意见者因为自己的身份特征或者担心被孤立而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导致不同意见的声音逐渐减弱，多数人的观点占据主导的意见。网络的传播跨越了传统的时空格局，人们不再受到地域等因素的限制，信息的生成、传播、互动和共享能低成本、高效地实现，社会民众的表达得到了最大程度、最为全面的呈现。网络自由性、共享式传播的特点，要求政府在面对公共舆情事件时，努力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保证公众的知情权，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提高与网民互动的意识和能力，有针对性地对舆论进行有效疏导。
网络是一个虚拟社会，由于网民的真实身份不为他人所知，使得公众无法对他的言论是否妥当问责，再加上我国年轻网民多等因素，我国的网络舆情有明显的情绪化、片面化、极端化、负面化现象。这种负面的非理性情绪一边倒，使舆论指向官员、指向政府、指向权威、指向专家，指向一切现实社会中有头有脸的势力，从某个人某个行为，一些负面消息，推导出官员、专家等某个群体的行为，对其进行妖魔化。网络言论还常常充斥着道听途说、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说辞，在表达方式上也呈现出偏激、粗俗的倾向，甚至出现相互谩骂、网上约架的情形。
这种特点的形成，一是因为参与网络讨论的门槛较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缺少有效表达渠道的人群，拥有了一个便捷的发声平台，网络日益成为弱势群体、边缘人群发出声音、宣泄情绪的平台。二是因为网民自身认识的偏差和行为的随意性。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一直高速增长，网民涉及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网民的素质也呈现出参差不一的局面。部分网民有了矛盾和纠纷，并没有冷静客观地分析事情的原委，也不善于借助法律武器进行维权和解决，而是利用网络这一便捷廉价的平台，借助其便捷性，随心所欲发帖、发微博，以发泄不满并借以寻求同情和帮助，从而造成一些非理性或有所偏差的网络舆情。三是因为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我国进入了一个矛盾多发易发的时期，一些社会问题如资源分配、土地征用、医疗纠纷等极易引起社会矛盾和冲突，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必然成为网络伪舆情的导火索。有的网民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在网络上虚构或夸大某些矛盾，煽动不知情的群众，形成一些群体性的网络伪舆情。而广大网民从目前来看，由于社会认知的某些偏差，往往倾向于弱势的一方，进行跟风炒作，制造舆论压力，严重干扰政府部门的工作。
从网络舆情的热度和网民情绪的变化考察，我们可以把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分成如下四个周期。
潜伏期就是某个事件刚刚发生，还没有产生大的影响的时段。这个阶段引发网络舆情的因素已经存在，比如拆迁、医疗、住房，贫富差距等，其所对应的都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矛盾或者公共问题，这些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长期存在，众多网民和公众都在不断地关注、谈论，但是大部分人的关注或者在网络平台表达后并没有多少人回应，加之没有出现超越、违反社会规范的特殊行为把这些群体的关注、情绪调动起来，从而这些个人意见在网络中还处于游离状态，舆情力量累积的程度和强度还不够，还没有达到舆情全面爆发的触发点。
当出现了某一网络事件，这一事件恰恰是指向网民关注的公共问题或社会问题，网民的情绪、意见等不断高涨，事件越来越受到关注，影响越来越大，形成网络舆情热点；热点事件经媒体的报道引发社会的广泛参与，各种各样的个人意见不断交流，带来了网络意见的聚合，在讨论中某些意见逐渐形成统一的方向，从而形成一类意见群体，热点事件就此迎来爆发期，形成舆情焦点。
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围绕一个很标准的曲线首先是发端形成高点，然后逐渐下降的标准曲线，更多的时候，网络舆情呈现波浪式发展的轨迹，发展到一定的高点以后，会经历一定时间的平静和沉寂，形成几个次高点，这是因为网络热点事件在后期应对处置中会出现一些偶然因素，把已经开始趋于下降的这样一个网络上的舆论把它重新炒热，形成了更加分散的关注点，把问题更加复杂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注，舆情事件的主体开始采取行动，对事件进行处理应对，同时随着新事件的涌现、新刺激的产生，网民对事件的新鲜感减弱，情绪开始缓和，网络能量逐步下降，舆情事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和讨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