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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作为网络民意的真实反映，时时刻刻存在于网络之中，并在信息与意见的传播的各个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其中，在产生、传播、爆发、扩散、消亡等任何一个阶段，都离不开网民与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群体、网络与其他传播媒介的推动。从信息与意见整合的过程出发，分析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舆情信息的信源、舆情信息传播、舆论形成等不同阶段的作用，将有助于更好地进行网络舆情的研判和沟通。
1894年在雅典举办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美国人詹姆斯·康诺利成为现代奥运会的第一个冠军的信息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及现场观众的口头传播而传播出去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广播、电视、网络等逐渐成为了奥运会信息传递的渠道。可见，从传播者以及首发渠道来看，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相关信息最早由传统媒体报道，传播至网络媒体后引发网络舆论；另一种情况是信息由网络媒体首发，经传统媒体报道后，引起新的关注与重视，并与网络形成新的互动；第三种情况，相关网络舆情信息仅存在于网络。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网络信息传播应用最多的渠道是即时通信工具，其次是论坛、视频网站和博客，各占到了22.8%、15.6%和14%。一些事件和信息，受议题性质不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可能在特定的网络空间中进行传播，如特定的网络群等；也有可能在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等网络工具中进行传播，并没有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与报道，但这并不影响作为民意存在的网络舆论的有效性。
从学理上说，包含若干互动因素从而使一些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谓之舆论场。所谓“场”，就是与现实事物相联系的外在环境的总体。无数个人的要求和意见只有在“场”的作用下，也就是处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经过反复多次的碰撞、扬弃、融合，才能形成相似或相同的认识，即舆论。一定的舆论，是特定舆论环境即舆论场的产物。
显然，当下中国，民众无不生活在一定的舆论场之中，并借助舆论场生成与传播舆论，不同的舆论场生成不同的舆论。就新闻信息传播和新闻意见表达而言，当今中国民众同时生活在两个舆论场之中，这就是官方舆论场和坊间舆论场。
以党报为核心的官方媒体构成官方舆论场的基础。在这个舆论场中，党报等官方媒体根据执政党的意图或指令生成并传播官方舆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需要新闻宣传工作在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营造健康向上、丰富生动的主流舆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毛泽东和胡锦涛从不同角度讲清了官方舆论场的使命和功能。
当下存在和运行的坊间舆论场，主要是无线移动网络环境下普通民众生成和传播公民舆论的舆论空间。坊间舆论场生成和传播的舆论，是自发的、分散的、自由的，一般情况下是无组织而任意流动的，它所反映的常常是百姓的心声，讲述的是个体的生存状态。毛泽东曾经设想过这种坊间舆论场的一般形态：人民群众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胡锦涛自党的十七大以来，多次强调，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是新时期执政党对官方舆论场和坊间舆论场的共同期待。
进入新世纪以来，官方舆论场并无重大变化，而坊间舆论场却日益壮大，它们之间的消长是极其不平衡的。尤其2010年微博元年以来，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微博时代”。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已达4.3亿，环比增长近50%。2012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有人估计可能突破6亿，超过互联网数量。以移动互联网这一新媒体为载体构筑的坊间舆论场，发出一阵又一阵强大的舆论风暴。无论是“7.23”温州动车特大事故，还是“让领导先飞”的宁波机场风波；无论是徒手接住高空坠落女孩的“最美妈妈”，还是饿死九旬老母的“武平公务员”；无论是微博炫富的“郭美美”，还是直播开房的“蠢局长”，都是由微博最早播报，迅速引起全国普遍关注，并形成强大的舆论飓风的。
坊间舆论场由于“全民皆记者”，互联网和手机就是“编辑部”，所以海量信息和意见论坛成为最厉害的同官方舆论场竞争的武器，并由此而获得了远比官方舆论场多得多的受众和支持者。在当今中国，看新闻上互联网，听意见用微博，已经成为众多民众生活习惯。
但是，民间媒体和坊间舆论场也有其难以摆脱的弱点，那就是信息的失真和意见的失当。互联网主或手机拥有者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上网，很少查实，更不便更正。因为人人都可以发言，也难以保证这些意见都是深思熟虑的、郑重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微博有时就成了过去的“大字报”，网络言论就成了“网络谣言”。这种坊间舆论场和民间传播的非理性特征，是其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电视、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体曾一度是媒介事件发起、发生的重要场域，然而危机也始终伴随它们左右。首先，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加剧了受众的分流。基于计算机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网络微博、网上论坛、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迅速改变了既有的传媒生态。它们以个性化的服务、低门槛介入、双向互动、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在新的竞争格局中节节胜利。由此而引发的“全民记者社会”、“自媒体时代”将当前中国带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媒介化社会。在此媒介生态环境下，传统新闻媒体窘态频现，既有的观众被急剧地分流。其次，社会形态的急剧转型威胁了当下传统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当前中国面临着两个深刻转型：一个是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另一个是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两个转型过程彼此交织、互相影响，使得不同时期积攒的矛盾一起汇集到了当下。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公平遭遇了有史以来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面临着空前的道德危机。在此过程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裂痕日趋明显。初步自我赋权的草根阶层利用博客、微博、社区等新兴媒体对特权阶层发起了猛烈攻击，理性表达、悲情诉求与情绪化谩骂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话语场。而传统新闻媒体在与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境外话语的冲突与妥协中则面临着巨大的公信力危机。在这双重危机面前，无情的“倒逼机制”使得传统新闻媒体面临着三重严峻挑战。
其一，时空的错位。网络的出现使得共时时空成为了新闻事件的主要叙述时空，草根阶层开始步入了一个自由播报新闻的年代。在上海公寓大火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民间微博抢在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之前发出了第一张图片和文字消息，并在随后与事件的发展同步更新，数亿网民通过手机和网络步入了同一个时空，在这里他们共同讲述着同一个新闻事件。较之网络共时时空的搭建，讲述最新发生的事件依然是电视新闻的主要叙事形态，因此传统新闻媒体报道的延迟性与观众期待的共时时空形成一个明显错位。在此语境下，新闻的时效性特征已在“人人都是记者”的媒介生态环境中窘态毕现。就此而言，2009年央视新闻频道的新一轮改革，特别是在全国设立尽可能多的应急报道中心（直播点），配备卫星直播车、苹果非线编辑系统和海事卫星设备，与其说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不如说是“全民记者社会”的“胁迫”。
其二，对话的缺失。网络的出现开启了大众传播全新的双向传播时代，只要与网络相连，任何一个网络终端既可以是信息的接收工具也可以是传播工具。因此，新闻事件在网络上的传播就成为了一个不同话语碰撞与对话的开放空间，召唤着网民的积极参与，在此过程中网民的主体能动性得到了极大释放。与此相反，虽然传统新闻媒体早在数十年前就开始了对双向互动模式的探索，如短信参与、观众来信、观众热线等，但是缺乏互动的媒体独白依然是电视新闻等传统新闻媒体的主要叙事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疏离。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的当下，当观众在传统新闻媒体上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或寻找不到预期的情感支持，就会转而投向其他新兴媒体。
其三，结构的封闭。交叉互动、即时更新、海量存储等技术属性赋予了网络开放性的自然属性。在当前日益多元的话语空间中，网民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网络日志、在线讨论等方式随时进入事件叙述时空并更改或推动事件的发展进程。在网络空间里，每一个新闻事件都是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不受任何时空限制。如2010年“李刚门”事件的一波三折，一定意义上正是网民线上线下行动和网民意见的推动结果。网络叙事的开放性为网民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内在动力，而传统新闻媒体相对封闭的叙事结构正是它们的现实困境之一。
这三重危机一方面使得媒介事件的发生场域发生了重大转移，另一方面对传统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在新的传媒环境下，传统新闻媒体需要重新思考“怎么说”和“说什么”的问题。
在传统新闻媒体主导信息传播的年代，一些渠道的信息和意见要得到传统媒体的青睐，需要具备新闻性、时效性、接近性、娱乐性等诸多标准。不仅如此，公众作为传播客体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也处于弱势地位，使得与大众媒体的互动较为困难。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使得公众在信息和意见传播、交流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大众只需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和传播手段，通过自发的参与，查找事件真相，跟踪事态发展，追究事件幕后缘由，这些都不断激发着网民对舆情事件的关注和联想。网民个人化、碎片化的信息，不断拼接形成相对完整的信息流，以群体的力量克服个体的不足，最终使网民从信息的弱势地位转化为信息的掌握者、发布者和传播者。
当前形势下，新闻已经打破了“少数组织对话语垄断的特权，将话筒转交给曾经叫做‘读者’、‘观众’或者是‘听众’的人们”。英国《卫报》3月公布的数据表明，全球大多数数码信息是由个人用户创造的。该报预测到2010年，全球7成的数码信息将由个人用户创造。每个人都将是自己的记者、DJ和制片人。
而同样与这种潮流亦步亦趋，在我国“公民记者”也已现雏形，比如在“史上最牛钉子户”、“虐猫事件”、“厦门PX”等公共事件中，大量的第一手信息，都是由“公民记者”借助于互联网发布的。在这些公共事件中，看似“草芥”的人民，通过互联网将丝丝缕缕的民意联系在一起，串联起“社会大脑”，群体智慧和声音形成巨大张力，产生了神奇而不可思议的推动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