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川

清平川是我们年轻时走过的路，我们的青春留在了那里。我们插队的前楼河村是从清平川一个叫岔口的地方拐进山沟，进沟还有十里地，一直走到沟掌（没路了）。离公社三十里地，离县城一百里地，如果平均每小时走十里，到公社三小时，到县城十几个小时（走长了，走累了，就保持不了平均速度了）。记得我第一次单独去公社是插队后的第一个春耕，抡老撅手上打了个里泡，外边看不出来，在里面肿、发炎，整整挑了三天脓，整整三夜没睡着觉，手掌肿得像馒头。第四天我一个人去公社卫生院，手上的炎症引起发烧，晕晕乎乎走过一村又一村，走了十里地才出了岔口，到公社已经是中午。卫生院的大夫在我的“大馒头”上划了一刀，憋足了的脓血直冲大夫的胸口喷去。

出了脓的手上空出一个大洞，大夫在洞里塞满纱布，嘱咐说回村后每天要把纱布拉出来，换药后再塞进去新的纱布，这是让伤口慢慢从里往外愈合，否则先在外面长好，又会把脓包在里面。饭也没吃又往回返，走到岔口天色就晚了。死静的山间小路，只有我一个年轻女孩听着自己的脚步声，睁大眼睛，竖着耳朵，疑神疑鬼，左盼右顾，脚下加速，神经绷得要爆，走最后一段山路时四周已是漆黑一团了。

第一次去县城是和队长去开“三干会”，背上铺盖，挎包里装上干粮，早上8点出发，走出岔口，走到公社，直奔下川，沿着清平川的溪流，一会儿在左边沿着村子走，一会儿绕到右边挨着山边走，终于出了川道，上了公路还有一二十里地呢。到县城已是晚上8点钟了，两只脚都从鞋帮里肿了出来，整整走了一百里地。

晴天，阴天，夏日，寒冬，记不得都是为了什么事，记不得沿着清平川走了多少回。史铁生说得好——记忆不准确，留下的是印象，留下的是心情。那时候出门绝没有代步工具，全凭两条腿，一出村就要准备一整天走下去，直走得身体麻木，脚步机械，孤独、迷茫涌在心头。说来奇怪，日后长久地生活在繁闹、拥挤的大城市里，心中挥不去的、常常记起的却是那种孤独感。

第一关是生活关。首先是水土不服，每个人身上都起了成片的大红包。再加上跳蚤和虱子的叮咬，身上几乎没有好地方，每天晚上虽然睡得死沉，但两手却不停地在身上抓痒，早上起来十个指甲里是红红的颜色。开始我们女生的知青窑里并没有虱子，可能源于老乡们来串门，他们毫不见外地脱鞋上炕，往我们的被子上一靠，抽旱烟，聊大天。渐渐地我们发现，衣服里子缝线的地方就有了成串的虮子，白白亮亮的虮子就是虱子下的卵。其实我们最怕的还是跳蚤，跳蚤咬的红包又硬又大，一个星期也下不去。晚上睡在被子里我们被咬得不停地翻身、乱滚，爬起来掀开被子，拿过手电筒一照，只见在电筒的光柱下，跳蚤像是在弹簧床上表演，蹦、蹦、蹦地跳着高。没辙，我们买了六六粉，撒在席子底下和褥子底下。

春天第一件真正的农活是往山上送粪，攒了一冬的羊圈里有薄薄的一层羊粪，用镢头砍下的一块块粪土还带着冰碴，这样的半筐土粪，少说也有八九十斤的份量。队里照顾我们知青女生，让我们往头顶的脑畔山上送，就是从我们住的窑洞上去最近的山头。开始虽然路程短，但会越送越远，因为第一担倒在刚上山的近处，第二担就要离开一段距离，这样越倒越往上。山道弯曲、窄小、陡直，我们刚开始都不会换肩，扁担压碾着我们娇嫩的皮肉和筋骨，锥骨刺心，但一天下来我们每人竟往山上送了二十趟粪。

收工回来吃完饭，我们还要推磨，队里的几头驴，老弱病残，本来就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不成想又添了我们这十几张年轻的嘴，更无力承担我们知青大户的吃粮任务了。所以，几乎三天两头，我们都要在晚上推磨。有时候我们劳动了一天回到窑里，竟然一点现成的面粉都没有了，只好饿着肚子开始推磨。借着天上的月光，我们代替驴围着磨盘转，大家相互调侃说：“加把劲儿就快走到北京啦。”

插队知青第一年每人每月上面都发给口粮（带皮的口粮），十几个人在一起做饭吃，又都是十七八岁的年龄，女生嫌男生吃的多，男生嫌女生爱挑剔，于是男女生闹起了分灶。怎么办？我们大家有主意了：把知青的口粮带到老乡家，一来彻底与农民结合，二来不用自己推磨做饭，岂不是一举两得。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分头找了老乡家去入伙，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陕北人民真实的生活——真实、困苦的生活啊：中午在山上吃各家送上来的饭，一律是糠（谷子的内壳）、叶子（谷子的外壳）掺着一点黄米黏面做成的黑团子，这黑团子是像饭碗大小的、圆形的、薄薄的大壳子。中午饭吃黑团子就酸菜，晚上累了一天，等着我们的却只是一锅稀薄得能照见人影的“钱钱饭”——黑豆泡软压扁后煮的稀汤。

生活尽管这样艰苦，我们仍不忘学习以“武装”思想。每天下工、吃完饭、推完磨已经很晚。顶着月亮回到窑里，女生们总要里里外外一通洗漱，然后每个人都会再就着墨水瓶做的油灯，“马、列、毛”一通看，但翻不了几页，眼睛就打架了。所谓的墨水瓶油灯就是在空墨水瓶里倒上煤油，用棉花搓个捻子，点着。这种灯省油，我们可以每人都弄一个。缺点是油烟太大，每天早上睡觉起来，大家都看着对方好笑，因为每人都是两个黑鼻子眼儿。

和社员们上山干活，我们女知青从来不示弱，都抢着干重活和男人的活儿。比如陕北的妇女是不扶犁耕地的，但我们女知青非要试试。男人们无奈，他们只好把鞭子交给我们，换到后面去“点种”。当然女生们也只是尝试一把，绝做不了耕地的把式。

年轻人的特点是适应力强，每天山上干活无论多累，晚上睡一觉，早上起来又是一个新人。渐渐地我们和村里人也熟悉了，大家一起在山里干活，说笑打闹，很是红火。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相互开开玩笑、追追打打的，再听着他们东家长、西家短地“拉话”也挺有意思。收了工，如是春天，他们要顺路砍些柴火背回去；要是秋天，他们就把地里的洋芋蔓子什么的弄到一起，背回去喂猪。傍晚小学生放了学，也纷纷到地里来，帮大人背背筐，担担柴什么的。在农村，老的、小的，没有闲着的人，他们总有活儿干。尤其是夏天每天天不亮四五点钟就起身，男人进山里，女人先做饭，然后挑上担子进山给干活的送饭，直到日落。

山里人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

就这样，我们一群十几岁的知青从北京来到陕北的这个穷山沟落户，黄土高原的贫瘠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住土窑洞、爬高山、干重活，喝水要下山担，吃糠咽菜，跳蚤、虱子作伴……当初的浪漫、激情、圣地、光环……只剩下眼前的现实，生活就是这么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