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讲台五十载

文／拉塞尔·康威尔

写自传？这个想法多么荒谬啊！就算各种条件都齐全，我想我能够为公众所呈现的故事也乏善可陈。没有人会对那些淡而无味的故事产生兴趣。因为在我眼里，我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措，也没有任何地方值得后人借鉴。所以，所有关于我的日常工作、布道、演讲的书籍、记录、报纸和杂志文章，以及朋友们给我写的传记，我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就算偶尔有一些，也只是图书馆收录的。那些作者的赞美之词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做的其实非常有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了时不时地写一些文章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之外，我还有什么值得写成一本自传呢？

回首半个世纪的演讲和布道的旅程，无数珍贵而又美好的回忆留在了我的心中。我对那些曾经给我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人致以真诚的感谢。坦白说来，我也没想到自己可以取得这么多成绩，没想到少不经事时那些天真的梦想会变成现实，没想到点点滴滴的努力可以换回今天的成就。要是真的要写一本传记的话，那我就把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和事一一列举出来吧。

我的那些梦曾经连想都不敢想，但是在我自己的努力下，在成千上万双手的共同推动下，终于在我的有生之年变成了现实。当我还在原地踏步的时候，别人已经走到了我前面。一切恍如一场梦。那些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不图回报一心付出的人们，我希望把我最美好的祝福献给你们。虽然你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升入了天堂，已经年逾古稀的我仍然留在这里独自仰望，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我等待着，

看树影渐长。

50年前，尚未成年的我第一次站到了讲台前。1861～1865年爆发了南北战争，一时之间，激情、爱国主义、恐怖、畏惧等情绪席卷了整个美国。战争进行的时候，我正在耶鲁大学法律系读书。打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认定自己是“宗教中人”。我对于宗教最早的记忆，就是小时候在伯克郡那简陋的小木屋中父亲时常带着我们一家人祈祷的情景。他的声音非常威严，好像在跟我说，我是上帝的一名使者。这种感觉让我又敬又怕，我竭尽全力去逃避这种想法，想尽一切理由来选择除了牧师以外的其他行业。

我害怕在众人面前演讲，但是与此同时，我的内心深处又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想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两种感情彼此冲突，有几年我都因此而痛苦。不过随着战争的打响，接二连三的征兵动员大会给我提供了百年不遇的好机会。我的第一场演讲——《历史的教训》——的主题就是对抗南方联盟。

1862年的一天，远近闻名的演说家、我的好友约翰·B·高夫把我介绍给了马萨诸塞州西田市的听众们。现在回想起来，那场演讲是多么的幼稚啊，但是高夫先生给我的评价很高，现场观众也给了我热烈的掌声，还有人给我送花，我从这一切中知道，其实当众演讲好像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恐怖。

从那之后，我遵照高夫先生的建议，以“积累经验”的谦虚态度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演讲邀约。当然，其中也经历了很多挫折，也曾经流下了男儿的泪水，但是内心的挣扎最终还是平静了下来，朋友们也很高兴看到我的进步。我去过各种各样的场合演讲，有野餐会、主题课、爱国教育大会、葬礼、周年纪念、毕业典礼、辩论会、牛市和缝纫会等。我对地方并不挑剔，也不要什么报酬。最初的5年，除了经验之外，我几乎一无所获。后来，有人开始陆续给我送礼物，比如折叠刀、火腿和书什么的，我获得的第一笔以钱支付的报酬是给农民俱乐部租马所获得的75美分。巧合的是，俱乐部中有一位成员后来搬去了盐湖城，并于1872年加入了摩门教委员会。我当时在做记者，四处采访别人，他请我去给摩门教做了一个以“山上的人”为主题的演讲，还给了我500美元作为报酬。

那几年，我在去各地演讲积累经验的同时，还要赚钱养活自己。我当过兵，做过律师、记者、编辑和牧师。幸运的是，在这50年中，需要我自己花的钱不多。36年前，我开始将自己的所有收入都用在慈善事业上。要是说我这把年纪的人已经有写自传的资格的话，那么可以写的也许只有一点，那就是别人不会把我当成自私的家伙了。我还会在后面加上这样两句话：“好多年我都只在讲《钻石就在你家后院》，每年有200多次，平均每场的收入是150美元。”

后来，詹姆斯·雷德帕斯先生发起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演讲协会，它为我成为职业演说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雷德帕斯先生著有《约翰·布朗哈珀斯渡口起义》一书。我的父亲和布朗先生是多年的好友，所以我才能在外出度假期间到演讲协会来卖布朗先生的书。我和雷德帕斯先生一直保持联系，直到他去世。再后来，受到了查尔斯·H·泰勒将军的引荐，我到《波士顿每日旅行家》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在这里，我要向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你们的倾囊相助，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特别要感谢泰勒奖金，是你向雷德帕斯先生推荐了我，说“在大人物的光芒还没有照射到小城镇的时候，他可以填补这个缺口”。

雷德帕斯演讲者协会可以说是高手云集，亨利·得沃·毕彻、约翰·B·高夫、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西欧多尔·蒂尔顿、温德尔·菲利普斯、玛丽·A·利弗莫尔夫人、贝亚德·泰勒、鲁道夫·沃尔多·艾默生等那个时候最出色的牧师、音乐家都汇集一堂。还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比如霍尔姆斯博士、约翰·惠蒂尔、亨利·W·朗费罗、约翰·罗斯鲁普·莫特利、乔治·威廉·柯蒂斯、伯恩赛德将军等，也时常到场做演讲嘉宾，而且一分钱都不要。每当我的名字和这些大师的名字同时出现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羞愧，我感觉他们肯定都在背后嘲笑我。后来，贝亚德·泰勒先生从《论坛报》给我寄来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看到你的成长，我很高兴。”我这才觉得稍稍松了一口气。马萨诸塞州州长克莱夫林还专门给我寄来了贺信，本杰明·F·巴特勒将军更是鼓励我要“坚持到底”，还叮嘱我，让我一定要做个好律师。

演讲是一项神圣的使命和职责，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讲台上吸引别人的眼球。这么多年，我一直受到一个信念的支撑，那就是将福音传得更远，履行上帝“赐予我的使命”。要是没有这一信念，也许我早就已经放弃了。在我1879年正式入教之前，我对英美两地讲台的依恋就已经十分浓厚了，正是因为如此，我就没有理由放弃这项可以造福于人民的伟大事业。

对于那些成功的演讲者来说，他们的经历都是类似的。这条路崎岖坎坷，而且遍布艰辛，你经常要住在一些条件简陋的宾馆，碰到各种火车晚点的情况，在寒风凛冽的大厅里等待，这以后才能进入温暖的讲堂，看到热情招待你的举办方。虽然人困马乏、常常缺乏睡眠，但是这些小事都不足挂齿。只要我一看到台下那一张张充满热切的脸庞，听到人们感谢的话，再想想演讲可能会给年轻人带来的影响，我的心里就是满满的快乐。愿上帝保佑你们！

在和听众交流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总是在外面奔走，乘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有没有遇到过意外？也许我的回答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我从来没有遭遇过任何不测。曾经有那么连续的27年，我每三天就会有两场演讲，我一场都没有缺席过。有时候为了保证能够按时到达，我甚至会雇专车，但是有时候还会迟到一会儿。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不多。出门在外，不管是坐火车还是搭轮船，意外随时都有可能找上门，有好几次就与我擦肩而过，但是好在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过伤。我记得有一次约翰斯敦发洪水，我所在的那辆火车刚刚经过一座桥，那桥就塌了；有一次乘坐轮船的时候，途中遇到了灾难，我作为唯一幸存的人，在大西洋上漂了26天；还有一次，我刚刚睡过的一个卧铺，仅仅过了半小时，睡在上面的人就被杀了。有时候明明觉得火车脱轨了，却没有人员伤亡。曾经也有几次在路上碰到强盗，以生命要挟我，但是最终都化险为夷了。看来，上帝和人们都很厚爱我。

但是我的工作并不是仅仅只有演讲，我的大学和教堂更为重要。那些年，我们所有的教徒加到一起都不够3000人，但是就是这么少的人在短短的一年当中就为教堂捐了60000多美元，为各种慈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只要一想起他们，我打从心底高兴。与此同时，撒玛利亚医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盖里特森医院在很多个地方设立了诊所，给处于弱势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医疗资源，每年有数万名病人在此治疗。他们把工作做得如此完美，时时刻刻都在和时间赛跑来救死扶伤，这让身处异地的我感到十分欣慰。天普大学虽然建校只有短短的27年，也给近10万名青年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教育机会，让他们过上了更加富裕、更加体面的生活。这些成就都是完美的253名教授和其他教职员工的功劳，我是一点作用都没起。虽然我给这篇序起名为《风雨讲台五十载》，但其实我的贡献十分有限。

说到我那篇最为人所熟知的演讲——《钻石就在你家后院》，其实它是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发现的。我第一次讲它是为了迎接我在马萨诸塞州第46团的老战友凯旋。这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讲第二遍。后来被演讲者协会点名，并且活着讲完5000遍，这些都是我连做梦都没想到的。也许有人会问，《钻石就在你家后院》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我实在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每次在讲台前站定，我只跟自己说一句话：“这是一次做善事的机会。”好让自己兴奋起来，不管到哪里都是这样，在讲述原文的基础上把当地一些有特色的内容融合进去。

现在，手握这支笔的人已经到了垂暮之年，站在讲台上的机会不多了，只好将希望寄托在这本拙作上，希望可以对未来的年轻人有所帮助。

1913年9月1日 qapY6IvbXG3S/YMWtP7n5VhSqdFBoGEP677bjUipNjPuHOT8aRdSV7nCqO2pRd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