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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简称国企）的普遍出现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随着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和调节。同时，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推动下，企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纯粹靠自由竞争维系的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地位。
从1945年开始，英国将一系列基础工业和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法国将能源部门、保险部门、金融部门和一些大公司改为国家接管。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从战争结束时的7个迅速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114个；美国政府也创办了一些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能源部门、基础设施部门、提供公共产品部门和科技开发部门。
我国的国有企业主体是建国初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归全民所有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十年时间里，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和主要支出渠道。不可否认，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建国初期，我们为了加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拥有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一直是政府支持和扶植的对象，其中政府税收的很大部分都投入到国有企业中，大量的国有企业因此建立和出现，有的国有企业还是由原来的政府部门转变而来的，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后改为电信局，再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改组成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电信企业。国有企业曾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构成了极其巨大而庞杂的体系。
后来，中国加入WTO，国际知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驻中国市场，各种洋货猛烈冲击国货。尽管民营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在技术、质量、规模等方面的显著差距，尚不能与跨国公司抗衡，而只有大型国有企业才是抗衡跨国公司的生力军。如彩电行业曾是进口产品最多的市场，但是1996年四川长虹等大型彩电公司在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与外国名牌展开市场争夺战，一举打破了大屏幕彩电由外国名牌主导的格局，以致长虹的“红太阳一族”大屏幕彩电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三分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国企的弊端也随之显现，国企因政府长期大力扶持，导致缺乏竞争力与创新精神。另外，由于国企没有直接的主人（实际上国企的主人是人民大众），它既不是董事会投资的，也不是管理层投资的，资产更不是广大员工的，产权的不明晰导致没有人真正地关心它的效益和发展。
中国国企还有一个严重的弊端：政企不分。很多国企结构弄得和机关一样，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企业。
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一般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都是副处级以上级别，任命时并不太考虑市场经验、经营手段之类的因素，这导致很多国有企业内部简直就是个小政府，提拔、表扬、嘉奖、处罚等都由领导说了算。
国有企业工资福利待遇较民营企业要好出许多，而且有很多是虚职，有很多领工资而不干活的。所以很多企业领导会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之类的人安插进去，这导致企业的负担很重。另外，有些要职也可能被非正常渠道的人员占据，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难以胜任，由此引发的问题更是不可胜数。
国有企业很多都是垄断企业，在国内基本没有竞争对手。就算企业盈利，低层员工也不一定能得到什么实惠，而老总们本身收入都很高，这让很多国有企业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在设备更新、人才引进和管理革新上数十年如一日，而且根本没有改进的打算。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差。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老板会监督；对于股份制企业来说，管理层受到绩效奖励和股权激励的推动，很在乎公司业绩，并且股东对管理层也有监督权。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口号上当然可以喊成“政府监督”、“人民监督”，但事实上政府是鞭长莫及，至于“人民监督”更是形同虚设。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既然国企并不在乎发展和效益，那么必然也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困扰，比如，“人性”。
在国企里做事，“人”永远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你不可能把“事业”做得那么纯粹。国企最难逾越的不是做事本身，而是复杂的中国人性。
这里借用一个古老而有趣的故事……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总寺的方丈大人得知情况后，就派来了一名主持和一名书记，共同负责解决这一问题。
主持上任后，发现问题的关键是管理不到位，于是就招聘了一些和尚成立了寺庙管理部来制定分工流程。
为了更好地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寺庙选派唐僧等领导干部出国学习取经；此外，他们还专门花钱请了天主教堂、基督教会的神父传授MBA。
外国的神父待了不久就走了，留下两个宝贝：BPR和ERP。
书记也没闲着，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才没有充分利用、寺庙文化没有建设好，于是就成立了人力资源部和寺庙工会，等等，并认认真真地进行了竞聘上岗和定岗定编的过场。
几天后成效出来了，三个和尚开始拼命地挑水了，可问题是怎么挑也不够喝。不仅如此，小和尚都忙着挑水，寺庙里没人念经了，日子一长，来烧香的客人越来越少，香火钱也变得拮据起来。
为了解决收入问题，寺庙管理部、人力资源部等部门连续召开了几天的会，最后决定，成立专门的挑水部负责后勤和专门的烧香部负责市场前台。
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寺庙提拔了十几名和尚分别担任副主持、主持助理，并在每个部门任命了部门小主持、副小主持、小主持助理。
老问题终于得到缓解了，可新的问题跟着又来了。前台负责念经的和尚总抱怨口渴水不够喝，后台挑水的和尚也抱怨人手不足，水的需求量太大而且没个准儿，不好伺候。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经开会研究决定，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喝水响应部，专门负责协调前后台矛盾。
为了便于沟通、协调，每个部门都设立了对口的联系和尚。协调虽然有了，但效果却不理想，仔细一研究，原来是由于水的需求量不准、水井数量不足等原因造成的。
于是各部门又召开了几次会，决定加强前台念经和尚对饮用水的预测和念经和尚对挑水和尚满意度测评等，让前后台签署协议、相互打分，健全考核机制。
为了便于打分考核，寺院特意购买了几台计算机，计算机系统包括挑水统计系统、烧香统计系统、普通香客捐款分析系统、大香客捐款分析系统，等等，同时成立香火钱管理部、香火钱出账部、打井策略研究部、打井建设部、打井维护部，等等。
由于各个系统统计出来的数量总不准确、都不一致，于是又成立了技术开发中心，负责各个系统的维护、二次开发。
由于部门太多、办公场地不足，寺院专门成立了综合部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决定把寺院整个变成办公区，香客烧香只许在山门外烧。
部门多、当官的多，文件和开会自然就多，为了减少文山会海，综合办牵头召开了N次关于减少开会的会，并下达了“关于减少文件的文件”。
同时，为了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寺院还成立了精简机构办公室、机构改革研究部等部门。
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但香火钱和喝水的问题还是迟迟不能解决。问题在哪儿呢？
有的和尚提出来每月应该开一次分析会，于是经营分析部就应运而生了。
分析需要很多数据和报表，可系统总是做不到，于是每个部门又指派了一些和尚手工统计、填写报表给系统打工。
寺院空前地热闹起来，有的和尚在拼命挑水、有的和尚在拼命念经、有的和尚在拼命协调、有的和尚在拼命分析……忙来忙去，水还是不够喝，香火钱还是不够用。
什么原因呢？这个和尚说流程不顺，那个和尚说任务分解不合理；这个和尚说部门职责不清，那个和尚说考核力度不够……
只有仨人最清楚问题之关键所在，那仨人就是最初的那三个和尚。说来说去，就是闲人太多了。
于是这仨人说了“整天瞎分析什么玩意儿？什么流程问题、职责问题、界面问题、考核问题，明明就是机构臃肿问题！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咱们三个自觉自律一点算了。如今倒好，招来了这么一大帮庸人，一个个不干正经事儿还天天添乱”。
三个人忍无可忍，斗胆向上汇报，要求增加挑水的人手，越过数个层级之后，主持和书记总算收到了这个请求，经过各个部门季度会议的总结和分析，经过了数次激烈的探讨，总算可以从其他部门抽调过来一些和尚进行支援，但这些跨部门过来的和尚根本挑不动水，还对挑水的这几个和尚指手画脚，挑水的和尚再次请求，自己担任挑水的和尚团队负责人。总部评估之后认为，三个和尚专业有余，管理能力不足，一番鼓励和劝解之后维持现状。
又过了一年，寺院黄了，大部分和尚都死了：人们在水井边发现了几具尸体，是累死的；在寺院里发现了几千具尸体，是渴死的。
还有少数几个和尚没有渴死，他们跳槽到了其他寺院，他们是“高层和尚”，并且带去了“先进管理经验”。
这就是国企特色，即总部越来越庞大，基层越来越忙碌，成本越来越高，客户越来越不满意。
20世纪90年代，大量国企改制，私营企业崛起。公务员辞职下海，富人跑海南，穷人跑深圳，做生意当老板流行一时。开矿、挖煤、跑外贸、房地产、办工厂，当下很多传统企业家都是起家于此。互联网行业也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
当时很多人也是从下岗的悲伤中走过来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国企改制和下岗潮是后来经济起飞的基础。而那些下岗的员工也已奋斗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国退民进”的改革红利一直维持到现在，私企发达的地区就业相对容易。而在国企密集的地区，托门子找关系依然流行。各种世俗的观念依然笼罩在百姓头上。
近两年来，高度依赖国企的东北地区陷入衰退，尤其是辽宁省。下岗再次笼罩在一些职工头上。很多人依然扭转不过来这个观念。他们接受不了脱离一份安逸的工作。
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要素的流转配置是正常而且必要的，失业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经济现象。在南方工厂，民工荒和失业潮间歇出现，经济在周期性波动中稳步发展。在互联网领域，跳槽换工作非常普遍，失业是家常便饭。近期互联网界普遍在减少招聘，裁员消息也不时传来。但为何在国企，失业却是让人闻之色变的词汇，他们还在沿用“下岗”说法？劳动力市场上，国企员工的流动性最差，而这也是一些国企效率不高，需要改制和改革的原因。
其实所谓国企职工下岗并不是直接目的，重要的是资源优化和经济改革。国企该破产就破产，能改制就改制。改革肯定会有不公，但前景光明比利益纠葛更为重要。中国经济今时不同往日，社会财富积累已十分丰厚，社会保障制度也更加完备，下岗潮并不至于带来当年啼饥号寒的阵痛。若不如此，长时期煎熬等待，国企集中的地区势必塌陷严重。
而一些国企无法减负自救，首要原因是国企不单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分担就业任务，养活一大批人。这使得国企没有足够动力减员增效。它们理直气壮地从政府和银行那里获得帮助，不必担心倒闭。这导致国企效率低下，同时造成劳动力浪费，利益僵持的代价是改革受阻，经济停滞不前，很多人混吃混喝。
论创新精神和危机感，以及生产效率最大化，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国企远远不如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
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由社会中心统一安排社会生产。公有制的确压抑住了贪婪，但产权得不到保护，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激励，也不会因为竞争而改进产品和服务，不会为了套利跨区交换商品，整个经济都丧失了活力。
释放产权，就是中国改革的方向之一。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次产权的释放，而下一个改革深化时期，我国将进一步释放产权，国家将逐渐开放一些区域，大胆地吸引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增加经济活力。
“贪婪”是个人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说“贪婪”是危机的原因，和肇事者说事故都是汽油的错一样可笑。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人权。
很多人接受不了去给别人打工，要知道我们和企业主的不同只是分工的不同，不是阶级的不同，双方的关系并不是剥削关系，而是两厢情愿的雇佣型合作关系。如果我们能力强大了，也可以创建自己的企业，去雇佣别人与我们一起合作，为其他人创造就业机会。如果经营得好还有可能成为富人，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也是未来中国的商业文明。
其实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即使爆发经济危机，由于中国政府强大的把控能力，只要实现快速调整，及时修补旧的漏洞，下次就会对同样的危机免疫。研究经济危机的起因和修补结构漏洞，比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抨击“资本”和“贪婪”更有意义。
而像“资本家”、“剥削”、“贪婪”这些丑化性的词语，以及潜伏的仇富思维，都是人为性的抹黑，属于偏激的描绘，这些意识形态甚至会在未来经济萧条时引发暴力冲突。
因此，我们的国家也正在不断地倡导国企改制，虽然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方向是清晰的，那就是产权明晰、责任明晰。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每一份劳动都是在为自己创造财富，而不是为别人，这才能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中国经济才能保持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