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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名山西的企业家说过这句话：“比尔·盖茨肯定不是世界首富，至少有一两个中国煤老板拥有的煤炭如果全部换成钱，身价会超过比尔·盖茨。”这就是阔气无限的“煤老板”，一个在中国可以与“土豪”画等号的彪悍词汇。
煤炭，曾经有多昂贵？
从2003年到2008年，煤炭几乎一天一个价。在最疯狂的2008年前三季度，甚至到了每小时不同价的地步。当时动力煤的价格，被迅速炒高到每吨1100元。
煤炭，现在有多便宜？
2016年春节期间大降温的时候，在深圳、广州和海南，1斤大白菜的身价竟然可以等同100斤优质动力煤！也就是说，时至今日，那些富过比尔·盖茨的煤老板们，他们深埋地下的财富恐怕将永远深埋地下了，因为如果挖出来不仅不能赚钱，还要倒贴人工费。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反差，真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这一惊人的事实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动荡，映射了中国社会的巨变。“煤老板”这个词将在2016年走向谢幕。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煤炭的需求量剧增。山西作为煤炭大省，1980年国家做出了建设山西省能源基地的决策，重金支持煤炭产业。3年之后，国家再次放宽对煤炭行业的管理政策，鼓励发展乡镇小煤矿。
1993年，国家放开除电煤以外的其他煤种的销售价格，小煤窑开始遍地开花，“煤老板”从此登上历史舞台。1996—1997年，煤炭产业投资增长率分别是13.8%和17.6%，此时小煤窑开始爆发式增长。到1997年，中国仅有证煤矿数量就达到10971座，更有无数私自开采的小煤窑隐藏在监管体系之外。当时私人开采煤矿并不被允许，很多人只能挂靠，或以村集体的名义建矿。然而就在发展最辉煌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了。在此背景下，山西省曾在1998年整顿过一次煤炭产业，取缔私开煤矿1453座；1999年再度关闭1565座布局不合理的煤矿，缩减生产能力4399万吨。但这次整顿并不彻底，无证开采的煤矿依然大量存在。这一切只是因为煤炭行业太赚钱了！当时电厂和洗煤厂买煤都是背着现金到矿厂排队交钱，动作慢一点还有可能排不上。
1999年全国平均工资不过在2000～3000元之间，而煤矿工人的工资已经可以达到4000～5000元。这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蜂拥而至。最关键的是，那些最早蜂拥而至的底层矿工中，不乏少数历经九死一生的起伏，最终告别了阴冷潮湿的矿井，摇身一变成为了富甲一方的煤炭大亨。煤炭行业的原始积累由此开始了。
从2002年开始，煤炭业正式开启了高速增长状态，来自第三方研究机构的一份数据显示，2002—2005年，煤炭产业的投资年均增长达到50.6%。
伴随着利润爆发的却是全国矿难事故迭起。2002年，山西发生煤矿事故184起，501人死亡；次年，发生煤矿事故159起，死亡496人。另一组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产煤16.6亿吨，占全球的33.2%，但是全国矿难死亡人数高达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这一切还是因为煤炭行业太赚钱了，所以大家一哄而上，什么安全措施、规范作业等全被抛到了脑后。
2004年2月5日，临汾市汾西县和晋中市灵石县交界的两个村，私开矿井相互打通后，为争夺煤炭资源相互扔炸药，造成29人死亡。
2004年4月30日发生在隰县梁家河煤矿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36人在事故中丧生。政府此时才开始插手引导，2005年6月，《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于是一场整顿煤矿产业的风潮从山西席卷全国。其中有这样的规定：“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引进外地资本投资山西煤炭，促进煤炭企业产权、股权的多元化”。
这一下不得了了，嗅到商机的浙江人开始趋之若鹜。2005年，手持大量现金的浙江商人率先涌入山西投资煤矿。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05—2009年，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企业多达450多家，投资总额超过500亿元。
由于政府开始插手，要求所有煤矿必须手续齐全，手续不全的将被淘汰。据一位煤矿主回忆：在我的印象里，2006年之前就没有开矿手续办全过。于是很多中小煤老板四处借钱，对煤矿进行合规化改造，而国家要求产权清晰，他们就又到处奔走，向亲戚、朋友们借钱，办各种手续，在山西，办这些手续，从上到下，都要打点。
这其中必然滋生腐败，因为煤矿主要想发展，就必须搞好同政府的关系，拿政策、拿资源、批文件、盖合同，等等，都少不了政府的配合。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权力搅买卖”、“权贵资本化”的牟利空间。然而，也正是这时，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煤矿主才出现了。
此时煤炭价格持续飙涨。据行业数据统计，2001年至2008年7月，8年间煤炭价格涨幅达585%。其中，煤价最高是在2008年，高达1100元/吨。当时只要沾了这条黑金产业链，每个人都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也就是此时，煤老板的财富传奇和神话开始被广为流传，“煤老板”一夜之间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
政府看到这种情况，立刻感到整合的机会到了。于是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要求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出局，并整合20～30万吨的中型矿。经过这一轮整合，山西省市以下煤矿数量由2005年整合前的4389座缩减至2626座，淘汰了所有年产能在9万吨以下的煤矿。由此，投资煤炭的门槛不断被提高，这导致很多投资商不得不从老家的亲戚朋友处集资，并承诺高额回报，甚至不少人为买矿借高利贷。
也正是这个机遇刺激了中国民间借贷的发展。事实上，民间借贷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暴利行业，借贷者利用募集到的货币去做煤矿这种项目的投资，短时间可以获得巨大利润，返回给投资者一部分之后，照样可以有很大盈余，当时的暴利行业有两个，一个是煤炭，另一个就是房地产。而后来这两个行业都坍塌了，所以才导致民间借贷的坍塌，跑路的传闻不绝于耳，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而正当煤老板们沉浸在史无前例的疯狂中时，发生在山西的另一场特大事故间接拉开了山西煤炭行业的又一次整合。
2008年9月8日，山西襄汾县发生溃坝事故，共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9619.2万元。这次事件直接导致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间接导致了山西煤矿的再度整合。2008年9月，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王君空降山西，王君一声令下，“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被业内称之为“国进民退”的山西煤改轰然启动。
在当时的山西煤炭圈内，流传着一个“宁要三三得九，不要二四得八”的理论。具体解释是：煤矿生产300万吨，一吨能卖300元，那总共就能卖9亿元；而当你生产400万吨，煤炭价格因供求关系下跌，变成200元一吨，那总共也只能卖8亿元。这种理论的逻辑是这样的：生产多了反而卖得少了。因而要控制规模，在规模不增长的前提下，依靠稳定的价格获得较高的收益。
在此理论的支撑下，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10年年底，山西煤矿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数量控制在1500座以内。
2009年4月15日，山西省政府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将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1500座下调到1000座。2010年1月5日，山西省政府宣布，山西省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已高达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已达94%，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采矿权许可证变更也已超过80%。
这一轮山西煤改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量民间资本被迫撤离煤炭行业，不少煤老板在这轮整合中黯然离场。当然，这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资源整合亦有受益者。那些已经成规模的私营煤炭企业也有机会参与了资源的重新分配。这其中就包括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没错，就是那个因“7000万巨资嫁女”风波而为人所熟知的邢利斌。
于是这些人准备大干一场。2008—2012年，像邢利斌这样赫赫有名的煤老板们均在加速扩张自己的煤炭帝国，他们四处并购，而资金均来源于各类融资。然而这个看似最佳的机会，也成了煤炭行业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让所有煤老板都没有想到的是，煤炭价格从2012年年底开始大跌。到12月末，秦皇岛5500大卡市场煤平仓价每吨630元左右，比年初下降了约170元；而冶金煤价格较年初普遍下降每吨300～400元。煤炭生产过剩是煤价下跌的直接原因。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当年的通报称，2012年年末，煤炭企业存煤8500万吨，同比增加3120万吨，增长了58%。
煤价持续大跌率先重创的是包袱重、盘子大的煤老板。邢利斌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据相关报道，截至2013年9月底，邢利斌的联盛集团对外融资总额达268亿元。两个月后，联盛集团便因资金链断裂，提出重整申请。
财富这个东西，来得越快，去得也越快！
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煤老板们来说，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以前的变化都是一波三折、有起有落，遇到的苦难无非是整合、重组、监管，而这次却好像直挺挺地往下跌，不可见底。希望渺茫难以窥见！
2014年和2015年是煤老板们最难熬的两年。2014年挖出的煤还能卖到每吨290元左右（开采一吨煤的成本约为200元），但到了2015年却只能卖到每吨100元左右，那么这些埋在地下的煤炭是挖还是不挖呢？对于仍在“煤海”里挣扎的煤老板们来说，他们更希望2016年国家能够出台限采的政策，这样煤价便能上涨，可以渡过难关。
事实上，山西省政府曾在2013年8月紧急出台过煤炭“救市20条”，内容包括暂停征收部分税费，着力解决煤炭企业金融信贷问题等多项措施。
但中国煤炭产业的困境并非一纸限产令就能解决，这是一个深层次的供求关系矛盾。根据中煤协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煤矿产能总规模为57亿吨，其中，正常生产及改造的产能为39亿吨，新建及扩产的产能为14.96亿吨。而2015年全国的煤炭消费总量预计为39.5亿吨。这意味着全国煤炭产能过剩多达17亿吨。
所以，一个陷入绝境的问题是：中国已经步入产能过剩时代，煤炭开采的无序化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企业的缩影。传统企业遇到危机的逻辑基本都是这样的：无序生产、盲目扩大、同质竞争……
这种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单一发展路径的做法是非常值得中国警醒的。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因煤而兴、亦因煤而衰的城市不在少数。
比如，在昔阳县，高峰时期有8万福建人，占了当地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而现在外地人都走了。由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煤炭，现在连公务员工资都几乎发不出来了。
再比如，陕西神木县过去因煤矿常年入榜全国百强县，而现在的情况简直就像挨家挨户被洗劫了一次，让人恍如隔世。比如在太原，过去各大高档KTV等娱乐场所几乎天天爆满，进进出出的都是煤老板，现在这些高端会所纷纷倒闭。受煤炭行业的影响，2015年山西省 GDP增速仅为3.1%，排名倒数第二。中国煤矿企业开始合力游说中央政府设置煤炭价格底限，以使煤企免遭破产厄运并防止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发生。
2016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意见》，文件规定：从2016年开始，用3～5年的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确需新建煤矿的，一律实行减量置换。
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已确定的13类落后小煤矿应尽快依法关闭退出。产能小于30万吨/年且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煤矿，产能15万吨/年及以下且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煤矿，以及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采煤方法、工艺且无法实施技术改造的煤矿，要在1～3年内淘汰。也就是说国家的意见是坚决的：要坚定不移地淘汰落后产能，从根本上完成供给侧改革。眼下政府必须阻止生产的无序化。
这意味着什么？据媒体报道，截至目前我国年产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还有7000多座，年产9万吨以下的有5000多座，这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煤矿，它们将毫无悬念地出局。另外，煤矿经济的背后，带来的权力寻租也是触目惊心的。很多煤老板表面上看做的是煤炭生意，其实都是“权力生意”。他们就是千方百计地获取这些权力资源，如土地出让权、采矿权、新业务申办权、项目采购权、财政补贴权、税收减免权、国企改制资产重组权，等等。无穷的审批造就无数的利益。
在中国经济正由“权力驱动”切换成“创新驱动”的大环境之下，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创新”，而不是独占某种“资源”，那些因为掌握了某种资源，就可以一本万利、坐享其成的年代一去不返了！不错，煤炭曾经是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大资源，然而2015年12月18日，英国煤炭控股有限公司的“凯灵利”煤矿正式关闭。至此，300年引领英国开始人类工业革命的煤炭被英国人抛弃。就在中国煤炭出现重大拐点，英国彻底告别煤炭的时候，人类和石油的关系也出现了重大转折，油价正在每桶20多美元上下痛苦挣扎，已经有人在讨论人类停止开采、使用石油的时间表。
依靠资源去发展是大工业时代的思路，显然已经不再适用这个以“创新”为灵魂的工业4.0时代。根据2016年4月份的数据，山西七大国有煤矿已经负债上万亿元，另外，全国262个资源型城市，已经有67个陷入资源枯竭的尴尬地步。从2016年起，“卖资源”的发展方式已开始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而这也是传统资源行业的缩影，它们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实现了曾经的辉煌。为了使中国延续这种辉煌，如今我们必须合力开启新的信息时代，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