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为界,“产能过剩”的消费互联网已然成为红海,青黄不接的产业互联网时代正在轰然到来,分享经济、工业4.0、互联网金融、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一堆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新词正在大行其道地统治着这个时代的话语和腔调,弥漫在各种大小会议的背景板和PPT上。繁荣与混沌并行,希望与迷茫丛生。
这是最好的时代,在“免费”和“补贴”盛行的当下,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只需要依靠智能手机的三五个App即可活下去,而且活得还不错,用户从未如此“尊贵”;这是最坏的时代,用户信息随时面临着“裸奔”的危险,在“以隐私交换服务”的时代,用户在“数据权利”面前从未如此弱势。这是互联网时代的天然悖论。
苹果公司与FBI的博弈、谷歌对美国政府的起诉、淘宝与工商总局的辩论……所有的迹象都在表明,商业权力在市场版图扩张中的不确定性,已与国家机器沿袭下来的确定性,不时发生近身肉搏,而现行法律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面前,已经显得捉襟见肘、鞭长莫及,这或许是所有与互联网产业相关的法律争论的本质原因。在扑面而来的信息社会面前,肯尼亚的农夫与伦敦大街上的绅士,通过智能手机首次拥有平等进入一个世界的权利,这是比特世界赋予的公平,上网从一种能力变成一种与教育、营养同等重要的人权。
网络空间逐渐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部分与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场所,政府的角色也正在发生位移,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治理与服务转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势力再次显现,从信息公开、公民参与到政务服务,互联网以过去20多年不断试错的模式、应用、体验,对政务服务不断地渗透、改造、升级与重塑,从领导信箱、在线留言板、信息公开专栏到网上政务大厅,表明仅仅满足信息浏览需求已不足以成为政府网站存在的理由;从QQ“警察亭”、淘宝“车管所”、官员博客、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App再到微信城市服务,表明仅仅围绕政府网站本身的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与布局,已无法匹配移动互联网生态与节奏。在平台统治用户、流量统治注意力的当下,互联网平台正在利用常年积累的用户习惯与拥有天然优势的基础设施作为杠杆,不断接管和分享政务服务平台的能力与资源。这对于用户而言是福分,对于政府机构而言是挑战,这种挑战在于它如何看待“互联网+政务”。用户主权被互联网效应的加持使用户不再甘于成为一个“被服务者”,更期待成为“参与者”,而这也是“互联网+政务”健康发展的需要。电子政务一直致力于解决的是面向管理者的政务信息化的问题,“互联网+政务”要解决的是如何以互联网来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与用户价值。
“互联网+政务”的勃兴具备鲜明的中国基因,是互联网意识觉醒,但互联网能力滞后的政府机构与面临竞争边界与“服务能力过剩”的中国互联网产业之间,由于两者的资源分布不均与能力不对称所产生的数字红利与发展蓝海。通过简政放权、深化改革的需求传导,与基于互联网的用户驱动、数据驱动,“互联网+政务”最终的呈现形态与用户价值落脚点主要集中在政务服务网(网上办事大厅)、网上行政服务中心、数据开放平台、两微一端等政务服务平台。“互联网+政务”对于中国而言,是一场控制与失控、中心与去中心、组织与自组织的相向运动。
20世纪著名的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说“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互联网与政务也将不会例外。不论“证明你妈是你妈”还是给新生儿开“无犯罪证明”,其本质是制度的运行失序与利益胶着,“互联网+政务”将围绕用户价值,按照互联网的规律对政务服务运行环节进行反馈和优化,将智能化、透明化、高效化地流程进行代码固化。
我们必须注意到,当政府网站以不同方式为公民提供程度各异的在线服务的同时,以BAT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影响正在从经济生活走向政务服务,百度搜索正在影响政务服务的获取率,新浪微博正在影响政务舆情的发展轨迹,腾讯的政务微信正在影响政府机构的互联网服务能力,阿里系的淘宝正在影响区域性的新经济生态。显然,当我们谈“互联网+政务”的时候,除了关注政务服务本身,还必须关注政务服务在互联网生态的位置。由牛津大学互联网中心所著的《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一书指出,“信息与通信技术还没有被当作行政改革的工具使用,但是在政府机构被用来加强现有权力的分配”,用数字技术服务权力实则是政府的本能,而如何突破固有的局限性为治理创新赋权,这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的必然趋势。因此,《互联网+政务:从施政工具到治理赋能》一书除了告诉我们互联网将如何重塑政务服务模式,更重要的是政府机构作为服务主体如何找到“美丽新世界”的新秩序。
杨冰之
国脉互联董事长、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