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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如果没有“互联网+”国家战略以及行动计划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那么“互联网+医疗健康”的美好梦想和远大前程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深度理解“互联网+”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我们希望读者朋友们通过本章内容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加深与提高对“互联网+”的认识。
首先，我们认为，作为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三次革命，“互联网+”比前两次互联网革命来更加猛烈、更加颠覆，将继续变革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互联网+”被正式载入中国国务院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根源之一。
其次，我们认为，“互联网+”国家战略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已经由人口红利时代、环境红利时代正式步入互联网红利时代。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6月29日，李易先生在《互联网+》丛书宏观篇《互联网+：中国步入互联网红利时代》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互联网红利”概念被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官方网站正式引用，并入选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5年下半年推荐书目。
最后，我们认为，“互联网+”绝对不等同于“+互联网”。这个“+”有其三点内涵：第一，“+”的位置代表了引领中国社会创新驱动的主体；第二，“+”带来的也绝不仅仅只是生产力的提升，它还将带来生产关系的重构；第三，“+”本身还代表着无中生有的供给以及莫名其妙的消费。
第一次互联网革命：桌面互联网
互联网最早起源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ARPAnet研究项目，该网络于1969年投入使用。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个人计算机兴起，各式各样的计算机网络应运而生，由此产生了实现不同网络之间互联的需求，导致了TCP/IP协议的诞生。经过几年的发展，在1989年，Tim Berners-Lee提出万维网（WWW）的设想，他发明了超文本，使用超级链接将不同服务器上的网页互相链接起来，从而使人们很容易访问相互关联的信息。同时期，微软全面进入浏览器、服务器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市场，实现了互联网的商业化。WWW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商业化推动互联网用户数呈指数增长，从1995年到2002年，互联网用户数平均每半年翻一番。
在中国，1986年，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实施的国际联网项目——中国学术网（简称CANET）启动。1987年，CANET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内正式建成中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9月14日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揭开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1994年4月，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进入互联网，实现和Internet的TCP/IP连接，从而开通了Internet全功能服务。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有互联网的国家。
中国互联网从1997年开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互联网用户数基本保持每半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我国IPv4地址数量为3.32亿，拥有IPv6地址18797块/32；我国域名总数为2060万个，网站总数为335万个。
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使用互联网，并发现它在通信、资料检索、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巨大潜力，互联网在中国掀起了一场革命——桌面互联网革命。
桌面互联网革命给全世界信息交流和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对个人生活而言，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休闲娱乐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
对社会生产而言，互联网带来了生产力质的飞跃，信息可以减少短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显著减少了生产某一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实际资源。
这些进步突出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本质：拓展我们的知识，减少短期的不确定性。其结果是，与各种产业活动有关的风险溢价出现了永久性的下降，并节省了用以维持信息系统的资本的数量。简单地说，互联网使整个经济的小时产出率得以提升。
第二次互联网革命：移动互联网
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7年第一代iPhone诞生以后，互联网已经从桌面互联网开始步入移动互联网的新阶段。在中国，互联网革命的主战场也由桌面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升级。
在移动互联网革命阶段，中国已经可以做到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甚至在某些领域推动全球移动互联网发展。2001年11月，中国移动开启“移动梦网”创业计划，标志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开始。从2007年开始，互联网及终端企业相继独立开展移动互联网业务，腾讯、新浪等桌面互联网巨头也开始移动互联网转型，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进入快速发展期。近年来，随着WiFi、4G高速无线网的快速发展和智能终端的进一步普及，笔记本、手机、摄像头、传感器、电视、冰箱、汽车等，都将与互联网相连，从而使得几乎每一个物体、每一个人都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全社会开始真正做到万物皆联网。梅特卡夫定律告诉我们，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家居等各种智能终端及物联网传感器将接入无线网络，并连接云计算中心，移动互联网产生的价值将是过去桌面互联网的数十倍。移动互联网并不是对桌面互联网的延伸或补充，它改变了信息和人的二元关系，让人成为信息的一部分，并由此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和结构，也因此会引起整个人类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变迁。
（1）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随着移动应用程序的普及，手机从过去一个基本通信工具，转变为我们最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人们通过移动智能终端随时随地浏览网页、查询地图、网购、社交，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
（2）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行业变得越来越模糊，过去基于传统产业的很多分工界限会被打破。
互联网的两个重要特征就是“去中心化”和“缩短路径”，移动互联网可能使得这一趋势进一步深化，路径的缩短使得信息不对称减少，很多过去依赖于信息不对称存在的中介性服务行业可能会面临被替代的风险。例如，现在旅游中自助旅游的比重越来越高，原因除了传统团体游的诸多弊端以外，更主要的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用户分享的便利性，使得很多对旅游目的地熟悉的人能够在网上分享自己对于景点和食宿地点的评价，从而使得没有去过这些景点的人也能在出发前对于旅游目的地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传统旅游中介——旅行社和向导的依赖性大大减少，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在线旅游服务的新行业。
再如，电商的崛起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购买，在对传统的零售行业形成巨大冲击的同时，还连带影响了商业地产等一批与零售相关的产业。
另外，产业的变迁也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过去政府针对不同行业设置不同的管理机构，面对各种新兴的行业类型，政府应该如何相应地进行管理和设置呢？
（3）分散化和个性化生产的趋势将越来越显著。
移动互联网使得传统的B2B、B2C、C2C等几种互联网商业模式之外，一种全新的C2B（消费者提出需求，商家响应）模式开始兴起。生产者和消费者变得模糊，移动互联网给个性化需求提供了可能，消费者不再是产品和服务的被动接受者。
（4）社会的资源流动和组织形态可能发生改变。
城市本来就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为了满足大量工人的生活配套而出现的，当前很多超大城市的规模已经到了环境资源能够承受的极限。对于城市内的居民来说，高房价和交通拥堵也是难以承受的高成本。而高房价和交通拥堵的根源，还是资源过于聚集在城市的核心地带。资源和人的流动是互相关联的，如果未来移动互联网在生产领域的应用使得人们能够自主决定工作的时间和地点，那么人们就无须聚集到城市的核心地带去办公，整个资源的流动也会随之改变。同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会使得远程医疗和在线教育得到普及，大城市在医疗和教育资源的优势也将被慢慢削弱。长期来看，超大城市的资源特别是土地价格可能受到重大冲击。
第三次互联网革命：互联网+
随着近几年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和传感器的快速发展，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瞬间爆发而起，由桌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三张基础网络撑起的一个云计算大平台，上层衍生出大数据、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社交网络、O2O等众多应用和服务，使得互联网的应用已不仅仅局限于信息获取与交换，而是更多地与现实生产生活场景相结合。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上将“互联网+”提高至国家战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互联网+”的定义是：“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高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不难看出，“互联网+”其本质就是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从而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新生态，最终目的是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创造新的价值。
毫无疑问，“互联网+”将中国互联网革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互联网+”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和经济革命，更是一次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全面改造。
与之前的两次互联网革命相比，“互联网+”不再简单局限于相关信息产业内部，而是与生产生活中的各个行业全面融合。例如：“互联网+农业”形成的智慧农业，让农民告别靠天吃饭的命运；“互联网+工业”下的工业4.0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了传统制造企业的竞争力；“互联网+民生”打造的智慧城市，让居民可以更加便利地享受到更高水平医疗、教育、交通等服务；“互联网+金融”后产生的互联网金融，催生了P2P信贷、大数据征信等新的业务模式，既提升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效率，也推动了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发展。
总的来说，“互联网+”通过与社会管理、日常消费、生活场景、生产流程等各个方面协同，减少生产部门、消费部门、政府部门之间的资源匹配无效率，推动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和发展，从而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即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产生直接的、革命性的影响。
“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首先从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开始。信息要素融入传统行业各个环节中，通过不同环节的信息实时交换，达到整体效率的提升。最明显的如“互联网+”在医疗行业、教育行业、农业的应用。通过手机端的预约挂号，查看排队人数、下载检验报告，病患和医院在互联网平台的帮助下实现信息交互，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合理安排时间，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看病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在教育行业中，“互联网+”使得之前只能在有限场合，服务于固定人数的教育资源，通过在线视频的传播，服务于更多人群、并且脱离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大大拓展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限制。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民利用手机就可及时地获得天气、洪涝灾害、病虫防治、农产品价格等信息，降低农业生产中的风险。
随后，“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改造升级呈现出有破有立的特点。比较明显的例子如电子商务。实体经济依靠互联网，不仅仅与消费者实现实时的信息交互，并且开始利用积累的数据指导产业链上下游的其他环节：如何设计产品、控制库存、交办物流，最终实现商品与消费者需求的最佳匹配；再比如餐饮、美甲、美容等常见的O2O业态，通过“互联网+”将所有的供需信息在实际发生之前就通过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信息互换，达成买卖信息的最佳匹配，从而通过信息的交换实现实体经济的最优化，弥补客流随着时间呈现明显的不均匀分布特性带来的效率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行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可能的用户数量，特定时间点的特定需求，还可以用不同时间段的优惠策略，将用户按照各自的需求分配到不同的时间段上，达到实体经济资源的最佳利用。
最后，“互联网+”将对实体经济的业务模式进行重构：新的创造性的力量替代原有的低效的组织管理形式、资源配置方式，成为产品或服务的主要供应者。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出租车行业，由于移动出租车服务具有天然的O2O特征，线上服务和线下对接可以迅速形成闭环，极易受到互联网的冲击。从Uber、滴滴打车及快的打车的使用情况看，出租车行业正在形成一个客户、车辆拥有者和平台提供者共赢的商业模式。
随着“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互联网开始真正从边缘走向中心。在应用方面，继传媒、广告、零售业之后，交通、物流、本地生活服务、批发和产业集群、制造业、农业、金融、房地产等会一个一个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当第三次互联网革命全面完成，当“互联网+”时代全面到来，互联网将不仅仅被视作一种连接技术，而是将成为一种融入全人类的生存必需品，犹如空气和水，重要而无形。到那时，将不会存在脱离社会经济的网络经济，也不会存在脱离网络经济的经济网络。网络经济将不再是纯粹的虚拟经济，而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崛起，GDP增长率长期保持在8%以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9.18万亿美元，位列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近两年，受制于国际金融危机、出口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2012年、2013年两年的GDP增长率已回落到8%以下，可以说，中国经济如果希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必须找到新的增长驱动力。换句话说，当人口红利、环境红利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中国社会下一个红利又是什么？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下一个红利就是“互联网红利”。
追溯起来，互联网最初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通信方式，主要为美国军方所需，后来逐渐演变成到拥有海量信息汇集的信息海洋，广泛应用于社交、购物甚至生产制造领域，互联网在各个方面均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互联网通过与人类生活的融合，降低了生活成本，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通过与产业的融合，降低了产业的运营成本，提升产业发展潜力。通过上述融合，有效延缓了潜在经济增速在资本积累和深化过程中的下降趋势，我们将这种神奇的力量称为“互联网红利”。
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来说，互联网高速公路的确是一条赖以实现超越发展、引领创新的必由之路。从必要性来看，未来的中国经济，离不开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以及理念创新带来的增长驱动力；从可行性来看，中国拥有与发达国家基本同步的网络基础设施、领先的智能终端用户普及率以及发达的互联网应用产业链；从优越性来看，中国全球第二的经济规模和堪称“世界工厂”的传统制造业体量，意味着无可限量的互联网应用空间。这都是中国经济实现“弯道超车”的巨大机遇。
“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底气
在“互联网+”时代，受益于完善的网络环境、普及的终端设备、巨大的用户需求等优势，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发达国家，互联网给人口众多、需求迫切的中国带来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1.与世界同步的基础网络
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具有宽带化、智能化、泛在化、融合化特点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
中国从2008年开始3G网络建设，目前已经实现了3G网络的全国覆盖。2013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正式发放了第四代移动通信业务牌照（4G牌照）。截至今天中国大部分城市的用户已可以使用4G网络的服务。
从全球范围来看，根据Juniper的最新统计数据，目前全球大部分区域仍然使用的是2G和3G网络，4G网络只在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少数发达国家使用。在基础网络服务方面，中国无疑已经同步于世界先进水平。
2.高度普及的智能终端
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是整个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硬件载体，移动应用程序需要调用终端商的各种传感器和计算单元来获取数据并完成任务，用户则要通过移动终端实现与网络的连接以获取资讯与任务反馈。
在移动终端领域，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呈现日趋成熟及饱和的态势，而新兴市场成为推动全球手机市场增长的最大力量，尤其是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四国”，智能手机的增长幅度远远高过全球平均水平，市场潜力巨大。
根据中国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显示，截至2014年1月，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8.38亿户，在移动电话用户中的渗透率达67.8%；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占总网民数的八成多。而IDC预计2012—2017年，中国互联网用户复合增长率为6.78%。中国互联网用户渗透率将远超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将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
3.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应用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水平最终要看具体互联网应用的发展水平。中国独特的市场环境、巨大的需求市场、逐步成熟的技术人才储备都有助于中国互联网应用的发展。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拥有超过40万的应用开发者，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始开发出领先世界的互联网产品。
对于互联网产业来说，是否拥有规模巨大且快速增长的用户群体和较多的使用时间无疑是一款产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华尔街和资本市场也因为这些标准对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青睐有加。截至2015年9月，港交所上市的腾讯控股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纽交所上市的阿里巴巴市值超过1600亿美元，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市值超过500亿美元。
4.可持续增长的巨大空间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已有多年，它丰富了生活，带动了消费，促进了生产，拉动了就业，从而直接促进了经济发展。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体制改革都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应用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1）国民经济发展为互联网发展提供应用空间。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长期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快速的经济增长带动着各行业快速增长，也为移动互联网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空间。
互联网已经降低了信息技术与工具的门槛，使信息和知识的获取更加平等而便捷，从而赋予个人和企业更大的商业能量与自由，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组织模式。而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3G/4G网络、人机交互、移动定位等技术的互联网更是使互联网从最初的工具和渠道跃升为战略性基础设施。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信息的传播速度将进一步提高，信息的传播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决策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从而可以增加有效劳动时间，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现在，工厂生产线上已没有成排的产业工人，取而代之的是联网的智能机器人；如果某个机器人发生故障，管理人员无须逐一检查，系统会自动排查出问题所在；按照智能眼镜给出的指导，一个没有修理经验的人也可完成对机器的维修。产品生产完成之后，系统会自动联系物流公司实施配送；每辆配送卡车上都装有GPS芯片，管理人员可实时跟踪货物状态；货物运到商场上架之后，系统会向顾客的智能手机推送相关商品及折扣信息；顾客进入商场消费，可以利用室内定位技术快速地找到所需商品，并扫描商品的二维码比较价格；顾客选好要买的商品之后无须去收银台排队，只需利用商场的移动应用扫描二维码，并使用手机钱包移动支付货款后即可离开。离开之前，顾客还可以使用打车软件叫一辆出租车，这样当顾客走出商场的时候，出租车已在商场门前等待。
总之，互联网正以更快的速度向各个领域渗透，互联网将对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和各行各业的生产运营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结合。
中国虽然经济体量巨大且增长迅速，但中国经济中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并且经过近20年的发展，很多传统产业发展遇到了瓶颈，需要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来帮助其完成转型升级走出困境。
传统产业的商业模式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这种信息不对称在企业发展初期有助于形成垄断，提高企业利润。但这种信息不对称也会形成企业的信息闭塞、消息传播速度慢等弊端，会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互联网以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为基础，促进信息和数据广泛应用于医疗、电子商务、金融、公共服务、传媒和教育等领域，并进一步向制造业和供应链延伸，实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并催生新能源、新制造业、新农业等新产业。
（3）深化改革释放更大的应用空间。
桌面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依靠信息的无界限传播，传统的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商业模式受到极大冲击，例如淘宝、京东等用电子商务颠覆了传统的商业零售渠道；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和网易、新浪等门户网站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颠覆了传统媒体。这一时期的互联网产业是中国最具活力的行业，诞生了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网易、盛大、携程等一批互联网巨头。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资源逐渐向少数几家巨头集聚，原有的业务也逐渐饱和，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将目光移向传统领域，试图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和游戏规则改造医疗、教育、金融、物流等传统行业，而这也引起了传统产业的反击和监管机构的重视。近两年，“宝宝类”金融理财产品的热销，滴滴、快的两大打车软件的补贴大战，以及随后的监管措施都可以看出，互联网企业、传统企业、监管机构的三方博弈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重点。但是深化改革带来的管制放松政策红利将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中国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的进一步融合与发展，更加有助于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自从1872年以来，美国就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将在201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根据世界银行和IMF数据的推算，中国甚至将在今年赶超美国。
但是，经济总量就代表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了吗？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就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强国了吗？
2014年6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一段讲话似乎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明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屡次错失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更是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
当今世界，互联网已成推动各国持续前进的核心驱动力，这一点全球政要均已达成普遍共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在内的电信运营商在3G/4G网络上的巨大投入以及对5G网络的前瞻性研发，中兴、华为、酷派、联想等在智能终端普及之路上的辛勤努力，百度、腾讯、阿里巴巴、360等在桌面互联网及互联网应用之路上的持续创新，一切的一切都有助于互联网在中国的井喷式爆炸式发展。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深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都必将促成互联网的中国超越。
人类过去200年的经济史，实质上就是商业演化的历史。商业演化不仅为我们创造了物质形态的新产品、新技术，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商业演化的历史又由企业和企业家的焦虑来创造，要想不焦虑，要么干脆彻底退出江湖，要么主动进取紧紧拥抱时代潮流。
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式增长、病毒式扩散、跨界打劫，在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冲击之下，传统企业不仅是焦虑，甚至有点恐慌，纷纷寻求所谓的“互联网转型”。各领域的企业家均患上焦虑症：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感叹，“四面八方都喊响创新，就是我们的葬歌”；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担忧“下一个倒台的就是万科”；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坦言“我们压力很大”；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强调“新东方要更换发展基因”……
完全的不确定性，只会恐慌；只有确定性之下的不确定性，才会导致焦虑。从产品创新、技术迭代、传播模式、人才结构、资本募集乃至组织体系，互联网的冲击是根本性的、观念性的以及系统性的。互联网是共性和基础，必须要用互联网再造企业，这是确定的；但不确定的是，实体经济如何实现互联网再造。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消除实体经济企业家们的焦虑和恐慌。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互联网+”行动计划就是要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无疑，互联网正在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但同样是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什么是“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
首先，尽管广义上而言，不论是“互联网+实体经济”，还是“实体经济+互联网”，都可以用“互联网+”来统称，最终目的都是促进全产业升级进而带动全社会升级。但“互联网+”与“+互联网”还是大有不同的：从语法上看，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互联网是主语，后者互联网是宾语，主语代表主体，而宾语则是动作行为的对象。这其中既有基因的不同，也有主导权的差别。“互联网+”突出的是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改造，助力实体经济从而带来创新和升级。而“+互联网”则指的是实体经济使用互联网工具和平台，要么是生成一个新应用，要么是构建一个新渠道，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不会带来本质性的创新和变革。
事实上，有关“互联网+”还是“+互联网”的讨论早已展开。几年前，当互联网和金融行业撞出火花，手机支付应用开始兴起，余额宝、百度理财等“宝宝类”产品开始出现，业界就对究竟是“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互联网”展开了讨论。一部分观点认为，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的融合，应该定义为“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将推动金融业务创新，为整个金融行业带来变革；另一部分观点认为，金融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考虑到监管和安全，应该定义为“金融互联网”，互联网仅仅只是金融业务开展的工具和新渠道。
时至今日，这种讨论已经逐渐停止。就目前来看，“互联网+”处于攻势，而“+互联网”处于守势。实体经济探求互联网转型的速度慢的不只一点半点，无论是技术、人才，还是体制及运营管理都与互联网企业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实体经济的体制问题是根深蒂固的，很难通过简单的架构调整就能改变的。反观通过互联网模式来倒逼实体经济的模式，迫使实体经济转型，这个方针与路线落实后的结果要比企业自身的探索要快很多。比如“互联网+理财”的余额宝，胜于“理财+互联网”的银行在线理财产品；“互联网+零售”的阿里、京东，要胜于“零售+互联网”的国美、苏宁网上商城；“互联网+电视”的乐视，胜于“电视+互联网”的海尔电商。
换句话说，“互联网+”的“+”其位置表明了引领中国社会创新驱动的火车头就是互联网，实体经济则是车厢。这一点从国家发改委对“互联网+”的官方定义中也可得到了鲜明的印证：“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高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
其次，“互联网+”的“+”带来的也绝不仅仅只是生产力的提升，它还将带来生产关系的重构。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历史上一些重大而又关键的生产力飞跃往往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大幅度甚至根本性的调整。毫无疑问，从促进生产力要素重新配置、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生产关系围绕市场、资本、新技术大幅度调整，以及实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转型等意义上讲，互联网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力。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下一步，互联网将推动制度变革，生产力的发展必将推动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种重构正在活生生地上演。在出租车领域，Uber以及它的“中国门徒”滴滴、快的在大幅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在渐渐重构生产关系，换句话说，它们正在重新定义“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同样的变革也正在住宿领域、医疗领域发生，Airbnb正在重新定义“旅馆”、“旅馆服务员”，Heal、Pager和Medicast则正在试图重新定义“医患关系”，由此甚至彻底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医院。
因此，未来“互联网+”给实体经济带来的绝不仅仅只是生产力的提升，它还将带来生产关系的重构，这也意味着实体经济将迎来“正资产变负资产”的阵痛，但是，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升级转型的重大机遇？
最后，“+”本身还代表着无中生有的供给以及莫名其妙的消费。
我们认为，如果以“结果导向”来度量一家实体经济企业的“互联网+”的成效，那么其关键考察指标在于其拥抱互联网之后在供给与需求两端有无产生重构式的增量。如果只是物理叠加改善存量，那么只能称为“+互联网”；如果产生化学反应创造增量那才是“互联网+”。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的价值是利用互联网打破原有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实现效率重构。而“互联网+”的价值在于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实现供需重构，供给端将原本的闲散资源充分利用从而产生“无中生有”的供给，需求端则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消费场景从而产生“莫名其妙”的需求，最典型的案例就是Uber已经成为硅谷白领人士的新型深度社交平台。
无中生有的供给以及莫名其妙的消费，无疑是“互联网+”的奥秘与真谛之一，而这一点在投资与出口“两驾马车”双双失灵的当下中国，似乎也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