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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zy decision， huge project
我叫锐匀，今年32岁，是一名自由纪实摄影师，在中国已经旅居8年了。
初到中国，我就渴望在这片土地畅游探索。对我而言，将我所闻所见的不寻常的事情分享给他人是一种快乐，而摄影就是一个绝好的方式。成为职业摄影师以后，我很享受这份工作带给我的自由，因为它让我能够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一些报纸和杂志会定期刊登我的作品，给我提供经济支持。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然而，2008年9月，雷曼兄弟突然破产了。几乎在一夜之间，其影响便波及至银行业，继而很快又蔓延至其他行业——包括美国的印刷行业，我的很多客户就不幸中枪——改变，由此开始。
其实，早在2008年以前，美国的印刷业就已经在渐渐衰退。网络广告的潮流，尤其是分类广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给一些知名的大型印刷公司造成了经济危机。后来，同业拆借冻结，曾经斥资数十万美元用于年度报告和广告活动的公司也随之终止此类活动。
我在美国一些关系不错的朋友都失业了，其中不乏才华横溢的人：前一刻，他们还处于世界之巅，而转眼之间，他们就开始为今后如何偿还房贷而忧心忡忡。我知道，同他们相比，我在中国的处境还是相对不错的。但是最近，我的一些客户要么无力支付费用，要么无限期地推迟我原以为已是板上钉钉的交易，我也因此愈发焦虑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个人财政危机，我也因此惊觉，原来自己是这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个“个体户”，那么，在经济情况还算不错、人人都有钱花的时候，你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因为会有大量的工作等着你去做。然而，经济衰退时，世态完全是另一种模样，之前安全感十足的我近来也陷入了惴惴不安之中。
当其他国家在苦苦挣脱金融危机之时，中国却在蒸蒸日上，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生活的上海也迅速成为国际商业与文化中心。能够亲眼目睹中国迅速的变化与发展，不论是于我个人情感而言，还是于工作而言，都是令人激动且振奋的事情。不过，尽管我大多时候都在中国工作，可我的客户几乎全部都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因此，我做项目的资金来源不得不受到这些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
2010年3月，我来到纽约，同出版我的摄影作品的杂志社和报社编辑进行年度会谈。当时，我并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有余钱投资新项目。我只知道，就在去年，我接的活儿在逐渐地减少，我的收入也因此缩水了一半，要扭转这种状况，我必须想出一些魅力十足的金点子去打动编辑，让他们从已经枯竭，并且还会越来越枯竭的金库中挤出点儿钱来。
能够同我会面的人多半都是一边忙自己的工作，一边还要接手两三个失业同事的工作。他们给我的信息如出一辙：“我们很喜欢你的作品，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合作。可是目前，情况依然有些让人抓狂。”很显然，经济危机的阴霾并没有散去。
每当我走出一间办公室的时候，我都会多一分沮丧，少一分自信。我不禁心想，是不是在摸爬滚打了多年之后，我已经到达了事业的巅峰，现在开始走下坡路了？可是，我的内心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是自己有时候把事情想得太过了。可是，在那个阳光午后，当我走向中心公园去见康利的时候，我的确觉得自己的事业开始滑坡了。
康利是从多伦多飞来的，他在多伦多工作，做外汇交易，29岁时就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而且经营得非常成功，后来被一家大公司收购了，康利也从这笔交易中赚得钵满盆溢。经双方协议，他需为这家大公司工作两三年。可问题是，康利是一个极富创意头脑的人，一想到什么，就会马上落实到行动。可是，他目前上班的这家公司，运作得慢慢吞吞、木木呆呆。这种节奏逼得康利近乎抓狂，于是他抽出几天时间解解闷儿，来纽约找我。
那天午后，阳光格外温暖，我俩在地铁站旁买了三明治和几罐Snapple柠檬汽水，坐在园区南头供儿童玩耍的操场里的石头上聊天。我向康利讲了同编辑会面的情况，又聊起这次金融危机对某某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康利叹了口气，说：“我觉得自己就像在跑步机上，跑得再快，也不过是原地踏步而已。这样的生活好像没什么意义可言。”
同我过分放大的情绪不同，康利对自己的状况只是轻描淡写，一时间，我觉得很抱歉，认为自己把低落和沮丧的情绪传染给了康利。不过，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这番话，其实是已经酝酿很久了。
“我的朋友和同事跟我完全一样，我们住在宽敞的房子里，挣着不菲的工资，走着一模一样的道路。钱——挣钱、花钱、为钱担心——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将会围着它转。许多人都认为我实现了了不起的美国梦。也许我这样说会显得自己很不知足，可其实，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做一件能够改变我生活的事。”
“这是我第一次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我对他说，“听你这样说，我既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你对现状感到不满，高兴的是，你在考虑尝试不同的道路了。”
“我打算辞职。”康利冷不丁地冒出了这句话。我并不想立即插嘴说些不该说的话，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只听他冷静而又坚决地说：“我两年的合约已经满了，现在，我想空出一年来。我和艾玛打算卖掉房子，把所有家当都先寄存起来，然后去旅行。”
一直以来我都知道，这个弟弟总会做一些很大胆的决定，可即便如此，听到他那种坚定的语气，我还是不由得为之一惊。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犹犹豫豫要听我的意见，我很清楚地感觉到，他是认真的。我当时真想大叫起来，以示作为兄长内心的骄傲。可我知道，这一刻，是属于康利的。于是，我只是点点头，再次说道：“哥为你的这个决定感到高兴。”
他内心的感受，我都懂。曾经有一个夏天，我在一家公司上班，每天工作16个小时，每晚都和同事胡吃海喝，算是“放松”。那阵子，我捞了不少金子，对于多伦多大学国际政治学的穷书生而言，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然而，随着钱包的鼓起，我的灵魂似乎渐渐地被吞噬了，也正是这个经历，促使我在毕业之后选择去了中国。那年，我23岁。
从许多方面来看，刚来中国生活，仿佛跳进了一无所知的黑暗之中。现在，8个年头过去了，我游历在这个国度，拍摄所见到的一切，不禁爱上了自己的工作，觉得已经创造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年里，当康利还在多伦多埋头苦干时，我则在西藏翻山越岭，探索中国最遥远、最美丽的风景，而且，这一切，还有人为我买单。所以，我和弟弟虽然都决定改变生活，成就一番事业，但我俩的动机是不同的。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网之后，我稍微放缓了脚步，只依赖于一些稳定的客户，享有稳定的收入。可是，后来，我才意识到，如果不为我的创意规划寻找其他财源，我的生活将会失去控制。
康利对我的生活方式并不羡慕嫉妒，他自己过得也美滋滋的——不过，每当我对他讲我的所见所闻时，他总是饶有兴趣地听着。阻碍他同我一道旅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一直奔波于工作。现在，既然他打算辞职了，我也该和他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了。
我激动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许可以选择中国作为起点。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旅行，咱俩也好好地相处一段时间。”“没错！就这样定了！咱们要去哪儿呢？有了！咱们去新疆的穆斯林居住地、去西藏，还有中国中部的那些神圣的大山。”
康利顿时热血沸腾，我也一样。突然之间，我的脑袋里闪现出一个又一个我俩踏上大冒险之旅的场景。不管我们去哪儿，也不管我们能走多远，这段时光将会是我们自孩提时代以来，一起度过的最长且最有意义的时光。仿佛在山穷水尽之后，忽现柳暗花明一般，我前一分钟还很低落的心情，瞬间腾空飞翔起来。
我们坐在中心公园的石头上，有说有笑，兴奋地讨论着这次行程。这时，康利问：“在中国骑摩托车方便吗？”这个问题看似普通，却在日后带来了足以改变我们生活的一系列经历。
我听见自己的心在跳动不已，我知道，一个真正的金点子已经诞生了。
我和康利都酷爱骑摩托车，不过我俩之前仅在城市里骑行而已——康利几年前买了一台宝马R1200R，我不久前也购置了一台宝马F800GS——自从康利提出骑摩托车旅行之后，我们就再无其他念头了。
“太棒了！”我又一次大叫起来，“咱们就骑摩托车去探索中国最遥远的地方吧。我们这就去看地图。”
我俩从石头上起身时，才发现玩耍的孩子们都已经不见了踪影，操场空空如也，夕阳也落到了树后，带走了最后的一丝余温。
我们来到第五大街和南中心公园的苹果专卖店，下了楼，在iMac上找到了谷歌地图。
“从上海出发，往北1300公里是北京，往西2000公里是成都，四川省的省会。我们去哪个方向都行。”
作为了解中国的兄长，我想选择一条能够让康利欣赏到中国最美风景的路线。可是，可选路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突然，我灵机一动，从康利手中夺过鼠标，把键盘移到自己身边，在电脑里输入各种地点，将这些地点组合在一起，刚好构成逆时针环游全中国的旅程。
看着屏幕上的路线图，康利乐得哈哈大笑——从上海出发，向北到达朝鲜的边境，再向西到达巴基斯坦的边境，往南到达西藏自治区、香港地区，最后向东沿着海岸回到上海。
“这有多远？”康利一边问，一边弯下腰来查看屏幕角落里显示的总里程数。
“2万公里。”我说。我回过头来看着他，两个人像亢奋不已的孩子一样，咧着嘴乐开了花。
制定这个路线还是挺大胆的，我们甚至都不清楚它是否可行、是否危险。除了考虑路线之外，我们还得考虑妻子的反应，我们想听她们说：“亲爱的，骑摩托车环游中国2万公里真的好酷哦。你肯定没问题的，是不是？”
于是，我和康利决定，在向杰斯敏和艾玛透露任何信息之前，我们自己先把事情好好梳理一下，以便在和妻子争论的时候能够有理有据。
以后会遇见什么困难暂且不说，就目前而言，纽约苹果专卖店内的电脑屏幕上所显示的内容，就是我们眼下真真切切的难题。我们虽然已经决定要去冒险，可问题在于，如何去实现。
“我们要把旅途记录下来，”我对康利说，“这么有难度的旅行，绝不可以不做记录。我只要见到很酷、很有趣的事情，就一定会拍下来，否则，我宁愿哪儿都不去。我要找一名摄像师，将它制做成影片。”
“有谁会看呢？”康利扬起眉毛，用怀疑的语气问道。
这个问题很中恳。我只懂得摄影、撰文，将它们卖给报社和杂志社，可是对于制作电影却一窍不通，更不要说去找电视台来播了。但我坚信，一定会有人对此感兴趣的。
“也许我们可以同《国家地理》或者探索频道合作，还可以写一本书。我得腾出一笔费用。康利，咱们行动起来吧。”
我激情四射，感觉肾上腺素在全身汹涌澎湃。能和弟弟一起旅行，对我而言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有办法刺激他人一道上路，那就更好了。
在纽约的那个下午，仅在一两个小时内就决定开启冒险之旅，对我来说确实是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可是，同康利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我的就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康利一回到多伦多，就同妻子艾玛讨论这事儿，并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又卖掉了房子。
尽管我们的旅行需要耗费一大笔资金，但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倾家荡产，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钱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家人也并没有因为钱而为难。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将会离开很长的一段时间——估计在60天左右。
康利的妻子支持他辞掉工作，休息一年。令我们意外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妻子都没有刻意去阻碍我俩的旅行计划——这是因为，她们认为我们的计划压根儿就不会实现。我猜，也正是这个原因，杰斯敏才会笑着对我说：“你想骑摩托车环游中国？好。去吧。哦，你想6个月内就出发，一走60天，把我和孩子们单独抛在家里？没问题！”
她们的怀疑，反而更激发了我们的斗志！
康利人生的前29年都是在加拿大度过的；我在上海生活期间，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对于这次行程，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太多的实际困难需要克服。每当我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时，总会发现问题背后还套着其他的问题。
周游中国，骑什么摩托车合适？要踏上这个世界上最繁忙、最遥远、最人迹罕至的旅途，穿越雪山和荒芜的沙漠，需要怎样的装备？怎样找到能为这种旅行提供赞助的人？怎样找到愿意为两个不为人知的加拿大兄弟的摩托车之旅制作影片的电视人？怎样找到愿意出版他们的书的出版商？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通过我们的旅行活动，为某个慈善机构募集资金？
2001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后就开始游历，路线和现在计划的差不多。当时，我是乘汽车和火车旅行的，在没有公共交通的地方，我就徒步行走。那次旅行改变了我的人生——不仅是因为它让我明白中国是我想要生活的地方——当我和康利决定一起旅行之后，很少有事情能够动摇我的决心。我之前并不知道，为摩托车环游中国做计划竟会如此复杂、如此耗时。
我们为自己制定了极其宏大的目标——有些人也许会说是极其愚蠢的目标。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规划，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一度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的，更别说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了。
但是，我们失败不起。康利和艾玛的房子很快就卖出去了，他们把几乎全部家当都存好了，康利也处理好了一切工作事宜，并递交了辞呈。所以，我实在无法开口对他说，我处理不了这些事情，我们不能按照原计划在8月份出发。
我妻子也在上海，我不在的日子里，她的生活也基本可以保持常态。她打算在我和康利旅行的时候，让艾玛过来和她一起住——一起分享痛苦！可是，康利和艾玛打算在结束中国之旅后，到澳大利亚和东南亚旅行，所以，艾玛决定不远行，好有时间准备一下。
事实是，怀疑我们能够完成整个行程的，不只是我们的妻子。几乎每个人都这样说：“你们永远做不到的。你们的车子会坏掉，你们半道就得放弃。”我们去公司寻求赞助方，他们也都这样认为，有些人说，如果我们能在出发前找到电视制作人，也许会考虑同我们合作。
我们之所以决定在8月份出发，是因为想趁着最佳的天气旅行，而且，这期间，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可是，当我们告诉他人这一计划时，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像这样的旅行，至少得有18个月的准备时间才行。他们也许是对的。在我承受这次任务之重时，我开始失去头绪，失去意志，随着日子的流失，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稍稍地安慰自己，心想，如果准备工作超过6个月，我就会扛不住了。
整个征程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适合在各种地形骑行的摩托车。因此，计划一开始，我就联系了德国宝马公司。在亚洲区《国家地理》杂志对我们这一计划表示感兴趣之后，我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宝马公司的联络人。他说：“我也很感兴趣！你和《国家地理》签完合约后，给我们发一份副本，告知我们节目何时播出，我们会马上给你们配备车子。”
听了这话，我大为振奋——荷包鼓起了，自信心也更足了——可是，兴奋稍纵即逝。当得知我们不确定能否得到穿越西藏自治区的通行许可时，《国家地理》亚洲区认为，这个节目的制作和播出的成本太过昂贵，于是，他们便收回了之前的许诺。我们找不到能做担保的电视制作人，这也意味着，宝马公司无法给我们配备两台昂贵的摩托车——我们不得不自掏腰包去买车了。
我们选的摩托车型号是宝马F800GS，在美国售价为17500美元。不过，因为我俩打算从德国进口两台摩托车，我们必须得为这个非中国生产的“奢侈品”支付100%的税。
你也许可以想象得出，事后我和妻子有着怎样的对话。
“我以前不是说可以免费获得宝马车吗？嗯，我们现在得自己花钱购买了。多少钱？啊，嗯，呃……”我清了清嗓子，让自己听起来自信满满，装出一脸不在乎的样子——“带税，两台车需要7万美元。”
尽管听了此番话，康利的反应要比杰斯敏冷静得多，但是，他的瞳孔还是明显地放大了，问道：“你觉得行吗？”
“我知道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说，“但是，现在想抽身的话，也为时太晚了。我们已经做得太多了，放弃不得。除非我们有赞助商，否则无法得到免费的车子。我们行动吧，让这个旅行精彩起来，到时候，他们全都会同我们联系，提供赞助的。”
旅行计划的劲头已经俨然气势汹汹、势不可挡，放弃它，从某一方面看，就等于我们被击败了，其后果要远比表面呈现的严重得多。
我和康利还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钱可以自助旅行。有许多人想加入我们的摩托车之旅，可开销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重大障碍。不过，我的妻子并不觉得我是幸运的，对此，我也表示理解。
“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我们自己身上，”她说，“你这样做，是把钱花在你自己身上。我们家怎样从中受益呢？”
这个问题很现实，我想了片刻，给了她一个很现实的答案。
“我知道，一开始，这只不过是我和康利二人的冒险旅行。可如果我们把它做成影片，或许再出一本书，那么我就有新的工作可做了。”
“你做了电影，出了书，挣了钱后，就会再出去旅行！”杰斯敏说，“你又要离家出走2个月，甚至更久，如此往复。我为什么要做这笔投资呢？”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随即说，“在考虑以后会怎样之前，我们先看这次旅行会有什么结果。”我不得不承认，即便我没说出来——她的意思，我听得明白。
购置了摩托车之后，我托人将它们从德国运到中国，又给车子注册，申请牌照。我们虽然未能找到能够提供资金支持的赞助方，但是，还是找到了一些很好的赞助方给我们提供不错的设备支持，如赞助太阳镜的Oakley，还有一家很好的公司，名叫Touratech，给我们提供摩托车的全部更新部件。
这期间，很少有事情会比我预期的难度要低，找摄像师便是其一。我有个朋友，叫查得·英格拉哈姆，加拿大人，生活在中国，是一名优秀的摄影师，他同意为我们摄像，而且只收取少量的费用，主要就是为了周游中国。如果你要同一个人朝夕相处两个月，那么他必须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与你共事的人，即便你身心俱疲。所幸的是，查得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联系了为全球低收入社区提供健康救助的SEVA慈善基金会，注册了“脸谱”账号，还创建了一个网站。我把计划路线的方方面面都研究了一遍，拿到了所需的证明和文件，找到了在不同的路段同查得一起乘坐后援车的维修工、司机和翻译，把所能想到的一切反复思考。实际上，在做准备工作的数个月里，我连做梦都是这次旅行的事儿。
终于，到了2010年7月30日。我在德国慕尼黑的机场接康利，然后一道乘车前往Hechlingen的Enduro培训学校。我甚至都不敢相信，所有的乱麻——似乎无穷无尽——终于搓合在了一起，我们的中土之行 ［“中土”（即中国）——“中国”一词首先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当时，中国自誉为文明的中心。］ ，在仅仅2周后即将开始。
我是那种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接受任何培训的人。“好的”、“没问题”，是我的生活常态。然而这次，我和康利如果不做任何功课的话，将会产生严重的、甚至致命的后果。我们俩谁都没有连续多天骑行的经历：康利最长的骑行也不过连续两天，而且是在柏油路上，和多伦多的一群在银行工作的同事们一起；而我的骑行，从来没有超出过一天！这次为期60天、行程2万公里的旅程将会充满艰辛：约有一半的既定路程将是越野——不是坚硬的石头堆，就是深深的沙子地，而且，如果运气背，遇上大雨的话，那就得在厚厚的泥泞中跋涉了。事实证明，这两天魔鬼式的培训果然派上了用场，为它花的每一分钱都值了。
Hechlingen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小镇，位于慕尼黑北部约100公里，之前是一片石头地，后来改造成了Enduro公园，现在成了最佳的越野培训基地之一。他们的课程很受欢迎，是任何真正的摩托车冒险骑行者的不二选择。我和康利选的是初级班，尽管如此，我事前还在考虑我们的选择是否正确，初级班于我们而言是不是太具挑战性。
第一天，才训练了一个小时，我原本摇摇欲坠的自信心就已经彻底崩溃了。到了午餐时间，我已经摔倒三次了，左手腕完全丧失了知觉，靴子顶部和膝盖之间的小腿肚上蹭出了一个葡萄粒大小的伤口。离合器、前制动杆都受损了，左脚踏变速杆也弯成飞旋镖状。
那天的骑行场景是我和康利想都没想到的，更别提经历过了。低速制动、俯身而行，在水、沙、尘、石中穿行，驶过满是石头的羊肠小道，沿着陡峭且泥沼遍布的斜坡爬上爬下。
训练第一天的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浑身的肌肉和骨骼都疼痛不已，我开始担心，今天的训练难度，还不及中国骑行之难度的一半，那样的话，我们绝对连一周都坚持不下来。精疲力尽的我昏昏入睡，自信心跌入谷底。
翌日清晨，我很艰难地抬起腿，坐上了摩托车。我的每一寸脊椎似乎被上了枷锁，极其不舒服，当我用力卷曲左手手指，试图去握车闸时，突然一阵疼痛袭来，仿佛被电击了一般，从大臂一直“窜”到胳膊肘。我不知道将怎样熬过这一天。
然后，我们朝着昨天上午行驶过的位于碎石坑上的山坡出发了，也就是这时，奇迹发生了。我昨天还慌慌张张、笨手笨脚的动作，竟然无端地变得顺溜起来，我的胃也不再抽搐了，就好像旋钮被扭正了一样，我又重新找到了平衡。一瞬间，我感到我不是在绞尽脑汁地控制摩托车，而是有了人车合一之感。从那一刻起，我重新坐在车上，不再骂骂咧咧，而是开始真正地骑车了。
到了午餐时间，我得意地笑个不停，像个心潮澎湃的小姑娘。所有的疼痛似乎全部都消失了——至少，之前每一寸在身体里燃烧的烈火已经渐渐熄灭。那天剩余的时间，我都在享受着骑行，享受着即将派上用场的世界一流的越野训练。
教练传授了各种一级棒的技巧：刹车、转弯、保持平衡、不同路面上的身体姿态，将技巧与实践结合，真是倍儿爽！我的自信心也随之飙升，感觉其乐无穷。中国，走起！
2010年8月6日，法兰克福
踏上生活的旅程，不得不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知不觉间，你工作了，负担房贷了，结婚了；你曾经经营的生活，似乎在自顾自地往前跑，你则被它牵着鼻子走，哪有“生活”可言。
过去的几周，我和艾玛开始游历欧洲，我们去了伦敦、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现在在法兰克福。这一路上，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我的所作所为：辞去了多伦多的工作，卖掉了房子和99%的家当。现在，离我和锐匀的中国之行仅剩下7天了，我期待着出发。
前方究竟会发生什么，尤其是这次行程之后会发生什么，一想到这些，我就紧张。然而，即便在像现在一样情绪低落时，我始终知道，与其等我变成糟老头，为所未做之事懊恼不已，我宁愿选择今天我依然质疑的决定。
今天，令我心情低落的真正原因，是我刚刚和妻子告别了。尽管我俩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离别不易，我努力地想把它抛在脑后，克制着自己不去想它。可我不知道，离别竟是如此痛苦。明天，我将坐上没有艾玛的飞机，飞往上海，这一别就是60天。还未离开，就已想念。
2010年8月9日，上海
我昨天抵达了上海。我是从德国直接飞过来的，德国是世界上交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上海，首先震撼到我的，就是它的交通实在是太混乱了。
我们哥俩几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跑东跑西，购买旅行所需的用品。由于习惯了加拿大的生活，上海的喧嚣和拥挤让我惊讶不已——也只有在人口达到2000万的城市，才会出现此番光景。
上海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巨大的贫富分化。这着实令我吃惊。这里的富人也许要比许多世界的主要城市都多——当然比多伦多要多。真正的富人，大多是外国人、中国企业家和资深商界人士，他们过着非常有品质的生活。事实上，在上海，要享受高品质生活所需的财富，远远低于欧洲或北美——不仅仅只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较为廉价。
在上海，大多数人的工资都非常低。同巨大的财富并行的，是极大程度的贫困。中国政府正着力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那么有些企业就会倒闭，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部分人群的失业。所以，也许富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收才是。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谁知道会怎样解决。
上海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人们的服务工作做得相当好。他们看起来在这个城市生活得很开心，而且也都有事可做，在他们脸上，你看不到欧美国家一些人做类似工作时会显露出的厌倦。
明天，我将骑上我那崭新的摩托车，加足马力上路了！我都等不及了！好激动啊！仅在上海，我就见识了如此多样的事物，我满心期待着饱览中国其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