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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方丹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有人可能会打败我，但是他们必须付出心血和努力。”我告诉自己，有人可能会打败我，某个银行家或债主或竞争对手也许会阻止我，但是上帝知道，他们必须付出心血与努力。
没有胜利晚宴，也没有胜利之舞，甚至没有在大厅里快速跳段吉格舞。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还没有银行支持，美国公司都需要一个银行。
海斯列出了俄勒冈州存款最多的银行。他们都比第一国民银行或加利福尼亚银行小得多，但是，好吧。乞丐无权挑肥拣瘦。
排名前六的银行都挂断了我们的电话。俄勒冈第一州立银行（First State Bank of Oregon）排名第七，它位于密尔沃基（Milwaukie）小镇，距离比弗顿约有一小时的车程。“来吧！”在我终于联系上该银行行长后，他说道。他许诺给我100万美元贷款，这是他们银行的最大限额。
那一天我们转移了所有账户。
当天晚上，两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枕着枕头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后，我和佩妮出去散步，一起讨论了周末即将到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我告诉她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对一个假期感到如此兴奋。我要休息、睡觉、享用美食，我还要观看普雷方丹的比赛。她笑着向我做了个鬼脸，说我常常享乐时也忘不了生意。
我真的很内疚。
普雷方丹那个周末要在尤金市举行见面会，他会邀请世界顶级跑步运动员到场，包括他的芬兰宿敌拉瑟·维伦。虽然维伦在最后一分钟退出了，但依然还有一群很棒的选手参与，包括莽撞的马拉松选手弗兰克·肖特（Frank Shorter）。1972年肖特在自己的出生地慕尼黑奥运会中获得金牌，他坚韧不拔、聪明敏捷，当时在慕尼黑做律师。肖特开始变得和普雷方丹一样有名，他们成了好朋友。我也曾秘密计划签下肖特作为我们的代言人。
星期五晚上，我和佩妮开车去尤金市，在普雷方丹喧闹尖叫的7 000名粉丝中找到座位坐下。5 000米比赛异常激烈，普雷方丹的状态不佳，每个人都能看出来。肖特领先进入了最后一圈。但是在最后一刻、最后200米，普雷方丹像往常一样反超了。他充分调动起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欲望。伴随着海沃德观众的助威和摇摆，普雷方丹加大马力，最后以13′23.8″的成绩获胜，比他最好成绩慢了1.6秒。
普雷方丹最为人称道的名言是，“有人可能会打败我，但他们必须付出心血和努力。”1975年5月最后一个周末观看的这场比赛，使我对他的敬佩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而且对他也感觉更加亲密了。我告诉自己，有人可能会打败我，某个银行家、债主或竞争对手可能会阻止我，但是他们必须付出心血和努力。
霍利斯特要在家举行赛后庆祝派对。我和佩妮都想要参加，但是我们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赶回波特兰。孩子还在家呢，因此我们不得不和普雷方丹、肖特和霍利斯特挥手告别。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电话就响了起来。我摸黑抓起了电话：“喂？”
“巴克吗？”
“谁啊？”
“巴克，我是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艾德·坎贝尔（Ed Campbell）。”
“加利福尼……”
半夜打电话过来？当然我正在做噩梦。“去死吧，我们不会再和你们银行合作了，是你们把我们踢出来的。”
他打电话过来不是为了钱。他说，他打电话是因为他听说普雷方丹死了。
“死了？不可能。我刚刚还看他比赛呢，就在昨晚。”
坎贝尔一直在重复“死”这个词，一次次攻击我的心灵，死，死，死。“因为某个事故，”他低声说道，“巴克，你还在听吗？巴克？”
我摸索着开了灯，打电话给霍利斯特，他的反应和我一样。不，这不可能。“普雷方丹当时还活着呢，”他说道，“他离开的时候精神很不错呢。我一会儿再打给你。”
几分钟后，他回电话时，低声抽泣起来。
每个人都能想到发生了什么，聚会结束后，普雷方丹开车送肖特回家，放下肖特后往回开，几分钟后，他的车就失控了。那辆糖果色名爵车载着蓝带体育公司的明星代言人，撞上了路边的某块巨石。汽车腾空而起，普雷方丹飞了出去。他后背着地，下坠的名爵车狠狠地砸到他的胸部。
普雷方丹那天喝了一两杯啤酒，但是每个看到他离开的人，都发誓说他当时很清醒。
普雷方丹当时只有24岁，我就是在这个年龄和卡特一起去的夏威夷。换句话说，这个年纪的我人生才刚开始。24岁时，我还不了解真实的自己，而普雷方丹不仅了解自己，还让全世界都了解了他。他死的时候拥有美国2 000到10 000米、2英里到6英里跑步比赛的所有纪录。当然，他真正拥有的、真正赢得并保持的，并且永远不会随风而逝的，是我们的想象。
鲍尔曼在悼词中当然提到了普雷方丹运动生涯中所取得的成绩，但他坚持认为普雷方丹的人生和传奇具有更广泛、更崇高的意义。是的，鲍尔曼说，普雷方丹决心成为世界上最棒的跑步运动员，但是他想完成的远不只这些。他想要打破吝啬的官僚主义者和统计专家套在跑者脖子上的锁链。他想要摧毁所有阻碍业余运动员的愚蠢规则，它们让他们一贫如洗、无法实现自身的潜能。鲍尔曼结束发言下台时，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许多，几乎要虚脱了。看着他踉跄地走回座位，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有力气说完这些话的。
佩妮和我没有跟着众人去墓地。我们做不到，因为实在太过疲惫了。我也没有去安慰鲍尔曼；普雷方丹去世后，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曾经和鲍尔曼说过话。我们两个人都无法承受这一悲剧。
不久之后，我听说普雷方丹出事的地方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里成了一个祭坛。人们每天都会去追思，留下花、信件、笔记和礼物——耐克鞋。我觉得得有人把这些都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回想起1962年自己拜访过的许多圣地。需要有人当馆长来管理普雷方丹的这些东西，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我们。虽然我们当时没有钱来做这个，但与约翰逊及伍德尔谈过之后，我们都同意，只要我们还在营业，我们就会挤出钱来举办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