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身处竞争白热化的战场，在各种力量的包围中挣扎求生。日复一日，我们都尽全力筹备“军队”供给，并等着对手弹尽粮绝。为了胜利，为了生存，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是次要的。
和他的教练一样，普雷方丹在1972年奥运会之后同样陷入了自我迷失的泥潭。恐怖袭击和糟糕的成绩都让他心神不宁、十分恼怒。他觉得自己让所有人失望了，他只得了第四名。
我们跟他说，按他的实力，世界第四也不是什么值得羞愧的名次，但是普雷方丹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好。而且他知道如果不那么固执，他应该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他没有耐心，也没有谋略。他本可以尾随在领先选手身后，耍点小聪明，得个银牌。但是，这么做却和普雷方丹的信仰相悖。因此他还是规规矩矩地跑完了全程，像往常一样竭尽所能、毫无保留。然而，最后几百米的时候他筋疲力尽了。更糟糕的是，普雷方丹的老对手芬兰人拉瑟·维伦（Lasse Viren）又一次获得了金牌。
我们努力让普雷方丹提起精神。我们向他保证俄勒冈人依然爱着他。尤金市的官员甚至计划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棒极了，”普雷方丹说道，“他们会怎么称呼它呢？第四大道？”他把自己锁在威拉米特（Willamette）河岸上的金属拖车里，好几周都不出来。
最后，在来回踱步很久之后，在和德国牧羊犬幼崽罗波（Lobo）玩耍之后，在喝了好多瓶冰镇啤酒后，普雷方丹终于露面了。有一天，我听说普雷方丹黎明时又再次出现在小镇附近，像往常一样每天晨跑16公里；罗波紧跟在他后面小跑。尽管整整6个月过去了，但是普雷方丹心中的热情之火又被点燃了。他在代表俄勒冈大学的最后几场比赛中大放异彩，连续第四年赢得美国大学体育协会联赛三英里长跑冠军，留下了华丽纪录：13′05.3″。他还去了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在5 000米长跑比赛中力压群雄，创造了一项美国纪录：13′22.4″。更棒的是，普雷方丹获胜时穿着耐克鞋。鲍尔曼最终还是让他穿上了我们的鞋，而我们的鞋也绝对配得上普雷方丹。宝剑配英雄。普雷方丹产生了价值上万的广告效应，让我们的品牌成为反叛和打破陈规的标志，而我们同时也在帮助普雷方丹恢复元气。
普雷方丹开始谨慎地同鲍尔曼讨论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他告诉鲍尔曼和几个亲近的朋友，他想要救赎，他决定去夺回在慕尼黑从他手中溜走的金牌。
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却有很多的阻碍，例如越南。普雷方丹的人生和我们所有人都差不多，总是被一些数字所决定；显然，在入伍抽签时，他抽的数字很不好。他一毕业就会被征召入伍，这一点毫无疑问。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将坐在某个臭烘烘的树林里，用重机枪进行扫射。他那双受上帝眷顾的双腿，一不小心就会被炸飞。
而且，他和鲍尔曼之间也有问题。普雷方丹和自己的教练总是冲突不断，两人都非常强势，并且在训练方式和跑步风格上也各执己见。鲍尔曼喜欢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长跑运动员一般在20多岁后期达到事业的巅峰，因此他想要普雷方丹休息一下，养精蓄锐，只挑某些重要比赛参加；鲍尔曼一直恳求他，要有所保留。但是，普雷方丹果断拒绝了，他坚持凡事都必须全力以赴。他俩的关系让我想起了我和银行的关系。普雷方丹没有看到慢慢来的意义，从来没有；要么飞奔，要么死去。我挑不出普雷方丹的错，因为我和他想法一致，尽管这和教练的意见相左。
但最重要的是，普雷方丹破产了。当时美国业余运动员无知的垄断统治者颁布法令，规定奥运会运动员不得募集代言费或政府资金；这意味着我们的顶级跑步选手、游泳选手和拳击选手都沦为了穷光蛋。普雷方丹为了维持生计，有时得在尤金市做兼职酒保；有时在欧洲参加比赛，从赛事主办方那里拿点不大合法的金钱。当然这些额外的比赛可能引发很多问题，比如他的身体，特别是他的背部正因为疲劳而受到损伤。
在蓝带体育公司的我们都很担心普雷方丹。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我们都经常在办公室聊他的话题。最后我们想了一个计划。为了防止他做出自残的行为，防止他低三下四地到处求人，我们决定雇用他。1973年，我们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工资不多，每年5 000美元，并让他入住凯尔在洛杉矶的海滨公寓。我还为他印了写着“公共事务总监”的名片。大家眯着眼问我什么意思，我也冲他们眯了眯眼，对他们说：“意思是他跑得很快啊！”
这也意味着普雷方丹成了我们的第二位明星代言人。
普雷方丹得到这笔意外收入后，先出去为自己买了一辆糖果色的名爵车；他去哪里都会开着，速度开得还很快。他的车和我以前那辆名爵车很像。当时我有一股强烈的间接自豪感，我想：这是我们买下的。当时我想把普雷方丹塑造成活生生、会呼吸的产品化身，承载着我们的梦想。不论何时，不管是在田径场上，还是在他的名爵车上，当人们看到普雷方丹风驰电掣般地在自己面前经过时，我都想要人们看到耐克。而当他们买了耐克之后，我想让他们想起普雷方丹。
普雷方丹绝对是非常合适的人！虽然我只和普雷方丹交谈过几次，但是我的感觉却非常强烈。其实，那仅有的几次连交谈都算不上。每次我在田径场或蓝带办公室附近看到他，我都会变得沉默无言。我努力在心里反驳自己：普雷方丹只是个来自库斯湾（Coos Bay）、身材矮小、头发蓬松的大学运动员，而且还留着色情明星似的胡子。但是我其实比我以为的更加了解他，他只要出现几分钟，一切就不言而喻了。我只需几分钟就可以。
肯·克西（Ken Kesey）是当时全球最有名的俄勒冈人。他轰动一时的小说《飞越疯人院》（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1962年面世时，我刚开始环球旅行。我知道克西也在俄勒冈大学队。他摔跤，我跑步，下雨天我们经常用同样的运动器材在室内锻炼。读完他的第一部小说，我很惊讶竟然写得这么好，因为他以前给学校写的戏剧都很烂。突然间克西就成了文坛巨匠、纽约的风云人物，但是看到他的时候，我不会像看到普雷方丹那样激动。1973年，普雷方丹会成为克西那样的名人，甚至会更有名。普雷方丹自己也这样认为。“跑步是门艺术，”他接受采访时说，“不仅能让人们观赏，而且可以影响人们的理解方式。”
每次普雷方丹来办公室，我发现很多人会像我一样高兴不已。每个人都说不出话，害羞起来。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变成了菲尔·奈特，我妻子佩妮也不例外。如果我是第一个让佩妮关注田径的人，那么普雷方丹就是那个让她真正爱上田径的人。
杰夫·霍利斯特是个例外，他能以轻松平和的心态与普雷方丹相处，两人就像兄弟一样。我发现他对普雷方丹和对别人（例如我）没啥不同。所以让霍利斯特这个“普雷方丹耳语者”负责协调工作再合适不过了：他带普雷方丹来到我们公司，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同时也能帮他了解我们。我们为此还在会议室安排了一次午餐会。
选择在那个场合宣布新的人事调整实在不怎么明智，不过确实符合我和伍德尔的典型做法。我们告诉霍利斯特，他的工作职责有所调整，实际上，他刚坐到椅子上我们就开口了。这个调整将影响他如何获得工资，不是工资的数额，而是获得的方式。我们还没来得及仔细解释，他就扯下餐巾，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现在好了，没人帮我们在普雷方丹之间搭桥了。我们都尴尬地默默盯着手里的三明治。
普雷方丹率先开口打破了僵局：“杰夫还会回来吗？”
“我觉得不会了。”我说道。
然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要是这样的话，”他问道，“我可以吃他的那份三明治吗？”
我们都笑了起来。普雷方丹突然变得平易近人起来，这也使这次午餐会的价值不可估量。
那天后不久，我们安抚了霍利斯特，再一次调整了他的工作。从那以后，他将成为全职联络员，负责与普雷方丹交涉，领着他走向世界，把他介绍给更多粉丝。事实上，我们让霍利斯特带领普雷方丹在全国进行巡回“表演”，包括他能联系的所有田径大赛、州展览会、高中和大学。把铁鞋踏破，把万事做过。
有时普雷方丹会开展“跑步诊所”活动，回答有关训练和负伤的问题。有时他只是在照片上签名或和粉丝合照。不管普雷方丹做什么，不管他跟着霍利斯特去哪儿，崇拜他的粉丝都会将他们的宝蓝色大众巴士围得水泄不通。
虽然普雷方丹在我们公司的头衔略显含糊，但他所承担的工作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他对耐克的信任也是发自内心的。普雷方丹去哪儿都穿着耐克T恤衫，而且还贡献出双脚给鲍尔曼做鞋楦。普雷方丹像传播福音一样推广耐克，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加入我们的复兴阵营。他劝说每个人尝试一下这个时髦的新品牌，连他的竞争对手也不放过。他常常会给跑步运动员发一双耐克平底运动鞋或钉鞋，鞋盒里面夹带着一张纸条：试试吧，你会爱上它们的。
这些人中受普雷方丹鼓励最大的当属约翰逊。我们还在继续筹备美国东海岸的业务时，约翰逊已经花了近一年时间来埋头研发新鞋“Pre Montreal”，借此向普雷方丹、即将到来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以及美国建国200周年致敬。这款鞋鞋尖使用了蓝色的小山羊皮，鞋背是红色尼龙外加白色装饰，这无疑是我们最奢华的一款鞋，也是我们最棒的钉鞋。尽管我们知道企业的生死完全取决于产品质量，但是一直以来我们的钉鞋质量却有点参差不齐。约翰逊将用这款产品弥补这一缺陷。
但是，我决定让约翰逊在俄勒冈州而非波士顿进行研发。
几个月来，我为约翰逊提供了很多想法。他逐渐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优秀设计师，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他的天赋。东海岸业务发展得很顺利，但是现在他需要承担的行政工作有些多了。一切事务都需要重新组织，才能更加合理化；现有的安排没有充分利用约翰逊的时间和创造性。我们需要为有的人量身定制他的工作，比如伍德尔。
每天晚上的10公里常规跑期间，我都会思考如何克服这种情形。我有两个员工被放在了错误的岗位上，工作地址也不适合，两个人都不会满意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他俩无疑都更喜欢自己住的地方，这使他们互相都看不顺眼，虽然这一点他们都不承认。我任命伍德尔为业务经理后，约翰逊依然归他管。我让他负责监督约翰逊，回复他的来信，伍德尔误认为要通篇阅读，并坚持了下去。因此，两个人建立了一种有点讽刺的亲密关系。
例如，一天伍德尔推开我办公室的门说：“真令人失望！约翰逊总是抱怨库存、费用报销、缺乏沟通什么的。他说他都要忙死了，我们却在无所事事。他什么解释也听不进去，哪怕我告诉他我们每年的销售额都翻一番也没用。”
伍德尔告诉我，他想要对约翰逊采用特殊的应对方式。
“尽一切努力。”我说道。大显身手吧。
所以伍德尔给约翰逊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承认”我们都在和他作对，让他不开心。伍德尔写道：“我相信你已经发现我们在这里工作不如你努力；工作日只工作三个小时，的确很难把所有事都干完。但是，我依然让你抽空处理各种与顾客和商业团体之间的尴尬情形。当你需要钱急着付账单时，我只给你一小部分，因此你得和收账的人周旋，忙着应付官司。我把这种你声誉的损毁当作对我个人的恭维……”
约翰逊回复道：“终于有人理解我了。”
我原先准备的计划也没起什么作用。
我先从接触约翰逊开始。我仔细选择合适的时间——就在我们打算去日本橡胶参观途中，与他讨论“Pre Montreal”的相关事宜。吃饭的时候，我把整体情况都告诉了约翰逊。我们身处竞争白热化的战场，在各种力量的包围中挣扎求生。日复一日，我们都尽全力筹备“军队”供给，并等着对手弹尽粮绝。为了胜利，为了生存，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是次要的。“因此，在蓝带体育公司过渡到耐克起步阶段的关键时刻……我很抱歉，但是，嗯……你们两个家伙需要交换下工作地点。”
他叹了口气。圣莫尼卡的事情再次上演。
但是慢慢地，有点苦闷地，他平静了下来。
然后伍德尔也同意了。
1972年末，俩人互换了房间钥匙；1973年初，他们对调了工作场地。对于这些具有团队精神的人，这是很大的牺牲，我对此深表感激。但是按照我的个性和蓝带体育公司的传统，我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感激之情。我一句感谢或表扬的话都没说。实际上，在很多公司备忘录上，我把这次交换称为“运营反转”（Operation Dummy Reversal）。
1973年晚春，我第二次会见了公司的新进投资者和债券持有人。第一次见面时，他们都很喜欢我。他们怎么会讨厌我？公司销量持续增长，明星运动员也在推广着我们的鞋。虽然，我们失去了鬼冢，未来还将面临一场法律纠纷，但是我们正逐渐步入正轨。
但是，这一次，我得告知投资者们耐克项目启动一年后，蓝带体育公司历史上第一次……赔钱了。
会议在尤金市山谷河流旅馆（Valley River Inn）举行，共30人出席。我身穿深色西装，站在长会议桌前，想要在传达坏消息时尽量显得自信些。我做的演讲与上一次给员工做的如出一辙。这个演讲，哪里需要哪里就用，但是这些人并不买账。他们大部分都是孤寡老人，主要靠养老金过日子，显然他们对于鼓舞士气的话并没太大兴趣。而且，去年还有贾卡和鲍尔曼陪在我身边，今年他俩都很忙。
我孤军奋战。
在30人惊恐目光的注视下，我大声说了半个小时，然后提议先休息一下，去吃午餐。去年，午餐前我已经给出了蓝带的财务报表。今年我决定拖到后面，但注定将毫无效果。财务数据如此糟糕，哪怕已经酒足饭饱，手边还有巧克力饼干。虽然销售额有320万美元，但是我们的净亏损达到了5.7万美元。
当我打算讲话时，投资者们开始扎堆窃窃私语起来。他们念叨着“5.7万”这个令人困扰的数字，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提到一名年轻的跑步运动员安妮·卡里斯（Anne Caris），她刚刚穿着耐克鞋登上了《体育画报》的封面。朋友们，我们正在取得重大突破！但是没人能听得进去，也没人关心。他们只关心结果，甚至不是公司的结果，而是他们自己的结果。
我结束了发言，问谁有问题。所有人的手都举了起来。“我对此很失望！”一位老人站起来说道。“还有其他问题吗？”另外29个人又举起了手，其中一个人喊道：“我不开心。”
我说我深有同感。我的感同身受却惹恼了他们。
他们有理由这么想。他们对鲍尔曼和我充满信心，但是我们却失败了。我们自己也从未预料到鬼冢虎的背叛，但无论怎么说，这些人内心受到了伤害；我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来，我需要承担起责任。为了弥补过失，我认为唯一公平的做法就是对他们做出让步。
他们所持有的股票都存在一定的转换率，而且其数值每年都会增长。比如，第一年每股兑换1.00美元，第二年则增长为每股兑换1.50美元，以此类推。考虑到上述不好的消息，我告诉他们，以后5年他们所持股票的转换率将保持相同幅度的增长。
尽管他们的不满稍微有些缓解，但是我离开尤金市时还是意识到投资者对我还有耐克都不看好。我甚至想到公司上市后自己将失去管理权；如果仅仅30个人就能让人如此头疼，我无法想象自己以后将如何应对成百上千的股东。
我们还是从日商岩井和银行融资比较好。
不过，前提条件是有东西可以让我们融资。和我们担心的一样，鬼冢公司在日本对我们提起了诉讼。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在美国对它违约和商标侵权提起诉讼。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了豪泽。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困难，当然这基于信任方面的考量，也与亲情和血缘关系相关。信心的因素也不能忽视。虽然表哥只比我大两岁，但却显得成熟得多，举手投足间让人非常信服，特别是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他的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表哥就是从他那里学会了如何让他的客户取信于人。
而且，表哥还是个顽强的竞争者。小时候，我和豪泽曾在他家后院打了好几场漫长而激烈的羽毛球比赛。一个夏天我们整整打了116场。为什么是116场？因为豪泽连续赢了我115场，我直到赢过他才罢休。豪泽十分理解我的困境。
话又说回来，我选豪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自己太穷了。我没钱支付诉讼费，而豪泽说服他的律师事务所破例接受了我们的案子。
1973年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在豪泽的办公室度过的，看文件、查备忘录、低三下四地献媚。我看到备忘录上有关于雇间谍的记录，豪泽警告说法院肯定对此很反感；还有我从北见的公文包“借”了文件，法官会认定这是盗窃！我想起了麦克阿瑟将军，以及他的名言：打破常规者，人恒敬之。
我本打算向法庭隐瞒这些残酷的现实，最后发现这将把自己置于死地。坦然面对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只是希望法庭能将我偷北见文件的行为视为自我防卫。
没和豪泽一起研究案情的时候，我自己也在不断思索，或者说自我辩论。虽然我一直相信商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此前从未感受过会议室的狂怒战火；直到我和5个律师围坐在桌前，他们想方设法让我承认自己违反了与鬼冢的合同。他们试了埋有陷阱的问题、咄咄逼人的问题、古怪的问题和含沙射影的问题。当提问没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扭曲我的答案。宣誓作证对所有人都有点压力，但是对害羞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折磨。经历了各种纠缠、引诱、厌烦和嘲弄之后，我已经有点百毒不侵了。我显然并没有做到滴水不漏，这让我的情绪低迷至极，也被豪泽极不情愿地证实了。
那个时期，真是度日如年，在最煎熬的结尾阶段，每晚的10公里常规跑成为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马修、佩妮和我短暂的会面也会让我找回理智。我总会抽出时间和精力为马修讲睡前故事。
托马斯·杰弗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可谓磕磕绊绊。我们知道，他必须对每个词都斟酌再三。而当小马特·希斯特里为他带来崭新的鹅毛笔后，他立刻就变得文如泉涌。
每次我讲睡前故事时，马修总会笑个不停；他的笑声很清澈，我很爱听。平常他总是喜怒无常，闷闷不乐，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很晚才开始学说话，稍大一点就显露了叛逆倾向，这让人有点担心。我非常自责，如果我经常回家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叛逆了。
鲍尔曼和马修待过一段时间，他劝我别担心。他喜欢马修的精神，并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叛逆者。
那个春天，我和佩妮都在担心我们的小叛逆者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兄弟姐妹。佩妮又怀孕了。说实话，我也好奇我们夫妻将如何应对。1973年结束时，我认为很可能我将会在有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失业。
把马修哄睡着之后，我通常和佩妮坐在客厅里，谈论当天发生的事情，主要是即将到来的官司。从小到大，佩妮见过她父亲参与的诸多官司，因此，她非常喜欢看律政剧，从不会错过电视上的任何法制节目。《佩瑞·梅森》
是她的最爱，我有时叫她黛拉·斯杰特（Della Street，梅森的秘书）。我常常调侃佩妮的热情，但也常常从这种热情中受益。
我每天晚上最后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的睡前故事时间。当时，我父亲已退休离开报社，他有很多时间调查旧案和判例，从中找出可能会对豪泽上诉有利的论据。他积极参与进来，心怀公平竞争的观念，对蓝带诉讼的公正性抱有坚定信念，这些都让我重拾信心。
像往常一样，父亲会问马修和佩妮过得怎么样，然后我会问妈妈还好吗，接着他就会告诉我他在法律书上的发现。我会在黄色便签本上仔细记录。在挂电话前，父亲常会说他看好我们获胜的概率。“我们会打赢官司的，巴克。”他经常使用“我们”这个具有魔力的代词，这让我感觉很亲切。我们之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或许是因为父子关系已经回归到最本质的状态。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而我正处在人生的战场之中。
现在回头看，我发现了很多以前没发现的东西。我的官司让父亲的内心混乱找到了更加健康的发泄渠道。我法律上的麻烦、我晚上打给他的电话，都让他意识到自己必须保持高度清醒。他很少再去俱乐部的酒吧喝到深夜了。
“我将介绍一位新人加入我们的团队，”豪泽有一天告诉我，“年轻的律师，罗布·斯特拉瑟（Rob Strasser）。你肯定会喜欢他的。”
豪泽说，斯特拉瑟刚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还什么都不懂。但是豪泽对这个孩子有种特别的感觉，对他以后的表现非常有信心。而且，斯特拉瑟的个性也很适合我们公司。豪泽告诉我：“斯特拉瑟一看到我们的起诉书，就把这个案子看作神圣的远征。”
听起来还不赖。所以再次去豪泽的律师事务所时，我专门走进大厅去打探斯特拉瑟的消息。他不在那里，办公室一片漆黑，百叶窗也是拉上的。我刚想离开，后面却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于是我迟疑地回头观望。在黑暗深处的胡桃木桌子边上，有一个黑影在移动。黑影逐渐变大，像一座大山从黑色海洋中升起。
黑影朝我走了过来，我这才看清这个人的大体轮廓。身高约1.9米，体重差不多有127公斤，肩膀很宽，手里拿着手电。他的脚上带着点光亮，看起来有点像大脚野人和芝麻街里的大鸟。他朝我小步走了过来，将手里的一只手电朝我扔来。我接住了，然后和他握了握手。
终于我能完全看清了他的脸：脸色褐红，留着浓密的金红色胡子，脸上大汗淋漓（所以房间里才这么黑，他需要昏暗、凉爽的地方；他还受不了穿西装）。这个人和我以前认识的人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我还是立刻就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他说很高兴能为我的案子工作，他感到非常荣幸。他认为蓝带是受到严重不公对待的受害人。一听到这个，我对他的亲切感瞬间升华到了热爱。“没错，”我强调道，“没错，就是这样。”
几天后，斯特拉瑟来泰格德参加会议。佩妮当时也在办公室，斯特拉瑟走进大厅一看到佩妮，眼睛就亮了起来。他扯了扯胡子，问道：“天啊！你是佩妮·帕克斯吗？”
“她现在是佩妮·奈特。”我答道。
“她以前和我最好的朋友约会过！”
“世界真是小啊。”
“你要是和我一样胖的话世界就更小了。”
接下来的几周内，我和斯特拉瑟发现彼此在生活和心理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交集。他是土生土长的俄勒冈人，并以此为傲，具有非常典型的好斗性格。他在成长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某种烦扰，那就是与西雅图、旧金山这些地方相比，俄勒冈总是被视为蛮荒之地。他笨拙的体型和平凡的相貌都加重了地理上的自卑感。他经常担心无法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注定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我理解他的感受。有时，他会通过假装大声喧哗和随波逐流进行掩饰，但是大多数时间他宁可紧闭着嘴、贬低自己的智力，也不敢标新立异。这一点我也懂。
但是，像斯特拉瑟这样有才能的人是不会被埋没太久的。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有想法的人之一。不管是辩论、协商、讨论，还是探索，他的大脑都在高速运转，尽全力去理解和攻克难关。斯特拉瑟把人生当作战斗，并在书中找到了证实这一观点的证据。像我一样，他强迫自己看有关战争的书。
还有一点斯特拉瑟也和我一样，他是俄勒冈本地队伍的忠实支持者，特别是野鸭队。那一年俄勒冈大学篮球队的教练是迪克·哈特（Dick Harter），而橄榄球队教练则是迪克·恩莱特，我们总是用这个来找乐子。俄勒冈体育界最有趣的笑话是：“如果你找不到迪克·恩莱特，找到迪克·哈特也行啊！”我们止住笑声之后，斯特拉瑟又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他的笑让我很是惊讶，音调颇高、傻气十足，而且听起来纤细娇嫩。他巨大的身躯居然可以发出这种声音，真是让人惊奇。
我们之间交流最多的话题还是各自的父亲。斯特拉瑟的父亲是位很成功的商人，他很担心自己会辜负父亲的期望。不过，他的父亲却异常难缠。斯特拉瑟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其中一个我到现在还记得。斯特拉瑟17岁时，父母周末有事外出，他趁机在家里办了个派对。结果这个派对最终变成了一场暴乱，邻居打电话报了警。警车来的时候，他父母也回来了，他们提前结束应酬回了家。斯特拉瑟告诉我，他父亲环视了一下一片狼藉的房间，又看了看儿子手上的手铐，无情地对警察说：“把他带走吧。”
我先前让斯特拉瑟估计一下我们的胜算有多少。他立刻答道，我们会打赢官司的，没有一丝的犹豫，就好像我问的是早饭吃了什么。他就像体育粉丝展望“明年”时一样抱有极大信心。斯特拉瑟和我父亲每天晚上说的一样，于是我当即就决定让斯特拉瑟加盟我们，与约翰逊、伍德尔和海斯一样，与鲍尔曼、霍利斯特和普雷方丹一样，彻底成为蓝带的一员。
当我不再为官司而困扰时，我开始关注产品销售。每天我都会收到仓库的电报，上面的鞋子“双数”表示当天的发货数量，运出的鞋主要是用来满足学校、零售商、教练和个人邮购部的需求。按照财务原则，每发出一双就代表卖出一双，所以每天的“双数”就会决定我的心情、消化和血压；这个数字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蓝带的命运。如果我们没有“售罄”，没有通过最近几个订单卖完所有鞋子，没有快速将产品转化为现金，我们就会有大麻烦了。每天的“双数”都会告诉我，我们是否正在售罄的康庄大道上。
“和预计的差不多，”每个早上我都会和伍德尔说，“在马萨诸塞州的销量不错，尤金市也不错，孟菲斯是怎么回事？”
“冰雪灾害！”他可能会说，或者是：“卡车坏了”。
伍德尔有一颗禅心，无论事情的结果是好是坏，他都能水过无痕，只活在当下。工作调动之后，伍德尔占用了一间不算奢华的办公室，它位于一家老制鞋厂的顶楼，头顶就是一座布满鸽子粪的水塔。由于年久失修，天花板的横梁间布满了裂缝，每次冲压裁剪机冲压鞋帮时，整个大楼都会摇晃。如果连续下雨的话，鸽子粪便就会落到伍德尔的头发、肩膀和桌子上；但是伍德尔只是轻轻抹一下，随意用手面清理一下书桌，然后继续工作。
他还总用一张公司信纸仔细盖到咖啡杯上，防止有东西落入奶油咖啡中。
我经常试着学习伍德尔这种禅宗修士似的举动；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都无法做到。我十分受挫，因为如果不是我们的供应链总是问题不断，销售量将会提升很多。顾客因买不到我们的鞋而怨声载道，但是我们却始终都没办法提高供货量。这次延迟交货主要是因为市场需求太旺盛了，这和之前鬼冢反复刁难所引起的断货完全不同。各家工厂和日商岩井都在各司其职，我们现在都能及时完整地得到订货；但是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又带来了新压力，让我们越来越难准确分配资源。
供求往往是生意的根本问题。在腓尼基商人争相向罗马引入紫色染料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时根本没有那么多为皇族和贵族衣服上色的紫色染料可以供应。投资、制造和销售某种产品已经非常困难了，然而要将产品按时送到急需的顾客手中所使用的物流、机械和水利，却能让公司走向灭亡，让腐败滋生。
1973年，跑鞋界面临的供求问题非常棘手，似乎没有解决办法。全世界好像突然都开始急需跑鞋，供需失衡问题并不是东挪西凑所能调济的，它是逐渐萎缩过程中的突然爆发。从来没有足够的鞋子在运输途中。
我们请了很多智者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在大力改善供应的同时不形成巨大的库存风险。唯一令我们安慰的是，阿迪达斯和彪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尽管没那么严重。我们的供应问题却迫在眉睫，甚至有可能让我们破产。我们就像站在刀尖上一样，和大多数靠预支薪水生存的人一样，我们也是在悬崖边缘奔跑。如果有一批鞋的运输延误的话，我们的销售双数就会一落千丈。当销售双数急剧下降的时候，我们的收入就会大幅减少，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及时偿还日商岩井和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贷款，这样，他们会拒绝给我们贷更多的款项。借不到更多的钱，工厂就会搁置我们下一批次的订单。
如此周而复始。
然后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码头工人罢工了。我们的员工去波士顿港口提取运抵的鞋子，发现被锁了起来。员工透过锁住的栅栏看到了人们急切渴望得到的一盒盒鞋子，但是却提不出来。
我们赶紧联系日本橡胶，请他们租用一架波音707运11万双鞋子过来，我们承担了飞机燃油费用。任何事情都不比按时将产品投入市场更加重要。
我们1973年的销售额比上一年增长了50%，达到480万美元。第一次看到报表中的这个数字时，我吓了一跳。昨天我们的销售额不是还只有8 000美元吗？然而现在肯定不是庆祝的好时候。我们现在不仅官司缠身，而且供应难题依旧严重，我们仍然随时都有可能破产。每当深夜的时候，我和佩妮坐在一起，她无数次问我，如果蓝带破产，我们要怎么办？有什么打算吗？我无数次用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乐观话语来安慰她。
那年秋天，我有了个想法。为什么不去找我们那些最大的零售商，告诉他们如果和我们签署固定协议，提前6个月向我们下大额和概不退款的订单，我们会为他们提供最高达7%的折扣？这样的话，我们的交货期将变长，运输的次数则会减少，公司运转的稳定性将大幅提高，我们在银行的现金因此更有可能会产生结余。而且，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与重大客户——诺德斯特龙（Nordstrom）、金尼（Kinney）、Athlete’s Foot、联合体育用品等的长期合约，向日商岩井和加利福尼亚银行申请更多贷款，特别是向日商岩井。
当然，零售商们对我的计划是有点怀疑的。尽管我恳求再三，但他们仍然无动于衷，于是我做出了大胆预测。我告诉他们“未来计划”事关我们和他们每个人的未来，所以他们最好加入我们，越快越好。
我不顾一切地想要说服他们，耐克能突破年增长的瓶颈。但是零售商们依然不接受这个方案。我听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道：“你们耐克成立时间太短，还不了解这个行业。这个新想法肯定不会成功的。”
我们陆续推出的新鞋迅速成为市场热点，并引发了顾客抢购，这使我被动的谈判地位突然有了转机。Bruin篮球鞋已经很受欢迎了，鞋跟和鞋面的共同作用让运动更加稳定。现在我们首次推出了加强版，使用鲜绿色小山羊皮鞋面。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保罗·塞拉斯（Paul Silas）已经同意试穿。另外，我们推出的两款新的Cortez，一款是皮革的，一款是尼龙的，都成了市场畅销款。
最终，一些零售商签字了，这个计划出现了转机。不久之后，那些当初轻视这个计划的人都开始争着抢着要加入了。
1973年9月13日是我和佩妮结婚五周年纪念日。佩妮又在半夜醒来说感觉不舒服。然而，这一次开车去医院的路上，我脑海中不仅仅只想到孩子，还有未来规划、销售双数以及待审的官司。所以，我不小心迷路了。
我赶快掉头按原路返回。我的额头上开始不断冒冷汗，直到街尾转弯时终于看到医院就在前面，我才如释重负。
护士们又一次把佩妮推走了，我再次开始在“围栏”里焦急地等待。我试着利用这段时间看了点文件。接着，医生出来了，他找到我并恭喜我再次喜得贵子。我想：两个儿子，正好一“双”。
最宝贵的一双。
我进入佩妮的病房，见到了刚出生的儿子，并给他起名为特拉维斯（Travis）。然后我做了一件错事。
佩妮说医生告诉她两天后就可以出院回家，生马修的时候他们要求住院三天。我说道：“别着急，保险可以支付第三天的费用，你急什么呢？你呀，赶紧躺下，放松。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她低了低头，挑了挑眉。“哪个队又要在哪里比赛了吧？”她问。
“俄勒冈，”我小声说道，“在亚利桑那州。”
她叹了口气：“好吧，菲尔，你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