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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似乎是翅膀。”一个人说。“像是‘嗖’的一声在空气中留下的痕迹。”另一个人说。也像某个跑者飞速留下的踪影。我们都觉得这个标志新颖、创意十足，多少又透露出一股子古老的气息。它具有永不过时的气质。
“猜猜谁要来和我们共进晚餐。”伍德尔说道。
他推着轮椅进入我的办公室，把电报递给我。北见接受了我的邀请，打算来波特兰住几天，然后会去美国其他地方四处游览，不过没有表明具体原因。“他应该是来访问其他候选的经销商的。”我对伍德尔说。他点头表示同意。
那是1971年的3月，我们发誓要让北见度过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让他在回国的时候内心充满对美国、俄勒冈、蓝带体育公司和我的喜爱。在我们这么招待他后，他就无法再与其他任何人做生意。而且我们都一致决定此次访问应该高调收尾，以在我们的宝贵资产——鲍尔曼的家里举行一场盛大晚宴为结束。
在准备这场魅力攻势时，我自然而然地请求佩妮的帮助。
我们俩一起去给北见接机，然后直接载他去了俄勒冈海岸边她父母的海边小屋，也就是我们结婚当晚所待的地方。
陪同北见一起来美国的是他的私人助理，类似于拎包人、私人助理和秘书，名叫岩野拓。他还是个孩子，20岁出头，天真无邪。我们在开车前往日落公路前，佩妮就已经将他收服。
我们尽最大努力保证北见两人能在太平洋西北部悠闲地度过周末。我们与他们坐在门廊，体会空气中夹杂着的海水腥味。我们领着他们在沙滩上漫步，为他们提供世界一流的三文鱼，保证他们一杯接着一杯喝的是优质的法国葡萄酒。我们本希望将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北见身上，但佩妮和我都发现跟岩野交流更容易一点，因为他不仅读过许多书，而且看起来也更诚实。北见似乎在过去几年中变得越来越狡诈。
周一，天空明朗，我一早就驱车带北见返回波特兰，前往第一国民银行。就在我决定要让这场旅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我觉得他也可能会在吸引华莱士方面对我有所帮助，可能可以让华莱士为蓝带体育公司担保，让我更轻松地获得贷款。
怀特在大厅里接见我们，然后领着我们走进一间会议室。我环顾四周，问道：“华莱士呢？”“啊，”怀特表示，“他今天没空。”
什么？跟华莱士见面才是参观银行的重点所在，我希望华莱士能听到北见对我清楚明白的支持。我心想，噢，好吧，好警察肯定会把这份支持传达给坏警察的。
我简单地说了几句开场白，表示相信北见将会加强第一国民银行对蓝带体育公司的信任，然后就把发言权交给了北见。怒容满面的北见接下来做的事无疑使我的处境更加艰难。“你们为什么不给我的朋友更多钱？”他对怀特说。
“什、什、什么？”怀特问。
“你们为什么拒绝给蓝带体育公司贷款？”北见挥着拳头砸在桌子上说道。
“是这样的……”怀特说。
北见打断他的话：“这是什么样的银行？我完全无法理解！可能蓝带体育公司没有你们的支持会更好！”
怀特脸色发白，我试图插句话，试图重新解释北见所说的内容，试图把责任推到语言障碍上，但会议就这么不欢而散了。怀特猛地冲向门外，我惊诧地望着北见，而对方的表情却是“我做得不错”。
我载着北见前往我们在泰格德的新办公区，带他四处参观，为他引荐整个工作团队。我努力保持自己的风度，保持愉悦的情绪，克制自己不去思考刚刚发生的一切，否则我担心自己随时可能爆发。但在我邀请北见坐到我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时，他却对我大发脾气。“蓝带体育公司的销售太让人失望了，”他说，“你们本可以做得更好。”
我惊诧地表示我们的销售额每年翻番增长。他厉声表示，还不够好。“某些人说应该呈三倍增长。”他说。“什么人？”我问。“那个不重要。”他说。
他从手提箱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打开之后大声阅读，然后又迅速合上。他反复强调对我们的数字不满意，觉得我们没有尽全力。他再次打开文件夹，又再次合上，然后塞进自己的手提箱。我试图为自己辩解，但他却厌烦地摆手。我们沉默地来回走动，礼貌却紧张。
经过近一个小时这样的情况之后，他表示想要去一下洗手间。就在大厅尽头，我对他说。
他离开我视线的那一刻，我就从桌子后面跑过去，打开他的手提箱，胡乱地翻找与他之前查阅的文件夹类似的文件夹。我把它塞到桌子上的记事簿里，然后迅速回到位子上，把自己的手肘搁在记事簿上。
在等待北见回来的时间里，我突然冒出奇怪的想法。我总是回想起自己在童子军做志愿者的事情，总是想起自己在鹰级童子军审核委员会，为了荣誉和集体颁发荣誉勋章的事情。每年两到三周的时间里，我会提问那些双颊通红的男孩，了解他们的诚实度和正直感，而如今我却从另一个人的手提箱里偷文件？我在迈向黑暗的深渊，不清楚自己到底会走向何方。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回避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我必须把自己从下一次的审核委员会中撤换掉。
我多么希望可以研究那份文件夹里的内容，影印里面的每张纸，然后与伍德尔仔细研究，但北见很快就返回办公室。我继续随他斥责萧条的数字，随他大发脾气，而在他停下的时候，我总结表达自己的立场。我冷静地表示，如果我们可以订购更多的鞋子，就可能提高销售额；如果拥有更多的资金，我们就可能订购更多的鞋子；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担保，银行就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资金，我们就可以与鬼冢签订更长期的合同。他再次摆手。“借口。”他说。
我提出通过日商岩井之类的日本贸易公司为订单提供资金的想法，几个月前我在电报中就曾提过。“哈，”他说，“贸易公司？他们会先给钱，然后给人，然后接手！一步步渗入你的公司，最后接手你的公司。”
北见的意思是，鬼冢只能制造其四分之一的鞋子，其他四分之三都是外包出去的。他担心日商岩井可能会发现鬼冢的工厂网，然后就绕过鬼冢成为制造商，把鬼冢踢出局。
北见站起来，表示需要回酒店休息。我说我找个人开车送他回去，稍晚时候会在他所在酒店的酒吧里与他共饮一杯。
他前脚离开，我后脚就找到伍德尔，跟他坦白刚刚的一切。我拿出文件夹。“我从他的手提箱里偷出这个。”我说。“你做了什么？”伍德尔最初相当震惊，但也跟我一样好奇文件夹的内容。我们一起打开文件夹，放在他的桌子上，发现文件夹里除了其他内容外，还有一份美国18家运动鞋经销商的名单和与一半经销商预约见面的时间安排。
所以事情就相当明显了，白纸黑字骗不了人。某些人，某些污蔑蓝带体育公司的人，破坏北见对我们印象的人，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而他就要与这些人见面了。我们消灭一个万宝路男人，还会有更多的20人站出来。
我毫无疑问愤慨至极，但更多的是受伤。7年来，我们都为鬼冢虎鞋兢兢业业。我们才是把鬼冢虎引入美国的功臣，我们才是重新发明新系列的人。鲍尔曼和约翰逊向鬼冢展示如何改进鞋子，他们的设计如今也已成为基本潮流，创下销售纪录，改变整个行业的面貌，而我们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呢？“如今，”我对伍德尔说，“我必须跟这个犹大见一面。”
我先去跑了10公里，我不清楚我是什么时候跑得更卖力了，或是心不在焉了，每跑一步我都对着树林大吼，对着挂在枝头的蜘蛛网尖叫。这种做法是有用的，在我完成洗漱穿戴整齐然后驱车前往北见所在的酒店时，我几乎已经平静下来。或者，我可能还是处于震惊之中。在接下来我们见面的那一个小时中，北见所说的、我所说的，我都毫无印象。我记得的就是，第二天上午，在北见来到办公室时，我和伍德尔配合完成了一场骗局游戏。有人将北见堵在了咖啡间，伍德尔用轮椅堵住我的办公室大门，然后我悄悄地把文件夹放回了他的手提箱。
在北见参观访问的最后一天，就在盛大晚宴前的几个小时，我匆忙赶往尤金市与鲍尔曼和他的律师贾卡商谈。我留下佩妮稍晚时开车送北见去参加晚宴，我心想，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状况了吧？
我见到佩妮时，她头发凌乱，裙子上都是汽车油渍，她就这样一路开到鲍尔曼的家。在她踉跄着从车里下来的时候，我一度在怀疑是不是北见袭击了她，但她把我拉到一旁，解释说他们的车胎在路上爆了。“那个狗娘养的，”她小声说道，“当时居然待在车里一动不动——就在高速公路上——让我独自一个人换轮胎！”
我把她带到屋内，显然我们俩都需要烈酒来平复一下心情。
不过，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鲍尔曼太太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教徒（Christian Scientist），通常是不允许家里出现任何酒精的。她为这个特殊的夜晚已经破例，但跟我提前打招呼让我确保每个人都举止得体，不要喝醉。所以，虽然佩妮和我需要大醉一场，但不得不浅尝辄止。
鲍尔曼太太把我们聚集在客厅里。“为了我们尊贵的客人，”她宣布，“今晚，我们准备了迈泰鸡尾酒（mai tais）！”
掌声雷动。
北见和我至少有一点是共通的，我们都喜欢迈泰鸡尾酒，而且非常喜欢。这种酒会让我们想起在美国西海岸和日本之间的短暂停留地夏威夷。在回归长时间的工作前，我们可以彻底放松一下，不过，那晚我们也只喝了一杯。考虑到鲍尔曼太太，大家都只喝一杯，只有鲍尔曼除外。他之前从来不喜欢喝酒，之前也很显然没有喝过迈泰鸡尾酒，酒精在他身上发作的那一刻，大家都处于担心、惊愕的情绪之中。然后，他又继续喝。在柑桂酒、酸橙汁、菠萝汁和朗姆酒混合而成的迈泰鸡尾酒的刺激下，鲍尔曼完全冲破了他的理智。两杯迈泰鸡尾酒之后，他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在试图调第三杯鸡尾酒的时候，他大喊道：“没冰块了！”没人附和。所以他自问自答：“没问题。”他大步走向车库，走到大大的肉类冷冻柜那里，抓起一大袋冰冻的蓝莓。他撕开袋子，蓝莓撒落得到处都是，他抓起一把冰冻蓝莓就放进自己的酒里。“这样味道好多了。”他宣布道。转身回到客厅，给每个人的杯子里都扔了一大把冰冻蓝莓。
坐下之后，他开始讲故事，似乎是很没有品味的故事。故事逐渐引向高潮，我觉得所有人在未来几年都会牢牢记住它，但前提是我们可以理解那段高潮。鲍尔曼说话通常干脆、准确，今天却在酒精的作用下变得越发拖沓。
鲍尔曼太太盯着我，但我能做什么呢？我耸耸肩，心想：是你选择的他。然后又想到：噢，等一下，我也是。
在鲍尔曼1964年参加日本奥运会的时候，鲍尔曼太太爱上沙梨，沙梨就像是小的青苹果，不过口感更甜。这种梨在美国没有种植，所以她就在自己的包里偷偷放了一些种子带回美国，在自家的花园里种下。她对北见说，每隔几年，树上都结满沙梨时，就会让她想起所有喜欢的日本事物。北见似乎对这个故事相当着迷。“见鬼，”鲍尔曼愤怒地吼道，“日本苹果！”
我用一只手挡住自己的双眼。
最终，在我觉得晚宴可能脱离控制的时候，在我好奇是否需要报警的时候，我望见贾卡和他太太坐在屋子的另一端，盯着北见。我知道，贾卡曾是战争中的战斗机飞行员，而他的僚机驾驶员、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被日本零式战斗机击落。事实上，贾卡和他的妻子就以那名已逝僚机驾驶员的名字为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取名，我突然后悔告知贾卡北见那份“背叛的文件夹”。我察觉出贾卡内心的气愤在不断累积，我觉得鲍尔曼的律师兼挚友和邻居可能会站起来走到北见面前狠狠地揍他。
唯一真正享受这场晚宴的似乎只有北见。银行里那个愤怒的北见已经消失，办公室里那个指责我的北见也已经消失。交谈、大笑、拍打双膝，他如此风度翩翩，让我不禁在想，如果在开车送他去第一国民银行前请他喝一杯迈泰鸡尾酒，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那天深夜，他注意到房间另一头的一把吉他。鲍尔曼有三个儿子，这把吉他就是其中一个的。北见走过去，拿起吉他，开始用手指拨弄琴弦，漫不经心地弹奏起来。他带着吉他，轻快地沿着阶梯从鲍尔曼的客厅走到餐厅，然后站在最高一级台阶开始弹奏演唱。
所有人都转过头，对话悄然停止。那似乎是一首乡村歌曲，但北见演奏得好像是传统的日本民歌，听起来就像是巴克·欧文斯（Buck Owens）在弹奏古筝。之后，他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转到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我还可以回想起自己当时在想：他是不是真的在唱《我的太阳》？
他的声音更加洪亮了。
啊，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太阳灿烂辉煌！啊，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太阳灿烂辉煌！
一名日本商人一边弹奏西方吉他，一边演唱意大利歌谣，采用的又是爱尔兰的语调风情。一切都超越现实。即便超越现实，北见也没有停止。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太阳”会有这么多篇章，从来不知道一屋子兴致高昂、焦躁不安的俄勒冈人可以这么安静地长时间坐在那里。他放下吉他后，所有人在鼓掌的时候都试图不与彼此进行眼神交流。我不停地鼓掌，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对北见而言，这趟美国之行——参观银行，与我见面，参加鲍尔曼一家的晚宴——不是为了蓝带体育公司，也不是为了鬼冢公司。与其他事情一样，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
北见离开波特兰的第二天就踏上了已不再是秘密的任务之旅——对蓝带体育公司过河拆桥的美国之行。我再次询问他的目的地，但他也同样没有回答。“一路顺风。”我说。
我近期已经委托我在普华的前任上司海斯为蓝带体育公司做一些咨询顾问工作，现在我与他碰头，计划北见返回前的下一步行动。我们一致同意最好的措施就是保持平静，尝试说服北见不要离开，不要放弃我们。即便觉得生气、受伤，但我需要承认离开鬼冢，蓝带体育公司就会输得一败涂地。海斯表示，我需要紧紧抓住我认识的这只“恶魔”，说服他紧紧抓住他认识的“恶魔”。
在临近周末，“恶魔”回来的时候，我邀请他在飞回日本前再次参观一下泰格德。我再次尝试不受一切干扰，把他带进一间会议室，伍德尔和我坐在桌子一边，北见和他的助理岩野坐在另一边。我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表示我们希望他喜欢此次的美国之旅。
他却再次提及自己不满意蓝带体育公司的表现。
不过，这次他也提出了解决方案。
“说吧。”我说。
“把公司卖给我。”他的语调非常温柔。我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们生命中某些最困难的事情都是被温柔地说出来的。
“什么？”我说。
“鬼冢公司愿意收购蓝带体育公司51%的控股权。这是你们公司最好的选择，而你肯定会明智地选择接受。”
这是一次接管，一次充满敌意的疯狂举动。我望着天花板心想，他肯定是在开玩笑。怎么可以这样高傲、卑劣、不知好歹、欺凌弱小……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呢？”
“那我们没有办法，只有建立更高级别的经销商。”
“更高级别。呃，我清楚了。那我们的书面协议呢？”
他耸耸肩，未置一词，这就是他对协议的态度。
我不得不克制地自己思考，我没法对北见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没法跟他说随便他另找他人，因为海斯说得没错，我仍然需要他。我没有后备支持，没有另一套备用计划，没有现有战略。如果我要拯救蓝带体育公司，我就需要尽力诱导他，按照我的计划行事，才不至于吓坏消费者和零售商。我需要时间，所以我需要鬼冢尽可能为我长期供货。
“嗯，”我用力控制自己的语调，“我还有个合伙人，就是鲍尔曼教练。我必须跟他商量一下。”
我确信北见已经看穿这种生涩的推托，但他还是起身，整理一下裤子，笑着说：“跟鲍尔曼博士好好聊一聊，然后再来找我。”
我挺想揍他的，但我没有，而是与他握手告别。他和岩野走出公司。
在北见走出会议室的那一刻，伍德尔和我望着会议桌的纹理，让寂静蔓延开来。
我把自己第二年的预算、预估，以及标准的贷款申请都寄送给第一国民银行。我本打算随附一封道歉函，请求怀特原谅北见的无礼，但我清楚怀特不会在意。此外，华莱士当时也不在那里。在怀特收到我的预算和预估后的几天，他请我过去详谈。
刚坐下没有两秒，他就通知我：“菲尔，我觉得第一国民银行将无法与蓝带体育公司继续合作。我们不会再为蓝带体育公司开具任何信用证。我们会以你账户所剩的资金支付剩下的到港货物，但等到最后的账单支付完，我们的关系也就终止了。”
通过怀特苍白的脸色，我可以判断他也挺苦恼的，他应该没有参与决策，这是上层的决定，所以没有必要跟他争论。我张开双臂说：“我能做什么呢，哈利？”
“再找一家银行。”
“那如果找不到呢？我的公司就将毁于一旦，对吗？”
他低头看着文件，整理之后用回形针固定起来。他跟我说银行高管们对蓝带体育公司的问题分歧相当大。某些人支持，某些人反对，而华莱士才是那个最后决定的人。“我对此觉得恶心，”怀特表示，“太恶心了，所以要请一天病假。”
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浑浑噩噩地走出第一国民银行，开车径直前往美国合众银行。我请求他们接受我的贷款申请。
“对不起。”他们说。
他们无意接手第一国民银行留下的“烂摊子”。
三周之后，蓝带体育公司，我的公司，从一文不名到1971年创下130万美元的销售额的公司濒临绝境。我与海斯交谈，与父亲交谈，与我所知道的每个会计师交谈，其中一人提到加利福尼亚银行（Bank of California）有一条特许，可以在三个西部州开展业务，其中包括俄勒冈。此外，加利福尼亚银行在波特兰还有一家支行。我匆忙赶往银行，他们的确热情招待了我，为处于“风暴”中的我提供了庇护所，还有一小笔贷款。
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它们都是银行，而银行本质上都是趋避风险的。不论我们的销量有多少，加利福尼亚银行不久就会警醒地察觉我的现金余额是零。我需要未雨绸缪。
我不停地想到那家日本贸易公司——日商岩井。深夜，我会思考：“他们的营业额已达1 000亿美元……却急切地想要帮助我。为什么？”
对于创业公司，日商岩井采用的是薄利多销的策略，所以喜欢增长前景好的成长型公司。毋庸置疑，我们正是这样的公司。在华莱士和第一国民银行的眼里，我们是颗地雷，但对日商岩井而言，我们可能是座金矿。
所以我再次回到那里，与从日本外派过来运营新的一般商品部的汤姆·皇见面。皇毕业于东京大学，东京大学相当于日本的哈佛大学。他长得特别像日本著名电影演员三船敏郎，三船敏郎曾因扮演宫本武藏而广为人知。宫本武藏是历史上著名的武士，著有不朽的剑法和兵法著作《五轮书》。皇在吸烟的时候最像三船敏郎。他特别喜欢吸烟，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会比平时多吸一倍。不过，与海斯喝酒是因为喜欢畅饮的感觉不同，他喝酒是因为在美国很孤独。几乎每晚工作结束后，他都会前往蓝色之屋，那是一家日本酒吧餐厅，他用母语与老板娘对话，不过这么做只会让他更加孤独。
他对我表示，日商岩井愿意成为银行之后的第二贷款提供者，那样肯定会缓解银行方面的压力。此外，他还提供了一条宝贵的信息：日商岩井近期派遣了一支代表团前往神户，调查为我们提供资金的问题，同时希望说服鬼冢继续进行这项贸易，但鬼冢却严词拒绝日商岩井代表团的提议。一家市值2 500万美元的公司拒绝一家1 000亿美元的公司？日商岩井毫无疑问相当尴尬和愤怒。“我们可以为你引荐不少日本境内的高品质运动鞋制造商。”皇笑着说。
我再三权衡，仍然希望鬼冢可以“良心未泯”，而且也担心书面协议的某项内容会禁止我进口其他品牌的田径鞋。“我可能再等一段时间吧。”我说。
皇点头表示同意。该来的迟早都会来的。
由于这个戏剧化的转变，每晚回家之后我都觉得身心俱疲，但在跑完10公里、洗完热水澡、独自快速解决晚餐之后（佩妮和马修在4点钟左右吃饭），就会再次精力充沛。我总是想着要找时间跟马修讲个睡前故事，总是想着找个具有教育意义的睡前故事。我虚构了一个主角，名叫马特·希斯特里（Matt History），在样貌和行为上都与马修·奈特相近，然后就把这个主角安插在每个故事中。马特·希斯特里在福吉谷（Valley Forge）与乔治·华盛顿在一起。马特·希斯特里在马萨诸塞州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一起。马特·希斯特里亲眼见证保罗·列维尔（Paul Revere）骑着借来的马匹穿行在黑夜中，警告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英国军队即将抵达，紧跟在列维尔身后的是个少年老成的年轻马夫，来自俄勒冈波特兰郊区……
马修总是会捧腹大笑，因为自己在这些冒险中而备感激动。他会挺直腰杆坐在床上，乞求我再多讲一点。
等到马修睡着之后，佩妮和我会谈论一下当天的事情，她经常会问如果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我们要怎么办。我会对她说：“最不济我还能去做会计师。”我的语气听起来不是特别真诚，因为我也不确定。我可不喜欢被困在这类冒险挑战中。
最终佩妮会扭头看电视，重新开始做针线或是读书，而我会躺回躺椅，开始夜间的自我问答。
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鬼冢是不值得信任的。
我还知道什么？
我知道我与北见的关系已经无法弥补。
未来会怎样发展？
不管怎样，蓝带体育公司和鬼冢都会分道扬镳，而我要做的是在寻找其他货源的同时尽可能地拖延时间，这样才能应对关系破裂的后果。
第一步怎么做？
我需要吓退鬼冢，让其打消寻找其他代替我的经销商的想法。我可以寄信威胁他们，如果他们违反合同，我就要起诉他们，这样可以对他们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
第二步怎么做？
寻找代替鬼冢的货源。
我突然想到之前听说的一家工厂，就在瓜达拉哈拉。据说为了躲避墨西哥关税，阿迪达斯在1968年奥运会期间就是在那里制造运动鞋的。我记得那些鞋子质量不错，所以计划着与工厂经理见一面。
虽然工厂地址是在墨西哥中部，但工厂却叫“加拿大”。我随即就询问经理这么称呼的理由。他表示，他们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听起来有异域风情。我笑起来。加拿大？异域风情？我觉得不像是异域风情，反而像是喜剧，更别提会让人产生误解。一个在美国边境南部的工厂却以边境北部的国家名字命名。
好吧，我并不在乎这些。在四处参观后，在盘点当前鞋子生产线的数量后，在调查皮革车间后，工厂的一切都让我印象深刻。整个工厂面积大、环境整洁、运营良好。此外，这里还有阿迪达斯的备案。我告诉他们我想要下单3 000双皮质英式足球鞋，计划作为橄榄球鞋出售。厂长问我品牌名称，我表示需要回去才能确定。
合同签订得很顺利。我望着签名处的虚线，手里握着笔却有些犹豫。问题已经正式摆上台面，这么做会不会违反与鬼冢的合同？
从理论上是没有的。我们与鬼冢的合同注明了只能进口鬼冢的田径鞋，而不能进口其他家的，但却没有提及进口其他家的足球鞋。所以，我很清楚自己与加拿大的这份合同没有违反与鬼冢的合作约定，但从精神层面上说呢？
6个月前，我绝对不会这么做，但如今物是人非，鬼冢已经打破我们合作的内在精神，辜负了我的期望，所以我打开笔帽，在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我就出门寻找墨西哥美食了。
现在需要操心的就是商标问题。我的新款足球鞋可能需要一个与阿迪达斯的条纹和鬼冢的标志相区别的商标。我突然想到之前在波特兰州立大学遇见的那个年轻艺术家。她的名字是什么？噢，对，卡罗琳·戴维森，之前在公司已做过一些设计宣传册和画报的工作。我再次回到俄勒冈的时候就邀请她到办公室一趟，告诉她我们需要一个商标。“什么类型的？”她问。“我不清楚。”我说。“那我发挥的空间可就大了。”她说。“我想要的是可以激起人们的动感的商标。”我说。“动感。”她半信半疑地说。
她的表情有点疑惑。这是意料之中的，我也只是在胡言乱语，并不确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毕竟不是个艺术家。我给她展示正在生产的足球鞋，对她毫无帮助地说：“这个，我们需要为这个设计一个商标。”
她表示自己会尽力而为。
“动感”，她含糊地说着这个词离开办公室。动感。
两周之后，她抱着一组粗略的草图回到办公室，都是围绕单一主题的不同变形，而这个主题似乎是……肥胖的闪电，或是丰满的勾号，还是超粗的曲线？她的设计的确会激起某种动感，但也会让人产生晕动症。没有一个让我满意，所以我挑出几个不错的，让她继续修改。
几天之后，或者可能几周之后，卡罗琳再次回到办公室，把第二版的草图放在会议桌上，还在墙上挂了一些。她在原来的主题上进行了多处修改，但表现手法更加自由，比上一版好多了，更接近我所想要的。
伍德尔和我，还有其他几人仔细地研究，我记得当时约翰逊也在那里，不过记不清他为什么会从韦尔斯利过来。慢慢地，我们逐渐达成一致。我们喜欢……这个……它可能比其他的更好。
“这个似乎像是翅膀。”一个人说。
“像是‘嗖’的一声在空气中留下的痕迹。”另一个人说。
也像某个跑步运动员飞速奔跑留下的踪影。
我们都觉得这个标志独特新颖、创意十足，多少又透露出一股子古老的气息。它具有永不过时的气质。
对于卡罗琳数小时的工作，我们回报她最诚挚的感谢及35美元的酬劳，然后就送她离开。
在她离开后，我们继续坐在那里盯着这个标志，这个我们选择的、默认般决定的标志。“这个标志具有引人注目的魅力。”约翰逊说。伍德尔表示同意，我皱眉摸着下巴。“你们比我更喜欢这个标志，”我说，“但我们没有时间了，不行也得行。”
“你不喜欢这个？”伍德尔问道。
我叹气：“完全不喜欢，不过可能以后说不定会非常喜欢。”
我们把标志发给加拿大。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给这个我不喜欢的标志命名。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集思广益，最终两个备选名字最受大家推崇。
猎鹰（Falcon）。
六维（Dimension Six）。
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这是我提出的。伍德尔，还有其他人都对我说这个名字太糟糕，既不朗朗上口，也没有任何内涵。
我们在所有员工中发起投票，包括秘书、会计、销售代表、零售人员、文员、仓库管理人员。我们要求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至少提出一条建议。我向大家宣布，福特公司刚向一家顶级的顾问公司支付200万美元，为公司新推出的翼虎取名。“我们没有200万，但我们有50个聪明人，我们肯定可以取一个不逊于……翼虎的名字。”
同样，与福特不同的是，我们也要注意截止时间。加拿大周五就要开始生产鞋子了。
大家不停地争辩、大喊、讨论着不同名字的优点。某些人喜欢博克的“孟加拉虎”，某些人认为唯一可能的名字就是“秃鹫”。我愤怒地抱怨着：“动物名，动物名！我们是不是要把森林里所有动物的名字都想一遍。难道必须是动物吗？”
我无数次尝试说服大家接受“六维”，但无数次被员工告知这个名字太拗口。
我忘记到底是谁了，有一个人曾简洁地概括过这个状况。“所有这些名字都……太烂了。”我觉得可能是约翰逊，但记录显示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回到韦尔斯利。
某天深夜，我们都筋疲力尽，耐心也已经耗尽。如果我再听到任何一个动物名字，肯定会从窗户直接跳下去。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们说着慢悠悠地走出办公室，走向自己的车。
我回到家，坐在躺椅上。我的思绪百转千回。猎鹰、孟加拉虎、六维？还有没有其他的？其他的？
最终，做决定的一天到来了。加拿大已经开始生产鞋子，给日本的样品也已准备好，但在装运前，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名称。同样，我们也准备推出全新的杂志广告，为了与到港货物相一致，需要告知平面设计师在广告上采用的商品名称。最后，我们还需要在美国专利局登记注册。
伍德尔推着轮椅进入办公室。“时间快到了。”他说。
我揉揉双眼：“我知道。”
“到底选哪个？”
“我不知道。”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恨不得把所有名字都融为一个——猎鹰孟加拉虎六维。
“还有……一个建议。”伍德尔说。
“谁提的？”
“约翰逊今天一早打电话过来，”他说，“他昨晚做梦的时候想到了一个新名字。”
我的眼睛转了转：“一个梦？”
“他是认真的。”伍德尔说。
“他一直都是认真的。”
“他说他深夜坐在床上，然后眼前就浮现出这个名字。”伍德尔说。
“什么名字？”我抱着手臂问。
“耐克。”
“嗯？”
“耐克。”
“怎么拼？”
“N-I-K-E。”伍德尔说。
我在一本黄色便签本上写了出来。
希腊胜利女神、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胜利神庙，我迅速简短地回想着。
“我们没时间了，”我说，“耐克、猎鹰或六维。”
“每个人都不喜欢六维。”
“我除外。”
他皱眉：“你自己看着办。”
他丢下我出了办公室。我自己在本子上胡乱地画着，列出备选名字，再一个个划去。钟表正在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现在，我需要给工厂发送传真了。
我讨厌匆忙做决定，但我这些天似乎都在这么做。我望着天花板，我宽限自己两分钟用来纠结、选择，然后就走到大厅的传真机前，坐在那里，再给自己三分钟用来思考。
我犹豫着打出信息：新品牌的名字是……
我脑袋里有意识、无意识地盘旋回转着太多事情。首先，约翰逊指出似乎所有标志性的品牌——高乐氏、舒洁、施乐，它们都有简短的名字，通常是两个音符或更少。名字总是有重音，比如“K”或“X”之类的字母，这会让人印象深刻。这些都至关重要，而耐克正具备这些元素。
此外，我喜欢NIKE同时是胜利女神的名字，还有什么比胜利更重要的呢？
我可能在脑海深处听见了丘吉尔的声音。“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我可能回想起了颁发给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的胜利勋章——一块铜牌，正面是雅典娜胜利女神折断一把剑。我可能……有时我相信我的确是想起了这些，但最终我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促使我做出了这个决定，是幸运、本能，还是某些内在力量？
就这么决定了。
“你的决定是什么？”伍德尔在当天下班后问我。“NIKE。”我低声答道。“嗯。”他说。“是的，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说。“可能我们会慢慢喜欢它的。”他说。
可能吧。
公司与日商岩井之间的全新关系前景明朗，但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是全新的，没人可以预料未来会有怎样的转变。我之前也还觉得与鬼冢的关系是不错的，结果却陷入这样的境地。日商岩井给我投入资金，但我无法为此扬扬得意。我需要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
我再次回到公开募股这个想法之上，我不觉得自己可以承受第二次失败，所以我与海斯精心筹划，保证这次可以一举成功。我们认为第一次募股时，我们不太积极，没有充分推销自己，而这次我们聘用了一名冲劲十足的销售人员参与其中。
此外，我们这次决定不出售股份，而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如果商场真的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公司债券就是战争债券。公众给你提供贷款，而作为交换，你要给他们准股份，投资在你的……事业上。这种债券类似于股票，债券持有者被强烈鼓励在5年时间内持有公司股份。在此之后，持有者有权选择把股份转化为普通股或是连同利息收回本金。
在新计划和专业销售人员的支持下，我们在1971年6月宣布蓝带体育公司以每股一美元的价格公开出售20万股债券，这次债券销售得相当快。率先购买的就是我的朋友凯尔，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10 000美元，慷慨大方极了。
“巴克，”他说，“我从一开始就支持你，哪怕结果再糟糕，我也会陪你一起。”
加拿大制造的产品质量着实让人失望，虽然皮质橄榄球鞋外形不错，但在寒冷天气下鞋底会碎裂。这真是讽刺，名为加拿大的工厂制造的鞋子居然无法承受寒冷的天气。当然，这里可能也有我们的失误，采用了英式足球鞋来代替橄榄球鞋。可能一切都是我们自找的。
圣母大学的四分卫那个赛季就穿了一双，见他穿着耐克在南本德（South Bend）空旷的橄榄球场上奔跑绝对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但在耐克球鞋“解体”的那一刻激动戛然而止，就像那年这群爱尔兰人
的表现一样。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一家可以制造更牢固且能适应不同气候的鞋子的工厂。
日商岩井表示他们可以提供帮助，只是显得过于热心主动。当时日商岩井正计划增强商品部的实力，所以皇掌握着全球工厂的大量信息，而且近期还聘用了一名真正的鞋子方面的顾问，也是“鞋巫师”乔纳斯·森特（Jonas Senter）的门徒。
我之前从未听说过森特，但皇对我保证这个人是个天才，从头到脚都是真正的鞋狗。我之前听过几次这个词。鞋狗就是那些全身心投入其中，努力制造、销售、购买或设计鞋子的人。一辈子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会乐于使用这个词来描述其他终生致力于此的人，他们不论男女都劳心劳力地为鞋子这一事业奋斗，完全不考虑其他事情。这是一种耗费时间和精力的狂热，一种可以分辨的心理紊乱，他们太过关注内底和外底、线条和贴边、铆钉和鞋面。但我理解这种情绪，普通人一天平均要走7 500步，一生要走2.74亿步，相当于绕着地球走6圈。于我而言，鞋狗只是想要参与大家的这趟旅程，鞋子是他们与人类联系的方式。在鞋狗的观念中，改进每个人与地球表面接触的方式就是优化这种联系方式。
我对这些人备感同情，好奇在自己的旅程中到底可以遇见多少个鞋狗。
当时市场上到处充斥着阿迪达斯的仿制品，而释放这股洪流的正是森特，显然他才是仿冒之王。他对任何关于亚洲合法鞋类贸易的值得了解的事情都很清楚，包括工厂、进口和出口。他曾帮助日本最大的贸易公司三菱建立一个鞋子分部。日商岩井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聘用森特本人，所以就聘用森特的门徒——一个名叫索尔（Sole，与鞋底同音）的人。
“真的？”我问，“一个叫鞋底的热衷于鞋子事业的人？”
在与索尔见面前，在与日商岩井进一步合作前，我在考虑是否会走进另一个陷阱之中。如果我与日商岩井合作，我不久就会拖欠一大笔钱。如果他们也成为所有鞋子的供应商，那么相比于之前与鬼冢合作的情况，我可能会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如果他们最终也和鬼冢一样，那就一切都完了。
在鲍尔曼的建议下，我与贾卡聊了一番，他顺利解决了这个难题。“真是一个难题。”他说。他不清楚到底应该提供什么建议，但却清楚某个人可以提供建议，那就是他妻子的哥哥查克·鲁宾逊（Chuck Robinson）——马尔科纳矿业公司（Marcona Mining）的首席执行官，这家矿业公司在全球都建有合资企业。日本八大贸易公司都至少与马尔科纳的某一个矿产有所合作，所以查克毋庸置疑是与这类公司合作方面的一流专家。
通过各方渠道，我最终与查克在他旧金山的办公室里见面，而我在走进大门的那一刻起就觉得特别恐惧。办公室的面积大得让我目瞪口呆，它甚至比我家还大，而且景致迷人，从窗户可以俯瞰旧金山湾的整体风貌，可以观赏巨型游轮缓缓地进出于世界最著名的港口。办公室墙面上挂着的就是马尔科纳油轮船队的微缩模型，这个船队负责把煤矿和其他矿产运送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只有一个拥有无上权力和智慧的人才能掌控这样的堡垒。
我结结巴巴地陈述着我的问题，但查克仍然准确、迅速地理解了我的要点。他把我的复杂境遇归结为一句话。“如果日本贸易公司从最初就理解规则，”他说，“他们会是你最好的合作伙伴。”
在得到保证和勇气后，我再次找到皇，跟他明确我们的原则：“永远不得收购公司的股权。”
他离开与办公室的几名工作人员协商，返回后表示：“没有问题，但我们也有要求，我们要总收入的4%，如同产品加价一样，还有最重要的是按市场利率计息。”
我点头表示同意。
几天之后，皇派索尔与我见面。考虑到这个人的名声，我本以为会见到一个神一样的男人，有15只手臂，每只手都摇着用鞋楦制作的权杖。但索尔不过是个操着纽约口音的普通、平凡的中年商人，身上穿着鲨鱼皮西装。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人，当然我也不是他喜欢的那类人，不过却不妨碍我们寻找共同点：鞋子、运动，还有对北见的不喜欢。在我提到北见的名字时，索尔唾弃道：“那个男人就是个垃圾。”
我想，我们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朋友。
索尔承诺会帮助我打败北见，摆脱北见。“我可以解决你的所有问题，”他说，“我清楚工厂的情况。”“可以制造耐克的工厂？”我一边问，一边交给他我的新足球鞋。“我可以立刻想到5家！”他说。
他相当固执，似乎存在两种心理状态——固执和轻蔑。我清楚他打算推销我的公司，需要我的公司，但我乐意被推销，更已经准备好被需要。
索尔提到的5家工厂都在日本，所以皇和我决定在1971年9月前往日本对其进行一一考察，索尔同意担任我们的向导。
在我们打算出发的前一周，皇来电称索尔心脏病发。“噢，不。”我说。“预计没有太大的问题，”皇表示，“但这次的旅行是不可能了。他的儿子能力相当强，可以接替他来做向导。”
皇的语气听起来更像是试图说服他自己，而不是我。
我独自飞往日本，在日商岩井的公司办事处与皇和小索尔见面。在小索尔上前一步伸出手时，我不自觉地后退一步。我本就以为他年纪不大，但没想到他看起来就像个青少年。我预感他会跟他父亲一样穿着鲨鱼皮的西装，而他的确是穿着鲨鱼皮，不过西装却差不多大了三倍，难不成是他父亲的？
就像多数青少年一样，他每一句话开头都是“我”。我觉得这样，我觉得那样，我，我，我。
我瞥了一眼皇，他看起来忧心忡忡。
我们第一个想要参观的工厂在广岛市郊。三个人一起搭乘火车前往那里，大约在中午时分抵达目的地。那天下午天气寒冷、天空阴沉，我们计划在第二天上午参观工厂，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利用多余的时间去参观一下博物馆，而且我打算独自前往。我告诉皇和小索尔，我会在第二天上午跟他们在酒店大堂会合。
我穿行于博物馆的各个房间，我没法理解、处理所有这里要传达的讯息。穿着焦黑衣服的人体模特，一堆烧焦、发光的珠宝或餐具？我没法判断。墙上的照片引领我走入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地方。我恐惧地站在一个孩子的熔化了的三轮车前，目瞪口呆地望着只残留下黑色“骨架”的大楼，那些人们工作、欢笑的地方已变为灰烬。我尝试去体会、去聆听那个关键时刻。
我转弯时看见玻璃下一只烧焦的鞋子，鞋主的脚印还依稀可见，我的内心觉得一阵恶心。
第二天，那些可怕的场景仍然清晰地盘旋在我的脑海中，在我跟皇和小索尔一起驱车前往市郊的时候，整个人的情绪都是忧郁、低落的，所以在见到工厂管理人员的兴奋表现时大为震惊。他们很高兴与我们见面，向我们展示他们的设备。同样，他们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们急切希望与我们达成合作。他们期盼已久，希望能打入美国市场。
我给他们展示了我们的Cortez，询问制造一大单这款鞋需要多久。
“6个月。”他们说。
小索尔上前一步大声道：“你们要在三个月内完成。”
我倒抽一口气。除了北见，我总是觉得日本人都时刻保持礼貌，即便是在存在严重分歧或是激烈谈判的情况下，而我也总是努力保持这种态度。而在广岛，我觉得那种礼貌被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如果地球上没有其他地方，人们应该会在这里彼此保持和善、友好的态度。小索尔如此行事，反倒体现出美国人最丑恶的一面。
事情变得越发糟糕。我们在日本各地参观的时候，他表现得唐突无理、粗鲁野蛮、趾高气扬，对我们遇见的任何人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他让我觉得难堪，让所有美国人都为之蒙羞。皇和我不时地交换痛苦的眼神。我们特别想呵斥小索尔，丢下他不管，但我们需要他父亲的人脉，我们需要这个讨厌的小屁孩来给我们指路。
在日本南部别府市附近的久留米市，我们拜访了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是普利司通轮胎公司运营的庞大工业网中的一环，名为日本橡胶。这也是我所见过最大的制鞋工厂，可以处理任何订单，不论订单数量多大或是多么复杂。我们与工厂管理人员约在会议室里见面，时间就在早餐之后。这次，当小索尔打算说话的时候，我制止了他。每次他张开嘴的时候，我都会主动发言，打断他的话。
我对管理人员描述了我们所想要的鞋子类型，向他们展示了Cortez。他们重重地点头，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理解了。
午餐过后，我们回到会议室，而我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双全新的Cortez，附有耐克标记。这是刚制造出来的，就像魔法一样神奇。
之后的整个下午我都在描述自己想要的鞋子。网球鞋、篮球鞋、高帮鞋、低帮鞋，以及更多跑鞋的模型。管理人员坚称制造这类设计的鞋子没有任何问题。
我说，好吧，但在下单前，我需要见到样品。工厂方面保证他们会在几天内做好样品，运送至日商岩井位于东京的总部。我们彼此鞠躬致敬，然后一行人返回东京静候佳音。
连续数日，秋高气爽。我环绕着整个城市行走游览，品尝七宝啤酒和日本米酒，吃着烤鸡肉串，梦想着鞋子到手的情景。我再次游览明治神宫，坐在鸟居旁的银杏树下。
周日，我在酒店收到通知，鞋子已经送达。我径直赶往日商岩井的办事处，但是大家已经下班离开。不过，他们特别信任我，所以给了我一个通行证，让我自己进去。我坐在大房间里，在空旷的桌椅中，仔细地检查着样品。我把样品放在灯光下，轮换着角度检查。手指沿着鞋底，沿着大家所谓的“对勾”或“翅膀”或其他，也就是耐克的标志轻轻划过。这些样品不够完美，鞋上的标志不够直，中底过薄，另一双的支撑应该更好一些。
我记录下这一切，然后寄送给工厂管理人员。
但撇开细微的不完美之处，鞋子整体而言是相当不错的。
最终，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不同的型号思考名称。我感到焦虑，之前为新的品牌想名字就已经是一团糟了。
六维怎么样？蓝带体育公司的每个人都还在为这个名字嘲笑我。我选择耐克只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时间了，因为我相信约翰逊天才般的直觉。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东京市中心一栋空旷的办公大楼里，我必须相信自己。
我举起一双网球鞋，我决定称之为“Wimbledon”
。
好的，这挺容易的。
我又举起另一双网球鞋。我决定称之为……Forest Hill。毕竟，福里斯特希尔是首届美国网球公开赛的举办地。
我望着一双篮球鞋，打算称之为“Blazer”，以波特兰的NBA球队命名。
我又望着另一双篮球鞋，将其命名为“Bruin”，因为历史上最好的大学篮球队就是约翰·伍登（John Wooden）执教的棕熊队
。不是太有创新，但很合适。
之后就轮到跑鞋。Cortez毫无疑问就是这款鞋的名字，还有Marathon和Obori, Boston和Finland。我可以感觉到它了，我全神贯注，我开始在房间里翩翩起舞，听见了某种秘密音乐。我拿起一只跑鞋，为其取名为Wet-Flyte。“太棒了。”我说道。
时至今日，我也不清楚那个名字的灵感从何而来。
为所有鞋子命名不过花了半个小时，我就像是柯勒律治（Coleridge），在飘飘欲仙中写下《忽必烈汗》（ Kubla Khan ），随后把所有名字都寄给工厂。
在我走出大楼的时候，繁华拥挤的东京街道已经一片漆黑。一种感觉突然席卷而来，是我从未体会过的。我觉得筋疲力尽，但却深感自豪。我觉得被掏空了一切，但却兴高采烈。我觉得经过一天的工作，我体会到之前时刻渴望的一切。我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创造者。我回望身后，最后看了一眼日商岩井的办事处，深吸一口气说：“我们做到了。”
我在日本待了三周，这比预计的时间要长，为此我将面临两个问题。世界虽然大，但鞋子行业却很小，如果鬼冢公司听到我在他们“附近”却没有顺便去公司一趟的风声，肯定会察觉我在做什么。他们不需要太费力气就可以找出或是明白我在寻找他们的代替者。所以我需要前往神户一趟，在鬼冢的办公室露一面，但把行程再延长一周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佩妮和我从未分开如此长的时间。我打电话给她，让她飞到日本跟我一起完成最后一段旅程。
佩妮一口答应，她从来没有来过亚洲，而这可能是我们倒闭、破产前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可能是她最后一次使用那套粉色行李箱的机会。多特太太将照顾我们的马修。
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航程相当长，而且佩妮并不喜欢飞机。在我前往东京的机场接她的时候，我知道她肯定不太舒服。不过，我却忘了羽田机场的可怕，那里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和行李，我连移动身体都特别费劲，更别提找到佩妮了。突然，她出现在海关的玻璃移门前，试图往前挤，穿过人群，但人太多了，而且两边都是武装警察，她被困在其中。
门缓缓滑开，人群一股脑地往前冲，而佩妮正好跌入我的怀里。我从没见过她如此疲惫，即便是在生完马修之后也没有。我问她飞机有没有爆胎，需要她换一个。这是一个玩笑，跟北见有关，你们还记得吗？她没有笑，表示飞机在距离东京还有两小时航程的时候遭遇强对流，当时就像过山车一样。
她那天穿着她最好的石灰绿西装，而下飞机的时候衣服已经变得皱巴巴、脏兮兮的了，她整个人也跟霜打的茄子一样无精打采。她需要泡个热水澡，好好休息一番，还需要干净的衣服。我对她说自己在帝国酒店里预订了一间套房，这家酒店是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
半小时之后，我们抵达酒店，她说她要去趟洗手间，而我则去办理入住手续。我急忙走到前台，拿到房间钥匙，然后就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等她。
10分钟。
15分钟。
我走到女士洗手间门口，敲着门。
“佩妮？”
“我要冻僵了。”她说。
“什么？”
“我在洗手间的地板上……我要冻僵了。”
我走进去，发现她侧躺在冰冷的瓷砖上，而其他女士纷纷上前向她表示关切之情。她的恐慌症发作了，腿严重抽筋。长时间的飞行、机场的混乱、数月以来来自北见的压力……她承受得太多了。我放平语调，安慰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慢慢地放松肌肉。我扶她起身，领着她上楼，然后要求酒店派一名女按摩师过来。
望着她躺在床上，前额放着一块冰冷的毛巾，我有些担心，但也怀有一丝感激。这几周甚至几个月以来，我都处于焦虑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佩妮会让我特别激动。看在马修的份上，我们俩其中之一必须坚持下去。这次，必须是我。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鬼冢，跟他们说我和妻子来到了日本。“那不妨来公司参观一下。”他们说。不到一小时后，我们就踏上前往神户的火车。
每个人都出来与我们见面，包括北见和藤本，还有鬼冢先生。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会来日本，我完全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在度假。“非常好，非常好。”鬼冢先生说，他对着佩妮大惊小怪。大家随后坐下来，一起参加匆忙安排的茶会。在小声交谈中，在大声欢笑和愉悦中，我甚至一时半会儿忘记我们已处在战争的边缘。
鬼冢先生甚至指派一辆车和一名司机送我和佩妮在神户四处转悠，我并没有拒绝。当晚北见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不情愿地答应了。
藤本的作陪让晚餐变得更加复杂。我环顾整个桌子，心想：我的妻子、我的敌人、我的间谍居然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这就是生活。虽然大家语调都是友好、热情的，但却可以体会到每次发言背后复杂的内涵，就像是松散的电线在黑暗中嗡嗡作响、火花四溅。我耐心地等待着北见向我摊牌，迫使我给出他们收购蓝带体育公司的答复。但奇怪的是，他完全没有。
大概在晚上9点左右，他表示自己要回家了。藤本说他还要跟我们一起再小酌一杯。北见刚离开，藤本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关于收购蓝带体育公司的计划都告诉了我们。虽然比我从北见的手提箱里窥探到的信息多不了多少，但可以跟同盟坐在一起还是会让人心情愉悦，所以我们又多喝了几杯，笑谈各种事情。最后藤本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尖叫道：“噢，不！已经11点多，赶不上火车了！”
“啊，没问题，”我说，“今晚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住。”
“我们房间的榻榻米床垫很大，”佩妮说，“你可以睡在那里。”
藤本接受了我们的邀请，连连鞠躬表示感谢，然后再次感谢我为他买的自行车。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在一间小屋子里，假装三个人睡在一起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清晨的时候，我听见藤本起床、咳嗽，接着就是舒展身体。他走到卫生间，接水刷牙，然后穿着昨晚的衣服轻轻地出了门。我躺下继续睡觉，但没过一会儿，等到佩妮去卫生间回到床上的时候，她在……笑？我翻过身。不，她在哭。她看起来就像是在另一次恐慌症发作的边缘。“他用了……”她沙哑着嗓子说。“什么？”我说。她把头埋在枕头里：“他用了……我的牙刷。”
一回到俄勒冈，我就邀请鲍尔曼前来波特兰与我和伍德尔见面，讨论一下业务状况。
这次似乎与往常的任何会议没有不同。
在会议某个时候，在交谈中，伍德尔和我指出训练鞋的外底在过去50年里都没有任何改变，形状一直是波浪或交叉凹槽。Cortez和Boston顿在缓冲和尼龙面料上有所突破，在支撑方面有所改良，但自从经济大萧条以来，外底尚未进行任何一次创新。鲍尔曼点头称是，他做着笔记，不过却并不是很感兴趣。
我记得，在我们谈完议程上的所有新业务后，鲍尔曼告诉我们，一个有钱的校友给俄勒冈大学捐了100万美元，指定建造全球最好的新跑道。他的语气越来越激动，描绘着自己将用那笔意外之财打造的跑道——聚氨酯跑道，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将使用的跑道相同，鲍尔曼也随时准备出任此次奥运会美国田径队的总教练。
他非常高兴。不过，他表示还不够满意。他的运动员将无法充分享受这条全新跑道的好处，因为他们的鞋子不太适合这种场地。
在返回尤金的两小时路途中，鲍尔曼在思考伍德尔和我所说的话，思考新跑道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就在他的脑海中慢慢酝酿、凝结。
之后的那个周日，鲍尔曼在与妻子享用早餐的时候，目光就紧盯着她的华夫饼机移动。他注意到华夫饼机的网格形状，与他心中所想的某种形状不谋而合，那是他数月甚至数年都在寻找、试探的形状。于是，他就问妻子可否把华夫饼机借给他用。
他的车库里有一缸安装赛道剩下的聚氨酯。他带着华夫饼机走到车库，填入聚氨酯，再进行加热，华夫饼机随即就完全报废了。聚氨酯把华夫饼机封堵了起来，因为鲍尔曼没有添加任何化学防粘剂，也不知道任何化学防粘剂。
如果是其他人，可能即刻就放弃尝试了，但鲍尔曼可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他买来另一个华夫饼机，填入石膏，随着石膏变硬，华夫饼机的钳口也被轻松打开。他把实验产生的模具带到俄勒冈橡胶公司，然后付钱让他们用液体橡胶制作出一个模具。
但还是以失败告终。橡胶模具太硬、太脆，随即就裂开了。
但鲍尔曼觉得自己离成功更进了一步。
他完全放弃采用华夫饼机，而是找了一块不锈钢，在上面凿出孔洞，打造出华夫饼机一样的表面，然后再次带到橡胶公司。利用不锈钢板制作的模具具有韧性，可以使用，鲍尔曼如今就有了两个脚掌大的硬橡胶块。回家之后，他就把它们缝在一双跑鞋的鞋底，把这双鞋送给了自己的一个运动员，这名运动员穿上之后跑得跟兔子一样快。
鲍尔曼激动地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的实验，他想要我把他最新的华夫底的跑鞋样品寄给我的一家新工厂。当然没问题，我即刻就把样品寄给日本橡胶。
回想起过去数十年间，他在自己的工作间辛勤工作，鲍尔曼太太也在一旁认真地帮忙，我就会感动不已。他就是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爱迪生，佛罗伦萨的达·芬奇，沃登克里弗（Wardenclyffe）的特斯拉（Nikola Tesla），仿若受到神的启发一般。我好奇他是否知道或掌握任何线索，清楚自己是运动鞋界的代达罗斯（Daedalus），清楚自己在创造历史，在推起整个行业的改革，在改变几代运动员跑、停、跳的方式。我好奇他是否在那一刻会构想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我知道我是没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