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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4月底，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走来一位手提小皮箱的男子。只见他身材瘦削，但结实精干，脸上棱角分明，肤色黝黑，一头黑发梳得纹丝不乱。
此人是陈望道，时年29岁。受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邀请，他前来担任《星期评论》的编辑。
五四时期的陈望道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原名陈参一，1891年出生。
1915年，陈望道赴日留学。在日留学期间，陈望道与众多海外爱国青年一道，积极参加各项爱国运动，努力探寻救国的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世界，也给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胜利的喜讯，迅速传到日本，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的一些著名进步学者纷纷翻译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就在此时，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非常喜爱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很快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在他们的影响下，陈望道与他们一起，积极开展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活动，热烈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陈望道在日本留学的这段经历，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国际和国内革命斗争的现实，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深刻地教育了他，打消了他“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幻想。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影响，促使他在思想上达到一个飞跃，开始在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中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萌芽。
1919年7月，陈望道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后回国，应经亨颐校长之聘，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
陈望道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正值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到了浙江省。到校后，他立即与一师其他进步教员一起，配合校长经亨颐，以学校为大本营，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陈望道还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位国文教员一起，锐意革新，倡导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提倡白话文、新文学，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他们宣传的新思潮，受到学生的欢迎，也遭到思想守旧者们的强烈不满。时人将他们四人称为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
在“四大金刚”和其他进步教员的影响下，一师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严厉抨击封建礼教。这些行动，遭到顽固势力的猛烈攻击，因着师生关系，陈望道受到牵连，其本人也被戴上了“非孝，非孔，公妻，公产”的帽子。
事情发生后，浙江省教育厅长夏经观出面将陈望道等四人查办，又下令撤换校长经亨颐，并派军警包围学校。浙江一师的师生奋起反抗，紧接着，杭州和其他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的学生纷纷起来支援，浩大的声势迫使顽固势力不得不收回所谓的查办命令。
此事宁息，但陈望道等人也不得不被迫离开执教的浙江一师。
一师风潮使陈望道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因而更增强了他对旧制度的斗争的信心。
这一事件让他意识到，他在一师所进行的这场改革，仅仅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但反动当局就已视为洪水猛兽，不惜大动干戈，可见“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件事还使他进一步看到，对待任何事情，不能简单从新旧来判别是非；“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如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
一师风潮平息后，陈望道作为此次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声名远播，成了全国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
上海《星期评论》的编辑戴季陶、李汉俊等人对陈望道的才识非常赏识，特地去函，请他试译《共产党宣言》一书，计划译好后在《星期评论》上连载。
陈望道知道上海的《星期评论》是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创办的，具有一定的唯物观点，曾宣传过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革的问题，是一份进步刊物，便答应试译。
陈望道的译书工作是在家乡分水塘的一间柴屋里进行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
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四壁都是漏洞。山区农村的早春，春寒料峭，夜间，寒风透过四壁的漏洞袭来，阴冷彻骨。柴屋里只安置了几件简单的用具，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为了专心译书，陈望道很少走动，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也常常由老母亲送来。长夜漫漫，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相伴。
陈望道的母亲见儿子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日渐消瘦，十分心疼，特地弄来糯米，给他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当地盛产红糖，老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带去一碟红糖，让儿子蘸粽子吃。
过了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要添些红糖，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一嘴墨汁，不禁哈哈大笑。原来他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呢！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思想内容极其丰富、深刻，原文的语言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因此，要准确传神地译好《宣言》，对翻译者是巨大的考验。连恩格斯自己也曾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对于陈望道来讲，他当时的困难还在于现有的参考资料极其有限，他只能依据日文本并参考了英文本来试译。日文本是由戴季陶提供，英文本是陈独秀自北大图书馆取出提供的。
陈望道的译书工作极其严谨，每一个字词都反复琢磨，每一段译文都反复推敲，真是到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地步。不知攻克了多少难关，陈望道硬是“费了平生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完成了译稿。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中文译稿在分水塘的这间柴屋里诞生了。
《共产党宣言》一书译成后不久，陈望道在家乡收到《星期评论》社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去上海任该刊编辑。
陈望道后来回忆道：“原来孙中山先生电召戴季陶去广州，他们有意要我代替戴编辑刊物。我到《星期评论》社，在三楼阳台上见到他们。戴同我见面就大哭，说舍不得离开这个刊物。除李汉俊、沈玄庐外，沈雁冰、李达也在场。第二天，开会决定《星期评论》停办。”（该刊在出满53期之后于1920年6月6日因当局禁止而停刊。）
《星期评论》停刊后，原打算在该刊上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也只得另择出版机构。
直到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才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首次出版。出版前曾由陈独秀和李汉俊两人作了校阅。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反响极为强烈。初版仅印了千余本，很快就销售一空。许多未买到书的读者纷纷投书出版发行机构，询问《共产党宣言》发行的情况。《共产党宣言》很快又在同年9月重印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