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上海法租界的春天别有一番旖旎春景。时人在报刊上这样描绘法租界的春天：

法国公园附近，华龙路一带碧绿整齐的树阴底下，常常有游人的帽影衣香和轻软的小孩稳车徐徐在斜阳红照的绿树中经过。公园附近的马路修治得很整洁，每天早晚两次洒上一通既细且匀的清道水，所以一点灰土都不会起。那时节，如果是初次走到华龙路的人，差不多要误认浓阴斜日快雨快晴，别有一个沁人心肺的清华天地，让人缓步流连。

3月27日，浙江青年俞秀松、施存统经过火车一路颠簸，终于抵达上海。前去火车站接站的是他们的浙江同乡戴季陶、沈玄庐。四人分乘黄包车，一同前往法租界三益里沈玄庐的住处，那里也是《星期评论》编辑部。

创办《浙江新潮》

三个月前，俞秀松、施存统曾为印刷《浙江新潮》一事来过上海。三个月里，俞秀松经历了浙江省当局施加的勒令停刊、退学等压力，经历了家庭要求其完婚的压力，又与施存统一起赴北京大学经历了互助工读团的试验与失败。挫折重重，并没有让俞秀松与施存统气馁，反而越挫越勇，加速成长，已成为怀抱理想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

俞秀松是浙江诸暨人，1899年出生。其父俞韵琴是清朝末代秀才，担任过教师及诸暨县劝学所督学、所长。他积极主张推广新文化，认为学习新文化是救国强民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在俞秀松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6年，17岁的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施存统是浙江金华人，与俞秀松同一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浙江颇有声望的学校，校长经亨颐早年曾留学日本，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其执掌浙江“一师”期间，广纳新文化人物入校为师，先后前来任教的有陈望道、沈钧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马叙伦、李叔同、刘大白、张宗祥等。

在几位具有新思想的教师的影响下，俞秀松、施存统等青年学生受到了新文化的洗礼。《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进步报刊，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青年学生们。一份又一份进步杂志叩响了他们的心扉，他们开始思索和关注国家的命运。

施存统在1920年9月28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回忆了自己在新思潮影响下觉悟的过程：

我最初和新思潮接触的，是在进第一师范的头一年。那时我看《新青年》，头一篇看见的，是陈独秀大骂孔子，把复辟的罪归到孔子身上；于是心中大怒，大骂陈独秀无礼，不该诋毁万世之师；即弃书而走。过了几天，忽然又由于好奇心的冲动，要看看看他究竟怎么样骂法，于是又拿来看。等到看完全篇，仔细一想，倒也骂得有点道理。不过这时还当这种文章，只是一种文人翻案的文章；陈独秀这个人，也只是一个刻薄文人罢了。从此，我常常看《新青年》，以为这也是一件很好顽的事情，比看小说还有趣。一天一天的看去，自然也受他无形的感化，慢慢和他接近，恰巧过不多时，陈独秀有一篇驳康有为的虚君共和的文章，看了大表同情；以为陈独秀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了，连康圣人都被他驳倒！此后，我便做了一个“新青年”的半信徒；除了关于反对孔子的一部分之外，大概都很赞同。到了民国八年下半年，就全体都赞同了；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了！这时我对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之这几个人，也就佩服到了不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聚集在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俞秀松也参加了游行。他走在队伍最前头，声援北京学生，高呼“严惩曹、章、陆卖国贼”“收回青岛”等口号。在一家日本人开的东洋药房前，俞秀松拉过一张长凳，站在上面发表演讲，他愤怒地说：“我们堂堂大中华，被小小的东洋鬼子欺负得够苦了，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山东，不久就会吞并全中国，我们一定要打倒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进一步宣传反日爱国思想，俞秀松与施存统、宣中华等同学一起，筹备办一本刊物。刊物于1919年10月10日出版创刊号，取名《双十》。

《双十》出了两期，编者的思想便转向激进，认为“双十”乃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而自己的理想并不仅仅只是建设好中华民国，遂把刊名改为《浙江新潮》。俞秀松担任《浙江新潮》的主编，并撰写了创刊词。

俞秀松在为《浙江新潮》撰写的创刊词中开宗明义地写明了办报的宗旨——“本报的旨趣，要本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文中还写道：

我们要谋生活的幸福和进步，不可不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东西，建设自由的、互助的、劳动的社会。这建设和破坏，就是改造社会。改造社会将由那一种人担任呢？将用怎样方法呢？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在于农工劳动者，改造的方法在于“自觉”和“联合”。我们以为，劳动阶级占全世界人类的最大多数，而且都能尽互助、劳动的责任；但是生活的苦痛唯有他们受得最甚，所有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不能不由劳动者担任。

我们以为青年的学生是中国很有希望的平民，教育劳动者实在是他们最重要的责任。所以本报一方面直接负促进劳动者的责任，一方面又当鼓吹学生担任教育劳动者的职任。

“非孝”风波

施存统是《浙江新潮》的一员猛将，文笔犀利、观点激烈，常有惊人之语。他在第二期《浙江新潮》上发表了《非孝》一文，文章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替代不平等的“孝道”，从而建设一个新社会。

百善孝为先，孝，向来是“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的四大支柱之一。竟有学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还了得？

一石激起千层浪，把新文化、新思想视作洪水猛兽的浙江省省长齐耀珊立即以省公署的名义发文，要求查禁《浙江新潮》。无奈，已经开印的第三期《浙江新潮》只得从印刷机上撤下。

反动当局的禁令，并没有让俞秀松等人屈服。他们立即召开编辑人员会议，研究对策。经过商议，最终决定到上海去印。在《星期评论》沈玄庐、戴季陶以及邵力子等人的帮助下，《浙江新潮》第三期在上海顺利印刷，并由俞秀松带回杭州继续秘密发行。

以省长齐耀珊为代表的反动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恼羞成怒。11月27日，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和省长齐耀珊联名密电北洋政府大总统和国务院，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查禁《浙江新潮》。

尽管《浙江新潮》遭到当局的扼杀，但这份刊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的关注和高度评价。陈独秀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浙江新潮》——《少年》的随感录，并称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为“可敬的小兄弟”。文中写道：

《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杭州学生联合会周报》——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我祷告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非孝风暴”后，俞秀松、施存统等人被迫离开了学校。

俞秀松回到浙江诸暨溪棣家中，父亲俞韵琴见儿子突然回来，便追问是何缘故。

俞秀松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在“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并无不可告人之处，所以也不隐瞒父亲，将发生在学校的“非孝”事件原原本本告知父亲。

俞韵琴听罢，心中默默赞许儿子在思想、学业上的进步，但想到儿子在学校竟然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不但被迫中辍学业，还牵连到德高望重的师长，不禁为秀松忧虑。

既然已无法继续学业，俞韵琴便打算让秀松娶妻完婚，也好让儿子从此收心。早在1914年，俞韵琴就给秀松定了亲，对方是同村行余小学蒋老师家的女儿。蒋姑娘贤淑端庄，容貌娟秀，但秀松觉得与姑娘并无共同语言，尤其是去杭州求学之后，日日受到新思想洗礼，实不愿接受此类父母包办、只为繁衍子嗣的婚姻。俞秀松曾多次与父亲提及，希望父亲能够同意自己自由恋爱、婚姻自主，都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训斥。

此时的俞秀松，正沉浸在“非孝”事件后的挫折情绪中，还在思索着自己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哪里可能接受父亲安排、老老实实娶妻完婚？

为了避免与父亲产生更大的冲突，俞秀松决定悄悄地离家出走，返回杭州。在三环船埠头，他对送行的大弟俞秀乔说：“你屋里走勿出（家里走不开），做百姓要勤俭，对人头（别人）要客气，对爹要孝顺。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再回来。”

站在船头，俞秀松朝着家的方向回望，他没想到，此次离开家乡，竟是他与家乡的诀别。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再也没有见过父母和亲人。

工读互助团

回到杭州，俞秀松很彷徨，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一日，施存统拿来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北京工读互助团筹备成立的消息。急于摆脱包办婚姻而投身改造社会的俞秀松，看到这个消息，顿时觉得像是久困黑屋突然透进了光亮，兴奋得无以言表，当即决定与施存统等同学一起北上，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

北上需要经费，但俞秀松几乎身无分文。为筹措路费，他不得不给父亲写信，讨要路费。此时已经认同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俞秀松，在写给父亲的信中直呼其名为“韵琴同志”。这在以“亲”“孝”为核心的纲常伦理盛行的中国乡村，无疑被视为相当罕见的无礼之举。

俞韵琴收到秀松的信后，念了几遍“韵琴同志”，又好气又好笑，当即给秀松回了一封信，写道：“知你要钱很急，特奉寄你大洋一块。我友好地提醒你，你称我同志，那么你给四万万同胞都写封信去，请他们每一个同志都给你一块钱，足够你走遍天涯海角，岂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落款为“同胞韵琴上”。

俞秀松收到父亲寄来的一元钱，傻了眼。

在老师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和李次九及同学和朋友的资助下，俞秀松勉强凑齐了路费，与施存统、傅彬然及周柏棣等同学一起北上。

临行前，他写信给家人，表明“不告（诉）就去报名”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打破家族制度、与家庭脱离关系，“要正直（真正）做人去了！”

初到北京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时，俞秀松和施存统、周伯棣、傅彬然等同学满心都是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想的是“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

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执行部主任。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全国最大的进步社团，总会设在北京，许多城市，甚至国外都有分会。其会员有120多人，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毛泽东、恽代英、左舜生、曾琦、李璜等都是该会会员，尽管他们思想倾向不同，但都支持或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实践。王光祈在谈及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动机时说：“自从欧战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之象，对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要求一个‘新生活’”。

早在1919年8月，王光祈就描绘过一个既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互助”“合作”“新村”色彩，又带有中国传统田园诗式的桃花源般的“新生活”。“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做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挖下一条小溪，溪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的菜园了。每日的工读时间是：（一）种菜两钟；（二）读书三钟；（三）翻译书籍三钟；其余钟点均作游戏和阅报时间。”并且“附设一个平民学校，附近农家子弟均可以到学校读书，不纳学费；每逢星期，还要聚集他们开一个演说大会；还要开演幻灯，或购置留声机器一架，使他们大家快活呀！我们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扯制的，天真烂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片，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

王光祈设想通过这样的工读互助实践方式，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然而，要实现这美妙的蓝图，谈何容易。要建成这样的理想家园，必须要有相当面积的土地，必须要那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知识分子到乡间去了解农村生活，并马上掌握农业劳动的技能、技巧，必须要有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和在农村生活的决心与毅力，这在当时绝非易事。有鉴于此，王光祈很快将乡下菜园的“新生活”设想移植到城市——重新设计了一幅城市版的“新生活”蓝图。

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用生动的笔调，叙述了他在城市的“新生活”团体——“工读互助团”的具体设想。

1920年1月15日，王光祈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七期上刊登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其宗旨为“本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通过学习成员间的共同劳动、共同学习、共同生活，来实践“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崇高理想。入团以后，“必工必读，二者不可缺一”。每天工作四个小时，规定“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不管工作能力如何，要各尽所能。“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公有。”人人以团体的盈虚利害为自己的盈虚利害，团体以每个人的幸福痛苦为大家的幸福痛苦。“团员所需的生活费用由团体供给”（包括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等），办理久了，已养成互助习惯，就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

工读互助团的这份简章一经刊出，立即吸引了全国数百名愿意脱离家庭、走向社会，从事“新生活”的知识分子，还得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及张崧年、罗家伦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均是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并带头捐款。陈独秀捐30元，胡适捐20元，李大钊捐10元……不久就募集到现洋1014元、票洋254元，超出原定1000元的计划。不到半个月，这个“本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的工读互助团，首先就在北京问世了。

俞秀松、施存统等青年到达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王光祈等参与创建工读互助团的老师，都到互助团看望团员。

陈独秀看到俞秀松和施存统时，特意询问了浙江五四运动的情况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革新的情况。当陈独秀听到一师竟有同学受到反动当局幕后指使，创办《独见》杂志去恶意攻击《浙江新潮》刊登的新文化思想观点时，大怒，说道：“这是顽固派教师在背后捣鬼，你们为什么不反对？”

与陈独秀同来的李大钊站在一旁凝神听青年们讲述经历，虽言语不多，但爱护之心溢于言表。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之初由3个小组组成：第一组有13人，设在北京大学附近；第二组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有11人。这两个组基本上全是男子。第三组全是女子，也称女子工读互助团，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有10余人。1920年又增设了第四组，主要由法文专修馆的10名学生组成。他们因赴法勤工俭学有一些困难，便暂时先在国内进行工读实践。

俞秀松被分在第一组，住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东城骑河楼斗鸡坑7号。第一组原有13人，后来逐渐发展到21人。工读互助团的生活内容：一是“读”，在北京大学注册旁听，各人可以选择自己心爱的课程去听；二是“工”，有卖、收电影票，洗衣、印刷，炊事员等工作，每天做工4小时。俞秀松认为，“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真正的生活”，终生做工和终生读书就是当时俞秀松对工读互助团的全部希望。

工读互助团的生活，从开始到偃旗息鼓仅仅维持了3个月的时间。

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众多发起人、参加者对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在思想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譬如胡适，是按照欧美各国穷学生的半工半读来认识工读互助团的，根本不认为这是“新生活”。他曾告诫团员们说：“我很诚恳地希望我的朋友不要借‘工读主义’来提倡新生活、新组织。‘工读主义’只不过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美国至少有几百万人在做这件事，算不得什么了不起。”蔡元培则是以法国的勤工俭学来看待互助团。这都与王光祈所希望的工读互助团的原意有所不同。

不到半年，全国各地的工读互助团也先后宣告失败，烟消云散了。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宣告，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不管它曾经是多么轰轰烈烈，不管它的成员曾经多么努力，凡是不科学、不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最后都只能被社会实践无情地淘汰。然而，尽管工读互助团的实践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却并没有影响它诞生时的光彩夺目。

“工读互助团”实践的失败，加剧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的分化。追求进步的青年在社会的现实面前，最终抛弃了社会改良主义，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工读互助团的实践结束以后，许多成员恢复了过去的学校生活或出国求学，而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则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走上了革命道路。

受此挫折，俞秀松并没有沮丧，更没有丧失信心，而是冷静地进行了思索。他初步认识到改良主义的谬误，认识到，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是飘浮在空中的海市蜃楼。他开始觉悟，靠工读互助团这种由少数而且思想不一致的人组成的空想社团，根本无法与封建主义思想抗衡，也无法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斗争，更无法改造社会。他认同的是“要改造社会，终不能一时离开社会，若要拿自己组织的新村，为改造社会的前驱，使社会里面的人，看得高不可攀，社会就容易改造了”的看法。他丢掉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蓝图：“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被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李大钊、胡适、徐彦之等人为这批解散的工读互助团成员着想，提议让他们“找别的工作，实行工读主义，做苦学生”。俞秀松和施存统拒绝了，他们决定采用“急（激）进的方法”改造社会。俞秀松说：“我认为我们改造社会的好方法，就是使社会愈闹得利（厉）害愈好；惟恐我们底方法，还不能使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闹起来呢！如果全世界能够大闹起来，那是我所更加欢迎的。”

到厚生铁厂做工

3月26日，俞秀松和施存统等人一起，离开北京南下，准备从上海转道去福建漳州从军。出发前，俞秀松通过书信把自己的行程和打算告诉了原来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沈玄庐。沈玄庐在上海接到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后，对他们预备前往漳州当兵的打算很不以为然，说道：“你们到漳州去，还不如留在上海去入工厂。”陈独秀、戴季陶也赞同沈玄庐的意见，劝俞秀松、施存统留下。俞秀松、施存统便听从了陈独秀等人的建议，放弃了去漳州的计划，留在了上海。不久，经陈独秀介绍，俞秀松到《星期评论》社工作，并暂时居住在《星期评论》社。

4月，在戴季陶的安排下，俞秀松到位于虹口东鸭绿江路三五一号半的厚生铁厂（今周家嘴路351号）去做工。俞秀松去做工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谈到，其“改名换服”去工厂做工的真实意图，是想投身于工人中，探索改造社会的新途径——“观察现在上海各工厂底内容和工人底生活状况；观察工人的心理，应该施什么教育和交际的方法……于可能的范围内，组织一个很小的工人团体”。

这期间，俞秀松每日到厚生铁厂做半天工，有时和工人一样吃住在厂里，大多数时间继续住在《星期评论》社，有时也帮着《星期评论》社做一些事。由于经济拮据、囊中羞涩，俞秀松每天只能步行去工厂上班，来回需要两个多小时，但他丝毫不以为苦，称“乐意投身工厂里，愿意做个社会改造者”。

时年21岁的俞秀松，好学而自律，有强烈的使命感。在厚生铁厂做工期间，他制定了一个每天工作、学习的计划：读世界语和英语、看书读报、做工、预备教材、记日记、通信、交朋友等。他的生活紧张而忙碌：白天与工人一起干活，在劳动中了解工厂和工人的情况；晚上则给工人讲课、宣传新思想；深夜是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俞秀松摸清了厚生铁厂及其工人的情况，感觉到工人所受压迫之深——“我目睹各处工人受军阀无礼的压迫”，受苦之深——“一天十几点的牛马劳动”“他们所吃的饭菜里，常常看到蚊子和苍蝇”，发出了“中国底工人太苦痛了”的感慨。同时，俞秀松也看到了工人的弱点：“我到厚生铁厂二月多了，觉得现在工人的知识和思想太薄弱了。因为工人受旧观念——迷信的、阶级的和旧习惯的影响实在太深了，现在我们进工厂去，对他们说什么资本家，什么罢工运动等，他们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他同情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处境，“诅咒现在的社会制度杀人之残惨”，自发地意识到“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动群众”。

在厚生铁厂劳动的过程中，俞秀松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困境和力量，开始真正走上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在与工人们的朝夕相处中，他感受到工人阶级迫切要求改革现状的愿望，认识到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和力量。对于如何拯救工人，他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培养工人做工头和大司务，二是组织工人俱乐部。

他对设立工人俱乐部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我们“可施一种工人教育，改变他们底旧思想，灌输给他们一种新知识，渐渐地鼓吹起来，然后再组织各种的团体，来实现我们的劳动运动。”

颇具演说鼓动才能的俞秀松，自从进了厚生铁厂后，经常利用各种机会给工人讲革命道理。他还利用工人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鼓励工友们诉说自己的冤情和要求。

经过工厂的工作实践，以及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的交往，俞秀松常常对各种思潮、主义进行比较，逐渐认识到“利他”的重要性：“我们活在社会上，决不是我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单独生活的。我要利己，同时不能不利他：利他就为利己。我现在的思想，根本是出发于此，所以我虽主张人生是快乐，不过因为大多数人都受苦痛，我不能独享这种快乐，暂时不能不牺牲我底快乐，去救这班大多数受苦痛的人。但是我牺牲我底快乐去救受苦痛的人的时候，我有可求快乐的，我仍许求快乐享受。”

他的思想终于冲破了无政府主义的藩篱，抛弃了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开始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革命者。 e+NgDNwvtYYLHpYpH4EbDe4FdZUIS0KhePyPUkVD15yMbUKiHl6jwsrIwA06YAL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