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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
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
……
他们俩又一齐说：
唉，现在我们住的、着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没好好儿的！
我们那些锤儿下面作的工程，锄儿下面产的结果，
哪儿去了！
咚！咚！咚！
远远的鼓声动了！
劳动！劳动！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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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睡，也睡不成。
朦朦胧胧地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
……
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
这是1920年元旦，上海《星期评论》周刊发表题为《红色的新年》的新年宣言。
1920年的中国，北洋政府依旧在分割、动乱中履行行政统治。上海租界的洋人正沉浸在跨年的兴奋中。社会民众刚刚经历半年前疾风骤雨般的五四运动，精神创痛尚未愈合。新兴的知识分子处于危局之中，感受着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苦心探索着中国的出路，发出了红色新年“世界新开”的呐喊。
《星期评论》是早期国民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满怀革命豪情，高度评价和赞扬群众爱国运动，在《复蔡冰若函》中写道：“五四以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各种刊物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受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欲图根本救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进行，加深了孙中山对启迪民众思想的重要性的认识，于是指派戴季陶等人筹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旨在“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
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创刊号正式亮相。该报开宗明义，提出办刊的宗旨是：介绍世界大势与思潮，唤起不满社会现状的青年，使他们能够了解该打破的是哪些，该解放的是哪些，该建设的是哪些。它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态度，公开宣称世界是我们的世界，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对于“人的究竟、国家的究竟、社会的究竟”都要进行“彻底的思索”，将自己“切实的主张”发表出来，“以供天下人研究，求天下人批评”。
在戴季陶等人的努力下，《星期评论》很快成了一份权威性的激进刊物，与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一起，被誉为“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
《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为戴季陶、李汉俊和沈玄庐，时人称之为“三驾马车”。
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1891年1月出生于四川广汉，名传贤，号天仇。季陶是他青年时代以后常用的名字。
1905年，戴季陶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
在日本，戴季陶结识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一生奋斗的新起点。
戴季陶从偏远闭塞的四川来到日本，看到日本的社会经济文化如此发达，内心从讶异、震撼，转而真心佩服，一心渴望学到日本的先进经验。通过对日本先进文化的学习，他清醒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落后，对清政府的反动腐朽有了深刻的认识。新知识新思想的熏陶，也扩充了他的知识水平，加强了他的理论涵养，使其日后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并最终成为国民党的“权威理论家”。
戴季陶在日本生活了四年多，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阶层，对日本社会及日本文化有深入了解。后孙中山与日本政界人士的联系，多通过戴季陶。1913年2月，孙中山出访日本，戴季陶作为孙中山的日语翻译和机要秘书，参与了孙中山在日本的一切重要活动，对日本政坛内幕了如指掌。后来他曾自夸“昔年我自信惟一了解日本情况的人便是我”。
《星期评论》创刊初期主要宣传孙中山的思想，发行两个月后，由于李汉俊的加盟，刊物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成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
李汉俊烈士
李汉俊与戴季陶经历相似，也曾在日本留过学，且留学时间长达16年之久。
1890年，李汉俊出生于湖北潜江，其父李金山是前清秀才，在潜江县城私塾任教，其兄李书城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李汉俊受李书城影响，幼年时就在心底埋下了向往光明和自由的种子。
1904年，14岁的李汉俊在兄长李书城之友资助下，随李书城一同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明治大学附属经纬学堂、东京天主教会晓星中学、日本第八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等学校就读。
李汉俊求学期间，正处于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中国虽然已经改朝换代，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国破家亡的状况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日益加重。袁世凯复辟帝制、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南北战争、段祺瑞政府的媚日……内乱迭起，搞得国将不国，在留日学生中掀起了一阵一阵狂涛。“光我神州完我志”的豪情在他们胸中激荡，如何救亡图存成了学子时常激烈讨论的话题，各种主义、各种救国方案都在这群年轻人心中掀起狂澜。李汉俊与他们一样，也在苦苦地寻找救国之思想利器。
在日本，李汉俊受世界新思潮的影响，逐渐认识到光靠学工商业是不可能富国强兵的，要想富国强兵，首先须打破“如铁似茧重重层层包围”着的黑暗环境，于是他产生了要进行社会革命的朦胧思想。
在东京帝国大学就读时，李汉俊遇到了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河上先生曾把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译成日文，并著有《资本论入门》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河上肇的影响下，李汉俊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十分留心，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生和发展，更是悉心观察。
1918年岁末，李汉俊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怀着救国热忱毅然回国。他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岸后，随二哥李书城定居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这是他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居住的第一处住所。
1920年2月，李汉俊迁往法租界白泉路三益里17号与兄长李书城同住后，便把渔阳里六号转给戴季陶居住。《星期评论》编辑部由此也搬到了李汉俊与李书城的寓所。
李汉俊以饱满的革命热情，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以李漱石、李人杰、人杰、汉俊等笔名，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约90篇译文和文章，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
沈玄庐
沈玄庐又名沈定一，浙江萧山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光复会及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1916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当选为浙江省议会议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与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
随着1920年2月陈独秀携《新青年》杂志一同南下上海，舆论界的南北执牛耳者有了地理和思想的交集。
在社会主义宣传热潮中，由戴季陶、沈玄庐主编的《星期评论》与迁回上海的《新青年》以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这三份刊物在当时的上海地区最为著名，它们领导着上海乃至全国对社会主义宣传的潮流。
1920年6月6日，由于种种原因，《星期评论》在出满53期后，不得不宣布停刊。
1920年夏，戴季陶中途退出。其后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