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19日，农历己未年的除夕。

天色将晚，青灰色的天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上海街头回响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往日参差来往穿梭不息的黄包车，此时显得零星而匆忙，在岁末的夜色里急急忙忙赶着回家团圆。穿得严严实实的上海小囝手里拿着小吃或玩具在弄堂里呼朋引伴、窜来窜去。年夜饭的香气伴着留声机里咿咿呀呀的唱腔，从一户户市井人家的门窗里飘出来，一直飘到弄堂口，引得独在异乡的旅人一阵阵怅惘。

陈独秀身着棉袍，拎着一个简易行李箱，独自走在上海的街头。二十多年来，他以家乡安徽安庆为起点往返于各地，上海一直是他的中转站和临时落脚点，每一次途经上海，都是一次踌躇满志的出发，或者是暂时的回归。唯有这一次，他竟是以避开军警监视、乔装出逃的方式离开北京来到上海。然而，那便又如何？从20多岁起，他便以“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为志向，参与过暗杀清廷大员的密谋，办过《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岳王会”“欧事故事会”等社团，浪迹江湖，半生坎坷，受得万众敬仰的荣光，也无惧深陷囹圄的屈辱，一心只想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新出路。

陈独秀看了看身上的棉袍，三天前出逃时乔装打扮用的厨子衣服已然换下，但气味仿佛仍在。他掸了掸袖口，挺了挺在逼仄的船舱里委屈了三天三夜的腰杆，在空旷的上海街头迈开大步。

转眼间，己未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希望的种子也将在新年的晨曦中萌发。

敬告青年

陈独秀第一次来上海是1898年，那时他刚刚年满19岁，上年乡试落第，嗣父陈衍庶见其尚未找到合意的营生，便让他跟随北上去沈阳，留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从安庆去沈阳需经上海中转，第一次来到上海的陈独秀，看着黄浦江上来来往往的各国邮轮，岸边上忙忙碌碌的码头工人，对上海颇感新奇。他知道，自己一向推崇的《时务报》就是梁启超先生在上海创办的，便觉得在内心深处与上海有了某种联系，亲近感油然而生。之后，他又于1899年、1909年前后共三次途经上海，奔赴东北并原路返回。

1901年、1902年、1907年、1909年、1914年，他连续五次东渡日本，也都是途经上海往返。说起日本，他与当时的大多数青年一样，内心是五味杂陈的，可谓痛恨与佩服交织，屈辱与不甘并存。

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战败、订立《马关条约》而告终。一个泱泱大国，被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打败，并割去台湾岛，赔偿库平银2亿两，这种对中国人的刺激与挑衅，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任何一次战争。

战争的失败与屈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更驱动了一批先进分子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一途；要维新，唯有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而经过明治维新一跃成为强国的日本，便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样板。中日两国近在咫尺，两个国家的文字与文化有诸多相通之处，较欧美国家而言，日本的生活水平较低，留学费用也相对较少，因此，到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愈来愈多，1900年，约一百人；1902年增至二三千人；1905年，多达五六千人。

许多去东京留学的青年与陈独秀一样，都怀着一颗探寻“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人欺负”的“缘故”之心。东京一时成了中国先进知识青年汇集之地，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在那里组织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办报纸，出书刊，发表进步思想。陈独秀在日本读了大量革命书籍，思想日渐激进。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达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陈独秀的安徽老乡汪孟邹为其设宴洗尘。

席间，陈独秀谈起归国途中见闻。

那日在船上，他看见日本船警打骂被窃船票的中国穷学生，而周围的中国人都在看热闹，竟无一人上前帮助那个学生。陈独秀见状，立即上前阻止日警暴行，并劝大家为学生补票；其间多有为富不仁者，不屑而避。日警对中国人甚为藐视，说道：“中国人唯暴力是从”。

说起当时情形，陈独秀神色间仍然愤懑不已，说：“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当时汪孟邹经营的亚东图书馆生意清淡，兼之又要承担章士钊主办的《甲寅》等杂志的经费，财力拮据，无力再办期刊，因此颇感为难。

陈独秀目光炯炯地望着汪孟邹，恳切地说道：“拜托兄长，请一定认真考虑下。”

汪孟邹看着陈独秀执着而坚毅的眼神，想起当年与他一起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那种废寝忘食的拼劲，深信以陈独秀的抱负与才干，一定会干出一番名堂，便答应道：“仲甫放心，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

之后，汪孟邹带着陈独秀去找同业好友、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佩、陈子寿兄弟。二陈听了陈独秀关于办报的设想很感兴趣，爽快地表示愿意支持。双方约定杂志名称为《青年杂志》，由陈独秀担任主编，每月出一期；陈子佩、陈子寿兄弟每月付编辑费和稿酬二百元，并负责杂志的印刷与发行。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了创刊号。后人把《青年杂志》的创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称其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敬告青年》的发刊词，文中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的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循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寄希望于活泼青年身上，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呢？陈独秀以极其鲜明的文字，提出了他心目中具有“自觉心”的国民性标准：

（一）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在阐明六条标准后，着重指出这六条标准的基本精神是“科学”与“民主”：“国人而欲脱蒙昩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开篇就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青年是社会的希望，时代的良心。青年的思想、修养——伦理觉悟——精神境界，是《新青年》致力所在。《新青年》的极致目标就是要造就一代新青年。

《青年杂志》出了几期后，因观点鲜明而声名鹊起，却因刊名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杂志》名字雷同而遭到抗议。群益书社老板陈子寿接到投诉信后，怕惹来麻烦，急急忙忙赶到陈独秀寓所，商议改名。据汪孟邹日记记载：1916年3月3日，晚饭后来到陈独秀家中，遇到陈子寿正在谈改名的事。“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指陈独秀的字，仲甫），仲与予均表赞同也。”

于是，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新刊改名为《新青年》，正式亮相！正是这个名字，连同“陈独秀”三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树立起一块永恒的丰碑。

后世评价——“因陈独秀而有《新青年》，因《新青年》而陈独秀名满天下”。

《新青年》甫一亮相，即以革新的姿态，真正做到了“新”……

相较第一卷《青年杂志》，第二卷《新青年》最大的新意是几名新作者的加盟。陈独秀办《甲寅》时，李大钊投稿反驳他的观点，两人不打不相识，改名《新青年》后的第一号，李大钊即发表《青春》一文，思想内容与陈独秀发表的《新青年》改名宣言极为一致。

刘半农原在上海靠给鸳鸯蝴蝶派媒体投稿为生，在报刊堆里发现《新青年》，如遇灯塔，便主动找到编辑部拜会陈独秀，从此脱离旧文人圈子成为其麾下主力写手。

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注意到了《新青年》的反孔思想，开始投稿，并向学生大力推荐这本杂志。因此，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青年阅读《新青年》比许多北大学生还要早。

陈独秀的“黄金搭档”胡适也在第二卷登场。胡适也曾给《甲寅》投过稿，提出中外文明结合的主张正合陈独秀心意，《青年杂志》创刊时，胡适仍在美国留学，陈独秀想向他约稿，恰巧汪孟邹与胡适都是绩溪人，早就认识，替他们牵了线。通信中，胡适谈到文学革命八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套，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陈独秀在往期杂志上也多次鼓吹文学改革，但没有找到具体方向，胡适的来信使他拨云见日。他立即要求胡适写篇更为详细的文章，于是有了彪炳史册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在私信中一口一个“革命”，公开文章却谨慎地用了“改良”。陈独秀在其后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自己写的《文学革命论》，为胡适助阵。

一个改良，一个革命，措辞的不同，不仅反映着两个人性格的差别，更反映着学术上的认知。两者互补，相得益彰。

随着《新青年》杂志声誉渐隆，以陈独秀为主将的一批有识之士，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以科学、民主做武器，“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猛击纲常名教，以前所未有的坚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推动着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处发展。

《新青年》编辑部移师北大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一起，到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那天正好从北京琉璃厂附近经过，迎面遇见时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故友重逢，相见甚欢。

当时正值蔡元培即将上任北京大学校长，正在物色人才。蔡元培深知自己单枪匹马赴任，根本难以驾驭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必须寻觅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代表，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材。这一日，蔡元培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闲议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人选，汤尔和拿出十多本《新青年》杂志，说道：“陈独秀可担当此任。”

蔡元培本与陈独秀相识，两人曾于1904年一起参加上海暗杀团的活动，之后虽多年没有交往，但彼此都倾慕对方的才干与胆识。蔡元培拿起《新青年》一读，不觉击节赞赏，他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当即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蔡元培前往陈独秀下榻的旅社看望他。当日陈独秀外出，未遇。蔡元培诚意不减，连着几日都去旅社找陈独秀，均未遇。

12月26日，蔡元培一清早就赶到旅社。陈独秀尚未起床。蔡元培示意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就成。

陈独秀一觉睡醒，打开房门，看见多年未见的故人蔡元培候在门口，甚为惊讶。

两人寒暄几句后，蔡元培说：“前日我与汤尔和、沈尹默商议北大文科学长之选，汤、沈二位向我推荐，说仲甫乃青年导师，担此要职最为合适。《新青年》每期我都拜读，仲甫先生有见识有才学（是叱咤风云的文化主将），堪当学长之职，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此职吧。”

蔡元培如此温言恳切，陈独秀甚为感动，但毕竟此事太过突然，一时仓促无备，因此委婉推辞，说：“多谢孑民先生美意，但一则鄙人才疏学浅，难当大任，二则办刊物杂事缠身，无法分身。还望见谅。”

蔡元培当即表示：“无妨，可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校园，办刊教学两不误。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

陈独秀为蔡元培的诚意打动，但仍然顾虑重重，不肯答应。蔡元培求贤若渴，又多次登门邀请。陈独秀经过再三思量，终于答应了蔡元培的邀请，但仍表示“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

1917年1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料理完家事后，赴京上任，住进了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其中北房三间是陈独秀的办公室、书房和卧室，南房三间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

《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搬到北大后，陈独秀设法把他的作者都聚到了北大。杨昌济从湖南一师被调来，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博士学位没拿到的胡适和中学没毕业的刘半农，都给予教授职位。这些人加上在北大若干文科教授，形成了《新青年》文学社团。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据沈尹默回忆：“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编委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九号，于是陈独秀的寓所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新青年》编委是一个相当强大的阵营。他们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为了提倡科学与民主团结在一起，在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的保护下，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大显身手。历史每当急剧前进的时期，常常呈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光彩夺目的景象。他们相知有素，相得益彰。

1918年1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轮流主编，并取消投稿。“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敢有这番自信，因为陈独秀早已不是上海弄堂里的光杆司令，“独人杂志”已成为同人杂志，且这群同人有名气有高薪，不用稿酬，极大节约了办刊成本。

1918年至1919年间，《新青年》终于突破长期困扰着陈独秀的发行困境，发行数直线上升，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印一万五六千本。以上海为发行总部，北京为龙头，代派处遍布全国数十个城市的书局，新加坡和日本也设有代派处。

……

《新青年》何以能够得到越来越多青年的追捧？

先进的思想，鲜明的观点，前瞻的论述，常常让人有振聋发聩之感，更重要的是，《新青年》传递了最现实也最远大的思想，对生存在那个时代的青年内心的空虚进行了最有效的抚慰。

这是陈独秀的《新青年》宣言：

本志具体地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共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共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作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招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摄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

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

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

我们因为要实验我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但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

进步，自由，平等，幸福……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年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一个被压抑和剥削了百余年的民族和国家，看到了希望和梦想。

《新青年》成了青年解放思想的号角，成了青年的导师，成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战鼓，所到之处，无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在一个古老的没有民主传统、到了近代内忧外患频仍的国度里，以传播科学民主为职志的《新青年》自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的主办人陈独秀因此而名噪天下，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辉煌时期，并沿着科学民主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

陈独秀出任北大学科长、北大的改革、《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文化战线的建立以及北大学生社团的创立等，都为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9年《新潮》月刊和《国民》杂志的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反帝旗帜鲜明。《新潮》的宗旨“是想把中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对象是小青年”，而《新青年》的对象则“偏重于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新潮》发行数量大，影响广，时人美誉它是《新青年》的卫星。1919年3月，邓康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时加入的有39人，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他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作讲演，向平民进行启蒙教育。

伟大的五四运动之所以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起，正因为北大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带。中心地带的中心人物，便是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冲出了封建主义的牢笼，争得了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的新青年才能自觉地勇敢地走向街头、广场，举行游行示威，点燃起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焰。新文化运动直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了一批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坚分子，伦理的觉悟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动力，白话文成为爱国运动广泛开展的宣传工具。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原以改造青年之思想为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现在他要直接行动，干预时政了。陈独秀无愧于五四运动总司令的称号。

张太雷在1921年6月10日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也向共产国际重点报告了《新青年》发挥的作用：

（《新青年》）这个杂志早在1913年初（注：此处年代有误，《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就进行过废除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家庭纯农奴制的奴役的宣传。这个杂志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对孔子的学说。孔子的学说对中国的整个生活制度有巨大影响，是发展中国文明的主要障碍。

这个杂志通过无情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帮助人们揭露儒家的神秘学说。就是这个杂志第一个号召进行文学革命——废除只有少数人可以阅读的文言文，提倡在文学中使用现代白话文。现在这场文学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新青年》杂志现在由陈独秀同志主持出版，它比中国任何一种期刊传播的都广，如今这个杂志已经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性质。这个杂志是中国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巨大因素。

自从学生们摈弃了儒家学说中的烦琐哲学，开始思考问题并用批判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事物，自从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目标、任务和责任，他们懂得了，旧的习俗和原则是中国生活进步和经济形势发展的障碍。学生作为现时资产阶层的代表，其责任是消除这些障碍，结果就爆发了1919年的全国性学生运动。虽然这场运动一开始是由一些反对日本掠夺政策的民族爱国志士发起的，但是后来，促使中国走上新文化运动道路却成了这场运动的主动力。只要通过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期间出现约一百五十种期刊，这些刊物讨论了诸如科学、文学、社会主义、哲学等问题以及社会问题。还有一个事实更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成立了许许多多的组织，如“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互助团”等等。

这场新文化运动是由少数学生发起的，但在学生运动过后却变成了一场全民族性运动。

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

1919年，动荡的一年。

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引线，多种进步杂志的宣传，让新一代青年对国家、对自身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潜流暗涌，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突破口便可成为浩荡之势。

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商量对德和约问题。这完全是一次美英法三国操纵的会议，英、法等国代表不顾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这使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挫折，青年知识分子尤其义愤填膺。

5月2日，北大学生两千余人举行集会抗议。

5月3日，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为解决山东问题，举行示威。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会合，旗上大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青年学生一马当先，第一个打开曹宅大门，第一个点燃赵家楼的学生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匡互生。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一时间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迅速波及全国20多个省市的大小城市，单是山东一省，先后便有30多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投入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5月9日晨秘密离京。陈独秀在上海的好友料到他在北京必有凶险，也发去电函劝其尽快南下。陈独秀气愤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亟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6月3日，北京学生团又组织上街演说，军警疯狂逮捕了170余人，监禁在北京大学法科学院的讲堂里，其中大部分是北大学生。6月4日，又有700多学生被捕，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拘留所。

如此众多的学生被捕，陈独秀心急如焚。他在6月8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文中写道：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文章短小，却铿锵有力，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战士的激情。陈独秀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领导了五四运动，而群众运动也激活了他体内流淌的热血，推动他奋勇前进。他认识到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就是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而区别于以往的爱国运动。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陈独秀以一位普通战士的姿态直接行动起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亲自去印刷，又亲自去散发。

6月11日晚，陈独秀与邓初（内务部佥事）和高一涵三人来到香厂新世界，准备伺机散发传单。到新世界后，陈独秀等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和高一涵两人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当时下一层露台上正放映露天电影，两人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

雪白的传单从天而降，飘落到正在观看露天电影的人们头上、肩上，引起一阵阵喧哗。正当陈独秀还在屋顶花园往下抛传单时，只见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走到陈独秀面前，说道：“给我一张。”未等陈独秀有所反应，那人就从陈独秀手中抢过一张传单，瞥上一眼，就大喊了一声，顿时，两个身影从黑暗中扑了过来，一起扭住了陈独秀。

原来，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暗探就观察到此人“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形迹可疑，因此加倍留意，并暗暗跟踪。等陈独秀一撒传单，就当场将其抓获。当夜十二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

陈独秀被捕以后，李大钊万分忧急，立即设法营救。经过商议，大家决定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昭告全国人民，以舆论攻势迫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

随即，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报刊纷纷报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舆论界大为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孙中山在上海约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也声援陈独秀，给北洋政府施压。

在众多的营救函电、宣言和文章中，以毛泽东的文章最有力量。其时，26岁的毛泽东已成长为湖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于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文中写道：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揭露的，就是这两样。

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919年9月16日，政府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在关押了陈独秀96天后，将陈独秀释放。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

《新青年》编辑部重回上海

陈独秀获释后，并未得到完全的人身自由，每月都有警官来“视察”，令其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

1920年2月4日，陈独秀秘密前往武汉，发表充满新思想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其要点。当局看到报上登载陈独秀的即席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主张，甚为恼火。

2月9日，陈独秀回到家中不久，北京警察署即派警察上门警告：“陈先生，你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你如离开北京，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警察一走，陈独秀预感大事不好，便悄悄躲到胡适家中，但警察署知道陈独秀与胡适过从甚密，胡适家并不保险，他又去了李大钊家。李大钊也感觉情形不妙，当即决定护送陈独秀出走。

两人雇了一辆骡车，出朝阳门南下而行。李大钊跨在车把上，随身带着几本账本，印成店家红纸片子，俨然一副前往各地收账的生意人模样。陈独秀坐在骡车里，头戴毡帽，外穿一件沾满油迹的厨师背心，往日北大文科学长的风采荡然无存。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一口北方话，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一路顺利，很快到了天津。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轮船后，才回北京。

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说的就是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前往天津途中，两人有过关于建党的密谈。

陈独秀抵达上海，下榻惠中旅馆。连日奔波，再加上旅途劳累，病了五六日，病愈后寄居亚东图书馆。

4月间，原安徽都督柏文蔚把原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的住处让给陈独秀居住。1912年柏文蔚担任皖省都督时，陈独秀曾做过他的秘书长，两人又是当年创办“青年励志会”的同道，惺惺相惜。

老渔阳里二号是石库门房子，大门用三根长石条搭成，二层楼房，砖木结构，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四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四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三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可作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有写字台、转椅、大铜床、皮沙发、茶几、缝纫机等，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全部面积140多平方米。

陈独秀过去一看，此处较之自己寄居地，竟有天壤之别，当即迁了过去。不多久，家属也迁来与他团圆。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发生分裂，最后大家决定《新青年》“还”给陈独秀，移到上海编辑。

于是，除了要求北京的原编著继续供稿外，陈独秀在上海重组《新青年》，编辑部就设在老渔阳里二号。

老渔阳里二号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

经常光临的有《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还有李书城、李汉俊兄弟，李汉俊又把一同编辑《星期评论》的戴季陶和沈玄庐带来拜访陈独秀。

一时间，老渔阳里二号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众多志同道合的笔杆子来来往往。

重新组建的《新青年》编辑部先后吸收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震瀛）、沈雁冰等对马克思主义热烈拥护的先进分子加入。

《新青年》与时俱进，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进而成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基地。 iRzatrEWyZB50R/Q8ylOntDDbyf5d9pCpwcfx1uZXCSKOfsuMKasnP3SwF4ZL9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