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建立

早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1921年6月，赤色职工国际驻赤塔的代表斯穆尔基斯在写给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中指出，应该在中国成立一个组织工人运动的机构，这个机构还应该出版自己的刊物，并成立工人学校。

共产党成立之后，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党的活动是比较秘密的，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下，决定成立一个公开的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部。

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正式挂牌办公。

书记部的主任是张国焘，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等。总部成立不久，在湖南、武汉、北京、济南、广州等地设立了5个分部。各分部负责人是：

湖南：毛泽东

武汉：包惠僧，后由林育男、项英接任

北京：邓中夏、罗章龙

济南：王尽美

广州：谭平山，后由阮啸仙、冯菊坡接任

关于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的情况，几位参与者有回忆的文字资料留下。

张国焘回忆道：

我们谈到新中央将如何根据大会决议展开工作时，马林提出那个已经决定了要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应该用甚么名称。我告诉他，这个名称还在考虑之中，我们不能称之为总工会，因为还不是由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并反问他，根据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以使用甚么名称最为适当？他建议可以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说明这个名称适用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这个名称的提出，似是马林对于中共第一次的具体贡献……

栖梧老人（包惠僧的笔名）回忆道：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

它的主要内容是：（一）组织起来，包括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问题。（二）经济斗争，包括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及工人的福利问题。（三）政治斗争，包括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问题。这个计划就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纲领了。

接着在8月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宣告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中央为实现劳动运动的计划，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部，并且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刊》……

罗章龙回忆道：

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在“一大”后，在上海酝酿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是领导工人运动。当时农民运动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书记部是国际代表建议成立的。劳动组合原是日本的名词，因为当时日本工会很多，比较发达，这个名词是译来的。在党成立前，上海有些产业工人，组织了一些自发的工会，不是党领导的，这些工会大部分不是革命的工会，是有名无实的，或黄色工会。

党成立后，计划成立新型的工会，以代替旧的工会。旧的工会有资本家代理人般的，或是些高级职员，还有些非工人混入，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党成立后，就要改造这种状况，成立产业工人会，如铁路、矿山、纱厂、机器厂工会等。当时主要任务不是成立手工业工人工会。当时上海有几十万产业工人都没组织起来，因我们党自己还没有工会，只能成立工会书记部，是联络性质的，实际上是过渡性质……

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宣言》，原文如下：

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展的状态是没有分别的，新式的生产制度一天一天的把旧的生产方法毁灭，一天一天的把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去，叫他们做机器的附属物。一班男女劳工在这种新式的生产制度下面的工作情况，简直是和牛马一样。

他们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剥夺者，换到极少的工钱。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还有千万的小孩子们，不分日夜，到纺织等工厂里去作工，工作时间多半是每天十二个钟头起码。他们的康健是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了本国或外国资本家的富源开发者，并变成了资本家的新式奴隶。这种痛苦的工作状况，加在这班男女工人和童工的身上，一定会迫着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向着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为有力的奋斗，这是我们敢断言的。

但是劳动者没有组织，或是只有公所和无意义的工会组织，自然这种团结是不能够自卫，也自然是无反抗的能力。而且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事业是必要大家都来做的，所以我们请求那些已成立的劳动团体加入这个书记部与我们共同进行。

劳动界的伙伴们呀！我们拿外国经历过的事实做比例，知道我们的事业在起手的时候，一定要遇着非常之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这个阶级的知识缺乏，是最大的困难。但是资本制度在中国日见发达，我们极相信劳动者的团体也会日见发达，日见有力；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中国的工人们呀！我们赶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

据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报》编辑董锄平回忆，《宣言》署名张特立（即张国焘）等26人发起，是为了对外宣传，实际没有26人。又据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1921年10月的信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实际参加工作的只有7人，其中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在工厂做工的大学生，其余都是知识分子。

之前，尽管全国各地也发生一些罢工活动，但那都属于自发的，一经资本家威迫利诱，便很容易中止。工人的待遇没有提高，也不能产生什么社会影响，如同昙花一现、石投大海。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之后，工人们有了反对压迫、反对奴役的作战指挥部，也有了为自己说话、撑腰，帮助自己争取提高待遇和社会地位的“娘家”，更有了寻求解放、寻求真理的引路者。

工运先驱李启汉

“身材不高、个子较小、面貌白皙、头上留着不短不长的头发，蓬松在额头上，对人总是面带微笑，发言时口齿伶俐，很能抓住问题的重心。”这是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对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的回忆。

多年以后，他还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们党在上海的工人运动突飞猛进，李启汉同志尽力独多。李启汉同志在工人群众中很有威信。

的确，谈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是极其重要的人，他可以说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之一。

早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开始筹建的时期，他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之下，深入工人群体，在极其艰难和复杂的情况与环境下，开展各种工运活动了。

李启汉1898年3月出生于湖南江华县码市镇朝阳洞的一个瑶族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的他8岁才进学堂，却勤奋好学，课余放牛、砍柴时也要抽空读书。因学业刻苦又心怀大志，被乡亲们称赞是李家大屋的“小秀才”。12岁时他辍学在家劳动，曾经跟一位老医师学着上山采药为贫苦的乡亲治病。帮助母亲挑粑粑去码市街换钱贴补家用时，曾路遇不平之事挺身而出引起县知事的赞赏，受到资助进入江华县立高等小学堂就读。待他以优良的成绩毕业那年，家中遭遇了不幸。父亲李士藩被诬陷在任职锦田镇征粮所记账期间擅自挪用公款，李启汉为父申冤多方奔走，终于引起衡阳法院法官的注意。经过一番核实后，父亲被无罪释放，李启汉得到法官的资助到有着“南学津梁”之称的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上学。

甲午战争的屈辱、百日维新的失败、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都令少年李启汉的心中受到巨大的震动，滋生了反对外国侵略欺辱的愤怒情绪。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1912年中国民国的成立让他初步增进了民主、共和、革命的意识。1917年初，李启汉转入湖南私立岳云中学读书。此时新文化运动正热火朝天地开展。从闭塞落后的山乡来到省城的李启汉像许多进步青年一样，顿觉心胸开阔，耳目一新。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当时在岳云中学就读的同学有何孟雄、伍仲豪、杨开慧等。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从北京、上海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李启汉积极投身其中，并作为岳云中学学生会代表之一与北京大学学生代表邓中夏会面，赶赴衡阳到省立第三师范指导青年爱国运动。5月27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李启汉作为代表出席了省学生联合会会议。之后他作为省学联的骨干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青年学生运动，加入了进步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的宗旨起初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性风俗”，后来发展成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的成员朝气蓬勃、满怀求知、发展、变革的激情，在中国新旧时代激烈碰撞之际无所畏惧地去创造新的生活。

深受毛泽东、蔡和森等前辈思想和人格影响，较早加入了新民学会的李启汉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这样写道：新民学会，一部分中等学生所组织，李启汉同志很努力宣传学生的结果，他们第一注重新青年，并努力社会运动，此会二三十人。

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后来曾忆述说，五四运动前后到建党之前这段历史时期，“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

五四运动期间，长沙的爱国运动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野蛮压制。毛泽东等发起了驱张运动。李启汉积极参加并被推选为学生代表之一，后被选派为湖南人民驱张请愿代表团的学生代表，前往北京请愿。赴京请愿途中，李启汉在参加焚毁日货斗争中遭受过当局和军警的迫害。

抵京之后，李启汉住在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那里。他们经常在北京大学第一宿舍、北大图书馆等地推心置腹地交谈。他们互相欣赏，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出入相随。人们都说李启汉是邓中夏的小弟弟。在邓中夏的劝导下，李启汉曾经想要报考北京大学，但因经济拮据而无力支付学费。邓中夏想办法为他弄来一张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旁听证，还给他讲解革命道理。当时的邓中夏已经有过不少为唤醒民众而奔忙的革命实践，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识到产业工人力量的可贵，引导李启汉投入对工人群体的启发和组织工作中。李启汉在邓中夏的介绍下，结识了李大钊等人，从他们那里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他精心研读了李大钊等人宣传马列主义的著作，并多次参与邓中夏在北京开展的革命实践活动，渐渐地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越来越坚定了自己前行的方向。

1920年5月，在邓中夏的介绍下，李启汉赴上海华俄通讯社工作。来到上海以后，他住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去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很方便，也就经常有机会向陈独秀和李达等人请教革命问题。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机关就设在李启汉居住的地方。他也就成为最早的团员之一。他与当选为青年团书记的俞秀松同住，作为助手，为青年团的组建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不久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当时与他一起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汪寿华等人，他们先后被党组织派往苏俄深造。李启汉则因为工作需要留在上海，成为最早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

为了专门针对工人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了第一本工人周刊《劳动界》，李启汉参加编辑工作。《劳动界》，32开本，铅字排版，每周出版1期，每期16页，最后一期是第24期，出版于1921年1月23日。

《劳动界》的常设栏目有“演说”“国内劳动界”“本埠劳动界”“国外劳动界”。《劳动界》的发刊词写道：

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

李启汉的同乡、同学陈为人，因参加湘南学生联合会的反帝爱国斗争而被学校开除学籍。他1920年来上海，经李启汉介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他在《劳动界》上发表了《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今日劳工底责任》《劳工要有两种心》《劳动歌》等文章。

《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一文指出：

那般资本家，什么老爷们、太太们、小姐们，一点没有劳动，他们偏偏有那丰富的衣食、高大的房子、美丽的器具使用，而做工的人，有时候还连一碗糟米饭都没有吃。那好的衣、好的食，都是我们用劳动力去换来的，却被资本家劫去了。

在《今日劳工底责任》一文中，陈为人向工人发出呼吁：

兄弟们呀！我们要减轻我们的劳苦，要增高我们的生活，要脱离资本家的奴役，要得到那“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乐境，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为什么还要“饮恨吞声”的服从那资本家，不去实行社会主义，不去打破那资本家的阶级呢？为什么不把这视之为我们工人自己的责任呢？

在陈为人写上述文章的时候，李启汉给予他不少帮助，为他提供了上海工人劳动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从而让他能够一针见血地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呼吁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

通过李启汉的介绍，陈为人认识了更多新同志，如李汉俊、张太雷、罗亦农、刘少奇等人，在他们的帮助引导下，参加了上海党组织领导的活动和斗争，参与筹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时他同李启汉携手并肩，在小沙渡等处开办工人学校；在杨树浦一带帮助烟草工人、机器工人、印刷工人组建俱乐部，尽力开展劳工革命启蒙工作。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结业之后，陈为人与刘少奇等第一批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工人运动，李启汉和李中被党组织派去深入工人群体开展工作，筹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

当年上海70多万工人中有20万是纺织工人。按照《上海财富和上海职工》纪实：上海纺织工人文化程度很低，男工中一字不识的占50%到60%，女工占80%到90%。日商内外棉七厂男工700多人，可以或许稍稍认得几个字的还不到一半，个中能始末看报的也不外十几人。女工3000多人，能识字的只有50—60人，只有少少数可以或许看报的，至于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便算是出类拔萃的。日商纱厂对工人文化水平的进步加以阻碍和压制，看到有人带识字讲义，竟将其解雇。

按照党团计划，李启汉在工人中宣传革命真理、组织工人活动。

1920年10月3日下午，李中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组织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王平、吴溶仓6人，以参观者身份出席了大会。

李中以上海机器工会临时主席身份在会上作报告，强调要建立真正的工人团体。会议通过了《机器红会章程》，决定在沪东杨树浦建立上海机器工会，临时会所设在西门路太康里41号（今自忠路225号）。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下成立的第一个职业工会。

10月19日，李启汉联络上海部分工会代表在上海白光路主持召开工会联合成立大会，成立中国工人联合会。据《劳动界》周刊第22期报道，仅1920年内，上海罢工运动就有40次。

为了进一步推动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1921年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具体负责，主要通过《民国日报》发表支持工人罢工斗争的文章，发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当年5月，上海共产党小组决定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借此进一步组织发动上海工人阶级投入工运斗争，具体活动由李启汉负责。4月17日，李启汉等人召集十几个劳工团体代表在新渔阳里6号举行“五一”纪念筹备会，还“推定筹备员五十余人”，先后开会四次。筹备会除了对劳工界进行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外，还向各报馆、学校、商会等机关团体发出了庆祝“五一”的通告，要求“五一”当天停止营业，悬旗庆祝，举行集会和游行活动。

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对李启汉等人的行动严密监视。工部局《警务处日报》对李启汉主持会议极其讨论内容都有记载：如“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时，在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有二十八人开会讨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筹备工作。著名之中国布尔什维克，陈独秀的跟随者，湖南人李启汉任主席。会议决定努力使所有的工人和劳动者，在五月一日停工，举行群众大会，会场另定，举行游行，说服各报出劳动副刊。出席会议的均系煽动分子，无一真正的工人。召开会议之屋系李启汉所居住者，据门口所挂招牌，系一外国语学校。”另三次会议，当局都有类似的情报记载。

4月29日中午，新渔阳里6号遭到搜查。巡捕突然出现，李启汉等人来不及撤离。他毫不慌张地用地道的上海话同另一位代表聊家常，又毫不在意地回复巡捕的询问，趁其不备溜走。当时也在场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对李启汉的圆通机警深感折服。

在从事工运活动中，李启汉很善于启发青年工人的觉悟，引导他们将热情投入于工运斗争。

海员朱宝庭性格豪爽，行事仗义，在海员工人中颇有影响。1921年八九月间，李启汉听说朱宝庭之后主动接近他。

有一回在朱宝庭家里聊天，朱宝庭说出心里话：“谁也看不起我们工人，有钱的人不用说，见了我们还要捂着鼻子，连有些工人也看不起自己呢！”

李启汉反问道：“难道你也看不起自己吗？”

朱宝庭回答：“我为什么要看不起自己呢，我是一个水手，从来没有偷东西，也没有讹诈人，不做一点亏心事，我觉得我的心眼比那些有钱人还要干净！”

李启汉接着说：“那就是了，工人不要糟蹋自己！世界上哪样东西不是劳动创造出来的！轮船、火车，没有工人开不动；机器没有工人就会生锈。只有工人阶级，才有伟大的将来。只有工人阶级才有力量推翻不合理的旧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谁都得相信它。”接着，李启汉进一步启发说：“工人阶级要战胜敌人，就要团结起来。如果工人阶级分离散漫，就将一事无成；如果团结一致，就可以做天下的主人。”之后他还讲了些实例来说明团结的意义。

在李启汉的启发下觉悟得以迅速提升的朱宝庭，积极勇敢地投入工运斗争，成长为当时上海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小沙渡的工人半日学校

如今说起沪西小沙渡这个地名，恐怕大多数土生土长在上海的年轻人都未必知道。可时光倒流回二三十年代，沪西小沙渡却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最重要的阵地之一，蕴含着上海和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缩影。党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曾称“上海小沙渡和北京长辛店，是中国开展工人运动的起点”。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有这样的内容：“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

实际上创办工人学校的工作，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一年之前，就已经在进行。1920年夏，肩负着组织交托的使命，李启汉来到沪西小沙渡创办工人学校，但刚开始就遭遇了重重困难。

因地靠苏州河，又处于租界和华界的接壤，交通便捷，劳动力成本非常低，中外资本家纷纷在小沙渡南岸一带占地建厂造房。此地成为沪西主要的工业区。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外地移民前来谋生，形成密集的棚户区。因清光绪三十三年英商美查公司将制造三酸的江苏药水厂迁至此地，故得名“药水弄”。

当时小沙渡一带的纱厂，有11家属于一个叫“内外棉”的日本公司。工厂资本家对于工人极其苛刻。工人稍不顺从便非打即骂。工人劳动时间是日夜轮班，每班12个小时，夜班不加工资；工资却很少，最小的一日只有200文，而且每月在工资里要扣除所谓“储蓄费”，工人死伤、疾病的时候却并不发还。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压更甚。因此，厂里更有一种极其奸诈恶毒的阴谋，另外专养一批男女幼童，叫作“养成工”，平日里便施以奴隶教育，等长大之后，便一批批地将他们与成年男工调换，借机开除那些“不安分”的工人，使全工厂都是些女人和小孩，如此便能任意剥削虐待而不遭反抗。在这种待遇和工作条件下，中国工人简直是日本资本家的牛马。他们通常是三四家人合住一间小屋子。

曾有一封写给上海《民国日报》总编邵力子的书信发表在1921年11月2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原文如下：

力子：

我有一桩新闻告诉你，望你详加批评。

叉袋厂某纱厂，厂规素来很严紧的；现在竟然严紧到太不人道了！凡工人由内而出，身畔必要搜查过。呀！难道工人都是贼吗？

日前该厂散工的时候，有一个女工，因为腹中怀孕，肚子很大，检纱的误为伊偷纱，所以定要搜查。遍身搜过，终找不出半根纱；后来竟把伊裤子脱下，方才完结。众人见伊剥得赤条条，自然都大笑起来，伊虽然没有偷纱，受了这种冤枉，也无处去伸，只好含羞忍辱一声不响地回到家里去。你道可恶不可恶？

这事是第一工人学校李震瀛君对我说的。李君是该校校长；他听一个学生这样讲，学生们听了，都笑个不住。李君道：“这种事有甚可笑，而且很痛心哩！”这话真说得不错。我和他极表同情。

哎！搜不出，就是这样完结；倘然搜出纱来，伊早到牢狱里去了！唉！我们工人就是贼？我们做工的真不幸啊！我真气极了！特地代伊鸣不平。

鼎元11．18晚10时

上海纱厂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是当年共产党、青年团早期组织重视和领导沪西工人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租下安远路62弄锦绣里178—180号三间门面房子，楼下三间连成一大间作为教室，内置28套课桌椅。楼上两间，一间为李启汉的宿舍兼办公室；另一间作为备用教室。1920年深秋时节，第一所工人半日学校开学了。

工人半日学校根据工人三班倒的作息时间，分早晚两班上课，因此称为“半日学校”。教材用普通的识字课本，教师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用通俗的语言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这一天，李启汉要给工友们上第一堂课，穿戴整齐，拿着自编自印的讲义教材，他兴奋地走进教室，站上讲台。只见稀稀拉拉十余个人，与报名表上的人数相差很大。

满怀疑问地走下讲台，李启汉来到一个叫阿三的工友身边坐下问道：“昨天与你一起来报名的小李和老顺为何没来啊？”

阿三说：“小李是江南帮的，老顺是湖北帮的，两帮正准备打架呢。”

“为什么要打架呢？”李启汉问。

“还不是争地盘、抢码头呗！”阿三说。

李启汉心里咯噔一下，上一回他亲历了工人争地盘打架的事，双方都有死伤，场面很惨，他心里很为死难的工友难过。

他又转身问旁边一位工友：“跟你一起报名的阿华怎么没来？”

工友摇头道：“他们厂管得太严了，有打手，有暗探，连上厕所都要拿牌，哪里出得来啊。”

心里愈加难受的李启汉进一步认识到，想要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和反抗意识，让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先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真正和他们打成一片。

脱下学生装，与工人们同吃同住、一起做工、学习他们的语言和习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交流，他得知工人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很新鲜，但是有隔阂和顾虑，最主要的是，大家都觉得平日做工太劳累，生活又苦，连饭都吃不饱，对读书识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自然不大。

李启汉努力改掉了湖南口音、学会了上海话，以便拉近与工友们的距离。但是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像座大山横在他面前，那就是帮会问题。

旧中国帮会组织的前身是封建社会走向解体过程中产生的游民结社组织。进入20世纪之后，帮会组织已经遍布社会的各行各业，特别是交通运输业和工矿企业。当时上海工人加入帮会的占总人数的20%，加上其他类似兄弟会、姐妹会等各种旧式组织的人数更多。大多数工人加入帮会的目的是为了借助某种集体的力量保障生活。上海有两大帮会，即青帮与洪帮。他们与租界捕房勾结互利、狼狈为奸，势力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大多数青帮头目充当了租界捕房的密探或者做了中外资本家的工头来监督工人的活动。工人们为了生存，只好去“拜老头子”，工人们的行动自由被帮会势力严重束缚着。因此，能否妥善处理帮会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团早期组织的工人运动工作能否顺利开展。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写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李启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打入青帮。在工人补习学校认识了一位参加青帮的女工，并拜她为师，由她推荐加入了青帮。从此他便借青帮的身份在工人中开展活动，得到同帮工人的照顾。他往来于各纱厂、烟厂、印刷厂，渐渐打开了局面。

在查阅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李启汉撰写了评论文章《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发表在《劳动周刊》上。他在文章中指出：

全上海数十万工友们，把什么宁波帮、湖北帮、广东帮、江北帮、苏帮、安徽帮及本地帮等分成了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夺，弄成各地工友有互不相容的恶感，使资本家坐得大利；青帮、洪帮从中作祟，各有老头子，各分码头，各造各的势力，争地盘，排除异己，常常有工友与工友自己打架打死人的事。

他痛切地提醒工友，不要“分什么帮来自己害自己”，“应该大家一起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共谋幸福”。

为了吸引更多工人来学习，李启汉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改进办学方法，将工人半日学校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举办起工人俱乐部，增设留声机等设备，同工人一起聊天、玩球、喝茶，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增加工人们的兴趣，来的人多了，再借机向工友们宣传学习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好处。

当时，在上海流传着“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的话。李启汉不信邪，把它改成了“工人两字合起来，是一个天字，所以工人就是天”。

越来越多久遭压迫的贫苦工人走进锦绣里这三间外表看来毫不起眼的屋子，听李启汉讲“工人为啥苦？”“资本家怎样剥削我们？”等问题，从而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毛泽东在陈独秀的住处，曾多次见到李启汉、李中两位开展工人运动的同乡，与他们在共产主义学说、工人运动等问题上进行过商谈。他对于李启汉和李中能够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到工厂去做工并和工人打成一片感到相当振奋。在1920年11月26日给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的信中，毛泽东热烈地写道：“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中君劝我入工厂，我颇为心动。”

1920年12月19日下午，上海公学召开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李启汉担任大会主席，有400余人到会。李启汉在发言时说：

我们工人从前只是各自人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地联合起来，讨论办法。

他强调工人不仅要得到一些娱乐，以活泼精神，而且对于“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大会开得很热烈，上海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成员杨明斋、沈玄庐、邵力子等以来宾身份在会上讲演，鼓励工人振奋精神，努力学习，奋发上进。

彭述之在回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历史时写道：

后来并计划成立一个“劳动俱乐部”，作为工人经常聚集之所，这个俱乐部的章程已经发表于1921年1月10日出版的《劳动界》二十三期，但也由于留俄学生的出国而停顿了。

自留俄学生出国，外国语学校也解散了，留在上海继续工人运动的只有李启汉。他一个人当然不能发展工人运动，他所能做的是把已有的工人组织，如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等继续保存，这便是1921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在上海从事劳动运动的基础。

1921年春，在工人游艺会吸引积累了部分热心工友后，上海工人半日学校重新开学，前来报名学习的工人逐渐增加。

日商内外棉五厂的青年工人黄桂生，永远难忘他第一次走进工人半日学校的情景。当时只有17岁的他，听说锦绣里办了一个新学堂，义务教工人读书，感到十分新鲜好奇，休息日约来几个小兄弟一道去看个究竟。走到那学校门口，只听见里面热闹地在唱京戏。一位身穿旧灰布夹袍的年轻教师微笑着走出来，这便是李启汉，他亲切地招呼他们进去玩。教室里摆着20多张没漆过的白木桌椅，墙上挂着黑板，到处干净清爽井井有条。

大家坐下来听戏，李启汉随意与工人们攀谈。见工友们都有些拘谨，李启汉拿出一个足球，招呼大家一起踢球。黄桂生不小心一脚踩在泥坑里，把球弄脏了，心里很害怕。李启汉和气地安慰他不要紧，拉着他的手去自来水龙头处洗脚，再把足球弄干净。这件事使黄桂生深受感动。他想起平时在工厂里弄坏一点东西，日本资本家不但要照价赔偿，还把工人打个半死的情景，感叹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回到屋内，李启汉为大家倒茶，此时工人对他已全无隔阂，无拘无束地热切交谈起来。有的工人提出每天要做工12小时，白天没功夫读书。李启汉说，白天没空就晚上来读，如果要做夜班，可以上午来读。只要大家愿意来，学校可以多开几班。他还勉励大家说，工人要尊重自己，力求上进，不要因为社会上一般势利眼看不起工人，就灰心丧气，一定要人穷志不穷。黄桂生受到鼓舞，进了工人学校，后来成为罢工斗争的积极参与者。

据《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记载：

沪西纱厂做工的工人时常回忆起1921年时的那所工人半日学校和李启汉先生，因为在那里，他们听到了有关他们切身利益的真理。

改办后的上海工人半日学校在沪西工人中颇有影响，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参加学习，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

但是不久后，学校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被强行查封。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9月，在上海工人补习学校基础上恢复办学，改名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工人们报名很踊跃，有200多人，其中女工约20人。学校仍分日夜两班授课。李启汉、李震瀛和包惠僧等人轮流授课。

1922年7月18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当局查封，迁往北京，工人补习学校被迫停办。这年秋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在小沙渡、劳勃生路依照半日学校的形式继续办了两个工人补习班。

虽然工人半日学校历经租界当局多次打压最终被迫停办，但前来听课的工人中却有不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工人运动的骨干，在之后的上海工人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曾经在工人半日学校学习的孙惠良，是日商同兴纱厂的职工。他因为听了李启汉的课而懂得了工人受苦的根源，积极参加改造旧社会的革命斗争。他曾代表沪西纺织工会，多次参加纪念五一节的筹备活动，并承担部分联络工人的工作。工人半日学校被查封后，他经常去李启汉住处请教，不久被吸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转为共产党员，后来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李启汉的并肩战友。他在1925年的罢工高潮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牺牲于广州。

在工人半日学校的基础上，李启汉帮助上海工人组织了纺织工会沪西支部，成为开展上海工运的重要团体，开辟了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

领导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

20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外国资本家工厂里的工人每天要做工十多个小时，但每月工资不足10元。新工人刚进厂工作时，要替资本家无偿做工12天，名为“存工”。受到人身侮辱、虐待殴打是家常便饭，还要接受严密的监督以及随时可能被解雇的威胁等。为了生存，工人只能忍气吞声，心中却种下了莫大的愤怒与仇恨。

地处浦东的上海英美烟厂，分新老两个厂，有工人9000余人。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日工资1角2分，再加上连扣带罚，一个月不到3元钱，而当时的米价是8元多一石。工人的生活穷困至极。

1921年7月中旬，老厂卷烟部又发生了工人被洋监工享白尔无故克扣五分钱的事，长久以来受压迫积累的怨气与怒气爆发出来，工人们都很气愤。

有个工人走去质问享白尔。享白尔无耻地说：“你们在坑棚间偷吸香烟，不好好干活，扣你们每人五分，还是便宜的。”工人气愤地问：“这是哪里来的规定？”享白尔回答说：“这是我的规定。”接着他恼羞成怒地拿了根木棒，对着那名工人头上乱打。工人们忍无可忍，说：“他凶，我们关车不做！”大家纷纷回到车间，一起关了车，进行罢工。

罢工开始后，有人提议联合新厂一起摇板（当时称罢工为“摇板”）。于是老厂工人写了通告，贴到新厂的门口，鼓动新厂工人一起罢工。工厂老板闻讯，叫巡丁把一名有威信的工人张涛抓去关在门警室，再通知三区警察署，将张涛抓到警署，诬告他带头闹事。听到这个消息后，工人们愤怒地高喊：“我们宁可饿死，也不替他们做工了。”新老两厂8000多个工人参加了罢工，人群像潮水一样，冲出了厂门。

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申报》等报刊接连报道了这次罢工的经过。英美烟厂资本家一开始便向当局诬告，说有外来势力帮助工人罢工，要求严惩。据《申报》记载：“闻三区警署接该厂西人函告，有人利用罢工机会，从中煽惑，藉以渔利，请饬警侦缉惩究。”

工人群情激昂，却缺乏组织和经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人建议像往常一样去吴家厅刘公庙求签，若是求得“上上签”就继续罢工，不然就放弃，正在犹豫不决时，李启汉来到工人中间。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工人群众的生活十分关注。代表们从报纸上知道了上海英美烟厂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后，决定支持这次罢工斗争。

党组织派李启汉前往烟厂。李启汉深入工人中间，了解罢工工人的要求、罢工后的生活情况、谁是工人代表，等等。

工人不认识他，不认识他的来历，问他来做什么。李启汉说：“我们听说了你们罢工的消息，特地赶来帮助你们去讨债的。”工人听了感到十分奇怪，问道：“我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只会欠人家的债，哪里会有人欠我们的债？”李启汉笑道：“错了，你们日夜劳动，还吃不饱肚子，就是因为那些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剥削了你们的血汗，欠了你们无数的债哩！”

听了李启汉一番话，工人纷纷围过来，请他帮忙算账，看看资本家究竟欠了工人们多少债。算账的结果，果然说明英美烟厂资本家的确欠工人们很大一笔债，不然为什么工人越干活越穷，资本家不干活却越养越肥，工厂的规模也越开越大呢？

李启汉号召大家“不要分帮派，不分地区，不分男女，不分车间，大家团结起来，团结起来的人越多，就越有力量，就一定能达到目的。”他鼓励工友要坚持下去。他说：“我们罢工一天，每人只损失两三角工钱，烟厂资本家却要损失好几万元，他是拼不过我们的。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在他的启发下，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斗志增强了。根据李启汉的建议，工人推选了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刘凤臣、刘荣才等十多位工人代表，组织了一个代表会议，并在吴家厅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办事处。李启汉还搬来了一架油印机，帮助工人代表起草和印刷罢工宣言和传单。他与工人一起研究向洋老板交涉的条件。具体建议，除了工人原先提出的撤换洋监工、不准虐待工人、增加工资、释放被捕工人四条外，再增加四条，即“罢工期间工资照发，星期天工资照发，不得开除工人代表，大班（经理）签字承认工人提出的条件”。

7月27日，该厂召开首次全体工人大会，一致通过了罢工宣言和交涉条件，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复工！工人喊出“劳工神圣”“还我血汗”“增加工资”“争还工人的价格”“减少工作时间”等口号，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向路人散发罢工宣言和传单。他们以工人代表的名义通电各报馆、各团体，请求各界主持公道。同时，他们还通过当时倾向进步的《民国日报》，逐步报道罢工消息，刊登工厂代表写给厂主、警察署长等的信件，为罢工工人争取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上海英美烟厂资方以为罢工不能持久，对工人推出的交涉条件不予理睬，妄想以“饿死”来威吓工人。罢工持续一个多星期之后，原本就是有一顿没一顿过着苦日子的工人处境更加艰难。李启汉立即通过正在筹建中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向社会各界呼吁和募集了一些款子，帮助罢工工人暂时解决生活困难。工人深受鼓舞和感动，说：“款子数目虽然不大，却是雪里送炭。”

罢工时间一长，四面八方都向厂里催货。工厂洋老板7月29日从浦西雇佣他厂制烟工数十名，企图进厂开工，但被罢工工人阻拦。洋老板拿出500大洋，买通了工头王凤山，叫他纠集几十个工人，于8月3日早晨吵吵嚷嚷声称要“自动上工”，并将前来劝阻的工人汪有才等人打伤、抓捕。

面对洋老板的破坏和军阀政府的镇压，李启汉沉着冷静地组织工人代表商量应对措施。他们决定，一方面关照全体工人，继续坚持斗争，不要上厂方的当，不要复工；另一方面召开工人紧急会议，决定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警厅释放被捕工人，并不再干涉工人自由。为了组织好这次示威游行，办事处的工人代表忙了整夜，他们到黄浦江边砍来了一捆捆的芦苇。李启汉拿来了白布和许多红绿纸，和大家一起写标语、做旗子。

8月5日黎明，近千人的队伍在吴家厅集会，列队出发游行。每人手执三角旗一面，上书“示威运动”“还我血汗”“增加工资”“减少时间”等字样。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绵延三四公里长，口号声此起彼伏，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队伍从董家渡渡江到淞沪警察厅请愿，工人代表刘凤臣送上请愿书，要求维持公理，立即释放被捕工人。警察厅不答应，工人就聚集不散，并高呼口号。

此时几个警察将代表刘凤臣抓了进去，并威胁其他工人代表把队伍带回去。工人们坚决不答应，包围警厅不散。在群情激愤、人声鼎沸的压力下，警察厅被迫释放刘凤臣，答应减轻被押工人的拘役，两天后释放，并保证以后不再干涉工人自由。警方做了让步，工人们才列队回浦东。

示威游行的第二日，十多个工人代表和李启汉继续在办事处商量怎样继续进行斗争。洋老板见工人们斗争越来越高涨，惶恐起来，只好派翻译朱桂生前往邀请工人代表去他家中谈判复工条件。工人代表一时没有把握，不知道是否该去谈判。李启汉说：“当然去啰，洋大班的种种诡计都失败了，毛利斯着了急，只得亲自出马找我们谈判，我们快要胜利了，但还要小心。千万别上了这个洋鬼子的当啊！”

翌日，刘凤臣、刘荣才等4个代表到洋老板毛里斯家里去谈判。毛里斯客气地招待一番，却撇开工人提出的条件，说：“诸位生活上有困难，尽管讲好了，我们一定帮忙。”工人代表严肃地说：“我们是代表新老两厂八千多工人来谈判的，不是来谈个人生活问题。请问你，我们提出的八项条件，公司到底接不接受。”毛里斯迟疑了一会儿，说：“你们提出的八项条件中，公司认为有七条可以商量，唯有罢工期间工资照发这一条不行。”

工人代表同毛里斯围绕“罢工期内工资照发”这一条，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相持不下，几乎形成僵局。毛里斯的态度很顽固，而工人代表的意志也非常坚决。后来李启汉和工人代表反复磋商，认为罢工时间已经很长，工人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如果一定坚持不让，恐将不利于斗争的结局。他引导工人注意策略，适可而止；并指出由于全厂工人团结一心，对英美资本家威胁利诱和工贼破坏罢工的阴谋，给予沉重打击，使罢工斗争一直坚持下来，在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可以做些必要的让步。工人在李启汉的启发帮助下，认识提高，将“罢工期内工资照发”这一条改为“罢工期内由厂方赔偿损失一千八百元。”这一修改，厂方表示接受，最后签订了八项修正条件。

烟厂资方的嗅觉很灵敏，已经嗅出了这次罢工情况异常，开始怀疑有外来势力“从中煽惑”，便指使浦东警察署加紧侦查，但已来不及挽回败局。为了尽量减少损失，洋老板只得暂时吞下苦果，在谈判中基本上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8月10日下午，鞭炮齐鸣，工人们齐声欢呼罢工斗争的胜利。

这次有组织、有领导的罢工斗争，充分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巨大力量，使厂方总大班毛里斯感到十分震惊。通过此次实践，工人也体会到只有组织起来向资本家斗争才能胜利，团结就是力量。

当时发行的《共产党》杂志第六号刊载题为《上海英美烟公司工人罢工记》的文章，曾高度评价这次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指出：

此次罢工相持有二十多天，该厂所受损失已有百余万；而工人方面办事之精神毅力果能达到此种较素来略满意的结果，真是向来罢工无所有的呀！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一次罢工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罢工胜利之后，为了防止资本家反扑，李启汉继续在工人中深入开展工作。经过多方联络和努力，8月下旬成立上海烟草工会。经李启汉介绍，会所就设在北成都路19号，与新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一起。

工会成立一个多月后，上海英美烟厂又发生迫害工人的事件。原来新厂卷烟部的一名叫张文元的总管，经常欺压工人。12月24日，张文元又无理没收了一名参加了工会的王姓修车工人的工牌，并叫工人将他推出车间。这种蛮横的行为，激怒了全车间工人，共同停工表示抗议。

得到工人又受迫害的报告，工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代表与厂主办交涉。次日上午，工会代表带着工人的要求找到洋大班，却得到傲慢的回复：“我不管你们什么工会，泼出去的水收不回，决定开除工人的事不能更改！”工会代表发出严重警告说：“不恢复老王的工作，我们全体工人都不干了！”洋大班气急败坏地说：“你煽动罢工，连你一起开除！”

工会会长向劳动组合书记部汇报，决定发动全厂罢工。26日早晨，新老两厂上工汽笛响了许久，厂房却依然空荡无人。洋老板远远低估了工会的号召力和工人们的团结性。就连之前曾经破坏过罢工的工头王凤山，此次也因工厂老板和大班实在欺人太甚而感到气愤，愿意和工人站在一起抗争。

见王凤山悔改转变，李启汉还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欢迎王凤山君的反悔》，原文如下：

浦东英美烟厂工头有位王凤山君，当7月间该厂大罢工的时候，未免一时糊涂，致受大众的攻击（请参考本刊的创刊号，同第3号劳动界消息）。现在他居然反悔转来与大家工友有共同生死的感慨（请参看本号本埠劳动消息首一段），这是一件最可欢迎的事，我们对于此种事体，并有无限的感想；对于王君，更有无限的希望！

工头与工人，本是一体，倘若工人做12点钟工，工头不是也跟着累12个钟头吗，工人的工钱不够吃用，工头比他们富贵得多少呢？如果不黑良心，不敲竹篙（杠）的，也和工人是差不多咧！所以工人苦，工头也是苦的。工头所以要谄媚资本家（厂主）来压迫工人，无非是想资本家（厂主）多给点他的工钱。试问这样的工头有几个发了财当了资本家的呢？有几个有好下落的呢……我们想要加工钱，联络全厂工人，大家一起来要求加工钱，不是比一个人想加工钱而害及大多数同胞义气兄弟的事义气多了吗？不是比个人做的能靠得住些吗？如果说怕开除，这是猪头三说的话。我们既是与工人大家联络结合团体了，厂里还敢随便开除你吗？我们有这些的感想，所以对于王君这种的反悔是非常的欢迎的！还望王君从今后同工人一同走，大家紧紧的结合以谋大家自己的幸福！更希望一班的工头先生们，赶快觉悟起来，以王君为模样，急与工人携手，共谋幸福。

上次大罢工带来的损失余痛犹存，此次工人的团结与决心不减，厂方终于妥协。27日下午，两厂工人开第二次大会。厂方派人到会向工人表示：愿把总管张文元调走，恢复工会代表和老王的工作，并补贴罢工期内的工资。见罢工目的达成，工人们于次日复工。

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带领下，先后举行的两次大罢工，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并都取得胜利的成果。这使得上海工人对新型工会有了更大的信任和归属感，也因为斗争胜利的鼓舞而产生更大的勇气和信心。

创办《劳动周刊》

早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前，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创办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广州的《劳动者》等期刊。这些期刊以大量的材料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报道和介绍了国内外工人运动的消息。

中共一大胜利召开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之后，十分重视宣传动员工人群众，创办了《劳动周刊》，作为党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发刊词说：

我们这个周刊是比不得有产阶级的报纸，有产阶级的报纸，是只记得金钱，那里记得什么公道正义呢！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

《劳动周刊》是上海最早的工人报纸，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这是一份四开的小型报纸，每周六出版，设有评论、通讯、连载、社会调查、工会消息、世界要闻等栏目。当时，不少工人都从《劳动周刊》中受到教育，积极参加工会活动。

《劳动周刊》日益扩大的影响，遭到帝国主义军阀政府的仇视，1922年6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了李启汉。6月9日，工部勒令《劳动周刊》停刊。该报自创办至停刊是10个月，共出版41期。

《劳动周刊》的主要任务，是通俗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该刊的出版发行，表明中国工人开始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活动，是中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获得新发展的一个标志。

中共一大结束后，回到湖南的毛泽东，担任了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来到安源，深入群众，先后考察了总平巷、锅炉房和工人餐宿处，下到矿井工作面，与工人促膝谈心，用工人亲身经历的事实，向工人讲述革命道理。回到长沙后，他立即给安源工人寄送《工人周刊》和《劳动周刊》等革命刊物。

李启汉十分重视《劳动周刊》的出版，虽然平时经常东奔西跑异常忙碌，依然抽出不少时间来做编辑和撰稿工作。他的文章通俗易懂，很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在《劳动周刊》第十四号上，李启汉发表了题为《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的文章。文章中说：“我们都是受痛苦的弟兄，都是没有产业被压迫的同胞，无论他是宁波、湖北、江北或本地，应该大家联合起来，共谋幸福，为什么要分什么帮来自己害自己的同胞呢？两帮之间互争生意，不是打架，伤人害命，就是被资本家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必定选择能使他多得利益的一帮。这样一来，不是工人自己受了大害吗？”

当时上海有十几个形形色色的工会，它是由一些市侩和流氓凑合起来的。他们假借工会名义，挂着工会招牌，在工人中招摇撞骗，在劳资斗争激烈的时候，就从中捣鬼，袒护资方利益。这种招牌工会，是当时工人群众在组织真正工会过程中的大障碍。针对这种现象，李启汉在《劳动周刊》发表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市侩们举办黄色工会的阴谋，指出：“这种工会的目的是叫工人安分守己，不要反抗总管（即厂长）。”

在1921年12月3日的第十六号《劳动周刊》上，李启汉发表题为《请看谁打胜仗》的评论，总结半年来工人罢工斗争的经验。评论中说：京汉铁路因为团体力量大的缘故，只有决议，尚未实行罢工，“就居然得到满意的胜利，增加工资。这是第一次铁路工人有团体的效验！”这次罢工，为的是数十个小工失业，争的是人格问题，不几天，硬使那万恶的军阀都屈服，所要求的条件，条条都通过，件件都服从。为什么这么顺利呢？“这也是他们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的力量”。工人的罢工一定要有明确目标，要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要以“工友们大众的利益和幸福为重”，因为资方可以无故开除一两个工友，将来就可以无故开除大众；可以无故虐待一两个工友，将来就可以无故虐待大众；可以无故扣罚一两个工友的工钱，将来就可以扣罚大众的工钱。所以“为一两个工友争利益和幸福，就是为大众工友争利益和幸福”。

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各地一些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工会纷纷成立。《劳动周刊》对此作了及时详细的报道，从而起到了互相推动交流的作用。

《劳动周刊》办得出色，广受工人的欢迎，工人说它是“指路明灯”。《共产党》月刊称赞它“办得很完善，增进劳动者的知识，真是教育训练工人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

1922年农历新年，一张特别的贺年贴传遍上海滩。在陈独秀的建议下，《劳动周刊》的主创团队李启汉、沈雁冰、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共产党人，通过发放贺年帖的形式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这张贺年帖，一面写着“恭贺新禧”，另一面写着李启汉作的《太平歌》：

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上海的共产党、青年团员、工人骨干100余人，在室内沿街每家送一张贺年帖，共散发6万张，在新世界等公共场所散发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传单2万张。市民看到贺年帖，不禁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这别出心裁的拜年之举，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 AvK07rQZ8iMpKYilRHqFupV292/XjmS4ov4X923UYjmeoZyFWVDcCgee0Z0Hf4L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