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的胜利”与“北李南陈”

1918年11月15日，秋末冬初的北京寒意渐深，但呼啸的朔风阻挡不了年轻人的热情。

这天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日子。而在几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电报传到北京，全城沸腾。前一年8月，中国政府提出对德奥宣战，但由于国会解散未能通过宣战案。在战争结束前6天，宣战案终于获得参众两院通过，中国搭上了成为战胜国的末班车。

北京教育界决定从11月14日至16日放假三天以示庆祝。天安门广场上民众云集，围观北京大学举办的演讲会。

讲坛上一位着长衫、戴金丝边框眼镜，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留着浓黑八字胡的演讲者，声若洪钟地慷慨陈词：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进步学生、爱国青年、各行各业的民众们尽皆受到鼓舞，群情激昂，雷暴的掌声、赞同呼应声、激动的爱国口号声一时间此起彼伏、经久不歇。

这位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的演说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在此篇著名演说稿《庶民的胜利》中，他这样说道：

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个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接下来，他又写下了《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文中这样写道：

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夹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同时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五期。

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当时深受青年读者的热爱，社会影响力极大。

青年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曾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回忆道：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已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李大钊在当时被并称为“北李南陈”。

《新青年》的号角响彻大地

年长李大钊10岁的陈独秀出生于安徽安庆，名庆同，字仲甫。独秀原是他的笔名。陈独秀曾先后4次赴日求学。那个时期的日本，一度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懂日语、英语、法语的他，在日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在国内他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办过进步报纸，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等社团，是非常活跃的革命分子。经历过诸多坎坷起伏之后，他领悟到只有从思想上启蒙民众，尤其是青年，才能推进革命。

1915年夏，36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当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创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六点见解：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隐退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认为，科学与人权（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焉”。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青年杂志》，针砭时弊，犀利新锐。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则更加名副其实，倡导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

1916年11月，陈独秀赴北平为挚友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招股募资。12月26日，刚刚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蔡元培前来拜访，诚心力邀陈独秀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并建议将《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办，说北大人才荟萃，能让杂志办得更好。陈独秀深知蔡元培所言不虚，爽快答应，并向蔡元培举荐了当时正留学美国的胡适。

次年1月13日，陈独秀收到了由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教育部令第三号”：

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科学长。此令。

1月下旬，陈独秀上任，《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搬到了他当时被安排居住的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

在力主改革、广招贤良的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之下，群英汇聚在北京大学。身为文科学长、又为《新青年》杂志主编的陈独秀，自然也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者都吸纳至编辑部。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看看当时的编辑名单，便可知《新青年》有怎样强大的实力。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鲁迅的《狂人日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就此出现，一声声号角吹响。

1917年4月号的《新青年》杂志，一篇《体育之研究》登出，作者署名是“二十八画生”。多年之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笑谈“二十八画生”的来历，说自己的姓名笔画正好是二十八画。这篇《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公开发布的首篇文章。

当时，初出茅庐的毛泽东平生首次来北京，投宿在恩师杨昌济家中。后经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

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月薪8元。后来，毛泽东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他在北京大学的收获：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之后，毛泽东还去拜访了陈独秀和胡适。在北京大学工作学习半年之后，这位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二十八画生”经上海回了湖南。然而在北京大学做图书助理员的这段经历，对于他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让他从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五四惊雷

“取消二十一条！”

“保我主权！”

“还我青岛！”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

1919年5月1日，上海英文版《大陆报》首先发布了爆炸性的新闻：身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归还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却被美、英、法、意四国元首组成的“四人会议”否决。

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外交惨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群情激愤。5月4日中午，3000多名学生集合在天安门前，愤怒的呼号声越来越响亮、浩大。

当时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正在宴请驻日公使章宗祥和了解对日谈判机密的三位要员钱能训、陆宗舆、曹汝霖。学生游行的消息打断了开始不久的午宴。被学生们称为三大卖国贼的曹、陆、章心生恐惧，乱了阵脚。原来，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是曹汝霖、陆宗舆1915年跟日本驻华公使密谈而成的。而章宗祥则在日本与日本外相后藤进行密谈，对于日本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时，他竟“欣然同意”。

总统徐世昌离席，让国务总理钱能训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命令：“妥速解散、不许学生集会、不许学生游行！”

慌慌张张欲回家的曹汝霖和章宗祥，乘轿车经狭窄的赵家楼胡同来到曹宅。曹汝霖命仆人带章宗祥躲进地下锅炉房，自己则躲进一个小小的箱子间。

游行的队伍移动至曹宅门口，大门被撞开，愤怒的学生蜂拥而入，四下寻找曹汝霖要“痛打卖国贼”。躲在锅炉房的章宗祥听到楼上放火，赶忙跑出来向后门奔走，却被学生误认成曹汝霖围攻……

待警察总监赶到时，多数学生已离开，23名未来得及撤离的学生被被捕。

次日，为了声援被捕的学生，北京各大学学生开始罢课。

北京各界，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民众纷纷加入声援行动。五四惊雷响彻了处处凋敝、破败沉闷的中国大地。

《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

1919年5月9日，北京大学蔡元培突然留下辞职启事出走。

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公众场合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接着陈家即《新青年》编辑部被搜查。

这一切皆因五四运动激怒了北洋军阀政府。他们将枪口对准了北京大学、《新青年》编辑部和“北李南陈”。

6月13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被北京各家报纸刊登，又被全国各大报转载，激起众怒，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孙中山提到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以此表示要求释放陈独秀的坚决态度。

迫于社会各界重重舆论的压力，被关押98天的陈独秀终于在同乡的担保下走出监狱。

陈独秀出狱的那天，1919年9月16日，天津十位男青年和十位女青年成立了名为“觉悟社”的新团体，领导人是21岁的周恩来。

次年2月中旬，由于追捕陈独秀的风声又起且日渐加紧，他不得不离开北京躲避。

星光依稀的凌晨，一辆骡车驶出朝阳门，往天津方向去。车上两位乘客，看穿着像是一位土财主和一位账房先生。年关将近，正是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因此没人注意到这两位有何异常。其实这是扮成账房先生的李大钊在护送扮成土财主的陈独秀脱离险境。

有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北李”护送“南陈”的路上，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专心交流商量，曾共同约定一件严肃而重大的事，那就是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北李南陈，相约建党”成为一段佳话。

在天津码头与李大钊分别后，陈独秀乘轮船来到上海。时值除夕夜，处处洋溢着喜庆之气。

鞭炮声、舞厅戏院的乐曲声，饭馆里的划拳、石库门窗子里搓麻将声……熙攘喧闹、年味十足的上海，终于令陈独秀松了口气，他叫了辆黄包车，去一家不易引人注目的旅社下榻。

上海及各地共产党小组的成立

1920年4月初，繁华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不远处一幢外国公寓里，来了三男两女五位新客人，其中一位看外貌是中国人，却俄语流利，他们都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护照，自称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此后又有两位从不同途径赶来的俄国人前来会合。他们对外宣称，此行的目的是筹建一家通讯社，促进中俄两国的信息交流。

他们首先“采访”了北京大学两位俄籍教授，又“采访”了李大钊和部分北京大学的学生。之后这些自称《生活报》的记者，两位留在北京继续与李大钊保持联系，四位前往上海继续“采访”工作。

四月下旬，住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被一位不请自来的访客搞得有些不悦，但看到对方递上的信封上是李大钊熟悉的笔迹后立马热情起来。接下来一段时间，俄国《生活报》的记者频频来访。陈独秀与来访者之间的谈话逐渐从客堂间转到楼上，声音也越来越低。

访客们从原先居住的大东旅社搬到法租界霞飞路716号住下，又在英租界爱德华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团的牌子。随后他们“采访”了上海社会各界很多人。

在中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之后，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形势的苏俄及共产国际从不同途径派出各种身份的人来华活动，这实际上是表明他们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渴望和关切。先后访问了“北李南陈”的俄“《生活报》记者团”也是基于这一目的而来。他们的负责人维经斯基经历过严峻的生死考验，又具备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担任维经斯基翻译的杨明斋原籍中国山东，曾参加过苏维埃保卫战，还曾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为布尔什维克做地下工作。

当时在上海两个月余的陈独秀，已然像他在北京大学时一样，将自己的住所变成了先进知识分子的聚集处。《觉悟报》主编邵力子，才子李书城、李汉俊两兄弟，《星期评论》编辑部的戴季陶、沈玄庐，《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他们都曾留学日本，从日文版的图书中知道了马克思主义。

与环龙路渔阳里相距不远的霞飞路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76号）是戴季陶的居所，维经斯基“采访”过他之后觉得他的家适合开会，于是各种聚会就在那里举行。

维经斯基在北京“采访”李大钊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维经斯基来到上海，与陈独秀以及他经常来往的几位“笔杆子”开了几次座谈会之后明确提出，建党的设想。虽说张东荪与戴季陶先后因故退出，其他人却并未动摇。戴季陶搬走后，杨明斋租下新渔阳里6号，聚会人数不断增加，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李达、刘少奇、沈雁冰等名字出现在名单上。

据李达回忆，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

党的名字一时不能决定，陈独秀曾写信跟李大钊和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张申府商量。根据张申府的回忆，他在和李大钊商量之后的回信中说：“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小组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人。

筹备建党的事紧锣密鼓，进展迅速。

常为《民国日报》《觉悟》版副刊撰稿的陈望道通英语、日语，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且中文文学修养高。在邵力子的邀约下，他利用春假回老家义乌乡下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为加快建党的筹备工作助力。此后他搬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那里住下，成为《新青年》编辑。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推出面目全新的《劳动节纪念号》，刊出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

8月，《共产党宣言》初版印1000册，9月再版1000册。《共产党宣言》的发行，使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获得极大的鼓舞。

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期间，列宁在苏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与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见面，准备再次直接派出共产国际代表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

继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之后，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也在上海诞生。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风、叶天底8位年轻人发起成立了青年团，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青年团的名称几经更改，1957年5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发起人中最年轻的21岁的俞秀松担任书记。

新渔阳里6号从此愈加热闹起来。楼下的堂客间一张大圆桌可供十几个人同时进餐。楼下一间厢房里，摆着一排排的长凳、课桌，墙上挂着黑板。楼上的客堂间、厢房架着铺板，可以供很多人居住。

此时的新渔阳里6号完全对外公开，在1920年9月28日的《民国日报》广告上登了广告，称此地是外国语学社，对外招生。大门口还挂出白底黑字、魏碑体的招牌。屋内不时传出俄语、日语、法语、英语等各种语言的声音，俨然真的是个外国语学社。

其实这些学生都是通过各种途径介绍入学的，而介绍者基本都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小组的成员。外地来的学生也都由进步团体介绍而来。学员大多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俄语的青年最多，将来会分批送往苏俄训练，培养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干部。

1920年11月7日，名为《共产党》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杂志的编辑部地址保密、所刊文章皆署化名，杂志的印刷、发行也保密。但是杂志的广告却公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这家杂志是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首次鲜明地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表明小组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

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经过小组讨论之后，由陈独秀执笔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可以说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篇重要历史文献。这份《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

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

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带动下，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都行动起来。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京大学的“亢慕义斋”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亢慕义斋”既“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悬着一副对联：

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

此联表达了不畏险阻的革命决心。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第二个共产党组织，并迅速吸纳新成员壮大起来。

在1919年初结束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曾返回故乡湖南途中来上海访问过陈独秀的毛泽东，将湖南长沙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主义的会员，组织成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武汉、济南、广州与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紧跟上海与北京的步伐，先后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维经斯基所率的“记者团”，来到中国后8个月便圆满地完成俄共（布）远东局所赋予的使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返回苏俄前，他曾经表示：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表明共产主义之火已在中国点燃。

中共一大的召开

7月的上海，白日酷热难耐，天暗之后暑气才得消减。位于法租界的贝勒路，往常到了夜间十分清静，这一日却不时能瞧见人影，而且这些人都朝望志路与贝勒路交叉口的一幢青红砖房子的后门去了。

那栋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居住于此。李书城家人口不多，空间却宽敞，正是开会的好地方。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向大家提议来自己家中开会，得到一致的支持。

1921年7月23日晚，李公馆楼下餐厅，15人围着的长方大餐桌而坐。这些从莫斯科，从伊尔库茨克，从日本，从中国的北京、湖北、湖南、山东、广州而来的讲着不同语言、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终于聚在一起。

这15人分别是：

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

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广州代表：陈公博

旅日代表：周佛海

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

除去两位国际代表，但从中国代表当时的年龄来看，最年长者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才19岁，30岁以下者有10位，而综合15位代表的年龄，平均只有28岁，恰好是毛泽东的年龄。

这是一场年轻的、热血澎湃的、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仰的聚会。

除到场13位中国代表外，还有几位应该出席会议却因种种原因而未到。

对于“北李南陈”缺席的原因一直广受关注和猜测。根据几位到场代表的回忆，李大钊可能是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杂不能抽身。而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广州大学预科校长，忙于筹款修建校舍，担心离开后影响筹款之事；另外他曾认为有几位代表是自己的学生，若自己去做了发言学生就没什么可讲的了。

首次会议的现场氛围比较随意，先来者先坐，不讲究座次排序。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紧挨着大餐桌就座。

在预备会议上被推选为主席的张国焘做主持。他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之后，提出了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致辞。

尼克尔斯基发言结束后，第一次会议便结束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唯一一次全体到齐的会议。

此后，24日进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25、26日休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27、28、29日进行了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在这期间，代表们在一些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遍布修改、补充的笔记。

会议进行到7月30日晚上，闷热的天气并未影响代表们开会的积极性。李公馆楼下的餐厅里又一次坐满了人，连前几日因察觉到自己被监视而担心影响会议召开而未出席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已到场。只有周佛海因突发肠胃炎缺席。

晚上8点多钟，代表俱已坐定，马林正要开始讲话。突然有一名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四下环顾，声称找“社联王主席”，又说找错了地方，匆匆离开。

警惕性极高的马林意识到眼下李公馆已不再安全，建议立即休会，代表们马上从前面撤离。这位擅闯者究竟是何人，一度是历史谜题。后来经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的考证，终于弄清楚此人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程子卿。当时程子卿并不知晓中共一大之事，只是听说一个国外“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便前去查看。

被打断的会议需要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继续进行。李达的妻子、担任会议接待工作的王会悟女士建议次日一早乘火车去往嘉兴，在嘉兴南湖上租条船继续开会。她曾在嘉兴师范学校读书，对于当地的环境和各种情况都很熟悉，且嘉兴南湖游人少、安静又安全。她的提议得到了代表的一致赞同……

夏日雨后，碧波百顷，清风徐来，翠荷荡漾。南湖泛舟，远离了喧嚣与监视，入眼皆是深浅浓淡的绿意。

在如此秀丽、清凉、宁静的环境中开会，代表们的心绪也放松下来，讨论过程不再激烈，会议进行得十分顺畅。

在这最后一次会议中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接下来通过了第二个文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据李达回忆，那天的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但当时全国的党员不超过五十人，各地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陈独秀当选为书记，张国焘当选为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宣传主任。

南湖会议到下午6时结束，主持者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轻呼口号：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如果说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与闭幕是漫漫征途迈出的第一步，那也是决定性的一步；一群那个时代最富有豪情壮志的青年人，共同创造和见证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天换地的篇章。

在中共一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

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

开展工人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的主要工作之一。其实在建党期间，上海、北京等各地的共产党小组已经尝试组织和引导工人进行一些学习、宣传、罢工等早期活动，虽然方式方法不够成熟、成效也未必都理想，却为之后工人运动的开展积累了经验，做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