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到上海时，正值春暖花开。

1922年，3月的上海春暖乍寒，杨柳泛绿，青草依依。

这次来上海，达林是作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具体帮助筹备团“一大”的事情的。

如果早半年，不要说开青年团一大，一度遍地开花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处于临时解散状态。主要原因是青年团的队伍中间，团员成分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意见常常不一致，彼此互相冲突，加之俞秀松、张太雷等骨干陆续到苏俄学习等，缺乏组织者。

1921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暂时解散。

1921年11月，张太雷受少共国际和中共委托，重新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信奉马克思主义，并成立团临时中央局。

1922年1月2日，施存统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搭日轮长陆丸号抵沪。施存统回国后，中共中央派他负责团临时中央局工作。上海大沽路三五六号（今大沽路400号）系团临时中央局办公地址，三五七号（今402号）为团上海地方委员会会所，兼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所。

达林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并就会议召开进行商讨。

开会地点原定在上海。但当时，由于中国包括上海在内的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直接的统治压迫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受到制约，很不安全。

会议地点选在哪里比较合适？人们集思广益，议论纷纷。最后，大家一致把目光投向了广东。

当时，广东省深受孙中山民主思想影响，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谭平山向上海方面建议：“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

谭山平的话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当时，孙中山还愿意直接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提供支持，会见并设宴招待与会代表。因此，团临时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将会议地点定在了广州，时间是1922年5月5日。

之所以确定在5月5日这一天，是因为这一天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达林在《中国回忆录》中解释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变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团代表大会赶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即强调了团的发展方向”。

组织会议本来就是一项十分烦琐的事情，从会议内容到人员确定，从纲领制定到徽章设计，从会议议程到活动安排，每一样都需要精心准备。

更何况，这还是第一次。

张太雷和达林提前南下前往广州。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1922年4月6日的信中提道：“望您筹措经费，我给达林弄到6000墨西哥元借款，他已携款由我们两名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中共党员陪同去南方了。”

在汕头一家小旅馆里，张太雷等人起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纲、团章等各种决议草案。

达林在回忆录中提道：令人讨厌的中国白蛉子看来是站在外国帝国主义一边。在我们讨论、协商时它们肆无忌惮地叮咬我们。结果我们的脸、手和脚都起了大包。

工作进展很快，大家配合协调，一鼓作气准备好了全部文件。大家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达林唱的是俄语，张太雷唱的是英语，不同的语言在这个小房间里汇成一曲激情的交响乐。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组织的第一份团纲和团章。

达林回忆时兴奋地说：“在这些文件中，我们宣告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死刑。”

距离开会的日子越来越近。正式会议召开前，他们还专门组织召开了三次预备会议。

5月1日下午四点半到七点半，第一次筹备会议召开。

这次会议出席者有“中央部”的张太雷、施存统和武汉、天津、北京等地的代表共15人，讨论了组建委员会办理大会事务、提案、大会主席、代表旅费等6项问题。

第一个有关各委员会的成员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记录写到第三页的时候，蔡和森说了句：“请速决定各委员会的人数吧。”记录翻到第四页，讨论仍未结束。张太雷问：“全体代表加入委员会呢，还是代表中推选一部分人……”谁知下一句记录是：“蔡和森宣告取消会议”。

不过，张太雷认为，“此问题须郑重讨论”，会议又继续了。最后决定统务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各7人，剩下的人都加入组织委员会。

5月2日上午，举行的统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7位职员的职务。统务委员会共分三股：第一股，党纲起草员蔡和森；章程起草员张椿年（太雷）；提案征集员邓仲澥（中夏）。第二股，文牍员国昌（施存统）；记录员俞秀松；新闻员陈公博。第三股，杂务员张继武。

3日下午一点，统务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问题”“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纲领及章程”等问题，做好了正式会议的准备。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隆重召开。

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国15个地方的代表25人：团临时中央兼上海团的代表张椿年（张太雷）、方国昌（施存统）、蔡和森；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许白昊、梁鹏云、李启汉、彭大汉、吴海棠；北京的莫耀明；唐山的树彝；保定的张仲毅；天津的吕一鸣；武汉的张绍康；杭州的俞秀松；广东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梁复然；还有代表地区不明的王振翼（王仲一）、张继武、王仲强；朝鲜青年团代表太洪也出席……

5日的广州东园，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人人笑容满面，喜气洋洋。

下午一时，张太雷走上主席台，致开幕词。

“现在宣布开会，请奏乐。”

奏乐完毕，张太雷又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社会革命的歌，所以请诸位三呼‘社会革命万岁’罢。”

他在开幕词中还提出了青年团的标语：“倘使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打倒，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青年反对中国的军阀，因为军阀是中国进化最大的阻力。所以我们的标语是：帮助劳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联络革命运动，并且帮助中国无产阶级训练，而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敢死队。”

1922年，年仅24岁的会议主席张太雷在青年团一大的开幕式上文采飞扬，激情四射。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海外寻档”报道组发现了80页用毛笔书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会议记录。张太雷的上述演讲词便在其中。

在当时的记录里，这句话的最后三个字是“先锋队”，后来记录者在“先锋”二字上画了两个圈圈，最终改为“敢死队”。

会议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尚德（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执行委员，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

会议一致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际青年团之关系议决案》等。

会议期间，达林代表青年共产国际致辞，并作了《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讲。陈独秀也作了题为《马克思的两个精神》的演讲，对马克思实际研究和实际运动的两个精神做了解读；施存统作关于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和上海青年团情况的报告；广东的谭平山、北京的邓中夏、长沙的易礼容、南京的莫耀明等，分别作了本地青年团情况的报告。

最后，首任书记施存统汇报了临时中央局和上海青年团的情况。

整个会议历时六天，可谓大获丰收。

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建立，中国青年运动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

青年团一大的召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党团明确分开。

如今，青年团一大会议的旧址位于广州越秀南汽车站对面，是一幢醒目的红白相间的两层洋楼。大门边上镶嵌着一块石碑，上刻“东园”两个大字。

其实，当时的东园并没有那么气派。一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老人回忆，园内有一座用毛竹搭起的棚子，面积有30多平方米，人们平日里用来讲故事和乘凉。青年团一大开会时，它就被布置成了一个主席台。就在这样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的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纲领中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民主革命任务。

要做一番伟大的事业，总得在青年时代开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使之真正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从这以后，作为党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带动广大青年，参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

他们是如何参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呢？

1922年5月1日发表在《先驱》第七号上的一篇《敬告工人》的文章中，深切诠释了青年的责任和担当，乃至影响着的思想和力量。

工人同志呀！

今日不是处在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牺牲下面的全世界工人阶级（除开一九一七年业已革命成功的俄罗斯工人）的五月一日吗？不是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距今三十六年前）美国芝加哥地方的资本家、政府、警察、法律惨杀工人们的纪念日吗？不是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国际工人社会党大会（在法国巴黎开会）采用这个日期，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要求各国资本家实行每日八小时劳动制的常年示威运动日吗？

工人同志呀！

我们应当切记不要认错了五月一日的性质：五月一日不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庆祝节，乃是世界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下面不堪痛苦起来大示威的日子；不当只是斯斯文文地纪念本阶级过去底失败、流血的悲惨，而且要藉此开拓将来的命运，充分发挥阶级争斗的精神，壮壮烈烈地表示全阶级要求解放的伟大势力。

工人同志呀！

五月一日乃是我们将来能不能以自己的势力解放自己的试验日！所以三十多年以来，英、法、德、奥、意、比以及美国的工人们，到了这一日莫不一律停工，举行普遍的大示威：一面要求立刻施行八小时劳动制；一面表示革命和解放的志愿。我们现在怎样呢？

我们现在的劳动时间，不是在十一二小时以上吗？我们现在的工价不是赶不上衣、食、住，生活价格的昂贵吗？我们的妻子，不是要挨饿吗？我们同阶级的朋友，不是常常失业、流离吗？我们不但在经济上处于被剥削、被奴隶的地位，就是在政治上也完全处于被压迫、被鱼肉的地位。我们罢工的自由，还没有得着保证，我们集会、结社、保护职业的权利，还没有得着法律上的地位。所以我们一旦罢工，就有警察来弹压我们，一旦组织工会，就被资本家政府指为谋乱机关，监禁我们的战士，枪毙我们的首领，解散我们的团体。如今年湖南政府枪毙劳工会首领黄爱和庞人铨就是明证。现在我们的反抗到哪里去了？！

工人同志呀！

我们不要怕资本家和资本家政府的势力，只要我们一旦把我们自己的反抗力，觉醒起来，我们的势力就比他们的大得多，不但可以抵抗他们，而且可以推翻他们。如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在这几年中，把皇帝、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一律推翻，建设工人、兵士、农人的共和国，就是明证。

我们何以有这样大的势力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数比资本家多过千万倍，占人口最少数的资本家没有我们为他们做工，他们便是死蛇一条，不但不能发财，而且他们自身也要饿死而不能存在。然则我们对于今日这个重大的日子，应当怎样的急起直追，表示起来呢？

工人同志呀！我们今日应当一律停止工作，联合地表示起来呵！！！

上述文字，只不过青年团诸多运动的形式之一。但无论何种形式的活动，他们的根本只有一个：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受难的国家和受苦的人民！ C6vxNjw9Aq/khbtTjkgJDLyBNReX2+aO4z9PDQMa5WZ0Ay6fkj7pf6IYhXD6Za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