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迅速壮大，社会主义青年团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立志于改造旧世界的进步青年紧紧吸引在一起，成为共产党得力的助手。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的组织和运动，受到世界共产主义的关注。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赞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上海的组织是中国的中心……完全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派出代表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亮相。

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

1921年3月23日，张太雷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书记。

张太雷1898年6月17日出生，江苏武进人，原名张曾让，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太雷”。

张太雷幼年丧父，家境贫困。9岁那年，得外祖父资助，入常州西门外西郊小学读书。入学后，张太雷学习勤奋，每学期的成绩均列全班第一，书法也是全校学生中最突出的一个。课余，张太雷还阅读大量历史书籍、名人传记和文学作品，在同龄的小学生中是一位“饱学之士”。

1911年春，张太雷小学毕业，校长见他少年有志，十分喜爱，特意为他取学名张复，深含复兴家业之意，并资助他考进常州府中学堂预科学习……

张太雷进中学那年，正是辛亥革命发生的那一年，常州中学的一些老师当时已具有初步的民主爱国的革命思想，这些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少年张太雷。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张太雷与瞿秋白等要好的同学欢呼雀跃，带头剪掉辫子，走上街头，热情地进行革命宣传。

1915年春，张太雷因组织学生爱国运动，被学校除名。同年底，他考取天津的北洋大学法政科。为了不增加家庭负担，他一边念书，一边为《华北明星报》当英文翻译。靠自己的努力，他不但维持了上学所需的费用，还为每年的寒暑假回家积攒好路费。

在政治局势瞬息万变的日子里，张太雷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一面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基础知识，一面注意阅读新的报刊和书籍，了解国内外大事，寻求新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太雷作为天津的学生代表之一，来到北京和北京学生并肩战斗。经历了五四运动实践的洗礼，张太雷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这场爱国运动锻炼了张太雷，革命潮流迅速把他推上了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舞台。

1920年初，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张太雷以《明星报》职员为掩护，替他们当英文翻译，陪同其会晤李大钊，讨论中国建党问题。尔后，他又陪同他们到上海会见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进一步商量中国的建党问题，这也为后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埋下了伏笔……

1921年3月底，23岁的张太雷只身越境抵达俄国伊尔库茨克，向当时设在该市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了中国青年革命运动的情况。

报告内容大致如下：

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支部，是于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组织起来的。其后，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支部。但是，直到1921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而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起工作。当然，在这些混合的组织里，有我们自己的同志在监督和领导，并尽力将它们变为纯洁的共产主义组织。但到后来，我们确信，同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成员继续共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用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扬他们的目标和原则，而这些东西同我们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相矛盾的。为了阐述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清除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成分，我们认为，1921年3月召开的由各个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当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我们组织的机构与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待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同业公会和行会，对军队中的工作以及对于利用文化教育团体的态度，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共产党对于工会当前的任务的态度。

我们截止到目前（1921年）的工作，还只是准备性的。我们的通讯部，向中国报界，提供有关苏俄的消息、工人运动的消息，以及有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剖析美国“民主”实质的材料。我们的组织部，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该部同时还在不同的产业部门组织工会，并且，还将它所组织起来的上海冶金工会的代表，派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去组织该产业部门的地方工会。组织部还尽力打入到同业公会和行会的组织里，以期在里面建立起支部，将所有的无产阶级成分从中分化出来，达到建立起纯阶级的工会的目的。这项工作已在印刷工人的行会中，取得成功：我们已经把工人核心从里面分化了出来，并且建立了印刷工会。

我们在罢工运动方面，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几乎所有近期（1920年至1921年）的罢工斗争，都是由我们共产党员同志们组织和领导的。

我们的出版部，为工人出了一系列的周刊和报纸，以及多种小册子和传单。例如，有些标题为：《工会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如何组织工会》《两位工人关于朋友和敌人的对话》《共产党人是什么人》《一个士兵讲他为什么要打仗》《共产主义者的纲领》《现时的苏俄》等等。此外，出版部正在为水平较高的同志，发行一套独特的宣传书籍《袖珍本社会主义者丛书》，到目前为止，这套丛书第一批已经出版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们还出版了中文杂志《共产党》——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由于最近的一个时期，中国北洋军阀的警察，开始查禁这份杂志，为保守秘密，我们将该杂志不断地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出版。我们还利用了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其中的一期中央机关刊物，甚至是在法租界里印刷的……

……截至1921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七个省级党组织（均有选设的委员会）即：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武汉和香港等。

我们党认为自己当前的任务是：（1）进一步加强工会的组织，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建设的基础；（2）进一步巩固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威信，以便通过他们在工人及青年工人中加强宣传工作，用这些成员和部分学生来加强无产阶级类型的共青团组织；（3）通过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建立常设的中国书记处，来增强同远东书记处的组织联系；（4）帮助组织朝鲜和日本的共产党及共青团，这不仅要运用中国的工作经验，而且要为日本和朝鲜的同志，提供一切可能而又必需的组织条件；（5）着手翻译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首先要加快业已开始了的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中文的工作。

俞秀松赴俄参加国际性会议

1921年3月，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部致信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信中称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邀请上海派遣代表参加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这封信后在1921年5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4号上作了全文刊载。应该说，这次大会的参加，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青年更深入地了解世界局势乃至对自身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信的题目为：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

信中写道——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亲爱的朋友们！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政府知道社会主义的势力就在于他的国际的组织上。要维持他的统制世界的威权，资本主义把俄国的劳农政府四面围住，并且建立隔开各国无产阶级的障壁。在各要地检查邮件，搜检行李，所有此种的举动都是要想禁止社会党的国际宣传政策。

不管此种行为，革命的精神仍旧弥漫于全世界上，所有被压逼的人类，工人与农民，受苦的国家，妇女和少年，皆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赤旗下联合起来。

通过所有的阻碍，我们的国际中心要求的呼声，终久到了我们的耳中。虽然是很迟而且很不完备，但是我们知道此种报告的不完全，是我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困难中所免不了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力量尽力奋斗。

世界革命的先锋，国际青年社会党，由他在柏林的执行部，于最近时候，召集青年革命党第二次世界会议，此种消息竟达到我们了。

一百万以上的青年共产党皆要派遣他们的代表，以讨论推翻压制的旧世界的争斗问题，并解决新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建设问题。

所有欧洲、南北美及亚细亚两部——近东——都派代表到那里去。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止他们的行动，不怕失去了他们的职业，离了他们的学校，别了他们的家属，也不怕囚禁和死亡。

第一次国家青年社会党会议于1919年11月在柏林举行。所有从各国来的代表，都被禁阻。全会遭到非法的不行，被有产阶级警察监视，只有关于实际奋斗的问题，持出讨论。所有一切须时间而谨慎考察的问题都忽略过去。

以后国际青年党的数量与势力逐渐增加。全部政治的地位，渐渐放松——就是资本主义的势力逐渐弱下来——这就是由于红军的胜利。在红军内青年共产党仍旧为其先锋。新组合到处都建立起来，许多是在亚洲的。在东方各国青年中，新的宣传方法，就使用起来。在远东各国受苦的群众，退化而在黑暗中，学生远远都是革命的。在1920年的夏间，国际执行部在中欧某处，开了一次会议。他议决执行委员会应该于1921年召开第二次国际会议。此处会议应在比第一次较自由的国家开会。

……

我知道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因为没有全中国的同盟，我在国际青年共产党的名义底下，亲爱的上海青年团的诸位朋友呀！送给诸位以此种选举一位代表当我们的第二次国际会议的邀请。

所有专门问题都能够在国际党并他的各机关中解决。到会议地方的旅行都要布置好，言语问题也要翻译者来解决他。如同各次国际会议所尝为者一样。

如果有很充足的时间，中国青年社会党也许能研究青年国际运动的问题，以为参考。并派一名代表中国的代表，用他的名义发言。因为现在不能这样做，所以你们一定要派一位代表，有发言而无选举之权，最重要的就是为报告之用。你们所举的朋友是你们所熟知的，并且相信的，他将完全研究国际青年运动的计划，有他的实际和理想。

只等他回国，并且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后，你们才可以对于此种问题摆下你们的决定。

派遣代表的事，对于中国革命将有极大的结果。因为派代表的缘故，中国才第一次与国际社会运动接近。无论几多的文学，几千几百的讲演和讨论，都没有比派遣从你们中举出的一个代表，这样能够使你们和国际联合。

我知道在中国革命力量是非常缺乏。你们派去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三个月之久，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他到那个地方也将十分受所有各国的革命党青年的欢迎。你们的代表带你们的经验给此会议者少，而带来会议的经验给你们者多。

你们派遣代表不要怀疑，不要不决定罢！革命的中国，万国无产阶级同胞一分子的中国万岁！人道的解放者共产主义万岁！

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部，谷林上

诚恳邀请的背后，也意味着当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力量已经不仅仅是零散的、弱小的。这次会议背后更深远的意义，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为以后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收到邀请信后，党的早期组织准备派遣俞秀松前去参加会议。

1921年3月29日，俞秀松离沪，经北京、满洲里赴苏俄。

到达哈尔滨时，俞秀松给家中写信，向家人告知赴俄的缘由。信中写道：“我这次赴R（即苏俄），有三个目的使我不得不立刻就走：（1）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定于四月十五日在R京（即莫斯科）开大会，他们于前月特派代表到中国请派代表与会。我被上海的同志们推选为代表。（2）上海我们的团体有派送学生留俄的事，我又被同志们推为留俄学生代表，因此又不能先往R去接洽。（3）我早已决定要赴R求些知识以弥补我的知识荒，乘了上面的两种公事的时机，我便不顾别的就走了。”

同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张太雷、俞秀松以正式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大会，瞿秋白以北京《晨报》驻苏俄记者身份参加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陈为人、王一飞、卜士奇、袁笃实、任岳、吴芳等。俞秀松、张太雷多次致信共产国际资格审查委员会及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抗议资格审查委员会向江亢虎（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代表的双重身份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大会）颁发大会代表证；此外，前来莫斯科的袁笃实、任岳、陈为人、彭湃等13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与俞秀松联名致信共产国际资格审查委员会抗议江亢虎出席大会。

7月9日，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开幕，俞秀松、张太雷、陈为人参加。大会于7月23日闭幕。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柏林迁到莫斯科。大会闭幕后，俞秀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数月。 AF4VgoUqfYukMJux7QGKZJLPo2pH/IJM1TEjR6TXlA8gILd2BrwKqoQPwTezCt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