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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初，共产国际为培养亚洲国家的革命力量，莫斯科创办了俄国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又名斯大林大学），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斯维尔德洛夫担任校长，斯大林担任名誉校长。学校创办后，即向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了派学员留学的邀请。
为了选派合适的人员留学，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专门组成教育委员会，负责从外国语学社中选送团员、青年赴留学。
3月9日，春寒料峭，在上海的外国语学社确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第一批成员，结束了在外国语学社为时半年的学习，启程赴俄，其中包括秦抱朴、梦周、杜小马等10人。当年外国语学社有多批学生赴俄，先后有董锄平、华林、庄文恭、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等。
在码头上，听着汽笛声，这些年轻人的眼睛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在那个遥远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他们。
即将出发和送行的学员们都不知道，他们为之献身的中国共产党即将于这一年7月在上海诞生……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走出去，也并非那么容易。
当时，中国进入苏联的渠道主要有三种：
最直接的路径是先到达哈尔滨。在那里乘坐中东路车抵达满洲里，由满洲里换乘前往苏联的车，可以直接抵达赤塔。这条路线，如果满洲里不耽搁，三天左右时间就可到达，这条线路转折较少，客车设备也比较完整。但其中也有不太方便的地方，主要问题在于护照。当时，办理护照需要到满洲里外的十八里站，经中国军队检验才能放行。护照也可在北京外交部请领，或者在哈尔滨交涉署申请。申请护照时必须有同乡的荐任官作为担保，在哈尔滨须有铺保。即便如此，有时护照也并不管用，倘若遇到防范交通过激派的检查，常常也是视护照为废纸。
第二条路径经海参崴乘苏俄东海滨省铁道火车，至伯力，由伯力再转乘阿穆尔铁道火车，也可以到达赤塔。这条路原先行程不过五日半。后日本人借口防范过激主义，驻兵东海滨省的南部，以渔利为计。远东共和国势力尚不能及伯力以南，两方对峙，此道便不再通畅。
第三条在水路。此道由松黑航道入黑河。此处陆有铁路，水有航轮，也可以到达赤塔，并可免除办理护照等手续。但是，这条路转折太多，也最为迟缓。又加之松、黑两江通航时间仅有7个月，其余时间皆在冰冻中。而在这7个月中，只有两个月水位较充足，其余时间降水较少，虽然航程也就1000多公里，航期却需要一个月左右……
除却路线的艰难，走出国门又谈何容易？
但是，因为有梦想和信念的支撑，一切都可以克服。
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其本身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信念的力量是伟大的，它支持着人们生活，催促着人们奋斗，推动着人们进步，正是它，创造了世界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921年春天，曹靖华等人从上海启程去莫斯科，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多月，途中从上海坐船到海参崴，经日本长崎，在长崎装煤，停了半天。从海参崴到伯力中间要过一段“无人区”，有几里地，这是红白对峙区，通过这个区很危险。
曹靖华回国后，写了一个剧本，叫《恐怖之夜》，1923年6月4日《晨报》副刊开始连载。这是个多幕剧，以戏剧形式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剧情大致是这样：在海参崴时，曹靖华等人与“红胡子”头目住在一个旅馆，“红胡子”头目看他们西服革履的，以为是很有钱的富商，便一直跟着拟趁机打劫。到了西伯利亚中间，苏联红军又把曹靖华他们当成日本人派往苏联的间谍，而曹靖华一行把红军当成了白军，成了真正的“捉迷藏”……
在海参崴，每人领了通行证，俄文打印，他们看不懂。王一飞交给他们时，说这是命根子，既不能丢，又不能被敌人发现，必须保存好。
如何保存，组织上没有具体交代。
在红军搜查时，未发现他们的通行证，怀疑来路不明。当时他们都很紧张。后来红军继续搜查，结果把吴葆萼的通行证搜出来了。吴是安徽人，为人忠厚，是非常好的一个同志，但后来得了神经病，随便讲话。当时曹靖华想，这下完了，两分钟后就没命了，真是“革命未成身先死啊”！没想到苏联红军看完通行证，把他们紧紧抱住，哈哈大笑。他们把红军证章拿出来给曹靖华等人看，说，我们是同志，是布尔什维克。曹靖华等人这才长出一口气……
曹靖华等人在伯力过了端午节。那时候火车走走停停，当年苏联火车不烧煤，而是烧劈柴。苏联那时没有面包，至于木材，西伯利亚的森林就像海洋一样。一停车，他们就要下来，帮助往车上搬劈柴。
曹靖华他们到莫斯科时，正好赶上开东方劳动大会。他们一去就进了东方大学学习。住的离东方大学很近，只隔一条马路。当时中国学生住在一个宿舍，很大的一间房子，住了一年。同学共30多人，编在一个班。刘少奇、任弼时、王一飞等，都是一个班的。还有几个人是从西方来的，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在那里待不下去了，来到苏联。
他们在东方大学学《共产党宣言》、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等。老师是苏联人，瞿秋白当翻译，还有一个翻译叫李宗吾，是同瞿秋白一起去莫斯科的。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一点计划也没有，他们连俄文字母都不怎么认识，可一去就让读俄文的《共产党宣言》，像没有牙齿啃钢条一样，硬啃。当时瞿秋白做了很多工作。他很热情、有学问，不是好高骛远的空想家。他告诉怎样学俄语，给了曹靖华等人很多帮助……
来来去去，去去来来，漫漫征途家国梦。
想更深入地探究这样一群青年的历史，了解他们走出国门寻找理想的艰与难，我们在秦抱朴的《赤俄游记》（上海—黑河）中节录了一些篇章：
在这沉寂的、半殖民地的古邦里，一切的活动都停止了，人们的生命也变成无意味了，那异乡的和风，又偏偏吹来，打动一般青年的好奇心。去，我们往自由的世界去！于是大家纷纷离开了故乡，往欧罗巴的法兰西去。似乎那里的工人也比这里的绅士快乐些，但实际如何呢？他们不能像普通的工人一样，做很苦的工作，于是他们的理想国也化为诅咒的所在了。
那共产化的俄罗斯，报告我们更好的消息，他那里已弃除了资本主义。这个新而且完全的制度已在横跨两大洲的国家里实现了。于是“往俄罗斯去”的口号，又成为青年学生的呼声了。
一九二零年的秋天，我自朋友处得到留俄的消息，听说某团体可以替我们做介绍人，我也欣然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专心学习俄文。是时他们说：“俄罗斯实行共产主义了，人人都须工作，但学生则每日工作五小时。”好，我们都愿意服从这样的条件。又因路费仅需自筹三十圆，所以我们只望早日起程了。
与我们一块去俄罗斯的，还有两名女生，于是那“共产”“共妻”的名词，又成为人家攻击我们的工具了。但种种的阻碍，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勇气。
……
二月某日我们搭着装货船动身了。同行者除江苏七人外，尚有四川一人。当时每人平均只带八十元，但此去究须多少路费，我们并不知道，不过我们的冒险心，预示我们可以往俄罗斯，大家以为一入俄境，便不生问题了。
船到大连，海关上有人来查，他们特别注意我们，再三盘问我们的去处，幸喜我们知道哈尔滨的街名，所以也敷衍过去。
我们将十人分成三组，以免人家注意。但其中一组在途中遇到了周折，日本警察查问他们的旅行劵，颇使我们惊心。
进旅馆后，我们也不敢到外面瞎走。有几位朋友吓得把俄文读本都抛弃了。当晚即搭车去长春。车上非常清洁，一切都很有秩序。
此时的天气渐渐冷了，似乎预示我们快到长春了。在长春我们也不敢久留，立即乘车下行。长春买票须以金卢布合算，但实际所缴者仍系华币，故卖票人易于从中作弊，车站上毫无秩序，上车非常困难。当时我们怕传染鼠疫，时时带着嘴套，所以呼吸也格外觉得困难。
次日车至哈尔滨，我拟即直去满洲里，但大家疲倦至极，所以都不愿即晚去满，谁知哈尔滨的消息，骤然打断了我们前进的希望。我们进旅馆后，伙计告诉我们说，往满洲里的车已经停止买票了。
过三天后，哈尔滨的报纸载了我们留俄的消息，结尾还写着“幸当局注意焉”六字，真使我们寒心。加以旅馆一时有丘八来往，有一两胆小朋友，每怀疑道：“怕是来抓我们罢！”
后来我们看实在不能急走，所以就租了一所房子住下，两位女朋友寄宿在朋友处。他方面仍进行取护照筹划款项。不久便自上海汇到四百元，所以经济问题暂时解决。
我们想尽各种办法，但总没法取得护照。最后我们想稍迟几月，候淞花江开冻后，再自黑河过去。因黑河与海兰泡仅一江之隔，彼此往来都不需护照，所以我们决定走这条路了。
哈尔滨生活程度太高，我们的经济又甚困难，所以我们中四人就到戍通公司任事，以补助在外朋友的生活费。
五月以后，满洲里被捕的十三位朋友自齐齐哈尔释归，盛言沿途的危险，劝我们不必前进，于是我们同行的人都灰心意绝，大家预备回南了。独我和廖仍决定去黑河一走。
廖君是四川人，我是上海人，语言不同，怕招旁人疑惑，于是我就搭轮先走。临行时我学会了化装术，把学生的面目变成商人的模样。但我心里时时刻刻疑心人家是侦探。船到黑河的时候已是深夜了。次日早晨我望见岸上行走的警察，我想他们也许接到什么电报，登岸后却不见有人注意我，我即搭着渡江船过去，于是一切的疑团也就无形打消了。但后来听说廖君到黑河后，几被警察拘禁起来，他们疑心他是胡子。但又把查防留俄学生的电报给他看，幸喜他还机敏，才脱离危险，渡过松花江……
柯庆施是第二批从渔阳里出发赴苏联留学的学员，他当时的名字叫柯怪君。1921年4月2日，柯庆施在上海的外国语学社寄出家书：“出国问题，儿终究总要做到。因为这种事情，与儿一生有绝大关系”。在这封信的信封上盖有“外国语学社”五字的竖长条深蓝色的印章。
5月16日，柯庆施与许之桢等由外国语学社选送的同学从上海乘客轮启航，前往俄国远东最大的沿海城市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柯庆施一行到达海参崴时，海参崴前一日已为白党所占领，邻近地区正发生战争。一行人乘火车在斯巴斯留停数日，始终无法前往，他们不得不又返回海参崴，钱又将用尽。柯庆施与许之桢最后弄到两张车票辗转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柯庆施又赴俄开会。
到上海后，柯庆施又遇到莫斯科召开远东劳动会议及远东革命青年会议，张国焘要他代表南京团去参加这次会议，并借此留莫学习。时间不长他再一次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转赴莫斯科，在莫斯科居留数日。
寻路不畏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如果仔细留意20世纪之初的中国，走出去接受理想洗礼的，不仅仅只有苏联一条途径。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的吴稚晖等提倡留学生勤工俭学，又有地方民主实力派陈炯明等支持，数批以川、湘两省为主的青年学生赴法留学。
据华法教育会1921年名册记载，留学生达1600余名，川籍378人，湘籍346人，另有津、贵、皖等地学生。留学生多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除大部集中上海候船，余者又有集中于北京、保定、香港等。中共早期党员郑超麟回忆：其1919年11月4日乘上法国大邮船，行程33天，称“保罗·列嘉号从上海开来，已经装载一二百个学生，如今香港添加了福建、广东两省五六十个学生，四等舱几乎容纳不下了”。其回忆又称在此之前“已经有二批或三批人出国了；在我以后出国更多批数”。
1921年初，旅法留学生中关于“蒙达尔（法国地名，又名蒙达尼）派”与“另一派”的纷争渐趋激烈。“蒙达尔派”主要成员为工学世界社成员，1920年12月27日至31日在蒙达尔召开工学世界社第一次大会。因工学世界社主要成员为原湖南毛泽东、蔡和森创办、领导的新民学会会员，故蔡和森应邀参加，但因其个人已进入马克思主义立场反对工学主义未加入。工学世界社其他负责人有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主要成员还有李富春、欧阳泽（又名玉生）等。“另一派”则由李立三（当时名李隆郅）与赵世炎领导的劳动学会组成，早期成员有刘伯坚、刘伯庄、陈公培、罗汉、周钦若等。
1921年2月28日，发生了以工学世界社成员为主包围公使馆请愿的运动，运动失败后，工学世界社改组成立勤工俭学学会。
同年7月23日至25日，工学世界社第二次大会李立三应邀出席，蔡和森提出成立“少年共产党”，虽遭到内部反对，但两派整合已成为共产主义运动所必须。至该年年中又发生拒款运动、里大运动，10月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罗学瓒、张昆弟等104人被遣送回国。1921年底赵世炎在与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联系上后，与时为中共旅德支部成员的周恩来开始联系李维汉，而后去法国北方县做工。1922年4月底在与旅德支部密切通信时，一直与工学世界社薛世纶、尹宽等谈判，5月1日回巴黎开始具体筹备工作。6月18日“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召开，到会人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尹宽、萧朴生、任卓宣、刘伯坚、熊锐、王凌汉、佘立亚、郑超麟等。选出的委员会成员有赵世炎、张伯简、陈延年、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尹宽等七人。赵世炎任总书记，张伯简任组织部长，陈延年任宣传部长，周恩来任职工部长。会后各团体活动开始停止，并出版机关刊物。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的警察分局举行二次大会，大会开除张申府，并选出执行委员会，成员有周恩来、尹宽、任卓宣、汪泽楷、萧朴生；候补委员有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周恩来任书记，尹宽接替张申府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汪泽楷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萧朴生任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任卓宣任出版委员会主任。赵世炎等准备赴俄学习。
因法国不承认苏俄，巴黎无苏俄外交官，而柏林有。1923年3月18日，由赵世炎带领，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王凌汉、佘立亚、高风、陈九鼎、郑超麟等赴德，周恩来同行回德。袁庆云先期到达柏林与俄方接洽护照。路经比利时，刘伯坚、熊渭耕等代表查理鲁亚城劳工大学开会欢迎。袁庆云与王圭通过张伯简、萧子璋遗留的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办理护照。其间周恩来曾在中国餐馆召开青年团德国支部会议，解释其在二次大会开除张申府案中的态度，除法国赴俄旅行团外德国支部有王圭、熊雄等。
后法国赴俄旅行团协青年团德国支部王圭、熊雄共十二人经陆路进入苏俄。到莫斯科后有萧子璋（萧三）、任弼时、王一飞等迎接。
1923年春，法国赴俄旅行团到达莫斯科时，东方大学主要以原毛泽东等在长沙办的平民学校学生以及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为主。此时已经过中国留学生内部关于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罗亦农为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及俄共（布）东大支部主席团成员，全权代表。青年团由王一飞与任弼时负责，直接由罗亦农领导。此时卜士奇已回国。1921年初，李仲武与瞿秋白到达莫斯科，后留校；彭泽湘，原属“今日”派；蒋光赤，诗人，“旅莫支部”反对派；秦涤青，世界语者，“旅莫支部”反对派。
1923年，除彭泽湘外，又有“今日”派中央委员林可彝进入东方大学，后加入青年团……该年暑后又一批西欧留学生赴俄，其中有尹宽、李慰农、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袁子贞、汤儒贤、刘伯坚、李鹤龄、马禹敷等。同年10月俄共内部“反托”与“托派”争论渐趋激烈。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国共合作开始后，同年暑前派遣东方大学蒋光赤、萧子璋（萧三）、尹宽、熊雄、张伯简等先期回国。7月底陈延年、汪泽楷、薛世纶、李仲武、林可彝、于履中、蔡枝华、傅大庆、周兆秋等回国。彭述之则陪同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团从另一线路回国。
海参崴有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主要成员有梁柏台、何今亮、吴芳、任作民、王骏等。陈延年旅行团在海参崴滞留，9月会合赵世炎、任弼时于9月中乘船离开……
一批批人出去，一批批人归来。
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再一次凝注那段历史的时候，思绪万千。是的，离开时为了寻找，回来时为了理想。
那是一段青春燃烧的岁月。
从上海外国语学社走出去的一批又一批青年，在世界上的“红色”之地得到思想上的抚慰和振奋。
万里不忘家国难。
无论身处何地，无论距离祖国有多么遥远，但他们永远与自己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心永远和祖国在一起。
正当国内建立党、团组织的时候，1921年底与1922年初，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酝酿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4月，赵世炎两次给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陈公培去信，信中写道：“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我今天正在忙返，明天‘五一’去巴黎，并拟去蒙达里、里昂、淮也儿等处绕行，完全为青年团事。”
1922年6月，经酝酿筹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上开会成立。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赵世炎、李富春、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袁庆云、王灵汉、李慰农、郑超麟、尹宽、任卓宣、余立亚等38人。经讨论，决议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
少年共产党成立不久，得知国内已经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便在10月召开大会，经全体总投票，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1月2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写信给团中央：“我们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此信由李维汉携带回国，并委派李维汉为旅欧少共的代表，向团中央正式接洽。1923年1月2日，党中央写信给他们，指示他们“依中央第十次会议议决国外组织的办法加入青年团”。这个期间，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陈独秀也回信，建议他们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将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42人，代表团员72人。大会由赵世炎主持，经过讨论，大会正式通过把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明确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大会还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之部的团章和其他议案，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尹宽负责“共产主义研究会”，汪泽楷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肖朴生任“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任卓宣任“出版委员会”主任。
这次会议不久，他们收到团中央正式同意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周恩来在向团中央的报告中豪迈地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
……
与此同时，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共青团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党组织，他们吸收优秀团员入党，分别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建立中共支部，后来联合起来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青年团中一些年龄稍长、政治上较为成熟的，如李富春、蔡畅、刘伯坚、聂荣臻等多人也陆续转为党员。由于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在1925年之前，党团组织领导的活动均是以旅欧中国共青团的名义出现的，组织领导旅欧进步青年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为了给旅欧共青团提供活动经费，在周恩来倡议下，由邓小平负责主持，在巴黎开办了一间“中华豆腐店”。大家各自分工，有的拣豆子，有的泡豆子，其余的轮流摇磨，大家边干边说边笑，劳动局面十分欢快。周恩来还吟起古人的豆腐诗：“旋轮磨上流琼液。”邓小平则和起下句来：“煮月铛中滚雪花。”大家听了都拍手叫好。
邓小平热情好客，很有组织能力，这间具有东方风味的豆腐店很快吸引了法国人。豆腐店闻名巴黎，大有供不应求之势，于是用定时供应、售完为止的办法限制销售。这样，旅欧共青团活动经费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针对当时在欧洲工作的大量华工，旅欧共青团的“华工运动委员会”还积极从事华工工作，瓦解华工中原有的行会帮派，建立“华工总会”，组织工人俱乐部，开办工人夜校，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觉悟，促进了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结合，并且培养了一些工人运动的骨干。
青年团在欧洲的革命活动，也使广大团员和进步青年得到了锻炼。
1925年6月中旬，为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在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旅欧区执委会的倡导下，与反帝国主义的各团体联合，成立了旅法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
同年6月14日，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旅欧区执委会发出《告示威华人》书，号召反对屠杀上海人民的资本主义国家。
6月21日，中共旅法支部和共青团支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向中华民国驻法公使馆示威的行动，参加者200余人，他们迫令公使致电全国人民支持反帝运动，并通牒法国政府从华撤军。
……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立以后，于1922年8月出版了《少年》月刊，邓小平曾经是这个刊物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
1923年6月，邓小平来到法国巴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了《少年》的编辑工作，起初他负责刻写蜡纸和油印。邓小平白天做杂工，晚上忙刊物。编辑部设在小旅馆内，周恩来把改好的稿件交给他，他一笔笔地刻写蜡纸，接着油印，最后装订起来。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他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深夜工作结束后，邓小平就打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邓小平从长他6岁的周恩来身上学到很多，周恩来也很关心这位年轻的伙伴，两人在通宵达旦的工作中结下了深情厚谊。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宣告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为配合国内形势，2月1日，《少年》改名为《赤光》，刊物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的名义共同发行。创刊号发表宣言说：“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因而，“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他们在法国多次进行反帝反法西斯斗争。显然，在帝国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是很需要勇气的。
对于《赤光》封面，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曾这样描述：“一个正欲跃起的少年，他赤身裸体，无牵无挂；他手持号角，高擎旗帜；他背靠光芒四射的赤光，脚踩无边无际的山川……它极好地表现出了旅法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们的风貌和气质。”
《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0多页，内容活泼，联系实际，发行范围也更广泛，在华工中有较大影响。到1925年止，共出版33期。邓小平以“希贤”的本名发表过《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批驳青年党人和国民党右派。此外，他用化名也发表过一些文章。
邓小平还常给家里邮寄《赤光》。他的弟弟邓垦曾回忆说：“大哥往家里寄了七八期，我当时还在念小学，只看到封面上有光身子的小孩，里面内容看不懂，到我念中学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苏维埃、为穷人谋利益等，我后来去上海找他，参加革命，最早影响我的就是大哥寄来的《赤光》。”
1924年7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大召开，邓小平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局成员。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凡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领导成员，自动转为中共党员。会议期间，代表们和将要回国的周恩来等合影留念。
旅欧的党团组织，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傅钟等同志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开始只有30多人，1923年增到72人，1924年就发展到200多人。许多人回国后成为党团组织的重要骨干。
1926年初，大批旅欧党团员已赴苏联学习或归国参加革命斗争，留在西欧的少数党团员，分别加入了所在国的党团组织，继续为支援国内革命努力工作。
至此，原来那种独立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活动，已不复存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光辉历程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