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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和信件，联络各地发展组织，建立青年团组织。
广东、湖南长沙、北京、天津、湖北武汉、安徽安庆、浙江杭州等地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影响下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团组织。“渔阳里”在全国遍地开花。
上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陈独秀函约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在广州做建党建团工作。
广东的先进青年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锻炼，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谭平山、陈公博积极响应陈独秀的函约，于1920年8月组织了广东第一个团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
谭平山、陈公博等人通过同乡、同学、同事的关系，结识了一批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在他们中发展了十几名团员，并召开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还于同年10月20日创办了《广东群报》作为团结进步青年的刊物。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的文稿。
党的一大之后，广东党支部负责人谭平山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接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他领导党支部于1921年11月到12月开始了重建广东团组织的工作。在香港海员大罢工前，广东党组织曾在东园召开大会，主要宣传共产主义，并提出建团的号召，说明入团的目的和入团手续，同时，制定和公布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加强对广大团员青年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明确改造社会的责任，并在串联发动、教育提高的基础上，重新登记团员。到1922年3月初，重新发展登记入团的团员有400多人。
同年3、4月间，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派人到新会发展团员，筹建分团。从此，新会青年团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团组织为核心，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青年运动。当时，广东团在肇庆、佛山等地也组织了分团，还帮助广西建立了青年团梧州分团。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开展了一些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活动和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有一部分团员开始把团内工作与工人运动、与改造社会的活动结合起来，发动和组织工人、学生开展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开办平民学校，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活动。在此期间，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协助开展了一些推进建党的工作。
1920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致力于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便立即在长沙开始了建团工作。他当时最早发展的一些团员，多半是参加过革命斗争、经过五四运动考验的新民学会会员，以及进步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底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团书记。
在长沙团组织的建立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团员发展的质量。据1920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张文亮日记中记载：“十一月十七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12月2日毛泽东又嘱张文亮“多找真同志”。
毛泽东在建团过程中，十分注意提高团员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识别和分析能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特别是教育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1920年到1921年，长沙青年曾经相当严重地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就是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启发帮助，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入团以后，他们更加积极地从事工人运动，不幸于1922年1月17日，被军阀杀害。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表文章，称赞他们是“好团员”，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是“第一批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死的人”。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教育团员到工农当中去。毛泽东自己以身作则，到过长沙的许多工厂（纺织厂、造纸厂等），还到铁路工人、搬运工人中去了解情况，同他们交朋友。1922年到1923年间，毛泽东派出两批骨干去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发展党团组织。各地早期团员多半是学生，但在湖南，工人团员却比较多，这和毛泽东的这种建团思想是分不开的。
由于毛泽东重视团的组织和思想建设，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很快，到1921年春，已发展了40多名团员，并在组织内设立了学生运动委员会、劳工运动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团组织内思想也比较一致，主张通过激烈的社会革命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团员占绝大多数，他们还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工人运动。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全国早期建立的几个青年团组织之一。由于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当时全国政治的心脏，北京的革命活动较之各地更加活跃，于是北京便成了北方革命的中心。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按照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的要求，立即着手筹备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北京大学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高君宇被推选为书记。李大钊亲自入团，直接领导青年团的活动。
在革命先驱李大钊亲自领导下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但成立时间早，而且人数多，活动频繁，影响范围广，始终站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前列，培养和教育了一大批优秀革命家，真正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助手的作用。北京青年团不仅注意联络各校进步学生，发展组织，而且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工人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同时，北京党、团组织还帮助其他地区，如天津、唐山、济南等地建立党、团组织，这对推动当时的北方革命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参加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张太雷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议定该团宗旨是“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其宗旨的方法是：“（1）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并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2）调查工人的状况；（3）散发文献书籍；（4）基础的宣传鼓动；（5）组织讨论；（6）出版文献读物；（7）邀请名人讲演；（8）组织研究社会；（9）协助组织罢工。”团的宗旨和方法决定了该团的成分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各类工人。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和《共产党宣言》介绍给群众，把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印成小册子在天津发行，影响很大。
他们还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不久，经酝酿研究，于1921年1月4日，在天津公开出版一份以工人为对象、指导工人运动的报纸——《来报》。《来报》既有弃旧世界，争取新世界的意思，又是英文“劳动”（labour）一词的译音，象征这是劳动人民的报纸。
1920年秋，在上海党、团组织的联络下，董必武接受了筹建湖北党、团组织的任务。
武汉中学是湖北早期党的活动中心，是董必武、陈潭秋于1919年秋为了宣传革命、教育青年而在湖北教育会旧址武昌涵三宫亲自创办的学校。他们的着眼点是要建设武汉中学这个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常常对学生讲：穷酸也能办好事，破屋偏能出人才。在教学方面，他们有一套新的计划和新的教学方法。他们播下的火种使武汉中学成了革命青年的摇篮。
建团就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为重点，同时也吸收其他学校的先进青年学生参加。1920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九时，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二次组织会议，这实质上是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会议，它正式宣告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制定了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思想”。
根据第一次组织会议通过的团章，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每星期开一次会，每次都有宣传报告，有详细的记录向中央报告。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武汉地区先后吸收了大中学校先进知识青年入团。当时武汉党的组织对团员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抓得很紧，指导团员学习《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ABC》等读物。陈潭秋还经常给团员和青年学生作报告，讲述马克思、列宁的生平和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另外，武昌青年团组织还和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长沙等多处青年团组织保持联系，互相通报，交流经验。
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马列主义的宣传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运动的结合。在实践中，安徽安庆信仰与研究马列主义的进步青年日益增多。为了实现彻底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一批先进青年在政治上便产生了结社的要求。这就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安庆建团准备了条件。
1921年4月，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安庆菱湖公园茶社旁的柳埂上召开，这次大会又被称为“菱湖会议”。会上学习《团章》，宣布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研究了团的工作。
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是受团临时中央局直接领导的一个直属支部。安庆团在临时团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组织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对全省学生运动的领导和对工农运动的支持。当时省学联的骨干大多加入了团组织。一些青年团员还在安徽第一师范学校宿舍内秘密办了一个“图书馆”，传阅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
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团临时中央局派俞秀松筹建的。
当时杭州青年运动中的部分骨干如汪寿华、梁柏台、韩鑫涛、华林、胡公冕等相继去了上海，而后出国寻求革命真理。另一部分骨干如宣中华、徐白民、王贯三、赵并欢、魏金枝、倪忧天等则分别去了工厂和农村。这使当时学生界进步力量比较薄弱，加上改良主义、复古主义的影响，学生埋头读书、不谈政治的情况相当普遍，即使是原来思想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徘徊倒退现象，学校政治空气比较沉闷。这就迫切需要有一个青年的核心组织将他们组织起来，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
正在这时，俞秀松被派来杭州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到达杭州以后，经过多方联系，在1922年4月14日给团临时中央局方国昌（施存统）的信中说：“抵杭后即与各方面接洽，大约本周日曜日可望成功，人数总在二十以上。杭州空气沉静极了，或许简直死了！……青年如此，奈何奈何！”在次日的信中又说：“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事昨已开筹备会议，与会者三人，安定一人，及女同志二人而已。但已接洽赞成者十七八人，议决于星期三（十九日）下午在此开成立大会，我以为此事颇难进行，因此间学生实在太沉静之至，什么事皆如对牛弹琴，奈何姑试为之。”可见当时杭州学生界的空气之沉闷。
经过努力工作，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于4月19日正式成立，地点在皮市巷三号，书记由俞秀松兼任。4月20日俞秀松用明信片报告说：“青年（团）已于昨成立，现有二十七人。”杭州青年的思想终于吹进了清新之风，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积极联络下，一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青年团这一组织几乎遍布全国各地。然而，毕竟处于萌发期，加之团员吸收的开放性，一定程度上也给队伍的管理带来不小的困难。
重要的一点，还是思想上的差异。
当时，青年团团员成分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意见常常不一致，彼此互相冲突，加之骨干分子陆续到苏联学习以及经费困难等原因，1921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暂时解散。
半年之后，也就是1921年11月，张太雷受少共国际和中共委托，重新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信奉马克思主义，并成立团临时中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