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28日《民国日报》登出一则广告。

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两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此白。

法租界新渔阳里6号门口，挂起了白底黑字的招牌——“外国语学社”！

原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为了便于团结、培养进步青年，并且为输送青年赴苏俄学习做准备，1920年9月，团机关创设“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校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

杨明斋任外国语学社社长，俞秀松任学社秘书。学员多时达五六十人，包括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罗亦农、汪寿华、谢文锦、王一飞、梁柏台、李启汉、陈为人、任作民、傅大庆、蒋光慈、韦素园、曹靖华、周伯棣等。青年团在学生中发展了20多名团员。

外国语学社开设的语言课程主要是俄文，由社长杨明斋和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任教。学生增多后，又聘请了王元龄。王元龄是北洋政府派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思想也十分进步。

此外，还有日文、法文和英文课，分别由李达、李汉俊和袁振英担任各科教师。

在外国语学社招牌的掩护下，这批年轻人还在此秘密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员们读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共产党宣言》，书是陈望道翻译的，课也由陈望道主讲。

当时陈望道已是私立复旦大学的教授，知识渊博，讲课生动，学员都很尊重他。可有一件事让大家觉得很好笑，就是陈望道每次来上课，身上总是喷着香水，熏得整个教室香气扑鼻。可能是陈先生在留学时，养成了喷洒香水的习惯。很多来自外省的学员，没见识过这种“西洋景”，常常觉得稀奇可乐。

学员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写蜡纸、印传单，有时去工厂联络，上街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

外国语学社虽然在报上登了广告，但学员大多是由各地共产党组织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相关人士推荐而来，都是朝气蓬勃、怀揣救国救民理想的热血青年，所以尽管这里的学习条件比较艰苦，青年都乐在其中。

1920年10月，经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的公开负责人贺民范介绍，22岁的刘少奇拿着贺民范写给外国语学社的介绍信，第一次来到上海。在这里，刘少奇认识了也是从湖南来的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人。

刘少奇衣着朴素，学习刻苦，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还参与陈独秀主编的《劳动界》周刊的收发、缮写工作。

更多的时间，刘少奇用在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不参加闲聊，也不随便上街，一有时间就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

渔阳里六号的楼下是教室，不上课时用作其他活动场所。楼上亭子间分别是杨明斋和李启汉的卧室。楼上的客堂是临时团中央办公室，里面放了办公桌和油印机等。楼上东厢房为一部分学生的寝室，俞秀松、刘少奇、许之桢、柯庆施等住在这里。学生生活多很艰苦。

杨明斋在这里还办了一个中俄通讯社，专门刊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的稿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通讯社。

1920年上海第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筹备活动和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以及192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会都在新渔阳里六号举行。

活动初期，为了扩大有关会议的影响，青年们印发了不少传单准备发放。孰料，消息走漏，被巡捕房盯住了，派了许多包探过来。包探巡查搜检一番，并没有查到可疑物品，扬长而去。青年们虚惊一场，警惕起来，渐渐积累了斗争经验，采取更隐蔽的方法发传单。

巡捕房隔三岔五就来搜查，但看到全是些年轻人，就没有引起太多重视，只把印有马克思肖像的书籍全部拿走，权且认作国际性资料而已。有时抓了人，也只是关在屋子里，不许吃午饭，不多久就释放了。

时间久了，外国语学社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疑心。据周伯棣在自传中回忆： “1921年五一前夕，法租界的捕房似已注意我们学校，对我们已经很不客气，有一次，法国的包打探盛气凌人地来我们的学校。” “五一”那天，周伯棣和其他青年团员上街散发传单，险遭逮捕。这以后外国语学社处境愈加艰难，5月中旬，22岁的周伯棣离开学社，先后进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工作。

那么，外国语学社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王元龄的回忆是：“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当年，王元龄是在去上课的路上，被人告知不要去的。两天以后，王元龄再到学社，已经人去楼空……

1921年7月，外国语学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结束了。尽管存在只有一年多，但却为后来中国革命的开展和胜利培养了众多杰出的人才。粗略计算，学员中成为中国第一代革命家的，就有将近六十人之众。

短暂的外国语学社。伟大的外国语学社。 io4h5B2s3d6CPfx/c1n4BXh10jsK6MPIvcejmQAfPP2p4i8ETQ27IsdeMbeA6m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