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戴季陶跟随孙中山先生去了广州，搬离了新渔阳里六号，楼上的玻璃窗上还留着戴季陶信手写下的诗。

维经斯基已另择住宅，杨明斋成了新渔阳里六号新的承租人。长相敦厚的杨明斋热情好客，青年人进进出出，都是笑脸相迎，久之，新渔阳里六号成了青年人的集聚地，每日来来往往好不热闹。

1920年8月22日，一群年轻人在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俞秀松、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施存统因病去日本医治，未参加此次聚会，但因其事前事后为团组织创建作出的贡献）。

在会上，俞秀松汇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备情况，强调“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提出把要求进步、寻找出路的青年团结在共产主义小组周围的时机已经成熟。与会者一致赞同他的看法，并讨论了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关事宜。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即宣告成立。团的机关设在新渔阳里六号。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对团员没有年龄限制，连当时41岁的陈独秀也是团员——凡是上海共产早期组织的成员，全部是团员。直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也是如此，即党员同时也是团员。

到了1922年底，才规定团员的年龄必须在23岁以下。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经陈独秀授意俞秀松筹备组建的。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建过程中，就考虑到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性，将培养青年干部作为首要任务。为团结教育革命青年，并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就有了建立青年组织的意愿。

而维经斯基到上海时也曾积极推动建立青年团，在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中开展酝酿发动工作，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介绍苏俄共青团的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苏共代表在建立青年团方面取得一致意见。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后，浙江、湖南、湖北、安徽、广东等地的一些进步青年，或因学潮被迫离校，或因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或因渴求充实新的知识与了解新的学说，纷纷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和《民国日报》社等，要求陈独秀、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等人给他们指点和帮助，寻求实现新的理想的道路。

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和“沪滨工读互助团”的青年，看到工读互助遇到种种困难难以为继后，也盼望有一个引导和组织青年的革命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俞秀松是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陈独秀便指派他负责筹建工作。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俞秀松主持制定了团的章程，开始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建团不到一个月，就发展了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王会悟等30多人。

为了帮助团员提高政治觉悟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每周举行一次政治报告会。报告的内容多半由党组织规定，常由俞秀松作政治报告，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人也经常去演讲。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秘密组织，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组织，因此，党的许多活动都是以青年团的名义进行的。青年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在党的领导下，青年团组织了罢工和其他各种政治活动。他们参加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办工人半日学校，到工厂和工人中作调查，为《劳动界》撰文，声援工人罢工斗争，参加“马克思诞生纪念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三八国际妇女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等纪念庆祝活动。在活动中，一大批优秀青年脱颖而出，成为共产党员，还有不少人成为党和团的重要领导人。

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的团员已发展到200多人，并建立了执行委员会，由秘书、教育、组织、调查、编辑、宣传、联络、图书等8个处组成，俞秀松任执行委员会书记。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国内还没有社会主义的青年团组织，俞秀松领导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起着国内团发起组的作用，正如他们在团的章程中明确提出的：“正式团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团机关代行团中央职权。”他们向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寄发了团的章程和信件，指导和推动各地的建团工作，长沙、广州、北京、武汉、天津、唐山、太原等地先后建立了团组织。到1921年初，全国各地共有团员1000多人，成立临时团中央的条件已经成熟。

同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俞秀松因为在建团工作中的贡献，担任了临时团中央书记。 J+ihrRhoaZ7HIT152c1qQdAaVz5sHi/CNBe3+3wjHNDksrgGgEXrbEB0JTBl6z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