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20年4月，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住处来了四位特别的客人，为首的外国人名叫维经斯基，另一位面容纯朴的中国人名叫杨明斋，他是维经斯基的翻译。
维经斯基，全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1918年加入俄共。
维经斯基
杨明斋
杨明斋，1882年出生于山东平度县。1901年春，新婚不久就丧妻的杨明斋为排解苦闷，跟随村邻一同“闯俄谋生”。在俄打工期间，杨明斋学会了俄语，参加过俄国工人运动，并逐渐成为旅俄华工中的活跃人物，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维经斯基一行是受俄共（布）远东局派遣，来华考察，意在访问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并商量建立共产党组织。
中国的五四运动，受到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共产国际的关注。
新生的苏俄关注着中国，列宁关注着中国。在派出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前往中国之前，俄共（布）早已秘密地试图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联系。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的目标第一次成为现实，也使苏维埃新政权陷于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处于严重的困难和孤立之中。中国北洋政府封锁了中俄边境，使中俄交通阻断。
1919年3月，列宁利用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成立共产国际，专门支持、发动、帮助和组织各国的革命政党，特别关注远东与俄国漫长边境线的中国的动向，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有利于苏俄革命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决定建立远东局（又称西伯利亚局），负责领导远东各国的革命。远东局下设海参崴分局东方民族处，维经斯基即是该处成员。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北京。代表团成员除其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外，其他两人是毕业于俄罗斯东方学院的季托夫和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布里亚科夫（即金万谦）。
维经斯基的公开身份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化名吴廷康。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俄国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维经斯基结识了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维经斯基对李大钊说道：“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维经斯基的见解，与“南陈北李”的心愿不谋而合。
李大钊说道：“吴先生，您要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不去上海访问陈独秀先生。他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始人、主编。”
“我也久闻陈先生大名，不知李先生能否代为介绍？”
“我给他写封信，您把信交给他，他自然会愿意接受采访。”
说罢，李大钊一挥而就，写好了引荐信，信中介绍苏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先生前来访问。
带着“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这一重要而秘密的使命，维经斯基率领他的考察团来到了上海。
维经斯基一行到达上海后，杨明斋受命与陈独秀设法取得联络。
杨明斋找到亚东图书馆，从汪孟邹处获知了陈独秀的地址，便赶往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
初见杨明斋，陈独秀颇为戒备。杨明斋连忙取出李大钊的引荐信。陈独秀看罢，立刻和颜悦色地对杨明斋说道：“我去看望吴先生吧。”
“不，不，在旅馆里谈话不方便，还是我陪他过来吧。”杨明斋答道。
不多时，杨明斋陪着维经斯基，分乘两辆黄包车，从喧闹的霞飞路拐进了安静的环龙路，停在渔阳里弄堂口。
两位客人进入老渔阳里二号的客堂间之后，陈独秀关紧了大门。
“久仰陈先生大名！”维经斯基客气地说道。在北京时，几乎天天听说陈独秀的大名，维经斯基非常清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初次交谈，双方都观察着对方，审慎而客气。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介绍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变化。
之后，维经斯基与杨明斋一次又一次光顾老渔阳里二号，他们之间的交谈也越来越深入，维经斯基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陈独秀。
陈独秀了解了吴廷康来华的真实意图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问题。
为了方便与陈独秀来往，维经斯基和他的代表团租借了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七一六号住了下来。维经斯基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始认真执行他在海参崴接受的使命。
为了方便对外联络，维经斯基还在英租界爱德华路（今延安东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并以《生活报》记者身份公开在上海活动。他“采访”了很多人，据档案记载，他会见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正、副评议长狄侃和程天放，会见过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
维经斯基访问了戴季陶之后，觉得戴季陶的家中更适合召开一些座谈会。于是，除了密谈在陈独秀家进行之外，各种聚会便在戴季陶那里举行。
常去那里参加聚会的有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等。
关于未来，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时事新报》《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
《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维经斯基最早的建党蓝图里，包括了这些“笔杆子”。
开了几回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子”提了出来。
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帮助下，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建了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邵力子等。挂着研究“社会主义”招牌的戴季陶和张东荪因反对成立中国共产党，参加不久就退出了。此外，杨贤江、刘大白、沈仲九也参加过研究会的几次活动。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酝酿建党问题。他们通过组织座谈会、报告会，翻译进步书籍，撰写文章等方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经过学习和座谈，他们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最终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最终在众多社会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
1920年6月，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写了一份报告，详细讲到他在上海的工作进展：
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即印刷经销《新青年》的单位，实际上是指《新青年》）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者联合代表会议。当地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在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时间。
报告也反映出对陈独秀的重视。
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迈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陈独秀担任这个小组的“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李季，一共17人。
有了“小组”，有了“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组织，在上海诞生了。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就发函给全国各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在各地组织成立党的支部，并将《新青年》定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了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
紧接着，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天，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州，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在法国巴黎，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相继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