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吴在东南的开发

江东的开发与东吴政权的建立 孙坚，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世仕郡县为小吏。东汉末，会稽地区有许生为首的农民起义，坚组织地主武装，助州郡击杀许生。后十年，黄巾起义，坚又随朱儁镇压黄巾，积军功封侯，任长沙太守。牧守混战中，坚依附袁术，奉袁术命令进攻刘表，在襄阳城外为表部将黄祖部下射死。坚长子孙策，领坚部曲，有众千余人，马数十匹。袁术利用孙策以江东人进取江东，策在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受命渡江作战，所向无前，不久在江东建立了根据地；有兵两万余人，马千余匹。袁术称帝，策便和袁术决裂。术病死，术残部全归孙策，策统一了江东。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策遇刺身死（年二十六），弟权继位。权对长江以北的中原局势，坐观成败，竭力向长江以南扩大地盘，除江东之外，据有今广东、福建及湖南大部地区。赤壁会战打消了曹操吞并江东的企图，这样，东吴的江东政权就更加巩固了。公元221年，权受封吴王，229年自称皇帝。

东吴立国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本来在西汉时，东南沿海一带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地区。东汉时，安徽庐江一带，尚未懂得牛耕，由太守王景教以犁耕之法，“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其他一些地区也铸作田器，使用牛耕，从此牛耕的方法，逐渐从黄河流域推广到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了。

除牛耕普遍应用以外，中原的水利灌溉事业，也推广至江南会稽一带。《太平御览》卷66引《会稽记》：“〔镜湖〕，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少水，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回五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即此一端，可见江南的灌溉事业，也是在飞跃发展之中。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逐渐提高，人口也就渐渐增加起来了。荆州的人口，由西汉的三百五十九万余增至六百二十万余；扬州的人口，由西汉的三百二十余万增至四百三十三万余。这种情形就说明在东汉时东南的经济、文化逐渐发展的事实。

牧守混战，中原变成屠场，北方人民避难渡江的更多 ^[1] 。公元213年，江北的自耕小农不愿做政府屯田土地上的屯田客，渡江至江南，一次就有十余万户之多。他们不仅给江南带来了进步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先进生产技能，同时也扩大了江南的耕地面积，这就成为东吴在江东立国的有利条件。

东吴的屯田 今皖南歙、黟、休宁等县，浙西淳安等县，江西德兴、上饶、永修等县市，福建武夷山、建阳等县市，周围数千里，山谷万重。这一带的土著居民，在汉末尚过着村社的生活，当时称之为“山越”。东吴政权建立初期，想夺取他们村社的土地，而使他们变成屯田土地上的隶属农民，强制他们给政府耕田当兵。孙权于公元200年开始向山越进攻，一直到公元237年，前后达三十八年之久。掠夺来的“生口”，除补充军队以外，不是充作屯田上的隶属农民，便是分给世家豪族大地主和功臣当作部曲和佃客；诸葛恪在丹阳（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一郡，就得到甲士四万之多。粗略统计起来，东吴军队共有二十余万，其中精锐十余万人，就是由山越人组成的 ^[2] 。

军队扩大了，战斗力也加强了 。然而，东吴政权须有牢固的经济基础作为先决条件，然后使它从军事集团的组织形式渐渐走上封建割据国家的组织形式道路上来。

为了保证军粮的供给，为了增加政府财政的收入，东吴政权也像曹魏政权一样，成立兵屯和民屯的管理机构——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 ^[3] ，采用军事编制，把掠夺来的江南深山中的村社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强制他们进行耕作。兵屯下的耕作者——佃兵，称为“作士”；民屯下的耕作者，称为“屯田客”。屯田客只须种田耕地，政府对他们有免除兵役的规定；佃兵且耕且战，负担两种任务。屯田客和佃兵有时也参加政府的突击工作，如建粮仓、开道路 ，但主要的还是种田耕地。

东吴的屯田，开始于公元203—204年前后，直到东吴政权覆灭（公元280年），历七十余年之久 。较大规模的兵屯在庐江郡（治皖，今安徽潜山） ^[4] ；较大规模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苏武进），有男女各数万口之多 。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东吴屯田的成功，解决了北方南下流民与土地的结合问题，也解决了当时的军食问题。同时，由于北方劳动人口涌向江南，与江南土著居民这两支生产大军在生产战线上会师，大大地扩大了江南的耕地面积。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生产的昂扬，造成了“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左思《吴都赋》）的繁荣景况。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冶铸手工业，以武昌附近最为发达 。煮盐手工业，政府在海盐（今浙江平湖东南）、沙中（今江苏常熟西北）设有食盐产销的管理机构 ^[5] 。纺织手工业方面，除了分散在农村以外，政府在建业有自己的“织络”作坊，作坊内拥有大量的奴隶（罪人是奴隶的来源），专为统治者们制造奢侈的丝织品 。

东吴政权也注意兴修水利，这不仅是为了利用水力资源和防止水灾，而且也含有军事意义。孙权在黄龙二年（公元230年）筑东兴堤以遏巢湖。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作堂邑（今江苏六合）涂塘（今瓦梁堰）以淹北道。其余重点水利工程大都是围绕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而兴修的。孙权在赤乌四年凿东渠，阔五丈，深八尺，以泄玄武湖水，使它倾注到秦淮河里。从青溪而西，抵鸡笼山东南，因为受到江潮的浸润，所以又称这一段为潮沟。青溪、潮沟，南接秦淮，西通运渎，北达长江。赤乌八年又“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今江苏句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江宁境内）至云阳（今江苏丹徒）西城，通会市，作邸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这是陆上的驿道。同时开凿破冈渎，把秦淮河截断，在方山埭，使秦淮河和破冈渎接连起来，再引破冈渎水接通到云阳，这是水道。也就是此后南朝转输的主要内河航道，它的目的是“可避京江之险”。在此稍前，东吴“使郗俭凿〔建业〕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以达吴越运船”（《读史方舆纪要》）；在这以后，东吴还开凿了从云阳到达长江的运道，这就是《南齐书·州郡志》所说的“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后来江南运河的雏形，在这时已经粗具规模了。

江南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一般依赖船只，海船不算大的，尚能载马八十匹 ；吴亡时，东吴政府的舟船被西晋政府接收去的有五千艘以上（见《三国志·吴志·孙晧传》注引《晋阳秋》）。建安的侯官（今福建福州市）、临海的横藇船屯（今浙江平阳）、广州的番禺（今广州市），都是当时江南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 ^[6] 。航海的水手，大都选自闽、粤，左思《吴都赋》所谓“篙工楫师，选自闽、禺”是也。

江南的商业比之以前，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有大市二，所谓建康大市、建康东市，皆东吴时所立。《吴都赋》称当时“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商人的财富很快地积聚起来。从公元240年起，东吴还对郡县级城池，“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这些有防御设备的城塞，不仅是政治和征税机关的集中地，同时也是这一小地域的交易集中地。商业的初步发展而引起货币的不足，故孙权曾下令铸造以一当五百和以一当一千的青铜币来流通。当然，这时的货币还是以辅助姿态出现，因为这时不仅北方使用谷帛，就是江南地区，也多是盐布杂用。如孙权赐朱桓家属“盐五千斛以周丧事”（《三国志·吴志·朱桓传》），孙晧时，“一犬至直数千匹”（《三国志·吴志·孙晧传》注引《江表传》），赏赐市易，都用实物，可见江南这一时期的商业发展，还是有限度的。

台湾与大陆经济文化的联系 孙权黄龙二年（公元230年），东吴开始和构成今中华民族之一的台湾高山族有了正式的接触。

今天的台湾，当时称为夷洲，据《太平御览》卷780引《临海水土志》称：“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华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这时台湾高山族内部已分成若干部落，“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但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社会特征和生活习惯。他们已经有了农业，“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但是他们的生产技术还是相当低下，生产工具和武器尚全用石器，所谓“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觡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纺织方面，他们已“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他们还没有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别，首领要召集民众，用大杵击大木鼓，远近驰往赴会。所有这些社会特征，表明它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夷洲和它的近邻亦在大海中的亶洲同大陆很早就有了贸易往来，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称，“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而“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到他们那儿去的。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三国志·吴志·孙权传》），结果他们虽然没有找到亶洲，却到达了夷洲。这可以说是大陆上汉族人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从此之后，台湾和大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逐渐地密切了起来，这个宝岛也就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

东吴与南洋经济文化的交流 东吴于黄龙二年“浮海求夷洲”之后不久，又进一步地巩固了对交州（治番禺，今广东广州市）的统治权，于是开始和徼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诸国建立友好关系。后来交州刺史又派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南海诸国。康泰等在扶南曾见到中天竺的使臣陈宋，他们向陈宋“具问天竺土俗”（《梁书·中天竺国传》），因此这时东吴和印度也有了联系。他们出使南海，“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梁书·海南诸国传》总叙），归国后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外国传》（亦称《吴时外国传》、《吴时外国志》，其中包括《扶南记》、《扶南传》、《扶南土俗》诸篇），都是研究中国和南海诸国初期经济文化交流的宝贵材料，可惜原书已佚，现在我们只能从《水经注》、《梁书》、《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诸书中看到它的一鳞半爪。

在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的商人秦论也从南海来到交趾，后来又从交趾到达吴都建业。他在东吴住了七八年之久，一直住到孙权嘉禾三年（公元234年）至六年左右，才返回本国。

当时航行在南海之上的船舶，“大者长二十余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出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千吨）”（《太平御览》卷769引万震《南州异物志》）；有中国船、波斯船、天竺船。许多“徼外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太平御览》卷771引万震《南州异物志》）。至于开往大秦国的海舶，有时甚至多到“张七帆”（《太平御览》卷771引康泰《吴时外国传》）的。其中扶南国的航海船舶，“长者十三寻（二十二至二十四米），广肘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头至尾，约有五十人至四十余人，随船大小，行则用长桡，坐则用短桡，水浅乃用篙，皆撑上应声如一”（《太平御览》卷769引康泰《吴时外国传》）。从以上记载来看，当时吴国与南洋诸国的国际交通已经相当发达，商务关系也已经相当繁荣了。

部曲佃客与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 孙策的渡江而东，统一江南，孙权的东吴政权能够出现，主要是由于得到江东和皖北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支持。

东汉末，由于牧守混战，江淮构兵，江东以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为首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希望江东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和他们的地主武装结合起来，组织一个理想的政权，共同来维持江东的局面。这种政权的出现不仅可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且可使他们的庄园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孙策兄弟，正是他们物色中的理想人物，而孙氏兄弟也竭力拉拢他们，孙策之女后来嫁给了顾邵、陆逊；孙权受封吴王以后，亲拜顾雍老母于庭前；后以顾雍为丞相，雍为相历十九年之久；朱桓被重用，领有部曲万人。陆氏一家出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四姓子弟，担任郡县守令的更多，《三国志·吴志·朱治传》所谓“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三国志·吴志·陆凯传》所谓“先帝（孙权）外仗顾、陆、朱、张”，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过江东世家豪族地主志在保护他们在太湖流域的既得经济利益，对外拓地的要求，却远不及皖北世家豪族大地主那样来得迫切。

孙坚以长沙太守起兵讨董卓，坚子孙策徙居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和舒县世家大族子弟周瑜（瑜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从父尚，丹阳太守；父异，洛阳令）同年友善，瑜把自己的大宅让给孙策居住，互通有无。其后孙策平定江东，瑜亦渡江为策得力助手。时桥公有二女，策娶大桥，瑜娶小桥。曹操取荆州，欲乘势兼并江东，周瑜和鲁肃坚决主张抗击曹操。孙权遂命瑜率精兵三万，败曹操于赤壁。孙权推心置腹地信任周瑜，并以女配瑜子循；瑜女又配孙权太子登，君臣相得无间。鲁肃，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人，家富于财。当牧守混战时，淮泗间战争频繁，肃部勒轻侠少年，“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三百余人行”（《三国志·吴志·鲁肃传》注引《吴书》），渡江到达江东，通过周瑜的推荐，说孙权割据江东。尽管张昭等人排挤他，说他“年少粗疏，未可用”，孙权还是非常信任他。周瑜死后，鲁肃代瑜领兵。吕蒙，汝南富陂人（今安徽阜阳西南），行伍出身。鲁肃死后，孙权破格用他来代替鲁肃领兵。他积极谋划攻取江陵，“全据长江”，孙权也认为要割据江东，必须控制长江上游，所以完全听从了他，不惜暂时破坏吴蜀联盟，来取江陵，袭杀关羽。吕蒙病死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消瘦）”（《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诸葛瑾，是诸葛亮的胞兄，汉末移居江东，受到孙权优礼，官至大将军。孙权曾说：“孤与子瑜（诸葛瑾字）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可见彼此关系之深。当然，孙权和周瑜、鲁肃、吕蒙、诸葛瑾等人之间的君臣相得，推心置腹，不仅仅是出于彼此感情上的融洽，意气间的相投。在牧守混战之际，皖北、鲁南一带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带领了他们的宗族、宾客、部曲南渡之后，迫切需要避难的立足点，既可以进，也可以守。孙策、孙权的江东政权能够稳固起来是完全和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相一致的，他们自然乐于归依孙氏兄弟，为孙权出谋划策，攻城略地。孙权也必须倚赖这些流寓到江东来的世家豪族大地主来开疆拓土，北抗曹操，使割据江东的政治局面，更加稳定下来。到了三国鼎峙的局势确定，东吴全据三峡以下长江中下游的局面已经形成，江东政权改取守势，巩固防务，才重用吴中四姓的首脑人物陆逊。周瑜、鲁肃、吕蒙等人之后，陆逊是孙权最信任的一个将领。诸葛亮在蜀汉秉政，吴蜀联盟重又恢复，“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刘〕禅、〔诸葛〕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三国志·吴志·陆逊传》）。但陆逊只是想维持三国鼎立的局面，只是想保住江东。当他在夷陵打败刘备，刘备退往白帝时，东吴将领徐盛、潘璋等都主张进兵白帝，以擒刘备。陆逊和朱然等少数人认为不宜追击，应该注意北方的动向，防备曹魏的突然袭击，所以他很快就胜利收兵了。公元228年秋，魏将曹休被诱率步骑十万人至皖城（今安徽潜山），孙权命陆逊、朱桓等督六万人拒休。当时朱桓估计魏兵必败，因此建议在打败曹休后，“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许昌）、洛（洛阳）”（《三国志·吴志·朱桓传》）。孙权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孙权也就作罢。孙权君臣以苟安江南为满足，比起诸葛亮“王业不偏安”的这种心情，是远逊一筹的。

由于东吴政权和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利益相一致，因此，在东吴政权形成初期，统治集团内部是比较团结的。陆逊曾代表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向孙权建议，对江南深山中的村社农民——山越，使用暴力把他们变成国家屯田上的隶属农民。孙权采纳了他的意见，屡次进攻山越，以扩大其政府屯田基础，同时也把这些隶属农民分赐给出力的功臣（东吴出力的功臣，也往往就是江东和皖北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如赐吕蒙“寻阳屯田六百户，官属三十人”，蒙死，“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蒋钦死后，“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三国志·吴志·蒋钦传》）；陈表“所受复赐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三国志·吴志·陈武传》）。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庄园经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前发展了一步。发展到怎样程度呢？葛洪在《抱朴子·吴失篇》里曾说过：“车服则光可以鉴，丰屋则群乌爰止。……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伎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粱肉余于犬马，积珍溢于帑藏。”庄园经济实力这样雄厚，毋怪江东世家豪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一直到南朝陈亡还未下降，吴郡陆氏，在唐一代还出了六个宰相，吴郡顾氏在唐代亦有宰相，到唐末，才渐渐衰落下去。他们的政治地位延续那么久，从他们的庄园经济来看，并不是偶然的。

除了佃客的赐予以外，东吴的军队中，由于士兵的佃耕土地，多是父子相承，因此出现了世袭兵制度 。士兵是世袭的，将领也有不少是世袭的。东吴将领统率军队，往往是终身职，身死之后，他的部曲，照例应由长子来承袭“兵业”；长子死后，或有其他原因，则改由次子统率；无子或子幼，则由弟或兄弟的儿子来带领。江东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差不多都是将领，因此，他们差不多都有部曲。朱桓部曲万人，以后由他儿子朱异承袭他的兵业；陆逊部曲数千人，以后由他儿子陆抗承袭他的兵业；陆抗部曲数万，抗死，五子分领。当时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实力，连敌国都不敢轻视，所以魏大将邓艾说：“孙权已殁，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三国志·魏志·邓艾传》）

世族地主权力的扩张也就意味着政府权力的缩小，因此，在东吴政权后期，皇室和大族之间是有矛盾的 ^[7] ，不过矛盾是次要的，而他们之间的互相依存，共同对隶属农民进行榨取，却是主要的。

东吴的衰亡 孙权从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继其兄孙策统事，到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冬受封吴王，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自称皇帝，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四月病死，他实际做了五十多年的江东之主。

孙权继承孙策统事时，只有十九岁。他在前半生是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他能团结人，对周瑜、鲁肃、吕蒙、诸葛瑾、陆逊这些将领，能够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从而取得了他们的拥戴。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沉湎于酒。他称吴王的时候，在“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三国志·吴志·张昭传》）又在一次宴会中，孙权自起敬酒，有人假作喝醉了酒不肯再喝，孙权几乎将他杀死，经大臣谏争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三国志·吴志·虞翻传》）这种酗酒的风气到孙晧时更加发展了，酗酒成为东吴亡国的原因之一。

孙权在称帝以后，刚愎自用，这在三国的君主中，也是少见的。公元233年，割据辽东（都于襄平，今辽宁辽阳北七十里）的公孙渊向孙权上表称臣，孙权非常高兴，实行大赦；并且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率兵七八千人（号称万人），乘船前往辽东，授予公孙渊燕王的封号。满朝文武都说：“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数百护送舒、综（宿舒、孙综，两人为公孙渊的使节）。”（《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孙权不听。东吴的元老张昭更是竭力规劝，孙权和张昭反复辩论，甚至要杀张昭。张弥、许晏等人到了辽东，果然被公孙渊所囚杀，公孙渊还把张弥、许晏的首级送给魏主曹叡请赏，七八千士兵中，由海上逃回到东吴的只有六十多人。这个例子，说明孙权的刚愎自用，发展到什么样程度。

孙权晚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逐渐激化。孙权立长子孙登为太子，登先于孙权病死。孙权又立登弟和为太子，封和弟霸为鲁王。孙权宠爱孙霸，孙霸想夺取太子的地位，于是朝臣就分为两大派。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拥护太子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支持鲁王霸。孙权看到大臣分成两派，恐怕自己身后也会像袁绍身后那样酿成大乱，就废太子和，并命令孙霸自杀，而立少子孙亮为太子。公元252年，孙权病死，孙亮即位，那时他才十岁，不得不由孙权生前安排好的大将军诸葛恪来辅政。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长子，年轻时就为孙权所器重，在陆逊死后代逊领兵。他秉政以后，裁撤监视文武官吏的校官，豁免百姓积欠政府的逋债，除去关津的杂税，开始时吴人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史称诸葛“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可是东吴统治集团内部，自孙权废太子和时起，矛盾一直很尖锐，诸葛恪秉政以后，还没有能够完全控制这种局面，照理他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的整顿上，而不宜轻启边衅。诸葛恪在秉政的第二年，忸于巢湖东兴堤（在今安徽含山西南）一次小胜，就轻率地征发了近二十万兵众，围攻曹魏的合肥新城，从四月围攻到八月，由于暑天，士卒疲劳，感染瘟疫，死亡的很多，诸葛恪只得撤兵。于是吏民失望，朝野怨艾。东吴的宗室孙峻（孙坚弟孙静的曾孙）就利用人们对诸葛恪的不满，在宴席间杀诸葛恪，由孙峻以丞相代恪辅政。过了三年，到了公元256年，孙峻病死，孙峻从弟孙 代峻辅政。公元258年，孙 废黜了孙亮，拥立孙权的第六个儿子孙休（孙亮兄）为帝。同年，孙休杀孙 ，把统治权力收回到自己手里。

孙休做了六年皇帝，公元264年病死。这时蜀汉刚灭亡，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变为魏、吴两国对峙的局面，吴国西、北两面，都受到魏国军队的威胁。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等认为国家面临危机，宜立长君，所以拥立故太子和的儿子二十三岁的孙晧为皇帝。

从孙权末年，到孙晧亡国，二十余年间，东吴屯田上的隶属农民，生活更为困苦。民屯的屯田客过去是不服兵役的，到了公元263年蜀汉灭亡后，东吴为了要补充兵力，来充实长江防务，就取消过去屯田客不服兵役的规定，开始抽调民屯的屯田客万人去作战士。兵屯中的佃兵，过去规定“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自孙权死后，什么工作都交给佃兵去做，兵士不但要给皇帝修建宫室，而且还要替将领“浮船长江”做买卖，或受雇去当佃客，把盈利和薪资，全部交给将领，这样不仅影响屯田，使收获量减少，造成“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的严重危机，也使屯田士兵因徭役太重，出现了“弃子”（《三国志·吴志·骆统传》）不养，“父子相弃，叛者成行”（《三国志·吴志·贺邵传》）的现象。东吴的统治者为了加紧对人民的压榨，还采用西汉统一时代的“酤籴”、“算缗”等等旧办法，来增加政府的收入，供养庞大的军队。当时全国民“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而“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三国志·吴志·孙晧传》注引《晋阳秋》），平均十人负担一个士兵，自然弄得“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老幼饥寒，家户菜色”（《三国志·吴志·贺邵传》），全国人民要怨声载道了 。统治者为了满足他们腐化奢侈的生活，打算扩大官营的手工业工场，命交州的地方官吏抽调民间的手工业工人一千余名到建业，来补充官奴隶数额之不足，以致引起了交州以吕兴为首的农民起义，接着永康（今浙江永康）也发生了以施旦为首的农民起义，广州又发生了以士兵郭马为首的起义，东吴境内的阶级矛盾，已激化到不可缓和的程度。

孙晧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暴君。濮阳兴和张布拥立他做皇帝不久，见他粗暴骄盈，又好酒色，非常懊悔，孙晧知道后，就杀死兴、布。接着又杀死了孙休的妻子和孙休的两个儿子。夏口（今汉口）督孙秀（孙权弟孙匡之孙）以宗室至亲握兵在外，为孙晧所不满，被迫投奔晋朝。侍中韦昭著有《国语》注等书，是东吴著名的学者，“常领左国史。……晧欲为父和作纪，曜（即“昭”，晋人避司马昭讳所改）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如是者非一，渐见责怒。……晧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酒〕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韦昭平日的酒量，不超过二升，孙晧嫌他不多饮酒，“积前后嫌忿，收曜付狱”（《三国志·吴志·韦曜传》），最后还是把他杀了。常侍王蕃也以“不能承颜顺指，时或迕意”，在一次酒会中，“沉醉顿伏”，孙晧还说他是假醉，“呵左右于殿中斩之”（《三国志·吴志·王蕃传》）。孙晧还常常施用剥面皮和凿眼睛的酷刑，如果臣下不顺从他或敢于迕视他，他就施用这些酷刑。小小一个吴国，当时后宫将近万人。孙晧还“激水入宫，宫人有不意者，辄杀流之”（《三国志·吴志·孙晧传》）。在晋灭吴之后，晋武帝问东吴旧臣薛莹：“孙晧之所以亡者何也？”薛莹回答说：“晧之君吴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衅，实由于此。”（《三国志·吴志·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单凭薛莹这几句话，就知道东吴是非亡不可的了。

公元279年（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大举伐吴，分六路出兵：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趋涂中（今安徽全椒滁河流域），安东将军王浑趋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横江浦，南对江南之采石），建威将军王戎趋武昌，平南将军胡奋趋公安（油江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趋江陵，益州刺史龙骧将军王濬自巴蜀顺流而下。六路军队共二十多万人，受大都督贾充节制，贾充率中军驻扎在襄阳。王濬在公元272年时，就在蜀中召集兵夫一万多人赶造船舰，大舰“长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资治通鉴》晋武帝泰始八年）。当王濬大规模造船的时候，木片碎屑沿江漂下，东吴建平太守吾彦把这个情况向孙晧汇报，并请求在秭归增加军事力量以防晋军出峡东下，孙晧根本不考虑吾彦这个建议。吾彦只得在江碛要害之处，加置了一些铁锁链来横截江路，同时还铸造了许多一丈多长的铁锥，暗置江底，使大的船舰无法顺利下驶。这时王濬率水陆军七万人乘楼船东下，先作大筏几十个，方百余步，筏上缚草为人，披甲持杖，由善识水性的兵士推筏前进，遇到江底潜伏的铁锥，设法取出。又做了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的火炬，放在船前，遇到横截江路的铁链，用火炬把它烧断，楼船便通行无碍。王濬顺流而下，于次年二月攻下东吴的西陵（今湖北宜昌市东）、乐乡（今湖北松滋东）；随后又会同王戎，进克武昌，直趋建业。杜预也攻取江陵，沅水、湘水流域及其以南州郡望风归顺。

东吴丞相张悌率精兵三万渡江迎战，结果为王浑的军队所击败，全军溃散，张悌阵亡，这样，长江的制江权完全掌握在西晋一方了。王濬自武昌扬帆东下，“戎卒八万，方舟八里”，“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威势甚盛”（《资治通鉴》晋武帝太康元年）。吴军军心涣散，望风而逃，孙晧只得投降。吴立国凡五十八年而亡。

东吴政权被西晋消灭了，可是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除了缴出东吴政权过去交给他们率领的一部分世袭兵以外，他们的经济基础一点也没有变动，他们的家兵，也并没有收编或解散。这一支武装力量，在以后西晋政权崩溃的时候，还起了周玘“三定江南”的作用，成为东晋统治阶级稳定江东的重要支柱力量。

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的经济基础，何以不为西晋政权所消灭呢？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武装，何以不被西晋政权所解散呢？这有一定原因。西晋统治者在灭吴之后，看到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内部很团结，经济势力很雄厚，武装力量很强大，这对中央来说，固然有所不利，可是东吴末年，江南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保留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武装力量以及滋养这种武装力量的庄园经济，来共同镇压人民，比消灭它远为有利。因此，吴亡之后，西晋政权一面让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庄园经济和武装组织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另一面还吸收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中的著名人物如陆机、陆云、顾荣、张翰等到中央去。不过，江东世族大地主并不留恋“素衣化为缁”的中朝——洛阳，天天想回到江南去。陆机临死，还惦念着华亭（今上海市松江西平原村）的鹤唳；顾荣念念不忘江南的水味；张翰见秋风起，想到吴中的菰菜、莼羹、鲈鱼脍，立刻辞职回家，正因为他们的庄园，不因东吴政权的倾覆而荒芜，才念念不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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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吴志·刘繇传》：曹公攻陶谦，徐土骚动，〔笮〕融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
《三国志·魏志·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曰：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
《三国志·吴志·张昭传》：〔张昭〕，彭城人也。……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
《三国志·吴志·全琮传》：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
《三国志·吴志·鲁肃传》注引《吴书》曰：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乃使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三百余人行，州追骑至，肃等徐行，勒兵持满……骑度不能制……乃相率还。肃渡江。
亦有远至交州者，见《三国志·吴志·士燮传》：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三国志·蜀志·许靖传》：靖身坐岸边，先载附从疏亲悉发，乃从后去。……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漂薄风波。

[2] “山越”之名，始见于东汉末年。他们以“宗”为组织骨干，部称“宗部”，伍称“宗伍”，首领称“宗帅”，统称之为“宗民”，统治阶级则诬之为“宗贼”。因江南山民，氏族的残余遗留特别严重，故称“宗”。不过从《三国志·魏志·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江南……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的话看来，山越内部的阶级对立，也已经非常显著了。《战略》又称：“〔表〕遣人诱宗贼帅，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江南遂悉平。”则他们曾遭刘表的袭击。
《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曰：慈见策曰：“华子鱼（歆）……非筹略才，无他方规，自守而已。又丹阳僮芝，自擅庐陵，诈言被诏书为太守。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所遣长吏，言我已别立郡，须汉遣真太守来，当迎之耳。子鱼不但不能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昏（今江西永修）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唯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睹视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顷之，遂定豫章。（以上系东吴立国以前山越宗部之见于当时记载者）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建安五年，策薨，以事授权。……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八年（公元203年）……“山寇”复动。〔权〕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
《三国志·吴志·顾雍传》注引《吴书》曰：雍母弟徽……或传曹公欲东，权谓徽曰：“……卿为吾行。”……到北，与曹公相见。公具问境内消息。徽……因说江东大丰，山薮宿恶，皆慕化为善，义出作兵。公笑曰：“……君何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
《三国志·吴志·张温传》：以辅义中郎将使蜀。权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于蜀。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
《三国志·吴志》贺齐等传评曰：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山越的反抗，使孙权不得不屈事曹魏，其影响之大可知）
关于江西山民见下列记载：
《三国志·魏志·刘晔传》：庐江太守刘勋……兵强于江淮之间。孙策恶之，遣使卑词厚币，以书说勋曰：“上缭（今江西建昌）宗民，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愿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实，得之可以富国，请出兵为外援。”勋信之。……〔晔〕对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则兵疲于外，而国内虚，策乘虚而袭我后，则不能独守。……若军必出，祸今至矣。”勋不从，兴兵伐上缭。
《资治通鉴》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勋伐上缭，至海昏（今江西永修），宗帅知之，皆空壁逃迁，勋了无所得。时策……闻勋在海昏……乃……自……袭皖城，克之。
《三国志·吴志·韩当传》：从……破黄祖，还讨鄱阳，领乐安（今江西德兴东）长，山越畏服。
《三国志·吴志·潘璋传》：迁豫章西安（今江西武宁西）长。……比县建昌（今江西奉新西）起为“贼乱”，转领建昌……讨治“恶民”，旬月尽平，召合遗散，得八百人。
《三国志·吴志·董袭传》：鄱阳“贼”彭虎等，众数万人。袭与凌统、步骘、蒋钦，各分别“讨”，……旬日尽平。
《三国志·吴志·凌统传》：后从击“山贼”，权破保屯，先还，余麻屯万人，统……留攻……大破之。
《三国志·吴志·贺齐传》：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齐讨平之，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二十一年，鄱阳民尤突……化民为“贼”……齐讨破突……料得精兵八千人。
《三国志·吴志·周鲂传》：黄武中（公元225年），鄱阳大帅彭绮作“乱”，攻没属城，乃以鲂为鄱阳太守，与胡综勠力攻讨，遂生禽绮。
《三国志·魏志·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曰：时吴人彭绮又举义江南，议者以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问资。资曰：“鄱阳宗人前后数有举义者，众弱谋浅，旋辄乖散。……以此推绮，惧未能为权腹心大患也。”绮果寻败亡（《资治通鉴》系于魏明帝太和元年）。
《三国志·吴志·周鲂传》：“贼”帅董嗣负阻“劫钞”，豫章、临川并受其害。……鲂遣间谍，授以方策，诱狙杀嗣。嗣弟怖惧，诣武昌降于陆逊，乞出平地，自改为善。由是数郡无复忧惕。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冬……庐陵“贼”李桓、罗厉等为“乱”。四年夏，遣吕岱讨桓等。……五年二月……中郎将吾粲获李桓，将军唐咨获罗厉等。……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夏，吕岱讨庐陵“贼”毕。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冬十月……鄱阳“贼”彭旦等为“乱”。
《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嘉禾六年……鄱阳……郡民吴遽等果作“贼”……逊自闻辄讨即破……料得精兵八千余人。
《三国志·吴志·孙休传》：永安七年（公元264年）秋七月，……庐陵豫章民张节等为“乱”，众万余人。
关于皖南山民，见下列记载：
《三国志·吴志·孙辅传》注引《江表传》曰：策既平定江东……袁术……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阳宗帅陵阳（今安徽石台东北陵阳镇）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策自率将士讨郎，生获之。
《三国志·吴志·周泰传》：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而“山贼”数千人卒至。
《三国志·吴志·朱桓传》：后丹阳、鄱阳“山贼”蜂起，攻没城郭，杀略长吏，处处屯聚。桓督领诸将，周旋赴讨，应皆平定。
《三国志·魏志·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
《三国志·吴志·贺齐传》：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讨丹阳黟（今安徽黟县）、歙（今安徽歙县）。时武强（今浙江遂安界有武强山）、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今浙江淳安西）。而歙“贼”金奇万户屯安勤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魏氏春秋》曰：“丹阳郡歙县有林历山”）。……齐大破仆等，其余皆降。……齐复表分歙为新定（今浙江遂安西）、黎阳（今安徽休宁东南）、休阳（今安徽休宁西）并黟、歙凡六县。权遂割为新都郡，齐为太守，立府于始新。
《三国志·吴志·陆逊传》：逊建议曰：“方今英雄棋跱，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会丹阳“贼”帅费栈受曹公（操）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主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还屯芜湖。
《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恪以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恪乃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三年）人数（四万），皆如本规（公元237年事）。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率众佃庐江皖口。……赤乌中（公元243年）……徙……屯于柴桑。
《三国志·吴志·顾雍传孙承附传》：孙承，后为吴郡西部都尉，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
《三国志·吴志·陈武传子表附传》：嘉禾三年，诸葛恪领丹阳太守，讨平山越，以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表在官三年，广开降纳，得兵万余人。
《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出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贼”帅黄乱、常具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
关于浙东山民，见下列记载：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吴人严白虎等各万余人处处屯聚，策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今福建福州市），乃攻破虎等。
《三国志·吴志·朱桓传》：迁荡寇校尉。……使部伍吴、会二郡，鸠合遗散，期年之间，得万余人。
《三国志·吴志·陆逊传》：时吴、会稽、丹阳，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害，历年不禽，逊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
《三国志·吴志·凌统传》：统以山中人尚多壮悍，可以威恩诱也。权令东占，且讨之，……得精兵万余人。
《三国志·吴志·贺齐传》：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吴郡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数千人，齐出讨之，即复破稚。
《三国志·吴志·周鲂传》：钱唐大帅彭式等蚁聚为“寇”，以鲂为钱唐侯相，旬月之间，斩式首，及其支党。
《三国志·吴志·全琮传》：权使讨山越，因开召募，得精兵万余人。黄武七年（公元228年）……丹阳、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注引《吴录》曰：“琮时治富春”），琮领太守，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
《三国志·吴志·孙晧传》：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注引《吴录》曰：“永安今武康县也”）……出乌程……比至建业，众万余人。丁固、诸葛靓逆之于牛屯，大战，但等败走。
关于福建山民，见下列记载：
《三国志·吴志·贺齐传》：侯官（今福建福州市）既平，而建安（今福建建瓯）、汉兴（今福建浦城）、南平（今福建南平）复“乱”。齐进兵建安，立〔会稽南部〕都尉府，是岁〔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也。……“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姓吴名五）六千户，别屯大潭（今福建建阳）；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今福建松溪）。……齐进讨明等，连大破之，临阵斩明，其免、当、进、御皆降。转击盖竹，军向大潭，三将又降。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建安十年（公元205年），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今福建建阳）。
《三国志·吴志·吕岱传》：出补余姚长，召募精健，得千余人。会稽东冶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禽合、狼，五县平定。
关于湖湘山民，见下列记载：
《三国志·吴志·张昭传子承附传》：子承，出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五凤二年（公元255年），讨“山贼”陈毖于零陵，斩毖克捷。
关于交广山民，见下列记载：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弟〕胤……复讨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

[3] 《宋书·州郡志》：“〔丹阳〕溧阳令，汉旧县。吴省为屯田。”“湖熟令，汉旧县。吴省为典农都尉。”“〔吴郡〕盐官令，汉旧县。《吴记》云：‘盐官，本属嘉兴，吴立为海昌都尉治，此后改为县。’”“〔淮南〕于湖令……本吴督农校尉治。”“〔南琅邪〕江乘令，汉旧县。……吴省为典农都尉”。“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
《三国志·吴志·华覈传》：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

[4] 《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恪自领万人，……率众佃庐江皖口。
《三国志·魏志·满宠传》：〔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春，〔孙〕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
《晋书·王浑传》：吴人大佃皖城（今安徽潜山）……浑遣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田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

[5] 《三国志·吴志·孙休传》：永安七年（公元264年）秋七月，“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骆秀。
《宋书·州郡志》：晋陵南沙令，本吴县司盐都尉署。吴时名沙中。

[6] 《三国志·吴志·孙晧传》：凤凰三年（公元274年），……会稽太守郭诞……送付建安作船。
《三国志·吴志·张 传》：子玄，玄子尚，孙晧时，送建安作船。
《宋书·州郡志》：吴孙休三年（公元260年），……立建安郡……。原丰（今福建福州市）令，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温麻（今福建霞浦西）令，晋武帝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立。

[7] 如孙权废张温，见《三国志·吴志·张温传》；孙 杀朱异，见《三国志·吴志·朱桓传》；孙晧厌恶陆凯，以其宗族强盛，不敢加诛，见《世说新语·规箴篇》注引《吴录》。
《世说新语·政事篇》：贺太传〔邵〕作吴郡。……吴中诸强族轻之，……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晧，然后得释。 vY7adMmFyCR0yGLkEElImSAHDwAF+D3uNACIVvkbxMBkRjleS5rYn03wyKUT9Skj